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者的八大质疑(七下) “教会历史充满压迫与暴力”


编者注:  这一系列文章是改编自 李·史特博(Lee Strobel)所著的《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力反对基督信仰. 但他因着妻子1979年信主后人品和性格的改变而对基督信仰开始改观. 他要找出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四福音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问题. 结果是: 在证据确凿, 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把访查实录写于《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信主后的史特博读了不少质疑基督信仰的书籍和文章, 包括一本题为《告别上帝: 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的书. 此书作者坦布尔顿(Charles Templeton)本是葛培理布道团的原始同工, 后来因看见《生活画报》里一张母亲手抱死去婴儿望天求雨的照片, 开始怀疑世上是否真有一位关心人类的造物主. 他终于放弃多年所信, 转而攻击基督信仰. 史特博在未信主前也曾是一位彻底的怀疑论者, 坦布尔顿所质疑的事也曾是他所面对的质疑. 此外,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他还遇到其他问题, 归纳起来共有八个, 他称之为“八大质疑”.

因此, 史特博决定为自己也为他人寻觅这八大问题的答案. 他用了至少一年时间, 先从坦布尔顿开始, 过后又访查9位圣经学者. 他所获的结论是: “信心途中的八个障碍都引起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访问过的专家多数希奇地提供了满意的答复.” 以致于他在总结时说: “今天回想起来, 我对1981年那次相信(信主)的决定, 现在更加巩固了. 提出一些听了不舒服的问题, 非但没有冲淡我的信心, 反而把它加强了. 本拟探索基督信仰的‘薄弱之处’, 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基督信仰基本上的正确性和逻辑上的完整性. 我的信心经过严格的理智审查的锤炼,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加深刻, 更加富有活力, 更加确实了.”

史特博把访查实录写于《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他在此书中, 对基督信仰说“不”的八大怀疑理由逐一检验, 为那些说“不”的人解惑. 这些实录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质疑:    “假如上帝是教会的最高监察者, 为何他还让历代教会有那许多虚伪和残暴?”

受访者:  约翰·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1]

无神论者沙伊(Ken Schei)说: “有史以来, (某些人)常常利用基督信仰来进行人类所知道的最残暴、无情与愚蠢的暴行. 历史例证不难记取: 十字军(the Crusades)[2]、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s)[3]、焚烧女巫(the witch-burnings)、大屠杀(the Holocaust) … 我在基督信仰中看不到什么我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4] 但甘雅各博士(Dr. D. James Kennedy, 长老会牧师)却说: “基督信仰对人是一件恩物 … 对人类也有积极的影响 …. 今天生活在盛行基督徒伦理思想环境里的人, 大多数不知道我们欠拿撒勒人耶稣的有多少 …, 世界上的美善与慈爱大都来自他那里.”[5] 到底基督信仰对人类而言是祸是福? 与基督信仰有关的上述暴行又该怎么解释? 针对这些暴行, 资深记者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请历史学家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 下文简称“伍”)逐一分析和解释.

(文接上期)

 

(D)  罪行二: 宗教的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s)始于1163年, 那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训令各地主教去找出邪门外道, 并对异端邪说者采取行动. 后来发展成大恐怖的场面, 审判秘密进行, 宗教法庭裁判官具有无上权威, 完全缺乏法庭的合法程序, 被告不知道原告的姓名, 没有辩护律师, 并且使用严刑逼供. 拒绝悔改的人被交给政府处以火刑.

史: “宗教裁判为什么会突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 真正的基督徒何以能参加这样的暴行?”

伍: “宗教裁判的根源可以推溯到罗马教廷对异端问题, 尤其是法国南方亚尔比根派(或称“阿尔比根教派”, Albigenses; 又名“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间的异端, 深表忧虑.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毫无疑问是在提倡异端思想和实践.[6] 传统的劝导办法  —  比如派遣传教士去  —  没有发生作用. 设立宗教裁判是成了防止异端邪说流行的另外一种办法或策略. 同时背后还有政治因素  —  北方法国人正在寻找借口干涉南方各省的事务.”

史: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宗教裁判?”

伍: “是的, 不错. 基本上说, 宗教裁判有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我刚说过. 第二次高潮起于1472年, 当时伊莎贝拉(或译“伊萨伯拉”, Isabella)[7]和斐迪南(Ferdinand)[8]合力建立西班牙宗教法庭以当作王室工具, 幕后还有教皇权威支撑.[9] 第三次高潮始于1542年, 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决心追捕新教徒(Protestants), 特别是加尔文派教徒(Calvinists).”

史: “因之, 自称基督徒的天主教徒虐待自称基督徒的新教徒.”

伍: “是的, 这又一次显示你实际上不能说‘一个教会’.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当代人往往把异端和政治上的鼓动叛乱视为一体. 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持异端邪说者, 他或她也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叛乱分子. 比如以塞尔维特(或译“迈克尔·塞维塔斯”, Michael Servetus)[10]的审判而论, 国家终于把他处死. 有人控告他持有异端邪说, 但是国家为什么那样害怕他呢? 就因为他是政治叛乱分子. 宗教和政治成为一体.”

史: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反成为宗教裁判的受害者呢? 我们一般总认为犯恐怖罪行的是基督徒, 我们奇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会去逼害别人, 是不是有可能真正的基督徒事实上都是被杀害的人呢?”

伍: “是的, 大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那些受害人的身分, 不过很可能其中有许多是维护真实信仰的人. 我们确实有证据证明, 天主教在发动这些宗教审判的时候迷失了方向. 新教徒有时也会使用不正当的手段镇压异端.”

史: “宗教裁判是不是一种异常现象, 还是历史上教会滥用和压迫行为的延伸?”

伍: “我认为宗教裁判是一场基督徒不能避开不谈的悲剧, 但我不认为它代表基督教会的历史. 不可以说这种可厌的行动是教会体制的延伸. 在历史上, 许多基督教会大都处于少数派地位, 因之甚至没有资格去迫害任何人. 事实上, 基督徒本身多少年代以来都是残暴迫害的牺牲者, 这种迫害在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今天. 事实上, 基督徒殉道的人在20世纪比任何世纪都多. 直到如今, 全世界还有基督徒由于所信的基督信仰而遭受杀害. 所以说, 宗教裁判在教会史上远远是个例外, 而非常态.”[参附录(一): 宗教裁判所]

 

(E)  罪行三: 女巫的审判

发生于1600年代末的撒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s), 常被说成是基督信仰过敏病症. 共有19个人被处绞刑, 一个人由于拒绝作证而被压迫致死.”[11]

史: “这不是一个基督信仰践踏别人人权的例证吗?”

伍: “是的, 如果就事论事, 真正的基督信仰牵涉在里面的话, 这是个例证. 但在你追究导致此次审判的原因之时, 你会明白有许多因素造成这些审判, 包括有人图谋从别人手里取得土地, 也有和过敏症有关的问题, 也有相信灵魂显现的问题, 说某人做了某事, 其实那人当时身在别处. 在你研究与审判有关的法律问题时, 有些因素根本与基督信仰毫无关系.”

史: “你是说教会无辜?”

伍: “也许不能为基督信仰影响审判一事完全洗脱罪名, 但研究此类问题的史学家知道, 你不应该以单一的因果关系处理这件事. 人生很复杂, 你不能只说基督信仰要对此负责. 虽然当时欧洲有女巫审判, 但这类审判在殖民地却是一件脱离常规的事, 并不属普遍性的事. 你还需研究某些牵涉到审判之人的心理平衡问题和他们对事件的错误报导. 我们又得强调, 撒勒姆女巫审判是一个可怕的片断事件. 我不想低估其严重性, 但是史学家认识到故事情节要复杂得多, 不能只怪教会.”

史: “此事先得有女巫存在的假定. 你呢? 你相信有女巫存在吗?”

伍: “是的, 我相信她们还存在. 事实上, 几年前我看法国电视, 法国非常著名的史学家曼周(Robert Mandrou)认为人们一旦开明起来, 就不再相信有女巫了. 随后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 ‘周曼先生, 我对你说的话非常佩服,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我是个女巫.’ 真的, 法国、美国和别的地方还有人从事巫术. 所以, 探讨撒勒姆女巫审判这件事时, 其中一个问题是大家假定全部是胡扯,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巫和巫术. 可是铁一般的事实是, 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甚至许多非基督徒都承认这一点. 这能原谅撒勒姆发生的事情吗? 不能, 当然不能. 不过你想从那些复杂因素中理出一个头绪时, 你不能把它当作基督信仰犯上杀人狂的例子看待, 如此轻率带过. 人生和历史并非那样简单.”

史: “审判是怎样结束的?”

伍: “这不是人尽皆知的. 事实上, 发生主要作用的(即结束这种审判女巫的做法), 是个基督徒. 一个名叫马瑟(Increase Mather)[12]的清教徒领袖, 他大力抨击当时发生的事, 这就是结束的开始. 说来也可笑, 使审判女巫的疯狂做法趋于沉寂的, 反而是基督徒的声音.”

 

(F)  罪行四: 传道士的滥权

史特博接着进入另一个题目, 即有关宣道士(missionaries, 或译“传教士”)[13]滥权的问题. 他读出一段控诉给受访的史学家伍德布里奇听, “宣道士们不请自来. 尽管他们有崇高的理想, 对他们工作的地方毫无所知, 对他们要帮助之人的情绪和价值观漠不关心. 他们却干涉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 他们认为土著民族原来的信仰毫不完善, 甚至邪恶. 他们诱使或威胁当地人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宣道士本想救当地人, 反而毁了他们.”[14]

史: “从历史上看, 宣道士有没有促成当地传统文化的死亡? 对他们而言是想帮助当地人民, 是不是反在利用他们满足一己私利? 总括而言, 宣道士做的坏事是不是多过好事?”(这个问题对伍德布里奇而言, 正击中要害, 因为他的家族在宣道事业上, 有很长的一段传统. 但他对史特博所提出的问题并未感情用事, 反而以他特有的公允与客观态度作答)

伍: “让我从西班牙入侵拉丁美洲开始, 因为这个例子证明了这个问题该有多么复杂. 那里的土著和居民受到剥削和利用吗? 是的, 不幸得很, 实有其事. 但是这是宣道工作的结果吗? 历史告诉我们, 宣道运动通常总是和殖民地国家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史: “你能给这个名词下个定义吗?”

伍: “重商主义相信, 黄金最多的国家最为强大. 欧洲政治势力的均衡, 据说有一部分决定于哪个国家开发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最成功. 结果所至, 重商主义的动机非常不幸地和宣道事业混在一起. 那确实是真的, 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可怕的举动, 但其中大部分是冒险家和商人唆使的, 而许多宣道士则做了不少值得称赞的工作. 事实上,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谈到宣道士的贡献.”(伍德布里奇说着从《新世界旧内容》一书中读出一段)

“罗马教会(即罗马天主教)着重印第安人的人性, 大批宣道士来到, 尤其是那些理想主义的托钵僧. 他们决心要领新世界中那些单纯的人归主. 他们建立教会和宗教社区.”[15]

伍: “格拉夫顿不是福音布道者. 但他仔细研究了宣道运动, 承认宣道士做了大量的好事. 不幸的是, 宣道士这个团体被评论为重商主义的代理人, 因此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可怕行为都怪在他们身上.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 西班牙在16世纪, 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事是否基督徒所为, 进行过几次讨论. 有维护印第安人的, 坚持印第安人不应该受到剥削. 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读到罗马天主教圣经《德训篇》(Ecclesiasticus)中的一段经文: ‘穷人的面包是他们的生命, 那个骗走他们面包的人是个冷血的人.’[16] 他读了以后, 进而采取了改革立场. 他和其他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当时在拉丁美洲进行那不怀好意的行动.”

伍德布里奇的评论触发了史特博的回忆, 使他记起在数年前他在纽约市联合国大厦外面看到一尊铜像  —  法兰西斯科·德·维多利亚(或译“佛朗西斯科·第维托里亚”, Francesco de Vitoria). 这位国际法律奠基人是为新世界印第安人(New World Indians)的人性尊严仗义执言的一位神学家, 也曾在西班牙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反对剥削.

伍: “因之‘基督徒文明’(Christian civilization)有时确曾做过你在前面指出的一些事, 但也有过千千万万荣耀上帝的慈善行为. 天主教会在中
世纪有照顾穷人的辉煌记录, 他们的差会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沿海岸而上, 照顾过当地居民. 此外, 你阅读派遣到国外的更正教宣道士(或称“新教宣道士”, Protestant missionaries)的日记时, 很难作出他们有意识地压迫或破坏当地文化面貌的结论.”

史: “你的家族里有些宣道士, 他们有什么经历?”

伍: “啊, 我读过我祖父的日记, 他是最早派到中国的更正教宣道士(Protestant missionaries)之一, 我确实不觉得他做过你在前面所说的事. 反之, 他热切盼望中国人民能认识上帝. 他对中国人的贫穷, 以及他们对个人的人性非常有害的一些做法, 极表关切. 他很尊重他们文化的某些方面, 偶尔还要带一条辫子, 好让他们接受他. 我还看过我母亲写的信. 她结婚前曾在非洲做过宣道工作. 他在莽丛深处骑机器脚踏车穿村越户. 她在一个麻风村照顾患者, 想要对他们显示基督的爱心, 细心侍候他们, 盼望他们痊愈. 由于疟疾和其他丛林生活的艰难, 她在那种环境里随时有生命危险. 是的, 有了宣道士, 当地居民的文化可能有所改变, 不过这种改变能带来好处. 土著归主后, 他们经历到基督的爱和喜乐, 那是好事. 只有想改变文化的人怀有其他动机, 例如求取经济上的利益, 或是别怀用心的人种优越感, 才会发生极坏的影响.”

史: “或许对, 有些批评宣道士的人看不到基督徒所传的信息之价值, 因之也就看不到对归信耶稣的人所得到的益处.”

伍: “对! 往往就是这潜在的预先假定在作祟. 如果一个人能预先知道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 那么全世界倾听福音的人所能得到的益处就难以估计了. 我有一个同事, 他是个卓越的非洲神学家. 他得驳斥一些作品的错误看法, 即基督信仰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western imperialist ideology), 一心一意想毁灭非洲宗教. 我这位同事的观点十分不同, 他认识到基督信仰对非洲社会所作的贡献. 它带来了希望, 带来了救赎, 数不尽的非洲人对福音十分感激. 同时, 这位同事并不讳言, 他诚实地指出有些宣传基督信息的人在与非洲人来往时, 并没活出基督的教导.”

 

(G)    基督信仰给世界的画像

史特博和伍德布里奇本来还可继续讨论其他所谓基督信仰的历史污点, 例如压迫妇女. 尽管主耶稣在这问题上一反传统, 压迫妇女的事在历史上还是发生了; 还有许多美国南方人曾一度引证圣经, 想为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寻找圣经根据. 可是, 为了确定这些教会历史的“片段事件”是否属于基督信仰的例外还是常规, 史特博认为现在该是研究基督信仰和教会历史积极方面的时候了.

史: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么多问题, 基本事实是什么? 因着有了基督信仰, 世界是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更坏呢?”

伍: “肯定是变得更好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事情, 都是深以为憾的历史事件, 我们不应该遮掩, 应该为它们道歉, 还应该尽我们所能, 不容许它们再度发生. 而另一方面, 基督徒历史气势磅礴的发展, 确实给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我们谈到所谓基督信仰的过失时, 很容易忘记了无神论者在践踏人权上的角色.” (伍德布里奇说着拿出一本书, 念出著名基督徒帕劳[或译“包乐”, Luis Palau]的一些观察:)

“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所产生的地震般所导致的浪潮, 横越欧洲和欧洲以外, 直接造成仅在过去这个世纪内1亿多人的消灭和屠杀. 人类为了实行这故意反对有神论的可怕实验,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代人目睹无神论传播的后果,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 … 没有上帝, 我们就完了.”[17]

伍: “我同意‘没有上帝我们就完了’的看法, 这不是说无神论者不能进行很好的管治, 因为从基督信仰的观点看, 无神论者也能从上帝的普遍恩典(common grace)受益. 但由于无神论缺乏作道德决定的框架, 在没有绝对道德标准的地方, 赤裸裸的(负面)权力往往能取得胜利(也引致负面的悲剧, 编者按).”

史: “你说基督信仰给人类文明作了哪些正面的贡献?”

伍: “我看基督信仰的影响, 宛如一幅有许多场景的光彩夺目之壁画, 每个场景都用辉煌、灿烂和绚丽的颜色绘成. 如果没有基督信仰, 那幅画只是一片灰色, 和少数几条零散不相连属的线条, 这里那里点缀一下,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基督信仰给这幅图画增添了许多意义、希望、美丽和充实的感觉.”

史: “这幅图画画的是什么?”

伍: “中间场景画的是耶稣的一生和他为文明的罪作出的赎价. 最后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的孤单和我们与神隔离的问题. 通过他赎罪的死和复活, 他给愿意跟随他的每一个人打开了天堂之门. 这是基督信仰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约翰福音3:16总结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基督信仰还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人生的意义和道德普存的启示. 没有这个启示, 就很难找到意义. 结果很像加缪(或译“卡缪斯”, Albert Camus, 法国社会改革家)[18]在《西西弗斯之谜》(The Myth of Sisyphus)这篇哲学论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说的, ‘为什么我或任何人还没有自杀?’ 基督信仰解释了没有自杀的原因. 这个信仰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依据去生活, 有条道德途径可遵守, 健康且深富意义地去与上帝及人来往.

“画笔画出的, 是人在基督的一生与他的教导鼓舞之下, 广阔的人道活动的场面. 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更正教(或译“新教”)都积极参与救济穷人、无助的人, 以及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 基督徒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为他人服务. 如果失去了这些  —  诸如宣道士的工作, 及无数因基督信仰的影响而建立的医院、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灾难善后计划、孤儿院、救济机构、施粥施衣与照顾病患等等活动  —  对全世界会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 在基督信仰的思想影响之下, 增加了别的画面, 使图画有了明暗、细致和深度. 基督徒把他们的心智献给了上帝, 他们在文学、音乐、建筑、科学和艺术上的贡献, 如果都被拿走, 这个世界会显得非常沉闷、浅薄. 想一想基督徒兴建的伟大学府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 起初都是为了宣扬福音而孕育和建立的. 最后, 还有圣灵的能力, 给所有美好的事物增加了姿彩. 你能想象如果圣灵退出, 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吗? 恐怕剩下的只有暴力、色情和恐怖的表演了! 当前的情况已经够坏了, 如果再没有圣灵的约束力, 那么人生丑恶恐怖的一面会比现在更活跃、更放肆.”

史: “当你观赏这幅历史图画时, 你认为基督信仰的正面形象, 能压倒我们讨论过的那些负面事例吗?”

伍: “能的, 绝对能! 想到基督徒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生活的那些日子,
以致阻碍了基督信仰的进展, 我很痛心. 但我非常感谢那些无名的男男女女基督徒, 他们几世纪以来, 卑微而勇敢地坚持基督信仰, 默默无闻地服务人群, 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助别人, 使世界成为更好居住的地方. 他们在大得难以相信的压力之下奋斗, 做应该做的事. 我想到基督信仰的历史时, 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们, 他们是我们时常忘记了的英雄, 他们是合乎耶稣(基督)理想的人物.”

 

(H)    基督信仰给世界的礼物

史特博结束访问, 回到家后, 身体感到忙了一天的疲惫, 但伍德布里奇激昂的言词, 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疲劳的史特博倒在椅子里, 信手拿起一本杂志. 凑巧得很, 他看到一篇文章, 几个学者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 臆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 世界文明会成什么样子. 他们的观察正好从伍德布里奇结束的地方开始.[19]

诺瓦克(Michael Novak)赞扬基督信仰所主张的人类尊严. 他写道: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都主张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有奴性, 只适宜过奴隶生活. 大多数人没有值得享受自由的本质. 希腊人认为只有少数人配得‘尊严’. 相形之下, 基督信仰坚持每一个人都为造物主所爱, 都依照造物主的形象造成, 并享有与他永恒的友谊和交往.” 诺瓦克指出现今讲求自由、良心与真理的文明观念, 可以推溯到基督信仰. 他据理力争地说: “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若没有中世纪盛时和后来又在16世纪建立的基督徒基础, 不但会比现在贫困得多, 也会残忍得多.”

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贝尔法斯特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地球科学院(School of Geosciences)教授利文斯通(另译“莱文斯顿”, David N. Livingstone)把焦点放在基督信仰对科学的贡献. 他写道: “认为基督信仰与科学经常互不相容的看法是对历史记录的重大歪曲. 真的, 英国伟大化学家玻意耳(或译“博伊尔”, Robert Boyle)相信, 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比什么人都荣耀神, 因为科学家负有深入发现上帝奇妙创造的任务.” 他也指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指基督徒), 相信上帝在两大方面启示他自己, 即透过圣经和自然界. 这促使基督徒科学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科学的钻探. 结果是受了基督信仰激发的科学家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英国文学系教授杰弗里(David Lyle Jeffrey)如此描述基督信仰对人民识字能力的贡献. 他说: “如果说整个欧洲, 以及大部分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文化是与基督信仰在文化上的改变能力分不开的, 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在大部分欧洲, 就像在非洲、南美和世上许多其他地区一般, 人民读写能力和文学的产生, 基本上非偶然地与基督徒宣道士的来临同时出现.”

然而, 或许最吸引人的是史学家诺尔(Mark Noll)对基督信仰讲求谦卑的探讨. 这方面的贡献不大为人注意, 但由于史特博和伍德布里奇曾就基督信仰历史的阴暗面做过讨论, 所以便具有特殊意义了. 诺尔写道: “在基督徒历史的长河里, 最令人沮丧的事情  —  由于他时常被人提起  —  是一般基督徒经常达不到基督信仰的理想. 在基督信仰历史的长河里, 最引人注目的事情  —  由于它来自奇妙的恩典  —  是基督徒在生命中放下自我骄傲来荣耀上帝. 在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特征’中, 最具有(耶稣)基督之精神的事情是, 那些因着财富、教育、政治权力、优越文化或有利地点等而成为强者的基督徒, 竟然伸手去帮助那些被轻蔑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迷失的、无足轻重的或是没有力量的人.”[20]

诺尔说, 权力滋生自我崇拜, 令人败坏, 几乎毫无悔意. 随后诺尔例举了几个历史事例, 即有权势者, 因着完全或部分受了基督信仰的影响, 而甘愿在公开场合降低自己的身分, 忏悔他们滥用权力. 这些事例为福音的威力作了永久性和反传统的见证. 史特博接着写出诺尔所例举的其中一个事例, 是关于撒勒姆女巫审判案例结尾时所发生的一件事.

有一位法官, 是波士顿(Boston)一个名叫休厄尔(Samuel Sewall)[21]的显赫清教徒(Puritan), 过后为他在那次灾害中担当的角色而深感苦恼. 在他听到他儿子背诵一段熟悉的经文时, 他的基督徒良知大受感动, 促使他采取积极行动. 这段经文说道: “我喜爱怜恤,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12:7). 这段经文使他心如刀割. 1697年1月14日, 他做礼拜时给了他的牧师一项声明, 请牧师当众宣读, 而悔悟了的休厄尔满怀羞愧地站在会众面前. 他在声明中承认他对大部分发生的事负有罪责, 并说他“愿意承担过失与羞辱. 他求人们饶恕, 尤其祷告盼望具有无限权威的上帝饶恕他这次和所有其他的罪行.” 他的歉意和忏悔行为激发了别的法官也供认了他们的过失.

史特博盖上那本杂志, 将之放在桌上. 他总结道: “我想这也许是基督信仰最奇妙的传承  —  有权有势的人做了错事, 愿意屈膝认罪. 这又使我们想起基督信仰的威力, 能使人, 还有人的历史, 能向好的方面改变.”[2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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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宗教裁判所                     

(A)  引言

自使徒时代以来, 异端就是教会所面对的一大问题. 到了第5世纪, 奥古斯丁竟然能罗列多达88种不同的异端. 在整个中世纪早期, 持异端者主要是各别知识分子和别有用心的煽动者, 罗马天主教会的回应是地方性和偶发性的. 可是从12世纪起, 异端问题远较严重, 罗马教会的反应也跟着日趋激烈, 最后走入极端. 菲纽肯(Ronald Finucane)在《基督教二千年史》一书中, 提供有关宗教裁判所的起源、成员、审判程序和处分. 下文就简述这方面的资料.

 

(B)  宗教裁判所的设立背景

12世纪期间, 这个欧洲地区开始出现两种倾向, 一是要净化国教(即天主教), 例如瓦勒度派(或称“瓦尔多派”, Waldensians); 二是要另起炉灶, 例如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 或称“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 这两种运动都受到统治者以及(罗马教会)教区当局的迫害.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于1162-1163年建议, 信徒报告异端的活动以及圣职人员告密, 都应该获得出外侦察异端证据的官员们的协助. 他请国家统治者打击异端, 还在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宣告对法国的迦他利派(the Cathars)开战. 但这些努力成效并不显著.

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1-1216)进一步界定和扩大了罗马教廷对异端的态度和攻击. 譬如说, 他是第一个说异端

就是叛国的宗教(1199). 此时, 迦他利派已在法国和意大利广泛流传. 他发现很难激发地方主教去根绝迦他利派的“二元论”教义. 他派遣修道会修士到法国南部的米迪(Midi)地区, 收效甚微. 随后, 他又派遣了其他对讲道和在生活上为人表率更热心的人, 可是成效仍然不大.

法国国王路易八世(Louis VIII)支持教廷的行动, 于1226年颁发一项法令. 根据这项法令, 主教可对异端分子进行裁判, 由法国执法机构处罚. 事实上, 早在1224年, 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23]已下令把异端分子烧死. 在1231年, 另一个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 IX)在《革除教籍》(Excommunicamus)的教谕中下令镇压异端时, 重申1224年的法令. 因此, 由世俗当局来执行死刑终于正式成为教廷政策. “宗教裁判所”(或译“异端裁判所”, the Inquisition)作为教会机关, 在贵格利九世任期内差不多已经完成. 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在他的教谕《根绝》(Ad extirpanda, 1252)中, 罗列了过去所有教皇对组织宗教裁判所和支持苛刑的言论, 完成了设立宗教裁判所的最后一步.

 

(C)  宗教裁判所的组织成员

“宗教裁判所”或“异端裁判所”(the Inquisition)是个特别法庭, 握有不仅判断行动而且判断意图的特权. 它由几类从不同方面协助裁判官的官员组成: (1)委任代表  —  处理初级调查与手续的检察人员; (2)顾问  —  裁判官的私人顾问与伙伴; (3)执行员  —  警卫、入监探查者与密探; (4)文书  —  仔细搜集证据与处理档案以备目前及未来异端案件使用. 通常还有几10个律师出席; 但由于裁判官没有义务接受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出席只是官样文章. 主教也有代表出席, 纵使主教与裁判官之间并非时常合作.

 

(D)  宗教裁判所的归类问题

有关给异端嫌疑犯作出归类方面, 在初审中使用的是最广泛、最空洞的分类, 最后才使用具体的界别词. 他们在具有另类信仰和否定正统信仰(orthodox beliefs)的异端分子之间、在绝对的和非绝对的异端分子之间, 作出区别. 此外, 只要一个人涉嫌, 就可以被传到庭受审. 受嫌疑的人可分为: 轻嫌疑犯、重嫌疑犯和极端嫌疑犯. 法网罗织得非常严密, 往往自行认罪比自辩干脆得多.

 

(E)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程序

裁判官或他的代理人会突然出现, 对市民讲说一番, 叫人告发犯有异端嫌疑的人, 叫所有自己胸中怀有异端思想的人出来自首, 给他们一个宽限期. 这是“一般异端裁判”(general inquisition). 等到宽限期满, “特别异端裁判”(special inquisition)便开始, 传异端嫌疑犯到庭, 扣押起来等候开审.

在这类审判上, 裁判官有全权控制场面的权柄. 他身兼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员三职. 审判的公正性常令人置疑, 因为诉讼程序并不公开, 有两个证人提出证据就行, 通常只能知道被控罪名的一般性质. 证人的姓名也难获知, 至于他们的人品更成问题. 嫌疑犯不能聘请辩护律师; 律师很快会发现, 替异端嫌疑犯辩护, 可能惹祸上身, 被传上庭, 被告以异端罪名. 虽说除了认罪, 别的辩解也可能被法庭接受, 例如辩说自己毫不知情, 或说控告者出于恶意; 但既然嫌疑犯并不知道控诉者的姓名, 他最多只能给法庭提供一张他怀疑跟他有仇之人的名单. 审判可能持续几年, 这期间嫌疑犯可能就死于狱中. 再者, 拷问是逼取口供的最有效办法. 虽然拷问不能“重复”, 却能“继续”, 儿童与老人也要拷问, 虽然轻些; 只有孕妇可以豁免, 直到分娩之后.

 

(F)  宗教裁判所的刑罚处分

认罪后的“处分”可以很轻, 例如听若干次弥撒, 但比较常见的是到指定的地方或偏远的圣地朝觐, 到达后难免遭受鞭笞. 认了罪的异端分子, 有时须佩带一种徽记表明他们的堕落, 例如特别设计和有颜色的十字架. 悔罪者可用罚款代替处罚(或另加罚款), 或将财产充公. 在某些国家, 继承人若不是异端分子, 最终可能将田产收回. 被判处坐“异端裁判所监狱”的人, 是属于最重的赎罪, 拘留的程度可分为公开的和严禁的. 异端分子除了丧失自由之外, 还要在权利上宣告“死亡”, 他不仅丧失了出任公职的资格, 也不能签订合同. 在很多事例中, 判了的刑罚可以透过出钱来减轻. 不过(罗马天主教)教廷发现很多判处的赎罪刑罚过于严厉或带有勒索意味, 有时会指示各别的异端裁判官不要过于热衷.

最后, 还有一类异端分子, 所谓“怙恶不悛者”(坚持作恶者)  —  分别为不服从、不知悔改, 和再入邪道的人, 他们所将面对的恶运更加可怕. 前两类说不定还可以免死, 被判以不那么严厉的刑罚. 可是对第三类, 特别是在13世纪中叶过后, 唯一的可能就是被处火刑. 基于教会不能流人的血, 宗教裁判所把此事交给世俗当局去做, 由他们去宣布和执刑.[24]

 

(G)  宗教裁判所的滥权逼害

罗马天主教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 本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对付与压制异端. 可惜从历史上, 我们看到它已沦为滥权逼害的工具. 虽然它对付了一些名符其实的异端教派, 例如法国南方的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 又名“卡特里派/迦他利派”, the Cathars),[25] 但它也被罗马教廷滥用来逼害一切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真实基督徒群体,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瓦勒度派(或译“瓦尔多派”, Waldensians). 此派基督徒群体遭受逼害, 主要原因不是传播异端, 而是坚持归回圣经, 以圣经为独一权威, 这点是罗马天主教所惧怕和反对的[参以下的附录(二): 瓦勒度派(Waldenses); 注: 罗马天主教反对16世纪马丁路德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运动强调“归回圣经, 唯独圣经”].

根据法国南部著名裁判官贝尔纳·基伊(Bernard Gui)于1320年左右写的一篇论文, 我们得知14世纪时瓦勒度派的信仰立场: (1)否定教皇权威, 坚信他们不受教皇和革除教令的支配; (2)否定或重解所有天主教的圣礼; (3)认为天主教的节日都是人所设立而非根据新约, 所以全都不要; (4)强调用本地语言讲道(而非拉丁语), 使听众能明白; (4)否定炼狱和为死者祈祷的教义; (5)拒绝向圣者的图像祷告. 后来的裁判官也提到, 到了1398年, 瓦勒度派被控放弃传统上和天主教有关的各种有形设备, 如教堂本身、圣坛、圣水、礼拜仪式、朝圣、赎罪券等, 这一切都被认为没有需要. 凡是名字不见于新约的“圣人”, 他们都不承认. 上述这一切都是合乎(或至少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罗马教廷根本没有圣经根据称瓦勒度派信徒为异端分子, 更不该逼害这群遵从圣经的真实基督徒.

 

(H)  总结

结束前, 笔者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 有人说: “宗教裁判所是‘基督信仰’或‘基督徒’逼害非信徒与异教徒的例证.” 可是, 真正了解圣经真理和教会历史的人就晓得这句话是大错特错. 首先, 我们看到宗教裁判所不是“基督徒”开创的, 而是罗马天主教徒, 严格来说, “天主教”不同于“基督信仰”, 所以宗教裁判所实际上与基督信仰无关. 其次, 罗马教廷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也迫害“真实的基督徒”, 例如瓦勒度派的基督徒. 换言之, 基督徒也是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 第三, 设立宗教裁判所肯定不是真正基督信仰的教导. 在对付传异端的人方面, 按圣经的教导, 神所赋予新约教会的最大审判权力, 只是将那些传异端又不悔改的信徒“逐出教会”, 与他们“断绝交通”, 仅此而已!(参多1:9-14; 林前5:11-13) 并没说要交给世俗当局去刑罚他们的身体. 总括而言, 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其实是“政教联合”的后果  —  宗教控制政治, 利用政治来对付和压制反对它的人; 而基督清楚教导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与世界政治明显分别出来的, 不支持所谓“政教合一”的政策. 所以宗教裁判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是罗马天主教会历史的一大污点, 是天主教离弃纯正基督信仰和违背圣经教导的可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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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瓦勒度派(Waldenses)             

(A)  瓦勒度派的起源

瓦勒度派(另译“瓦尔多派、瓦灯派”,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欧洲阿尔卑斯山(Alpine)[26]南部山谷的基督徒. 有者猜测此名称演变自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彼得·瓦勒度(另译“瓦尔多”, Peter Waldo)之名. 他出生在12世纪初期, 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 只不过是在他们中间一个传讲神言的人, 但由于极其劳苦的服事而受人敬重. 关于瓦勒度派的起源, 博饶本(E. H. Broadbent)写道: “在阿尔卑斯山谷一带, 几百年来都有自称弟兄们的信徒在此聚会. 后人称他们为瓦勒度派信徒(Waldenses, 或作Vaudois), 但他们却不承认这些称号. 他们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 …宗教裁判官雷尼里亚(Reinarius)在向教皇提出研究这教派信仰的报告中表示: ‘他们实在是源出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27] 事实上, 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是已经无法考证了. 他们宣称他们的信仰可追溯回到使徒时代. 那时的信徒, 父子相传直到现在. 这批信徒很可能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期, 为了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28]

 

(B)  瓦勒度派的信仰

肯尼迪(或译“甘乃迪”, John W. Kennedy)也指出,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对圣经有一份特别的尊重. 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以圣经为根据. 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 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 这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 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 不受当时统一组织化的罗马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所影响.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其实并非“改革派”, 他们与罗马教会从未接触, 更谈不上像改革派一般地“叛逆”, 离弃罗马教会. 这与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完全不同的.

肯尼迪进一步指出, 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 知道基督借着圣灵的内主, 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 在解经方面, 他们相信救赎是靠着信心, 而罗马教会无权开启或是关闭神恩典的门. 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 受浸乃是对基督完全信靠顺服的见证, 而守主的晚餐则是记念主的牺牲. 长老在地方召会中负责治理, 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 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 对于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 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 因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之人的亮光, 但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特指罗马天主教的体系)所限制. 因此, 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标准, 任何人的亮光与心得都必须合乎圣经(笔者注: 但罗马教会除了圣经以外, 还以所谓的“传统”和“教皇的谕令”为同等的最高权威和标准, 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据和遵从后两者过于圣经, 导致罗马教会有许多违反圣经的教义).[29]

 

(C)  彼得·瓦勒度

彼得·瓦勒度本是一位住在里昂(Lyons, 法国城市)的富商, 在偶然机会里得到一本新约圣经译本, 受到神的话所感动, 并深感基督的呼召, 于是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 他读到主耶稣在太19:21所说的话: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深受这段经文的感召, 决定按字面来顺服. 他为了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 就把所有其他产业分给穷人, 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 有些人也因此加入这个行列, 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 宣传基督的真理.

主后1179年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 Council)上, 他们请求允许传道, 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105-1181)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 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 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 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 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 他后来接触到散居在山谷中的瓦勒度派信徒. 他的讲道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祝福, 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 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 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 瓦勒度于主后1217年死于波希米亚(Bohemia, 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地区).[30]

 

(D)  结语

总结瓦勒度派时, 我们摘录博饶本(E. H. Broadbent)所说的话: “他们就如那些所谓‘迦他利派’信徒(Cathar)或‘保罗林派’信徒(Paulican), 或其他名称的信徒一样, 绝对不是什么‘改革会’(或译‘改革宗’, reformed church), 因为他们(瓦勒度派)无需改革, 并非如罗马、希腊, 或其他地方的教会那样, 腐化堕落, 离开了新约教会的样式; 他们自始自终, 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的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 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相沿下来, 那些专心传讲福音, 建立教会的信徒, 一直没有中断过, 也没有受到当时的教会与政治联合的关系所影响. 正因此故, 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 位于土耳其南部)和阿尔卑斯山谷(Alpine valleys)一带, 得以存留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熟悉圣经, 没有玷染当时那得势又自命为真教会(professing Church)的天主教所盛行的拜偶像和其他歪风恶俗.”[31] 感谢神, 他在教会历史上的每个时期, 都为自己
的名存留“余种”(remnants), 正如旧约他“为自己留下7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王上19:18).

 


[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精通两国语言(法语和英语)的伍德布里奇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取史学硕士学位, 过后到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若干非基督教大学任教, 包括巴黎法国大学研究院宗教部, 现任伊利诺斯州(Illinois)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研究教授. 他是美国与法国几个主要历史学会的会员, 包括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美国教会史学社、美国18世纪研究会、法国17世纪研究学会、法国近代与当代史研究会等. 伍德布里奇写过不少历史著作, 包括专题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期叛乱》和比较通俗的书如《基督徒教会伟大领袖传》、《何只征服者》、《基督的大使》等. 他还出版过一些神学与圣经研究著作. 此外, 他出任过《今日基督教》月刊高级编辑两年. 敬请读者格外注意的是: 伍德布里奇是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 所以极可能信奉天主教. 因此, 读他这编访谈和其他作品务须谨慎辨明, 提防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或倾向天主教色彩的错误思想(有关天主教的错谬, 请参2001年2至4月份, 第15至17期《家信》的“揭开真相: 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 无论如何, 《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刊登了伍德布里奇的这篇访谈, 因为他精通“教会历史”, 且在“教会暴行”的课题上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解析.

[2]               编者注: “the Crusades”指西方天主教徒组织的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几次军事东征行动.

[3]               编者注: “the Inquisition”是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

[4]               Ken Schei, “What is an Atheist for Jesus?”, 见网址: www.atheists-for-Jesus.com/about.htm [2000年1月10日].

[5]               D. James Kennedy, Why I Believe? (Dallas: Word, 1980), 第118, 121页.

[6]               编者注: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又名“卡特里派”(the Cathars; 希腊文Katharoi , 清洁派教徒)在12和13世纪活跃于西欧, 与之前的摩尼教一样, 他们相信有两个神: 一个创造了无形的精神世界之善神, 另一个是创造了看见的物质世界之恶神(即旧约中的神). 一切物质(包括身体)都是罪恶的, 而基督是善神的儿子, 来向人类启示得救之道. 1140年后, 卡特里主义横扫西欧, 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势力最大. 法国的卡特里派又名亚尔比根派, 因为他们在法国南部的亚比尔(Albi)一带人数最多.

[7]               编者注: 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 1451-1504)是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e)女王(1474-1504)和阿拉贡王国(Aragon)女王(1479-1504), 与其夫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452-1516)实行联合统治, 使两国合并(1479), 为统一西班牙奠定基础, 曾资助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航海探险. 她与其夫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被合称为“天主教徒君主”(The Catholic Monarchs), 因他们两人成功把西班牙给天主教化.,

[8]               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452-1516)是西西里国王(1468-1516)、阿拉贡(Aragon)国王(1479-1516)、卡斯蒂利亚(Castile)国王(1479-1504, 称“斐迪南五世”). 他奠定了西班牙统一的基础, 设立宗教裁判所(1478), 支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航行, 推行扩张政策. 他可说是整个西班牙的第一任国王, 与妻子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被合称为“天主教徒君主”(The Catholic Monarchs), 因他们两人成功把西班牙给天主教化.

[9]               西班牙天主教神甫和修女曾公开请求公众原谅“那些曾与‘宗教裁判所’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宗教人员和从军出战的僧侣”. 见“Catholic Clerics Apologize for Past Cruelties”, 见《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1999年11月14日.

[10]             编者注: 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是西班牙神学家和医师, 支持宗教改革运动. 他是第一个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人, 但因发表《论三位一体的谬误》(1531)而以“异端”罪名被判火刑处死.

[11]             Mark A. No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第51页.

[12]             编者注: 马瑟(Increase Mather, 1639-1723)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牧师和教育家,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1685-1701), 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而被英国政府撤消垦殖特权(1686).

[13]             编者注: 一般的字典(例如 《英汉大词典》), 甚至大部分的基督徒译者, 常把“missionary”一字译作“传教士”, 但严格来说, 基督信仰并非传扬一个“宗教”, 乃是传扬“真道”(这“道”可指“记载之道”—  圣经; 或“生命之道”—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徒所传的是“道”, 而不是“教”. 换言之, 把“missionary” (传扬这“道”的人)译作“传道士”或“宣道士”更为正确. 由于英文“preacher”一字也常译作“传道士”, 为了辨别“missionary”和“preacher”, 《家信》选择将前者译为“宣道士”.

[14]             Dale and Sandy Larsen, Seven Myths about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第110页.

[15]                 Anthony Grafton, April Shelford & Nancy Siraisi, New Worlds, Ancient Tex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2), 第132页.

[16]             同上引, 第136页. 《德训篇》(Ecclesiasticus)又名《便西拉智慧书》(The Wisdom of Sirach), 虽被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纳入圣经正典(Canon)中(即承认是神所默示的经卷), 但并不获得早期教会和更正教(Protestant)承认为神所默示的经卷. 这卷书亦名《西拉之子耶稣的智慧》(The Wisdom of Jesus, the Son of Sirach), 由一位学者于大约主前195至171年间写成.

[17]             Luis Palau, God is Releva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第23,82页.

[18]             编者注: 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是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 其作品反映世界的荒谬与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 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 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9]             参Michael Novak, David N. Livingstone, David Lyle Jeffrey, et al., “Where would Civilization be without Christianity?”, 见《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1999年12月6日, 第50-59页.

[20]             同上引, 第56页. 有关基督信仰给予世人的无比贡献, 请参 2004年1/2月份(第50期)至2005年1/2月份(第56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改变世界的书”. 内中更详细例举基督信仰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医药保健、科学发展、平民教育、社会改革、性与婚姻方面的伟大贡献.

[21]             编者注: 休厄尔(Samuel Sewall, 1652-1730)是北美殖民地商人和法官, 以所著反映晚期英格兰清教徒情况的《日记》而闻名, 另著有《关于肯纳贝克印第安人的回忆录》等.

[22]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193-203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23]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是西西里国王(1198-1250)、德意志国王(1212-1220)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 他力图统治整个意大利, 与教皇发生冲突, 被教皇三次处绝罚(即开除教籍). 他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 并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24]             以上附录主要参考/改编自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320-326页.

[25]             编者注: 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又名“卡特里派”(the Cathars; 希腊文Katharoi , 清洁派教徒)在12和13世纪活跃于西欧, 与之前的摩尼教一样, 他们相信有两个神: 一个创造了无形的精神世界之善神, 一个是创造了看见的物质世界之恶神(即旧约中的神). 一切物质(包括身体)都是罪恶的, 而基督是善神的儿子, 来向人类启示得救之道. 1140年后, 卡特里主义横扫西欧, 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势力最大. 法国的卡特里派又名亚尔比根派, 因为他们在法国南部的亚比尔(Albi)一带人数最多.

[26]             阿尔卑斯山脉(Alps)是位于欧洲中南部的大山脉, 西起法国东南部的尼斯, 经瑞士南部、意大利北部, 东到奥地利的维也纳.

[27]            博饶本著, 梁素雅, 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第15页.

[28]             约翰·甘乃迪著, 刘志雄编译, 《见证的火炬》(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年二版), 第141页.

[29]             同上引, 第70-71页.

[30]             同上引, 第142-143页.

[31]             Edmund H. Broadbent, The Pilgrim Church (Grand Rapids: Gospel Folio Press, 1999), 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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