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卓曼 (Robert Cleaver Chapman, 1803-1902)

(A) 事业有成的律师

在19世纪初, 神在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当中兴起了三位属灵伟人, 作为信-望-爱的使者. “信心的使者”乃是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 他以信心开办孤儿院, 见证了神垂听信心的祷告, 也赐福信心的工作.[1] “盼望的使者”乃是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 借着他, 神将许多有关召会的盼望, 即在基督里的属天福气, 并基督再来的预言, 一一地显明与教导给圣徒.[2] 可是有了信和望, 却没有爱, 那是不完全的. 因此, 神也兴起一位“爱心的使者”, 借着他的教导和生命, 将爱更具体地表现出来. 此人便是罗伯特·卓曼(或译“齐伯门”, Robert C. Chapman).

卓曼于1803年1月4日, 生于丹麦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母均为英国人. 在丹麦时, 受教于一位法籍教士, 过后往英格兰东北部的约克郡(Yorkshire), 接受正统学校教育. 他对文学深感兴趣, 造诣亦深, 成为一位语言学者. 15岁时, 卓曼被送到伦敦修读法律. 经过5年的法律训练期, 他成为一名合格律师. 3年后, 即23岁时, 卓曼已在伦敦的银行中心, 设立了自己的律师楼. 由于才华出众, 年少有为, 他受到许多年长律师的称赞和鼓励, 事业相当成功.

(B) 重生得救的经历

卓曼20岁时, 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律师魏摩尔(John Whitmore). 在魏摩尔的邀请下, 卓曼来到约翰街教堂(John Street Chapel), 听伊文思(James Harington Evans)的讲道. 在卓曼的生命中, 他第一次听到触及内心深处的福音. 突然间, 他发现自己在神面前的不足和不义, 并意识到主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宝贵和价值. 几天以后, 他便悔改归主, 有了重生得救的经历.

chapman 后来, 他回忆说: “主啊, 我没有忘记祢如何在我心中作工! 当祢的手第一次抓住我, 祢的灵叫我知罪的那一刹那, 我的杯中满了自己罪污和犯罪的恶果, … 我对世界深感厌倦, 并且极其憎恨, 因我的心灵常受困扰, 自己却不能也不愿意把世界丢弃. … 祢对我说: ‘这就是那使疲倦者得休息的安息, 叫人重新得力.’ 祢的话何等甘甜! 祢又对我说: ‘小子啊, 你要喜乐! 你的罪已得了赦免!’ 神的羔羊何其宝贵! 那义袍又是何等的荣耀! 它把我一切的罪污, 都在我的审判主的圣洁目光下遮盖起来! … 在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里面, 我的心已找到安息, 我也安稳在祢大爱的怀抱中.”

信主过后, 卓曼便要求受浸. 伊文斯劝他考虑清楚, 但他说道: “不, 遵守祂的命令, 我决不迟延.” 结果, 卓曼便受了浸, 在约翰街与信徒们一起聚会. 这些行动, 使许多朋友离开他, 亲友们也纷纷指责他. 无论如何, 从他获得新生命那一刻开始, 他便立志跟随基督. 神也预备使用他, 成为爱的使者.

(C) 召会真理的寻见

(C.1) 投入全时间的事奉

伊文思非常鼓励卓曼, 且经常带领他参于传福音的工作. 伊文思也让他负责传讲福音. 卓曼的朋友们却觉得他无特殊的传道恩赐, 因他传道时像律师多过像传道人. 无论如何, 此事并不使他沮丧. 他说: “有许多人传讲基督(preach Christ), 但却不多人活出基督(live Christ). 我主要的目的, 乃是活出基督.”

卓曼对神的事工越来越投入. 他深知神呼召他, 要他全时间事奉主. 因此在1832年4月, 他终于离开律师行业, 来到英格兰的班斯泰甫(Barnstaple), 在一间属浸信会(Baptist)的以便以谢会堂(Ebenezar Chapel), 作牧养的工作. 在他爱心和忠心的教导与牧养下, 此会堂的信徒在人数和灵性上大大增长.

(C.2) 转为奉主名的聚会

当卓曼搬到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那一年(1832年), 慕勒(George Muller)和他的同工克雷克(Henry Craik)在英格兰的布里斯多(Bristol)住下来. 他们俩于8月13日与其他五人聚在一处, 一起擘饼. 其实早在1825-1830年间, 在爱尔兰的都伯林(Dublin)和其他地方, 已有许多圣徒专心查考圣经, 立志要遵行新约圣经的教导. 为此, 他们离开各自的宗派或公会, 放弃人为的宗教制度, 回到新约召会的样式. 在神奇妙的带领下, 卓曼遇上了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圣徒. 他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 与他们有相同的意念, 所以便互相来往, 很快地建立起新的交通.

由于卓曼只强调圣经, 并不教导浸信会的传统和教条, 有极小部分的人因此不满, 于1834年退出交通. 但此会堂大部分的信徒, 都因卓曼教导圣经真理而支持他. 不久, 这些退出者竟要求卓曼和其跟从者离开以便以谢会堂, 理由是这会堂本应用来宣传浸信会的教义. 卓曼查了此会堂信托契约的内容, 发现他们没有法律上的理由, 需要离开这会堂. 但出于仁爱和谦让之心, 卓曼和此会堂的信徒在1838年放弃他们的权利, 离开此处. 最终于1842年, 在班斯泰甫的另一条街, 他们建立了一间可容纳450人的聚会所, 称为‘比尔街会堂’(Bear Street Chapel), 较后称为‘格罗夫纳街会堂’(Grosvenor Street Chapel).[3]

这是神奇妙的安排, 使这群离开的圣徒改变了身份, 不再被认为是以便以谢会堂的浸信会教徒. 他们自称为“基督徒的聚会”(assembly of Christians), 在敬拜和宣道上, 脱离了宗派或公会的制度, 回到圣经的样式. 这群在班斯泰甫的圣徒, 偶而被外人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4] 但卓曼极力反对任何这类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名称.

(D) 活出基督的生命

(D.1) 对圣经的爱慕和追求

正如基督一样(太4:4), 卓曼非常爱慕和重视圣经. 他强调: “神的书(圣经)是给神的儿女们, 在走旷野道路时的吗哪… 忽略读经的主要原因, 不是缺乏读经的时间, 而是读经的心志, 因为某些偶像取代了基督的地位. 撒但最有办法引诱神的百姓离开圣经. 神的儿女若忽略读经, 便不能讨荣耀之主的喜悦… 若有人正确使用圣经, 他必发现圣经是世上最令人喜悦的书.”

卓曼确信圣经的重要性与丰足性. 这点可从他首次牧养召会的事上看出. 要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以便以谢会堂(Ebenezar Chapel)作牧养的工作, 绝对是项艰难的考验. 那里的信徒分裂不和. 甚至在之前的18个月, 已换了3个不同的牧师. 卓曼知道那里的问题是属灵的争战, 只有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 方能得胜. 只有神的话语能喂养神的百姓, 使他们成长, 并保护他们, 免受异端、仇敌或假师傅之害. 所以当他受邀到以便以谢会堂牧会时, 他只有一个条件, 即要求有全面自由教导一切他在圣经中找到的真理 !信徒们接受他的条件后, 卓曼便在那里开始牧养和教导的事工. 他“直接”从圣经中教导信徒, 这是一件当时不常见的事. 信徒也因此蒙恩成长.

卓曼每天很早起身, 用许多时间阅读与思想神的话语. 在强调读经要有正确目的时, 他说道: “阅读圣经, 为要选择那些合我心意的东西, 是一回事; 但查考圣经, 为要使我在基督里更认识神, 又是另一回事.”此外, 卓曼不轻易接受任何教义立场, 直到他确信它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他常说: “每一种错误都可基于断章取义地解释某些经文; 但没有任何错误可经得起整体圣经的考验.”

在其中一篇他离世前的讲道中, 卓曼劝勉作父母的圣徒, 不要只为子女们的救恩代祷, 也要祈求神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 讨神喜悦. 他说道: “很多人因知道他们得救后, 便感到满足… 告诉他们不要因此满足. 我要他们查考神的话语, 并在神的知识上长进. 告诉他们我要他们密切熟悉主耶稣基督.”

(D.2) 对宣道的劳苦和热诚

卓曼是位热心的传福音者, 像基督一般, 怜爱失丧者的宝贵灵魂(路19:10). 他常四处行走, 向他在街上遇见的人传讲基督, 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谈道. 他也经常探访穷人, 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 当在班斯泰甫的聚会逐渐增长, 有更多成熟的信徒被兴起后, 神便使他对西班牙的宣道事工, 越来越有负担.

当时的西班牙对宣道事工来说, 是个危险的禁区. 这个国家被敌对基督信仰的罗马天主教所控制. 国家法律禁止在罗马天主教的制度以外传道. 福音派的教会受到公开的逼迫, 外国宣道士也被禁止入境传道. 因此, 卓曼的朋友们劝他打消到此处宣道的念头和计划. 但他清楚神已呼召他, 并深信神必为他开路, 赐福此事工.

首先, 他花时间学习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并能流利地用这两种语言沟通(卓曼能用五种语言传道). 等到1838年, 他终于首次有机会到达西班牙. 由于公开传道是不可能的, 卓曼便在街上与所见之人谈道, 分享福音. 回国后, 他常与许多圣徒分享他的经历, 并成功激发一些圣徒献身于西班牙的宣道事工. 在他的祷告和影响下, 1840-1860年间, 一些组织被成立, 把福音带到西班牙; 逐渐地, 圣经公会也开始在那里分派圣经. 较后, 在1863年, 卓曼第三次进入西班牙, 并带领两位弟兄(W. Gould和G. Lawrence)前往. 这两人较后留在那里继续宣道. 卓曼于1871年,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西班牙. 虽然当时的他, 已达68岁的高龄, 但却留在那里长达10个月之久, 刻苦耐劳地四处周游, 把握每一个机会向人分享福音.

在他的旅程中, 他与一些宣道士常利用火车停站的时间, 向人传福音. 到了某站, 铁道检查员基于他们在私人的火车站分发福音单张, 便报警捉他们. 当警察到达时, 卓曼拿出银钱来, 问道: “我是否有权利把它给于站内乞求的穷人呢? 这是食物(指着福音单张), 我是否有权利也把它给于人呢?” 警察无法回答, 只好让他们继续他们的路程.

卓曼劝勉和鼓励许多宣道士, 包括到中国的著名英国宣道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5] 戴德生曾几次到班斯泰甫探访卓曼, 卓曼也常写信鼓励戴德生. 当他们俩于1872年相见时, 卓曼说道: “自从你到了中国后, 我每日都探访你”, 意思是他每日为戴德生祷告. 由此可见, 卓曼对中国宣道事工, 也是何等的关切啊!

(D.3) 对祷告的操练和经历

卓曼效法基督(可1:35; 路6:12), 是位祷告的勇士. 他常借着祷告, 经历神的保守和带领. 有一次在西班牙宣道的旅程, 当他独自走在寂静无人的地方时, 有两人在背后跟踪他. 他听到他们说: “他单独一人, 我们打劫他.” 卓曼立刻祷告, 求神保守; 答案立时临到, 那两人竟在没有进一步干扰他的情况下离开.

卓曼也经常为人代祷. 他说: “若我们没有代祷和感恩的灵, 让我们以认罪的灵开始吧!” 某次, 有位妇人求他开始为她的儿女们祷告. 他回答道: “我不能开始为你的儿女们祷告.”妇人大吃一惊, 卓曼立刻解释道: “我不能开始, 因为我早已开始了!”

又有一次, 有位年轻的妇女, 感到神呼召她去西班牙, 从事儿童的事工. 在未出发之前, 她找卓曼, 要寻求他的忠告. 卓曼与她谈后, 请她隔天再来(也许他需要时间, 为此事寻求神的旨意). 次日, 卓曼赞同她去, 并要与她一同祷告, 求神在她蒙召的事工上, 保守她平安. 当卓曼祷告时, 载她的车子已经到了. 但她耐心等候, 直到他祷告完毕. 卓曼那漫长的祷告使她不能及时赶上火车. 较后, 她才知道那辆火车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她明白这是神赐她平安的保证. 结果, 她对神的带领充满信心, 去了西班牙事奉神.

(D.4) 对合一的关怀和努力

(a) 1845 年的分裂

正如基督一样(约17:11,21-23), 卓曼很重视并祈求圣徒的合一. 由于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回到合神心意的圣经样式, 撒但为此憎恨万分, 力图制造争执来分裂他们. 在1845年, 机会终于来了. 在那一年, 在普里茅斯的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与达秘(John Nelson Darby)在时代的真理、先知的预言和召会的秩序上, 因看法不同而起争执. 由于两人无法调解, 达秘便宣布他决意“离开聚会”, 在普里茅斯设立一个新的聚会. 卓曼所带领的聚会与普里茅斯的聚会本有美好的交通, 并且卓曼深爱牛顿和达秘两人, 不愿看到分裂, 所以于1845年底, 他会见达秘(很可能包括牛顿), 努力调解双方的分歧. 但达秘坚持立场, 导致在普里茅斯的聚会分裂成旗鼓相当的两个聚会.

虽然初次凋解的努力失败, 卓曼并没有放弃努力. 他与一些作带领的弟兄们商讨后, 于1846年1月发信给一切有关的召会, 请他们出席一项祷告和认罪的聚会, 希望能有涉及者察觉在态度上的错误, 因而认罪悔改, 调解这次的分裂问题. 可惜许多人拒绝这信, 甚至评击卓曼发信一事. 结果, 卓曼的努力再次受挫.

(b) 1848 年的分裂

1847年, 牛顿被发现教导一些涉及基督受苦的错谬看法, 达秘认为其严重性已达到异端的程度.由于担心牛顿的错谬会扩散到其他召会, 达秘坚持每一个地方召会, 要与牛顿所带领在普里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 并拒绝与任何来自那里的人有交通. 1848年, 有两位在普里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 前往布里斯多(Bristol), 即慕勒(George Muller)所带领在毕士大会堂(Bethesda Chapel)的聚会, 并要求接纳擘饼. 达秘要求毕士大的弟兄们, 因牛顿的错误教义而与一切来自牛顿那里的信徒断绝来往. 但慕勒和毕士大的长老们经过查问后, 发现那两人与牛顿的错误教义无关, 且确信每个召会都有权决定谁应否被接纳擘饼, 所以便接纳他们.

此举却被误解为认同牛顿的错误教义. 达秘为此与毕士大的召会断绝交通, 并呼吁其他召会如此行. 结果, 有者支持达秘(较后被称为“封闭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 有者支持慕勒(较后被称为“开放弟兄会”, Open Brethren). 这导致更大、更令人痛心的分裂.

1848年5月, 12位来自各地奉主名聚会的著名领袖, 集聚在巴斯(Bath), 商讨分裂的问题. 卓曼开门见山地对达秘说: “你应该在分裂之前等候更久一些.”达秘回答说: “我已经等候了6个月之久.” 卓曼严肃地说: “倘若这事发生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的聚会, 我们会等候6年.”

巴斯的会议无法挽回局势. 卓曼为整件事的发展痛心流泪. 达秘的跟随者和同情者, 对以上卓曼给达秘的评语感到不满, 认为他的看法肤浅. 达秘却接受卓曼出于爱心的批评, 并为他辩护道: “你们不要攻击那人, 他活出我所教导的.” 在另一个场合里, 达秘说: “我们讲的是属天的信息, 卓曼却活在属天的实际里.”

分裂后, 卓曼仍然敬爱达秘. 他反对人用轻视贬低的言语, 对待达秘的跟随者, 虽然他们当中有人以较不仁雅的字眼, 称呼卓曼和他的跟随者. 卓曼不愿使用“封闭弟兄会”这些难听的字眼, 而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弟兄”, 并说:“这些弟兄是为了良心的缘故, 拒绝与我相交, 同时也拒绝我与他们相交.”

虽然卓曼寻求和解的努力并不成功, 但他对合一的关怀和努力, 在背后所献的祷告和所流的眼泪, 对攻击他的人所表现出的宽恕和体谅等, 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数年以后, 当人称为“开放弟兄会”的领袖们在理奥敏斯德(Leominster)聚会时, 达秘的死讯传来, 卓曼立刻要求所有人站起来, 高唱达秘创作的诗歌“天上圣徒的安息”(Rest of Saints Above). 这点足见卓曼的爱心, 是何等的真诚恳切.

(E) 美好见证的一生

卓曼一生不娶, 专心爱主, 为主爱人. 他活出基督那荣美的生命, 是众所周知的, 连有“布道家之王子”(Prince of Preachers)之称的司布真(C.H.Spurgeon), 也称卓曼为“我所认识的人中, 最圣洁的人”. 甚至那些反对他的信仰和教义之人, 也都尊重他; 例如有位罗马天主教徒, 当强调所有不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必灭亡时, 他停顿一下, 补充说那些人当中若有人上天堂, 那人就是卓曼, 并承认他是班斯泰甫最老最圣洁的人.

在卓曼99岁的生日(1902年1月), 当地的报章刊登一则有关此事的长篇文章, 结束时这样写道: “班斯泰甫之所以闻名, 因为她与这位学者、圣徒、作者、传道人(指卓曼)的特殊生命及事工有关.” 卓曼在英格兰非常出名, 甚至一封来自海外的信, 地址上只写着“卓曼, 爱的大学, 英格兰”, 都能正确地送到他家.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甚至到了98岁的高龄, 卓曼仍能继续在讲台上讲道; 例如他于1901年6月, 在班斯泰甫的年度聚会上, 站着讲道长达1小时之久, 精力充沛. 在1902年6月2日, 他身体逐渐软弱, 身体左边犯上瘫痪. 在 6月12日, 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在当天傍晚8时50分, 这位基督的“爱心使者”, 在将近100岁的高龄, 终于离开人间, 进入永恒的安息, 等候那荣耀的复活之日, 就是他的身体将要复活, 改变更新, 与他一生所爱之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身体相似.[6]

[1] 从1836年至1898年, 慕勒总共供养了10,024名孤儿.

[2] 达秘对召会和其属天盼望的观念, 与当代许多基督教世界领袖和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 他强调: “召会是个谦卑属天的身体, 在地上并无任何地位, 如同当初的情形一般, 受苦犹如她的元首受苦… 她是在地上一个不属地的天上事之见证人.”

[3] “Chapel”一词本是指罗马天主教堂内的私人祈祷处, 过后才指英国国教以外的教堂. “Chapel”一词也可指医院、学校等的附属教堂. 有者基于神的召会应该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主义而提议避免使用“Gospel Chapel”作为聚会处的名称, 无论如何, 这不该成为争论点, 因我们不该强调聚会处的名称, 过于聚会处的圣徒属灵状况和召会立场.

[4] 上述奉主名的聚会被许多人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或译“普利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 因为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 有许多满有恩赐与才华出众的弟兄, 且常在各处传道, 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强调不属任何宗派, 也无圣品人与平信徒的阶级之分, 只以弟兄相称, 所以外人便冠以他们另一个宗派的称号, 称之为“弟兄会”(Brethren), 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较后, 由于普里茅斯的聚会影响力日愈强大, 且与其他各地奉主名的聚会有密切来往和交通, 所以外人便普遍称他们为“普里茅斯弟兄会”. 但这称号带有教派主义的色彩, 受到当时许多属灵的弟兄们极力反对. 今日的我们也该效法我们的属灵前辈们, 避免自称“弟兄会”; 我们不是“弟兄会”的会友或教徒, 而是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注: 我们最初的属灵前辈们就是因为看清太18:20的真理 — 奉主名聚会 — 而离开各自的宗派, 放弃人为的宗派制度, 归回圣经所教导的新约地方召会的原则与样式, 聚集归入主的名).

[5] 戴德生在“华人福音宣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支持和差派下, 于1853年到中国宣道. 但较后受奉主名聚会的信徒所影响, 脱离“华人福音宣道会”的支配, 成为独立的宣道士, 直到1860年生病归回英国. 慕勒(George Muller)开办孤儿院的信心榜样, 也使他决心单靠信心的祷告, 来获得所需的供应.

[6] 上文参考博饶本著, 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Robert L.Peterson & Alexander Strauch, Agape Leadership (Littleton: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1);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