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圣经翻译者与殉道士 — 威廉 • 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A) 导论

在上一期的《家信》月刊里, 我们讲述了“宗教改革的晨星” — 约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 1328-1384) — 的生平事迹和他对圣经翻译的贡献. 然而, 威克理夫的英文译本是用手抄写的, 不仅抄写过程非常艰苦费时, 出版数量也极其有限. 另一方面, 威克理夫离世两百年后, 英国语文本身出现了许多变迁, 使威克理夫的英文译本读起来不容易明白.[1] 感谢神在威克理夫离世一百多年后兴起另外一位忠仆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他直接把全部希腊文新约圣经译成当代英文,[2] 再把部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 同时采用当时最新发明的印刷术来印刷圣经, 使圣经能更快速与大量地出版, 让圣经真理的亮光能照射得更明更广.

(B) 语言天才的童年

丁道尔于1494年, 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或译“格鲁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西部的史林桥(Slymbridge)的地方. 丁道尔的父亲务农, 拥有一小片农地, 生活安定, 比周围的贫农稍微富裕舒适. 丁道尔的住家离英国港口布里斯托(Bristol)约15英里. 由于布里斯托是个国际性的通商城市, 居住着各色各样的人, 所以人们也就以不同的方言来沟通. 丁道尔生活在众多方言的环境中, 加上神赐他的语言天赋, 使他从小就开始掌握八种语言, 包括英语、拉丁语、威尔士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此外又加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3] 神在语言的恩赐上装备他, 好在他长大后重用他, 从事翻译圣经的神圣事工.[4]

丁道尔于1508年到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进修. 在他进读牛津大学之前约150年前, 威克理夫曾在此执教. 威克理夫一直坚持归回圣经, 并赞成英国人用本国语文阅读圣经, 所以他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 还差派他的跟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前往英国各地传讲神的话语. 丁道尔自小就受到罗拉德派思想的影响.

(C) 伊拉斯姆的影响

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10年, 即1498年, 荷兰的希腊文专家伊拉斯姆(另译“伊拉斯莫斯”, Desiderius Erasmus, 1465-1536)来到牛津大学任教, 在接下去的几年穿梭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 1511年, 他正式担任剑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伊拉斯姆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 着手编辑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 并于1516年在瑞士的巴塞尔(Basle)成功出版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5]

丁道尔报读牛津大学时, 伊拉斯姆转到剑桥大学担任教职. 然而, 伊拉斯姆在牛津大学的影响力却未消退, 特别是他在自己所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里所下的注解, 引起了丁道尔的关注与重视.

根据陈福中所著的《丁道尔小传》, 伊拉斯姆在其希腊文新约注解里, 指出了新约时代的教会与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之重大差别. “从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 可以窥察到众多修道士的虚伪性. 这些修道士, 外表看起来道貌岸然. 他们自称过独身生活, 暗地里却金屋藏娇, 有的甚至养育着私生子.”

study 伊拉斯姆评击天主教普遍地存在着贪婪和腐败的现象. 当他注解太11:30时, 他说到主耶稣呼召人亲近祂, 因为祂的轭是容易的, 祂的担子是轻省的. 伊拉斯姆的脚注如此写道: “真真实实的基督的轭是甜美的, 祂的担子是轻易的. 只是许多烦琐的基督教团体加上了许多人为的规章条例; 至于罗马教宗(教皇)简直把教会误解为赤裸裸的权力机构.

“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弟兄们彼此相爱, 因在人间没有什么难处是爱所不能够化解的. 主耶稣对人类所做的, 是挽回的工作, 借着祂的救赎,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血的功效,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但是罗马教(罗马天主教)以传统的教会自居, 在纯正的信仰之外, 附加了许多莫须有的框框条条, 包括许多迷信的东西. 教宗(教皇)的揽权和滥权,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多么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摆脱罗马教的专制统治, 而让主耶稣的生命法则指引我们.”

那些年间, 丁道尔在牛津大学就读时, 全神贯注地阅读伊拉斯姆的论述. 他用了好几年时间细读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新约圣经, 以及伊拉斯姆在圣经里的注解. 他特别留意到伊拉斯姆所指出那些发生在罗马天主教里的一切不正常现象, 与他在家乡格洛斯特(或译“格鲁斯特”, Gloucester)和牛津大学里所目睹的, 完全吻合. 就在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后的翌年 — 1517年, 神使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德国掀起宗教改革运动.

1517年10月31日, 马丁路德在德国威腾堡(Wittenberg)的教堂门上, 钉上了95条反对赎罪券的声明. 这项轰动的新闻, 不久就像野火般传遍了整个欧洲 — 包括英国. 丁道尔在比较了伊拉斯姆的圣经注解和马丁路德的声明之后, 惊讶地发现他们两人所持的看法不约而同, 即天主教已经离经背道, 偏离了圣经的纯正信仰. 马丁路德指出, 赎罪券不能救人脱离罪的刑罚, 人无法靠着金钱得救; 人的得救只能靠着神的救恩, 即借着信心, 接受主耶稣以得永生; 正如哈巴谷书所说的, “义人必因信得生”(哈2:4).

陈福中指出, 伊拉斯姆和马丁路德都呼召信徒要回到圣经去. 他们的信息, 播种在丁道尔的心里. 丁道尔既视圣经为神的话语, 圣经也就自然地催促他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凭着圣经的应许, 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他在牛津大学重生得救之后, 立刻向校内的同学们传讲福音. 他在公开的场合这样传福音: “人唯有因着相信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作救主, 才能蒙恩得救.” 这样一来, 牛津大学的一些天主教人士也就无法容忍他. 但他本身是一个典范的基督徒, 在生活和行为上充分地彰显出基督的生命, 叫反对者难以抓到控告他的把柄.

1519年, 丁道尔离开了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的牛津大学(此时他已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 转到剑桥大学继续深造. 他进读剑桥大学时, 伊拉斯姆已离开了剑桥, 但这位希腊文教授在该大学的影响力, 仍然可以察觉到. 那些年间, 剑桥大学是英国改革运动的摇篮地, 在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的影响下, 涌现了很多福音派的领袖, 包括科弗达尔(Miles Coverdale, 1488-1569)、毕尔尼(Thomas Bilney, 1495-1531)、克蓝麦(Thomas Cranmer, 1489-1556)等等.

剑桥大学的许多学者以希腊文为热门课程, 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希腊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常阅读这本伊拉斯姆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一直到深夜. 他有时也在校园内聆听众多青年学生, 热切地讨论圣经和有关罗马天主教的问题. 神在丁道尔心中动工, 使他发现这样的空谈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 大学崇尚高谈阔论, 但缺少实际行动. 在神的感召下, 丁道尔心中立下志愿, 要把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翻译成英文.

丁道尔既然决定从事新约圣经的英文翻译工作, 就毅然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 他曾这样论述他对当时英国两间最高学府 —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 的印象: “在大学里, 没有人可以借着查考圣经而合格毕业、获颁学位; 学生们通常要虚耗八至九年的时光, 在这期间被一切虚假和背道的学说予以洗脑, 使他原本的纯正信仰荡然无存, 结果把圣经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大学当局才允许这些学生走出校门.”[6] 丁道尔这番话, 该叫一切崇拜高等学府、追求神学学位的基督徒深入省思, 谨慎脚步.[7]

(D) 在英国无法容身

1521年, 27岁的丁道尔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 来到格洛斯特的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 担任庄园主人沃尔什爵士(或译“窝尔士爵士”, Sir John Walsh)两个男孩的家庭教师. 到了主日, 丁道尔也在讲台上对着沃尔什爵士一家人和庄园里的农夫们讲道. 陈福中写道: “他在讲台上强调说, 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 是借着信心, 救赎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 丁道尔的话对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是一项冲击. 假若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天主教的教士们如何兜售圣人的遗物和赎罪券? 丁道尔的讲章一旦公诸于众, 将会直接影响到罗马教(罗马天主教)的收入.”

好客的沃尔什爵士常在家中盛宴款待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甫、博士、修道院院长和学校校长. 身为家庭教师的丁道尔也同桌用餐. 进餐时, 谈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伊拉斯姆的论述时, 宾客们之间常各持己见而有所争辩. 每当发现天主教的追随者看法错误时, 熟悉圣经的丁道尔总是打开圣经, 找出有关的经文, 以简洁有力的解释来驳倒他们的错误. 这些人往往被驳得无法招架, 心生嫉妒, 也开始在暗中反对他.

丁道尔在庄园居住期间, 抓紧时间把伊拉斯姆的著作《基督徒战士的手册》(Manual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翻译成英文. 这本小册子是伊拉斯姆于1502年所著, 以拉丁文写成. 文中主要叙述基督徒如同战士,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装备自己, 如何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如何在属灵争战中奋战(参弗6:10-20). 丁道尔译好此书后, 就送给沃尔什爵士夫妇过目. 他们读完后, 对丁道尔的渊博学识、语言造诣和敬虔生活深感敬佩. 他们越来越重视丁道尔, 也逐渐不常宴请那些主教们. 这令天主教的教士们更嫉妒和憎恨丁道尔, 想找机会除掉他.

不久, 丁道尔与一位自视甚高, 自以为学识饱满的天主教博士辩论真理的问题. 这个狂妄的博士在理由词穷之余, 恼羞成怒, 竟然说出亵渎的话: “我们情愿不要听神的吩咐, 也要听教皇的训令.” 丁道尔听了这样亵渎的话, 愤慨不已, 坚决地站在神这一边. 他为此宣告说: “为了真理, 我不惜违抗教皇的训令, 假若神给我生命, 我要使一个犁田的农村青年, 比你更懂得圣经!”

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嫉恨越来越深, 从未停止过对丁道尔的评击和谩骂, 污蔑他是异端者.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 天主教在各地迫害任何想进行宗教改革之人. 1519年4月4日, 在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100英里的市镇科芬特里(Coventry), 有一女六男的基督徒因着教导儿女以英文念主祷文和十诫, 结果被天主教冠上“异端者”的罪名, 被判死刑. 丁道尔洞悉教士们在暗中收集他的“罪证”和罗织罪名, 他晓得自己无法在那里长期居住下去, 就向沃尔什爵士告别, 前往伦敦.

丁道尔在伦敦居住的一年期间, 他看到红衣大主教沃尔西(或译“窝尔西”, Cardinal Thomas Wolsey, 约1473-1530)全不关心信徒的灵命, 只热心于从事政治活动. 1523年4月, 沃尔西大主教要求国会拨款以发动新战争, 强令百姓筹集8千英镑为军费. 这令人民更加厌恶他.

此时, 在欧洲大陆兴起的宗教改革浪潮下, 圣经已被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捷克文、荷兰文等. 此事加强丁道尔的心志, 欲把圣经尽快译成英文. 丁道尔认为英国信徒在灵命上最迫切需要的, 是他们能以自己的语文直接阅读神的话语 — 圣经. 丁道尔除了阅读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外, 又阅读马丁路德所译的德文新约圣经. 借着参考这两种语文的新约译本, 丁道尔开始着手准备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与此同时阅读不少从德国流传到英国的马丁路德著作. 马丁路德以坚决的态度要求信徒们脱离天主教, 指出天主教这个腐败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迫害纯正的基督徒. 可惜的是, 伊拉斯姆此时却从早年的强硬立场退却, 对天主教采取妥协的态度, 不敢公然得罪罗马教皇和其他红衣大主教. 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注解固然在早期开了丁道尔属灵的窍, 是丁道尔的启蒙老师, 但可惜的是,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 伊拉斯姆却动摇和妥协了. 丁道尔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追随马丁路德的心志, 以翻译圣经来支持改革运动.

1524年, 丁道尔很清楚晓得英国官方绝对不允许他将新约圣经译成英文. 英国官方实施的乃是愚民政策, 唯恐普罗大众因阅读圣经而突然醒觉, 发现罗马天主教原来已堕落腐败, 结果兴起改革浪潮, 国家生乱. 丁道尔既然意识到他无法在英国伸展他翻译圣经的抱负, 就决定前往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 德国. 他在伦敦好友蒙默思(另译“摩默斯”, Humphrey Monmouth)和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们的协助下, 终于离开了伤心之地英国, 前往德国.[8]

(E) 英文圣经的翻译

1524年5月27日, 丁道尔以新的名字 — 道尔丁(Guillelmus Daltin) — 在德国的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校园里, 潜心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挑选在威腾堡大学从事此事工, 因为他在那里除了可以向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他在威腾堡大学任神学教授)领教, 也可向墨兰顿(另译“墨尔顿”, 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学习希腊文. 墨兰顿在22岁时, 已经在德国出版希腊文的文法书. 在希腊文方面, 马丁路德算是墨兰顿的学生. 此外, 威腾堡大学还有藏书甚丰的大学图书馆, 这也有助于丁道尔的翻译工作.

丁道尔着手翻译新约圣经时, 确实遭遇许多困难. 他当时手头上没有任何一本可供参考的英文圣经 — 包括威克理夫的英文圣经. 他翻译时所参考的, 主要是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即《武加大译本》, 或称《拉丁文通俗本圣经》)和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译本.

经过数周的努力, 丁道尔的辛勤翻译工作终于取得一些果效. 陈福中指出, 丁道尔不单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 他还在新约的每一卷上加上注释. 在一些段落, 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某些注释与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之注释有雷同之处; 至于其他许多注释, 丁道尔却有他独自的亮光和解释.

论到丁道尔所翻译的圣经, 陈福中写道: “正如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把德国语文现代化和标准化; 丁道尔继约翰·威克理夫之后, 透过圣经译成的英文, 把英国语文定型下来, 使英国语文成为被广泛通用的优美语文. 更恰当地说, 丁道尔掌握了高超的、卓越的英文造诣. 他把英文作为表达的工具, 以充满旋律, 并富有隽雅音韵的音乐语言, 透过神的话语 — 圣经, 赏赐给众多的英国人; 与此同时, 他奠定了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丁道尔在翻译时力求准确. 同样重要的, 他了解到, 他的对象是英国的草根阶层和普罗大众, 他必须用浅易的、朴素的语言, 而又要不失语言的优美, 好让神的话语, 普及到更广泛的范围.”

在这项既艰巨又繁重的翻译工作上, 丁道尔没有一个助手是不行的. 文字校对和勘误的工作, 加上版面的编排, 以及原文是否被正确翻译过来, 是难以独力承担的. 丁道尔的助手起码要掌握三种语文 — 希腊文、拉丁文、英文. 丁道尔经过几次物色, 终于找到一个适当人选 — 威廉· 罗莱(William Roye). 虽然此人颇有学问, 但脾气暴戾, 挥霍无度. 丁道尔对他无计可施, 只好忍耐学习功课, 背负主所给丁道尔的十字架. 丁道尔尽量重看和使用威廉· 罗莱的长处, 容忍他的缺点.[9]

(F) 英文圣经的印刷

1525年8月, 丁道尔收到来自英国弟兄们的一笔可观的奉献款项, 就决定离开威腾堡, 与威廉· 罗莱携带着译稿, 前往德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科隆(Cologne). 这个位于德国中西部的城市一直是德国印刷工业的中心. 丁道尔找到了一个印刷厂东主奎特尔(Peter Quentel). 他答应为丁道尔印刷英文新约圣经. 当年, 印刷一本书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除了要把破布磨成浆, 再把纸浆制成纸张, 以取代价格高昂的羊皮纸之外, 丁道尔和威廉· 罗莱还得每天前往印刷厂视察工序和校对蓝纸. 此外, 撒但也进行破坏. 当英文新约圣经刚开始印刷数页时, 印刷工作突然被逼停止.

原来有位名叫杜尔涅(John Dobneck)的人从中阻挠. 此人原是天主教圣玛利亚教堂的副主教. 他常找奎特尔印刷单张和小册子攻击马丁路德. 某日, 他到奎特尔的印刷工厂校对文稿时, 无意间发现正在印刷中的丁道尔英文圣经. 他通知科隆市的议员, 结果消息传到英国皇帝, 说有人印刷从马丁路德翻译过来的英文新约圣经, 若不拦阻, 英国就会沦为马丁路德的势力范围. 英国政府和天主教甚为恐慌. 在杜尔涅和科隆市议员的催促下, 科隆市发出紧急通缉令, 要逮捕丁道尔和罗莱, 并要扣押两人所译成的英文新约圣经文稿.

丁道尔和罗莱急忙带着译稿, 漏夜乘船到改革派的大本营沃尔姆斯(Worms). 这个位于德国西部的城市普遍上支持马丁路德, 所以1525年9月, 当丁道尔抵达沃尔姆斯时, 他受到当地市民的接纳. 丁道尔在那里找到愿意为他印刷圣经的印刷商史可弗(Peter Schoeffer). 在神的恩典和保守下, 印刷工作得以展开. 1526年初, 英文新约圣经终于面世.

初版的英文新约圣经有大小两种尺寸. 丁道尔心想, 万一尺寸大的圣经被英国海关或天主教当局查到和没收了, 较易收藏的小本圣经还可瞒过英国海关的眼目, 得以被带进英国境内派发. 丁道尔把要海运的圣经装在大桶里, 上面覆盖着布料, 以及一些日用品; 他有时则把圣经装在包裹里或面粉袋里. 总之, 丁道尔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务必冲破英国海关的封锁, 好让神的道 — 英文新约圣经 — 在黑暗所笼罩的英伦三岛上, 吐露光芒![10]

(G) 敌人反对和迫害

1526年2月, 在沃尔姆斯印制的英文新约圣经, 终于在伦敦的市面上出现. 不久, 天主教的伦敦主教滕士陶(另译 “唐士塔尔主教”, Bishop Cuthbert Tunstall, 1474-1559)获得一本英文新约圣经, 立刻向红衣大主教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告发. 沃尔西大主教立即通告英国各地, 没收一切流传到英国的英文新约圣经, 一律予以烧毁. 此事传到丁道尔的耳中时, 丁道尔说: “他们烧毁圣经, 是在我意料之中. 他们所能作的, 是有朝一日, 连我也予以烧毁, 假若我来日殉道是出乎神的美意, 我也从心里顺服. 不过, 只要我存活一天, 我将继续我的圣经翻译工作.”[11]

尽管天主教用尽种种办法阻止, 运入英国的圣经却与日俱增, 很快攀高到6千本. 内中有3千本是在比利时印刷的. 沃尔西大主教于是在1526年11月21勒令英国驻比利时大使查封所有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的工厂和出售此圣经的商店. 他没收了许多英文圣经, 并就地烧毁. 但在神的带领和保守下, 英文新约圣经还是被大量地印刷, 源源不绝地被运入英国. 英王亨利八世从沃尔西大主教口中获知英文新约圣经的销售数目不断上升, 就在1527年2月, 下令严惩任何人贩卖和阅读此英文新约圣经.[12] 但这一切不足以阻止丁道尔所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大量流传.

ship 为什么丁道尔所印刷的英文圣经在面对天主教和英王的严禁, 甚至大量烧毁下, 仍然得以大量流传呢? 以下是几个主要原因, 我们可在其中见证到全智的神如何使用敌人的诡计来挫败敌人自己, 以成就祂的旨意, 叫英文圣经得以流传的更广更远.
首先是神使用那反对翻译和印刷英文圣经的红衣大主教沃尔西的命令. 1525年的英国旱灾导致1526年收成欠佳. 这个位高权重的红衣大主教为了保存谷物, 下令农民不得从一个郡搬运谷物到另一个郡. 这导致没有出产农作物的伦敦市民因缺粮而感到恐慌. 为了安抚伦敦市民, 伦敦当局迅速由北欧运入大量的谷物, 来应付市民的粮食需要. 因此, 大量的丁道尔英文新约圣经就这样因利乘便, 偷偷地运到伦敦, 再由伦敦分发到英国各地.[13]

其次是神奇妙地使用那位要烧毁圣经的伦敦主教, 来供应印刷英文圣经的资金. 米勒(H. S. Miller)写道: “1529年, 英国和欧陆发生了一件既有趣又兴奋的事, 是关于圣经的. 当时, 丁道尔被逐出英国而逃到德国, 但他仍继续出版新约圣经, 并且将它们暗中运回英格兰. 有一天, 伦敦主教(即滕士陶主教, Bishop Tunstall)对一位英国商人提起他很想收购所有新约圣经; 这商人名叫巴金登(Augustine Packington), 是丁道尔的密友. 巴金登对他说: ‘如果你喜欢买的话, 我可替你收购全部, 只要你乐意付出那笔款项就可以,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出售. 我可以保证你可以买到所出版的每一本新约圣经.’ 这名主教说: ‘和善的巴金登, 尽你的努力去买吧, 我满心愿意付出全部的价钱, 因为这些书是错谬的… 我定意要毁灭它们, 将它们烧在圣保罗十字架(St. Paul’s Cross)那里.’[14]

“于是巴金登跑到丁道尔那里, 对他说: ‘丁道尔兄, 我知道你的经济情况很差, 但你有许多新约圣经和书籍. 这些都累你一贫如洗, 又使你的朋友受到危险; 现在我为你招来一单买卖, 有商人想以现钱买你所存留的一切新约圣经, 只要你认为那对你有好处, 愿意交易就行了.’ 丁道尔问: ‘是谁想买?’ 巴金登说: ‘是伦敦的主教.’ ‘哦, 我知道他买回去是要把它们烧掉!’ 巴金登说: ‘是的, 开心点吧, 那对你有什么损害呢? 尽管这个主教想烧毁它们, 但这对你还是大有好处, 你可以得回金钱, 再多印其他新的啊!’

“丁道尔说: ‘既然卖书会有两种好处, 我就把它们卖掉; 第一, 我可拿回钱来清偿我的债务, 而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神的道(圣经)被烧毁而掀起一片反抗之声; 第二, 源源而来的金钱, 会使我更加殷勤地改正已经出版的新约, 好再一次重新翻印. 我相信第二版会比第一版更好.’ 于是这笔交易成功, 主教得到所要的书, 巴金登获得他的感谢, 而丁道尔得到售书的金钱.[15]

“后来有一个人名叫君士坦丁(Gevrge Constantine, 此人是丁道尔的同工)因被诬告散布异端邪说而受审, 法官答应他(注: 这位天主教的法官是莫尔[Thomas More], 此人痛恨丁道尔), 只要他说出丁道尔怎样得到许多的帮助(财政援助), 来印行那样多的圣经, 就会从宽处理他, 对他不加深究. 君士坦丁说: ‘法官大人, 我说出真相, 那是伦敦主教对丁道尔的帮助, 因为他花了许多钱买下新约圣经, 希望把它们全部烧毁, 他以前这样做, 现在还在收购, 这便成了我们印刷圣经的主要经费来源’ ”(Biblical Introduction, 第334页).[16] 此话真叫莫尔懊恼不已, 伦敦主教滕士陶知道后更是欲哭无泪啊!

(H) 旧约圣经的翻译

从1527年至1530年, 英国的特务在欧洲大陆四处搜捕丁道尔, 丁道尔不得不屡次转移阵地. 但他无论在何处, 都尽量抓紧时机从事翻译工作和其他属灵文字事工. 在这方面, 他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是难以想象的. 某次, 他决定迁移到汉堡(Hamburg, 德国北部港市). 在行程中, 他搭的船在荷兰海岸撞毁, 不仅失去不少金钱, 更失去许多珍贵稿件. 到了汉堡, 他又面对生命的危险. 一种出汗不止的疾病(sweating sickness)于1529年入侵汉堡一带,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就有1千多人倒毙, 整个汉堡人心惶惶. 不过在危难中, 丁道尔信靠全能的神, 毫不惊慌失措, 仍然继续他的文字工作.

丁道尔之前已译好英文新约圣经, 第二步是着手翻译摩西五经; 他在五经的每一书卷之前, 加上有益的和有见识的序言. 摩西五经被译成的英文是“平实、朴素、流畅, 深受读者喜爱”. 1530年, 摩西五经运抵英国之后, 让众多英国信徒打开了灵眼, 使他们看到新的亮光. 丁道尔译完摩西五经后, 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将旧约圣经尽快译成英文. 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 约拿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 逐一被译成英文.[17]

(I) 笔锋尖锐的学者

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欧洲各地天主教的神学家与改革派的领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笔战. 为真理而战的改革派作家中, 丁道尔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代表人物, 是个笔锋尖锐的学者. 在英国, 代表天主教应战的是法官多马·莫尔(另译“摩尔”,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此人由于有英王亨利八世的天主教撑腰, 可以在公开的刊物随心所欲地发表文章. 他前后共写了9本书, 采用谩骂和毁谤的文笔, 强词夺理地维护天主教的权威. 反观丁道尔的文章, 拨开了英国宗教界的黑暗, 带来了亮光, 为英国改革派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陈福中在《丁道尔小传》中指出, 在1528年至1531年之间, 丁道尔发表了四篇文章, 以独排众议的笔触, 指出了罗马教的制度和专制, 是整个结构性腐败的根源. 第一篇文章名为《邪恶玛门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Wicked Mammon), 发表于1528年5月. 文章中引述的经文是路16:1-9, 谈到“不义的管家”. 陈福中在《丁道尔小传》中写道: “丁道尔在所有笔战中强调, 人称义固然是单单因着信, 但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他强调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 丁道尔又说, 信徒能够渴慕神、喜爱神, 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果效, 为要成全神在基督里所给祂儿女的应许. 丁道尔指出, 教皇和罗马教廷完全违背了神的教导. 当今的罗马教, 实为法利赛人和敌基督.”[18]

第二篇文章是《基督人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 Man), 发表于1528年10月. 这是丁道尔最长和最经典的笔战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 丁道尔重点指出将圣经译成英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因为圣经实是纯正的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他反驳一些谬论, 即有人颠倒是非地指控改革派, 诬告改革派借着攻击教皇, 真正的目的是要违抗政府. 丁道尔在文章中, 揭穿天主教的真面目, 说天主教的运作是国际性的, 天主教的真正图谋, 是颠覆现有的各国政府, 以夺取财富和政治权力.

丁道尔对天主教的责备, 重现于他的第三篇文章《主教们的诡计》(The Practice of Prelates). 该篇文章发表于1530年. 在此, 丁道尔所用的口吻更加严厉与率直. 他从天主教的历史和英国历代的事例, 搜查到天主教卷入许多政治阴谋的证据. 丁道尔在此文章中指出, 许多人把天主教的各项活动简单化, 以致麻痹大意, 不知警惕. 丁道尔认为, 天主教对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皇后凯瑟琳(或译“卡赛琳”, Catherine Howard)离婚一事, 反应迟缓, 迟迟不予表态, 其实是罗马教廷的一项阴谋诡计, 其真正存心, 是要打击英国皇室的尊严, 让英王当众出丑. 丁道尔在《主教们的诡计》一文中的结束语是: “我对英国的国民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产生邪恶的君王, 是国民犯罪得罪神引致的, 这是圣经中神所指证的.”

read 英国天主教的发言人莫尔(Thomas More)曾在1529年发表《解答有关异端问题》(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 来驳斥丁道尔一系列的文章, 因为《主教们的诡计》是以相当多的篇幅不指名地对莫尔进行批判. 但丁道尔的第四篇文章《对多马·莫尔爵士的答辩》(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 则是毫不忌讳地指名道姓了. 丁道尔所辩论的, 主要是环绕着教会的纯正问题和圣经的普及化问题. 他指出, 因着福音传开了, 有人重生得救, 这些蒙恩的信徒, 才合一而成为教会. 他重申这些教会中的信徒是借着圣经的话语, 来检验和印证他们的信仰是否纯正, 并确认他们是因信神的话语, 而得着称义.

莫尔对于丁道尔的答辩文章反应迅速. 他毫不示弱, 笔战继续升级. 1532年, 莫尔发表长文《辩驳》(Confutation). 文章篇幅浩繁, 分成三大册; 翌年又添加五大册. 在《辩驳》中, 莫尔捍卫天主教的立场, 反对丁道尔这种突出圣经地位的说法. 莫尔认为, 天主教的权威和教训, 像圣经 — 神的话语 — 一样, 享有同样的地位, 永垂不朽. 他又说天主教 — 所谓基督信仰之唯一合法教会 — 是另类的、不明文的神之道; 圣经则是明文的神之道. 他甚至狂言妄语, 说不明文的神之道 — 天主教 — 所赋有的权威, 是不可质疑和不可挑战的. 他还说, 天主教具有与圣经 — 神的道 — 同等的地位和权柄.

对于天主教的教义与圣经的教训发生冲突时, 应该如何取舍? 莫尔对于这个问题无法提供一个完满的答案, 也未能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 莫尔对于丁道尔所指责的, 说天主教财迷心窍, 竟劝人用三个半便士, 购买赎罪券, 胡说人的灵魂可因着赎罪券得着赦免, 及免去地狱之火的刑罚. 莫尔在此文章中, 对天主教这种感觉荒唐做法, 却回避不答. 莫尔“幼稚到一个程度, 强调一个好的基督徒, 要膜拜那些所谓代表基督的使徒们和一些圣人的神像. 这做法完全违背了出埃及记20:4-5神的吩咐: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麽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事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

莫尔仇视所谓的福音派的弟兄们(evangelical brethren). 他公开否定所有福音派的教导(evangelical doctrine). 莫尔说, 他后悔的是, 他以往过于仁慈, 把太少人处死, 判太少人火刑, 说他在过往7年, 实在应该把更多的福音派予以活活烧死.

丁道尔所写的文章, 除了揭穿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 在积极方面, 他给予教会一个正面的定义. 他用明确的文字这样写道: “教会是基督所选召的, 集合了所有因信基督而悔改的蒙恩罪人. 这些被选召了的人, 相信神因着爱子基督的缘故, 眷爱他们, 怜悯他们, 因着基督的救赎而赦免他们.”

总括而言, 丁道尔是一位杰出的文字工作者. 他不仅翻译圣经, 还根据圣经的教导, 传播了福音的真理, 捍卫了基督信仰的纯正教义, 并揭穿罗马天主教的庐山真面目, 以圣经真理评击其错误的制度和教义.[19]

(J) 为主殉道的勇士

到了1534年, 不少英国有权势的人, 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官莫尔和天主教领袖, 都恨不得把丁道尔追擒到手, 但总是失败. 最后, 英国天主教雇用一个名叫菲利普斯(Henry Phillips)的密探. 此人冒充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 寻找各种机会接近丁道尔, 并成功获得丁道尔的信任. 由于对此人缺乏警惕, 丁道尔最终掉入菲利普斯所设的圈套, 被敌人逮捕, 关进牢中. 丁道尔被关在监狱中长达1年又135天. 他在1535年秋天, 写一篇短文《唯独因信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丁道尔也没有忘记向狱卒传福音. 因着他所传的福音和流露的真诚生命, 狱卒本人、他的儿女和其他家属, 都悔改归向基督. 他也向监狱里的囚犯传福音, 尽力带领他们信主得救.

虽然多番审讯都查不到丁道尔有该死的罪, 但陷害他的人仍然在奥格斯堡(Augsburg, 德国南部城市)的宗教会议上定他死罪. 根据米勒(H. S. Miller)所著的《圣经导论》(Biblical Introduction, 第338-339页), 丁道尔于1536年10 月6日, 星期五, 被判死刑. 他被人拖出来, 只有短暂的时间作祷告. 他迫切地大声呼叫说: “主啊, 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说完以后, 他的脚便被绑在火刑柱上, 颈项被铁链锁紧. 在用刑者发出一个讯号过后, 丁道尔便被活活地勒死. 接着, 他们在丁道尔身旁堆满的柴捆和草堆上燃起火把, 将他的尸体烧成灰烬.[20]

(K) 影响其他英译本

英国天主教领袖普遍上痛恨丁道尔, 想尽法子要将之处死, 陈福中道出主要原因是“丁道尔将圣经翻译成英文, 得罪了罗马教, 结果他为主殉道.”[21] 他的身体虽然死了, 其影响力仍然未死. 在丁道尔离世一年之后(即1537年), 有两本英文译本的圣经在英国广泛流传. 一本是《科弗达尔译本》(或译《高柏飞译本》，Coverdale Version), 由丁道尔的同工科弗达尔(Miles Coverdale, 1488-1569)按照丁道尔的英译圣经修订而成, 于1535年出版; 另一本则是《马太圣经译本》(Matthew’s Bible), 由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修订而成, 其内文一字不改地照录丁道尔翻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和旧约中的摩西五经部分, 并于1537年出版. 上述两本圣经在1537年获得英王亨利八世的特许, 可在英国更自由、更广泛地流传,[22] 这令更多英国人能用自己熟悉的英文阅读圣经, 实现了丁道尔的心愿.

针对此事, 马有藻评述道: “丁道尔死后一年(1537年), 有一个圣经勇士名叫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从欧洲偷运一本圣经到英国, 期望多人有机会能读神的话. 因为后来想阅读的人太多, 他只得将这本圣经锁在一根石柱上(这是教会史上著名的“锁链圣经”, the Chained Bible). 当时的人耐心排队等候, 只为一读神的话为快, 他们是何等渴慕神的话啊! 今天信徒对圣经的心实在是枯干且荒凉, 就是有一本圣经挂在颈项上, 他也不一定会翻开来看的. 今天属主的人应当在属灵沉睡的光景中醒悟过来, 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工夫.”[23]

事实上, 丁道尔的英文圣经译本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连1611年所出版那举世闻名的《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据说采纳了百分之九十的丁道尔圣经译文.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证实道: “现在所用的《英王钦定本》实际上就是丁道尔译本的第五次修订版, 其中保存了原文的许多用字、特质、文体、形式等类.”[24] 陈福中贴切总结道: “《钦定本》流传数百年, 凡说英语的国家, 都有人因着《钦定本》得到帮助. 我们深信, 神会记念丁道尔一生的劳苦, 和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我们深信, 到了主来的日子, 他必得着神的赏赐和冠冕.”[25]

附录: 威克理夫与丁道尔的共同点

威克理夫与丁道尔两人都同样把圣经译成英文. 不同的是, 威克理夫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当日的英国口语的圣经; 而丁道尔则是从希腊文圣经直接翻译为更接近现代化英语的圣经.

open 相比之下, 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 他们两人同样向当代的执政者和掌握实权的宗教人士作出呼吁, 要求他们不要封闭神的话语, 要求他们不要为了私自的利益曲解神的话语. 两人同样认为神乐意以人各自的母语和方言, 向各方各族的信徒说话, 即神乐意各人按着浅白易明的本族文字, 直接阅读神的话语. 在认识神的话语上, 神不需要居间阶级, 神也未曾选定某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 替神说话, 替神解释. 神乐意透过圣经直接向人说话, 表明祂的意念.

两人同样强调, 神乐意向人施恩; 两人同样认为, 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毕竟是少数的. 这些被选召的小群, 必须顺服神的法则, 在真理上站稳立场, 不因追随敌基督的人居多数, 而信心动摇.

最后, 两人都确定罗马教(指罗马天主教)已经堕落, 已经被钱财所腐化. 两人都要求英国君王干预罗马教, 要求英王扮演更重要的宗教角色. “当然, 在这一点上,” 陈福中评述道, “任何纯正的福音派都不会认同. 福音派认为政教应该分离, 应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 而不应该掺杂属世的政治势力.”

威克理夫和丁道尔尽管很爱主, 很忠心, 但他们仍然受到时代的限制, 仍然有各自软弱的一面及不完全之处. 但无可否认, 他们为主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特别在翻译英文圣经上, 他们贡献良多. 但愿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 并与他们一样, 一起效法基督的榜样, 即在必要时, 为真理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26]

[1] 例如威克里夫的译本在马太福音6:9-15的“主祷文”如下: “Our Fadir that art in hevenes, halewid be thi name; Thi kingdom comme to, Be thi wille done in heven so in erthe; Gyve to us this dai oure breed …”

[2] 这点与威克理夫显然不同. 威克理夫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圣经(即《武加大译本》)翻译而成, 但丁道尔则是直接从希腊文圣经(即新约圣经的原文圣经文本)翻译而成, 所以其准确性更高.

[3] 有者指丁道尔精通七种语文, 即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荷兰文; 当他以其中一种语言说话时, 别人总是以为他在讲自己的家乡话.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59页.

[4]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2003年), 第11页.

[5] 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并排着拉丁文, 修正了耶柔米(Jerome)的通俗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 当时许多人认为他修正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是一种冒犯和亵渎; 然而他的拉丁文造诣不逊于他的希腊文. 此外, 他又在所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中加上注解.

[6]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13-14,16-23页.

[7] 现今许多著名神学院的教授和神学博士其实是“现代主义者”(或称“不信派”). 他们不信圣经基要的真理(例如不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是神所默示的绝对权威, 不信主耶稣是童女所生, 不信主耶稣的肉身复活等等). 宋尚杰就是其中一位这类神学院的受害者, 参 2013年1-3月份, 第96期《家信》的“浪子回头: 中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归主记”.

[8]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25, 30-32, 36-39页. 丁道尔深爱英国, 所以离开此地令他加倍伤感.

[9] 同上引, 第45-48页.

[10] 同上引, 第48-53页.

[11] 同上引, 第56页.

[12] 同上引, 第57-58页.

[13] 同上引, 第55-56页.

[14] 圣保罗十字架(St. Paul’s Cross)是个结构像亭子的露天讲台(open-air pulpit, 亭子顶上有个十字架), 位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外面不远之处.

[15] 丁道尔使用滕士陶主教供应的巨款, 重新修订英文新约圣经, 将之再版, 数量超越前一版三倍, 并且将之及时运入英国.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60页.

[16]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812页.

[17]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61-64, 70-71页.

[18] 同上引, 第73-74页.

[19] 同上引, 第7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