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安德森 - (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

罗伯特•安德森 – (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

(A) 闻名世家的律师

祖籍苏格兰的罗伯特·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 K.C.B., LL.D.), 于1841年5月29日在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出世. 他的父亲, 马太·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 是都柏林的皇室(刑事)诉状律师(Crown Solicitor), 是属于英国著名“伦敦德里辩护者”其中一个“绝不投降”组[1]的后人. 当安德森离开学校后, 一间大啤酒厂给他一份好的职位. 但他工作18个月后便离开那里, 并在1859年(即18岁那年), 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就读. 1862年, 他以文学士(B.A.)学位毕业, 并获得仲裁人职权(Moderatorship)和奖章(medal). 然后踏入法律界, 成为律师. 1875年, 他又从母校荣获法学博士(LL.D.)[2]学位.

(B) 悔改重生的新人

安德森的父亲是爱尔兰长老会的著名长老. 虽然安德森在敬虔家庭中长大, 但他对本身的救恩并不肯定. 大约在1859-60年期间, 即安德森18-19岁左右时, 神使爱尔兰经历信仰上的复兴(Irish Revival), 多人悔改归主, 灵命更新, 包括安德森的姐妹. 她鼓励安德森去听道, 结果他终于得救了. 以下是安德森的儿子(A.P. Moore-Anderson)在他所写的《回忆罗伯特.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 A Tribute and Memoir)一书中叙述他父亲悔改得救的经历:

“我父亲悔改归主的故事在《信心的生活》(Life of Faith, 一本英国杂志)中提及. 他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 被教导所谓虔诚的生活, 偶尔突发短暂无常的悔罪和忧虑; 他其中一位亲身姐妹在都柏林(Dublin)的聚会中悔改归主(他们当时住在都柏林), 这事激起他对属灵事物的新渴望. 他受邀参加其中一堂的聚会. 在接下来的主日晚上, 他在自己教会的一篇讲道中得蒙光照. 当晚的讲员是约翰.霍尔牧师(Rev. John Hall, 过后去了纽约), 他‘放胆指明罪得赦免和永生乃神恩典的赏赐, 虽是不配却能无条件获得, 是坐在教堂长凳上的我们现在就可领受的. 他的讲令人我激动不已.’

“安德森继续表示: ‘但我认为他的教义是不合乎圣经的. 于是我在他离开教堂的祷告室(vestry, 或会议室)时拦住他, 在我们回家的路途中, 我对付他的‘异端教义’, 与他理论… 最后他放开我的手, 站在人行道上, 他面向着我, 以极其庄严的口气重复他的福音信息, 然后呼吁道: ‘作为基督的仆人且奉他的名, 我告诉你, 如果你接受他(主耶稣), 你在此地此刻就获得生命. 你要接受基督, 还是拒绝他?’ 停顿了一下(我不知多久), 我大声说道: ‘奉神的名, 我要接受基督.’ 我们彼此间没有发言, 再顿了一下, 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 然后离去. 在接下来的回家路途上, 神的平安充满我的心.’”

悔改归主后, 安德森有了重大改变, 热心于事奉主. 他儿子继续表示: “爱尔兰复兴(Irish Revival)所带来的结果, 是平信徒讲道(lay preaching)已受承认. 对于我父亲加入此事工, 他说: ‘我悔改归主不久后, 一天下午, 我收到朋友的信. 他告诉我由于要事在身, 无法负责福音聚会的传道, 请我代替他. 送信者等我答复, 我马上告诉他我不能担此重任. 他走后, 我想起我不断祷告求神赐我机会为他工作; 这岂不是神答复了我的祷告吗? 我急忙追上去, 请送信者转告我朋友我改变主意, 愿意负责传道. 次日, 我便传讲我的第一篇福音信息.’ 在他离开学院那年(很可能指1862年, 安德森毕业离开都柏林三一学院, 笔者按), 他参与在爱尔兰南部的宣道旅行(preaching tour).”[3]

(C) 英国警界的强人

1863年, 安德森成为爱尔兰律师公会的会员, 取得律师资格. 大约在这时期, 有个称为“菲尼党”(Fenians)的黑社会党派非常活跃. 此党图谋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 所以经常制造许多问题, 威胁社会的治安. 在1865年, 他协助爱尔兰政府处理叛国指控案(treason charges), 开始涉及询查囚犯, 预备诉讼要点摘录或辩护状. 这工作把他引向警界.

安德森在1873年结婚, 4年后移居伦敦, 成为(英国)内政部职员. 这使他易于进入侦探局, 提供破案援助. 他以往调查囚犯所累积的多年经验, 使他对共谋者的计谋花招特别清楚, 成功解决许多棘手案件, 深获警界人士赞赏. 结果在1888年, 当撕裂者杰克(“Jack the Ripper”)在伦敦叫人心惊胆战的时刻, 他被升为英国著名的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大城市警察厅副厅长(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Metropolitan Police)和刑事调查局主任(Chief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他任此要职直到1901年.

靠着神所加的恩典和勇气, 安德森不畏黑帮权势, 执法如山, 救贫除恶, 使警察成为法律捍卫者的代表. 有报告显示, 在他任职这段期间, 伦敦的刑事犯罪率已显著下降. 在他任律师和警界高职期间发生不少精彩故事. 读者可从他所写的《我公务生活轻松愉快的一面》(The Lighter Side of My Official Life)一书中, 读到他35年公职里的故事.

(D) 召会真理的寻见

安德森的父亲是爱尔兰长老会的长老, 而他本身自小就参加长老会, 在那里聚会和事奉. 但较后他遇见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4]发现圣经中许多宝贵的召会真理, 明白“所有信徒皆祭司”, 并无宗派中所奉行的“神职人员(clergymen, 或称“圣品人”)与平信徒(laymen)之等级制度”, 于是便开始与这群信徒一同按照圣经原则和样式聚会. 在都柏林时, 他参加梅里安堂(Merrion Hall)的聚会. 在伦敦的一段日子, 他则与坎伯威尔(Camberwell)和其他地方的信徒一同聚会. 安德森是满有恩赐的圣经教师, 深受各地弟兄们的敬爱, 受邀负责讲道和解经. 他在格拉斯哥(Glasgow)每半年特别聚会上负责传讲神的话语, 造就不少信徒.[5]

1873年, 安德森娶了艾格尼丝·穆尔女士(Lady Agnes Moore)为妻. 艾格尼丝乃德罗哥达伯爵(Earl of Drogheda)的妹妹. 虽然出自名门贵族, 但她因虔诚爱主而乐于服事. 在每一件善事上, 她是安德森的好帮手, 也在伦敦各地的妇女事工上作带领的工作, 与安德森在主里同心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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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书籍的作者

安德森虽然身负重任, 工作繁忙, 但他仍然写了不少好书. 他所著的《罪犯与罪行》(Criminals and Crime)、《家庭管理运动的侧面消息》(Sidelights on the Home Rule Movement)以及《我公务生活轻松愉快的一面》(The Lighter Side of My Official Life)等, 主要是论及“今生的事”, 可能不会流传后代; 但他所写的属灵书籍将存留下去, 因它们论及“永恒的事”和“不变的真理”.

他总共写了17本关于圣经题目的好书, 其中的经典著作有: (1) 众所皆知的《福音和它的职分》(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1876); (2) 《人的命运》(Human Destiny); 此书深入探讨人死后的课题; 有“布道家之王子”(Prince of Preachers)之称的司布真(C. H. Spurgeon)形容此书为“ 在这课题上, 我见过的所有书中最有价值和贡献的一本”; (3) 《神的沉默》(The Silence of God, 1897); 此书被称为“震惊欧洲宗教界的书”, 在世界大战时期帮助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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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6]的谬论邪风袭卷整个欧洲宗教界, 威胁和败坏基督徒对圣经的信心时, 安德森并不保持沉默, 立即加入“护道者”(defenders of the faith)的阵容, 写了几本好书来揭穿高等批判的虚假错谬, 证明圣经的可靠性; 例如《圣经与现代批判学》(The Bile and Modern Criticism,1902) 、《基督徒化的理性主义和高等批判》(Christianized Rationalism and the Higher Criticism) 、《批判学家穴中的但以理》(Daniel in the Critics’ Den)[7]和《辩护》(In Defence).

安德森是位殷勤研读圣经的人. 多年从事刑事调查工作使他精于观察与查考工作. 由于具有勤读细查的态度、明察秋毫的观察力, 加上谦卑祷告寻求圣灵的光照, 所以他的解经很有亮光, 常有独到的见解. 其解经作品有《误解的经文》(Misunderstood Texts)、《希伯来书》(The Hebrews Epistle)、《希伯来书中的预表》(Types in Hebrews) 、《被遗忘的真理》(Forgotten Truths)、《救赎的真理》(Redemption Truths)和《他名的尊荣》(The Honour of His Name).

此外, 他也在后期写了一本最甘美的书 — 《由天而降的主》(The Lord from Heaven). 此书阐解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 深受达勒姆主教(Bishop of Durham), 格里菲思.托马斯(Dr. Griffith Thomas)和凯瑟琳.马什小姐(Miss Catherine Marsh)等人大力推荐. 蒙神恩典, 安德森年迈时, 仍然提笔写作. 1917年, 即他76岁那年, 他出版最后一本书, 《尚未应验的预言和召会的盼望》(Unfulfilled Prophecy and the Hope of the Church). 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8年), 此书叫许多基督徒在战争的痛苦绝望中, 看见基督再来的宝贵和召会荣美的盼望, 因而从新得力.

有两个因素使安德森的作品值得阅读和叫人得益, 那就是他本人对真道深信不疑的信念, 并善于阐解和表达的能力. 他的作品常把人带离地上的失望, 进入天上的盼望. 休·里德爵士(Sir Hugh Gilzean Reid)曾向他表示: “在一切软弱和迷惑当中, 读了你那强而有力的话语, 使人重获希望.” 他的另一位朋友, 戈里夫人(Mrs. Pery-Knox-Gore)认为他的书充满挑战, 说道: “他的作品对我特别有帮助, 在每一章里总是有论点要你接受或拒绝. 你必须停下来思考, 不能疏忽地越过.”

基督徒多产作家, 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非常鼓励人阅读安德森的书, 他说: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的书强调圣经的神圣默示和可靠权威、耶稣基督的神性, 以及重生得救的必要性. 他追踪虚构的神话和宗教的谬论, 并擒拿它, 揭露它的真相, 如同他追踪犯人时所采用的技巧、所表现的英勇. 如果你未曾认识罗伯特.安德森爵士, 那么(当你阅读他的书时), 你将开始进入那令人激动, 富有新奇发现的航程. 如果他已是你的朋友, 那么再读一本你未读过的安德森著作, 或重读你已读过的,这将给你心灵带来喜乐, 叫你思想得蒙光照.”[8]

(F) 七十个七的预言

除了擅长于护卫真道(apologetics), 为真道竭力争辩, 安德森也精通于阐解预言, 尤其是有关末世论(eschatology). 他所写的《将要来临的君王》(The Coming Prince, 1882) [9]获得好评. 约翰·瓦沃德博士(Dr. John F. Walvoord)[10]评论道: “这是一本解释但以理书的一流经典著作, 特别论及第9章的预言. 此书多年来被公认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 常被引述, 在讲解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方面有新颖独创的见解… 若要明智地研究预言, 此书是每位牧师和平信徒书架上所不可少的.” 弗雷德里克·塔福特博士(Dr. Frederick A. Tatford)也表示: “在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和相关的课题上, 此书解释得最好.” 《浸信会见证》 (Baptist Testimony)也同样表扬道: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乃巨人中的巨人, 他所写的一切都值得保存在藏书室的书架上. 此书讨论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和将要来临的敌基督, 被公认为这题目的权威著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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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基督第二次再”一向是在19世纪恢复的奉主名聚会所重视的真理. 早在1830年代, 初期的弟兄们, 例如达秘(J. N. Darby), 贝勒特(J. G. Bellett), 牛顿(B. W. Newton), 威革蓝(G. V.Wigram)等人, 常聚在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12]查考预言, 包括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艾朗赛(H. A. Ironside)证实道: “在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的聚会, 丹尼爵士(Sir Edward Denny)和达秘先生(Mr. Darby)提出一个看法: 但以理书中(70个七的)最后1个七应该(与之前69个七)分开, 且在召会被提后才开始. 威革蓝(G.V. Wigram)和贝勒特(J. G. Bellett)欣然接受此看法为解开预言的钥匙.”[13]由此可见, 虽然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认为“首位教导安德森有关基督再来的伟大真理的, 是波拿尔(Horatius Bonar)”, 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在很大的程度上, 加深了安德森对预言的兴趣和认识, 帮助他更正确地分解圣经中的预言真理.[14]

(G) 留下美好的脚踪

安德森在1901年退休时, 被英女皇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封为爵士, 并被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 1841-1910)[15]封为(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巴思勋爵士”(K.C.B.).[16]他是当代诸多著名人士的好友; 例如格思里爵士(Lord Guthrie) 、沃尔司理爵士(Lord Wolseley) 、格莱斯顿(W.E. Gladstone)[17]等. 虽处尊贵地位, 但他保持谦虚, 殷勤在讲道和写作上事奉他真正的主.[18]

他在警界服务的功绩, 以及对社会治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史密斯(W. H. Smith)在英国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指出, 安德森“以超凡才干和全面忠实履行了他对公众的义务.” 布拉斯维特(Raymond Blathwayt)在《伟大思想》(Great Thoughts)一书中写道: “国家在没有察觉下, 欠了罗伯特.安德森爵士大债.” 但他最大最持久的贡献, 乃是以文字记下许多圣经真理, 为后人存留宝贵的属灵著作. 诚然, 他留下美好的脚踪.

1918年, 安德森患上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身体很弱. 但在1918年11月15日, 他病情好转, 甚至能坐着工作, 直到10时30分上床睡眠. 就在当晚11时, 他安祥离世, 蒙主召回天家. 这位但以理书“70个7”的著名阐解者, 今生享年“77”后, 便永远投入他所爱之主的怀抱中.[19]

[1] 这组织在英文称为“No Surrender” group of Derry defenders.

[2] LL.D.(或写成LLD)源自拉丁文“Legum Doctor”(法学博士), 等于“Doctor of Laws”.

[3] Samuel Fisk (comp.), 40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3), 第11-12页.

[4] 奉主名聚会的地方召会常被许多人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因为在普里茅斯的聚会有许多恩赐特出与才华出众的弟兄, 且常在各处传道, 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强调不属任何宗派, 也无圣品人与平信徒的阶级之分, 只以弟兄相称, 所以外人便冠以他们另一个宗派的称号, 称之为“弟兄会”(Brethren), 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较后, 由于普里茅斯的聚会影响力日愈强大, 且与其他各地奉主名的聚会有密切交通, 所以外人便普遍称这类奉主名的聚会为“普里茅斯弟兄会”. 笔者认为“弟兄会”(Brethren)这称呼含有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 不合乎圣经, 也受19世纪初期许多在奉主名聚会中的弟兄们极力地反对. 公会信徒或外人用此名称, 因为他们不明白召会真理, 但奉主名聚会的信徒, 既然看清宗派或公会的错误, 为脱离教派主义而离开公会, 就应当拒绝称自己为“弟兄会”. 有关19世纪奉主名聚会的恢复和发展, 请参 2001年11月份至2002年1月份(第24 – 26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教派主义的罪恶”.

[5] 在奉主名聚会的皮克林(Hy. Pickering)指出: “他(安德森)临死前几个月, 曾向笔者(皮克林)表示, 要不是因为事奉的问题, 他在后期会更多与‘弟兄们’同在. 如此注重秩序的他(安德森), 不会对已被多方滥用的‘开放式聚会’(open meeting)感兴趣. 无论如何, 他的心却一直在那里, 爱着他们.”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194页.

[6] “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或称“高等评鉴”是指对圣经各书的作者, 写作日期, 写作目的等所作的考证和批判. 区别于“低等批判”或“低等评鉴” (Lower Criticism, 也称“经文评鉴”Textual Criticism) — 指对圣经原文或本文的校勘, 即依据圣经的原文手抄本或译本等, 尽量准确和翔实地重建圣经经文原貌的工作. “高等批判”在19世纪时普遍受到不信圣经启示的现代主义(modernism)所影响, 以致作出许多攻击圣经权威和贬低圣经价值的结论, 败坏不少信徒的信心, 也使非信徒对圣经完全没有信心. 有关“现代主义”, 请参本期(2002年12月份, 第37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召会真理研究简介(二)”.

[7] 《按着正意分解真道》一书中指出, 安德森这位“熟悉在高难度和极复杂的调查下, 处理证据”的人, 在他所著的《批评家穴中的但以理》一书中, 提供我们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证实但以理书“七十个七”(但9:24-27)中的“69个七”(69 x 7 = 483年)是从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 尼2:1; 5:14)至主后32年(主耶稣基督这位“受膏君”进入耶路撒冷, 太21:1-10). 安德森提出许多证据(例如犹太人的月历计算法、闰年等), 来证实主前445年至主后32年共有483年, 或173,880天(483年 x 360天 = 173,880天), 一年也不少, 甚至一天也不差. 这一切证明圣经乃准确无误和绝对可信, 推翻了高等批判者认为圣经是不可靠的谬论; 参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Amainthakarai, Madras: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1995), 第78-79页.

[8] Robert Anderson, Misunderstood Texts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1), 第8-9页. 安德森的一些主要作品, 被收集在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10)(Glasgow: Gospel TractPublications, 1984); 美国的一家出版社(Kregel Publications of Grand Rapids)也已经把9本安德森的书重新出版在“罗伯特.安德森爵士文集系列”(Sir Robert Anderson Library Series), 晓得英文的读者应当收集和阅读.

[9] 此书的题目“来临之君”并非指但9:25的“受膏君”(Messiah the Prince) — 主耶稣基督, 而是但9:26的“王” — 敌基督. 这两节(25和26节)的“君”和“王”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 nâgîd {H:5057}), 意即“国民、军事或宗教上的领袖、统治者”.

[10] 约翰·瓦沃德(Dr. John F. Walvoord)是美国少有的其中一间教义较纯正的神学院 —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长(president, 1952-1986). 他写了19本书,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预言, 例如《预言知识手册》(The Prophecy Knowledge Handbook)、《被提的问题》(The Rapture Question) 、《千禧年》(The Millennial Kingdom)等, 值得参考.

[11] 摘自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84)的书本封底对此书的评述.

[12] 位于爱尔兰的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是一座属宝沃斯阔女士(Lady Powerscourt)的城堡. 此城堡成为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聚集查经(特别是圣经预言)的地方.

[13]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年), 第32页.

[14] 甚至连著名的圣经预言解经家, 彭特科斯特(J. Dwight Pentecost, 此人是达拉斯神学院教授), 在写其经典著作《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一书时, 也多方参考许多奉主名聚会作者的书, 这些作者包括达秘(J.N. Darby) 、凯利(William Kelly) 、林肯(William Lincoln) 、詹宁斯(F. C. Jennings) 、斯科特(Walter Scott), 并早期多年在奉主名聚会的艾朗赛(H.A. Ironside)等人.

[15] 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 即英国)和爱尔兰国王(1901-1910), 是英女皇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之子.

[16] K.C.B.(或写成KCB)是“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的缩写词.

[17]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是英国自由党领袖(1867-1875), 曾4次任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 实行无记名投票(1872), 进行议会改革(1884), 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出兵侵占埃及(1882), 著有《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等.

[18] 英国发明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生前拒绝领受高位和受封爵士, 因他认为尊贵地位和名誉有倾向高傲的危险(参本期[2002年12月份, 第37期]《家信》的“科学伟人: 迈克尔.法拉第”. 笔者不反对这危险的存在, 但也不愿进入另一个极端, 认为所有在高位上的人都是不属灵, 不爱主的, 因为在英国的奉主名聚会中, 就有不少处于尊贵地位却谦卑事主的基督徒, 例如刚克利顿爵士(Lord Congleton) 、法恩汉爵士(Lord Farnham)、赛西尔爵士(Lord Adalbert Cecil)、卡凡伯爵(The Earl of Cavan) 、卡里克伯爵(The Earl of Carrick) 、丹尼爵士(Sir Edward Denny, Bart.)等. 因此, 在此事上, 我们不该过于武断. 有关刚克利顿爵士的榜样, 请参 2001年7月份, 第20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刚克利顿(Lord Congleton)”.

[19] 上文主要是参考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192-195页; Samuel Fisk (comp.), 40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3), 第11-12页; 以及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在《误解的经文》(Misunderstood Texts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Robert Anderson,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1)第7-9页中的传记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