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坐下!” — “现代宣道之父”威廉· 克理(William Carey)


“年轻人, 坐下! 神什么时候要天下归向他, 是随他的高兴; 他不需要你或我的帮忙.”[1] 1786年, 年迈的赖里德(Dr. John C. Ryland)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一位年轻人威廉· 克理(或译“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 说出了以上这一句话. 克理这位读书不多的信徒, 为什么会气得赖里德暴跳如雷? 原来他对赖里德说, 主耶稣基督托付给门徒的大使命  —  “要门徒到地极去, 让万民都有机会听闻福音”  —  不仅适用于使徒行传的时代, 也适用于历世历代, 包括他们的世代. 不过, 这种看法却为当代很多牧师、传道人和圣经学者所不屑, 赖里德便是其中一人. 这些人坚决持守当时一般更正教的信念, 认为大使命只是委托给初期教会的信徒, 与18世纪的教会无关. 赖里德称克理为一个“狂热主义的可怜虫”. 他的评语伤透了克理的心, 因为赖里德正是于1783年为他施浸的牧师. 可是赖里德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狂热主义的可怜虫”, 过后竟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宣道之父”(或译“近代宣教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

 

从人的眼光来看, 赖里德是十分有理由对这位年轻人泼冷水的. 正如一些作者指出, 当时克理并没有潜质成为“现代宣道之父”. 美国的罗伯特·摩根(Robert J. Morgan)如此评述道:

 

“1761年8月 … 威廉· 克理就在这时, 于一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村落普勒斯普利(Paulerspury)中出生. 他家境清贫, 读书不多. 他更患有皮肤病, 以至不能适应户外工作, 因此, 他只得成为附近一名鞋匠的学徒. 由于他的补鞋工作并不惬意, 所以他便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帮补家计, 可是, 学校的发展也不如理想. 后来, 他结了婚, 可惜婚姻并不愉快. 在初生女儿因病夭折后, 他便开始过着潦倒的生活, 后来应聘牧养一个小教会, 但却因讲道沉闷, 以至未能被按立为牧师.”[2]

 

依人看来, 持有这份履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海外宣道士. 据说克理在12岁时就离开学校, 愿意作一位园丁. 经过两年奋斗, 终因皮肤对花草敏感, 更受不了日晒, 使他不得不放弃. 但这位经不起英国阳光的人, 后来竟能忍受40年印度炎日的酷热, 可见“神的踪迹何其难寻”, 神的恩典何等够用![3] 就在1783年, 神借着一本书光照他, 使他的一生彻底改变过来.

 

那年秋季, 自幼喜爱航海游记的克理借了一本他渴慕已久的书, 名为《库克船长航海记录》(The Record of Captain Cook’s Voyages).[4] 本中所记载的, 是探险家库克如何在太平洋四围发现新的陆地. 在神的光照下, 克理开始看见在福音未传到之地, 人怎样死在罪恶无望之中. 这本航海日记使他开始思想海外宣道的可行性与迫切性. 他在补鞋店的墙上, 挂了一幅自制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写上各国不同民族的资料和人口数目. 逐渐地, 他内心受到催促, 觉得有责任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地图上所列的那些民族中, 至少也要和他们有初步的接触. 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就是如此简单地发生: 神让他体会到世界各地失丧者的需要, 而他又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因此, 赖里德的斥责和反对, 不但没有让克理“坐下不理”, 反而促使他写成了一本于1792年5月12日出版的书. 他为此书取了一个很长的书名: 《基督徒责任的探索: 引用各种方法使世界各国不同宗教背景的异教徒悔改信主, 并反思昔日宣教事工的成功之道, 以及未来宣教事工的具体实践方案》(Am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na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 in which the Religious State of the Differen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e Success of Former Undertakings,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Further Undertakings, are Consedered). 尽管书名很长, 但有者指出, 这本有87页的书, 却是基督信仰历史中的宣道经典, 它对教会的影响, 甚至可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相提并论.[5] 此书打破过去因为偏激的加尔文主义带来的固步自封的观念(指不重视传福音给异教徒的需要). 同年, 克理在讲道中, 提出一句宣道名言  —  “期待神作大事, 竭力为神作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6]

 

因着他的启发和激励, “浸信宣道会”(另译“浸信传道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于1792年创立. 这是“福音复兴运动”所创设的第一个海外宣道组织, 而克理也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位宣道士. 他于1793年到印度孟加拉(Bengal).[7] 这条宣道之路是艰苦难挨的, 人们对他的反应是拒绝有加. 他的父亲说他疯了, 他的妻子也不赞同他的决定, 但无论是泪水苦劝, 或是威吓警告, 都无法动摇他前往宣道的心志. 虽然克理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苦苦哀求妻子一同前往, 但她拒绝了! 最后, 克理只得带着长子费利克斯(Felix)前往印度, 忍痛地把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留在英国.

 

克理筹足了经费以后, 便乘坐“牛津伯爵号”(Earl of Oxford)从伦敦起程, 抵达朴次茅斯(Portsmouth). 这艘船却一泊就泊了6个星期, 而且到头来克理并没有获准进入印度. 那时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基于商业利益而不准许人向印度人传福音. 他们担心一旦印度人归信基督以后, 英国要继续控制印度就会备感吃力. 因此, 克理得不到进入印度的签证. 于是他回到伦敦, 最后搭上丹麦的船只航行.

 

在启程之前, 克理先返回家园一趟, 再度恳求妻子与之同行. 这次终于得蒙她的首肯; 多一天的请求改变了她的心意, 使她愿意带着孩子跟着他奔走天涯. 当他们航向印度孟加拉(Bengal)这个以老虎和鳄鱼著称的地区时, 克理时年32岁. 克理在此工作的第一年里, 总计有25个男人被老虎叼走.[8] 但这一切并没吓退克理. 他开设染布厂, 以“织帐棚”的方式自力更生. 由于对主的真爱与忠诚, 并满溢着拯救人灵魂的热情, 克理殷勤地在印度作差传工作长达40年之久, 没有一次休假回到家乡英国, 直到1834年6月9日离世归回天家, 享年73岁.[9]

 

论到克理传福音的果效, 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说道: “克理每天向印度人讲道. 结果, 7年来没有人信主. 最后, 一位名叫佩耳(Krishna Pal)的人在1800年成为现代宣教运动的第一个果子. 之后, 数以百计、千计、万计和百万计的果子便开始收成了. 此外, 克理也注重栽培当地的信徒. 他和别的宣道同工在1805年为此写了一项他们用来传福音的宣言: “我们工作里有另外一项任务, 就是让我们本地的弟兄们成为有用的器皿, 培养他们的才干, 珍惜他们的恩赐; 因此, 针对他们的进步, 我们不能浪费任何资源. 只有透过本地的传道人, 才有可能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大陆里遍传福音.”[10]

 

虽然克理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 但神赋予他超凡的语文能力. 他14岁时, 就爱上了拉丁文. 他被拉丁文的优美深深地吸引, 便自修起来. 等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时, 便开始阅读希腊文的解经书. 像拉丁文一般, 他也深深地喜欢上希腊文, 不久之后便对此圣经原文驾轻就熟. 当然, 在这之后他熟悉法文、荷兰文就自不在话下了! 在他年纪轻轻未满20岁时, 便对这些语言了如指掌.[11] 神赋予他语文的恩赐, 使他在日后能从事不凡的翻译工作.

 

克理认为传福音给印度人民的关键在于圣经的翻译, 所以他立志学习各种印度方言, 并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到他离世之前, 他与同工已完成总计约30几种语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圣经译本. 根据甘雅各博士(Dr.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 克理一共翻译了34种不同的印度语圣经, 如: Hindi, Bengalis, Sanskrit, Oriya, Marathi, Punjabi, Bolochi, Mewari, Telugu, Konkani, Pahto, Assamese, Lahnda, Gujerati, Bikaneri, Awadhi, Kashmirir, Nepali, Bagheli, Marawari, Bhatneri, Magahi, Malvi, Braj Brasha, Garwahli, Manipuri, Palpa, Khasi等等. 难怪他被人赞誉为“几乎把圣经翻成印度所有的文字.” 甚至第一本中文圣经, 也是在他的鼓励下, 由他的助手约书亚·马殊曼(另译“马士曼、马什文”, Joshua Marshman)在最艰巨的环境下完成的.[12] 虽然克理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 但神所给他的语言恩赐和翻译才华, 可说是空前绝后的.[13]

 

此外, 他还对印度的文艺界作出贡献. 他出版了几种字典、文法及印度书籍英译本. 巴柝声(Ross Paterson)写道: “他不单与马殊曼(另译“马什文”, Joshua Marshman)合编了不丹语的语法书, 也为其他六种不同语言的语法书作好了编写的准备. 除了编写孟加拉文、梵文和马拉他文的字典外, 克理和马殊曼还翻译了三卷古代印度梵语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14]

 

克理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建树和成就. 他在塞兰坡(或译“塞兰港”, Serampore)开设了一间出版社, 并把园艺家罗克斯巴勒(或译“罗克斯保”, William Roxburgh)的两本著作(Hortus Bengalenis [1814] 和 Flora Indica, [1832])编印完竣, 并亲自协助分发散文集, 以供学校使用.[15] 有关克理在社会民生方面的贡献, 庄祖鲲写道: “他开办了基督教学校, 创建一所大学; 1820年创立印度农学会(或称“印度农业社”,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 改良农业; 研究植物学, 后来甚至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的荣誉. 他也领导废止杀婴、童妓、寡妇殉葬(寡妇被强逼在亡夫火葬堆上自焚, 以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等陋习的运动, 在1829年获得成功.[16] 他成为激励他人投身宣教(宣道)的‘触媒’, 也成为近代宣教士的典范, 因此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17]

 

为了遵从大使命和主的呼召, 克理不顾赖里德的反对, 投身海外宣道的工作, 因此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对克理献身所产生的影响, 与他同期的霍尔(Robert Hall)有以下的评述:

 

“这位非凡的人物虽来自最贫困的低下阶层, 但他却能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 凭着赤手空拳和日以继夜的拼搏精神, 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荣誉, 并成为首批东方学者和宣教士团体的成员. 此外, … 他在同时代的人中, 成了神的器皿, 专门负责把救恩的信息传播出去. 这是一位集布道家的热情、圣徒的敬虔与小孩的单纯于一身的人.”[18]

 

最后, 让我们引述巴柝声(Ross Paterson)的话作为总结: “克理除了完成了他的著作外, 更不问成果地做了很多事. 跟所有渴望为普世宣教(宣道)作出贡献的人一样, 克理也为了宣教的信念摆上了自己. 他成立了一个宣教机构, 并决意成为这机构的第一位宣教士. 不久之后, 他便踏上了宣教之路, 只身走到印度去事奉主. 他的行动不单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宣教事工揭开了序幕, 也打开了近代宣教之门. 他不仅写了一本宣教的书, 也成为了书中的主角.”[19]

 

 


[1]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182页.

[2]               巴柝声(Ross Paterson)著, 《安提阿元素  —  使徒行传的隐密信息》(香港九龙: 浸信会出版社, 2003年), 第18-19页.

[3]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克里威廉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9年), 第4-5页.

[4]               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是英国海军上校及航海家, 亦是太平洋和南极海洋的探险家, 在测绘海图、改进航海卫生和防止坏血症等方面成就卓著.

[5]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19-20页.

[6]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4年), 第140页.

[7]               同上引.

[8]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 第182-183页.

[9]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克里威廉小传》, 第92-94页.

[10]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 第183-184页.

[11]             同上引, 第183页.

[12]             一般教会历史学家都同意, 第一本中文圣经的译本是在1822年完成的《马殊曼译本》, 由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 无论如何, 从一些古代文献,
我们得知在1822年以前(如早在唐朝时代的景教时期), 已有中文的圣经译本出现, 只是这些译本抄卷已经遗失或破损, 至今无法寻获.

[13]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 第140-141页.

[14]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26页.

[15]             同上引.

[16]             为了废除寡妇殉葬的恶习, 克理奋斗了25年之久, 终于让英国政府以法律废除了这一陋习.

[17]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 第141页.

[18]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27页.

[19]             同上引, 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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