《达文西密码》的骗局!(一)


(A)       引言

“密码揭开! 改写人类历史!” 此乃电影《达文西密码》(The Da Vinci Code, 或译《达·芬奇密码》)[1]的宣传口号. 这部电影取自一本自2003年4月出版以来成为全球150个国家的畅销书  —  《达文西密码》. 这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已售出3千6百万本, 被译成44种语文, 并在基督徒圈子和学术界中掀起了一阵风浪. 大导演霍华德(Ron Howard)看准这有利票房的时势, 请了著名演员(如Tom Hanks、Audrey Tautou、Jean Reno等)将之拍成电影, 并在2006年5月19日全球首映.

此书和电影将错误和故弄玄虚的数据当作史实, 刻意颠覆历史中的耶稣基督形象, 严重曲解《圣经》及教会史实, 透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 将谬论广泛推销给普世大众! 《达文西密码》已欺骗和迷惑了许多人, 并动摇不少基督徒的信心. 据说《达文西密码》于2006年5月19日全球首映之后, 读者及观众当中有将近60%的人相信耶稣确实结婚生子. 我们不能忽视此现象, 并有责任揭开真相、为真理辩明、为众人解惑!

 

(B)       《达文西密码》的内容概要

丹·布朗(Dan Brown)在《达文西密码》中精心编织了一套复杂的情节, 我们必须先对其内容作一简单的概括: 在巴黎的卢浮宫内(Louvre Art Museum), 馆长索尼埃(Jacques Saunière)遭到神秘的谋杀. 在案发现场, 索尼埃临死前画了一些怪异的宗教符号, 于是警方请来宗教符号学大师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 由Tom Hanks饰演)协助调查. 兰登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 当时正在巴黎讲学. 与他一起调查的是警方的密码破译专家索菲·奈芙(Sophie Neveu, 由Audrey Tautou饰演), 她恰好是索尼埃的孙女, 但与祖父已经疏远了10年. 通过调查, 兰登和奈芙逐步揭开他们起初没有意识到的事: 索尼埃是历史上一个秘密宗教团体  —  锡安会(另译“锡安社团”, the Priory of Zion / Sion)  —  的领袖, 这个团体自从1099年成立以来, 就一直在保卫有关“圣杯”(Holy Grail)真正本质和下落的秘密.

在一系列怪异的事件中, 兰登和奈芙顺着索尼埃留下的线索开始展开调查, 最终目的是找到人们长期以来苦苦追寻的神秘圣杯; 同时也寻找图谋杀害索尼埃的人. 显然, 凶手是在试图了解圣杯的下落时杀死他的. 这些神秘人物曾利用狂热的天主教团体主业会(另译“天主事工会、神工会”, Opus Dei)的成员作为爪牙, 并在后者的帮助下寻找圣杯的藏身之处. 在兰登和奈芙的冒险过程中, 他们偶然遇到了历史学家雷·提宾爵士(另译“提彬”, Sir Leigh Teabing), 一位富有的英国贵族和圣杯专家. 提宾讲述了神秘圣杯的历史背景. 他指出圣杯并非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所用的杯子, 而是一个人, 即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 她是耶稣的妻子和爱侣, 她为耶稣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儿. 耶稣受难之后, 马利亚带着孩子逃到法国, 使耶稣的神圣家族因此一直延续下来.

根据《达文西密码》, 一些秘密文献记载了耶稣血统的存在. 这些文献赞美了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本质, 文献中包括早期的一些福音书(其实是“伪经”)  —  它们后来在公元4世纪时遭到了宣布基督信仰为国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公元280-337年)[2]所压制. 《达文西密码》指出, 君士坦丁破坏了80余本希望在《新约圣经》中争得一席之地的福音书, 把耶稣从凡人提升到神子的地位, 并完全压制有关马利亚和女神的传统, 将基督教中的女性妖魔化, 破坏其女神崇拜的真正本质(注: 根据此书, 抹大拉马利亚代表神的阴性方面  —  the “divine feminine”, 所以受人敬拜).

可是, 几个世纪以来, 锡安会都知晓有关耶稣和马利亚的真相, 并且为了庆祝他们二人的神圣结合, 以及崇拜女神,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举行秘密集会. 这个秘密的团体保存了抹大拉马利亚的坟墓以及数百件论及女神真相的文献. 而索尼埃就是锡安会最近的领袖. 还有其它闻名人物领导过锡安会(例如牛顿[Isaac Newton] 、雨果[Victor Hugo]), 并赞美有关耶稣与马利亚的结合, 这些领袖包括举世闻名的达文西(另译“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3] 他在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中画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 并在他的其它多幅画中暗示了关于耶稣和马利亚的真相, 以便让那些了解这一事实的人们去观看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

简而言之, 锡安会保存着千古秘密或文件, 目的是保护耶稣后人, 曾经成立了圣殿骑士兵团(The Knight Templar), 不断有成员透过各种文学或艺术暗中宣扬这天大的秘密. 另一方面, 主业会是替天主教梵蒂冈(Vatican, 此城乃天主教的宗教中心)对付锡安会的组织, 要消灭耶稣后人. 《达文西密码》描写了主业会为找寻“圣杯”而四处追杀人的情节. 在提宾爵士的说明下, 兰登和奈芙顺着错综复杂的密码迷宫, 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 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 直到他们获得圣杯及其最后藏身之处的真相, 从而揭开了围绕着圣杯以及揭示圣杯真正力量的秘密文献之谜.

(C)       《达文西密码》的作者立场

这个曲折的故事造就了一个精彩故事, 显然, 作者丹·布朗是个讲故事高手. 同时, 他对市场的敏锐度极高, 熟知现今读者对什么好奇, 也知道今天使市场畅销的元素是什么? 那就是充满情欲的灵性世界、秘密社团、诺斯底主义、回归神圣女性的敬拜、反圣经与反基督信仰的趋势. 他运用历史手法来写小说, 捏造事实, 因此我们观赏这部电影或阅读该书时, 要谨慎思想究竟小说中有多少是历史的事实、多少是他虚构的想象!

丹·布朗宣称自己的小说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 他企图重整几个事实: 历史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马利亚、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基督教福音书, 以及对于流传至今的基督信仰和新约圣经,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圣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等. 可是“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宣称此书是介于可疑(questionable)与可议(controversial)之间. 所以明智的读者或观众所该弄清楚的是: 这本小说依据的历史背景到底有多少是事实? 多少是虚构?

从某种角度说,这个问题是由《达文西密码》作者自己提出来的, 因为它一开篇就列出一系列号称“事实”的内容(第1页, 在序言之前), 其中包括有关锡安会、主业会以及其他内容的叙述, 并断言“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确有其事”. 我们看到, 尽管作者丹·布朗努力表现事实, 但他实际上却在玩弄事实, 因为书中许多所谓的事实不过是他的虚构. 这也是作者不敢将它写成学术研究报告而写成小说的根本

原因. 因为这样一来, 他可以借着小说中虚构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之口, 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 而且又可以不负责任, 只表示一种“既是小说, 不属真实也无妨, 信不信由你”的态度.[4]

 

 

(D)       《达文西密码》的“捏造事实”

虽然丹·布朗一再严肃地声称其小说根据严谨的研究和历史的事实, 可是熟悉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作者所谓的事实不过是“捏造的事实”! 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分析和讨论.

 

(D.1)   君士坦丁定星期日为敬拜神之日

丹·布朗的确引用了许多历史资料, 却严重曲解这些资料. 譬如, 《达文西密码》指出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星期日定为基督徒敬拜神的日子, 但对圣经和历史稍有认识的人肯定知道, 这说法根本是错误的! 从圣经的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之记载显示, 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早就以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替代了星期六(安息日)作为他们敬拜神的日子(即擘饼记念和敬拜神; 徒20:7; 林前16:2), 因为星期日是主基督耶稣复活的日子(太28:1; 可16:2). 由此看来, 自公元第1世纪开始, 星期日已成为基督徒敬拜神的日子了. 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1年3月3日所颁布的, 乃是星期日不用工作、休息的日子而已.

 

(D.2)   君士坦丁编篡《新约圣经》正典

丹·布朗透过《达文西密码》中虚构的历史学家提宾(Sir Leigh Teabing)表示,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新约圣经乃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所编篡的. 提宾说: “人们认为原来的《新约》考虑收入的待选福音书有80多种, 但是后来只有很少的几种被选上了, 其中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 索菲问道: “收录福音的工作是谁完成的呢?” “啊哈!”提宾突然发出了极大的热情. “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讽刺!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篡.”(《达·芬奇密码》, 第214页)[5]

 

提宾后来宣称, 君士坦丁为了提供正典经文的证据, 来宣扬耶稣是神而不是凡人的观点, 所以他就需要“创造”一部新的《圣经》(圣书集). 这就导致了所谓《新约》正典的形成, 也导致了对其他未选中的圣书的破坏: “为了改写历史, 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 由此, 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 … 君士坦丁下令出资编写一本新的《圣经》. 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耶稣凡人特征的福音, 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书添油加醋了一番. 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达·芬奇密码》, 第217页)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新约圣经》真的是由君士坦丁皇帝根据个人喜好编篡出来的吗? 历史的真相是: 君士坦丁皇帝根本与《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无关! 他没有选择哪本书收入正典或排出在外, 他更没有下令销毁那些被正典排出在外的福音书. 《新约圣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 从君士坦丁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 根据历史记载, 君士坦丁皇帝根本没有插手《新约圣经》的编篡过程.

 

编篡《新约圣经》正典的工作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了. 大约在公元1世纪20年代末, 耶稣开始公开传道, 公元30年左右, 他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不久五旬节圣灵降临, 教会开始建立. 再过不久, 圣灵便透过使徒和其他圣经作者写下了神所默示的新约书卷. 使徒保罗的书信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圣经正典书卷,[6] 写于公元50-60年左右.[7] 《新约圣经》中福音书是现存最早的有关耶稣生活的记录, 可能写于公元70-95年之间.[8] 《新约圣经》中其他书信也写于大约同一时期(公元50-100年), 最晚的书信(启示录)可能写于公元95-100年左右. 总之, 《新约圣经》的正典书卷早在大约公元100年前已经写成.

 

就在那个时期, 基督徒们开始考虑确立某种独特的基督信仰权威著作, 使之拥有与《旧约圣经》同等的地位. 《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和一些书信的内容已反映出主耶稣的言论和教诲与旧约圣经有同样权威, 《彼得后书》也将保罗书信与旧约圣经相提并论(彼后3:15-16), 由此可见, 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初(比君士坦丁皇帝早两百多年), 基督徒已接受一些书籍为正典权威, 并开始留意哪些书是正典书卷.随着亲身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渐渐离世, 教会中对基督信仰的解释开始趋向多元化, 第2世纪时, 已经出现很多教派, 并且各教派之间的差异已显而易见, 因此收集整理正典权威之作就成了当务之急.

 

事实上, 第1至第2世纪的初期教会早已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何为新约圣经正典. 这些标准是: (1)此书必须出于使徒, 或使徒的第一代门生(门徒/学生), 因为他们亲耳听过主耶稣或使徒的见证; (2)书卷中的教训必须与正统的信仰(基督和众使徒的教训)一致; (3)必须广为各地教会所认可、所接受和使用; (4)必须具有属灵的震撼力和道德的感化力.[9] 故此, 早在第1和第2世纪, 初期教会已能认出和开始收集属于新约正典的书卷.

 

通过公元2世纪的某些教会作家, 我们能够追溯四部福音书成为正典的开端. 历史上有个被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公元100-165年)的人物, 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殉道于大概公元165年. 为了证道, 他在写作时引用早期的福音书, 但他没指出这些书的书名, 只是简单地把它们统称为“使徒们的回忆录”.

 

大约在公元180年, 另一位重要的基督徒作家爱任纽(Irenaeus, 离世于公元195年左右)开始写作. 在教会历史上,游斯丁与爱任纽之间的这几十年是一个重要阶段,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各种诺斯底(Gnostic)的异端邪说开始盛行(关于诺斯底主义,请参本文附录), 代表人物马吉安(Marcion)开始广泛传播他的诺斯底主义思想. 正统基督徒领袖们怎样对抗诺斯底派的神学观点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主耶稣自己的使徒们撰写的书中寻求支持. 所以到了爱任纽的时候, 他对属于圣经的书籍有了更固定的看法. 事实上, 对于爱任纽来说, 世界上只有四部福音书 —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另外他认为不管是谁, 如果只使用这四部福音书中的一部或加入其他的“福音书”(例如《彼得福音》或《多马福音》), 那么他们就是误入歧途.

 

大约在爱任纽的时代, 出现了第一种正典经书名单, 被称为“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 这份属于公元170年的经目将教会初期所承认为正典书卷加以收集. “穆拉多利经目”所收集的书卷包括了全部的新约书卷, 除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和约翰的一封书信之外.[10] 可见当时正统教会中的基督徒几乎一致认为: 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犹大书》和《启示录》应该收入正典, 虽然对于其他书籍是否接纳为正典的争论颇多. 换言之, 第4世纪才出现的君士坦丁根本没编篡新约正典, 亦无法重写历史, 因为他不可能收集到散布各地的一切书卷(以毁灭一切反对他论点的书卷), 也无法更改在他以前这一切的历史证据.

 

总之, 初期教会根本就没有以任何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来“决定”新约的27卷正典, 这些会议只是“追认”已被初期教会奉为正典的权威圣经书卷. 事实上, 当四福音或者是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一被写成文字, 就在圣灵的带领下被各地的教会奉为正典地传阅、诵读.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约10:4,16), 当时还活着的众使徒也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参徒5:1-12), 甚至初期教会中也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林前12:10), 所以初期教会不难认出哪些书信是正典的书卷. 虽然正典曾有不同的清单(书单), 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几卷书是有争议性的. 当保罗或其他使徒写信给某些教会时, 可能其他地方的教会并不知道, 所以不敢随意列入正典, 这点说明初期教会在接纳正典的课题上是何其谨慎, 必先经过多方的查验和考证.

 

无论如何, 这数本有争议性的书卷(即希伯来书、雅各书和约翰的一封书信)经过严谨的考察后, 已在第4世纪时确立为正典书卷. 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主后367年给39个教会的书信中提到了一个正典书单, 列出了我们现在的《新约》中的27本书, 不多不少![11] 这标志着《圣经》正典的确立在这之前已经完成, 各教会都承认这27本书为《新约》正典, 实在看出这是圣灵合一感动的工作和见证! 笔者深信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是绝对可靠的正典, 因为神愿意也能够保守自己所默示的圣经是完整无缺的, 并在他的众教会中被流传、教导和传递下去.

 

最后, 有关君士坦丁和《新约圣经》的故事, 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另译“尤西比乌”, Eusebius)[12]在《君士坦丁的生活》一书中仅有这样一则的记载: 公元331年, 这位皇帝亲自要求优西比乌斯制作50本基督教《圣经》手抄本, 提供给他在自己的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修建的教堂. 但在这个制作《圣经》的命令中, 关于排除哪些福音书、收录哪些福音书, 君士坦丁绝对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此外, 没有证据证实君士坦丁下令烧毁早先的福音书, 所烧毁的其实是尼西亚会议所发现和鉴定为异端的亚流(Arius)著作(参下文).  因此, 历史告诉了我们真相. 《达文西密码》中所谓的君士坦丁皇帝根据个人喜好编篡《新约圣经》(尤其是四福音书), 这说法纯属虚构!

 

(D.3)   主耶稣是凡人

丹·布朗也借《达文西密码》中虚构的人物(提宾爵士)指出, 主耶稣的神性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时, 被人以投票方式确立的, 在此之前的初期教会中, 主耶稣只被当做“终有一死的先知”, “不是神的儿子”, 是与你我一样普通的人.[13] 书中不断的重复说: “耶稣只是一位先知”、“一位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不过是个普通人”等等.

 

(a)   丹·布朗的矛盾说法

这个论点绝不正确, 不符历史的事实, 不过是作者追随现代不信之风, 要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 实际上, 早在基督信仰形成之初, 耶稣基督的神性在基督徒当中就是一个众所公认的真理. 此外, 细心明察的读者不难发现《达文西密码》一书中, 提宾在谈论耶稣基督的神性时, 他向索菲所作的描述颇为混乱和前后矛盾. 一方面, 他指出直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 基督徒们才接受耶稣的神性; 另一方面, 他又指出君士坦丁下令编订的《圣经》正典中, 只接受那些把耶稣塑造成神的福音书, 排除了所有其他把耶稣塑造成人的福音书. 但问题是: 如果基督徒到尼西亚会议才承认耶稣的神性(提宾的观点), 那么, 怎么可能早在1世纪的时候,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就已经把耶稣塑造成神(这也是提宾的观点)了呢?

 

(b)   四福音甚至伪经记述主耶稣的神性

除了上述观点犯了逻辑上的矛盾之外, 提宾的观点也在关键之处犯了错误. 他指出耶稣基督的神性在尼西亚会议之前未被确立. 但事实是, 在尼西亚会议之前, 基督徒们已经相信主耶稣既是神又是人,新约四福音书描写主耶稣人性的地方与描写其神性的地方同样多; 例如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指出主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约1:14), 而“道”就是神(约1:1-3), “肉身”则是人. 在这本福音书中, 耶稣的门徒承认他作为神的身份, 包括心存疑虑的多马最后也承认道: “我的主, 我的神!”(约20:28). 不仅如此, 未收入新约福音书的伪福音书(即“伪经”)描写耶稣神性的地方和描写其人性的地方也同样多, 甚至更多, 例如《多马的耶稣婴孩福音》中记载孩童耶稣使那用泥做成的麻雀活起来并飞走了; 《彼得福音》明确记载耶稣的复活, 它记载的复活清晨之景象, 比新约四福音书所记的更加奇异; 《多马福音》也记载耶稣说: “万物都从我而生…”. 总之, 我们清楚看到主耶稣的神性是初期所有真基督徒的共识, 甚至一些伪经的作者亦如此认为.

 

(c)   新约书信多次肯定主耶稣的神性

除了四福音书, 还有许多新约书信的经文也明确肯定主耶稣的神性, 这些书信都比尼西亚会议至少早250年完成的. 保罗在主耶稣死后20多年时(尼西亚会议之前280年左右)已开始写信, 并常在他的信中强调耶稣基督是神, 如罗9:5; 提前3:16. 他也表明主耶稣是“神的形象”(腓2:6; 西1:15), “与神同等”(腓2:6).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表示主耶稣是“神本体的真像”(来1:3), 且被父神称为“神”(来1:8). 新约也多次称他为“神的儿子”(约壹5:20; 也参帖前1:10). 总括而言, 丹·布朗在《达文西密码》透过提宾断言基督徒在尼西亚会议之前没把主耶稣当做神, 这一看法是绝对不合历史事实的.

 

(d)   尼西亚会议到底讨论什么课题?

是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 尼西亚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历史告诉我们, 确实是君士坦丁在公元325年召开尼西亚会议, 而召开此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流主义(Arianism)有关.[14] 亚流(另译“阿里乌”, Arius, 公元256-336年)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 他否定基督的神性, 教导说“只有圣父才是完全的神, 圣子或道只是‘首先被造者’”. 他的号召吸引了不少人跟随他, 形成传播甚广的亚流主义异端. 他与正统基督徒之间的争辩越来越激烈, 威胁到罗马帝国的和平, 所以君士坦丁不得不下令主教们召开会议来解决此问题. 参加那次会议共有220位主教, 投票结果是218票对2票反对亚流, 相信耶稣是真神, 与圣父本体相同(英文译为“of one substance”, 译自原文的希腊字 homoousios ), 同时也颁布了尼西亚信经.[15] (《达文西密码》所说投票结果“相当接近”的说法与历史完全不符!) 由此可见, 尼西亚会议与神化耶稣、解决圣经正典的议题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 《达文西密码》一贯的做法是“事实与虚构混杂”, 在上述引用的对话里, 提宾的观点中包含着事实与虚构的元素. 君士坦丁的确召开了尼西亚会议, 而且会议的问题之一涉及耶稣的神性. 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并非如提宾所言: 仅仅决定耶稣是不是神. 恰恰相反, 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 甚至几乎当时每个地方的每个基督徒, 都已一致承认主耶稣是神, 是神(上帝)之子. 所以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 如何根据主耶稣是人这一事实, 来理解主耶稣的神性. 另外, 如果只有独一的真神, 主耶稣和父神怎么可能都是神呢? 圣父与圣子同等吗? 这些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要处理的问题, 而的的确确没有投票决定耶稣神性的问题, 因为早在基督信仰形成之初, 主耶稣的神性在基督徒当中就是一个共同承认的真理. 因此, 尼西亚大公会议并没有发明或确定耶稣基督的神性, 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承认其神性的方法, 宣告主耶稣和天父“本质相同”.

 

(e)   《死海古卷》和纳格哈马迪的真相

丹·布朗借《达文西密码》人物提宾爵士指出: 尽管《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把耶稣塑造为神而不是人(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 这观点本身是错误的), 但早期基督信仰中还有其他福音书把主耶稣视为凡人. 这些书卷来自《死海古卷》和埃及的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附近出土的文献. 他认为这些书卷中所描写的更具有历史准确性.提宾也指出, 在记载耶稣的福音书中, 这些文献属于现存最早的记录, 可以用来纠正基督徒圣经正典把耶稣视为神的观点.

 

首先, 让我们看看提宾对索菲所说的话: “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 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下来. 《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 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或译“昆兰”, Qumran)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 当然了, 还有1945年在埃及纳格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 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 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讨论基督的教诲. 当然, 梵蒂冈为了保持它那欺骗民众的传统,竭力制止这些文献的发表”(第217页). 这些有关《死海古卷》和纳格哈马迪藏书的说法是否具有历史真确性? 还是又一个虚构的故事?

 

诚实的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 提宾的大部分说法都不具历史真确性: (1)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君士坦丁并没有试图将任何早期福音书烧毁以斩草除根; (2)《死海古卷》是属一种犹太教派(即“昆兰社群”, Qumran Community)的文献, 而非基督徒的作品; (3)《死海占卷》最初发现于1947年, 不是20世纪50年代; (4)在纳格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文(Coptic)文献是书籍, 不是所谓的古卷;[16] (5)不管是纳格哈马迪文献还是《死海古卷》都根本没有说到圣杯的故事; (6)它们也没有以“很人性的词句”讨论耶稣; 反之, 与《新约》中的福音书相比, 纳格哈马迪文献塑造的耶稣更具有神性; (7)梵蒂冈与隐藏这两种古文献毫无关系. 事实上, 《死海古卷》根本就不是1950年代发现的, 而是发现于1947年. 考古学家们都会清楚记得这个发现的时间  —  1947年, 因为这事成为了20世纪考古最大的发现! 丹·布朗竟然记不清这个时间, 我们就难免要问他怎么记得其他比这更早将近2千年的事呢?

 

《死海古卷》是在死海西北岸昆兰河谷(Wadi Qumran)一带的11个洞穴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 这些文献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昆兰社群(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就是“爱色尼派”[Essenes]的犹太教派), 其中包括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抄本, 以及对旧约圣经文本的评论、昆兰社群的“教派文献”、祷告文和赞美诗等. 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抄本是《死海古卷》中最重要的文献, 除了以斯帖记之外, 今日旧约圣经中的每一本书都能在《死海古卷》中找到. 对照之后, 学者们证实这《死海古卷》的旧约圣经抄本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旧约圣经是多么地吻合, 几乎只字不差! 学者们都为之震惊. 而这古卷和旧约圣经都一致地表明耶稣基督的神性, 称基督为“全能的神”(赛9:6), “以马内利”(即“神与我们同在”, 赛7:14; 太1:23)(也参诗110:1; 弥5:2). 另一方面, 丹·布朗说《死海古卷》是“基督教最早的文献”(第228页), 这话显露他的无知, 因为那是属于犹太教派, 而非基督徒的文献. 诚然, 《达文西密码》所述的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

 

(D.4)   耶稣基督与马利亚结婚

丹·布朗在《达文西密码》一书中提到“当耶稣受难时, 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怀孕了”(第237页). 而且还说达文西最后的晚餐中那位靠近耶稣的使徒约翰, 其实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然后引出其基本观点说: 耶稣基督娶了抹大拉马利亚为妻, 且生了后代在法国, 抹大拉马利亚就是传说中的圣杯, 其后代则为其圣血传统. 他还说耶稣在最后的时刻极力地使马利亚在他死后成为教会的领袖, 而这计划使彼得心生嫉妒. 耶稣死后, 彼得镇压了跟随马利亚的人; 早期的教会和新约本身都大量地隐瞒了关于耶稣的婚姻和他为了控制会众所镇压和杀掉的人数. 后来罗马天主教会运用政治势力, 在第4世纪压制了抹大拉马利亚的传统, 掩盖了此事. 《达文西密码》更说到意大利名画家达文西利用其著名的画《最后晚餐》, 透过符号隐藏了这故事的密码在其中. 他认为画中的使徒约翰, 其实是抹大拉马利亚, 其构图形成一圣血的秘密符号.

 

上述观点真有历史根据吗? 还是捏造的故事? 事实上, 丹·布朗的观点是抄袭1982年Michael Baigent的著作《圣血, 圣杯》(Holy Blood, Holy Grail)一书的观点, 将之改头换面, 用小说传扬. 他得出这结论的“最有力依据”是两段属于“诺斯底伪经”(Gnostic pseudepigrapha)的经文, 事实上, 这经文也没证明书中所说的. 在伪经《腓力福音》(该书完成于公元250年)中有一段原文, 其古卷纸书已残缺不全, 其正确翻译如下: “抹大拉马利亚□□的伙伴, □□□她多于□□门徒, □□□吻她的□□”. 这卷残卷根本没说明什么, 不过主张马利亚是耶稣妻子的人, 在残缺部份加上自己本身主观之下想要的词句, 变成“抹大拉马利亚, 耶稣的伙伴, 耶稣爱她多于所有门徒, 他常要吻她的嘴唇”. 通过这后来强加上去的补充, 而下结论说“伙伴”一词可以指妻子, “吻嘴唇”表明夫妇关系.

 

然而“伙伴”(companion)的希腊原文是koinônos {G:2844},可以指妻子, 也可指“姊妹、同伴”等, 而希腊文专指妻子的是另一字是 gunê {G:1135}.[17] 至于“吻”的意义, 在《腓力福音》58章34节到59章4章就曾有清楚说明: “通过吻, 可以产生完美的接纳, 基于这原因, 我们都彼此亲吻”. 原来吻是中东人的礼仪, 代表接纳, 在圣经中也有描述, 并不一定指夫妇关系. 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亲嘴问安”(参 林后13:12), 但这不意味着这些信徒都是夫妻.

 

在另一段伪经《马利亚福音》的文献, 利未(Levi)对彼得说: “救主认识她(马利亚)很深, 所以他爱她多于我们”. 这段讲的“爱”字, 是及于众门徒的爱, 明显是指对门徒的那种爱. 希腊文中对不同的“爱”有不同的字来表达, 此处的“爱”完全不暗示有夫妇关系. 可是, 丹·布朗就是依据这两句原文都残缺不全的伪经经文, 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 引出了下面一长篇的推论, 也难怪他只能写成充满想象力的推理小说了!

 

总结来说, 这些属于伪经的书卷本身已无准确历史性, 所引述的两段经文更无有力证据显示马利亚是主耶稣的妻子; 要以它们去建立《达文西密码》那种观点, 可说只能靠幻想与虚构来“捏造历史”.

 

博克教授(Prof. Darryl Bock)指出, 绝大部分学者都相信主耶稣是独身无妻的. 没有任何早期的基督徒文献, 无论是圣经本身或圣经以外的文献, 清楚表明主耶稣在传道事奉时、被钉十架时, 或复活以后有任何的妻子. 当论及主耶稣的家庭时, 总是提到他的母亲、他的弟妹, 却从没提到他的妻子. 博克教授进一步提出3个理由反驳主耶稣娶马利亚为妻的看法: (1)当圣经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时, 从未提及他的丈夫(太27:55-56; 可15:40-41; 路8:2; 约19:25); (2)保罗提到事奉神者有权娶妻的例证中, 没以主耶稣为例(林前9:4-6); (3)主耶稣在十架上并没对抹大拉的马利亚表露特别的关怀(约19:25-27). 按照常理, 如果主耶稣真的娶了抹大拉的马利亚为妻, 在上述3种情况下, 圣经一定提到此事.[18]

 

(D.5)   主耶稣身旁的约翰其实是马利亚

《达文西密码》还有多处的错误. 丹·布朗坚持说, 在名为“最后的晚餐”的画作当中, 耶稣右身旁貌似女人的那一位不是使徒约翰而且马利亚; 可是没有任何闻名的艺术学者同意丹·布朗的看法. 假如约翰不在“最后的晚餐”里面, 那么, 约翰在那里呢? 约翰身为十二个使徒,达文西怎么可能在“最后的晚餐”单单遗漏约翰呢? 此外, 达文西时期的画家常把约翰画成有女性味道的少年. 关于此事, 对艺术极有研究的唐崇荣表示, 把青年男子画成貌似女人是文艺复兴时代画作的特征, 在其它画作中, 施洗约翰也被描绘成很有女性气质. 总之, 从来就没有历史纪录显示那在主耶稣身旁的是位女子.

 

就算是艺术界中的非基督徒艺术学者也不赞同丹·布朗的看法. 来自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布歇(Bruce Boucher)解释约翰看起来女性化的原因时, 说: “圣约翰原本就被公认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年轻人.” 故此, 司魄珥(David Sper)写道: “那些没有兴趣维护教会的艺术评鉴家也拒绝这看法(即在主耶稣身旁的是抹大拉马利亚). 艺术界的权威相信达文西的秘密信仰之‘隐藏线索’, 只出现在那些试图把‘阴谋理论’合理化之人的想像之中.”[19]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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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源自希腊文 gnosis , 意即“知识”)也称为“灵智主义”. 这主义是指那源自公元1至4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宗教热潮. 它被初期召会和教父们视为严重的异端. 我们难以详述诺斯底主义的信念, 因为它在初代教会时期缺乏一致和权威的体制. 简之, 它带有一个极端二元论的思想, 视物质世界为邪恶, 灵界为美善. 换言之, 人所身处的物质世界, 包括人的身体, 是一个邪恶和沉沦的实体. 人的躯体就是一个监牢,人因无知而无法达到解脱, 只能等候从天而来的智慧(知识)的解救. 因此, 至高的神便派遣救赎者来将奥秘的“知识”(希腊文 gnosis )传给追求他的人, 但这种知识并非每个人都可得到, 只有那些被拣选的人才能参透. 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观念所引申的实际生活可以是极端的. 一方面, 它教导说人应该以禁食刻苦的生活面对邪恶和沉沦的物质世界, 免得陷入其中. 另一方面, 也有教导说人可以通过放纵的生活将这些邪恶倾泻, 结果产生了两种极端的诺斯底派教徒  —  禁欲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 (参考 黄锡木,《圣经通识手册》)

 


[1]               香港、澳门、台湾将之译为《达文西密码》.

[2]              公元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公元274/280-337年)因见异象而“承认归主”, 接着下令宣布将基督信仰定为国教, 并给予教会领袖(特别在首都罗马者)在宗教及政治上极大的权柄和影响力. 值得留意的是, 君士坦丁很可能未真正重生得救. 安得烈.米勒(Andrew Miller)指出, 君士坦丁“承认归主”, 其因可能基于军事因素(为打胜战)过于个人需要(为使罪得赦免, 灵魂得救);他定基督信仰为国教, 其因亦可能基于政治因素(为使国民效忠政府, 安份守法)过于信主之故; 因为直到死时, 他都承认自己是“召会的元首”和“异教徒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 参Andrew Miller, Miller’s Church History (Addison: Bible Truth Publishers, 1980), 第223-225页.

[3]               达·芬奇(或译“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 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均有创造性见解和成就, 代表作有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下圣母》及肖像画《蒙娜·丽莎》等, 著有《绘画论》.

[4]               丹·布朗深知自己书中的许多所谓“事实”经不起历史真相的验证, 所以当他被问及: “这本小说有多少部分是真实的呢?” 他回答说: “《达文西密码》是一本小说, 因此它是一部虚构作品… 每个读者一定要考究过这些人物的观点, 然后自己作一番诠释.” 但是, 在这本小说的“事实”一页中不是宣称这小说内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的事实吗? 这里就是可疑之处了! 丹·布朗回答: “在书中‘事实’一页里, 它清楚地提及这本小说内所有的文件、礼仪、组织、艺术作品以及建筑物都是存在的. 然而, 它却没有论及有关小说中人物所论及的任何古代学说, 因此要任何诠释这些看法, 就有赖于读者了.” 摘自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出版的《达文西密码》, 第5页.

[5]               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 《达·芬奇密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中文版). 本文所引用的正文及其页码均根据此书.

[6]               也有不少学者如威明顿(H. L. Willmington)认为新约圣经中最早写成的书可能是雅各书(公元49年).

[7]               在保罗所写的书信中, 最早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写于公元52年左右), 最后一本是提摩太后书(写于公元67年左右).

[8]               根据威明顿, 四福音书的写作日期如下: 马太福音(约公元63年)、马可福音(约公元63年)、路加福音(约公元59年)、约翰福音(约公元85-90年).、

[9]               David Sper, The Da Vinci Code: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Grand Rapids: RBC Ministries, 2005), 第6页; 蔡丽贞著, 《解读达文西密码》(吉隆坡, 马来西亚: WE Consultancy, 2005年),第7-8页.

[10]             这份正典名单中收录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犹大书》、约翰的两封书信、约翰的《启示录》、《所罗门的智慧》(该书后来没有被教会承认为正典), 提出一些异议后暂时接受了《彼得的启示录》(该书后来也没有被教会承认为正典), 并且明确反对和排除了《致老底嘉人书》、《致亚历山大书》等诺斯底主义伪造保罗的书信.

[11]             主后363年, 老底嘉会议(Council of Laodicea)提到, 只有旧约的书卷和新约的27卷书可以在教会中诵读. 希坡会议(Council of Hippo, 主后393年)承认, 有27卷书. 迦太基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 主后397年)确定了, 只有这些正典书卷, 可以在教会中诵读.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3年五版), 第163-164页.

[12]             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 主后260?-340年)是该撒利亚的主教(监督)和教会历史学家. 他在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时下狱, 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编年史》等.

[13]             提宾大声说道:”亲爱的, 直到那个时候, 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 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 但无论如何, 他是一个人, 终要一死.” “不是神的儿子?” 提宾说道: “对了.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 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披投票通过.”… 提宾补充道: “投票结果比较接近… 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 君士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达·芬奇密码》, 第216页).

[14]             亚流主义(Arianism)乃由第4世纪初的亚流(Arius)所提倡. 他倡言耶稣基督是受造物之一, 是较“神”为低的一位神, 同时不是真正的人.

[15]             《尼西亚信经》宣告说: “我信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 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 我信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 出于上帝而为(也是)上帝, 出于光而为(也是)光, 出于真神而为(也是)真神, 被生而非受造, 与父一性…”

[16]             在埃及的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所发现的, 是古代诺斯底福音书(Gnostic gospels), 如《多马福音》(the Gospel of Thomas)和《雅各的秘卷》(The Secret Books of James). 但这些书已被拒于新约正典门外, 因为它们被证实不符合正典的标准. 它们写于主耶稣升天后100至200年, 比起写作时间少于70年的四福音书更迟. 书中的教训反映第2和第3世纪的诺斯底教义, 不像更可靠的四福音书属于第1世纪的见证人之记录.

[17]             丹·布朗借着提宾这虚构的历史学家说, 亚兰文(Aramaic)学者会说“同伴”一词是代表“妻子”. 但我们要知道腓立福音乃是由希腊文所写. 希腊文的同伴可以指“妻子”或是“属灵的姐妹”,但这不是一般希腊文的表达方式, 而且“同伴”最常指的是“同伴”或“分享者”. 因此, 提宾虽宣称马利亚是主耶稣的“同伴”, 却根本无法证明马利亚就是主耶稣的妻子.

[18]             David Sper, The Da Vinci Code: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第17页.

[19]             参 Bruce Boucher, “Does The Da Vinci Code Crack Leonardo?” The New York Times, 8/3/03 (2003年8月3日); Sian Gibby, “Mrs. God,” Slate, 11/3/03 (2003年11月3日). 摘自 David Sper, TheDa Vinci Code: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第12页. 上文也参  www.21sz.org/show.aspx?page=3&id=5367&cid=16 ; http://www.21sz.org/show.aspx?id=5376&cid=16 ; http://www.21sz.org/show.aspx?id=5464&cid=16 ; http://www.21sz.org/show.aspx?id=5474&cid=16 ; http://www.21music.org/davincicode 等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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