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六) : “圣经无谬误”与“圣经原稿无误”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圣经无谬误”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是今日所有信徒与整体教会迫切需要持有的正确圣经观. 论到圣经的默示, 雷历(Charles C. Ryrie)将之解释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 plenary, infallible, inerrant, unlimited inspiration). 我们今日不得不强调这些重要的字眼, 因为有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等等的字眼, 仍然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2]
在上几期的文章中, 我们讨论了“圣经无谬误”的两个重要教义 — “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和“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 它们表明圣经不仅是每个字句无误可靠, 同时也强调它是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3] 本期, 让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教义, 即“圣经原稿无误”(The inerrancy of Bible autographs).
(B)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提摩太后书3:16宣告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此默示确保圣经的无误可靠. 但这里所指的圣经, 不是圣经的抄本或译本, 而是圣经的原稿. 论到“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1978年所签署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The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1978, Article X)第十条给予清楚解释: “我们确认‘默示’, 严格来说, 仅是针对圣经原稿说的, 在神的护理保守下, 从现存许多抄本可相当准确地确定原稿.”[4]
(C) “圣经原稿无误”的质疑
(C.1) “圣经原稿无误”的两大问题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通常会受到两方面的质疑. 第一方面是,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不再存在, 人们怎么能肯定它是“无误”的呢? 有者说道: “我们怎样证明现今已不复存在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 … 为什么历代以来, 纵使没有人曾亲眼见过原稿, 却有那么多人坚信这些原稿是可靠无谬的? 既然世界上没有人拥有这些原稿, 现今的人怎能确定它们是值得信赖的? 常识不是告诉我们, 对于自己不拥有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切勿妄加评论吗? 我们在说这些‘原稿’是无误的之前, 岂不应该先详细审查它的性质和特点吗?”
第二方面的质疑是,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找不到了, 强调它没有错误对今天的信徒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甚至有学者认为, 坚持原稿无误是不敢正视现今的抄本和译本有错误的“鸵鸟政策”. 就如一些学者所言: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 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 不论是译本或抄本, 都是有错误的; 所有用以维护圣经原稿必须无误的理由, 反过来都成为批判我们手上任何圣经版本的根据. 一份不存在的‘无误原稿’, 也许可以维系一套神学系统的逻辑完整, 然而对于每天读着‘有误圣经’的信徒来说, 这立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正因为这缘故, 我们探讨有关启示真理和圣经等神学教义时, 实在不容苟安于‘圣经无误’这避风港里.”[5]
简言之, 第一方面的质疑是关于“圣经原稿无误”教义的根据, 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教义的意义. 我们现在逐一解答.
(一) “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根据
关于第一方面的质疑,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解释道: “对于物质界的事物, 人们必须首先运用理性仔细研究、考察它们后, 才能确定它们真确与否. 但是, 对于属灵的事物、对于有关神的事情, 人们则需仰赖神的启示, 因为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属灵的事(林前2:14-15), 圣经原稿无误, 首先是基于神的启示: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这一句话时, 他的意思是说: 圣经的所有书卷的写作, 包括作者和作品, 都是在圣灵的完全控制(或作引领)下完成的. 所以, 神所默示的圣经, 是指圣经的原稿, 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 也就是说, ‘圣经无误’是指圣经的原稿, 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 事实上, 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确实发现有误抄或误译的地方, 并不是‘无误’的.
“其次, 圣经原稿无误也是有事实根据的. ‘成千上万的抄本中, 只出现少许的差异’,[6] 是圣经原稿无误的证据之一.”[7] 此外, 虽然当今没有人亲眼见过圣经的原稿, 可是, 确实曾经有人见过圣经的原稿. 哈里斯(R. Laird Harris)在《圣经的灵感与正典》中写道: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 说我们没有看过“原稿”, 怎能相信默示呢? 其实不然, 因为有些人是见过“原稿”的, 例如西元(公元/主后) 2百年的特土良(Tertullian)说, 在他当时的教会里, 仍有不少人见过新约书卷的原稿. 今天我们仍有少部分特土良时代的新约, 甚至有一块比他早70年的小片段(新约抄本)呢! 而且, 当时通用的抄本时常与这种原稿校对, 同时, 现存的抄本大都是与原稿极相近的. 圣经的确是神的灵所写作的, 有属天的信息赐给我们, 来喂养我们的灵命.
里程总结道: “应该说, 关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主要是根据神的启示, 并没有完全的证据. 但不必为此苦恼, 因为没有任何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教义有完全证据(指今日人体五官可经历 — 看到、听到、摸到、嗅到等 — 的凭据)的支持. 比如, 并没有完全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 ‘神是个灵’(约4:24). 这个事实使人无法找到完全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 完全的证据要求人们能够看见神, 以致可以检验神的特点和性质. 但是, 大家仍相信神的存在, 虽没有完全的证据, 除了‘信心’的因素外, 还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 有关三一神的真理, 也是如此.”
或许有人会问: “是否神在圣经中的宣称, 就可以成为‘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坚实依据呢?” 答案是肯定的, 正如贝尔彻(另译“贝查”, Richard P. Belcher)所指出的: “基督徒要接受圣经为最有权威的‘充足证据’.” 他在《圣经无误辩》里写道:
教义性的真理不是用“完全的证据”来证明的. 三位一体(更正确译为“三一神”, Trinity)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我们认识三位一体是基于圣经的“充足证据”. 创造论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道成肉身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有关基督的死、复活和神迹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完全证据要求我们审查所有的第一手资料, 这点我们是办不到的. 然而, 如果正如有关三位一体的真理, 我们接受以圣经中的充足证据为基础的教义.
我认为我们既然接受以充足的证据作为衡量教义的根据, 而不是根据完全的证据, 那么, 关乎圣经本身及其性质、特点的教义问题, 我们也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充足证据. 如果有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其他教义不要求找寻完全证据, 却偏要为圣经的性质问题寻求完全证据, 他便是自相矛盾了. 如果我们否认圣经说明自身性质的权威, 就必须怀疑它是否能作为其他教义根据的权威. 因此,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那些原稿, 而在于圣经对其本身怎样说.[8]
(二) “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意义
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意义. 有人会问: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失散, 现在强调它‘无误’还有现实意义吗?” 事实上, “有意义, 而且有重要的意义!” 里程回答道, “只有当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 透过经文鉴别学(另译“文本评鉴学”, textual criticism)的工作, 人们才能从各个抄本中鉴定出最接近原稿的经文, 才能知道这些经文所包含的真理. 如果圣经的原稿是有错误的, 即使经文鉴别学完美无瑕地把原稿的经文重新构建起来, 所得到的经文仍是不准确的, 因为原稿本身就是有错误的. 这样, 人们仍不能确定已经得到了真理. 所以, 如果不坚持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 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文鉴别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9]
简言之,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意义深长, 它不仅支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基要教义, 使建立在圣经上的基督信仰有稳固的真理根基, 同时也肯定了经文鉴别学的价值.
(C.2) “圣经原稿无误”的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两大问题, “圣经原稿无误”这一教义还受到以下的问题所攻击:
(a) 此教义是苟安于“避风港”?
有些反对此教义的人说, 坚持“圣经原稿无误”是苟安于“避风港”, 事实上是“鸵鸟政策”! 里程回答说: “当然不是. 这种说法离题就更远了. ‘圣经原稿无误’是基于圣经的原稿是‘神所默示的’之宣称, 是从初期教会到现在, 在基督教会的一贯立场, 与‘避风港’根本拉不上关系. … 启蒙运动以来, 圣经遭到自由派神学、高等批判学的猛烈攻击、无情宰割, 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 然而, 圣经, 神永活的道, 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虽然坚持圣经有错误的人耗费了无可计量的心血, 至今他们仍拿不出‘圣经有错误’的确凿证据. 他们对圣经的批判也从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变成躲躲闪闪、吞吞吐吐. 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圣经无误’的人, 有什么‘风’可避, 有什么‘苟安’可求呢?
“再者, 批判学者认为圣经有错误, 并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有错误, 而是指圣经的原稿有错误. 可是, 他们同样没有见过圣经的原稿.” 针对此事, 亨利(Carl F. H. Henry)指出: “批评学者们也拿不出一本他们一直假定存在的‘错误原典’(指有错误的圣经原稿). 在这两种情况下, 原典的正误(正确与错误)都是从资料和教义推论而来的.” 换言之, 若说“没有一个现代人看过无误的圣经原稿”, 这是对的; 可是, “没有一个人看过有误的圣经原稿”,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故此, 反对者不能以他们拿不出的“有误的原典”来证实“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 诚如里程所说, 既然有些批判学者凭一己的神学立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见过的“圣经原稿”有错误, 那么, 他们有什么理由对基于圣经自我宣称的“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如此冷嘲热讽、耿耿于怀呢? 既然这些批判学者在没有明确证据之下(因他们也拿不出“有误的圣经原稿”), 不断声称圣经的原稿有错误, 那么, 广大基督徒就有必要一直高举“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这样地坚持“圣经原稿无误”, 哪里是“苟安于避风港”呀, 这分明是在针锋相对地捍卫圣经的神圣权威.[10]
(b) 此教义宣判现今的圣经都有错误?
有者认为,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是宣判我们今日所读的圣经 — 不论是译本或抄本 — 都是有错误的; 换言之, 我们现今无法肯定知道神到底在圣经中说些什么.
上述说法实在是“似是而非”. 首先, 要澄清的一点是: 坚持“圣经的原稿无误”并不能导出“现今的圣经版本有错误”的结论, 两者其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第二, 现今的圣经版本虽然在抄写或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少许失误, 但很容易从不同版本的对比中获得纠正(参本文附录三). 第三, 主张“圣经有错误”的人主要不是指这一类在翻译或抄写中的错误, 而是认为圣经在科学、历史上有错误, 认为圣经在许多神学观点上前后不一致、彼此冲突等等. 然而, 他们提出圣经在这方面的错误, 到现在并没有被证实. 因此, 若说“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有错误的”, 这一说法是既不合逻辑, 又与事实相悖.[11]
(D) 神为何没保存圣经原稿?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 为何祂没有把圣经66卷书的原稿一一地保存下来?” 首先, 我们深信神是满有智慧的, 祂这么做肯定有很好的理由. 有学者推测, 神没有把圣经的原稿保存下来, 让后人观赏, 很可能因为人有崇拜遗物的倾向. 圣经也记载了这样的先例, 在出埃及走旷野的路途中, 以色列人又发怨言, 于是耶和华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伤他们. 因着摩西为他们代祷, 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活”(民21:8-9). 但是, 这条被保留下来的铜蛇, 多年以后却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崇拜, 直到犹大王希西家领导犹大国复兴时, 才将这条被当作偶像的铜蛇除掉: “他废去邱坛, 毁坏柱像, 砍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 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作: 人称铜蛇为铜像)”(王下18:4). 假如圣经的原稿被保留下来, 人们会不会也像对铜蛇那样, 因崇拜这些圣卷而向它们烧香敬拜呢? 可能性非常的高. 有鉴于此, 神没有把圣经原稿保存下来, 实为明智之举, 免得它们日后成为人的绊脚石.
存留原稿的目的, 本是让人能清楚知道神在圣经中到底说些什么, 但智慧的神使用另一个方式来达到这方面的目的; 因为存留原稿会使人崇拜遗物而犯罪跌倒, 神就不用存留原稿这方法, 而是采用传抄原稿的方法, 来让人借着抄本和译本得知祂在圣经中的话语. 因此, 谈到“圣经原稿无误”时, 就不能不谈与之有密切相关的圣经抄本和译本.
(E) 构建出“无误的圣经原稿”
正如上文所强调, 当我们说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 我们是指“圣经原稿”无误, 而非指“圣经抄本”或“圣经译本”无误. 听到这番话, 有些信徒就慌张起来, 说道: “这样说来, 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只是译本, 内中岂不是有错误?” “既然今天圣经原稿已不存在, 我又怎样知道我手中的圣经有哪一些经文是抄错或译错?” “是否约翰福音3:16也被抄错或译错? 若是这样, 是否信主耶稣就能得救?”等等. 换句话说, 关键的问题是: “今日的我是否能够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说的是什么吗?” 感谢神, 答案是肯定的“能够”!
理由很简单, 虽然我们今天手中没有66卷的圣经原稿, 但我们能够借着成千上万的抄本, 透过“文本评鉴学”(经文鉴别学), 去成功重建圣经原稿的“原貌”, 以此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说的是什么. 现在就让我们简述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抄写工作, 并略谈一些圣经的著名译本和这方面的发展.
(E.1) 圣经的抄本
(a) 旧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抄写圣经是一项非常艰巨、费神刻苦的工作(请参本文附录三). 一般而言, 某个文献被抄写越多, 流传越久, 其“失真”的情况就越严重. 然而, 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圣经的抄写和流传中, 因为有神奇妙的保守. 许多的证据显示, 圣经抄本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 希伯来文学者哈里斯(或译“海瑞斯”, Robert Laird Harris, 1911-2008)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耶利米书39:3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班将领的名字: “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六个名称, 两个相同; 《七十士译本》及《马所拉经卷》(另译《马索拉经卷》)都录有此六个名字. 对于抄写圣经的人, 这些人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为了忠于职分, 他们就正确地抄写下来. 但从新近发现的一份抄本中, 这些名字不是六个, 而只是三个; 三个名字有称号, 就是三甲的尼甲沙利薛, 拉撒力的尼波撒西金, 以及拉墨的尼甲沙利薛.[12]考古学家后来发掘到一张有关尼布甲尼撒将领的名单, 其中就提及“三甲的尼甲沙利薛”上尉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 可见, 抄写这些长而无意义的名字也是极其准确无误的. 这为早期希伯来圣经抄写之士的细微、谨慎的工作态度, 作了最有力的见证.[13]
哈里斯还指出, 精于古代文字及文化的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威尔逊(Robert Dick Wilson)曾说: “圣经所记载40多位著名君王的名称, 与考古学所发现的文献极为相近和准确, 180个字母拼成的, 没有一个是有差错的. 这证明希伯来文圣经的作者及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所做的是异常出色的.”[14]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旧约圣经抄本之准确性的另一个强有力证据. 《死海古卷》的文献(或称《死海文献》)是从1947年开始发掘的、位于死海(盐海)岸边山洞里储藏的圣经文献. 其中保存得最好、也最有名的是《伟大以赛亚书卷》, 编号为1QIsaa. 此卷长约24英尺半, 宽约10英寸半, 包括整卷《以赛亚书》, 抄写年期为主前125年. 对于1QIsaa, 哈里斯写道: “同时, 最令人惊讶的, 就是这份以赛亚古卷与我们已有的原文圣经, 除了极细微的差别之外, 可以说完全相同. 可见古代学者抄写圣经的细心, 和神保守祂话语的能力.”[15]
此外, 正如里程所指出的, 在《死海古卷》中, 还有其他20份抄本记录了以赛亚书的内容. 虽然其中一份以赛亚书的片断(编号为1QIsab, 含以赛亚书10至66章)的抄写方法相当宽松, 但这些见于《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 有不少均与今天所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指《马所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 简称MT)的以赛亚书“呈现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黄锡木博士(Simon Wong S. M.)评述道: “这一点对圣经学者(特别是从事文本评鉴工作的学者)来说, 当然是一件振奋的事. 事实上, 这正代表着主流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的流传是相当可靠和准确的.” 普赖斯(另译“普莱斯”, Randall Price)指出, 《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将旧约圣经抄本的年代往前推移了一千年, 而且更证实了旧约圣经抄本的一致性和可靠性:[16]
《死海古卷》出土之前, 最早的旧约经文只能推到中古世纪. 旧约最早的完整希伯来文版本叫《本亚设抄本》(Ben Asher Codex / Manuscripts), 年代大约是公元1008年.[17] 这个年代距离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年代(即玛拉基书, 约主前325年)也有一千年之久… 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有关旧约版本(指《马拉所版本》, Masoretic Codex / Text)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幽灵问题(意即由于相距的时间长久而难以证明这些旧约抄本与旧约圣经原稿是一致的, 或在抄写上是准确可靠的, 编者按). 但等到第一份包含整卷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后来的碎片当中, 又发现了21本)发现之后, 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比较和对照了《以赛亚书卷》(Isaiah Scroll)和《马拉所版本》(Masoretic Text)的以赛亚书之后, 除了少数文字拼法差别, 不伤文意的差别之外, 这两者简直没有两样.”[18]
为何这些旧约圣经抄本呈现如此高的准确性呢? 原来旧约圣经的抄写工作具有非常严格的条规. 为了保证抄写的准确性, 从主前400年到主后200年间, 抄写圣经的文士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有效的校对、审核之法. 比如, 他们数算每一卷经卷的字数和字母的数目, 编成一份资料, 提供给抄写员, 用以检定所抄的新抄本之准确性. 马所拉学者(Masora / Massorah, 字面的意思是“传递者”)承继古时的文士, 成为圣经经文的守护者.[19] 他们审定经文的时间约从主后500至1000年. 他们把母音符号、标点和重音符号引进那原来只用辅音(consonants, 或称“子音”, 如英文的a、e、i、o、u以外的字母)写成的经文,[20] 发展出三套标示母音(vowels, 即a、e、i、o、u的字母)的系统. 他们的任务不是自创一套发音的方法, 而是设法把已经承袭下来或已被接纳的发音传递下去, 并且在一些有争议的发音上作一个选择.
为了准确地传递经文, 他们运用可以想到的各种保障法; 例如, 找出每卷书的字母之总数;[21] 标明每卷书正中的那个字母和那个字词; 搜集在字母的形状、位置上的任何异常之处; 记录某个字或片语出现的数次; 列出旧约中只出现两次的字词; 列出经文中所有异常的拼写法等等. 真可谓不厌其烦, 不畏艰苦. 由于对圣经的尊重, 他们不在经文上作任何改动. 为此, 马所拉学者独创了一套编辑附注系统. 当发现前人的一些抄写错误时, 他们会把错误留在经文中, 而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字词写在该字词的上方, 并在旁注中注明该字词的子音字母. 这种注释或按语被称为“马所拉”(Massorah). 那写在页边、较短的注释叫“小马所拉”(Massorah parva), 只注明那字词出现的次数; 置于每页顶部或底部、较详细的注释则被称为“大马所拉”(Massorah Magna), 能提供字词的某种形态的经文出处索引. 由于马所拉学者的坚韧、辛勤的付出, 马所拉经卷对旧约圣经的注释, 尤其是在字词发音和文法方面的注释, 在传统上被接纳为权威性的解经指南.[22]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认为马所拉学者配得称赞, “因为他们这样勤劳工作, 一丝不苟, 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苏弗林(Sopherim, 希伯来文意即“文士”)交托给他们的子音版经文. … 他们那么有责任地保管着神圣的经文, 以致在经文的子音上, 不曾胆敢作出明显的改正, 而是让他们的手稿(抄本)一如交托给他们的时候那样. 由于他们的忠心, 我们今天能拥有一本希伯来文圣经. … 这些版本(指《马所拉抄本》)让我们在本质上几乎看见原著的手稿, 为我们提供神的启示之可靠记录. 正如奥伯莱(William F. Albright)所说: ‘我们大可放心, 这本希伯来文圣经的子音版本, 虽然并非没有错误(差异), 但已经准确地保存下来了, 其准确性也许是任何其他近东作品都不能相比的.’”(Gleason L. Archer,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第65页).[23]
(b) 新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新约抄本又如何呢? 里程表示: “由于经文鉴别学(文本评鉴学)制定了许多有效的鉴别差异经文(简称“异文”)的原则, 使经文鉴别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加之, 人们拥有众多的新约圣经抄本, 有些抄本的抄写时期离圣经经卷的原稿又很近; 所以. 新约抄本的准确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基于有限的篇幅, 仅以几位学者的评论为证.
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著名圣经学者兼教授米立根(另译“密立根”, George Milligan, 1860-1934)在论述新约圣经抄本的可靠性时, 是这样说的:
据约翰·弥尔(John Mill)于1707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中说, 异文(指抄本之间的相异之处)之数约有3万. 但是, 因为近代发现了更多的古卷, 此数又增加了五倍. 有些人一听见这个数目, 必定觉得非常惊骇, 以为新约圣经的原文必定错到一个完全不可靠的地步, 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所谓“异文”, 其中只是一些细微的不同, 对于章节段落的大意并无重大的出入(例如词字的次序不同、冠词增减等并不影响整段句子的大意).”[24]
黄锡木在其所著的《新约经文鉴别学概论》一书中也指出, “那些被一致公认为毫无疑问的经文, 其实占全本新约圣经的比例极高, 粗略计算最少占八分之七(87.5%), 其余的八分之一, 除去串字和字序上的差异外(约占11%), 我们认为尚有疑问的经文, 只占全本新约圣经的六十分之一(1.6%), 而其中‘可以称得上对经文意义有重大影响的异文, 也许是千分之一(0.1%)’. 我想这番话该可以叫很多信徒感到安心了.”[25]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约46年的荣誉退休教授梅茨格(另译“麦子格”, Bruce M. Metzger)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 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 今天我们有306本这样的抄本, 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主后3世纪(指抄写于大约主后350年的《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大约在主后800年出现. 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 我们有2,856本这样的抄本. 此外, 还有圣言集(或译“经课、选读经文”, lectionary), 其中包括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照次序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 我们共有2,403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 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提升至5,664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 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 我们有8,000至10,000本拉丁普通文本, 再加上8,000本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亚美尼亚文抄本, 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24,000种. 我们所拥有的最早新约抄本是写于主后100年到150年的约翰福音残片…[26]
梅茨格的结论是: “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 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 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的内容. 退一步说, 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本, 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27]
古代语文专家兼圣经学者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对旧约和新约圣经抄本的总体评价是: “事实上, 在文本评鉴学(或译“经文鉴别学/校勘学”)领域里居领导地位的学者长久以来都承认, 若将出现误差的经文放置在边注(旁注)中, 而将标准经文中已被学者接受的读法加入正文内(在新约方面特指那代表90%以上的希腊文抄本 — 《多数文本》类型的读法, 编者按),[28] 那么, 抄本所出现在子句上的误差, 没有一项足以影响教义或圣经的信息. 上述情况只能理解为神的保守, 祂默示了原稿, 又为人类设想而将圣经抄本妥为(妥善)保守.”[29]
总括而言, 由于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文本评鉴学(另译“经文鉴别学”)的巨大成就, 圣经学者们可说是已经成功构建出非常接近原稿的圣经版本. 诚如贝尔彻所言: “纵然我们现今没有一本毫无错误的原稿, 我们仍有一本可靠、足以应付各样实践需要的圣经, 可供我们深入研读, 和借此制定教义.”[30]
(E.2) 圣经的译本
历代以来, 神不仅预备了众文士或抄写员, 小心翼翼地传抄圣经, 使我们今日保有许多可靠性极高的抄本, 祂还兴起了不少语言专才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出版各种语言的译本, 使世界各地的人能按照自己的语言去明白祂所默示的圣经. 圣经本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 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除了极小部分是用与希伯来文同源的亚兰文(Aramaic)写成(例如创31:47中的两个字; 但2:4-7:28; 拉4:8-6:18; 7:12-26; 耶10:11). 新约圣经全是用希腊文写成. 由于懂得这三种语言的人并不多, 所以翻译是必须的.
里程正确指出, 当一种文字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 由于词汇、句型结构、文化习俗等的差异, 要做到异文与原文百分之百地相同, 是不可能的. 然而, 一个认真和严谨的翻译, 使译文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则是完全可能的. 靠着神的帮助, 历代以来, 有许多不同语文的圣经译本面世, 传达神在圣经中所默示的信息.
从德国金匠古腾堡(或称“谷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于1450年左右发明了活版印刷术至1998年的5百年里, 圣经已被译成2,213种语言或方言. 除了主前3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翻译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旧约译本(或称《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之外, 主后第2世纪时, 圣经已被译成叙利亚文, 以及古代拉丁文(Old Latin Version). 当时, 叙利亚文在巴勒斯坦极为通行, 又与主耶稣在世时教训人所用的亚兰文很相近, 所以在朗诵这种古译本时, 人们似乎亲耳听见主耶稣在说话! 主后3至4世纪时, 圣经已有埃及文古译本、亚美尼亚文古译本(The Armenian Version)、哥特文古译本(The Gothic Version)、通俗拉丁文译本(The Vulgate)等等.[31]
论到英文译本, 我们就不能不提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8-1384), 因为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是第一个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一百多年后, 剑桥大学的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直接把圣经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 此人因为翻译英文圣经而被判处死刑, 为主殉道. 但他殉道一年之后, 神开了英王的心眼, 下令修改政策, 准许英国人民购买和阅读英文圣经.
1603年, 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继承伊丽莎白成为英王. 他从不同宗派中挑选了54名学者, 重新修订英文圣经; 修订本于1611年问世, 被称为《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或《英王詹姆士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此译本初版有不少拼写错误, 从1611年至1640年这30年间, 《钦定本》约出了50版修订本. 初版后约50年, 《钦定本》才普遍被各宗派所接受, 读者对它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不仅影响英国, 而且遍及整个英语世界, 其权威地位一直延伸到20世纪. 甚至先后于1881年和1885年出版的新约及旧约《修订本》(Revised Version)也无法取代《钦定本》.
在20世纪, 更多英文圣经的新译本面世:
| 年代 | 中文名称 | 英文名称(简称) |
| 1901 | 《美国标准译本》 |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
| 1946 / 1952 | 《修正标准本》 |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
| 1961 / 1970 | 《新英语圣经》 | New English Bible (NEB) |
| 1962 / 1971 | 《当代圣经》 | Living Bible (LB)
(by Kenneth N. Taylor) |
| 1963 / 1971 | 《新美国标准圣经》 |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
| 1966 / 1976 | 《给现代人的福音》
/《现代英语圣经》 |
Good News Bible (GNB) / Today’s Engish Version (TEV) |
| 1973 / 1978 | 《新国际版圣经》 |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
| 1979 / 1982 | 《新钦定本圣经》 |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 |
至于中文圣经译本, 许牧世在他所写的《经与译经》一书中简述道: “圣经在什么时代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是一个历史悬案.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 1625年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那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石板上有‘真经’、‘旧法’和‘经廿七部’等语, 因此推测早在第7世纪前半期, 圣经或圣经的部分已经有了中文译本. 可惜这些译本失传, 究竟它是在哪一年代、在哪种情况下译出来、是谁译的, 都无从查考.
许牧世也指出, 比较可靠的译经史要从13世纪开始, 但也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片断资料. 元朝时代有天主教法兰西斯会的僧侣蒙特柯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到了北京, 并翻译了《新约全书》和《诗篇》. 约在1636年, 天主教的迪亚兹(或译“李玛诺”, Emmanual Diaz)出版了一部福音书的注释, 书名为《圣经直解》. 总括而言, 一直到清朝初期, 中文圣经主要是由天主教的圣职人员所进行.[32]
基督徒(指“更正教徒”或称“新教徒”, Protestants, 有别于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在中国的译经历史通常从1807年写起. 这一年, 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徒宣教士(宣道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英国来到广州. 那时, 广州的环境不允许他公开从事布道工作, 所以他移居澳门, 在那里开始翻译中文圣经. 1814年, 马礼逊所译的新约圣经在广州出版. 旧约圣经由他的助手米怜(另译“米麟”, William Milne, 来自苏格兰)所译, 经马礼逊亲自审阅, 名为《神天圣书》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于1823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 又称《马礼逊、米怜译本》. 与此同时, 另一本中文圣经译本也告完成, 由在印度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在澳门出生的信徒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 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 人称《马殊曼、拉撒译本》. 有者认为它可能比《马礼逊、米怜译本》早出版半年或一年, 但《马礼逊、米怜译本》较为人知.[33]
这两本圣经译本出版后的100年间, 还有数个中文译本逐一面世.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 或称《国语和合译本》或《官话和合译本》. 1890年, 上海宣教士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 次年成立三个委员会, 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 文理、浅文理, 以及国语(官话). “经过27年的勤奋工作, 排除了无数困难, 《国语和合译本》于1919年出版… 这译本通俗却不庸俗, 雅俗共赏; 一般民众读得出、看得懂, 不仅在教会内受到热烈欢迎, 在社会上也引起巨大回响, 有的学校用它当语文课本, 对中国白话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成为全中国教会采用的唯一译本.[34]
《国语和合译本》出版多年后, 其他中文译本纷纷面世, 较著名的有: 《吕振中译本》(1946年新约全书, 1970年新旧约全书)、《当代圣经》(依据英文意译本Living Bible翻译而成, 1974年出版)、《现代中文译本》(根据英文意译本Good News Bible参照原文而译成, 1979年出版)、《圣经新译本》(1976年新约全书, 1992年新旧约全书)等. 虽然如此, 《和合本》至今仍然在中文译本当中广受欢迎, 这种历久不衰的现象被学者称为“《和合本》权威现象”.[35]
我们承认上述这些圣经译本(特指中英文译本)并非已尽善尽美, 完美无缺. 但透过译自较可靠的圣经抄本, 不少译本整体而言还能清楚传达神在原稿中的信息.[36] 再者, 我们今日还可查考多种圣经注释(包括不少可免费下载的圣经软件, 特别推荐“精读圣经”), 这使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知道圣经原稿的字句, 并明白其中的信息.
(F) 结语
最后, 我们要引用里程的话作为总结: “神默示了无误的圣经各书卷. 圣灵引导祂的子民辨认出哪些是神所默示的书卷, 将之汇集成为新旧约圣经正典, 成为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最高的准则. 几千年来, 神不断兴起祂的圣徒, 在大逼迫中, 在颠沛流离中, 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地保护圣经; 一代又一代, 用青春、用生命, 抄写出一份又一份准确的圣经抄本. 每个时代, 神都使用委身的圣徒, 义无反顾、坚韧不拔地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年华, 把圣经翻译成各种文字. … 福音要传到地极, 圣经要传到全世界, 使人有智慧, 可以得着神的救恩. … 而这一系列伟大事工, 都是以‘圣经原稿无误’为基础和发端的.”[37] 因此, 对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我们要深信、坚守, 并忠心地传递下去.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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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默示的定义
“默示”一词来自 提后3:16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在希腊原文中, “默示”一字是复合词, 由“神”和“吹气、呼出”二字的字根合成,[38] 可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 在新约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 “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22:16)[39]和创造性的活动, 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创2:7);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成”(诗33:6). 当保罗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时, 他是以极其生动、淋漓尽致的语法描写圣经是神非常独特行动的成品.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 “默示”可定义为: “神监督圣经的作者, 使他们在圣经原稿中无误地写出神给人的信息.” “监督”包含神与作者多元化的关系以及资料的多元化来源; “写出”显示作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 而是主动的写作者; “无误”表明圣经为真理的宣告; “默示”乃是默示圣经原稿.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0-21). 这是“默示”这一定义的圣经依据. “默示”仍是一大奥秘, 但其结果是: 神呼出了圣经; 人写下了圣经; 人们因此得着了圣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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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 “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可靠”(或译“无谬”, 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完全可靠的引导.[41] 简之, “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可靠, 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 ‘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 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42]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识, 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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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抄写圣经的艰难工作
抄写圣经的文士多是非常仔细和尽心竭力的. 事实上, 抄写过程处处是陷阱, 稍不留神, 就会抄错. 抄写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仅在此提出几个, 好让读者略知抄写的艰巨性.
首先, 是视觉错误. 有些字母形状相似, 容易认错而抄错, 如希腊字母 ο 和 θ ; 希伯来字母更易认错, 如ה 和 ח 、 ר 和ד 、ו 和ן 、 נ 和 ב等等. 抄写时, 如果第一行和第三行的同一位置的两个字的字头或字尾(或音节)相同, 抄写者就可能从第一行跳到第三行而漏掉两行中间的一整段话, 这种状况叫做“边侧视线”(Parablepsis).
另一种是听觉错误. 有些字是同音异义的, 如同英文中的way和weigh, to和too ; 例如希腊文中的字母 υ 和 ου 的发音相似, 很容易抄错. 当一人念, 多人抄时, 更是如此. 比如, 启1:5: “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 (有古卷: 洗去)罪恶”. 这节的“脱离”在希腊原文中是 λυσαντι , 有的抄本则是 λουσαντι , 意即“洗去”. 看来是文士抄写时听错了, 把发音相同的 υ 抄成 ου (也有可能相反, 把 ου 抄成 υ ), 导致不同的字母产生了不同的意思.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断句引起的错误. 古时候, 圣经的经文本是没有标点, 是连着书写的, 需要读者自己断字、断句, 以明白其意. 然而, 不同的断字、断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意思, 这与中文相似.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客人的断句是: “下雨天, 留客天, 留我不留?” 主人的断句则是: “下雨天留客, 天留我不留.” 例如, 利16:8说: “为那两只羊拈阄, 一阄归与耶和华, 一阄归与阿撒泻勒.” 长久以来, “阿撒泻勒”(希伯来文: עזאזל , 音译: ‛ăzâ‘zêl {H:5799})充满神秘感, 人们不知它是什么东西. 中世纪的拉比认为, 它是旷野一个多毛的鬼魔(demon). 若是这样, 亚伦就是为一个鬼魔拈阄了; 不过, 旧约律法是严禁以色列人拜鬼魔的.
圣经学者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认为, 简单和正确的解决之法是, 把 עזאזל ( ‛ăzâ‘zêl )一字分成两个字来读: עז ( ‛ăz ) 和 אזל ( â‘zêl ) [注: 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 所以 עז אזל 读成 ‛ăz â‘zêl ). 分开来读的 ‛ăz â‘zêl 意思是“一只分离或除去的羊”(a goat of departure). 事实上,《七十士译本》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都接纳这解决方法来作翻译.[44] (参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127-128页)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判断错误. 经卷旁边空白处常有眉批(Headnotes or Margin notes), 写下有些注解或对经文中错误之处的更改. 有时, 眉批和正文靠得很近, 难以区分, 抄写者误把眉批抄入经文中, 而后来的抄写者就把它当作正文传抄下去. 有关抄写的艰难与常犯的错误, 请参阿切尔所列举11大类的经文抄写错误(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33-42页).[45]
[1]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 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 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务须留意的是,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 — 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 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些文章中, 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 正因此故,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166页.
[3] “字句默示”意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 “完全默示”则表明66卷新旧约圣经的原稿全部 — 每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 都是神所默示和没有错误的.
[4]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年), 第289页.
[5] 同上引, 第284页.
[6] Richard P. Belcher著, 庄张雪梅译, 《圣经无误辩》(香港: 宣道出版社, 1984年), 第48页.
[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284-285页.
[8] 同上引, 第286页.
[9] 同上引, 第286-287页.
[10] 同上引, 第288页.
[11] 同上引, 第287页.
[12] 在希伯来文的古抄本中是没有标点符号, 也无空格的, 所以这六个字(注:《和合本》译作: 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 KJV: Nergalsharezer, Samgarnebo, Sarsechim, Rabsaris, Nergalsharezer, Rabmag)在古抄本上是连着书写的字母, 需要读者自己进行断字、断句来明白其意, 因此在辨认意思上就产生困难, 就如难以读明白以下情况: “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或“nergalsharezersamgarnebosarsechimrabsarisnergalsharezerrabmag”. 对于“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如此断字: 尼甲沙利薛, 三甲 / 尼波撒西金, 拉撒力 / 尼甲沙利薛, 拉墨. “三甲”(samgar)、“拉撒力”(rabsaris)和“拉墨”(rabmag, 意即术士长)是称号而非名字.
[13] R. Laird Harris著, 《圣经的灵感与正典》, 第37-38页, 引用于《圣经的权威》, 第322页.
[14] 同上引, 第323页.
[15] 哈里斯指出, 基于上述《以赛亚书》极细微的差别, 1952年出版的英文圣经《标准修订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已有13处采用此古卷而加以修正. 但这些修正对基督信仰不仅毫无影响, 反使圣经真理更加清楚. R. Laird Harris著, 曾立华、黄汉森译, 《圣经的灵感与正典》(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76年), 第31页, 引自《圣经的权威》, 第323页.
[16] 同上引, 第323-324页.
[17] 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巴比伦彼得帕力坦抄本》(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写于主后1008年; 但另一本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开罗抄本》(Cairo Codex)比这更早, 写于主后895年左右.
[18] Randall Price, 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1996), 第126-127页. 引自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252页. 有关旧约抄本的可靠性, 请上网参“家信文库”的资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
[19] 根据里程, 马所拉学者主要生活在加利利海西岸的提比利亚. 被今人知道名字的马所拉学者中, 有著名的亚设之子亚伦(Aaron ben Asher)和拿弗他利之子(ben Naphtali). 亚伦的家族似乎连续五代都致力于经文的校订工作. 现今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就是基于亚设之子的抄本. 《圣经的权威》, 第320页.
[20] 早期的旧约抄本都只有子音(辅音)字母, 而没有母音(元音)字母[注: 母音字母(vowel)即英文中所谓的a,e,i,o,u字母; 子音字母(consonant)则是母音字母(a,e,i,o,u)以外的字母]. 例如“律法”一字在希伯来文是torah. 在抄写圣经时, 文士只是写trh, 但是在发音时, 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o和a. 马所拉学者在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中, 在每个希伯来字的子音之下或左侧, 加上一些注音符号(pointings), 以方便学习正确地发音, 所以trh变成torah, 读成Torah. 参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 2005年), 第239页.
[21]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指出, 每个字母皆被个别的计算过. 因此, 在抄写旧约之时, 他们会注意到希伯来文中的字母 א (aleph, 即希伯来文的首个字母, 等于英文的A字), 共出现了42,377次, 而其他字母的出现次数他们也知道.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72页.
[22]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19-320页.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144-145页.
[24] George Milligan著, 《新约圣经流传史略》, 第19页, 引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26页.
[25] 同上引, 第326-327页.
[26] 按照马有藻, 现存的约翰福音抄本与原始著作只相差50年(传说约翰福音的原著写于主后80年, 而现存最早的约翰福音抄本则在主后130年左右抄写, 今收藏在英国John Rylands图书馆内). 马有藻,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 第125页.
[2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27-328页.
[28] 我们必须承认, 在新约抄本中有所谓“讹误的抄本”(corrupt text), 即所谓的《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这类型抄本的抄写员受了诺斯底主义和其他错误教义所影响, 改了新约圣经原稿的字句. 但感谢神, 《少数文本》只代表极少数的希腊文抄本(著名文本评鉴学家皮克林博士[Dr. Wilbur Pickering]说它少过10%的希腊文手抄本所支持), 而绝大部分的希腊文抄本仍保留原有的正确字句, 不足以影响基要的教义或圣经的信息.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请参 2015年4-6月份, 第105期《家信》的护道战场: “识别真伪基督(四): 挑战二: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之附录三: 再思《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的可靠性; 以及 附录四: 再思《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此两篇文章已放上网,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四-挑战二-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29]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28页.
[30] 同上引, 第289页.
[31] 同上引, 第328-329页.
[32] 同上引, 第335-336页.
[33] 同上引, 第336页.
[34] 同上引, 第341页.
[35] 同上引, 第344页. 事实上, 《和合本》初版后不久就被修订过一次; 近年又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 使《和合本》与时共进, 历久不衰.
[36] 对于中文译本, 笔者推荐《和合本》; 对于使用英文译本的读者, 笔者仍推荐Authorized Version (或称King James Version). 若要找一本属于现代易懂的语言之英文译本, 可考虑New King James Version, 因这两个译本是根据较可靠的《多数文本》之抄本(注: NKJV据说在少许地方也译自一些较不可靠的古代抄本经文).
[3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47页.
[38] “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 英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 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 在中文圣经, “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圣经只有一个字, 即 theopneustos . 此希腊字是一个并合字, 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ô {G:4154}(吹气)二字合成, 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 意即“被神所催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
[39] 撒下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4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58-59页.
[41] 同上引, 第75页.
[42] 同上引, 第84-85页.
[43] 同上引, 第85页.
[44] 《七十士译本》把עזאזל 这希伯来字译成希腊文的 “…χιμάρους ( chimarous , 公山羊 )… ἀποπομπαίῳ ( apopompaiô , 送走 )”, 意即“要被送走的羊”(the goat to be sent away), 英文圣经 KJV 译作scapegoat (替罪羊).
[4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317-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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