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遗产 (七) – 第八章: 圣经知识 (Bible Knowledge)


(A)     引言

在福音派的基督教世界(evangelical Christendom)中, 召会的基督徒(assembly Christians, 指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之信徒)一般享有的好名声是: 比起一般宗派的信徒, 他们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 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件怪事, 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 几乎只有我们没有受训的牧师职位(trained ministry). 但事实上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普遍上有许多在交通里的基督徒乐意和喜爱查考圣经. 实际上, 在早期时(指19世纪初期), 我们当中有不少信徒在悔改归主后, 就自己学习查考圣经, 好使本身能以读经明白真道. 所有宣称以圣经为他们教会指南的基督徒, 都不可对圣经无知.

 

(B)     读经大会的普及

基于对圣经的热爱, 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历史上, 很早就开始有读经聚会(conferences), 查考圣经的教训. 正当属世的人在周末和假期时间群集在运动场、体育馆和娱乐场所时, 召会的基督徒却欢喜与其他思想相同的人们聚在一起听道, 学习圣经的教导. 这也解释为何在英国有很多这类的聚会, 如遍布英格兰和威尔斯的“公假日读经大会”(Bank Holiday conferences), 无数的“苏格兰新年读经大会”(Scottish New Year conferences), 以及其他地方的“星期六读经聚会”(Saturday conferences)等等.

 

(C)     圣经翻译的贡献

在学术成就方面, 我们亦不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信徒落后. 我们圣经译者的比例比许多宗派还高. 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1] 不管他被控以何等的恶, 他仍是将圣经译成四大欧洲语言的圣经译者. 他的英文译本由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 1820-1906)[2] 所完成, 而凯利本身是位非凡的学者. 达秘所写的语言虽在流畅方面并不完善, 但另一位译者魏茅斯(Weymouth)认为达秘的译本在直译法翻译本(literal rendering)中, 比著名的《英语修订本》(Revised Version)[3]更好. 凯利也注释和翻译了不少新约圣经的书卷, 但令人惊奇和非常可惜的是, 无人将凯利的翻译编纂成书出版.

 

(D)     圣经汇编的出版

“早期弟兄们”(early brethren)对圣经研究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英国人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旧约经文汇编》[4](The Englishman’s Hebrew and Chaldee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和《英国人希腊文新约经文汇编》(The Englishman’s Greek Concordance of the New Testament).[5] 这两本巨著是由乔治·威革蓝(George V. Wigram, 1805-1879)[6]所启发和资助. 在协助者的名单中列有特里格勒斯博士(Dr. S. P. Tregelles), 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之一, 并多年与召会交往(译者注: 他参加早期弟兄们在普里茅斯(Plymouth)的聚会).[7] 只因病痛之故, 他无法成为1881年出版的《英语修订本》(Revised Version)的其中一位译者. 然而, 他确实预备好了一部新约希腊文本(Greek text).

 

(E)     圣经原文助读本

另一位早期的弟兄是格兰特(F. W. Grant, 1834-1902). 他所著的《数值圣经》(Numerical Bible)是由属他版权的译本所合成的(译者注: 这《数值圣经》共有7卷, 每卷500页左右; 这套圣经注释的特点是以圣经数值的亮光来加以分段和解析). 此外, 无人比托马斯·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1811-1901)[8]更试图和努力预备好一本圣经, 以供不懂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学生之用. 在其所著的圣经(即《纽贝里圣经助读本》, 或俗称《英国人圣经》)中,[9] 他采用本身自创的符号(signs and symbols)来向英文读者表明原文中的“时态”(tenses)、“数式”(numbers)等等.[10]

 

(F)     圣经词典与书籍

20世纪时, 我们目睹至少两位闻名遐尔的圣经学者出自我们当中. 首先是筏隐(俗称“范氏”, W. E. Vine, 1873-1949).[11] 他所著的《新约字典》(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是一部附有注释的字典(故称《范氏新约评注字典》,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译者按). 另一位则是布鲁斯教授(Prof. F. F. Bruce),[12] 对这代的信徒而言, 他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为此我们不需多加评述.

 

我仅是提及学者, 尚未提到其他许多的圣经教师和书籍作者. 召会中有不少信徒在基督徒生活与召会实践上采取简纯的态度(他们不到神学院就读, 却以勤读圣经和属灵书籍, 以及参加读经大会、查经聚会等来在真道上装备自己为主所用, 译者按), 我们不需为他们这方面的立场感到尴尬. 许多人忽略了我们早期的弟兄们对圣经的认识所作的贡献. 艾朗赛博士(Dr. Harry Ironside, 1876-1951)[13]相信召会对基督教世界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是无数有关圣经题目的书籍. 这不单指在写作方面, 亦指出版方面. 一位早期的弟兄雅普(William Yapp, 1800-1874)是位书籍出版者, 以他命名的装订圣经事业至今仍是举世闻名的(在英文词典中, 他的名“Yapp”已成为“卷边装订”或“护边装订”的代名词, 译者按).[14] 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 弟兄们成立各种基督徒刊物出版社, 其中三间在英国至今仍然大量出版书籍.[15]

 

不必多说, 他们对圣经采取“基要派主义者”(fundamentalist)[16]的态度. 这是为何他们对所相信是神话语的圣经有那样全面的顺服, 甚至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教导说拒绝相信这事的人最好停止自称为基督徒. 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 我就有责任顺服它; 如果不是神的话语, 我就任凭那些将圣经删改得支离破碎之人任意摆布.

 

(G)     时代论的解经法

除了归回新约圣经的简纯性, 早期弟兄们对基督徒解经观点的另一贡献是“时代主义”或俗称“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17] 这表示神对人的处理方式是以循环式进行, 他在每一环(时代)中所定下的关系都是由先前之环(时代)的关系发展而出的.[18] 一个新的发现所附带的缺点和危险是: 那些接受这新观念的人倾向过度引申以致曲解圣经, 导致为了证实新的观念而强解了圣经.[19] 这事可能发生, 但不因此表示在圣经中没有不同“时代”或“管理法”(dispensations)之分. 倘若有教义上的发展, 就有不同“时代”或“管理法”的出现. 任何研读圣经的人都难以证实神给他的召会的福气不比他属地百姓以色列所享有的福气更高更好(译者注: 换言之, 神对召会的管理法不同于他对以色列人的管理法).

 

(H)    末世论的灾难观

在解经方面, 早期弟兄们的另一巨大贡献是“末世论的大灾难观”(the catastrophic view of eschatology).[20] 这看法广被福音派世界所接纳. 这看法意谓世界不会越变越好, 而是越变越糟; 基督将会突然再临施行审判. 一般而言, 他们相信基督的再临将有两个阶段(phases)  —  首个阶段是将“属他自己的人”(即召会)从世界移到荣耀里, 第二阶段是与他们一同回到世界施行审判.[21]

 

(I)      圣经预表的研究

早期弟兄们也非常喜欢解释旧约的预表学(typology). 这表示神已把他给人和世界的意旨事先隐藏在古时以色列人的各种礼仪庆典中(例如各种祭物、“耶和华的节期”等等).[22] 我不否认这允许人的想象力肆无忌惮, 但无疑地, 比起那些认为预表性事物完全没有预表性意义的人, 这些属神的人(指早期弟兄们)还是比较位于正确的轨道上. 新约显示名称、时态、词字、事件等的意思附有更深的意义, 所以无人可否认这个浏览整本圣经的原则(比较: 赛7:14与太1:23; 出12:1-14与约1:29等; 也参西2:16-17; 来10:1-10).[23]

 

(J)      结语

简而言之, 圣经所采用的语言可能过时, 但原本的意思不能改变. 这些人(指早期弟兄们)比一些人所认为的更靠近神的真理. 让我们欣赏他们所成就的; 让我们学习他们那般渴慕真道的心志和努力, 在神的话语中寻找他为我们贮藏的宝藏. 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多的闲暇, 普遍上比他们具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让我们保持我们在圣经知识上所享有的美誉  —  并实践我们所知道的.[24]

 

 

“神的灵在上个世纪(19世纪)彰显在各种工作上, 复兴和光照他的子民. 其中有一领域的基督徒之交通与活动, 始于19世纪初期, 对普遍基督徒有深远的影响, 其影响比一般人所知更深更广. 我指的是一般所谓的弟兄会运动(Brethren Movement), 或有者称之为普里茅斯弟兄会主义 (Plymouth Brethrenism) … 这运动与今日反对现代主义的运动有关… . 弟兄会的信徒(The Brethren)整体而言是基要派(fundamentalists). 他们的特征是不能容忍现代主义, 因为它会破坏他们的召会. 大部分杰出的基要派领袖都欣然承认他们至少从弟兄会的口传或书写事工中受惠良多.”  —  艾朗赛博士(Dr. Harry Ironside).[25]

 

“弟兄会的人数不多, 但贡献之大与经验之丰, 特别是在关心教会合一重组的时代, 极资矜式. 他们在圣经不断受到攻击的时候, 维护了圣经的权威.”  —  罗顿博士(Dr. Harold H. Rowdon).[26]

 

“在19世纪讲英语的所有基督徒组织中, 出了最多满有恩赐的作者, 就是弟兄会(the Brethren). … 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出版了超过40部内容充实的书籍. 但在这群特出的作者当中, 其著作最多次重印或再版的, 就是查尔斯·麦敬道(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 麦敬道的著作 … 《五经释义》…《各种作品》… 肯定的仍然值得一读.”  —  威尔伯·史密斯博士(Dr. Wilbur M. Smith).[27]

 


[1]               译者注: 有关达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的生平事迹, 请参 2000年11月份, 第12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

[2]               译者注: 有关凯利(William Kelly, 1820-1906)的生平事迹, 请参 2001年3月份, 第16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

[3]               译者注: 《英语修订本》(The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简称RV)由54位英国学者联合翻译而成, 其新约部分于1881年出版, 整本新旧约则于1885年出版.

[4]               译者注: 迦勒底文(Chaldee)是巴比伦之迦勒底人的语言, 或称亚兰文(Aramaic); 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但以下几处是用迦勒底文写成: 拉4:8-6:18; 7:12-26: 耶10:11; 但2:4-7:28.

[5]               译者注: 威革蓝的旧约经文汇编于1843出版; 新约汇编则于1839年出版. 威革蓝的经文汇编主要是采用伯赫(Burgh)的系统, 但修改了泰勒(Taylor)和施密德(Schmid)经文汇编中多处的错误, 更加添许多遗漏的经文, 所以是本重写的经文汇编. 威革蓝的经文汇编也附加了原文与英文的完整索引, 使用者只要懂得英文, 便能找到某字在原文圣经中出现的所有经节.

[6]               译者注: 有关乔治·威革蓝(George V. Wigram, 1805-1879)的生平事迹, 请参 2001年10月份, 第23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乔治·威革蓝(George V. Wigram)”.

[7]               译者注: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31页.

[8]               译者注: 有关托马斯·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1811-1901)的生平事迹, 请参 2002年6月份, 第31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托马斯·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9]               译者注: 纽贝里于1890年出版《英国人希伯来文圣经》(The Englishman’s Hebrew Bible), 并于1893年出版《英文-希腊文圣经》(The English-Greek Testament). 这两本圣经于1893年被合成一本书出版, 称为《纽贝里圣经助读本》(The Newberry Reference Bible), 或俗称《英国人圣经》(The Englishman’s Bible). 此圣经获得资深圣经学者的好评, 他们对纽贝里在此书背后所下的苦功感到惊讶和赞赏. 纽贝里不仅在其中简练地介绍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的文法, 而且在经文中以各种不同符号代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文法, 解释了一般人读经时所忽略的原文精意.

[10]             纽贝里以自创的符号来表明原文中“名词”(noun)的“数式”(number, 如单数、双数、复数)和“动词”(verb)的“时态”(tense)和“语气”(mood). 他也在此圣经中以符号标明“冠词”(article)和“介词”(preposition)的运用和其重要性. 有关这些符号对解经的用处, 请参 2002年6月份, 第31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托马斯·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纽贝里圣经助读本》共有三种版本: 大型版本(Library or bold Type), “手提式”或中型版本(Portable or middle size), 以及“袖珍型”或小型版本(Pocket size). 有兴趣购买的读者, 可向以下基督徒书局或出版社订购: Gospel Book Room (香港九龙; E-mail: gbryun@netvigator.com); Kregel Publications (美国; E-mail: www.kregel.com ). 至于格兰特的《数值圣经》(Numerical Bible), 也可向上述书局或此书的出版社Loizeaux Brothers (New Jersey)定购.

[11]             译者注:  筏隐(William Edwy Vine)俗称“范氏”(W. E. Vine; 注: 先前《家信》月刊的文章中误写成William Edward Vine, 请读者原谅), 在1873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多塞特郡(Blandford, Dorset), 并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取得硕士学位(M.A.). 虽然他最高的学历只是古典文学硕士(而非神学博士), 但他圣经知识渊博, 且精通希腊文, 著有《新约希腊文文法: 自助课程》(New Testament Greek Grammar: A Course of Self-help), 以及新旧约解经注释书数十本, 还为各种圣经专题撰写许多文章和小册子. 他所著的《新约评注字典》(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于1939至1941年出版)是经典巨著, 至今仍获得许多圣经学生和学者(包括神学博士)的好评与钟爱. 例如著名的多产作家魏斯比博士(Dr. Warren W. Wiersbe)说范氏的《新约评注字典》是“多年来我所钟爱的查经工具之一 …”; 荣获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授与神学博士学位(D.D.)的斯克洛基博士(W. Graham Scroggie, 1877-1958)也在《新约评注字典》的序言中写道: “这评注字典 … 是一本汇编、一本字典、一本注释, 是在所及的最佳学术成就下完成的. … 范氏使普通的(非学术的)新约读者获得很大帮助, 那些熟悉原文的圣经学者也可从中学到很多功课.”

[12]             译者注: 布鲁斯教授(Prof. F. F. Bruce)获得文学硕士(M.A.)之后, 再从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获取神学博士学位(D.D.). 基于他对圣经研究的显著贡献, 他被封为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注: 他曾是这所大学的圣经批判学和解经学教授[Rylands Professor o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 其著作为数甚多, 题目范围甚广, 令人十分敬佩. 他是《福音派季刊》(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的编辑和著名《新国际新约注释》(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T.)的前任主编, 也为这套注释巨著撰写使徒行传、希伯来书、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 其他著作有《新约文献: 它们可靠吗?》、《死海古卷的再思》、《新约中的福音辩护》、《使徒行传的希腊文本: 导论与注释》、《约翰书信》、《保罗: 心灵释放的使徒》、《彼得、司提反、雅各和约翰》、《以色列和列国》等. 他也写了许多有关圣经的专题与论文, 刊登于各种基督徒刊物和书籍中.

[13]             译者注: 艾朗赛(Harry Ironside, 或称Henry Allen Ironside)曾在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交通里, 这段交通的时期颇长(自1896年起, 即外人所谓的“参加普里茅斯弟兄会”[joined the Plymouth Brethren] ), 但他于1930年成为“慕迪纪念教会”(Moody Memorial Church)的牧师(pastor), 因而失去与他们的交通. 有关这教会, 艾朗赛说: “它是个独立教会(independent church), 在很大程度上持守弟兄会所爱的真理, 也就是慕迪(Dwight L. Moody)自己从中获益良多的真理. 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此教会的牧师使我失去与弟兄会的众召会多年来所享有的全面交通, 但这事却没丝毫减少我对他们的爱戴和敬重.” 参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4页. 艾朗赛先是参与所谓的“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 过后加入“格兰特的闭关弟兄会”(Grant Exclusives). 他声明自己“未曾后悔”加入他们, 甚至表明因而“大大蒙福”(参上引书, 第171页), 因他从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圣经和召会真理; 这导致他虽成为慕迪教会的“牧师”(pastor), 却仍然持守“弟兄会”所教导的真理, 即一个召会当有“超过一位的牧者”(即长老, 宗派常称之为“牧师”), 并且这些牧者不该是“受薪”的; 参 Warren W. Wiersbe, Living with the Giant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3), 第222页. 换言之,  艾朗赛并没奉行宗派中“牧师一人事奉”(one-man ministry)和“牧师领固定薪水”(fixed salary)的牧师制度. 有关艾朗赛的悔改事迹, 请参2002年11月份, 第36期《家信》的“浪子回头: 只靠信心不靠感觉  —  亨利·艾朗赛”.

[14]             译者注: 陆谷孙所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缩印本), 第2208页中指出, “yapp”意谓(对基督教《圣经》等经典著作以皮类材料作为封面以保护书芯的)卷边装订、护边装订. 此字源自William Yapp, 19世纪伦敦一书商.

[15]             译者注: 其中一间就是在苏格兰的“约翰·理祈有限公司”(John Ritchie Ltd.), 由令人敬佩的圣经教师约翰·理祈(John Ritchie, 1853-1930)所创办.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2001年2月份, 第15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约翰·理祈”.

[16]             译者注: 基要派主义(fundamentalism)是一个保守派的神学系统, 传统上持守五方面的看法(相信五件事): (1)基督所行的神迹; (2)基督由童女所生; (3)基督代替性的赎罪; (4)基督的身体(肉身)复活; (5)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基要主义是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现代主义(modernism)对立的. 但近年, 基要主义分裂成福音派(evangelical)和分离派基要派(separatist fundamentalist)两个阵营.(注: 自由主义是由理性主义产生的. 它否定一切理性不能理解、科学不能验证的事, 因此反对基督信仰和圣经事迹的超然性, 否定圣经的神迹成分).

[17]             译者注: 达秘(J. N. Darby)在其著作中论到时代论, 参 William Kelly (ed.),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N. Darby (34 vols. and Index) (Hampton Wick: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第8册, 第25-27, 227-229页(不同的时代); 第1册, 第124-130页(时代的历史和背道); 第2册, 第53-63页(天国时代)等等. 虽然达拉斯神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韦力尔(Charles C. Ryrie)指出首先提出时代论概念的人, 不是19世纪的达秘(Darby)或弟兄会(the Brethren), 因时代论的起源可追溯到第2世纪的教父(如Justin Martyr, Clement of Alexandria等)和17世纪的圣经学者(如John Edwards, Isaac Watts), 但韦力尔不得不承认道: “毫无疑问地, 把时代论给系统化和将之发扬光大方面, 约翰·达秘(J. N. Darby)所带领的普里茅斯弟兄会(the Plymouth Brethren)贡献良多.” Charles C. Ryrie, Dispensationalism (rev. and exp.) (Chicago: Moody Press, 1995), 第67页.

[18]             译者注: 时代论把世界视为神所管治的一个“家”(神是家主, 人是管家), 强调“神的管治法” 和“人的管家职责”. 在世界这个大家庭里, 神给予人当负的管家职任, 人若在这样的管理(时代)下顺服神的旨意, 完成神所托付的管家职责, 神就应许赐福; 人若失败, 不服从神的命令, 神就必审判. 审判过后, 神以恩典再次挽回, 开始另一个新的管理法(时代), 赐下新的职责. 但人往往在新的试验下再度失败, 导致审判重临, 又开始另一个新的时代. 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所谓“从神受职、人的失职(失败)、神的审判、神的挽回、另一时代开始”的循环性历史进展和模式, 发展出一般所谓的“七个不同时代”, 即: (1)无罪时代; (2)良知时代; (3)人治时代; (4)应许时代; (5)律法时代; (6)恩典时代; (7)天国时代. 有关时代论, 请参2005年1至6月份, 第56-58期《家信》的“基要教义: 时代的真理(一)至(三)”.

[19]             译者注: 例如“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便是犯上这种严重错误. 艾朗赛(Harry A. Ironside)贴切写道: “以时代论为思路的教导若依循圣经所定的界线, 可成为祝福和鼓励的源头. 时代论明显是出于圣经, 肯定属于‘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不幸的是, 很多人掉入‘将己意读进圣经里’的陷阱, 而这些意思根本不在圣经里.” 极端时代论者就是掉入这样的陷阱. 一般时代论者相信按圣经的教导, 召会的诞生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但极端时代论者中的“温和派”则认为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或13章, “极端派”则认为在第28章, 所以他们相信洗礼和主餐(圣餐)是给犹太人的, 与召会无关, 故教导说外邦教会的基督徒不必受洗和守主的晚餐. 有关“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的错谬, 请参 H. A. Ironside, Wrong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4th. ed.)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89).

[20]             译者注: 圣经预言和末世论是早期弟兄们最爱与最常研究的题目之一; 例如在1830年代, 达秘(J. N. Darby)、威革蓝(G. V. Wigram)、贝勒特(J. G. Bellett)等人就经常聚在爱尔兰威克洛(Co. Wicklow)的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 研究旧约预言、召会被提、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等预言题目, 也发现了许多有关末世论的真理. 参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32页.

[21]             译者注: 有关基督再临的两个阶段, 请参2000年11月份, 第12期《家信》的“11月主题: 候主再临”.

[22]             译者注: 有关“耶和华的节期”, 请参2004年1/2至11/12月份, 第50至55期《家信》的“本月主题: 旧约中的基督”; 至于祭物方面, 请参2005年1/2至11/12月份, 第56至61期《家信》的“本月主题: 旧约中的基督”.

[23]             译者注: 有关预表方面, 请参2004年3/4至7/8月份, 第51至53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

[24]             译者注: 上文译自James Anderson, Our Heritage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1971), 第23-25页.

[25]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7页.

[26]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527页. 罗顿博士(Dr. Harold H. Rowdon)是伦敦圣经学院(London Bible College)的教会历史资深讲师.

[27]             C. H. Mackintosh, The Mackintosh Treasury: Miscellaneous Writings by C.M. Mackintosh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6), 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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