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书”(四) 教育因它而广 — 圣经与平民教育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

 

(A)         在古时平民教育的问题

 

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在所合著的《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表示, 今日的大众教育乃是立根于基督信仰的现象. 这不是说在基督信仰未产生之前没有教育, 当然有, 只不过它仅限于提供给贵族而已. 是基督信仰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 大学也有立基于基督信仰的现象; 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信仰的目的而创立的, 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弗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等, 都是在基督徒的流汗和牺牲下设立的.[1]

 

至于一向以注重和办教育而闻名的中国而言, 就如汤清在《中国基督教百年史》一书中指出, 中国古时, 就算是到了满清时代的教育制度, 因袭明朝, 但偏重科举取士, 根本没有近代的新教育. 课程限于三字经, 千字文, 四书, 五经等, 而教法只有课读和背诵, 不求甚解. 一般士子(学者或读书人)的目的, 就如谚语所说: “七字安排作秀才.” 一般人民, 都是目不识丁, 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新教育的新学校, 尤其女子学校, 都是传教师(基督徒传道士)介绍创办的. 清朝朝野不仅不欣赏, 不鼓励, 而且极力非难抗拒. 直到19世纪60年代, 才有少数开明的人, 开始效法. 但整个(福音)广传时期, 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教育事工在中国都居开荒和领导地位. 教育是与布道相辅相成的(太28:19-20). 传道士在海外开办新学. 他们布道到那里, 便在那里设法办教育, 以求传播福音, 教育信徒和其子女, 使之可以阅读圣经, 并造就华助手(指华裔助手)和教牧(教会牧者)及社会领袖.[2]

 

(B)         圣经对平民教育的贡献

 

(B.1)     圣经的教导

 

圣经强调求学求知的重要:

(1)   吩咐家长要教导孩子: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申6:7-9; 也参申4:9; 11:19; 箴22:6; 弗6:4).

(2)   吩咐门徒要教导信徒: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

(3)   劝勉众人要追求知识: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箴2:3-4; 也参箴3:13-15; 19:27; 但比较箴9:10; 西2:3).

(4)   鼓励女人要勤学真道: “女人要沉静学道”(提前2:11); “又劝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多3:2, 编者注: 老年妇人必须先学习和熟悉真道, 才能以此教训人).

(5)   教导人不可误用知识: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林前8:1,11).

(6)   提醒人提防错误知识: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多1:11; 也参彼后2:1; 西2:8-9, 16-19; 太15:9).

 

(B.2)     历史的证据

 

(B.1.1)  圣经对西方教育的影响  

 

道格拉斯博士(J. D. Douglas)在《新国际基督徒教会字典》(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一书中写道: “从一开始, 圣经就和教育一同携手, …基督教(基督信仰)是一个在教导上极为优异的宗教(信仰), 并且它的增长大部分就是来自一个教育性的故事… 随着基督的传播,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了比较正式的教育模式.”[3]

 

美国著名教育学作家布鲁门斐博士(Samuel Blumenfeld)在所著的《平民教育有需要吗?》(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一书中, 证明平民教育之根源应回归到宗教改革, 尤其是加尔文(John Calvin)身上. 他说: “现代平民教育的概念, 即学校教育的开始, 最先是在宗教改革期间于欧洲兴起的. 当时教皇的权威已被圣经的权威所取代. 新教(Protestant, 更正教)之所以敢起而反抗罗马, 绝大部分是读经和解经的结果, 这时, 很显明地, 对清教徒领袖来说, 如果改革运动要继续生存并兴旺的话, 有一件必须要作的事, 就是向社会所有阶层广传圣经文学.”[4]

 

美国神学家波特那博士(Dr. Loraine Boettner)写道: “历史再一次清楚地见证加尔文主义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论加尔文主义传到那里, 它就影响到学校的建成, 对教育的普及化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是一种需要知识分子的制度. 事实上, 我们可以说它的存在和人们受的教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5]

 

 

 

早在1642年, 清教徒就通过一法令, 要所有的儿童均接受教育; 且在1647年通过一项称之为“老迷惑者撒但条例”(Old Deluder Satan Act), 在各处设立公立学校. 这条例命令各乡村需要聘请老师.[6] 这条例可说是英国殖民地上第一条要求教育的法规: “撒但最主要的伎俩之一, 就是不让人们认识圣经… 因此, 法庭和官方命令在其管辖区内的每一个城镇, 当他们增长至50户时, 就必须立刻在他们的乡镇里指定一个代表, 由其来负责教导儿童读写, 其薪资则由父母或一般居民共同支付. 但每个乡镇代表所需谨慎考虑的事情之一, 就是让那些送子女来受教的人, 不会在支付费用上感到受压迫.”[7]

 

德国金匠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 另译“古腾堡”或“哥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包括冲压字模、印刷机及印刷油墨), 基督徒善用印刷术来广传圣经真理. 印刷术的发明促成“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的面市. 虽然谷登堡并非第一位研发印刷术的西方人, 但他是第一位使书本得以大量生产的人. 据报导, 谷登堡曾经说过: “我知道我想要作什么: 我希望能复印圣经.”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他改装一个葡萄榨汁器, 使之成为印刷版.”[8] 耶鲁(大学)教会历史学家沙夫(Philip Schaff)论道: “印刷术是宗教改革的天助管道之一, 成为新教(更正教)和现代文明最有力的杠杆.”[9]

 

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书. 根据《世界年度报告》(World Annual Report, 1995, 第280页), 自从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 过去500年里,  圣经总共被翻译成2,123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10] 圣经促进语言形成的文化. 许多世界的语言, 最先都是由基督徒宣道士编撰成文字的, 为的是帮助当地人能自己阅读圣经. 翻译威克里夫圣经的译者[注: 指“威克里夫翻译圣经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在世界各地偏远地区, 就是在做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继续不断的工作, 因为现今有许多人“仍然无法写出他们自己的语言”.[11] 借着提供人们属于他们自己语文的圣经, 宣道士还以提升全世界的读写能力, 作为一项天然的副产品.

 

举几个例子, 第4世纪的乌尔斐拉斯(另译“乌斐拉”, Ulfilas)[12]在凶恶的哥特族人当中, 作了40年的宣道士(注: 乌斐拉也是第一位把基督信仰介绍给日耳曼[German]民族的人). 他为了能翻译圣经, 曾仔细地研究哥特族人的语言, 好使之成为文字. 这表示他必须设计出一种字母来表达当地的语言. 这样的工作十分重要, 历史家拉图里特(另译“来德里”,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表示, 这也许是第一个或第二个范例, 自此以后, 便有好几百种语言被基督徒宣道士编撰成文字, 用之来翻译部分或整本的圣经.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圣西里尔(或译“区利罗”, St. Cyril)[13]和其兄圣美多迪乌斯(或译“麦脱丢”, St. Methodius)[14]. 根据报导, 他们为了要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文(Slavonic), 研发出一种今日称之为“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的字体. 另一件有趣的是, 在无神论的俄罗斯境内, 他们大多数的著作, 均是用某位基督徒翻译者所研发的一种字母所写的.[15] 再举个例子, 单以到印度宣道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为例, 为了使人阅读和明白圣经里许多宝贵的真理(尤指福音), 他努力学习印度的各种方言, 并把一部分的圣经 — 就算不是全部 — 翻译成: Hindi, Bengalis, Sanskrit, Oriya, Marathi, Punjabi, Bolochi, Mewari, Telugu, Konkani, Gujerati, Nepali, Bagheli, Marawari, Malvi, Palpa等34种不同的印度语.[16] 这使到不同方言的印度人都能阅读和明白圣经, 普及平民教育.

 

此外, 为教导圣经真理而写成的读本或读写训练课程也助长平民教育. 由一位长老会牧师威廉·麦加菲(另译“麦高菲”, William Holmes McGuffey)[17]所著的《麦加菲读本》(McGuffey’s Readers)至今已售出1亿2千万本以上. 几十年来, 它几乎已成为美国小学教育的脊柱. 麦加菲读本早期的版本明显的都是基督信仰的内容, 稍后的则是以基督徒的道德作为根基, 主要乃都是道德教育的内容. 韦士特霍夫博士(Dr. John Westerhoff)在所著的《麦加菲和他的读本》(McGuffey and His Readers)一书中写道: “基本上, 麦加菲读本指引人们为救恩而活, 建立与神亲密关系的生活目标. 它的目标首先在宗教(信仰), 然后是道德, 最后才是知识. 因此, 若是觉得麦加菲读本比较像是一本神学课本, 也不足为奇. … 得救和称义因此是信徒人生的目标. 而这就是麦加菲读本有神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18]

 

一位对菲律宾人宣道的美国宣道士刘百克(Frank Laubach, 1884-1970)发展了一套训练读写的课程, 至今60年来一直被全世界用来作为教导, 包括如何训练成人读写. 刘百克是一位“读写能力的拓荒者”. 他的口号是“一对一的传授”, 并创立了“刘百克国际读写会”. 估计至少有200个国家, 超过1亿的人, 使用刘百克的方法教导识字, 对象包括许多国家里的文盲. 可以说, 基督信仰比世上任何其他力量更有助于推广教育和识字能力.[19]

 

(B.1.2)  圣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20] 

 

     (1)   提倡女子教育

1.    中国妇女素来被视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鼓励女子教育, 但强调男女平等(加3:28)和重视求学求知的基督信仰则反对这一点.

2.    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是由基督徒(宣道士)在宁波设立的(1844年).

3.    清末的基督徒刊物 — 《万国公报》主张女权的基础在于女子教育和女学.

4.    1869年, 教会学校的4,389名学生中有576名是女生; 1876年, 教会学校的5,686名学生中, 女生已占2,084人. 1934年, 260间教会中学之中, 男校是115间, 女校是104间, 其余则是男女合校.

 

(2)   重视高等教育

1.    基督徒办的大学学生人数从1910年的267人, 增加到1934年的5,718人.

2.    1934年, 基督徒办的大学共有13所, 即华北区的齐鲁(济南)、燕京(北平)、华东区的金陵(南京)、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圣约翰(上海)、沪江(上海)、东吴(苏州)、华南区的岭南(广州)、福建协和(福州)、华南女子协和(福州)、华西区的华西(成都)与华中区的华中(武昌).

3.    1920年左右, 有十分之九的中国大学生是就读教会大学.

 

(3)   推广平民教育

1.    许多基督徒用尽各种方法学习阅读圣经, 所以清末民初时代, 中国基督徒的识字率比一般国民更高.

2.    “基督教青年会”大力支持平民教育的先锋们, 深入穷乡以“千字课本”等简易教材, 教导同胞识字, 也介绍科学, 卫生等知识.

3.    中国基督徒也热心推行中国政府颁行的注音符号, 办研习注音符号训练班.

 

正如唐守谦所评述, 基督教(基督信仰)一向注重办教育设学校. 基督信仰传到的地方, 也就是新教育所到之处. 1844年, 英国教会在宁波设立女校. 1845年, 基督教(美北长老会)传道士哈巴博士在澳门开办一所学校, 1847年迁至广州, 此乃第一所基督教学校. 1848年, 基督教(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男校, 1850年设立女校. 同年(1850年), 基督教(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 1852年, 哈巴夫人在广州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 1877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由基督教(圣公会)所创办, 若非第一所基督教大学, 也是最早办的之一.

 

唐守谦继续指出, 因为学校的数量增多, 教育当局便觉得有合作的必要. 所以在1890年发起组织“中华教育协进会”, 目的在推进中国基督教育, 并改进课程, 联络教师. 以前教会学校是被多数人所轻视的, 这时候渐引人注意. 学校人数迅速增加, 学费和捐输增加. 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 差不多每一座教堂旁边都有一所小学, 男女学生并收. 女子教育也因之发展, 女子地位也逐渐提高. 从1890年起, 基督教高级学校的建设和神学院的数量都增加, 大学也纷纷设立. 教会中学全国共340间; 男校、女校、男女同校都有. 小学更多, 校数约3千以上, 学生共10万人以上.[21]

 

唐守谦将基督信仰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作出以下的总结:

(1)   开发中国科学教育: 当中国尚在科举时代, 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时, 基督徒带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 用格致科学来训练人才. 中国旧教育只重视四书五经和文学一类的课程, 基督教学校开始教算学、自然科学, 是应时代的新需要.

(2)   开始中国女子教育: 一般而言, 中国向来是男子读书女子不读书的. 教会办男校也办女校, 在许多地方反而先般女校. (因为受圣经教导的影响), 教会认为男子和女子都一样应该有智识、有学问、受教育, 此乃大胆地改变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 把女子解放了. 教会办的大学不但有女子大学, 也创始男女同校, 开始了新的风气.

(3)   开始中国身体教育: 教会学校不但注重智识, 还注重身体的锻练, 所以首先介绍了体操、打球、运动. 这在旧人物看来是读书人不该做的事. 不但体操、练跑, 还要比赛, 开运动会, 课外运动和科学教育被视为同样重要.

(4)   引入新教育制度: 中国政府最初所办的学校, 都是专一目标的新式学校, 如训练外国语文人才的“同文馆”、训练制船人才的“船政学堂”、训练军事的“水师学堂”等. 这些都是专门性质, 没有基本地学习科学理论, 改变思想方法. 到了以后才觉悟非改变教育制度, 普设各级学校不可. 但这时基督徒已提倡新式学校多年了.

(5)   造就专业的人才: 教会学校在高等教育所培育的各种专业人才, 如医学人才、法律人才、科学工程人才、教育人才, 包括学校英文、数学、科学的教师. 在中国各界都可看到教会学校造就的人才所占的地位, 对服务社会国家方面是何等重要.[22]

 

(C)  结论

 

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在所合著的《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总结道: “基督教(基督信仰)不仅帮忙教育美国和西方, 且在上两个世纪里, 又借着基督教的宣教士(宣道士)教育了数以百万计的第3世界的人. 基督徒在偏远的森林地带设立学校, 把不成文的语言译成文字, 教导各国国民读写的技能. 在众多的国家解除殖民地之前(约在1950至70年间), 均是基督教宣教士在负责大多数的教导. …有关基督教(基督信仰)如何推广全世界的教育和读写能力是不可能一下子说得完的. 比如, 18世纪末期的主日学运动是由英国的雷克斯(Robert Raikes)所推动的. 这个运动的目的, 乃是为穷苦的儿童提供以圣经导向的学校课程, 否则他们不会有机会受到这样的教导. 再一次地, 基督教(基督信仰)使教育普及到了一般群众, 在一些衰微的地区中, 由于有着非常优异的基督徒学校, 以致为许多穷苦的儿童提供了一条生路.”[23] 假如没有圣经和其中所传的福音, 就没有在世界各地普遍化的宣道事工、圣经翻译、文字事工和教育在平民中的广泛扩展. 因此, 平民教育因圣经而广!

 


[1]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1年), 第59页.

[2]               汤清著,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90年再版), 第556页.

[3]               J. D. Douglas (gen.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v. ed.) (Grand Rapids: Regency Reference Library of Zondervan, 1974, 1978), 第330-331页.

[4]              Samuel L. Blumenfeld, 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 (Boise: The Paradigm Co., 1985), 第10页.

[5]               Loraine Boettner,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Philadelphia: The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第396页.

[6]               Robert Skolrood, “Invocations and Benedictions at Public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ies” (Virginia Beach, VA: The National Legal Foundation, 1990), 第16-17页.

[7]               摘自Samuel L. Blumenfeld, Is Public Education Necessary? 第17页.

[8]               Hyatt Moore (ed.), The Alphabet Makers: A Presentation from the Museum of the Alphabet, Waxhaw, North Carolina (Huntington Beach, CA: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90), 第27页.

[9]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7)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10/1980), 第560页.

[10]             World Annual Report 1995 (Reading, England), Bulletin Number 176/177, 271.

[11]             Hyatt Moore (ed.), The Alphabet Makers, 第13页.

[12]             乌尔斐拉斯(Ulfilas或Wulfila, 约主后311-382年左右)是古代基督教的哥特主教(Gothic bishop), 创造哥特文(Gothic)字母和日耳曼语(German)基督教名词, 并将部分圣经译成哥特文.

[13]             圣西里尔(St. Cyril, 827-869)是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和传道士, 与其兄圣美多迪乌斯(St. Methodius)向斯拉夫人传道, 共同创造斯拉夫语字母, 用斯拉夫语译出圣经.

[14]             圣美多迪乌斯(St. Methodius, 825?-885)是希腊传道士与神学家, 与其弟圣西里尔(St. Cyril)向斯拉夫人传道, 号称“斯拉夫人的使徒”.

[15]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 第60-61页.

[16]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184页.

[17]             麦加菲(William Holmes McGuffey, 1800-1873)是美国教育家, 13岁当教师, 曾任辛辛那提学院院长(1836-1839)、俄亥俄大学校长(1839-1843), 所编小学课本发行逾1.25亿册.

[18]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如果没有耶稣?》, 第67页.

[19]             同上引, 第73页.

[20]             此段[(B.1.2) (1)至(3)]内容取自 魏外扬著, 《他们写过历史》(台北: 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1993年), 第9-11页.

[21]            唐守谦著,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 载 彭海莹编辑, 《基督徒全人小百科(10) — 基督徒的教育观》(台北: 新新生命杂志社, 1993年), 第28-29页.

[22]             同上引,  30-31页.

[23]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如果没有耶稣?》, 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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