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书”(二) 医疗因它而长 — 圣经与医疗保健

经文: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太12:15)

(A) 在古时医疗保健的问题

作者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在《医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指出, 在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之前, 有些文化下的人们会把病患安排在零星的简陋地点, 例如罗马兵丁会被送到军队中的专属医院, 而古希腊人却只能把病患送到医药之神亚库拉普斯(Aesculapuis)的神殿 — 在那里不但迷信充斥, 为非作歹的祭司甚至还蹂躏病患.[1] 作家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提到: “在基督信仰之前的罗马帝国, 医院只为军人、剑客和奴隶而设立; 一般的劳工和其他穷人丝毫没有被收容的地方. 人们惧怕死亡, 对病患毫不关心, 往往把他们赶出家门, 任他们自己去面对命运.”[2]

《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写道: “19世纪以前, 医院都是只有穷人在使用, 并非是人人会去的地方; 有谋生能力的人一旦生病, 则在家中请人照顾. 草创的医院不管其设立的动机如何美善, 里面总是脏乱不堪. 医院一直到了19世纪基督徒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细菌学研究大有斩获, 而另一位基督徒利斯特(Joseph Lister)亦提倡消毒杀菌外科手术, 于是医院变得比较安全, 才渐为一般大众所接纳.” [3]

(B) 圣经对医疗保健的贡献

(B.1) 圣经的教导

(1) 主耶稣四处行医治好病人: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9:35);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太12:15).

(2) 有病的人需要医生的帮助: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9:12).

(3) 身体是圣灵的殿需要照顾: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林前6:19)

上述经文使基督徒强调医疗治病和医学保健的重要. 此外, 旧约律法书中也提到许多洁净身体的条例和饮食健康的课题. 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在《医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Medicine)一书中写道: “古老的希伯来医学有其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圣经中的一些概念对团体卫生大有贡献. …在利未记中记载了有关身体洁净、营养与饮食、妇幼福祉等准则. 一个人若相信真神, 就自然拒绝行使法术.”[4] 再者, 圣经的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到处医治病痛者. 这事激励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去减轻病人的痛苦. 为此, 他们献身于医学和护理. 另一方面, 主耶稣曾触摸瞎子的眼睛和聋子的耳朵, 甚至按手在人们根本不敢接触的麻风病人身上, 因此, 医院和麻风病院随着耶稣基督的爱心举动而纷纷设立, 无数基督徒投入医务护理的事奉.

(B.2) 历史的证据

(B.2.1) 圣经对西方医疗的影响

(1) 公共医院的设立

自从第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将基督信仰“合法化”之后, 基督徒就在各地建立无数的医院, 有时甚至在“偏远危险”的地区盖医院以提供庇护. 主后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宣布了一项规定, 对整个医院历史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此会议宣布凡是建立教会者, 就必须同时建立医院. 史诺克(Donald Snook, Jr)写道: “许多大医院的建立, 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 那时各教会的主教都受指示要走出来, 到基督教(基督信仰)国度有教堂的每一个城市中建立医院.”[5]

该撒利亚的主教圣巴西勒(另译“圣巴西流”, St. Basil of Caesaria, 主后329-379年)被尊为是第一个建立基督教医院向病者传福音的人. 他的医院是第一个“非流动性的医院”(之前的都只能算是“流动诊疗所”), 是一个设有床位的医院. 马可塔(Roberto Margotta)在《医学的故事》一书中, 记载有关圣巴西勒的医院时说: “这所医院宛如一座小镇, 病房之多足够应付众多的病患; 它还有麻风病区. 它所订定之‘爱的守则’包括病患的照顾与舒适, 同时也接纳那些过去一向被人所弃绝的麻风病患.” 她也指出, 据说耶柔米(St. Jerome)的门徒, 即富有的基督徒妇人法比奥拉(Fabiola)在大约西元400年时, 于罗马盖了第一家西方的医院. 此外, 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医院是巴黎的“上帝旅馆”, 由圣兰德理(St. Landry)建于大约西元600年. 马可塔继续指出, 在新大陆至今仍存在的最古老医院, 是墨西哥市的“拿撒勒耶稣医院”, 于1524年由柯特兹(Cortez)所建.[6]

在美国, 第一批的医院大部分是基督徒建立的. 宾州医院是美国第一家医院, 于1751年建于费城, 基督徒(贵格会信徒)贡献最大; 在这之前有救济院, 由基督徒首创, 专门收容穷人和病患. 美国宾州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罗森柏格(Charles E. Rosenberg)的著作《照顾陌生人: 美国医院制度的兴起》(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精彩地记录了美国医院的创办历史. 他说, 美国早期医院的建立是“起因”并“架构”于基督徒管理经营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 促使医院卫生化并提供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 可能是“护理的专业化”. [7]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对此贡献最大(参下文); 细菌学加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利斯特医师(Joseph Lister)在这方面也影响深远. 这三者都是深信圣经的虔诚基督徒.

(2) 护理团体的设立

护理已成为保健工作的重要一环, 而且基督徒是护理工作的创始者. 出于对基督的爱, 妇女加入了修道院, 成为今日护士的先驱. “遣使会”(Daughters of Charity)是闻名的护理团体之一. 琼斯(Colin Jones)称“遣使会”为“最重要的护士姐妹团体”, 他记载了这“遣使会”的重要性: “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也就是旧制度的末期, 这些女士已经接管法国近乎全部的医院和慈善机构; 这整个过程应算是职业妇女在现代初期的显著成就. 她们对医院经营的改善和‘医疗化’具有莫大的贡献.”[8]

现代护士的鼻祖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透过圣经, 她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得到她事奉的灵感. 1850年, 她在家族(社会地位颇高)的抗议声中, 到了德国的凯泽窝斯(Kaiserwerth), 与路德会中的基督徒女执事一起同工, 参与教育及护理指导的工作, 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快乐”的真义. 接着, 1854年, 她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 来到了英法军苦战俄军之地. 当征召护士的号令一出, 各种基督教团体的妇女们都欣然响应. 南丁格尔和护士们远赴辽阔的战场, 开始她那崇高的护士生涯. 她被称为“提着灯笼的女士”, 为伤者裹伤并照料濒死的人. 回英国后, 她于1859年出版《医院笔记》(Notes on Hospitals). 1860年, 她在伦敦圣汤姆斯(St. Thomas)医院开办了“南丁格尔护理训练学校”, 这是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9]

(3) 红十字会的设立

19世纪中叶, 一位福音派基督徒杜南(另译“邓南特”, Henry Dunant, 1828-1910)开始推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活动 — 成立国际红十字会! 杜南是瑞士的银行家和慈善家. 1859年, 他到意大利, 亲眼目睹意大利为统一而引发的可怕战争. 战后好几个星期, 他照料和安顿在教堂里的伤者. 过后, 他把自己的感人经验记录下来, 在1862年出版《索尔费里诺回忆录》(Memory of Solferino). 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经验中, 明白神的呼召, 要他协助防止这些无谓的死亡. 他写道: “…我的工作是为要成就神的旨意; 对我而言似乎必须将之当成一件神圣的职责来做, 而它必会结出许多的果子, 使人类因此受益无穷.”[10] 杜南在此书中构思要成立一个中立的国际性组织, 来帮助在战场上受伤的人, 也就是“在太平时期将一些热心、专注、完全合格的义工们组成救援社团, 以备在战争时期协助伤者. 此书触动了许多人, 结果在1864年, 红十字会这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了! 来自16个国家的24个代表团参与, 并以十字架作为象征.

1876年, 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接受和效仿红十字会理念的回教国家, 但不得不将基督信仰的符号(十字架)改为回教的象征(新月), 红新月会便由此而生. 1919年, 这两种团体结合起来, 成立了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盟. 今天有超过145个国家参与这两个团体中, 其中大多数选择红十字会. 1901年, 杜南和法国经济学家帕西(F. Passy)共同获得第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11] 简而言之, 现今的基督信仰是建于圣经. 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信仰, 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红十字会, 更遑论是红新月会了, 所以圣经助长医疗保健.

(4) 麻风病症的制止

在制止可怕的麻风病方面, 圣经给予最大的贡献. 以下引述《没有这些疾病了》(None of These Diseases)一书中的片段: “这种可怕的大麻风病, 几百年来, 于欧洲杀害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欧洲人中, 这种可怕的顽疾的肆虐程度,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罗森博士(或译“罗生” Dr. George Rosen)的说话中可见一班: ‘大麻风给人类最大的挫折, 是给中世纪人类的生活投下阴影, 甚至是14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 … 也没有产生同样可怕的影响.’

“有人教导说, 这(麻风病)是由于人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 像辣椒、大蒜, 以及死猪肉而传染得来的. 有些医生却说, 这是由于某些行星恶性地连结在一起所引致的. … (后来)究竟以什么方法, 使欧洲黑暗时代的主要疫症受到控制呢? 罗森博士给我们答复: ‘既然医生都无能为力, 所以教会便起而领导之. 教会人士把旧约中具体列在律法书里, 关于传染病的处理, 作为他们的指导原则 … 在利未记这卷书中有清楚的解释 … 一个人一旦被断定患了大麻风, 他就要与会众隔离, 不许他与别人来往(参利13:46). 教会依从利未记所订下的教训, 遂承担与麻风病争战的任务 … 他们旗开得胜, 大显身手 … 完成了排除病患的方法.’”[12]

(5) 预防医学的强化

最好的医疗就是预防. 圣经强调基督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林前6:19). 基督信仰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 不可糟蹋自己的身体, 例如不要抽烟、醉酒、性杂交等. 这间接有助于保健学和预防学. 以抽烟为例, 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在所合著的《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指出, 美国每年有40万人因抽烟而提早结束生命. 换言之, 抽烟每天杀死的人数超过1千人. 可是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不抽烟乃是出于基督信仰的信念. 此外, 有无数抽烟的人在信主之后也放弃抽烟.[13]

圣经中多处劝勉基督徒对主耶稣忠诚, 在属灵的事工上委身. 在属灵方面委身, 对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更是有益. 这是许多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结论. 最近, 精神病医师大卫·拉森(David Larson 注: 他是政府的资深研究员, 在国立心理健康中心[NIMH]工作近10年)将一些实验资料编纂起来, 所得的结论是: “上教堂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 哈特威博士(Mark Hartwig)在《爱家杂志》(Focus on the Family Citizen)里对上述拉森的研究做了总结, 他写道: “科学研究显示宗教(注: 这里的宗教是指基督信仰)的委身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当他把各种研究资料综合起来, 我们会发现结果很精彩. 在精神医学方面, 92%的研究显示宗教之委身带来良好的效果; 家庭医学方面, 则有83%的资料显示有利的果效; 健康文献也显示81%是正面的, 除了延长寿命之外, 宗教也可降低生病的机率.” 研究人员说: “很显然地, 经常上教堂似乎是个保护因素, 可以抵抗众多的疾病.”[14]

(5) 医学大师的动力

毋庸置疑, 圣经也成为许多医学大师的动力, 去投入医疗行业及从事医学研究. 基于有限的篇幅, 我们选出七位医学大师, 并引述他们所说的话, 来证实圣经和它所带出的基督信仰如何成为他们的动力, 去开拓医疗界的坎坷领域.[15]

(1) 布莱克韦尔(另译“布蕾克威尔”, Elizabeth Blackwell, 1821-1910)[16]: 她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取得医学学位(M.D.)的女性, 也是第一个取得证照, 开业行医的女医生. 她成立了世上第一家的妇幼医院“纽约妇幼诊所(The New York Infirmar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并于1864年在纽约成立“女子医科大学”(Women’s Medical College). 她临死前说: “愿我所做的逐渐消失, 愿有更多的女性为着上帝与人类, 投入医学的工作领域.”

(2) 罗斯(Ronald Ross, 1857-1932)[17]: 20世纪初, 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疟疾每年夺去2百万人的生命; 霍乱更可怕, 光是巴基斯坦的一场霍乱(1890年代), 就死了37万人. 但这两大杀手如今已被克制, 这都的归功于发现这两大疾病之病原虫的罗斯. 他在印度眼看疟疾夺走无数人命时, 深感神呼召他对抗疟疾. 他写道: “你 — 致命的访客, 可怕的夺命者, 有一天, 我会将你击败. … 上帝啊,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 旷野里传来上帝的呼召: ‘你愿意做我的清道夫吗?’ 罗斯的回覆是“我愿意!”, 所以他为了上帝日以继夜地在无数蚊子身上做实验, 结果在1897年发现了疟疾原虫 — 疟蚊. 他激动地在实验本上写下: “今天, 是上帝将他的怜恤, 放在我的手中, 何等奇妙, 上帝是值得称颂的. … 那杀死百万人的祸首啊! 我终于找到你狡猾的足迹, 正如上帝所说: ‘死亡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3) 利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18]: 19世纪初期禁用外科手术, 因为动手术后的病人死亡率太高. 但利斯特于1865年首创用石炭酸(carbolic acid)溶液进行手术消毒, 提出医生要仔细洗手, 手术工具和病人的伤口要消毒等措施, 使外科手术被公认为可靠的治疗技术, 叫成千上万的生命因而存活. 当全世界的荣耀汹涌而至, 利斯特却站起来说: “我对人类的贡献, 只不过是出于上帝的引导.”

(4) 梅森(Patrick Manson, 1844-1922): 这位有“热带医学之父”美誉的梅森, 到台湾(1866年)和中国(1871年)行医布道, 并到香港成立“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 孙中山是1892年的第一批毕业生). 他成功发现了“象皮症”(Elephantiasis)的病因, 并找到了台湾、中国沿海和日本人常患的吸血虫病之病源. 1889年, 他回到英国, 在李文斯顿大学(Livingstone College)教授一群预备前往海外的宣道医生时, 他因着遵行“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的教导而呼吁说: “不要把你的眼光只放在英国, 英国已经有太多医生了. 看那些落后地方 — 印度、多明尼加、哥伦比亚…… 他们更需要你们.”

(5) 凯利(Howard Atwood Kelly, 1858-1943): 他是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医科大学的“医学界四大天王”之一, 成立妇产科医院, 大力改革医院教育, 推动大学设立护理系或是成立护士学校, 并于1903年成为“放射医学”和“X光诊断技术”的医学尖兵. 他在日记中写道: “医院的工作, 使我更深地接触人类的痛苦… 这使我深爱我的职业, 不只是为谋生, 也是为服事. 就像圣经路14:23所写的仆人, 我愿意做个主动出击的医生, 到马路上和篱笆边勉强人进来.” 他年老时说: “我的一生何等喜乐, 我感到上帝借着我的专业, 帮助人类开拓了许多未知的领域.”

(6) 布朗塞卡尔(Charles E. Brown-Sequard, 1817-1894): 他是1859年成立的第一所神经疾病国际医院的首席大夫, 建立了“内分泌学”和“神经医学”. 这位也是在1878年担任巴黎医科学系系主任的布朗塞卡尔写道: “医学仍在一片模糊、弯曲的旷野上, 在(我)心里一直燃烧着修直旷野之路的豪情壮志, 本是来自天上的祝福.” “修直旷野之路”是作主先锋, 为主开路的意思(太3:3). 这话表示布朗塞卡尔认为医学道路虽然极度难行, 如在旷野之路, 但他立志为主修直它, 并视之为“来自天上的祝福”. 这点显示圣经与基督信仰是他从事医学的动力.

(7) 修特(Arthur Rendle Short, 1880-1953): 他提出了输血治疗和保存血液的方式, 挽救了无数生命, 并在医学院讲授影响医学界深远的“医学伦理”, 著有《盲肠内的放射菌》、《外科与临床生理学》等. 在面对不信圣经者的挑战下, 他以圣经为中心, 以医学为主轴, 以考古和化学为触角. 他说: “我必须同时精于圣经与最近科学之界面, 才能向他们传福音.” 在数间大学基督徒联办的聚会上, 他讲到“信仰与科学”这个讲题时说: “科学理论来来去去, 一些自认伟大的科学巨著, 几年后只有在旧书摊上才找得到. 唯有圣经才永远长存.”

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凯利(Howard Kelly)是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1889年到1919年的麻醉学教授. 他在其著作《科学家和圣经》(A Scientific Man and the Bible)表示: “我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 因为它展现出神奇的特质, 以及圣经成书于几个不同的世代里, 却显示极高的一致性. 没有圣经, 自然界里神所蕴藏的宝贵隐喻, 也就是他的另类书籍都将遗失, 甚且, 自然将会在财宝和骄傲的剥削之下, 荡然无存和毁灭. 我愿作证圣经是神的话语, 因为它是我们灵命的粮食, 正如面包、肉类是我们身体的食物. 对于我, 圣经好像一位医生一样, 它的药效是如此的神奇, 可以治好每一个(认真)严肃的追求者……不同于其他假科学和假宗教, 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和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即主耶稣基督), 终结了罪的根源, 以及罪所带来的中断(隔离)……只要人类还有文明, 那么把这个文明建立在圣经的道理上是值得的, 而且所到之处, 圣经的教导永远是神话语的权威表征. 如是我信!”[19]

(B.2.2) 圣经对中国医疗的影响

基督徒遵照圣经教导去传福音给万民, 包括中国, 所以便在中国开创医疗事工. 汤清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一书中指出, 广传时期的传教师(注: “传教师”应称“传道士”或“宣道士”更为正确)来华以前, 差不多都多少受了医疗训练, 原因有三. (1)因为传教师(宣道士)要效法耶稣基督一面传道(治人心灵的疾病), 一面行医(治人身体的疾病); (2)因为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医药传统, 但中医多凭经验, 且屡与迷信相连, 并缺乏近代西洋19世纪科学化的医药, 尤其缺乏外科手术、麻醉术、消毒剂, 以及预防方法的设施. 传教师来华要介绍西方医药, 解救痛苦; (3)因为传教师要借着医药, 打开传道(传福音)的门. 除此以外, 传教师从事医疗戒鸦片烟的, 另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所谓“基督教国教”英国及其商人贪财, 将鸦片毒害强加于中国. (英美及西方其他国家的)传教师不免感到伤痛, 乃谋帮助之法. 又常有传教师个人, 虽无医药训练, 也常设戒烟所, 应用普通医药、食物, 并借基督信仰和祷告, 助人戒烟. 至于传教医生(传道医生), 则更多致力于医疗染烟的.[20]

汤清继续指出, 起初为求遵从中国习俗, 男医生不便诊治(中国)妇女. 先有传教师母相助, 后来特派传教(传道)女医生和女护士来华, 逐渐成立妇孺医院. 于是设有分立或合立的普通医院. 此外, 另设有特别医院, 医疗特别病人, 例如麻风院、疯人院、疗养院, 以及戒烟所等. 再者, 传道医生开设诊所医院之后, 深感若要长久广泛解除华人疾病痛苦, 非造就中国人才不可. 最初由传道医生个人像收学徒一样, 训练医药助手, 后来逐渐成立附属于医院的医学校, 或联合开办医学院. 在训练医务人才方面, 还帮助教会华牧的优异子女, 留学英美, 返华服务. 此外, 训练医药人才非有医药书籍不可, 因此传教师(传道士)或翻译或著作医药书籍. 最后, 传教会(传道会)认为医药事工非有全国性的联合机构不可, 于是“中华博医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于1886年成立.[21]

举例来说, 教会(指公理会)的伯驾是来华的第一位医生, 于1834年抵达广州. 1835年, 他便在广州开始举办博济医院. 这是中国的第一间医院, 又是历史最长久, 并在医药事工上, 最有代表性的医院. 伯驾医生因见中国人患眼疾的很多, 便于1836年首先开创眼科医局. 伯驾医生主持博济医院前后有20年, 共医疗过5万3千多病人. 1855年, (长老会)嘉约翰医生接办博济医院. 1858年, 嘉约翰在另一较好地点重建医院, 并设立种痘部门. 嘉约翰约在1870年, 在医院内附设“南华医学校”, 有系统地训练中国的西医人才. 嘉约翰医生和另一位华人男医生黄宽(又作黄芬)便一面行医, 一面教课(黄宽原是马礼逊学校[教会学校]学生, 由布朗校长带往美国求学, 后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后返华, 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西医. 1879年, 南华医学校开始接受两位女学生. 1914年, 该医院又附设护士学校. 所以博济医院为华南各省产生了大批医生和护士. 值得一提的是, 嘉约翰医生还致力于著作中文医学书, 并自己出资建筑, 在1898年成立“疯癫医院”. 还有一位名为麦嘉缔的医生, 从1844年起, 在宁波开始医务, 并收养一位华人孤女在他家中, 助她留学美国, 毕业后回国服务. 她名叫尤梅庆, 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22] 此外, 论到圣经或基督信仰对中华的贡献, 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 — 宣道医生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23] 和在1866年由英国到台湾和中国行医的“热带医学之父” — 梅森(Si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

(C) 结论

主后33年时, 人类平均寿命只有28岁. 到了1990年时达至62岁. 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因为医学的进步, 然而也跟过去一两百年间, 许多医疗宣道士(medical missionaries)大力鼓吹相关的健康知识有关. 时至今日, 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宣道士在第三世界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此外, 圣经清楚记载了主耶稣多次医治病患的爱心表现. 为了爱主和效法主的榜样, 基督徒致力于减轻人肉身的痛苦, 在世界各地建造了数以万计的医院, 最远至边陲地区的丛林; 这些医院照顾麻风病人、瞎子、聋子、跛子和各种伤残的人. 而基督徒的医生、护士和宣教士在麻风病和各种医院中工作, 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 甚至牺牲了他们的性命.[24]

以“非洲之父”李文斯顿(或译“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为例, 这位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探险家, 是第一个进入非洲内陆的医生. 他年轻时, 就立志要做海外宣道士. 他写道: “我的一生, 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之外, 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将全力朝此目标, 装备自己.” 为了装备自己, 他于1836年以优异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医学院. 李文斯顿当年的行医誓词现存于(苏格兰)布兰第里的“李文斯顿纪念馆”(David Livingstone National Memorial, Blantyre, Scotland). 他的行医誓词清楚表明, 他学医的目的就是要前往非洲宣道.[25] 所以32年之久(1841-1873), 为了要把圣经中的福音带给非洲土人, 他行走非洲3万里, 并病逝于非洲. 他的榜样也激励后代的许多医生, 前往非洲内陆宣道行医, 把现代医疗带入非洲各地.[26]

路得·塔克(Ruth Tucker)写了一本基督徒宣道历史的书, 名为《从耶路撒冷到伊良嘉也》(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书中涵盖教会创始至1980年代初期. 她说: “20世纪的医疗宣道(事工)毫无疑问地, 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道工作, 而且它比任何其他方法更能化解人们对基督徒宣道工作的批评.” 塔克也举例说: 甚至到了1935年, 中国大陆的医院有半数以上是由基督徒宣道士经营的.[27] 诚然, 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这爱的福音; 没有爱的福音, 初期就没有爱的动力, 推动基督徒到世界各地开办医院、护理团体, 以及开拓其他医疗保健的领域. 故此, 医疗因圣经而长![28]

[1] Roberto Margotta, The Story of Medicine: Man’s Struggle Against Disease — From Ancient Sorcery to Modern Miracles of Vaccines, Drugs and Surgery, ed. Paul Lewis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8), 第52-57页.

[2] John Jefferson Davis, Your Wealth in God’s World: Does the Bible Support the Free Market? (Phillipsburg, NJ: Pre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第65页.

[3]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1年), 第174-175页.

[4] Roberto Margotta, The Story of Medicine, 第36页.

[5] I. Donald Snook, Jr., Hospitals: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Work (Rockville, MD: An Aspen Publication, 1981), 第4页.

[6] Roberto Margotta, The Story of Medicine, 第102页.

[7] Charles E. Rosenberg, 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Publishers, 1987), 第8页.

[8] Colin Jones, The Charitable Imperative: Hospitals and Nursing in Ancient Regime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第15页.

[9]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 第179-180页.

[10] Pam Brown, Henry Durant (Milwaukee: Gareth Stevens Publicating, 1989), 第21-22页.

[11]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 第180-182页.

[12]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65页.

[13] 同上引, 第184-185页.

[14] Mark Hartwig, “For Good Health, Go to Church”, Focus on the Family Citizen, June 21, 1993, 第10页.

[15] 下文第(1)和(2)项摘自张文亮著, 《我看到大山小山在跳舞: 科学大师的求学, 恋爱与理念(三)》(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0年), 第190, 199-200, 202页; 第(3)至(5)项摘自张文亮著, 《科学大师的求学, 恋爱与理念》(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6年), 第176, 191, 199, 204页; 第(6)和(7)项摘自张文亮著, 《我听见石头在唱歌: 科学大师的求学, 恋爱与理念(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年), 第157, 164, 170页.

[16] 布莱克韦尔(另译“布蕾克威尔”, Elizabeth Blackwell, 1821-1910)是美国医师、女权运动者、美国首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妇女, 移居英国后, 创办伦敦女子医学院.

[17] 罗斯(Sir Ronald Ross, 1857-1932)是英国医生、细菌学家, 研究疟疾, 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1899), 获1902年诺贝尔医学奖, 著有《疟疾的预防》等.

[18] 利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是英国外科医师、医学科学家, 首创用石炭酸(carbolic acid)溶液进行手术消毒(1865), 及采用纱布和肠线.

[19]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137-138页.

[20] 汤清著,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90年再版), 第578页.

[21] 同上引, 第579-580,590页.

[22] 同上引, 第580-582页.

[23] 戴德生因基督而深爱中国人, 他曾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 “假如我有千磅黄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24]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 第183页.

[25] 张文亮著, 《深入非洲三万里 — 李文斯顿传》(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3年), 第4-5, 35, 41页.

[26] 有关李文斯顿的事迹, 请参下期(2004年5/6月份, 第52期)《家信》的“云彩见证: 开拓非洲三万哩 — 李文斯顿(一)”.

[27] Ruth Tucker, 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Academic Books, Zondervan, 1983), 327-328页.

[28] 上文主要参考/改编自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1年); 汤清著,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90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