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八): 审查记录 – 科学的证据


编者注: 许多曾深切怀疑或极力反对基督信仰的人, 在竭力查考、客观分析与诚实面对圣经和历史证据后, 竟然360度地改变原先的立场, 从反对者转为护道者  —  为圣经和基督信仰极力辩护; 李·史特博(Lee Strobel)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 可是, 他的妻子1979年信主后人品和性格大大改变, 令他开始对基督信仰改观. 他要找出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结果是: 在证据确凿, 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把访查这13位圣经学者的实录写于《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史特博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这大半生是个怀疑派, 事实上我认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在我看来, 太多的证据证明上帝只是人类异想天开的产物, 属于古代神话和原始迷信. … 至于耶稣, … 他是个革命家, 是个圣人, 一个打倒偶像的犹太人, 但他是神吗? 不是, … 我可以给你列举许许多多的大学教授, 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然而, 史特博的妻子在1979年秋天成为基督徒. 此事改变了一切. 史特博写道: “我反而对她在性格、人品和自信上的大改变感到一种愉快的惊讶, 甚至着迷. 最后, 我要刨根问底去研究, 是什么事使我的爱妻在生活态度上有了这种细微但极重要的变化, 于是我对环绕基督教(基督信仰)这个案子的所有事实展开了全面调查. 我尽可能抛开自身利益和偏见, 开始读书, 访问专家学者, 提出问题, 分析历史, 钻研考古学, 研究古代文学, 并且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句一句地精读圣经.”

结果, 史特博用了两年时间, 走遍全国访问13位著名学者, 向这些公认权威提出反对圣经和耶稣基督之人所常提出的棘手问题, 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些访谈实录都写在《重审耶稣》一书, 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问题:  “考古学确认了还是否定了耶稣的传记?”

受访者:  约翰·迈克雷博士(John Mcray)[1]

有一类科学的证据, 有助于研究四福音的可靠性, 这就是考古学(archaeology). 从公元第1世纪以来, 数以百计的考古文物已被发掘出来. 这些古物是推翻还是支持四福音中的记载? 许多基督徒宣称考古学已多方证实了耶稣传记(四福音)的可靠性, 到底是真的吗? 对于这点, 《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既好奇又怀疑, 所以他去访问一位公认的考古专家迈克雷博士(John Mcray, 下文简称“迈”), 此人曾亲自参加过中东的考古发掘.

 

(A)       考古挖掘为求真理事实

约翰·迈克雷博士(另译“麦克雷”, John Mcray)曾监督以色列国该撒利亚、塞佛里与希律殿等挖掘小组的工作, 前后达8年之久, 对古文物有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知识. 此外, 他还具有足够的谦虚, 能承认考古学的有限,[2] 又能解释考古学如何揭开公元第一世纪生活的真相.

年已66岁的迈克雷头发已经斑白, 但依然洋溢着冒险精神. 在他办公室的书桌上, 甚至他睡床的墙壁上, 都有一幅耶路撒冷的明细地图. “我做梦都想到它,” 他打趣地说, 声音里带着渴望. 对于新约福音书的记载, 史特博很想知道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便开始穷追不舍的探索旅程.

史: “考古学核实了新约所载的细节时, 它究竟证实了还是推翻了新约?”

迈: “噢, 没有问题, 它加强了新约圣经的可靠性, 就像你发掘并发现古代文献的著者(作者)谈到的某一地方或事件十分正确时, 这件古代文献的可靠性就增加了. 举个例证, 我曾在以色列海岸发掘该撒利亚一带(Caesarea), 我和一些人在那里挖掘希律大帝港. 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质疑第一世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主后37-95年, 著名犹太史学家)某一个说法不正确. 他说这个海港(希律大帝港)跟雅典的主要海港, 即位于比雷埃夫斯(Piraeus, 希腊东南部港市)的港口, 是一样大的. 人们认为约瑟夫错了, 因为若只从露出海面的石头来看, 这个现代海港并不十分大. 可是, 在我们开始水下挖掘后, 发现那港口向海底延伸得很深, 原来崩塌过, 其整个幅度真的能和那个在比雷埃夫斯的港口相比, 结果证明约瑟夫毕竟是对的. 这又是一星半点的证据, 证明约瑟夫所言不差.”

 

(B)       路加是记录正确的史家?

至于新约的作者们又如何? 他们所记载的是否都正确可靠? 此乃史特博准备探索的问题, 他以路加开始. 医生兼史学家路加著有以他命名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二书加起来几乎构成新约全书的四分之一, 因此重要的问题是: 路加作为一位史学家, 在收集和记录史料上, 是否值得信任.

史: “当考古学家查验路加所写的细节时, 他们认为他很仔细, 还是潦草从事?”

迈: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一致认为路加是个非常精确的史家. 路加博学多才, 能言善辩, 希腊文水准靠近古典典范. 他以学者的身分写史(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考古学的发现再三证明, 他是个写作非常谨严的作家. 事实上, 有几个例子非常类似前面说过的港口事件.  学者们起初认为路加在某些地方记述有误, 可是后来的发现证明路加所写并无错误. 例如在路加福音3:1, 他提到吕撒聂(Lysanias)约于主后27年是亚比利尼(或译“阿比林”, Abilene)的分封王(tetrarch). 有很多年, 学者以此为例, 指责路加有误, 因为人人知道吕撒聂不是分封王, 而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卡尔西斯(Chalcis)的统治者. 他们说如果路加连这种基本事实都弄错了, 他写的东西(包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概难以置信. 后来找到了提庇留(Tiberius)时代从主后14年到37年的石刻, 指明吕撒聂是大马士革(即“大马色”, Damascus)附近亚比拉(Abila, 即亚比利尼, Abilene)的分封王  —  正如路加所写的. 原来共有两个政府官员名叫吕撒聂! 又一次路加的记载被证明完全正确.”

“另一例子是路加在使徒行传17:6提到帖撒罗尼迦城‘politarchs’, 这个字被译为“地方官”(city officials). 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路加错了, 因为‘politarchs’这个词在任
何古罗马的文书中都没有见过. 可是, 后来发现了第1世纪的一块石头拱门(arch), 拱门铭刻(inscription)上的字句一开始就说‘在politarchs的时代… ’, 你可以亲身到英国博物院去看看(以证实此事). 考古学家过后发现多到35块铭刻都提到‘politarchs’, 有几块是从帖撒罗尼迦找到的, 时代和路加所说的相同. 又一次证明批评家错了, 路加是对的.”

史: “是的, 可是路加在福音书里说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 医治瞎子巴底买(路18:35“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而马可说这件事是他走出耶利哥时做的(可10:46“出耶利哥的时候”). 这岂不是一个无可置辩的矛盾, 使人怀疑新约的可靠性吗?”

迈: “一点也不. 这看起来像个矛盾, 是因为你用的是现代的想法. 现在把城建好了, 就固定在那里. 但是古代情况不一定如此. 古代的耶利哥至少出现在4个不同的地点, 相隔可能有四分之一哩. 城市被毁, 又在接近另一水源或一条新路, 或接近一座山的某个地方重建. 问题是你可能从耶利哥旧城的一个地方出来, 进入另一个(指进入耶利哥新城的另一处); 就像从芝加哥郊区的一部分出来走进另一部分一样.”

史: “你是不是说路加和马可两个人说的都对?”

迈: “正是这样. 耶稣很可能从耶利哥的一个旧区出来, 同时又进入另一个新区.

史特博写道: “考古学又一次解答对路加的另一个质疑. 既然新约有很大的部分是他写的, 路加又已经被证明是个连细节都小心翼翼、力求正确的史家, 那就非常重要了. 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 仔细查对了路加提到的32个国家、54座城市和9个岛屿, 没有发现一个错误.” 有一本书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 “如果路加这样不辞辛苦地务求历史报导的正确, 那我们凭什么说, 他在报导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远为重大的事项上, 会轻信而不正确?” 这些大事, 例如主耶稣的复活, 是他神性最具影响力的证据, 路加说这事已经“用许多的凭据证实了”(徒1:3).

 

(C)       约翰与马可的记载是否可靠?

考古学支持路加的可靠性, 但他并非新约圣经的唯一作者. 史特博想知道科学家会怎样评估另一位福音书的作者约翰. 约翰福音有时被认为可疑, 因为约翰提到的一些地点至今还未被人证实. 有些学者因此指责他, 说他既然不能把这些基本事实搞清楚, 一定没有亲睹主耶稣生平的几件大事. 然而, 迈克雷指出, 这样的结论近期已被推翻了.

迈: “最近有几次发现, 证明约翰的记载十分正确. 例如约翰福音5:1-15, 记录耶稣怎样在毕士大(Bethesda)的池子旁边医治过一个病人, 约翰提供了一个细节, 说池旁有5个廊子(约5:2“在耶路撒冷, 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 旁边有五个廊子”). 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反对圣经的学者)以此为例, 说约翰的记述并不正确, 因为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个这样的地方. 可是不久前, 埋在地下大约40英尺地方的毕士大池被发掘出来. 果然不差, 那里有5个廊子, 好像是座有柱廊的阳台或走廊, 正如约翰所描写的. 此外, 还有别的发现  —  约翰福音9:2的‘西罗亚池子’(Siloam), 约翰福音4:12的‘雅各的井’, 约翰福音19:13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所站的铺华石处(Stone Pavement,靠近雅法门[Jaffa Gate]的铺华石处), 甚至彼拉多自己的身分  —  所有这些考古的发现都证实了约翰福音的历史可信性.”

史: “这就驳斥了‘约翰福音成书太晚(太迟)以致书中陈述不可能正确’的说法.”

迈: “正是这样.

迈克雷重复了闻名的新约文本评鉴家(N.T. textual critic)布鲁斯·梅茨格博士(Bruce Metzger)所说考古学家找到了约翰福音第18章抄本的一个残片之事, 著名草纸学家把这些残片推溯到主后125年, 证明约翰福音抄本存在得这样早, 而且已流传到远方的埃及(编者注: 流传到越远之处往往需要越久时间, 故约翰福音于主后125年已在埃及出现, 证明它成书日期更早). 先前有者猜测约翰福音是在进入第2世纪后好之久才写成的书, 离主耶稣在世之日太久以致令人难以置信其中的记载. 但考古学有效地推翻了这个猜测.

马可福音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攻击. 一般认为马可福音是第一部写成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载.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哲学家迈克尔·马丁博士(Michael Martin)指责马可对巴勒斯坦的地理一无所知, 他说这证明耶稣时代, 马可并非住在那个地区. 这位无神论学者特别指出马可福音7:31“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 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

“有者指出,” 马丁写道, “按照这些指示, 耶稣很可能是在离开加利利海.” 史特博把马丁的评论讲给迈克雷听. 听了以后, 迈克雷把马可福音的希腊文版从书架上抽了出来, 找了些参考书, 展开几张巴勒斯坦的古代地图.

迈: “这些批评家似乎在假定, 耶稣坐在汽车里, 在州际公路上飞快地转来转去. 可是他显然不是. (迈克雷看了希腊原文经文, 考虑到山地的地形、该区可能有的道路; 且顾及低加波利这个字的松散用法, 可指随时改变的10个城市的联盟. 然后, 迈克雷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合乎逻辑的路线, 跟马可所描写的正好符合) “只要将事事物物放对地方, 马可的记载就没有问题了.”

史: “看来考古学家的发现又一次帮助解释了新约中乍看起来有问题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 你有没有遇过一个考古发现, 是和新约的记载抵触的?”

迈: “(迈克雷摇了摇头, 满怀信心地回答)考古学没有发现过任何与圣经的记载有明确矛盾之处. 事实正好相反, 我们已经看到被许许多多怀疑派学者奉为圭臬(标准)的主张, 现在已被考古学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 史特博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他拿出笔记簿, 准备向迈克雷提出三个经久未解之谜, 看看考古学是否能解开这些谜团.

 

(C.1)   难题一: 人口调查

有关主耶稣出生的记载中提到当时有人口调查, 马利亚和约瑟需要回到约瑟的故乡伯利恒去(参 路2:1-5 “当那些日子, 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 报名上册.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 一同报名上册. 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史: “坦白说, 表面上看起来这非常荒谬. 政府怎能强迫公民回出生地? 有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 证明(罗马)政府曾举办过这样的人口调查?”

迈: “老实说, 古代人口调查表的发现, 已经帮助我们明白人口调查是什么一回事.

迈克雷一面说, 一面翻开一本书, 找到所要的

资料以后, 引证了一篇政府公告, 日期为主后104年. 他把那篇公告念出来: “埃及长官(Prefect of Egypt)马克西姆(另译“马克西谟斯”, Gaius Vibius Maximus)说: 鉴于逐户进行人口调查的时间日渐迫近, 有必要强迫所有不论因何原因离乡背井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 以便实行按时举办人口调查的命令, 也可以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从事耕作.”

迈: “你看, 这个文件证实有人口调查, 纵然这种计算人口的方法在你看来有点奇怪. 而且另外有一张年代更早的纸草卷(papyrus), 可以推溯到主后48年, 显示整个家庭都牵涉到人口调查以内.”

史: “可是这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路加记述关于那把约瑟和马利亚带到伯利恒的人口调查, 实施于居里扭(Quirinius)任叙利亚巡抚和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当政期间(路2:2).这就引起了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希律在主前4年逝世, 而居里扭迟至主后6年才开始治理叙利亚, 其后不久举办人口调查. 这里有好大的一个缺口, 你能说明日期上的这个矛盾吗?”

迈: “一个名叫瓦达曼(Jerry Vardaman)的声名卓著之考古学家,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他找到一枚刻了居里扭名字的硬币, 字体非常小, 就是我们称之为‘显微’的字体. 这枚硬币提到, 居里扭作叙利亚与基利家巡抚(proconsul of Syria and Cilicia), 从主前11年一直到希律逝世.”

史: “这是什么意思?”

迈: “意思是显然有两个居里扭. 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罗马名字,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有两个名叫居里扭的人. 人口调查可能是在较早的居里扭统治下举行的. 人口调查14年举行一次, 计算起来正好合适.”

史特博后来进一步研究, 发现已故考古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学说. 他从各种铭刻里得到一个结论, 虽然只有一个居里扭, 但曾两度出任叙利亚巡抚, 这就包括首次举办人口调查的年限.[3]

 

(C.2)   难题二: 拿撒勒的存在

有一段颇长的时间, 怀疑派一直主张新约所说主耶稣度过童年时期的拿撒勒, 根本就不存在. 无神论者在一篇题为“耶稣从来不曾在那里走过”的文章里说, 旧约、使徒保罗、《他勒目法典》(犹太法典), 或约瑟夫(犹太史学家), 都没提过拿撒勒. 第4世纪开始以前, 没有一个古代史学家或地理学家提过拿撒勒. 这个地名首次在犹太文学中出现, 是在大约写于第7世纪的一首诗里.

 

史: “有没有什么考古发现, 能证明拿撒勒在公元1世纪是存在的?”

迈: “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斯特兰奇博士(Dr. James Strange)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说拿撒勒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约60亩地大小, 第1世纪开始时, 人口最多只有480人.”

史: “他是怎样知道的?”

迈: “啊, 斯特兰奇说, 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陷落时, 圣殿被毁, 不再需要祭司, 他们被遣往别的地点, 甚至北上进入加利利. 考古学家发现一张亚兰文名单, 记有24个祭司家庭, 其中记录有一个被遣往拿撒勒. 这就证明这个小村那时必然存在. 此外, 他说还有别的考古挖掘, 在拿撒勒附近发现了几座第1世纪的古墓, 奠定了那个村庄的界限. 因为犹太法律规定, 埋葬必须在城外举行. 两个坟墓的出土文物有陶土灯、玻璃器皿和花瓶, 都是第1、第3或第4世纪的产物.”

迈克雷拿起一本著名考古学家费根(另译“费尼根”, Jack Finegan)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翻阅那本书, 念出费根的分析: “从那些坟墓 … 可以得出结论, 拿撒勒在罗马统治时期是个大部分由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迈: “人们讨论过第1世纪时, 某些场地的地址问题, 譬如说耶稣的坟墓究竟在什么地方, 可是考古学家从来没有认真怀疑过拿撒勒的地址. 寻找证据(指否定它存在的证据)的责任应该由怀疑它存在的人负责.”

史特博指出, 这说法似乎合理. 即使是通常持怀疑态度的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 举出1955年在目前拿撒勒报喜堂(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下面发掘出来的主前遗骸,也不得不承认道: “这样的发现显示, 拿撒勒在耶稣的时代可能存在, 不过毫无疑问, 那必然是个十分狭小、微不足道的地方.” 这样微不足道, 致使拿但业在约1:46里说出那句嘲讽的话  —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此话现在看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了.

 

(C.3)   难题三: 伯利恒杀婴事件

马太福音记述了一个血腥场面: 犹太人的王大希律听到有个婴儿降生(即主耶稣), 要作犹太人的王, 便感到本身王位受到威胁, 并派兵杀尽伯利恒城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太2:13-23). 史特博对此记述感到可疑.

史: “有没有独立的证据, 证明发生过这次集体屠杀事件. 约瑟夫的著作和其他史家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 也没有考古上的发现支持此说. 没有记录, 也没有档案. 这样重大的事件,除了马太, 一定还有别人注意到. 既然毫无历史或考古证明, 如果说这次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 不是很合逻辑吗?”

迈: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新闻大概会塞满电视机的荧光幕和其他新闻媒介. 不过, 你得回到第1世纪, 记住一些当代的情况. 第一, 伯利恒既然比拿撒勒大不了多少, 在一个500至600居民的小村子里, 会有多少那样大的婴孩呢? 不会是几千几百人, 一定只有少数的几个. 第二, 大希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他连自己的家人都杀. 他杀掉不少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 因此他在伯利恒杀几个婴儿, 是不会引起罗马世界的注意的. 还有第三, 那时没有电视, 没有无线电广播, 没有报纸. 这类消息要传出去需要很长时间, 特别是来自山地里小小村落的消息. 当代史学家有的是远较重大的事情要写.”

史: “这还不算是什么大新闻吗?”

迈: “我认为(以第一世纪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那不是一件大新闻, 至少在那个时代不是. 一个疯子杀掉对他有威胁的人, 对希律来说, 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 后来基督信仰(Christianity)的伦理观念得到发展, 这种事变得重要起来(编者注: 因基督信仰强调生命, 包括婴孩的生命, 是极其宝贵和重要的, 无人可擅自夺取; 参 拿4:11; 太16:26; 26:52).但是 在那个时候, 这样的事是不会耸人听闻的.”

 

(D)       死海古卷揭开圣经之谜

古代遗留的文物中, 很少有像‘死海古卷’那样引人入胜, 吸引全球众多学者的关注. 那是几百件抄本, 写作日期从主前250年到主后68年, 并于1947年在耶路撒冷以东20哩处的山洞里找到的. 它们是被一群称为爱色尼派(Essenes)的犹太教严格教派, 在罗马人毁灭他们的居留地之前收藏起来的. 关于这些古卷有些怪诞的说法, 包括阿里格罗(John Marco Allegro)的荒谬著作. 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理论, 说基督信仰源于一个拜生育之神的教派, 信徒们服食引起幻觉的蘑菇, 产生幻想. 在一个比较合法但仍受多人质疑的主张里, 纸草专家(papyri expert)奥卡拉汉(Jose O’Callaghan)说, 有一张‘死海古卷’的残片是迄今发现的《马可福音》的最早抄本片断, 日期是主耶稣被钉十架后17到20年. 可是许多学者一直怀疑他的解释之真确性.

 

史: “要研究第1世纪考古学而不探索‘死海古卷’, 那是不完全的. ‘死海古卷’有否提及直接与耶稣相关的事情?”

迈: “啊, 没有. ‘死海古卷’没有特别提到耶稣. 那些文献提供我们的, 主要是一些关于犹太人生活与社会风俗的内容(迈克雷一面说, 一面抽出一些纸张, 指向1997年年尾发表的一篇文章). 虽然如此, 编号4Q521的文献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发展, 可能告诉我们一点关于耶稣所说的‘要作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

史: “请道其详.”

 

迈克雷解开那个秘密. 《马可福音》记载施洗约翰在监牢里依然怀疑主耶稣的身分, 他派门徒去问主耶稣: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太11:3). 施洗约翰问的是一个直接的问题, 要知道主耶稣是否真是那位犹太人等了好久的救世主. 多少世纪以来, 这一直是基督徒想解开的耶稣之谜, 因主耶稣没有直接说他是或不是, 他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4-5). 主耶稣的回答指的是《以赛亚书》61章, 可是为了某种原因, 他把‘死人复活’这个短句插了进去, 这在旧约《以赛亚书》里显然是没有的. 就在此事上, 编号4Q521的文献就起了作用. 这部非圣经抄本源于‘死海古卷’, 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推溯至主耶稣出生前30年. 它包括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一个版本, 确实含有那个失落了的短句  — ‘死人复活’.

迈: “古卷学者埃文斯(Craig Evans)指出, 文献4Q521中的这个短句, 毫无问题是包含在一个预告弥赛亚(救世主)要来的经文里, 指出救世主来临后将作的奇事, 那时天地都要听从他(包括死人也要听从他, 编者按). 因此, 耶稣回答约翰的问题时, 一点也不含糊. 约翰听了立即明白, 耶稣的话清清楚楚说明他就是那个救世主.”

迈克雷把那篇文章交给史特博, 埃文斯在文章里说: “文献4Q521清楚证明(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 的确是要说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耶稣基本上在通过约翰的门徒告诉约翰, 救世主的预言已应验. 于是这就回答了约翰的问题: 是的, 我就是将要来的那个人.” 因此, 现代考古学揭示了主耶稣两千年前所说的一句话的重要性.

 

(E)       “非常精确的来源资料”

总结时, 史特博以圣经与《摩门经》(Book of Mormon)作一比较. 他写道: “考古学不断地证明新约(指新约圣经)的正确, 给新约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这和考古学对摩门教(Mormonism)造成极大的危害, 适成明显的对比. 虽然摩门教的创建人史密斯(Joseph Smith)说他的《摩门经》是‘世界上所有书籍中最正确的’, 但考古学想证明此人所说有关好久以前发生在美洲的事一再失败(即考古学无法证实此人所言是正确的).”

史特博曾写信给史密森学院(或译“史密斯松尼学院”, Smithsonian Institute),[4] 询问有没有证据支持摩门教的说法. 史特博写道: “结果得到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 学院的考古学家找不到‘新大陆的考古与《摩门经》所讲的题目之间有什么直》所讲论的事).” 有一本讨论此问题的书, 该书作者安克伯(或译“安克伯格”, John Ankerberg)和韦尔登(另译“华尔顿”, John Weldon)在结论中说: “换句话说, 《摩门经》里提到的城市, 没有一个被找到; 经中提及的人物、地方、国家或名字, 从来未被发现. 没有《摩门经》中提到的手工艺品, 没有《摩门经》经文, 没有经中谈及的铭刻(即考古学无法证实《摩门经》所言真确) … 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摩门经》是真的, 它只是一大批神话或虚构的故事.”

“可是新约(新约圣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史特博继续表示, “迈克雷的结论得到许多科学家的共鸣, 包括澳洲声誉卓著的考古学家威尔逊(Clifford Wilson). 他写道: 凡想知道事实的人, 现在都承认, 并接纳新约为非常精确的来源资料.’ 在这几次访问中, 先有勃鲁姆伯格(Craig Blomberg)建立了新约文件的基本可靠性; 然后有梅茨格(Bruce Metzger)证实了文献虽经千百年代, 仍极精确地传承下来; 再有山内(Edwin Yamauchi)展示了古代史家和别人提供的广泛旁证;[5] 现在迈克雷又告诉我们, 考古学怎样加强新约的可靠性.我不得不同意澳洲考古学家威尔逊的意见. 为基督辩护, 虽然离完美之境尚远, 却已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了.”

同时, 史特博知道有些高姿态的教授不同意上述评估. 他看见他们的意见被《新闻周刊》(Newsweek)引证, 接受晚报访问, 谈到他们对耶稣基督那种激烈反对的重新评估.史特博认为在他进一步研究之前, 他得面对他们所提出这些反对基督信仰的评论. 那就意味着他要去明尼苏达州(Minnesota)访问一位耶鲁大学出身、雄辩滔滔的博士学者  — 博伊德(Dr. Gregory Boyd). 我们将在下一期《家信》的“护道战场”刊登这段精彩的访谈, 请所有读者切勿错过![6]

 


[1] 编者本人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约翰·迈克雷博士(John Mcray)曾就读于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的法国考古学与圣经学校(Ecole Biblique et Archeologigue Francaise)、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并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博士学位. 他在惠顿(Wheaton)大学担任新约与考古学教授已超过15年. 他的文章出现在17种百科全书与词典, 其研究结果曾刊载于“近东考古学社”年报(Bulletin of the Near East Archaeology Society)和其他学术报刊, 他还在专业学会宣读过29篇学术论文. 此外, 迈克雷也是耶路撒冷“奥伯莱考古研究学会”(W. F. Albrigh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的前任研究员兼董事、美国“东方研究学社”(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的前任董事, 现任《圣经世界考古学》(Archaeology in the Biblical World)编辑委员会成员, 后者是圣经研究院(Institute for Biblical Research)的机关刊物. 他所著的《考古学与新约》(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是想研究考古学的学生甚至学者常用的教科书(此432页的书详尽而持论公正). 他也参与美国艺术与娱乐电视网所制作的《圣经探秘》节目(Mysteries of the Bible).

[2] 迈克雷直言不讳地表示, 考古学虽在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方面有很大贡献, 有助于证实圣经的记载是真确可靠的, 但它还无法证实新约圣经是神的话语. 例如若在以色列地的考古发掘所找到的古代场址, 跟圣经所说的相同, 那只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和地理是正确的, 至于主耶稣的神性方面这类问题, 是不能用考古学上的发掘来证实或推翻的. 正如考古学能断定在6或7世纪阿拉伯西部有过麦加城, 但这还不足证明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Muhammad)在那里住过, 也无法证明《古兰经》是真的.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重审耶稣》(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0年), 第81-82页.

[3] 《中文圣经启导本》对此也有解释: 用主耶稣降生来纪元的历法, 是在主耶稣降生后500年才建立的. 由于计算错误, 公元开始的时间比主耶稣出生实际上迟了4到6年. 因此, 若依公元纪元来计算, 主耶稣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至6年降生的, 正是居里扭首次作巡抚的时期.

[4] 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e, 或作“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由英国化学家及矿物学家James Smithson捐款创建的研究机构, 于1846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

[5] 史特博与上述三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刊登于2006年7/8月份至2007年1/2月份, 第65至68期《家信》的“护道战场: 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五至七). 有兴趣者敬请参阅.

[6]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重审耶稣》(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0年), 第79-93页. 也参其英文版 The Case For Christ (by Lee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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