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迈进!” : 中国宣道伟人 — 马礼逊


(A)       顽石为主开!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石头啊! 石头啊! 石头啊! 你几时才为我主开放呢?” 这是意大利大主教耶稣会(Jesuit)东方监督华理南(Valignani)于1606年间在澳门去世之前, 遥望着中国大陆而发出的呼声. 远在他之前半个世纪, 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因不得进入广州而同样痛心疾首, 卒至老死于海滨一个孤岛上(上川岛). 一直以来, 中国是不开放门户给世界人士的.[1] 然而, 住在这封闭排外的万里长城之内的, 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他们失丧的灵魂也是主所宝贵和珍爱的! 为了拯救他们, 主派遣一位比铜墙铁柱更硬的人, 将此“顽石”破开, 使内中的人得见福音的亮光. 此人就是基督福音宣道事业的开山鼻祖  —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B)       童年与得救

马礼逊于1782年1月5日, 生于英国的诺森伯兰郡(另译“那森伯兰”, Northumberland), 据说出生地点是在温盖村(Wingates). 父亲本是务农的, 但由于一只脚患病, 便全家迁居纽卡斯尔(另译“纽卡素”, New Castle), 改行当撑靴器的工匠, 生活相当清苦. 童年时期的马礼逊与许多当代小孩一般, 每日上课时间极少. 他早年须跟父亲学习工艺来帮补家用. 虽然他不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学生, 但他十分勤勉, 苦心攻读, 以致勤能补拙. 他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年仅12, 就能背诵旧约最长的诗篇  —  第119篇(共176节), 且一字不差. 马礼逊也是一个精于观察的孩子, 透过与人相处, 与自然交往, 获得不少学识.[2]

 

约在15岁时, 马礼逊真正悔改, 归主得救. 他描述当时的心情: “恐惧死亡的心情, 把我重重围困了, 我向上帝痛哭大呼, 祈求赦免我的罪孽,使我心灵得到更新.罪孽已成为一种负担了. 就在那时我经历了生命的变化, 相信也是心灵的变化. 我立即与一班闲散放荡的同伴疏远了, 而自己投入于读书、默想及祈祷, 使上帝喜悦. 将他的圣子显明给我, 那时我亲尝‘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爱情’的经验.”(注: 指与主相爱如同沐浴爱河般的甜蜜)[3]

 

 

(C)       宣道的呼召

早在马礼逊年青时, 海外宣道的迫切需求已深入心中. 17岁时, 他因读到《传道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另译《宣道杂志》)和《宣道杂志》(The Missionary Magazine, 另译《传教杂志》)而大受感动, 立即告诉父母他宣道的渴望. 不过, 母亲不舍得她最宠爱的这个幼子远赴异国. 基于家庭关系和对奉养母亲的责任, 马礼逊答应在母亲有生之日不作远行, 直到年老母亲于1802年离世, 他都留在母亲身旁, 早晚服侍.

 

无论如何, 1800年底, 马礼逊开始对将来的生活计划重新作出检讨. 他慎重考虑献身事奉主, 为神的教会服务, 所以便对于自我教育和装备作出较有系统的准备. 自1801年6月起, 他开始向黎德罗牧师(Adam Laidlaw)学习拉丁文, 学费全由微少的工资积蓄而来. 关于这时的学业, 他记载道: “我不知道结局如何, 只有上帝知道. 如果上帝喜欢我在世上生存的话, 等到有他所赐的机会, 我愿意为基督的福音服务.”[4] 分别为圣和装备自己, 是蒙神使用的第一步!

 

1802年11月24日, 马礼逊的母亲去世不久, 他正式向鹤士敦学院(Hoxton Academy)申请入学, 准备接受传道训练, 以献身于宣道事业. 在这之前, 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志愿书, 向自己提出种种自省的问题. 他在书中提到: “我真的有细心考虑前途如何吗? 抑或盲目前进、冒冒然担此大任呢? 我思想过为人牧者的性质是什么? 自己将来成为代表基督的大使吗? … 我将来不因责骂、迫害、饥饿、赤裸, 甚至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生出悔意, 中途退缩吗? … 我将来会不单永远归从基督, 且为耶稣的名而死吗?”[5] 这些都是每一位立志献身全时间宣道的信徒所当发出的关键问题.

 

马礼逊被录取后, 于21岁生日的第二天抵达伦敦. 隔天, 立刻入学上课. 上课之余, 他也在伦敦巡回传道会(另译“伦敦巡行播道会”, The London Itinerant Society)安排下, 常到郊外村落传道. 在这学院两年期间, 虽然亲友纷纷请他打消宣道念头, 他却这样记述: “耶稣啊!  我已舍弃自己为你事奉了. 不过, 我的问题是: 我要往哪里服事你呢? 我知道你曾教众门徒去天下万国传福音. 主啊! 我愿意前去最需要这种工作的地方. 也许有些地方比较艰难的. 无论到哪里去, 我自觉都是不合适的. 然而, 若得到你加我力量, 我便感到没有不能办得到的事了. 主啊! 对于这事求你引导我啊! 请令我能够估计代价, 得个决定, 然后坚毅实行.”[6]

 

1804年5月27日, 马礼逊向“伦敦宣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另译“伦敦会”)申请成为海外宣道士. 在申请之前, 他写了一封有力动人, 且真情洋溢的家书给反对他海外宣道的年老父亲, 大意是说: “父亲啊! 我既然舍弃自己而成为主的仆人, 我应当热诚从事于任何工作  —  甚至最危险的亦不畏惧. 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 我不怕什么, 只怕违背主的心意.”[7]

 

 

(D)       宣道的禾场

在很短的时间内, 马礼逊的申请被接受了. 他随即被派到戈斯波特(或译“高士坡”, Gosport; 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市)的宣道学院(The Missionary Academy)受训. 他在那里住了14个月, 觉得非洲与中国均是可能事奉的区域. 最初, 他是偏向非洲. 他本希望加入帕氏(Mungo Park)这个团体, 参与他们第二次远赴非洲的旅程. 可是这个团体在途中遇险, 马礼逊逃过大难. 其后, 有许多事件显示中国乃是上帝特别为他选择的宣道禾场.[8]

 

在1798年3月7日, 有位名叫莫塞莱(另译“莫士理”, William Mosley)的牧师印发通讯, 发起“设立一个会社, 以东方人口众多那民族的文字翻译圣经”. 他也在这之前写了有些文章, 强调“翻译及印行中文圣经之重要”. 其中一份文章就落到戈斯波特(Gosport)宣道学院的院长濮固博士(Dr. Bogue)的手中. 他深受感动, 写信给莫塞莱表示赞同他的建议, 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应当首先开拓的地区. 濮固博士较后向马礼逊表示他是赴华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在濮固博士的影响和多方的祷告后, 马礼逊看清中国乃是上帝预备给他的宣道禾场, 便坦然顺服主的旨意.[9]

 

1805年, 莫塞莱与马礼逊会面. 他们同去造访一位名叫容三德的中国青年. 彼此商讨后, 容君答应迁居到马礼逊家中, 教授中文. 两人合力抄录博物馆的全部圣经译稿, 另行抄录由皇家学会借来的中文字典稿件. 马礼逊把要学习的中文字写在一块铅板上, 可随意抹去, 随时再写.[10] 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中文, 盼望有朝一日能将整本圣经译成中文, 使千万中国人能明白真道.


 

(E)       到中国开荒

1807年1月31日, 马礼逊终于由盖里港(Craresend)启程, 先到美国纽约的港口, 再转航前往中国. 途中船上失火, 因为有些盛满硫磺的瓶爆开了. 幸好其他船员即时将那些瓶子推入海中, 全船才得免于难. 马礼逊饱尝了8个月多的艰苦航程, 终于在1807年9月7日(星期日)安全抵达中国广州.[11]

 

马礼逊抵达广州那天, 美国洋行的大班兼驻广州美国领事贺灵敦(Carrington)立刻请他住在自己的寓所中. 但马礼逊觉得住在豪华的寓所不符他俭朴的本性, 所以决定搬出, 独自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在日记上写道: “我知大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 金钱也是属于他的, 不过我尽自己所能, 希望不需要浪费而能传播福音.” 米怜后来所著的《开首十年之回忆》描写道: “最初, 他吃中国饭菜, 与他的中文教师一同用膳. 他的生活方式异常俭朴. 晚上所用的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 而树立另一本书在灯旁用来挡风. … 他留长指甲, 一如中国人. 他脑后垂辫, 进食则用筷子. 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 在洋行区街道上行走.” [12]

 

1808年, 英国派遣大队军舰驻守澳门, 广州当局强烈抗议, 停止供应伙食, 结果英国人被迫离开广州前往澳门, 马礼逊也不得不随行. 他到澳门后结识了莫顿博士(或译“莫敦”, Morton)和他的家人. 马礼逊与莫顿博士的女儿玛丽(Mary Morton)情投意合, 互相眷恋. 1809年2月20日, 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结婚, 并在同一日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请  —  聘他为公司的翻译员, 年薪5百元. 但严厉的考验接踵而来. 因工作的需要, 马礼逊每年得离开澳门约6个月, 留下爱妻独在澳门, 心中必是非常难过. 不久, 玛丽怀孕, 但有病在身, 马礼逊的长子一出世便夭折了. 面对丧子之痛的马礼逊还遭到当地华人反对他安葬亡儿, 经过几番商讨, 才在澳门极北的山峰上找到一块安葬之地[13]

 

不仅如此, 他还得经历同工的误会之痛. 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 误会及谣言四起  —  说他放弃了宣道大业. 其实马礼逊之前已向伦敦宣道会清楚解释他受职的理由: (1)他可以安全居留中国, 有公司名义的掩护; (2)这职务(翻译员)对他学习中文大有帮助; (3)所得的薪金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对宣道工作的经济负担; (4)可以让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传教士(宣道士), 因为他们看到传教士现为公司服务. 马礼逊举出理由后, 也请伦敦宣道会董事们行使职权, “取消或承认他受职的事”. [14]

 

马礼逊结果留在东印度公司工作, 直到1815年左右才离开这公司. 除了执行公司翻译员和各种繁忙事务, 他在其他时间都致力于宣道重任, 勤学中文, 翻译圣经与其他书籍, 甚至编著文法和字典等.[15] 虽然公司董事和同事们对他个人热心于传道事工而诸多批评, 加上中国政府持有仇视态度, 然而, 他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引用他自己的话, 他“向前迈进”, 具有如米怜所说“不容征服的耐心, 从不疲惫的勤奋, 战战兢兢的谨慎”.[16]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马礼逊无法像一些伟大的布道家如英国的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或美国的慕迪(D. L. Moody, 1837-1899)一般, 借着公开布道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信基督. 由于政治和宗教因素的限制, 马礼逊在中国只能私下传讲福音, 以生命来见证基督. 然而, 他默默耕耘所结出了果子, 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中国首位华人基督徒蔡高(又名“蔡亚高”)就是常听马礼逊的讲道而深受感动, 悔改归主. 马礼逊也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的一个溪流中, 为这位当印务监工的信徒施洗.[17] 此外, 马礼逊也栽培了中国第一位传道人梁发. 他于1810年在蔡兴(蔡高的长兄)的印刷所任职雕板工人, 由此认识马礼逊, 也因此听信福音. 1815年5月, 梁发随米怜到马六甲协助印刷工作, 并于1816年11月3日由米怜施洗. 马礼逊于1823年12月回英国前, 按立梁发为宣道士(牧师), 所以梁发被认为是中国首位华人宣道士和牧师.[18]


 

当马礼逊在澳门的日子, 天主教教士因反对基督信仰而不许中国人教他中文, 并暗中左右亲天主教的葡萄牙总督反对基督徒宣道士. 不久, 因着惧怕葡萄牙人和清朝官吏(当时澳门是中国与葡萄牙共同管治的), 他的教师、助手及仆人都逐渐离他而去, 他只好终日幽居自读, 却毫不沮丧. 他在写给伦敦宣道会的书信中写道: “我知道, 古时上帝的仆人在幽暗牢狱中的种种工作, 照亮了后代. 我希望我在幽闭禁锢中的工作, 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给中国数以亿计的人, 会有些效用. 一想到这里, 心中就快乐了.” 虽有时候感到失意、孤寂, 马礼逊仍以坚定不移的决心, 向前迈进.[19]

 

因着清朝官吏、天主教和葡萄牙政府的反对, 马礼逊无法自由地在公开场合宣扬福音, 传讲真道. 但这一切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这种敌视的环境逼使马礼逊的事奉着重于翻译、书写和印行书籍的工作. 马礼逊发现这方面的文字事奉决不逊于口传事奉. 他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识字读书的人民, 以印刷品宣扬基督教(基督信仰)知识的功效等于口头的演讲. 而且在世上许多地方, 用这个方法较为容易. 只须几位教师, 借印刷所帮助, 即可以传播知识到远方, 就等于许多的教师而无印刷品一般.”[20] 他孜孜不倦地默默耕耘, 终于成功在1819年译完整本新旧约全书.

 

1821年, 马礼逊的爱妻去世.[21] 马礼逊在马六甲的好友同工米怜也于隔年(1822年)离世, 这无疑给他双重的打击. 然而, 米怜在离世数星期前写了一封信鼓励马礼逊. 内容提到: “借上帝的帮助, 您已经做了一件大事, 是中国一切的帝国(朝代)、官吏、祭司、文士与人民所永不能打倒、毁灭及终止的, 而且必会扫荡他们的庙宇, 毁坏他们的偶像, 改变他们的生命及拯救许多人的灵魂. 亲爱的朋友啊! 切勿灰心失意啊! 试想有多少忠诚事奉的人, 在他们撒手归天之际, 竟不能享受现在十分一的荣耀哩. 愿永恒神的膀臂呵护您.”[22] 面对丧妻丧友之痛, 马礼逊依然“向前迈进”! 马礼逊在中国事奉主长达27年, 虽然他在这些年间仅给10多人施洗, 但他预料在100年后, 要有1千人领洗. 不料神的恩典奇妙, 100年后在中国竟有30多万基督徒.[23]

 

 

(F)       一生的贡献

(F.1)   翻译中文圣经

在翻译中文圣经的工作上, 不少学者主张圣经的文体应该模仿中国的经典, 采用经典式的文体(即深奥文言), 但马礼逊因有远见而力排众议, 坚持要使圣经成为通俗的民众读物, 所以决定采用《三国志》的文体(即浅白通顺的文言). 这项决定是明智的, 有助于圣经的流通和广传. 决定了文体后, 他即开始翻译圣经. 1810年9月, 他将三本新印好的《使徒行传》寄回祖国. 1811年9月, 他又把译好的一本《路加福音》和所印的一份宣道小册寄回去. 此外, 他也致力于编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及《英华字典》等书.[24]

 

马礼逊与翻译圣经的事工

在关于刻印所翻译的书籍, 马礼逊遇到最可怕的困难. 早于1812年间, 清朝政府已有严令: “凡刻印中文基督教书籍者处死.” 刑部奉皇谕颁令: “自此以后, 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 或设立传教机关, 希图惑众, 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 及改称名字(洗礼), 扰乱治安者, 应严为防范, 为首者立斩; 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洗礼), 斩监候: 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 充军远方(至黑龙江).” 然而, 马礼逊并不畏惧停歇, 继续照常译经, 并进行印刷. 基于印刷基督教书籍是危险的, 中国印刷工人用尽种种巧计来避开侦查及刑罚; 例如印刷《使徒行传》时, 他们以一条假的题签黏在封面, 以作掩饰.[25]

 

靠着神的恩典, 马礼逊于1813年出版新约全书, 并在1819年11月25日把整本新旧约圣经译成中文,[26] 经过细心修订后, 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刷. 1824年5月, 马礼逊亲自把印好的中文圣经在“圣书公会年会”上献上. 美国历史学者濮友真教授(Eugene P. Boardman)认为马礼逊的译本是第一部中文圣经(新旧约全书), 而马礼逊是第一位中文圣经翻译者.[27] 在翻译的工作上, 马礼逊自己提出的两大翻译原则: (1)忠于原著者的意思及精神; (2)文字上, 务求诚信、明达及雅典. (后者即是中国翻译名家严复所订定的“信、达、雅”三字诀, 大概前者即包括于“信”字中.) 马礼逊提出的翻译原则, 无疑是翻译工作的金科玉律.[28]

 

(F.2)   提倡中文研究

1817年, 即马礼逊在中国宣道10周年,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承认他的中文工作之价值, 特别赠予神学博士名誉学位. 1832年, 马礼逊到中国已有25年了. 他写了一篇报告书, 书中提到: “25年前的今日, 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宣道士)独自来到人地生疏的中国. … 初时, 人人都以为学习中文是不可能克服的难事. 这难事现在已成过去了. 我终能学懂中文, 而且知道可借其他方法继续学习. … 字典、文法、字汇的编著及种种翻译,[29] 都已完成及印行了. 外界的中文学者在国内国外已日渐增加, 或为世俗或为宗教的目的. 从今以后, 中文将不再让人轻弃了.”[30]


1823年12月, 马礼逊离开广州归回祖国, 并于1824年3月20日抵达英国. 他为着推动设立东方语文学校而延期回华. 在社会名流赞助下, 这一所学校终于可以开办. 此外, 他也到处演讲有关中国的问题及教授中国语文. 他又在海克尼(或译“赫尼”, Hackneg)的家中开设一个妇女中文研究班, 而且提倡组织一个“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 期望实现派遣未婚妇女到外国去. 值得一提的是, 入读这个班的妇女当中, 有个名叫欧德施(Aldersey)的女士. 她开始学习中文时, 才19岁, 过后成为第一位前往中国内地的未婚女子. 他也极力提倡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设立中文讲座. 这个请求虽得到理解, 但未立刻生效.[31]

 

简而言之, 在欧洲提倡研究中文的贡献上, 马礼逊可谓劳苦功高. “他在中文取得的成就已成为当代欧洲中文学者中的第一人. 其后有理雅各博士(先领导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后迁香港), 翻译《四书》为英文, 后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此后, 传教士(宣道士)的汉学家辈出, 如英国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湛约翰; 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等, 有直接受他培植的, 或有间接受他影响的. 时至今日, 中西文化沟通成绩卓著, 实由马礼逊开创先河, 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不朽的成就”[32]

 

 

(F.3)   开创医药宣道事业

英国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副校长贝尔德博士(Baird)也认为马礼逊所印行的作品大有价值. 贝尔德博士自己正收集资料写一本全球贫穷苦难的历史, 所以写信请马礼逊助他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儿、疯狂者的详细数目, 及用什么方法照顾他们  —  用国家税、或者用地方税作救济费等.

 

关于此事, 马礼逊得到公司所聘用的李文斯顿医生(或译“李温士敦”, Livingstone)代作详细的调查. 结果李医生写了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 发表在《中印拾遗》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 这刊物是马礼逊和米怜两人合资出版的, 另将此篇文章直接寄给贝尔德博士. 这事间接令李医生致力于中国医药的研究, 由马礼逊代为购入8百卷中国医药书籍, 过后李医生和马礼逊两人更合作开设一间诊疗所, 专为中国人治病. 他们还聘请了一位擅长中医药的华人助手, 这成为在中国施行医药宣道事业(Medical Missionary Work, 另译“医药传教事业”)的先驱.[33]

 

 

(F.4)   扩展其他宣道事工

他不单对中国的宣道事工有大负担, 也渴望将福音传到亚洲其他地方. 他常梦想、计划即献议在亚洲其他地方发展宣道工作. 他曾建议在槟榔屿(即现今马来西亚的槟城)设立一个传道站(传教站), 作为到中国的踏足石. 他也组织了(印度)恒河外宣道会(或译“恒河外传教会”, Ultra-Ganges Mission), 以扩展宣道的事业.[34]

 

1813年7月4日, 神为马礼逊预备的忠实同工及终生挚友米怜(William Milne)及他的妻子抵达澳门. 当时身在澳门的马礼逊对他们的到来喜出望外, 可是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因着天主教教士们从中作梗, 于次日下令米怜必须在18天内离开澳门. 米怜只好乘船“偷渡”进入广州. 米怜在广州住了4个月. 他和马礼逊觉得大有另寻地点设立传道站的必要. 1814年初, 米怜南行游历马来半岛各大城, 分派新约给中国侨民, 并物色一个合适之处作为中国宣道士的居留地. 到了马六甲, 英国长官花卦上校(Col. Farguar)成为他工作上的挚友. 那年9月, 米怜回到中国, 与马礼逊详细讨论全局形式. 结果在1815年4月, 米怜夫妇前往马六甲, 在该处建立基地.[35]


 

1818年, 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旨在栽培通晓中英文的学生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米怜出任首任院长, 马礼逊则为永久董事. 1818年11月11日, 英华书院校舍举行奠基礼, 由马六甲英军司令花卦上校主礼. 校舍内有课室、教员寓所, 及中英文印刷所等. 就在英华书院印刷所, 马礼逊所译的第一本中文圣经  —  名为《圣书》的新旧约全书  —  得以面市. 除了印刷圣经, 这书院印刷所也印行《中印拾遗季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米怜所著的《开首十年之回忆》、有助于学习中文的《中文初阶》、柯利(另译“贺理”, Collie)所译的儒家“四书”, 以及其他宣道小册等等. 马礼逊于1823年到访马六甲时, 也有一段时期暂任英华书院的驻院牧师, 同时力助各宣道士学习中文. 他在过后也努力于改善校址, 不惜自解私囊, 慷慨捐助. 据说他捐出半数积蓄来资助此书院及差会工作.[36]

马礼逊不仅关怀中国的宣道事工, 也常以邻国日本为念. 他在“恒河外宣道会”计划书第15条写道: “我们深愿关怀那重要的岛屿  —  日本, 尽量采集与她有关的一切消息, 而且一有可能即准备派人前去学习日文, 并考究圣经中文译本应如何修订或改译, 然后流通该国, 或确定是否必需日文译本.”有关这大志愿, 伦敦宣道会(另译“伦敦会”)议决: “赞成所提出的第15条全文, 并强调献议付诸实行.”[37]

 

 

(G)       高尚的品格

马礼逊不以本身是科技较优越的英国人而高傲, 藐视中国人. 他说道: “中国人有许多是文化高优, 学问丰富的, 不单不亚于我们, 反而比我们更优胜.” 他虽不满当时清朝官吏的颟顸腐化及市侩冷酷无情, 但对于一般中国人民则以基督的心为心, 一视同仁, 爱护与帮助备致, 一如对待欧美人士, 因此他说: “我立定宗旨, 将自己贡献给中国人.” 最初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执照而厉行自由贸易新政策, 他早已料到这制度的大变革必引起严重的后果, 便说: “但我祈祷使这事有利于中国, 不单只是有利于英国的, 因为我不是那一类的爱国者  —  要靠损害人家来尊大自己. 我不认为基督信仰(基督教)认同这样的爱国主义. 然而, 一般讨论自由贸易的人, 有几多会以中国的幸福着想呢?” 这几句话表现出他的正义感、人道感, 确是超越了国家种族的界线, 而能在国际间实践“爱人如己”的基督遗训. 这真是基督信仰(基督教)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典型.[38]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评论他道: “他是属于质朴忠实那一类人, 外貌不算好看, 不善装饰… 然而, 他并不是缺乏才智机警与真知灼见的, 而他所著的文章则满载关于传教问题的智慧语句, 直到今日仍可奉行. 他有双方兼顾的能干而不偏于友人或敌人一面, 更有劳苦工作和安心等候的韧力, 直等到最后的彻底胜利. 他谦逊为怀却又刚毅勇猛; 他热诚于心却又审慎周密; 他胸襟宽大却又不肤浅浮薄; 他勇敢而又绝非鲁莽. 他心志健全而又果断合度, 且常以全心尽忠于基督. 他的生命标志是宗旨坚定, 忍耐到底, 及不屈不挠的毅力恒心. … ‘不问荣辱, 不顾毁誉’, 他不断致力于所指定的任务. … 他传流给世界‘刚直与永恒’的性格.”[39]

 

 

(H)       总结

1833年12月, 马礼逊与妻子和五个儿女离别, 带着长子离开英国乘船回广州去. 他在船上写信给妻子, 结尾时写道: “我立定宗旨将整个自己贡献给中国人, 特别是贡献给圣经, 一如以往的决心.”[40] 回到广州, 马礼逊又投入文字的工作, 但由于体弱, 越来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礼逊因多年的劳苦而病倒. 1834年7月, 他的病势垂危, 延至1834年8月1日, 星期五晚上10时, 这位至死忠心的主仆终于歇下地上的劳苦, 永享天堂的福乐. 有人叹惜马礼逊因工作过劳以致寿命减短, 死时年仅52岁. 不过, 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虚度! 他工作的果效存到永远! 这使到他在世短少的生命在永恒赏赐的亮光中变得可贵, 永不言悔.

 

“这个辛勤的工人已停工歇息了, 他的工作却延续下去. 他已遵从上帝的旨意, 为那一个时代服务, 如今终于瞑目了, 然而他的生命是永远受用到将来的. 不错, 他的《英华字典》现已以更好的姿态出现, 而他所翻译的圣经亦已经有多种的修订本了. 然而, 在这些后起之秀中, 他的工作依然存在, 好像初播的谷种永远生存于以后的收获中.”[41] 是的, 马礼逊正“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林前3:10).

 

 


[1]               海恩波著, 简又文译, 《传教伟人马礼逊》(香港九龙: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2000年), 第15页.

[2]               同上引, 第11-21页.

[3]               同上引, 第23页.

[4]               同上引, 第25页.

[5]               同上引, 第26页.

[6]               同上引, 第30页.

[7]               同上引, 第31页.

[8]               同上引.

[9]               同上引, 第33-36页.

[10]             同上引, 第37页.

[11]             有关航程的艰苦与危险, 参上引书, 第39,42页.

[12]             同上引, 第54,56页.

[13]             同上引, 第57-62页.

[14]             同上引, 第62页.

[15]             单在编纂字典的工作上, 他每日常花6至8小时的功夫. 参上引书, 第99页. 为了编著这6大册的英汉大, 他耗时16年, 参考1万余册中国书籍, 后由东印度公司斥资1万2千英镑刊行. 马礼逊返英后, 被英皇召见, 封他爵士勋位. 马雅各著, 《人物与信仰》(香港: 证道出版社, 1980年), 第70页.

[16]             海恩波著, 《传教伟人马礼逊》, 第64页.

[17]             同上引, 第12-13页.

[18]             同上引, 第128页.

[19]             同上引, 第58-59页.

[20]             同上引, 第142页.

[21]             为了让失去母亲的两位儿女重获母爱, 马礼逊于1824年11月, 与艾思庄女士(Elizabeth Armstrong)在英国利物浦结婚. 参上引书, 第134页.

[22]             同上引, 第109页.

[23]             马雅各著, 《人物与信仰》, 第70-71页.

[24]             海恩波著, 《传教伟人马礼逊》, 第65-66页.

[25]             同上引, 第66页.

[26]             其中的约伯记和旧约几卷历史书是由他的同工米怜所翻译的. 有关他们所译的书卷详情, 可参上引书, 第104页.

[27]             同上引, 第70,72-73. 有者认为1822年在印度完成的《马殊曼译本》(或名为《新旧约全书》)才是世界第一本中文圣经(新旧约全书). 此译本是在印度事奉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而成, 前后花了16年. 但事实上, 马礼逊在1819年已译好整本新旧约圣经(新约于1814年译好, 旧约则在1819年), 只因为种种困难(如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反对印刷圣经)而延迟到1823年才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出版. 由此, 以出版日期而言, 《马殊曼译本》是世界第一本中文圣经, 但以译完日期而言, 《马礼逊译本》堪称世界第一. 有关马礼逊和马殊曼两者重叠的译经问题, 请参上引书, 第69-73页.

[28]             同上引, 第9页.

[29]             有关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 参上引书, 第92页.

[30]             同上引, 第153页.

[31]             同上引, 第133页.

[32]             同上引, 第6页.

[33]             同上引, 第96-97页.

[34]             同上引, 第64页.

[35]             同上引, 第77-78, 80-81页.

[36]             同上引, 第100-101, 125页.

[37]             同上引, 第98页.

[38]             同上引, 第5-6页.

[39]             同上引, 第173-174页.

[40]             同上引, 第163页.

[41]             同上引, 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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