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寻根 (二) : 科学与信仰(下)

编者注: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的作者史特博(Lee Strobel)的经历. 套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通往无神论的路是由科学铺筑的; 叫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后来通往神的路, 也是由科学铺筑的.”

Lee Strobel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把基督信仰彻底击溃, 神或上帝只是过时的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进入《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和主编, 把童年信仰抛诸脑后. 过后其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发现写成护道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以往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似乎是世人的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的科学发现, 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 愈来愈指向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宇宙万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同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的科学事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科学是否“发现”了上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现了宇宙万有的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的可能, 进而思想“宇宙由神创造”的事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博踏上“科学探索”之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从细胞生化学、DNA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的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在此书最后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万有由上帝创造,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巅峰. 此书的八篇访谈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受造之颂”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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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C. Meyer

哈佛大学动物学与古生物学教授斯蒂温·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其所著的《万古盘石》一书中表示, 科学与宗教信仰是两个“互不重叠的领域”. 这位知名的进化论学者认为科学涉及经验主义的领域: 研究宇宙的组成及运作; 宗教信仰则涉及终极的意义与道德的价值观. 换言之, 宗教信仰与科学互不相干. 这也意味着基督信仰里没有客观的事实, 不符合科学事实. 到底科学与基督信仰是否互不相干, 甚至水火不容? 为了查询真相, 《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访问了荣获剑桥大学科学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的斯蒂温·迈尔(Stephen C. Meyer, 下文简称“迈”).[1]

编者注: 为了证实万物背后有智慧的设计者 — 一位全智全能的上帝 — 设计论的倡导者斯蒂温·迈尔(另译“迈雅”, Stephen C. Meyer)在上期提出有关设计论的六个强有力之例证, 并清楚讲解“论证神的存在之历史”. 本期, 迈尔将继续回应史特博的四个挑战.

(文接上期)

(D) 科学家的动机问题

史特博听完了迈尔(Stephen C. Meyer)的分析, 心中浮现了几个问题, 便请教迈尔.

史: “我听完了你讲‘有神论’(theism)的六项科学证据了, 我会再与别的专家逐一探讨反驳的可能性. 但在告辞之前, 我还有至少四个概略的挑战, 请你回应一下.”

迈: “这也合理, 请随便问,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史: “既然有神论的科学证据这么强, 为何不见更多的科学家信靠神呢? 1966年一项调查说, 六成科学家不是不信, 就是怀疑有神, 而愈是尖端的科学家,不信的比例也愈高.”

迈: “首先, 我会说新的科学发现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让人掌握其中的含义. 关于有神论的证据, 有一些是很新的. 专注某一学科的科学家可能对其他学科指向有神论的新发现毫不知情. 其次, 过去150年来, 主导西方知识世界的主要是唯物的世界观(materialistic worldview). 故此, 科学、哲学、学术界也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世界观. 约定俗成, 每逢有人试图偏离, 难免受到激烈评击或者迫害, 这样, 有意探索之人或替有神论讲好话的人, 难免望而却步.”

这话令史特博想起桑德智(Allan Rex Sandage)[2]对记者所说的: 科学界对信仰不屑的态度, 叫人不大情愿表示自己是信徒, 因为要面对的屈辱感太强了.”

迈: “最后, 在科学界的文化当中, 有些信仰系统在哲学上是颇有疑问的, 例如, 不少人相信科学只容许自然的解释(因而拒绝超然[超自然]的神迹, 包括神奇妙的创造, 编者按), 所以完全不考虑设计论的假设. 许多科学家戴上眼罩, 对证据视而不见, 形成了一种‘集体思维’(group think).

史: “这解释颇能叫人信服, 但这问题也有另一面. 怀疑派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说, 照他所见, 智慧设计论运动中的人几乎都是基督徒. 这岂不叫他们的治学受人质疑? 或许他们只是锐意寻找想要得到的结论, 反而对足以解释的自然论证据充耳不闻?”

迈: “每一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动机(motive), 只是这些动机却无碍于衡量科学理论的对错. 无论是呈上法庭的案子, 或是哲学的论证, 你所看的不在乎它是由谁或为何提出, 乃是平心看待所提的证据和论证. 即使智慧设计论的人全部是深信圣经和教会的基要派又何妨? 我们看的只是论据本身.”

史: “那么设计论纯粹是基督徒的玩意?”

迈: “那倒也不是. 提倡者中有‘不可知论者’(agnostic), 也有犹太人, 但连这个也是无关宏旨. 绝大部分的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s)或‘唯物论者’(materialists). 假如要玩这样的猜测动机游戏, 他们也不能占上风啊. 再者, 要是有科学家因着有神论的证据可信而成为跟从上帝的人, 他会因此丧失研究资格吗? 当然不会. 我认为毋需纠缠在动机问题上, 而应该单凭证据作出决定: 到底设计论是不是最好的解释?”

史: “那我得提出第三个问题了. 假如科学家都接受神迹的可能性, 岂非不必再作研究? 生物学者米勒(Kenneth Miller)曾说, 承认智慧设计者的存在, 等于将科学送入死胡同(dead-end), 当你投降说‘这是神的作为’, 你还研究来干什么?”

迈: “刚刚相反!”

史: “怎么解释?”

迈: “就看起源的问题吧. 问题是‘细胞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 假如你说: ‘这问题只许从唯物的角度去考虑’, 你就把探索的路堵死了, 因为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涉及智慧设计.”(编者注: 唯物论强调“自然选择”, “自然”意味着没有依循特定规则, 既然如此何必再作研究; “智慧设计”却值得研究)

史: “好, 你认为排除智慧设计的可能性反而窒息了理性与科学的探索工作.”

迈: “的确是这样. 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

史: “你大概希望改变游戏规则吧!”

迈: “可以这么说. 为科学自设唯物解释的框框(self-serving rule)是不对的, 是时候翻开科学历史的新一页了, 好叫我们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rules)可以无拘无束的探求真理! 科学家应该有全凭证据下结论的自由, 即使那结论会使某些人感到不悦!”

(E) “反目的”的愚蠢设计?

史特博的第四个质疑是所谓的“反目的论”(disteleology), 即是生物或者物质世界上有一些明显的“设计失误”. 生物学者米勒(Kenneth Miller)说: “接受设计论难免叫人将设计瑕疵归咎于设计者.” 言下之意, 是有瑕疵的设计证明了神的不完美. 米勒举了脊椎科动物的眼睛作例子, 说: “我们质疑智慧设计者何以将视网膜的神经线放在向光的一面. 这种设计将光分散, 使我们视觉的精细程度降低了, 并且在传送景像到大脑去的视觉神经穿入感光的视网膜位置上出现盲点.” 别的达尔文主义者, 包括牛津的道金斯(或译“多京斯”, Richard Dawkins)也批评眼睛的设计差劲. 威廉斯(George Williams)甚至大胆地说, 这是“愚蠢”的设计, “把视网膜(retina)倒装了.” 史特博向迈尔提出这反驳设计论的论点.

史: “既然有设计者, 搞砸了的眼睛设计岂不证明设计者不那么智慧吗?”

迈: “视网膜倒置是有重要的生理原因的, 关乎全面的设计考虑: 使脊椎动物的眼球能够得到视觉系统所需要的大量氧气供应. 诚然, 这样的设计造成盲点的存在, 但这不是大问题, 因为眼睛是一对的, 盲点是不会重叠的. 恰恰相反, 眼睛设计得很巧妙啊. 事实上, 生物学家乔治·阿育(George Ayoub)撰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认为眼睛设计差劲的说法. 这位视网膜细胞生理专家这么说: ‘脊椎动物的视网膜(vertebrate retina)是功能性设计(functional design)的典范. 这设计让眼睛看得清也看得快. 说视网膜的设计影响了视力, 是毫无根据的. 倘若要把它修改, 它的功能势必大大削弱.’ ”

史: “好吧, 也许这不是最好的例子, 但肯定有许多其他例子吧!”

迈: “且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功课: 人们常轻言生物学上许多设计不好, 但有时候, 当你得窥全貌, 情况会大为改观. 比方说, 人会从一个角度去看设计, 就批评说其实可以加以改良. 然而, 搞工程的人都知道, 设计要顾及全面最高效能的平衡才行. 因此, 为了整体的发挥, 局部的效能需要加以调节.”

史: “请你举个例子吧.”

迈: “手提电脑是其中一个常用的例子. 你看着屏幕可以说: ‘糟透了的设计! 屏幕应该更大一点.’ 你也可以批评它的记忆体(memory)不足, ‘太差劲的设计! 要增加容量.’ 你也可以批评键盘说: ‘糟透了的设计! 键盘应该更容易使用.’ 但设计电脑的工程师所要做的, 根本不是要做出最大的屏幕、最大的记忆体、最容易用的键盘. 他要造的是一部最好(即按其目的而言最适合)的电脑, 为此, 这部电脑的大小、重量、价格、方便携带等因素都要顾及. 能把屏幕加大吗? 可以呀, 却不便携带. 可以增加记忆容量吗? 可以呀, 价钱就得提高. 因此, 取舍与妥协是必然的, 单单评论某一部分说它未发挥到极限是不切实际的, 重要的是整部电脑的功能如何. 优秀的工程设计都是这样. 明白了这一点, 所谓‘反目的论’(disteleology)的例子也不成立了.”

史: “你当然得承认有些例子是不容易解释的吧?

史: “我承认. ‘反目的论’的例子虽然有一些是无稽的, 但也有一些是很严肃, 值得深思的. 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曾经说熊猫的大拇指粗制滥造, 不像巧手设计的. 但专家却不以为然, 熊猫用大拇指剥竹皮, 效率颇高. 没有所谓标准设计可以比较, 古尔德也没有办法提供参考的实例, 根本无从批判优劣. 熊猫的大拇指看来相当称职啊.

“另一些‘反目的论’的例子则涉及神义论(theodicy)的课题, 即是如何相信神而又可以面对世界的苦罪情况. 例如, 病毒和病菌叫人受苦受罪, 如何解释? 它们是神创造的吗? 19世纪自然神学家(Natural theologians)认为世界既出于完美的上帝, 世界也必定是完美的. 这样的立场, 使他们无法面对达尔文的‘反目的论’论证. 话说回来, 圣经从来没有对于自然界抱有完美的假想. 圣经说, 罪入了世界, 原本的设计受到破坏, 到处都有腐败衰落. 至于细节如何, 圣经并无详述, 但罗马书清楚指出自然界正在唉哼呻吟(叹息劳苦), 期待得着救赎(罗8:22),[3] 因为原本的设计出了乱子(因为罪的入侵而遭受破坏, 编者按). 根据圣经的记述, 我们在自然界里会看见设计的证据, 也会看见腐败(deterioration or decay)的证据 — 事实也是如此.”

(F) 有神论的一幅蓝图

史特博与迈尔博士的谈话到了尾声. 他过后写道: “我的感觉与他1985年出席达拉斯大会(Dallas Conference)[4]时有点相似: 为科学对神所作那肯定的见证而兴奋不已. 不论是显微镜还是望远镜, 所有证据都强烈显示造物主的存在. 这样的情况与我求学时期的形势简直有天渊之别, 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但力求事实铁证的史特博并不满足于此. 他里面还是有一团挥之不去的疑问, 就是较后他若访问其他学科的专家, 请他们解答多年以来缠绕着他的疑问时, 造物主的存在会否经不起其他专家的严格审核? 迈尔所提到的几个学科, 那些专家会不会有更引人入胜的新资料? 他们在各项的证据上苦苦钻研了不少年日, 所得的结论若与迈尔所说的相比, 会有什么结果呢? 得巩固? 被削弱? 被驳倒?

史特博写道: “根据我跑法院新闻所见, 多少的案子都是先由检控官雄辩滔滔向陪审团陈述案情来开始的, 但法官总不忘提醒陪审团说, 检控官的陈词不等于证据, 检控官所说的只是一幅蓝图, 让大家有所依循, 逐一审视证人的证据. 某程度上, 迈尔所作的正是这样: 勾勒了有神论的科学证据大纲. 是时候去面晤有关专家, 严格地考问他们, 看看迈尔所说的是否真的如此可信. 这些人包括: 宇宙学、物理学、微生物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等专家. 我计划先从一个起源着手, 就是宇宙的起源. 那一次的‘大爆炸’无比惊人, 难以想像! 事实上, 亿万年后的今天, 它的回响依然清晰可闻.”

(G) 创造万物的神在微笑…

史特博真是急不及待, 想要立刻启程, 去访问有关专家. 可是史特博又舍不得就这样告辞, 还是多用一点时间去了解迈尔的心路历程. 迈尔从科学家变成设计论倡导者的路程吸引了史特博, 使他对迈尔的属灵生命状况颇感好奇.

史: “你研究支持‘有神论’的科学证据多年了, 请问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迈: “毫无疑问巩固了我的信仰. 整个走势(趋势)是愈来愈多证据指向神的存在, 这情况叫我非常兴奋. 这些新发现会叫愈来愈多人向神更加开放, 因为‘有神论’是最能解释大自然各种证据的立场. 我还没有跟你分享我的信仰历程. 曾经有两年我深受尼采(Nietzsche)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所吸引. 尼采的问题与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尽相同, 他的问题是: ‘为什么神是主, 我是仆?’ 我很有共鸣. 我为什么要向神的旨意降服才可以快乐呢? 但我又自觉没有神, 我不会快乐. 我知道我的不良生活方式只会制造痛苦. 结果我在华盛顿州的麦田里向上帝挥拳抗议.

“我想表达的是, 在我的经历里, 使徒保罗所谓心智上的反叛上帝, 正是我的写照. 就算今天我已成为基督徒, 我的思想仍有保罗所说的那种血气在其中, 仍有故态复萌的倾向, 而科学证据对我的帮助, 就是重整我的思想. 我明白了纵使我自然的倾向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我总不能忽视上帝在这世界所成就的一切. 他叫人知道他是真的, 他创造万有. 我们必须面对他, 与他和好.

“我在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都看到了这一点, 也在圣经的历史启示, 尤其是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 耶稣太棒了!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5]和拿破仑(Napoleon)[6]都同意说: 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深深吸引他们! 他也吸引我. 我记得自己曾说, 假如圣经中的耶稣是假的, 我就要去拜那虚构耶稣出来的人! 耶稣实在超乎我所能捉摸! 神在自然界的证据不断催迫我与耶稣建立更深入、更全面的关系. 研究科学证据, 与我的基督徒生活不是分割的, 乃是相辅相成的. 记得在大学讲授科学证据时, 有信徒颇不以为然, 认为以科学来举证只会令人将思想奉为偶像, 甚至将科学奉为神明. 当时我也有点踌躇. 今天我不再怀疑了, 因为深信这些证据根本就是神启示自己的作为.

“当我仰望夜空里的点点繁星, 或者俯视能够盛载资讯的DNA分子, 我都会敬拜那一位创造这一切的创造主. 当我想到过去几年来, 各色各样的发现都见证圣经的可靠、宇宙万物都有智慧设计的证据, 我不禁幻想: 神是否在微笑? 我相信是他按着他的美意叫这一切证据及时出现, 无论是在浩瀚的宇宙里, 是在尘封的古生物中, 或是在复杂的细胞内 — 每当我们瞥见神的指模(fingerprints), 他必然满心喜悦. 在科学和历史领域中探索上帝存在的证据, 并非只是头脑的活动, 对我而言, 那也是敬拜的行动, 就是将造物主配得的赞颂、尊重、荣耀归还给他. 将创造归功于纯粹自然的进程, 乃是一种拜偶像行为, 是人人都会有的倾向. 我不会自高地指摘那些信奉自然主义的同事, 我自己的本性根本也是这样: 将上帝缩小, 假装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他创造, 以为自己不是从上帝那无可想象的创意而出, 这一切虚妄的想法乃是人之常情. 但是, 看看证据 — 自然的、圣经的 — 一而再、再而三叫我知道他是谁, 也叫我知道自己是谁 — 一个需要神的人.”[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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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一位天文学家的见证和启发

桑德智(Allan Rex Sandage)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观测天文学家, 他能够解开星星的秘密, 窥探类星体(quasars)的奥秘, 计算球状星团(globular clusters)的年龄, 测定遥远星系的距离, 量度宇宙的扩张等等. 在一切都是他在威尔逊山(Mount Wilson)柏露玛天文台(Palomar)所做的. 此刻, 他准备步上达拉斯(Dallas)一个大会的台上.

这一位曾追随传奇天文学家哈勃(Edwin Hubble)的科学家所受到的敬重是少有的. 他曾获的殊荣来自美国天文学会、瑞士物理学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瑞典科学会, 而瑞典的奖项等同天文学界的诺贝尔奖.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为他冠上了“宇宙学泰斗”(Grand Old Man of Cosmology)的雅号.

当他准备登上1985年达拉斯“科学与宗教大会”的讲台时, 没有人怀疑他该坐什么位子. 大会议题是宇宙之源, 讲者分别由相信神和不信神的科学家组成. 出席大会者都知道犹太裔的桑德智自幼已是无神论者. 世人普遍认为鼎鼎大名的科学家理应质疑神的存在. 《新闻周刊》(Newsweek)这样说: “科学家愈深入宇宙的奥秘, 神也愈从他们的内心和脑海里消去踪影.” 桑德智坐哪一边似乎已成定局.

意料之外的事出现了! 他竟然走到有神论那一边坐下, 叫人惊讶不已! 更叫人眼前一亮的是, 他在谈及“大爆炸”的哲学意义时, 公开宣告自己50岁时已经立志作基督徒. 他告诉吓呆了的会众说, “大爆炸”是超自然的事, 超乎物理学所能解释. 科学能够带我们去看“第一个事件”(First Event), 却无法带我们接近“第一因”(First Cause). 物质、时空、能量霎时涌现, 标志了超越者(transcendence)的必不可少(意即这一切的涌现表明背后必定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在创造和掌控, 编者按). 他继续说: “我的科学研究知识驱使我作出这个结论: 这世界复杂精妙, 非科学所能解释.” 他后来告诉记者: “唯有借着超自然者, 我才能领悟存在的奥秘.”

当天出席者当中有一位年青的地质物理学者. 桑德智的话扣住了他的心弦. 他是碰巧出席的, 他名叫斯蒂温·迈尔(另译“迈雅”, Stephen C. Meyer). 他是借着探索人生意义的哲学问题而成为基督徒的, 但对科学能否为信仰提出佐证, 却没有认真思考过. 不少科学家认为大爆炸论与有神论的世界观至为吻合, 除了桑德智之外, 还有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天文物理学家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 大会后来有一环节讨论生命之源, 主讲者是三藩市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的凯尼恩博士(另译“肯尼安”, Dean Kenyon). 这位生物物理学家曾与人合著一本甚具影响力的书, 声称生命的出现乃是“由生化机制预定的”(biochemically predestined), 因为氨基酸(amino acids)本身内藏互相吸引的力量. 这一个似乎是最能破解第一个细胞如何从死物(无生命之物)自我合成之谜的最有希望的解释.

最令迈尔震惊的是, 凯尼恩竟然在大会上自拆台阶, 推翻自己先前所说的, 并宣称举世一切自然发生的生命理论一概要受到质疑! 由于细胞分子极度复杂, 盛载讯息的DNA也是, 肯尼安声称最好的证据, 是指向生命设计者的方向(意即他支持有神论的观点, 编者按).

迈尔从这些成就卓绝, 相信有神论的顶尖专家口中听见的是: 科学与宗教信仰(特指基督信仰)不是对立的, 而且科学的证据非但没有否定基督信仰, 反而坚固了基督信仰. 正如桑德智所说: “许多科学家因着本身的工作不得不相信神.” 迈尔听得入神, 大会的三项主题: 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意识的本质, 在这些有神论的专家口中都格外有理性的劲儿, 叫不信神的同场讲者也得承认“自然论”(naturalistic)的解释有纰漏之处. 他们对有神论者的主要回应是: 不要只喊出“智慧设计者”(intelligent design)的口号, 而要提出“科学的答案”来. 迈尔认为这是不屑一哂的回应. 他沉吟说: “世界之所以看来井然有序, 岂非正因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吗?”

迈尔离开大会的时候, 心情兴奋不已, 回味无穷. 他虽然是研究科学的人, 可是从不知道有这么大力支持基督信仰的科学证据存在. 这一切证据实在值得研究. 在那一刻, 他确定了自己一生的使命 — 要更广、更深地探索“智慧设计论”的科学证据. 在接下来的年日, 他在这方面下尽苦功, 深入探讨这方面的各种证据, 结果一切的发现更巩固了他对“有神论”和基督信仰的信念. 他将所考究的结果著书发表, 其文章可见于下列书籍: 《达尔文主义、设计论与公共教育》、《纯粹创造: 科学、信心与智慧设计》、《智慧的印记: 了解智慧设计论》、《创造论的假设: 智慧创造主的科学证据》、《科学与宇宙中的设计证据》等等. 他也为杂志报刊撰写不少稿件, 包括《起源与设计》(他是编辑之一). 他对智慧设计论最显著的贡献, 可见于他2009年6月出版的著作《细胞里的签名: DNA和智慧设计的证据》(Signature in the Cell: DNA and the Evidence for Intelligent Design). 诚然, 在过去15年, 这位深受“宇宙学泰斗”桑德智所启发的迈尔博士, 已成为“智慧设计论”运动中最具说服力的发言人之一.[8]

[1] 斯蒂温·迈尔(Stephen C. Meyer)念完了物理学和地质学学位, 便赴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念科学历史与哲学硕士, 专攻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进化论历史; 过后还荣获剑桥大学的科学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 其论文是分析生物学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科学性以及方法论. 过去15年来, 迈尔已成为“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运动中最有见识和说服力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他的文章与著作可见于下列书籍: 《达尔文主义、设计论与公共教育》(Darwinism, Design and Public Education)、《纯粹创造: 科学、信心与智慧设计》(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 Intelligent Design)、《智慧的印记: 了解智慧设计论》(Signs of Intelligenc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t Design)、《创造论的假设: 智慧创造主的科学证据》(The Creation Hypothesi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n Intelligent Creator)、《科学与宇宙中的设计证据》(Science and Evidence for Design in the Universe)等等. 他也为杂志报刊撰写不少稿件, 包括《起源与设计》(Origins and Design)(他是编辑之一)、《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 以及《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等等. 他也在电台和电视上与达尔文主义者正面交锋. 他曾在威沃斯大学(Whitworth College)任哲学副教授, 目前出任西雅图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 in Seattle)科学文化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主任及资深院士. 他对智慧设计论最显著的贡献, 可见于他2009年6月出版的著作《细胞里的签名: DNA和智慧设计的证据》(Signature in the Cell: DNA and the Evidence for Intelligent Design).

[2] 桑德智(Allan Rex Sandage)是当今著名的观测天文学家, 曾获的殊荣来自美国天文学会、瑞士物理学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瑞典科学会, 而瑞典的奖项等同天文学界的诺贝尔奖, 参本文附录(一).

[3] 罗8:22指出受造之物因罪的入侵和败坏而叹息: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4] 有关这达拉斯大会所发生的事, 请参本文附录(一): 一位天文学家的见证和启发.

[5]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是美籍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创立狭义相对论(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05)和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6), 提出光子概念(1905)和创立光电效应定律.

[6] 拿破仑(Napoleon, 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1804-1814; 1814-1815), 1803-1815年占领了欧洲大部分领土.

[7] 上文改编自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根》(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7年), 第80-87页. 编者也按此书原文The Case for a Creator作出少许修正补充.

[8] 上文附录改编自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根》(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7年), 第67-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