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的晨星 — 约翰·威克理夫 (John Wycliffe, 1328-1384)
(A) 导论
中华威克理夫翻译会总干事邱显正指出, 阿摩司书8:11说: “人饥饿非因无饼, 乾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或译为“没有耶和华的话可以听.” 神职人员不传主道, 反倒为钱为权, 把牧养羊群的使命放在一边, 神的群羊必定流离失所, 心灵干渴如同饥饿临到. 中世纪的欧洲正是这样的光景, 教会(指天主教会)徒有华丽的外表, 却没有神的同在; 徒具仪文, 却没有主道. 天主教不准平民读圣经, 人民自然落在迷信与偏颇的教导当中, 得不到自由. 然而神眷顾祂自己的百姓, 总在最黑暗的时候, 亲手拣选祂的器皿来施行拯救.[1]
邱显正写道: “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之前200年, 神已经通过威克理夫和其跟随者 — 罗拉德派(Lollard)的人在黑暗、堕落的天主教会面前, 勇敢传讲圣经真理, 不顾教廷的威胁, 把圣经翻译成一般老百姓能明白的英文, 并大有能力地教导普罗大众明白神的道. 他的影响力, 随着波希米亚(或译“波西米亚”)的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 of Bohemia, 1366-1394)嫁到英国, 并引进波希米亚的学生到牛津就读, 而把改教(宗教改革, Reformation)之火传到布拉格(Prague). 100年后, 约翰·胡斯(另译“胡司”, John Huss, 捷克的宗教改革家)[2] 将圣经译为捷克文, 这些先贤走过的路, 造就了16世纪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3]
(B) 威克理夫与英国王室
威克理夫(或译“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大约在1328年(有者认为是1330年、1329年或1324年)[4] 生于英格兰北部约克郡(Yorkshire)的平凡家庭. 他于1345年进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就读, 并于1372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 在牛津大学教授神学, 成为当时最驰名的学者. 他本身也是天主教神父, 过后成为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的宫廷宗教顾问.
马有藻指出, 当时因教皇搬到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另译“亚威农”, Avignon), 离开了原在罗马的教廷, 他们在经济上发生空前的拮据(窘境).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 1316-1334)巧立名目, 设立了几种筹款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各地教区需纳税款, 以支持教廷的开支, 但教廷生活之糜烂早已传到英国. 英国教区接获谕令, 教会人士不分上下, 群起反对. 抗议最强烈的算是威克理夫了.[5]
威克理夫的神学观点被英王和贵族所接纳, 因为他们发现他的神学观点有助于英国皇室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教宗)争权. 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主张英格兰是属于教皇的, 但英王却想摆脱教皇的管治. 威克理夫提出的教义主张是: “统治”或“管辖”乃源自于神, 祂是唯一真正的权威; 而神把一部分的权柄交给国家, 去治理俗世事务, 又把另一部分权柄交给教会, 去管理属灵事务. 不过, 治理之人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可以运用神所交付的权柄, 就是他们要忠心事奉神, 若不忠心, 便丧失管治之权. 威克理夫教导说, 倘若天主教的主教未能过圣洁而无可指摘的生活, 那么统管俗务的国家便有资格夺取主教所拥有的地业和资产. 英国皇室很喜欢这个观念, 因为他们想拥有英国教会的庞大资产与财富.[6]
与此同时, 威克理夫应聘前往英格兰中部的卢特沃(Lutterworth), 担任郊区长. 1374年夏天, 他被指派担任国王的特使, 前往布鲁日(Bruges, 也作Brugge; 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与教皇代表进行谈判. 此项任务无比艰难, 因当时(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阿维尼翁(Avignon, 法国东南部城市)主教受法国影响, 只关心英国有没有招惯例缴纳贡金. 任务完成后, 威克理夫返回牛津大学, 全心投入教学、传道与写作, 一直到1378年. 这三年多的时间, 威克理夫的写作主要针对天主教会的滥权问题, 尤其是反对教皇的权威. 后来第二任教皇选出, 一些地区的天主教会对教皇的效忠产生分歧, 法国效忠而英国则不.
(C) 威克理夫与圣经翻译
本来只以拉丁文写学术论文的威克理夫, 此时也开始以英文写作, 并发行单张小册. 他因奉圣经为最高权威, 所以不再以教皇和高阶圣职人员的教条定规为最高指导准则. 当时的教区长多半不识拉丁文, 所以威克理夫强调, 自己研读圣经不但是权利, 也是当负的责任. 他支持平信徒都可以读圣经, 甚至进一步主张, 鄙夫也可学习福音真道.
圣光神学院院长周学信写道: “威克理夫的观点颇具革命性, 在中世纪的西欧, 大家都认为圣经是给圣职人员读的, 惟神父和神学家才能解释得正确, 才能教导一般信徒. 对于‘平信徒也应该能自己研读圣经’这个观念, 当时的天主教会不仅大表怀疑, 甚至完全反对. 1229年于法国召开的图卢兹会议(另译“土鲁兹会议”, the Council of Toulouse)通过决议, 禁止平信徒读圣经, 无论是拉丁文或母语译本皆不许. 教会之所以反对平信徒读经的主要理由, 是许多异议运动如清洁派(或译“卡特里派”, Cathars)和瓦勒度派(或译“华尔多派”, Waldenses)信徒, 在圣经的解释上与天主教持反对的立场.”
当时住在牛津的威克理夫坚信所有人都该读经. 在这样的动机催促下, 他开始带着一批人将《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拉丁文圣经, 翻译成英文圣经, 时为1380年. 他们以一般学生易于了解的英文, 逐句翻译. 周学信写道: “我们虽无法肯定究竟有多少经文是威克理夫亲力亲为, 但可以断定的是, 他必是从头到尾监督检视. 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觉得, 新约圣经应该是威克理夫翻译的, 约完成于1382年. 从典藏于包德连图书馆的经文注解手稿显示, 旧约圣经有一大部分都是尼可拉·赫里福德(Nicolas Hereford)翻译的. 英文圣经的翻译手稿应该是1384年在卢特沃, 于威克理夫的秘书兼助理手中, 甚至是在威克理夫本人手中, 全部完成的. 1381年农民革命之后, 威克理夫离开牛津, 前往卢特沃, 在那里讲道写作, 直到1384年12月31日中风离世.”[7]
(D) 布鲁日之行的启发
由于威克理夫敢于发言、善于辩论, 指出教皇措施的错误, 所以获得英国皇家所欣赏, 升他为卢特沃(Lutterworth)的教区长. 1373年9月, 英国政府派特使向教皇表明立场, 要教皇不再干预英国国王的皇家特享权, 不再任命英国境内任何主教与修道院院长, 也不再对国王及神职人员征收任何税金. 1374年5月1日, 教皇指定在布鲁日(Bruges)作为与英国谈判之处. 同年7月27日, 英国政府选派的七位大使从伦敦出发, 前往布鲁日. 威克理夫就是其中一人.
当威克理夫在布鲁日的最后几天, 他走进比根纳居(Beguinage)社区, 见到许多穷苦的居民, 这令他感触良多. 艾伦·考菲(Ellen Caughey)写道: “(威克理夫)想到他此行的任务, 以及这任务如何关系到英国人民, 他们就像住在比根纳居的人一样贫穷. 他们甚至穷到想拿一、两个小钱放入教士们快要爆满的钱箱都拿不出来. 这些神职人员莫非瞎了眼, 看不见这些人存在! 或许可以, 但只有这些主教与神父们回归单纯的生活之后吧! 或许, 当他们突然地回转过来, 决定将他们的事工遵循耶稣门徒与使徒保罗的教导, 而不是按着教宗(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I)的要求吧! 对这一位害羞又谦卑的牛津学者而言, 或许他的时候到了, 该说出自己的想法了. 多年来, 他把自己的未来定在跻身顶尖博学人士之间, 只为少数人而教导、写作, 但是, 布鲁日之行改变了这一切想法.”
威克理夫回到英国后, 开始磨练自己的能力, 成为一个鼓吹者; 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 威克理夫称教皇为“敌基督”, 说他是“骄傲、属世的罗马神父, 最受诅咒的钱财剥削者”, 后来在一本小册子中, 他又说“他们(教皇和其跟随者)将穷人仅有的所得抽夺而去, 每年又从国王那里要拿走成千上万的钱, 做一些仪式或宗教的事, 而这些事全是异端与买卖神职(圣职)的罪, 竟还强迫整个基督教界同意并维护这种异端.” 在威克理夫出使布鲁日归来之后, 他凭着犀利的言辞与无畏的演说, 深获英国皇室所重视. 然而, 对那些胆敢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像教皇这样有权有势之人, 那人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8]
(E) 威克理夫著书写作
过了一些时候, 威克理夫发现他的读者和听众只限于牛津的学术圈及一些教会内人士. 虽然他曾公开演讲过自己所认为的一些教义和看法, 但他必须把它们写下和传播, 才能将之传开. 为此他开始勤于著书写作.
到了1378年, 除了许多的小册子外, 威克理夫还出版了《论圣经真理》(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论教会》(On the Church)、《论赎罪券》(On Indulgences)、《论王之权责》(On the Office of the King) 四本书. 在《论圣经真理》一书中, 他不仅陈明他从许多年前就一直执守的立场, 就是一切都要根据圣经, 就是神的道与律. 他更进一步指出, 他未来的角色将是一位圣经翻译者. 威克理夫认为, 圣经应该是: 就算拿给没受过教育的人看, 他都能读, 并且了解; 威克理夫说: “不是每个人都是学者, 但就算没开化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 他也应该能就本身的单纯了解福音.”
《论赎罪券》一书中充满了威克理夫传福音的火热, 他敦促读者们要单单事奉主耶稣基督 — 不要信靠神父(尤其是行乞神父), 也不要相信那些为了要卖赎罪券而投身作教士的人; 威克理夫说: “教会(指天主教会)像着魔一样地参与这极度亵渎的邪说, 尤其是借着那古龙的尾巴作手段 — 就是各个隐修会的修士(他们是为了这虚假邪说而做工), 以及教会中其他属魔鬼的诱谎. 兴起吧! 基督精兵们! 要有智慧, 甩掉这些和一切来自黑暗之王的假话. 穿上主耶稣基督, 不要疑惑, 信靠自己手中的武器(指圣经), 跟这个敌基督的假教会一刀两断. 然后去教导告诉各人, 单要信基督与基督的律… 他们若如此行, 就必因基督的良善而得救, 尤其更能学到如何清晰地辨明敌基督的伎俩.”
在《论王之权责》一书中, 威克理夫谈论教会改革的问题, 特别是他看到的一些滥权事件, 例如追求属世的官职与荣誉、购买封土及头衔、买卖神职(圣职)等等, 他特别希望能改掉这些恶俗丑行. 他再度提出“回归单纯”的看法, 他认为神职人员就应该像圣经中的利未人一样, 放弃所有属世的产业财富, 靠信实之人的慈善供应度日.[9]
(F) 极力反对“化质说”
从1379年起, 威克理夫开始提出另一个新主张 — 化质说 (另译“变体论、变质说、化体说”, Transubstantiation)是错谬的! 这新主张在英国从来不曾听过, 也让他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遭受各方的打压. 艾伦·考菲在《威克理夫》传记中有以下清楚的详述.
1380至1381年的冬天非常寒冷, 这使威克理夫更常留在房间里写作. 这几年来, 他仔细查考圣经中“领圣餐”的经文(马太福音26:26-29), 又比较约翰福音6:48,53的经文. 他花了极多时间去默想深思其中的涵义. 为了解释主耶稣所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这是我的血”, 罗马教会发明了“化质说”, 即主张这个“是”字就是字面上的意义, 表示饼变成了主耶稣的“真肉”, 酒变成了祂的“真血”.
但威克理夫在多方默想后, 勇敢地提出他的新主张, 强调化质说是错谬的! 他的推理是: 主耶稣在这些经文中乃是用比喻的方式谈论祂自己. 当祭司的神父在主持圣餐礼时, 他所讲的也必然是用比喻的方法. 神父这时绝不是行什么神迹, 把圣餐中的饼和酒变成了主耶稣的真肉和真血! 威克理夫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罗马教会基本教义中的“化质说”教义.
他开始把这新主张(也是合乎圣经的正确看法)教导牛津的学生. 不久, 他把上课内容整理成书, 《论圣餐》(On the Eucharist)便因此出版. 他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在祭坛上被奉为神圣的东西, 既不是基督, 也不是基督的任何部分, 只是个有关基督的实用象征.” 他也说: “在这地上没有任何一位天路客旅, 可以用他肉眼在这被奉为神圣的东西(指饼和酒)中, 看到基督. 要想看到祂, 就得靠信心.” 他强调: “在神的话语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支持化质说的经文.”[10]
数年后, 威克理夫写了《三谬说》(Trialogus). 他在这本晚年作品中, 谈到他认为是罗马教会中一些错误的教导. 论到“化质说”时, 他用了典型三人对话的手法, 来反驳“化质说”; 其中的一段, 剧中人阿利提亚(Alithia)要对方从 “逻辑上或圣经中提出证明, 说明饼不是基督的身体.” 剧中人就用推理的方法说: “大前提是饼会腐败或被老鼠吃掉, 小前提是饼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结论是: 基督的身体会腐败或被老鼠吃掉(译者注: 既然基督的身体不曾腐败, 也没被老鼠吃掉). 所以… 说饼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艾伦·考菲(Ellen Caughey)评述道: “我们若回想威克理夫与‘反教士’(anticlerical)运动的长久关联, 就可以了解他在反‘化质说’的立场还有更深的意涵. 司祭(执行献祭)的神父在主持圣餐礼时, 会宣告饼已成为耶稣的身体, 酒已成为耶稣的血, 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只是突显了神父自己的重要性. 他们也不过是个会犯罪跌倒的人, 怎能行出神迹呢? 一旦威克理夫推理出这个危险的结论后(指这合乎圣经的正确结论会使罗马天主教的‘化质说’岌岌可危, 编译者按), 他立刻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发现‘化质说’是到了教宗(教皇)英诺森三世(或译“依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1160-1216)的时候, 才成为罗马教会教义的一部分.[11] 他于是建议教会应该再一次回归单纯, 回归到初期基督徒的信心与做法. 在威克理夫看来, ‘化质说’是另一个证据, 显示基督教的信仰走上了歪路.”[12]
(G) 在牛津大学遭受反对
反对威克理夫的浪潮终于来临了! 首先是来自牛津大学的校长波顿(William Berton). 他暗地里成立一个委员会, 以调查威克理夫的言论主张. 经过好久的辩论, 12位博士级委员中的7位认定他的教导是错误的教义, 另5位则认为他没有罪. 波顿加入多数的这一方, 立刻就宣告审判的结果, 并准备在公开的场合定他的罪.
不久, 正当威克理夫对着学生讲课时, 突然校长派来的传令进入课室, 展开手中的纸卷, 大声宣告牛津大学校长和委员会的指令, 不准任何人同意、传讲或辩护威克理夫对“化质说”的看法, 违令者必受严惩. 威克理夫或他的学生若再传讲“反化质说”的看法, 下场就是坐牢、退学以及开除教籍. 整件事只有命令, 没有解释, 也没有让威克理夫讨论或辩护的余地.[13]
(H) 翻译圣经传扬真理
威克理夫知道反对的浪潮已经开始, 还会继续不断地涌过来. 他去到他的爱徒尼可拉(Nicholas Hereford)那里, 告诉他所发生的事. 此事激发他们更加积极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艾伦·考菲指出, 在过去两年, 他俩致力于这独特工作. 做这工作的念头起源于威克理夫对圣经的一个看法, 他的主张是: 既然基督徒直接对神负责, 那么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认识神并顺服神; 若要如此, 基督徒就一定要读圣经. 因此, 威克理夫在过去两年, 一直努力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 然而, 这样的工作不是他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找了对拉丁文与圣经都有相当熟悉的尼可拉来翻译旧约部分, 而威克理夫自己翻译新约. 他们两人若能完成这份工作, 就是历史上最先将整本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威克理夫翻译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圣经从图书馆、修道院里拿出来, 放到每一个人的手上. 当时圣经数量至为稀少, 甚至连在卢特沃的大教堂都没有, 更不用提整个英国其他大多数教区的教堂了. 当时的教区教堂有的只是在弥撒中用的祷告书, 以及每日读经用的四福音与使徒书信经句. 至于大一点的教堂或许有全部的四福音书或全部的诗篇, 但却把这些都锁在柜子里, 一般信徒根本没法接近. 在牛津, 默顿学院(Merton)很得意地拥有两本圣经! 皇后学院的图书馆也有两册近900页的圣经, 并有其他9卷圣经释经作品. 威克理夫用来翻译的拉丁文圣经, 就是从这里借出来的.
艾伦·考菲写道: “就像他在‘化质说’上所采取的立场一样, 威克理夫在翻译圣经这事上, 也是违反了教会(罗马天主教)当局的命令; 因为自从十三世纪初开始, 罗马教廷就有命令不准一般信徒读圣经. 这道命令略意如下: ‘不准平信徒拥有不论是新约或旧约的任何书卷, 唯一的例外是诗篇或每日颂祷书(Breviary for the Offices of the Hours of the Blessed Virgin), 若有人因为敬虔之故, 是可以拥有这两卷书的, 但是绝对严禁将上述书籍翻译成通俗语言.’ ”
威克理夫极力反对这极不合理的禁令. 他强有力地解释了他的立场: “基督和祂的使徒都是以人们最熟悉的语言来传讲真理. 我们可确信的是, 如果人们越了解基督信仰,[14] 那基督信仰中所含有的真理就越显然可见. 因此, 基督信仰的教理(教义道理)不应该只用拉丁文, 也应该用普通话, 因为教会的信仰是在圣经里头, 所以圣经越容易按本意被了解就越好. 平信徒当然应该了解我们的信仰, 而关乎信仰的各教理也都在圣经里, 所以信徒也应该有一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所写成的圣经.
“也正是为了这目的, 所以圣灵赐予他们知识说各样言语. 如果读圣经就成了异端, 那么圣灵让基督的使徒, 能以神所允存的天下各种方言去传神的道, 岂不也是定了自己的罪吗? 若基督因着怜悯, 差遣圣灵到异教徒中, 使他们在神的福音上有分, 那为什么却在这块土地上剥夺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呢? … 你若认为神的道用别的语言表达就叫异端, 那么神用那言语(透过传道人)讲道, 不也成了异端分子吗? 因为祂和祂的道本为一. 若祂的道是这世界的生命, 那怎能让任何一位敌基督把这道从基督徒中夺去, 使人们在异端中(因没有生命的粮)饥饿而死!”
威克理夫一开始就决定按字面直译耶柔米(Jerome, 347-419年)的通俗拉丁文圣经(Vulgate, 又称《武加大译本》). 耶柔米用了23年的时间, 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翻译成经典拉丁文圣经. 威克理夫却要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普通人民也读得懂的英文.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威克理夫的翻译工作不是他独立完成的; 在牛津, 神预备了尼可拉与他同工, 当他来到卢特沃之后, 神又预备约翰·溥维(或译“普维”, John Purvey)帮他完成这件艰难的工作.
溥维被形容为“非常高尚的学者”以及“单纯的专任神父”. 他不仅接续尼可拉, 将未完成的旧约圣经译为英文, 也代替威克理夫把剩下的新约部分译完. 此外, 他还把许多威克理夫的写作和讲道也译成英文. 在威克理夫离世后, 溥维将重启另一版的英文圣经翻译工作, 而且这一次的用字遣词更容易读.
在翻译的工作上, 溥维也遇到要选用哪个版本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拉丁文版本差异很大. 艾伦·考菲写道: “溥维会将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摊开在祂面前, 然后叫一些有经验的诵经员大声地把各节经文逐行念出来, 同时他也按着每一行经文, 到不同的解经书中去找出意思来. 当他推测他找到了正权版本的经文时 — 当然, 他是谘询过威克理夫的 — 就会有一位抄写员复写下这段经文, 这整个程序就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
溥维与尼可拉不同的地方在于, 溥维不愿意对不同拉丁文译本做“字对字”的翻译. “我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在神的帮助下, 我要让英文本圣经的意思, 就像拉丁文本一样地清晰、合于真理, 甚至比拉丁文本更清晰、更合真理.” 溥维写道.
“最后,” 艾伦·考菲继续写道, “当整个翻译完成后, 得用手抄写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又耗费时间的步骤, 还需要另一个10年才能完成. 不但要付钱给诵经员和抄写员, 墨水和皮纸也得用钱买. 可是, 不知怎么地, 只要威克理夫还活着, 就总有足够的金钱来供应这些需用, 甚至在他死后, 依旧还有这些金钱供应. 很多人在猜 — 不管是否猜对 — ‘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5] 和‘肯塔的琼安’(Joan of Kent)[16] 在幕后提供了这一切财务支援. ‘岗特的约翰’慷慨大方, 虽然他不可能公开支持威克理夫, 但是他是有可能在幕后作一位忠心的赞助人.”[17]
(I) 威克理夫的其他看法
由于翻译工作有好手在负责了, 威克理夫就把多数的时间用在写证道词、记述他对讲道的一些看法, 以及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他对讲道一事最重看的是: 讲道是否是“真正合乎圣经的阐释”. 在威克理夫看来, 神的道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讲员神父. 当讲员高举自己时, 威克理夫会说: “这样的事不是出于别的, 全是出于人自己的骄傲, 都只是求自己的荣耀, 而不是传耶稣基督.”
总括而言, 圣经才是所有讲道的焦点. 艾伦·考菲指出, 威克理夫极力避免包含戏剧、表演在内的敬拜活动. 在当时, 游唱诗人、戏剧演员、特技演员们, 从一个村镇流动到另一个村镇, 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他们也常为了换顿饭或赚个小钱, 就在教堂里表演. 威克理夫视这样的演出是“当世品味败坏的衍生物”, 应该用简单的福音陈述(即传讲福音)代替. 威克理夫大声疾呼, 讲员应该把证道中杂七杂八的东西扔掉, 只保留诵念经文, 以及根据神的道而做的证道这两部分.
“在威克理夫的时代,” 艾伦·考菲写道, “乐器开始逐渐被引入敬拜服事中, 他非常不喜欢这样, 他说: 神没有叫祂的门徒去‘唱’福音, 而应该是‘传’福音. 因为表演会使人分心, 不专注在经文上, 而且会‘使得虚荣人跳舞, 而不是痛悔’.”
威克理夫在卢特沃所采用的讲道方式, 成为后世数百年来所模仿的范本. 他把证道分成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他先解释当日经文的意义. 至于第二阶段, 他揭示当日经文内所含的神学教理, 以及会众(听众)将此经文在实际生活上运用的道德意涵. 他的原则是: 绝不举超越他会众理解能力之外的例子或应用方法. 讲道一定要平易、简单, 以及 — 特别是 — 要有用(实际应用), 绝对不可以枯燥无聊.[18]
(J) 身体虽死但精神不死
到了1384年的下半年, 威克理夫已年高力衰了. 1384年12月28日, 威克理夫因中风而瘫痪. 三天过后, 即年终的最后一天(1384年12月31日), 他终于离世, 永远与主同在. 他的遗体被葬在卢特沃的基督徒墓地, 但他的精神被他的追随者, 即人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的人士, 继续流传下去.
艾伦·考菲评论道: “到了1395年底, 溥维完成了他第二个英文圣经翻译版本. 大家都认为他这次的翻译, 大大提高了可读性, 所以罗拉德派的传道人开始随身带着部分新译圣经出去传道. 这些传道人和这圣经间的密切关联, 使人们开始用‘威克理夫圣经徒’来称呼他们.”
威克理夫离世后, 罗马天主教会把矛头转向罗拉德派, 极力拘捕和迫害他们. 然而, 罗拉德派思想已经越过英吉利海峡, 甚至到了更远的波希米亚. 在这方面, 神使用一个名叫“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 of Prague). 这位曾在牛津念了两年书, 过后返回波希米亚的学者兼传道人, 把几乎全套的威克理夫著作都带回去. 不到几年, 这些作品几乎全被翻译成捷克文, 且出现在不少高等教育学府和教堂, 使威克理夫反罗马教会错误教义的那些主张和思想能继续传播下去.
其中一位受其影响深远的是15世纪的胡斯(或译“胡司”, John Huss / Jan Hus, 1372-1415). 此人极力反对罗马教皇的滥权、贩卖赎罪券、“化质说”以及神父的不道德行为. 1407年时, 胡斯已是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前锋”了. 他过后被关起来. 1415年7月6日, 胡斯被火刑烧死, 他的骨灰被抛入莱茵河(Rhine River). 胡斯的门徒(Hussites, 即现今的波希米亚弟兄会)在他死后依旧努力传讲他的观点, 就像罗拉德派在威克理夫死后所做的一样. 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 他们的观念就已传进德国,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吸收了很多胡斯的看法, 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下, 最终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诞生![19]
(K) 宗教改革的晨星
总括而言, 威克理夫是首位将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者. 他主张人人都可以(也应该)读圣经, 也反对罗马教会的种种滥权和谬论, 因而撒下宗教改革的种子. “他像是第一道光,” 艾伦·考菲写道, “照进一个由黑暗压制(教条)与迷信掌权的世界, 带来后继永垂不朽的属灵复兴. 他诚然是宗教改革先驱!” 他的看法透过他的作品影响了捷克的胡斯(John Huss)和不少后世的宗教改革家, 所以许多教会史学家称他为“宗教改革的晨星”(The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罗马教廷对威克理夫恨之入骨, 在他死后都不肯放过他. 他去世大约43年后, 即1427年12月16日, 教皇革利免八世(Clement VIII)派人把他的墓穴掘开, 取出棺木和骸骨, 放在斯威夫特河(River Swift)旁边, 点起一把火, 将之烧成灰烬, 然后把骨灰洒在河边. 人常常引述英国学者富勒(Thomas Fuller, 1608-1661)的话说: “斯威夫特河把威克里夫的骨灰带到艾冯河(Avon), 由艾冯河再带到塞汶河(Severn), 然后流入海湾, 最后再进入广阔的大洋; 所以威克里夫的骨灰, 是他教义的寓意表号; 现在已散播到整个世界.”[20]
针对那些谴责和反对他的大主教、高级教士和神职人员们, 威克理夫曾说: “你们以为你们再和谁进行斗争? 是一位快躺进坟墓的老头儿吗? 错了! 你们是在对付真理! 真理比你们都强, 而且必胜过你们.”[21] 过了600多年后的今日, 所有反对威克理夫的大主教、高级教士和神职人员已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但威克理夫所带动的圣经翻译工作仍然马不停蹄地进行着; 更甚的是, 真理的圣经已成为世上唯一翻译最多、传销最广的古书. 诚然, 真理比谁都强, 而且必然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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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威克理夫的神学思想
威克理夫在1375年写了《神的主权》, 发炮攻击教皇拥有及滥用财物产业的恶习. 1378至1382年间, 他继续挥笔攻击天主教会. 就他评击天主教会的教义中, 我们看见他的神学思想有五方面:
1) 教皇论: 他说基督, 而非教皇, 是教会的头. 因凡神所预定的皆是上好的, 而教皇那样腐败, 一定不是神所预定的, 既不是神的预定, 教皇必非但不是使徒的后续人, 更是魔鬼可憎的肢体, 也是“敌基督”.
2) 圣礼论: 因圣职人员(神职人员)生活奢侈, 圣礼的功效也丧失在他们手中. 他也反对传统的“化质说”(编者注: 他本是接纳这“饼和酒变质化为基督身体和宝血”的教义, 但到1381年, 他写单张指出这种教义是违背圣经, 且是一种亵渎的欺骗, 参《见证的火炬》, 第151页)
3) 圣职论: 威克理夫主张任何人都可当圣职人员, 他说假如主教或教皇失职, 作为神旨代理人的民政首长便有权把他褫职(即夺去他的职权).
4) 赎罪券论: 因教皇是人, 总会有错, 所以教皇无权售卖赎罪券, 也无权赦罪.
权威论: 圣经是信仰绝对的权威, 而非教皇或教会. 他认为圣经简浅易明, 不须经过教会的解释才可明白, 为此他将天主教惯用的拉丁通俗本(即《武加大译本》)新约圣经译
(John Wycliffe, 1328-1384)
[1] 艾伦·考菲(Ellen Caughey)著, 《威克理夫》(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8), 第i页.
[2] 胡斯(John Huss / Jan Hus, 1372-1415)是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 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 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压迫, 评击教士的奢侈堕落及教皇售卖“赎罪券”, 主张宗教改革, 但遭诱捕, 被判火刑处死.
[4] 对于威克理夫的出生日期, 有以下几个不同看法: (a) 1330年左右(支持这日期的有《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 1329年左右(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A Lion Handbook: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c) 1328年(Austin‘s Top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Ellen Caughey所著的《威克理夫》、马有藻所著的《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d) 1324年左右(《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 本文采纳1328年.
[5]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年), 第70页.
[9] 艾伦·考菲著, 《威克理夫》, 第84-85页. 威克理夫上述的看法是合乎圣经的; 但他有一看法却不对, 即他认为“国王的责任是监督主教们, 主教们监督教士们, 来评估或衡量他们是否做好他们的属灵角色.” 这看法倾向政教合一, 抵触了圣经的教导, 因教会是属天的国民( 腓3:20), 不该受属地的政治体系所管治.
[11] 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于1215年宣布而成的, 参http://www.canapologetics.net/inventions.html.
[12] 艾伦·考菲著, 《威克理夫》, 第88页. 虽然威克理夫反对传统的化质说, 但他支持“仍存论”(Doctrine of Remanence), 此教义认为基督存在于圣礼中, 存在于饼和杯里(注: 所强调的是基督存在, 而非变质化成饼和杯); 就像国王在他国土中无处不在一样. 《基督教发展史》(Austin‘s Top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第222页.
[14] 英文Christianity一词常被译作“基督教”, 但更正确应译为“基督信仰”(有关基督的信仰), 因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主耶稣不是 “教主”, 而是 “救主”).
[15] 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1340-1399)是英格兰亲王和兰开斯特公爵, 曾主持过朝改, 并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任司令官(1367-1374). 他是英格兰国王的叔叔.
[16] 肯塔的琼安(Joan of Kent)是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Richard II, 1367-1400)的母亲. 当10岁的理查二世于1377年继承王位时, 由于年纪还小, 所以需靠摄政大臣, 即他的叔叔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以及自己的母亲琼安(Joan)帮助统理国事.
[17] 艾伦·考菲著, 《威克理夫》, 第91-95, 146, 149页.
[20]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812页.
[22]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年), 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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