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遗产(三) - 第四章: 宣道事工 (Missionary Endeavour)

我们的遗产(三) – 第四章: 宣道事工 (Missionary Endeavour)

(A) 宣道大军的先锋部队

当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1]首次与一小群在都柏林(Dublin)聚集的单纯基督徒有交通时, 他便望见宣道的禾场(mission field). 那些人迫切渴望遵行圣经的教导. 他们要遵守保罗的教义, 效法保罗传福音的热诚. 事实上, 保罗并没把在家乡宣道和国外宣道加以区分. 他给世人的信息是同样的. 这点解释为何“早期弟兄们”(early brethren)把世界各地当作他们的宣道地区.

Anthony N. Groves

奉主名聚会的运动普遍上被认为是在1820年代开始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由一小群人组成的第一个宣道队伍在1829年出发了. 史坦特(Mr. Stunt)拿起那本详细记载那次宣道历程的日记, 照着年轻的亨利·葛若弗斯(Henry Groves, 即安东尼·葛若弗斯的儿子)所记述的, 向青年信徒们重述当年往事. 从世人的观点, 这个宣道旅程是个疯狂的冒险. “他没有从英国那里获得任何支持的保证. 他的私人财产只够支付工作的基本费用, 从那时起, 他只把他所需用的告诉主, 而主借着各种方式, 使他们的需用获得满足的供应.”

这一切发生在葛若弗斯(A. N. Groves)在埃克塞特(Exeter)执行收入可观的牙医行业之后. 从日记中我们得知一些从列宁格勒(Leningrad, 苏联西北部港市)到巴格达(Bagdad, 伊拉克首都)的艰苦旅程. 这险峻路程达6个月之久. 抵达目的地不久后, 巴格达几乎被瘟疫、洪水和战争消灭 — 全国人口8万5千人中死了6万人, 包括葛若弗斯夫人(Mrs. Groves). 他们当年在这穆斯林国家所遭遇的, 与今日的情况同样是千辛万苦, 阻挠重重. 有些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信主得救, 可是总括而言, 虽在诸多灾祸的提醒下, 穆罕默德教徒(Mohammedans, 即“回教徒”或称“伊斯兰教徒”)普遍上对福音无动于衷. 结果, 这个宣道队伍的幸存者转向印度. 他们抵达印度后, 福音运动在那地生根成长, 并延续至今.

(B) 恢复新约召会的样式

在宣道的事上, 无人可低估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重要性. 一般从事这类宣道事工的方法, 是组织一个委员会(committee), 来照顾和供应那些投入宣道事工的信徒的日常需用. 但葛若弗斯(A. N. Groves)并非如此. 他单单仰望主一者的支持与供应. 因此, 经过这许多黑暗的世纪之后, 初期召会时代使徒们的做法重新恢复过来(指主的仆人单单仰望主的供应, 靠信心度日, 而非倚靠固定的薪水, 译者按). “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叁7).

这一小群由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带领到巴格达, 然后到印度的宣道队伍, 只是过后将临的大军之先锋部队. 从那时起, 至到如今(即这100多年来), 奉主名聚集的新约召会已有大约5千位弟兄姐妹, 到海外各地事奉他们的主. 另一位脱离主义者(secessionist, 通常指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为这缘故赞扬我们说: “毋庸置疑, 他们在宣道禾场上尽最大力量. 他们以坚定不移、无畏无惧、全然奉献的态度, 踏入世界各地, 且往往在无前人进入之地作拓荒(pioneering)[2]的工作. 他们当中的勇士在此找到他们为主进取和冒险的出路, 执行宣扬福音的重任, 正如他们的主所吩咐的. 他们当中到海外宣道的人数众多, 以宣道士与会友之间的比例, 他们的数目多过几乎任何一个别的基督徒组织或宗派.”

(C) 宣道事工在印度扩展

葛若弗斯(A. N. Groves)第二次到印度的宣道旅程是由另一小队的宣道士组成, 包括比尔夫妇(the Beers)和鲍登夫妇(the Bowdens)[3], 他们在印度给予急难时的援助. 鲍登(Bowden)的五代儿孙都在印度事奉神, 他们联于丹·克劳福德(Dan Crawford)[4]的事奉事迹可写成一部家族英雄传(family saga), 如今只缺一位作者将之编纂成书. 这本编纂好的书, 肯定比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5]的代表作《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更为出色.

很少人知道科顿上校(Colonel Cotton)对印度发展方面的最大贡献, 到底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哥达瓦里河水坝(Godavari Dam),[6] 或是他鼓励了那一小队伍的宣道士.[7] 他在执行世俗职业任务的同时, 充分与宣道士们在宣道事工上合作, 这点可说是最好的榜样之一.

(D) 宣道事工在非洲扩展

我们与非洲宣道事工的关联在每一方面都是那么激发人心. 拓荒者斯坦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8]在孩童时期就受大卫·李文斯顿(另译“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e)[9]所影响. 他于1881年出发, 到非洲开拓新路, 使非洲成为我们现今特别喜爱的宣道禾场. 我们深情满溢地称之为“心爱的露天开采”(The Beloved Strip), 多年以来, 我们已经送出超过700位弟兄姐妹到非洲的宣道禾场. 阿诺特(Arnot)和克劳福德(Dan Crawford)有资格被称为“探险者”(explorers), 完成了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未完的工作. 他们两人也获得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给予的荣誉. 从托尼·劳门(Tony Lawman)所著的书《从恶者手中》(From the Hands of the Wicked), 我们得知阿诺特对暴君米斯迪(Msidi)深具支配性的影响力.

我们可看出在(奉主名聚集的)众召会中, 许多青年信徒的爱主心志被这些人如火般地挑旺起来, 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到中非洲(Central Africa)宣道. 年轻的约翰·科博(John Cobbe)于1896年抵达非洲, 并告诉克劳福德(Dan Crawford)他是来还债的(指“福音的债”, 罗1:14). 他在那里只活了两年, 他不过是好多位死于中非洲炎热气候的宣道士之一. 据说有1千1百人出席在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的送别会, 以祝前往宣道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10]和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11]一路平安. 但由于在非洲的气候不适于居住, 前者在那里只活了1年多. 无论如何, 这些宣道士们的工作仍旧继续, 阿诺特(Arnot)宣称这些受藐视的弟兄们在非洲那里建立了坚固的召会.

(E) 宣道事工与非洲语文

他们在物质方面的贡献虽不像科顿(Cotton)所做的那么多, 但他们对非洲语文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却是有目共睹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 眼前有一本由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阿特金斯博士(Professor Guy Atkins)所写的书. 此书说道: “有关乔奎语(Chokwe)的标准著作不外是《麦克詹讷特词典与文法课程》(M. B. MacJannet’s Dictionary and Grammar Lessions). 在我研究工作上所采用的原始权威性资料(source material)方面, 它是最有用的参考书, 我很受惠于它.” 此外, “至于流纳语(Luena, 其中一种非洲语言), 就是那与乔奎语(Chokwe)有密切关系的邻近语言, 它已被全面分析于霍尔顿(A. E. Horton)所著的《卢瓦莱文法》(Grammar of Luvale).” “同一位作者也在近期完成了…一本卓越的流纳语(Luena)词典.”上述所提的两位权威人士之名, 均可在“回声”(Echoes)所出版的《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中找到.

(F) 宣道禾场的壮士名单

若再详细述说下去, 恐怕读者难以消化. 实际上, 我也没有时间一一述说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 诸如斯隆(Sloan)[12]和古克(Gook)[13]、司特隆(Strong)[14]和威尔狄史(Wildish)[15]、尤文(Ewen)[16]和克利福德(Clifford)[17]、金汉夫妇(the Kinghams)[18]和厄瓜多尔殉道者(the Equador martyrs)[19]、布尔(Bull)[20]和帕特森(Paterson)[21]、圭加迪尼(Guicciardini)[22]和罗塞蒂(Rossetti)[23]、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24]和贝德克尔医生(Dr. Baedeker)[25]等等. 我们所能述说的, 还不到实际情况的一半, 也无法在有限的今生述尽. 这一切唯有等到永恒时, 方能尽晓.

由此可见, 我们所拥有的遗产, 是何等的高尚尊贵, 值得我们去保留与维持. 现今任何时刻, 我们有大约1,100至1,200位宣道士在世界各地的禾场上事奉主, 这还不包括许多在本国家乡事奉神的宣道士(单在英国就有130位左右). 恳求神帮助我们支持他们, 珍惜这高尚的遗产, 维持这宣道的传统, 直到主来.[26]

(文接下期)

[1] 译者注: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是第一个恢复初期召会所实践的“信心宣道”(faith mission)的宣道士.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 2000年10月份, 第11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安东尼·葛若弗斯”.

[2] 译者注: 有者把“pioneer”一词译作“开荒者”, 但标准的词典将之译作“开拓者、拓荒者”(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所编的《汉英词典》, 第544和1030页), 所以《家信》采用“开拓者”或“拓荒者”.

[3] 译者注: 比尔(George Beer)和鲍登(William Bowden)皆是在英格兰的班斯泰甫(Barnstaple)聚会的信徒. 他们两人连同妻子于1836年前往印度宣道. 他们到了没有任何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ies)愿意拓荒的哥达瓦里三角洲(Godavari Delta), 因为此地非常偏远, 同时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坚固堡垒. 他们在这三角洲最大的城市 — 帕拉可尔(Palakol)刻苦宣道6年之后, 终于看见了第一个人(印度妇女)悔改信主, 接着又有多人信主、受浸, 开始了当地的第一个召会. 鲍登(William Bowden)于1876离世, 他的儿子鲍登(Edwin S. Bowden)接续他的事工(1876-1924).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91-98页.

[4] 译者注: 丹·克劳福德(Dan Crawford, 1869-1926)是位到非洲拓荒的宣道士, 并成功将整本圣经翻译成非洲的土语.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2004年9/10月份, 第53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丹·克劳福德”.

[5] 译者注: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是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获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 其作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为背景, 描写资产阶级的兴衰过程, 代表作是《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 1922)三部曲.

[6] 译者注: 哥达瓦里河(Godavari)是位于印度中部注入孟加拉湾的一条河流.

[7] 译者注: 科顿上校(Colonel Arthur Cotton)在很多方面帮助了这支宣道队伍, 使福音在印度更有效力及更广泛地传开. 参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第21, 29, 92-93页.

[8] 译者注: 斯坦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 1858-1914)于1881年前往非洲宣道33年, 横越3万哩路程.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下期(2004年7/8月份, 第53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斯坦利·阿诺特”.

[9] 译者注: 李文斯顿(另译“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是苏格兰宣道士, 深入非洲腹地从事宣道和地理考察活动长达30年, 发现恩加米湖(1849年), 勘察赞比西河地区(1855年), 发现维多利亚瀑布, 著有《南非考察和传道旅行》等. 有关李文斯顿的事迹, 请参本期(2004年5/6月份, 第52期)《家信》的“云彩见证: 开拓非洲三万哩 — 李文斯顿(一)”.

[10] 译者注: 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 Scotland)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于1898年4月18日离开伦敦前往非洲宣道, 但他于1899年5月4日死于非洲的罗安扎(Luanza). 参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第391页.

[11] 译者注: 这里所说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并非指本文作者埃尔技术学院(Ayr Technical College)的局长及福音月刊《报信者》(Messenger)的主编 —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 而是指19世纪到非洲宣道(1898-1901)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 Anderson). 后者先到中非, 过后再到南非传道. 同上引, 第624页.

[12] 译者注: 苏格兰的斯隆(W. Sloan)于1876年蒙召, 前往北大西洋的法罗群岛(Faroe or Faeroe Islands)执行拓荒的宣道事工. 当他于1914年离世时, 这本无召会的群岛上已有6个召会. 同上引, 第532, 562页.

[13] 译者注: 古克(Arthur Gook)前往近北极圈的冰岛(Iceland)作拓荒的宣道事工(1905-1957). 他尝试在冰岛上用广播传福音长达3个月, 是第一个尝试在冰岛上设立广播系统的人. 同上引, 第537-538, 587, 632页.

[14] 译者注: 司特隆(Leonard Strong)于1826年到属于英国的圭亚那(British Guiana, 位于南美洲北部), 成为圣公会的教区长(Rector). 因着研读圣经和发现召会的真理, 他于1837年弃绝神职人员的身分, 按圣经奉主名聚会, 神也赐福予他那里的聚会, 根据记载, 他的聚会常有多达2000人参加. 同上引, 第25, 242页.

[15] 译者注: 威尔狄史(Harold Wildish)是其中一位到亚买加(Jamaica, 拉丁美洲岛国)传道的宣道士(在1929年左右). 他与其他宣道士积极进行“帐篷福音聚会”(tent meeting), 许多人信主得救, 以致在亚买加的马腊拿塔堂(Maranatha Hall)有多达700位在交通里的信徒. 同上引, 第159页.

[16] 译者注: 尤文(J. H. L. Ewen)是第一个到阿根廷(Argentina, 南美洲中南部国家)宣道的奉主名聚会弟兄. 他于1882年抵达阿根廷首都 — 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他的榜样和报告鼓励了其他信徒加入南美洲的宣道事工. 同上引, 第199, 224, 235页.

[17] 译者注: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是在南美洲事奉的宣道士. 他于1895年在玻利维亚(Bolivia, 南美洲西部国家)开始拓荒的工作. 同上引, 第203, 224页.

[18] 译者注: 金汉夫妇(the Kinghams)是前往中国传福音的宣道士(1894-1906). 1906年, 金汉(H. C. Kingham)与他的妻子和他们6岁的女儿(Gracie)在南昌(Nanchang)被暴民活活打死. 他们的殉道激励了英国许多的召会, 使之更大力支持中国的宣道事工. 为了纪年他们的牺牲, “格雷西·金汉纪念学校”(Gracie Kingham Memorial School)于1913年成立. 同上引, 第42, 508-509页.

[19] 译者注: 有关厄瓜多尔殉道者(the Equador/Ecuador martyrs), 请参本期(2004年5/6月份, 第52期)《家信》的“殉道火窑: 这人不是傻瓜!”.

[20] 译者注: 布尔(A. C. Bull)于1937年从纽西兰(或译“新西兰”, New Zealand)前往南美洲巴西(Brazil)的琼科(Junco), 并在那里宣道13年, 建立了6个召会. 同上引, 第238页.

[21] 译者注: 帕特森(Wm. J. Paterson)是在拉丁美洲岛国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事奉的宣道士(1937-1950). 同上引, 第183页.

[22] 译者注: 意大利(Italy)的圭加迪尼伯爵(Count Piero Guicciardini)本是天主教徒, 但借着阅读圣经而信主得救. 1851年, 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福音派的聚会(evangelical meetings). 圭加迪尼伯爵和其他5位信徒因被警察发现他们在家中聚集阅读约翰福音15章而被逮捕, 关入监狱. 他较后被逼离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 他在那里与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享有美好交通. 当局势缓和之后, 他于1854年回到意大利, 并积极传扬福音, 多人因此悔改得救. 同上引, 第341-343页.

[23] 译者注: 罗塞蒂(T. P. Rossetti)是闻名诗人加布里埃尔·罗塞蒂(Gabriel Rossetti)的侄儿, 他在信主前因着政治斗争而被逼离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 他在那里教意大利文, 也遇到了圭加迪尼伯爵(Count Guicciardini), 并通过与他的一位学生一起读经而信主得救, 然后参与奉主名的聚会. 他于1857年回到意大利, 与圭加迪尼伯爵和其他弟兄四处宣传福音, 建立地方的召会. 他于1870年出版月刊来教导神的道, 也写了数本圣经注释书. 同上引, 第342-344页.

[24] 译者注: 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于1874年成为第一位把福音传给苏联贵族的英国传道人. 他对苏联宣道工作极具影响. 索妃雅· 李文公主(Princess Sofia Lieven)指出, 透过拉斯多勋爵的讲道事奉, 信徒们恒切祷告, 并且顺服神的旨意. 同上引, 第353-354页.

[25] 译者注: 贝德克尔医生(Dr. Baedeker)在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的带领下于1866年悔改信主, 并从1877年开始广泛的事奉, 在东欧和中欧, 特别是苏联, 结出许多果子. 他在苏联各地(包括西伯利亚, Siberia)从事监狱传福音的事工长达18年之久. 同上引, 第354页.

[26] 译者注: 上文译自James Anderson, Our Heritage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71), 第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