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格尔顿勋爵 (刚克利顿, Lord Congleton, 1805-1883)

(A) 悔改归主的获得

康格尔顿勋爵(另译: 刚克利顿勋爵, Lord Congleton), 或真名为约翰·柏纽尔(John Vessey Parnell), 于1805年6月16日出生在英国的首都, 伦敦(London). 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时, 他接受了基督作他的救主. 从悔改得救的那一天起, 他在同学和朋友当中为主站稳立场. 当被问道是否为作基督徒而失去太多, 他的回答是: “失去! 不, 我并没失去什么; 我获得一切.” 对于所有信主不久的基督徒, 这点勉励我们勇敢为主摆见证, 站立场(彼前3:15-16). 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彼前4:14), 尊重主的, 主必重看他(撒上2:30).

他毕业离开大学后, 他的父亲希望他在军中效力, 为他买了一个军衔. 但他无法顺从父意, 因他相信进入军中任职, 不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诚然, 神的旨意不是要他作大英帝国的将军, 乃是获得一个更高更美的不朽荣誉 — 作基督耶稣的精兵(提后2:3), 为福音和召会真理打那美好的战.

(B) 召会真理的寻见

在1825年左右, 康格尔顿勋爵和他的两位朋友在周日聚集祷告读经, 但到了主日, 各人就分头回到自己的宗派里聚会. 为此, 他们深感不妥; 为了要显明神儿女们合一的见证, 他们要设法找个合宜的聚会, 免得这见证受到拦阻. 可是过了多日, 他们仍无法找到合适的聚会. 最后, 他们看清了, 聚会不一定要在人所谓“分别为圣”的房子(指教堂)内举行, 也不是由正式按立(封立)的牧师主持, 于是他们就仰赖主在马太福音20:18的应许，开始在自己的房子内聚会, 并且擘饼, 在都柏林(Dublin)开始了奉主名的聚会.

但较早时, 在都柏林已有另一个类似的聚会被圣灵兴起, 即由克伦宁(Dr. Cronin)所开始的擘饼聚会. 那个聚会中还有贝勒特(John G. Bellett), 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等人, 达秘(John Darby)也在较后加入其中. 某个主日, 在康格尔顿勋爵所参加的聚会当中的信徒, 遇见在贝勒特那边聚会的弟兄, 交谈之下, 发现大家都在基督里合一和擘饼的事上, 有共同的意念和信念. 不久, 两个聚会便合并起来. 康格尔顿勋爵和以上所提的这些信徒, 都被神大大使用, 为神和召会真理在世上开始一个伟大的运动 — 归回初期召会的样式, 也是新约教导的奉主名聚会.[1]

写康格尔顿勋爵传记的亨利.葛若弗斯(Henry Groves)告诉我们, 感动他们如此行的一些真理是: (1) 神的召会之合一, 包括一个大到可以容纳所有圣徒, 但小到可以排除所有世俗的交通; (2) 记载之道(圣经)的完全性和丰足性; 他们相信它是关于信仰一切事物的指南, 特别是那些影响我们召会生活和信徒品行的事物; (3) 主耶稣在千禧年(千禧年国)之前随时快来的降临.

一些作者指出, 以明确可知的地址而言, 19世纪奉主名聚集的信徒们用来进行擘饼聚会的第一个私人地点, 是在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的私人住家, 即英国爱尔兰都柏林的菲茨威廉街区9号(No.9 Fitzwilliam Square, Dublin).[2]不过, 当聚会人数逐渐增加, 大家感到在私人家中聚会, 有点不便, 于是便迁到都柏林的一座拍卖场所聚会. 奉主名聚集的信徒们用来进行擘饼聚会的这第一个公用房间(public room), 也是由康格尔顿勋爵(当时名为约翰·柏纽尔)所租下的地方, 位于都柏林的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 Dublin), 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 是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3]

(C) 宣道旅程的劳苦

在1830年9月18日, 康格尔顿勋爵参与前往巴格达(Baghdad, 现今伊拉克首都)的宣道队伍, 欲帮助在那里劳苦宣道的葛若弗斯(A.N. Groves). 他们带了许多书籍, 一架印刷机, 和一个大型药箱. 经过艰苦和危险的路程, 他们终于在1832年6月27日抵达巴格达. 那是一个回教徒的世界, 土耳其的政府处处为难他们, 尽量禁止福音真理的传开. 在巴格大和邻近一带为福音劳苦一段日子后, 康格尔顿勋爵和其他数人探访印度, 在那里找到广开的门, 便留在那里数年, 向未得救的人传扬福音, 并教导信徒神的真道. 到了1837年夏天, 康格尔顿勋爵才离开印度, 回到英格兰, 并留在那里劳苦事奉主长达46年, 直到他荣归天家的日子. 他虽是上层社会的贵族, 却为主放下舒适生活, 在福音宣道的事工上劳苦奔波, 不遗馀力, 这真叫一切只追求和享受舒适生活的信徒, 深感羞愧.

(D) 读经祷告的热诚

康格尔顿勋爵是位勤勉和能干的圣经学生. 他与好友慕勒(George Muller)一样, 都惯于很早起身, 安静主前默想神的话语. 对他而言, 正如耶利米一般, 圣经是“他心中的欢喜快乐”(耶15:16). 当他身体虚弱无力时, 他写道: “对我而言, 我是更加喜乐. 我每日从圣经中掘取那远比金子更加贵重的珍宝(nuggets), 圣经是我这50多年来, 每日阅读的书, 此书不但没有越来越陈旧乏味, 反倒越来越清新甘甜.”此外, 他也是位祷告勇士. 除了在早晨祷告读经, 与神交通之外, 他也惯性地在早上11时, 下午3时, 及傍晚8时进到房内祷告灵修. 让我们事奉神时, 切莫忽略了私下祷告读经的重要, 因为“祷告越多, 力量越大”; 并且每日清晨读经有如每天清早拾取吗哪一样, 因圣经是我们每日灵命成长所需的粮食(参出16:13-32).

(E) 仁爱谦虚的榜样

康格尔顿勋爵非常热爱神的百姓, 不管他们属于那一个公会或是宗派. 他爱信徒, 因为他们属于基督, 他也愿意在能力所及之处帮助他们. 此外, 他非常乐意和随时准备服事最软弱、最贫穷或最无知的人, 且不以贵族自居的心态, 或傲慢自大的方式进行. 这与当时在基督徒社会当中, 常见的“社会等级制度”(caste)之作风, 是何等大的对比! 他不追求与富有及贵族的人相交, 反倒寻找穷苦者、被弃者、病痛者和忧伤者, 来帮助他们的需要. 在强调上流社会地位和作风的今日, 他那仁爱谦虚的榜样, 是我们应当全力效仿和学习的.

(F) 强调圣灵的带领

康格尔顿勋爵非常强调且十分依靠圣灵的带领. 虽然他相信在擘饼聚会上, 信徒有自由用神的话语来造就召会(林前14:26,31), 但他不认为“任何人“都可如此行(他不赞成任何人在没有领受圣言和毫无圣灵带领的情况下, 鲁莽轻率地站起来说话, 编者按). 其中一个他祷告中常说的是: “让我们愿意安静坐着, 直到你赐给我们话语; 当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 让我们就准备起来说话.” 他在所写的一本名为《公开的聚会》(Open Meeting)[4]的小册子中, 列下几个重要原则: “一切有关这公开的聚会, 是需要最大的谦虚心灵来进行. 单靠天生才干和教育学识, 任何基督的肢体(指信徒)是不足以造就基督的身体(指召会), 这是一切有经验的信徒所知道的. 一个人成为基督的肢体后, 必须再加上神所赐的恩赐, 方能造就其他的肢体. 若要如此行, 当肢体们聚在一处时, 他必须等候基督, 那身体的头, 他的主, 所给予的带领, 看主到底有没有感动他. 只有谦虚者会等候、辨别或顺从那样的带领; 也只有谦虚者会让别人对他作出慎思明辨(的判断).”

康格尔顿勋爵这番话提醒信徒, 聚会前, 我们必须在心灵上作好朝见神的准备. 聚会时, 我们必须等候和细听神那“微小的声音”(王上19:12), 顺从圣灵的带领来说话行事. 许多时候, 我们乃是靠人的聪明、学识和才干来祷告、讲道、敬拜或事奉神, 却没有专心等候主的声音, 顺从圣灵的带领, 也没有谦虚地听取和接受别人对我们所作出慎思明辨的判断. 我们若诚心实行康格尔顿勋爵所列下的这些原则, 我们的聚会就必然更能造就人, 荣耀神.

(G) 被主接收的安息

康格尔顿勋爵是一个富有的人. 大学毕业不久后, 他的一位富裕亲人便留下大笔财产给他(每年价值1,200英镑). 在看管主所交托的财物方面, 他是一位为主而舍己为人的忠心好管家. 他的惯例是把一半的收入献给主的工人和事工上. 他为主多多施舍, 但从未觉得失去什么, 正如他年青时的答复: “失去! 不, 我并没失去什么; 我获得一切.” 是的, 他是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切 — 永生的救恩, 心灵的喜乐与平安, 并天上永恒的赏赐.

康格尔顿勋爵经常盼望主来, 也预备好朝见他的神. 他口中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徒7:59). 在1883年10月23日清早, 这位谦仁属灵的贵族勋爵(Lord), 终于卸下地上的劳苦, 被主接回天上, 享受永远的安息.[5]

[1] 根据艾朗赛(H.A. Ironside), 第一次奉主名聚集的主日擘饼记念主是于1825年, 由克伦宁(Edward Cronin)和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家中擘饼而开始的. 较后威尔逊离开英格兰, 但却有其他数位信徒加入, 一同擘饼. 在1827年, 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发现了这个聚会, 并加入他们. 在同一年,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达秘(J.N. Darby)俩人也先后加入他们中间.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12页.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 影响贝勒特的葛若弗斯(A.N. Groves)也加入他们, 但于1829年离开前往巴格达(Baghdad)做海外宣道的工作. 此外, 大约在1825-1827年(最迟是1828年)这段时期, 康格尔顿勋爵(另译: 刚克利顿, Lord Congleton)在都柏林另一处也和一些信徒在家中擘饼. 过后这两个聚会便合并起来. 参博饶本著,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 第302, 304页.

[2]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第57页. 以明确可知的地址而言, 这是第一个所知道的地点, 但19世纪第一个奉主名聚集的擘饼聚会地点, 是在威尔逊(Edward Wilson)家中的一间房里, 当时是1825年, 只有克伦宁(Edward Cronin)和威尔逊(Edward Wilson)两人聚会. 过后, 就有别的人前来参加, 他们就把聚会移到克伦宁的家中. 1829年, 聚会人数日增, 结果便迁到在他们当中聚会的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 当在都柏林另一处的康格尔顿勋爵(Lord Congleton)所参加的聚会, 发现贝勒特(Bellett)那边的聚会后, 这两个聚会便合并起来. 参博饶本著, 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 第301-302页;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11-12页.

[3] 一般人认为奉主名聚集的信徒们用来进行擘饼聚会的第一个公用地点, 应该是在普里茅斯(Plymouth), 因为受“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这个名称所误导. 奉主名的聚会被许多人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因为在普里茅斯的聚会有许多恩赐特出与才华出众的弟兄, 且常在各处传道, 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强调本身不属任何宗派, 也无圣品人与平信徒的阶级之分, 只以弟兄相称, 所以外人便冠以他们另一个宗派的称号, 称之为“弟兄会”(Brethren), 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较后, 由于普里茅斯的聚会影响力日愈强大, 且与其他各地奉主名的聚会有密切交通, 所以外人便普遍称奉主名的聚会为“普里茅斯弟兄会”. 但这称号带有教派主义的色彩, 受到当时许多属灵的弟兄们极力反对.

[4] 对康格尔顿勋爵(刚克利顿)而言, “公开的聚会”并非指任何人(包括非信徒)都可前来擘饼饮杯, 乃是指聚会不是由一位按立的牧师, 或某位特定的信徒来主持, 而是“公开”给每一位被接纳的信徒按圣灵的带领来参与, 因为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彼前2:9; 启1:6).

[5] 上文参考博饶本著, 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