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者的八大质疑(六上) “进化论对生命有了解释, 所以相信上帝已无必要!”


编者注:  这一系列文章是改编自 李·史特博(Lee Strobel)所著的《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力反对基督信仰. 但他因着妻子1979年信主后人品和性格的改变而对基督信仰开始改观. 他要找出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四福音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问题. 结果是: 在证据确凿, 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把访查实录写于《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信主后的史特博读了不少质疑基督信仰的书籍和文章, 包括一本题为《告别上帝: 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的书. 此书作者坦布尔顿(Charles Templeton)本是葛培理布道团的原始同工, 后来因看见《生活画报》里一张母亲手抱死去婴儿望天求雨的照片, 开始怀疑世上是否真有一位关心人类的造物主. 他终于放弃多年所信, 转而攻击基督信仰. 史特博在未信主前也曾是一位彻底的怀疑论者, 坦布尔顿所质疑的事也曾是他所面对的质疑. 此外,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他还遇到其他问题, 归纳起来共有八个, 他称之为“八大质疑”.

因此, 史特博决定为自己也为他人寻觅这八大问题的答案. 他用了至少一年时间, 先从坦布尔顿开始, 过后又访查9位圣经学者. 他所获的结论是: “信心途中的八个障碍都引起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访问过的专家多数希奇地提供了满意的答复.” 以致于他在总结时说: “今天回想起来, 我对1981年那次相信(信主)的决定, 现在更加巩固了. 提出一些听了不舒服的问题, 非但没有冲淡我的信心, 反而把它加强了. 本拟探索基督信仰的‘薄弱之处’, 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基督信仰基本上的正确性和逻辑上的完整性. 我的信心经过严格的理智审查的锤炼,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加深刻, 更加富有活力, 更加确实了.”

史特博把访查实录写于《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他在此书中, 对基督信仰说“不”的八大怀疑理由逐一检验, 为那些说“不”的人解惑. 这些实录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质疑:    “假如上帝真的创造了宇宙, 为何听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会叫许多人相信进化论能够说明上帝的起源?

受访者:  沃尔特·布拉德利(或译“布雷德利”, Walter L. Bradley)[1]

1999年12月31日的《时代周刊》说: “进化论依然是已发表过的最成功的一个科学学说.” 可是, 澳洲分子生物学家兼外科医师丹顿(Michael Denton)却指出: “进化论像它在达尔文时代一样, 现在仍旧是一个高度推测性的假设, 完全没有直接事实的支持. 它的一些热心提倡人希望此说(进化论学说)能成为不辩自明的原理, 那日子可远得很.”[2]  以上两种说法, 到底谁是谁非? 为了探讨进化论的可信度和生命起源的问题, 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访问了聚合体和热力学专家沃尔特·布拉德利(Walter L. Bradley, 下文简称“布”).

(文接上期)

 

(A)    生命起初是怎样发生?

史: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试图解释简单生物怎样经过漫长时期发展成越来越复杂的生物. 不过这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生命起初是怎样发生的. 达尔文学说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布: “啊, 谈到生命的起源,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周详的观念. 他在1871年写过一封, 他在这封信里作了某种推测  —  甚至不是假说(hypothesis, 假设), 只是一种想法. 我把他所说的念给你听: ‘人们常说, 产生第一个活有机体(living organism)的所有条件, 现在全都具备了. 假如(啊! 多么大的一个假如啊!)有个温暖的小池塘, 有各种各样的氨和磷盐, 并有光、热、电等存在, 使蛋白质化合物能产生化学变化, 还能进行更多的复杂变化. 这情形如果在今天, 立刻会被吞吃或吸收, 但在当日生物形成前, 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3] 你听到了, 达尔文是第一个在理论上提出生命源于在某种‘温暖的小池塘’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的人.”[有关“达尔文与进化论”, 请参附录(一)]

史: “他说得让人听起来觉得这件事非常容易发生似的.”

布: “达尔文可能低估了那问题, 因为在他那个时代,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在什么地方都能自然发生. 人们认为蛆虫可以自然发生在腐肉上. 但在达尔文发表《物种来源》的同时, 法兰西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不受苍蝇沾染的肉类, 永远不会生蛆. 后来巴斯德(Louis Pasteur)[4]显示, 空气中含有微生物, 微生物能在水里繁殖. 给人误以为生物能自然发生的假象. 巴斯德在巴黎大学宣布: ‘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5]永远不能从这项简单实验的致命打击下复生.’”[6] 可是到了1920年代, 有些科学家说, 他们同意巴斯德的看法, 自然发生不能在短的时间范围内出现. 但是他们在理论上认为, 假如你有几十亿年和几十亿年  —  像已故天文学家萨根(Carl Sagan)[7]喜欢说的  —  那就真的可能出现.”

史: “这就是说, 那个想法的基础是: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没有生命的化学物质能合并成活细胞.”

布: “正是这样.”

 

(B)    奥帕伦与米勒的骗局

史: “我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 老师教导我, 原始地球上到处都有达尔文所说的化学物质小池塘. 那时的大气层有助于生命的形成. 有了由闪电供应的能量, 这碗‘生命发源以前的’化学物质经过几十亿年连在一起, 一个简单的生物便出现了. 从那时起, 生物就要受进化论的支配了. 请问是谁把这段情节概念化的?”

布: “俄国生化专家奥帕伦(Alexander Oparin)在1924年提出, 复杂的分子排列和活物质的功能是从已存于早期地球上比较简单的分子演化而成. 随后, 在1928年, 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8]以理论说明紫外线在地球原始大气层上发生作用, 使糖分和氨基酸(Amino Acid)在海洋里集结, 生物最后在这种原始粥状物中出现. 后来诺贝尔奖金得主尤里(Harold Urey)[9]指出地球的原始气层适于有机化合物出现. 尤里(Harold Urey)是米勒(另译“密勒”, Stanley Miller)

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指导. 米勒决定对此事作个实验.”

史: “我记得在学校里, 老师教过米勒这个划时代 的实验. 他在实验室里重新创造了原始地球的大气层, 给这个大气层通电, 模仿闪电的功效. 没有多久, 他发现氨基酸  —  生命的基础材料  —  被造了出来. 我还记得我的生物学老师用具有感染力的热情叙述这一实验, 说它决定性地证明生命能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中出现. 那时, 这个实验被欢呼为一个重大的突破, 是不是?”

布: “啊, 绝对是! 萨根说这实验是个最最重要的步骤, 使许多科学家相信, 宇宙中可能有大量生命.[10] 化学家威廉·戴(William Day)说: 实验显示, 创造生命的这一步骤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而是必然的.[11] 天文学家沙普利(Harlow Shapley)[12]说, 米勒已经证明了‘生命之出现基本上’是个生物化学自动的发展, 是实际条件合适时自然而然的出现.”[13]

史: “这就把问题(指生命来源的问题)解决了吗?”

布: “几乎没有. 有一阵子进化论者十分陶醉. 但是那次实验有个大问题, 使实验结果失去效力.”

史: (史特博大吃一惊)“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次实验有个致命的缺陷, 问题出在哪里?”

布: “米勒和奥帕伦没有真凭实据来证明地球早期的大气层是由氨(Ammonia)、甲烷(Methane)和氢(Hydrogen)组成的. 米勒在那次实验里用的就是这些物质. 他们的学说根据的是物理化学. 他们要得到对他们有利的化学反应, 所以提议大气层富于那些气体. 奥帕伦还真聪明, 知道用惰性气体如氮(Nitrogen)和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作实验, 它们就不会起反应.”[14]

史: “你是说他们预先作了不正当的安排, 以求取得他们想要的结果?”

布: “基本上是这样.”

史: “早期地球的真实环境是个什么样子?”

布: “从1980年起, 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已经证明, 早期地球从来没有多少甲烷、氨, 或氢, 它反而是由水、二氧化碳和氢组成的. 你绝对不能从这些化合物里得到同样的实验结果. 它根本不起作用. 比较近期的实验证实情况确实如此.”

史: “因之今天米勒实验的科学意义是…”

布: “是零! 教科书介绍米勒实验时, 应该老老实实地说, 这是一段有趣的历史, 但是与生命是怎样发展出来一事毫无关系.”[有关“米勒的实验”, 请参附录(二)]

 

(C)    细胞何等的复杂精确!

史: “让我们先给活体系与非生物之间的区别下个定义.”

布: “一个活体系至少必须作三样事: (1)处理能量; (2)储存信息; (3)繁衍(繁殖). 所有活体系都是这样的. 人类也做这三样事, 虽然细菌做得更快更有效率. 没有生命的东西不做这些事.”

史: “达尔文是不是认为基本活物质  —  譬如说单细胞生物  —  相当简单?”

布: “是的, 毫无疑问他那样想过. 达尔文大概没有想到从非生物中创造生命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他眼中显得并不太大. 海克尔(另译“享克尔”, Ernst Haeckel)[15]形容活细胞只是与原形质同源相似的小球.[16] 在那个时代, 他们没有任何方法看到存在于细胞膜内的细胞之复杂性. 但事实是, 一个单细胞生物比我们用超级电脑复制的任何东西都复杂得多. 有人非常有创意地 —  也十分精确地  — 形容一个单细胞生物为一座高科技工厂, 具有自用语言、译码系统, 能储存与取回大量信息的中央数据库, 能管制自动装配部件的精确控制系统, 能防范错误的校正和质量控制机制, 能使用预先建造和组合式制造原理的装配系统和一个完备的复制体系, 能使生物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复制自己的繁殖体系.”

史: “真是洋洋大观. 也许单细胞生物由于它们已经发展和演化了千年百代, 今天要复杂得多. 也许地球初期产生的最早细胞要基本得多, 因为创造起来比较容易.”

布: “让我们接受这个说法. 然而即令我们能想象最小的活细胞会是什么样子, 它仍然一点也不简单.”

史: “要建造一个活的生物又有多麻烦呢? 请你说得简单些.”

布: “好吧. 先从氨基酸(Amino Acid)开始. 氨基酸有80种不同的种类, 但是其中只有20种存在于活生物中. 那么你得把合适的氨基酸找出来. 随后, 合适的氨基酸为了产生蛋白质分子(Protein Molecule),必须用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 设想儿童们玩的那种塑胶连接链  —  你得把合适的氨基酸以正确顺序连在一起, 最后取得生物功能.”

史: “听起来好像不大困难.”

布: “这不会十分困难, 如果你把你的聪明才智全都放在这个问题上. 有目的地选择与装配氨基酸, 一次只选择与装配一个. 但是你要记得, 这是化学演化, 并没有任何外力指导. 此外还有别的牵连因素需要考虑.”

史: “譬如说 — ?”

布: “例如, 别的分子比起氨基酸自己相互作用来, 容易与氨基酸发生作用. 因此你有了如何排除外来分子的问题. 就是在米勒实验里, 他产生的物质里面, 只有百分之二由氨基酸组成, 所以会有大量别的化学物质来搞乱这个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麻烦: 氨基酸中有同样数目的右旋氨基酸和左旋氨基酸, 只有左旋氨基酸才能在活物质中发生作用. 现在你得找到这些合适的氨基酸, 把它们用合适的顺序连接起来. 你还需要那种正确的化学链  —  也就是肽链  —  在正确的地方, 使蛋白质能以特定的立体方式堆垒, 否则不能运作. 那有点像排字工人从活字盒里拿字母出来用手排字. 假如你用心去排, 就不会出问题. 但是假如你信手把字母拈来, 随便把它们排成字句, 包括上下颠倒和东倒西歪, 排出来的字句和段落还有意义可言吗? 绝不可能. 同样, 也许你得把100个氨基酸用正确的方法排列成一个蛋白质分子. 而且你要记得这只是第一步. 创造了一个蛋白质分子不等于说你已经创造了生命. 现在你得把许多蛋白质分子  —  也许需要有两百个  —  把它们集合起来,以正确的功能制成一个典型的活细胞.”

史: “现在我才开始认识到要克服的困难之大. 即使米勒所说在地球初期的大气层里可以轻而易举制成氨基酸是正确的, 但要把它们连接成蛋白质分子, 然后装配成一个能运作的细胞, 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

布: “在活体系里, 安排装配一切的主导来自脱氧核糖核酸(DNA). 动植物的每一个细胞内, 都有一个DNA分子. DNA是个管制一切的微型处理器, 它和核糖核酸(RNA)紧密合作, 指导氨基酸正确地把顺序排好, 并按照生化指示  —  这就是信息  —  进行, 信息是用密码印在DNA上的.”

史: “这就引起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DNA是从哪里来的?”

布: “DNA和RNA的制造, 会比创制蛋白质的问题还大. 这要复杂得多, 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 例如, DNA和RNA基础材料的合成, 从来没有成功地完成过, 除非有一个完全不像早期地球的环境和具备绝对难以置信的那些条件. 德国美因茨生化研究所的多斯(Klaus Dose)承认, 合成DNA和RNA的困难‘目前是我们想象不到的.’[17] 老实说, 这种既富于信息又能自我繁殖的微妙体系之起源,令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一筹莫展. 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Francis Crick)[18]说: ‘生命的起源几乎近乎神迹, 要生命创始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实在太多了.’”[19][有关“DNA的形成”, 请参附录(三)][20]

(文接下期)

******************************************************************************

附录(1):      达尔文与进化论

1809年,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国英格兰西部的商业城镇什鲁斯伯里(或译“苏兹伯利”, Shrewsbury). 他有三个姐姐, 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 他5岁时, 母亲便去世了. 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间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将近7年. 由于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 16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 当时他哥哥伊拉斯姆(另译“伊拉斯莫斯”, Erasmus)也在该校学习. 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 然而, 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 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 基于同情, 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念神学预科, 以便将来有个令人尊敬的职业. 经过3年的学习, 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 即将成为一位牧师. 他特别选择了在乡间的圣公会教堂, 为的是在教牧之余, 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达尔文过后作为官方科学家, 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 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 于1831年底开始, 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活动. 猎犬号船原本的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 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 但几年的考察, 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 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和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 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 不少人误解一件事, 认为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 是一名相信圣经的人, 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 因而产生了有关生物进化的思想. 这是严重的普遍误解.事实上, 是达尔文对神的信仰有了衰退在先, 然后才转信进化. 为了说明这点, 我们必须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首先,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神的家庭. 他的祖父(Erasmus Darwin, 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 著有两卷《生理学》(Zoonomia), 是第一位采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 他说: “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 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的作用, 又因新习惯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 因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 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 直到永远.” 虽然他在达尔文出世前7年就去世了, 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 也读他的著作. 他祖父所提倡有关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 达尔文的父亲(Robert Darwin)对神的不信, 远比他祖父更甚. 这位身高6英尺2英寸, 体重328磅的魁梧大汉在家里是绝对权威. 只要他在场, 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 他对神不信的信念, 必定深远地影响家中的成员. 由此可见, 达尔文从家里接受的教育是对神充满怀疑与不信的思想. 正如潘柏滔(Pattle P. T. Pun)指出: “达尔文虽然受英国国教(即圣公会)所熏陶, 但他父亲是一位不信者. 他母亲是一位相信普世得救的新派信徒, 所以他的教庭背景并没有给他正统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影响.”[21]

除了家庭教育之外, 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 在达尔文时代,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均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 其地球科学仍相信厄舍尔主教(另译“乌雪主教”, Archbishop Ussher)[22]的推算, 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 可是达尔文进入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 以至于谈不上持守什么信仰. 在爱丁堡大学的两年中, 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 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 也正是在这时期, 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著作《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 三门主修课中, 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 惟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培利(另译“佩利”, William Paley)[23]的神学课程. 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 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虽然培利是英国资深的牧师和作家, 但他的自然神学观有个错误的观念, 即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 再不与任何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结果几年的大学生涯, 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不仅没有长进, 反倒后退, 变成了反对圣经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24] 这使他后来成为拒绝相信神的无神论者(atheist).[25]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 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26]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1卷, 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 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 即所谓“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 面对浩瀚的自然界, 在创世记的洪水(即所谓的“灾变论”)和赖尔的均变论之间, 达尔文凭“信心”(因为赖尔并没提出众多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均变论)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论, 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 在这大前提下, 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 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次航行的记事文章, 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以寻找进化论的机制. 达尔文阅读了马修(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布莱思(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 并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直接获得灵感, 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或译“天然选择”, 简称“天择”, 亦称“天演论”)的进化机制.[27]

在此后20年中, 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 到1858年, 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 1823-1913)[28]根据他在马来亚研究各区生物分布的结果, 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 大为震惊. 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另译“胡克尔”, Joseph Hooker, 1817-1911)[29]的立促下, 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 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 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 引起了轰动.

《创造论的明证》一书总括地指出, 1830年代末, 达尔文放弃了原有的基督信仰. 这种改变并非完全由于他累积了很多科学的证明, 实在是由于达尔文抱怨圣经内的记载有可疑之处, 不能接受神在旧约时期的作为, 并且不相信基督信仰的教义. 在1859年出版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时, 达尔文尚认为自己是“有神论者”, 按着自己的确信去观察宇宙万事万物时, 他不相信那是随机而生的. 随着时间流逝. 他的有神论思想中埋下了进化论的种子. 渐渐地, 他成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 改变了原来的信仰, 并且接受生物的外貌是未经设计、随机而成的说法. 他解释进化的演变过程, 不可能是慈爱和充满智慧之神的作品, 因为在所谓的进化当中有很多痛苦, 他宁愿归根于自然淘汰, 也不愿承认那是他一度相信的神的设计.[30]

达尔文在世期间, 他的著作共出版6次. 他亲眼看到他著作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 达尔文于1882年离世, 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 此处是英国著名人物国葬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反对神的创造之进化论提倡者, 被葬在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 而牛顿却坚信万物乃神所创造而非进化.

有些福音书籍提到一些达尔文悔悟的故事, 甚至说达尔文最终认罪悔改, 成了基督徒. 其中最著名的是霍浦夫人(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 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 作为例子. “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 她说: 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 见他穿着紫色睡衣, 床头放些枕头, 支持身体; 手中拿着圣经, 手指不停地痉挛, 忧戚满面地说: ‘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 想不到我的思想, 竟如野火蔓延, 获得多人.信仰, 感到惊奇.’ 他叹了口气, 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 又说: ‘在我别墅附近住了30个人, 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 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 手指窗外一座房子, ‘你愿否与他们交谈?’ 我问他说: ‘谈些什么问题?’ 他说: ‘基督耶稣, 还有他的救赎, 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 当他讲述这些话时, 脸上充满光彩. 我更不能忘记, 他那附带一句话: ‘假若你明天下午3点举行的话, 我会打开这扇窗子, 同时你可知道, 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The Shining Light)”[31]

从这段记述看来, 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 但这是否真实, 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 泰勒(Ian T. Taylor)在他所著的《人的思想中》(In the Minds of Men — 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1991年, 第136-137页)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 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 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 关于霍浦夫人的传说可追溯到1915年, 甚至更早一些. 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 主要基于两大理由. 第一, 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下午. 这显然不符事实, 因为达尔文去世是在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 第二, 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生在达尔文去世的前1年的秋天呢? 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6个月访问的呢? 泰勒认为也不可能. 因为根据1903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 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论和进化观点, 即使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28日), 他仍然坚持他的“无生源”(abiogenesis)观点(即生命可从无生命之物进化而来): “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 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 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 我一直在思考, 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 霍浦夫人访问记乃出于虚构. 若是如此, 这个故事是谁编出来的呢? 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孀(Emma Darwin). 比达尔文多活了14年的埃玛(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 她素来厌恶达尔文提倡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 她在世的日子, 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广泛地被接受. 但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 因此,在达尔文离世后, 在达尔文年鉴出版前, 她曾让人涂抹掉某些情节, 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 “霍浦夫人”的出现或许是埃玛(Emma)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 但有一事是十分清楚的; 达尔文是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 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 进化论是达尔文的世界观和哲学观, 而且达尔文至死不变. 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 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 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力, 对基督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然而, 仅仅过了1百多年, 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 无法自拔; 而圣经经历数千年的严格考验, 却有如坚固的盘石, 仍旧巍然屹立不倒. 这证明人靠有限的智慧所提倡的理论不过是沙土, 但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不变的真理, 安定在天, 永远常存(诗119:89).[32]

 

******************************************************************************

附录(2):      米勒的实验

1953年, 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 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 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 Miller)从无机物(inorganic matter/substance)中制造了氨基酸(amino acid)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 米勒的实验被认为是支持生命乃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即生命可从无生命之物进化而来)之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 他仿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前的原始地面气层之成分, 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reductive)气体和水蒸气. 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 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 7天后, 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organism), 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 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 因为蛋白质(protein)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按恩格斯的说法: “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成.” 换言之, 有了蛋白质, 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 人们以为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 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证明生命是进化而来的. 40年来, 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 利用不同的能源, 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 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糖(glucose)、核糖(ribose), 以及核酸(nucleic acid)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

可是, 现今的事实证明了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 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 相反, 对米勒实验的意义, 科学家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比如, 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 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 反应物浓度低, 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 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刻又会分解.

有者指出, 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 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 所以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 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30英尺深的深海中, 才不至于被紫外光破坏. 此外, 也有人推算, 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实验期间的两天内提供的能量, 相等于原始地球表面4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和. 换句话说, 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 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以发生的.

李志航博士指出: “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布鲁克斯(Brooks)与肖氏(Shaw)两人都得承认: ‘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无生命之物)的合成结果, 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 坚持进化论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所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诚地说: “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 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 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10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另外, 很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都有旋旋光性(光通过这些物质时会被折射). 醣类都是右旋的, 生物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全是左旋的. 可是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左旋和右旋各占一半. 由对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变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 很难用随机机制(即偶然的机遇)来解释. 然而, 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 却是有关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原始大气层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 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的状态下进行的. 若有氧气存在, 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 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根据近20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显示, 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氧气等还原性气体, 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宇宙飞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 火星没有生物存在, 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 因此, 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如果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 米勒等人的实验之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33]

 

******************************************************************************

附录(3):      DNA的形成

上文[附录(二)]已清楚指出, 米勒(Stanley L. Miller)在1953年所做的实验在原始大气中是难以发生的, 也因这缘故, 聚合体和热力学专家布拉德利(Walter L. Bradley)直言米勒实验的科学意义是零!退一步说, 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 也就是说, 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 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生命有许多特点, 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 这两种能力都来自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的功能. 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gene)调控的. 基因是DNA的片断. 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ribonucleic acid, 核糖核酸)繁殖外, 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 因此, 要产生生命, 首先要产生DNA(或RNA). 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 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 是由4种不同的核苷酸(nucleotide)相联而形成的长链. 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4种核苷酸排列的顺序(sequence). DNA正是借着这4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 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蛋白质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 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 这4种核苷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 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然而, 在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 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 由此可见, 随机(偶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白了.

梁斐生博士曾引用过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爱根博士(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一个含有221个核苷酸的分子, 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苷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33(10的133次方)”, 而“10105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 这10133次随机组合之中, 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让这10105个分子随机组合, 令组合的速率为每秒1万次(104), 假设宇宙的年龄为300亿年(1018秒), 那么, 从宇宙形成到现在, 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127次(10105x1018x104), 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苷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 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400个氨基酸. 换言之, 需要至少由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DNA分子, 才能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 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 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11个核苷酸. 由此可见, 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 “进化”速率有多快, 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 DNA分子形成时, 需要各种酶(enzyme)的参与; 而酶是一种蛋白质. 可是, 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 现在的问题是: 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 是先有DNA分子呢? 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酶)呢? 答案是, 必须两者同时形成, 缺一不可. 凭机遇(即偶然的巧合)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不可能, 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各种酶聚合. 如果一定要用进化或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 未免太牵强了.

总括而言, 生命是无法靠自然产生或进化而来. 单是一个蛋白质分子都是难以靠机遇产生, 正如法国数学家杜氏(Lecompte De Nouy)指出, 要合成一种有3,000原子的蛋白质分子, 其机会不过是2.02 x 10231次中的一次! 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沃尔德(或译“华尔特”, George Wald)[34]说得对: “生命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 自然的演变或超自然的创造.” 现代生物学者, 大都承认进化论的不合理, 但却不愿接受另外一种选择  —  创造论. 为了刻意否定神的存在和创造, 许多科学家宁可选择“迷信于”进化论, 难怪香港大学副校长、电机工程系教授金新宇博士说道: “倡导进化论者, 除了必须接受无生源论之外, 尚要接受从低等生物进化至高等生物之假设. 接受进化论, 实在需要极大的信念  —  比信一位创造者更难!”[35]

 


[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布拉德利(Walter L. Bradley)从奥斯丁德克萨斯(Texas)大学获取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在德克萨斯(Texas)农业与机械大学当了24年的教授, 且担任系主任4年. 他是聚合体和热力学专家, 这两门学问都与生命起源的争辩密切相关. 布拉德利一直是德州农业大学聚合体工艺中心主任, 取得的研究补助金有4百万美元之多. 他也是大公司如道氏化学、通用动力、波音、壳牌石油等公司的顾问, 在大约75件法律案件中做过专家证人. 此外, 他还是“发现研究所”的科学与文化复兴中心会员, 美国材料学会和美国科学联合会的选任会员. 布拉德利曾在1984年因与人合著奠基性书籍《神秘的生命起源》而轰动一时, 曾相信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凯尼恩(Dean Kenyon)因此书而改变看法, 并为此书写序言, 称此书“能使人信服, 有创见”. 从那时起, 布拉德利为生物起源的问题撰写了不少文章, 还时常演讲. 他给《纯创造》和《创造与进化的三种看法》等书撰稿, 同时与化学家撒克斯顿(Charles B. Thaxton)联合为《创造论》一书撰写《信息与生命源始》. 比较专门的文章有与人合著的《蛋白质中氨基酸自我安排的统计研究》, 这篇文章是他对生物起源问题的卓越研究.

[2]               Michael Dent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Chevy Chase, Md.: Adler & Adler, 1986), 第77页.

[3]               Franci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D. Appleton, 1887), 第203页.

[4]               编者注: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是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 证明微生物引起发酵和传染病, 首创用疫苗接种预防狂犬病、炭疽和鸡霍乱, 发明巴氏消毒法, 开创了立体化学, 著有《乳酸发酵》等.

[5]               编者注: 按进化论的假设, 在亿万年前, 在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 一些无生命的无机物质(inorganic substances)在没有外来力量的支配下, 自行决定, 于当时的自然环境里, 在巧合的情况下,互相结合而形成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 这种理论是假设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 生命可以从毫无生命的物质演变而来, 称为“生物自生论”(spontaneous generation, 或作“自然发生论/说”).

[6]               R. Vallery Radot, The Life of Pasteur, translated by R. L. Devonshire (New York: Doubleday, 1902), 第109页. 有关巴斯德那推翻了”自然发生说”的重要实验, 请参 2002年4月份, 第29期《家信》的“科学见证: 生命是自然发生?”

[7]               编者注: 萨根(Carl Edward Sagan, 1934-)是美国天文学家、 科普作家, 研究地球生命起源、行星大气、行星表面等, 尤以探索地球外生命现象闻名, 著有《宇宙间的智能生物》、《伊甸园之龙》等.

[8]               编者注: 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是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 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新贡献, 1957年移居印度, 著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9]               编者注: 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 1893-1981)是美国化学家, 因发现氘(Deuterium, 重氢)而获得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 后又研究地球化学和天体物理学, 对发展原子弹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论均有重要贡献.

[10]             Robert Shapiro, Origins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第99页.

[11]             William Day, Genesis on Planet Earth (East Lausing, Mich.: House of Talos, 1979), 第7页.

[12]             编者注: 沙普利(Harlow Shapley, 1885-1972)是美国天文学家, 推断太阳位于银面附近, 距银心约3万光年, 测定双星系统成员星大小, 提出造父变星为脉动变星, 著有《星团》、《论恒星和人》等.

[13]              引用于 S. Tax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第1册, 第57页.

[14]             见 Gordon C. Mills, Malcolm Lancaster & Walter L. Bradley, “Origin of Life and Evolution in Biology Textbooks — A Critique”, in 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1993年2月.

[15]             编者注: 海克尔(另译“享克尔”, Ern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是德国动物学家和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提出“生物发生律”(其实只是“生物发生论”)来证明进化论, 主要著作有《人类发展史》、《生命的奇迹》等.

[16]             Ernst Haeckel, The Wonders of Life, translated by J. McCabe (London: Watts, 1905), 第111页, 引用于Stephen C. Meyer,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Design”, 见《纯创造》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第114页.

[17]             Klaus Dose, “The Origin of Lif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见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 第13期 (1988), 第348页.

[18]             编者注: 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是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和遗传学家, 因参与制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结构模型, 为分子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而与J. Watson和M. Wilkins共获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

[19]             Francis Crick, Life Itself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20]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87-99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21]            潘柏滔著, 《进化论: 科学与圣经冲突吗?》(美国: 更新传道会, 1984), 第272页.

[22]             厄舍尔(James Ussher, 1581-1656)是爱尔兰圣公会高级教士和学者, 曾任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1607-1621)、阿尔马大主教(1625), 主张成立爱尔兰民族教会, 反对罗马教庭的干预.

[23]             培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是英国神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 曾任圣公会牧师, 反对奴隶贩卖, 主要著作有《论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自然神学》等.

[24]             理性主义(或称“唯理主义”, rationalism)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可以用他的理智和思想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 它强调人的理性可以解释世上一切的事, 所以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真理的准绳,凡不合乎理性的事物皆非真理.

[25]             达尔文在其著作《人的祖籍》(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说道: “所有世界上的人类似乎都相信一些无所不在的神灵, 这大概是人类理智发展的结果, 更可能是人类高度发展的幻想力和好奇心作祟… 一位全能和仁爱的创造主宰似乎是人类经过长期文化熏陶后才塑造的对象.” 潘柏滔著, 《进化论: 科学与圣经冲突吗?》, 第272页.

[26]             赖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是英国地质学家, 提倡“均变论”, 认为地球表面特征是在不断缓慢变化的自然过程中形成的, 因而反对灾变论, 拒绝求助于圣经, 主要著作有《地质学原理》.

[27]             “天演论”并非完全建基于生物和地理方面的自然科学, 因它也取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物竞天择”观念. “物竞天择”的理论是由两位英国社会学家发明的: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和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名著《人口论》中提出人口增长快过食物产量, 因此人类一定会遇到饥荒、疾病和战争, 才能维持人口繁殖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 以后斯宾塞更进一步引用马尔萨斯的理论, 在社会学中提出“适者生存”的名词和理念. 日后达尔文就引用这个名词, 再加上马尔萨斯所用的“物竞天择”的术语, 构成了他闻名的“天演论”. 潘柏滔著, 《进化论: 科学与圣经冲突吗?》, 第31页.

[28]             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 1823-1913)是英国博物学家, 提出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1858), 将马来群岛的动物分布分为东洋区和澳洲区, 其分界线被称为“华莱士线”, 著有《自然选择理论文稿》等.

[29]             胡克(Joseph D. Hooker, 1817-1911)是英国植物地理学家, 曾到南极、印度、新西兰(纽西兰)、北非、北美等地考察, 研究了美州及亚洲植物的关系, 提出进化论对植物学的实用价值.

[30]             葛兰.麦可琳, 罗杰.奥克兰和莱利.麦可琳合著, 《创造论的明证》(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9年), 第76页.

[31]            张郁岚著, 《到底有没有神?》, 载于《认识真理》(美国: 使者大陆事工部), 第69页.

[32]             除了另加注明的部分, 附录(一)内容皆改编自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 268-274页.

[33]             附录(二)内容改编自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234-237页.

[34]             沃尔德(George Wald, 1906- )是美国生物化学家, 发现并阐明视觉的化学和生理过程, 与美国H. K. Hartline和瑞典 R. A. Granit共获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

[35]             除了另加注明的部分, 附录(三)内容改编自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237-239页.



作者:

Leave a Reply

Copyright © 2019 MalaccaGospelHall.org.my. All rights reserved. Developed by Passion In Design.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