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终于得救了!”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A) 从烈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在英国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有一位圣公会的牧师, 名叫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 此人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 也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 但他薪水微薄, 与厄普卧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多大差别. 1703年6月28日, 他的第15个孩子 —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出生了. 在那个时代, 儿童因营养不足而夭折是平常的事. 在他之前的14个兄姐中, 已有8个不幸夭折. 他过后的4个弟妹中, 也有一个不幸夭折. 因此, 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 确实是神的恩典和美意.

1709年2月9日午夜时分, 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家突然失火, 全家人仓皇逃出屋后, 才发现约翰·卫斯理还在屋内. 约翰·卫斯理当时年仅6岁, 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 但他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 爬上椅子大声求救, 直到获救. 他一被救出来后, 屋顶立时就倒塌下来. 他的父亲心中充满感激, 大声喊道: “各位邻舍快来, 让我们跪下感谢神, 他恩待我们一家, 使我8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 任凭房子烧毁吧! 我已心满意足了!” 他的母亲苏珊娜(另译“苏撒拿”, Susanna Annesley)翻开圣经找到经文(摩4:11; 亚3:2), 为这“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感谢神. 他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 说神这次救他必有特殊的目的和日后的美意. 这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过后画了一张图画, 画中有间失火的房屋, 下面写着: “这岂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亚3:2)

(B) 行善求圣的牛津大学讲师

1720年6月24日, 约翰·卫斯理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 — 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修读. 他最感兴趣的课程是逻辑学和古典文学. 他博览群书, 特别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对福音的讲解, 曾引起他的注意. 1725年, 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Anglican)按立为执事, 并在同年9月26日, 第一次对会众讲道. 那时, 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慕主的心, 阅读了中世纪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Kempis, 另译“多马·肯培”)[1]的经典著作《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约翰·卫斯理认为托马斯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 与现实世界脱节. 《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 但却无从效法. 他同时阅读威廉·劳(或译“劳威廉”, William Law)的名著《奉献和圣洁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此书打动他的心, 他开始向往一种圣洁的生活.

1726年, 约翰·卫斯理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院士. 1727年2月14日, 他荣获文学硕士的学位. 他在牛津大学里以辩才和演讲闻名, 获得多人赞赏. 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希腊文讲师, 又兼教哲学和逻辑学. 1727年11月, 他担任鲁特(Wroot)教区的副牧师. 1728年9月22日, 他在牛津正式被按立为牧师, 并于同年11月从鲁特教区返回牛津大学. 回到牛津不久后, 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 此会是由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或译“查理士·卫斯理”, Charles Wesley)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 圣洁会会员因循规蹈矩地祷告、敬拜、济贫, 和探访监狱犯人而闻名, 所以他们后来被人称为“循道(会)友”(Methodists).

约翰·卫斯理和威廉·摩根时常前往监狱探访被虐待的犯人, 并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 约翰·卫斯理参加了在伦敦一个从事监狱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 — “传播基督徒知识会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虽然积极参加济贫慈善和社会关怀的事工, 并追求圣洁的生活, 但约翰·卫斯理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 没有罪得赦免的保证. 因行善不过是人应尽的本分, 就算行了也无可夸之处, 绝不能涂抹人以往犯罪的旧债.

(C) 往美洲宣道的圣公会牧师

1734年, 英国在美洲有块殖民地, 即乔治亚(Georgia). 此地需要一位牧师, 特别是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福音.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Susanna Annesley)认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事奉神的良机, 同时说道: “假如我有20个儿女, 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 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 我也心甘情愿.” 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 给他年俸50英镑. 1735年10月, 他和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两人乘搭“希盟斯号”(或译“鲜敏号”, Simmonds)前往美洲的乔治亚.

在轮船上, 卫斯理兄弟与另外两人组成循道友的圣洁会. 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 早上4至5时守晨更祷告, 5至7时研读圣经, 8时再度聚集一起祷告. 在船上, 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26个摩拉维亚派(另译“莫拉维亚派”, Moravians)的新教徒. 他们不但信心坚定和内心喜乐, 行为也非常严肃谨慎. 他们的谦卑可从他们辛苦服事其他乘客上表露无遗.

希盟斯号轮船途中遭暴风进袭, 海中巨浪翻腾, 乘客处境危殆. 1736年1月17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 1月23日第二浪又来. 1月25日当第三浪来临时, 暴风欲撕裂了船上的巨帆, 船身摇荡, 十分危急. 可是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表现出镇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平安, 当船上众人因船几乎沉下而大声惊叫, 失声哭号之际, 他们继续安祥地唱着诗歌. 这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版上刻下很深的印象.

(D) 本身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

1736年2月15日, 希盟斯号终于抵达美洲的萨凡纳河(另译“撒万那河”, Savannah River)河口. 在那里, 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道士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迎接. 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 “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参罗8:16). 这个问题叫约翰·卫斯理听了惊愕万分. 他对此问题感到生疏, 不知如何回答. 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况, 又问他道: “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为迟疑一下, 答道: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史宾真堡说: “诚然,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 然后答道: “我希望他为救赎我而死.” 史宾真堡最后问: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 “我知道.” 约翰·卫斯理之后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 并加上评语: “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 这证明当时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还未真正重生得救.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来到美洲劝别人悔改信主(convert), 但我本身却未悔改信主.” 他只靠自己努力行善,[2] 却未全心单靠救主救赎恩典.

萨凡纳(Savannah)是新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的首府, 居民约有5百多人. 1736年3月7日, 约翰·卫斯理在萨凡纳首次讲道, 差不多有1百人前来聆听. 1736年5月, 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 他每天凌晨4时起身, 先和一位与他同来的圣洁会循道友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守晨更祷告, 接着他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诗赞美主, 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晨早祷告聚会. 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能用英语向英国移民讲道, 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 用德语对德国人讲道, 甚至能以刚学到的西班牙语, 向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 约翰·卫斯理每日就是这样辛劳刻苦地从早晨工作, 直到晚上10时方才就寝.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牧师, 每天热诚地向人传讲福音, 自己却未借着福音重生得救, 这点证实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当代已变得含糊不清, 同时也暴露了按立神职人员制度的弊病 — 以神学知识而非属灵生命作为事奉神之人的资格. 无可否认, 如果连约翰·卫斯理这样“热心追求、牛津大学毕业的虔诚牧师”都未得救, 当代必然有许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 今日在同样神职按立制度下的牧师也有相同的危机,[3] 所以让我们别认为每一位“传扬基督的牧师”都一定是“基督徒”, 即重生得救的人.

(E) 单靠基督获得救恩的确据

1937年12月3日, 约翰·卫斯理返回英国. 他回到伦敦后, 1738年2月7日, 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道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 波勒在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教导下, 对福音真理有正确的观念. 他坚信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 波勒常和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 谈论救恩的事. 1738年5月24日, 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后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他心里多么渴望神的应许能应验在他身上.

当天晚上, 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 那时有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读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罗马书序言》(Preface to Romans). 当威廉·荷兰讲到人借着对基督的信, 神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 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常的温暖. 就在这一晚, 他突破了信心的障碍, 全心单靠基督并他的救赎. 他感觉到自己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 已经获得了得救的确据. 他深知主耶稣已经洗净他一切的罪, 且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 聚会一完, 他立即前往弟弟查理·卫斯理的住宅, 向他表示自己已因信耶稣基督而清楚得救. 在这喜乐的时刻, 卫斯理兄弟两人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 如何热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赎之奴, 由永火中抽出之柴, 我如何奋起得胜, 歌颂伟大救主?”

(F) 探访摩拉维亚教徒的总部

得救后的几个月里, 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 那些聚会的主要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 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成著称的“会社”(Societies). 这些会社初期是圣公会的外围组织, 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 却带有循道友的特色. 但随着事情的转变, 循道会终于脱离圣公会, 而会社便成为循道会的重要组织.

约翰·卫斯理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目睹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 就立意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 1738年6月, 约翰·卫斯理在3位摩拉维亚信徒的陪同下, 前往德国, 并在马利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他们的领袖亲岑道夫伯爵(另译“辛生道夫”, 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4] 接着约翰·卫斯理于8月1日前往摩拉维亚信徒的总部 — 守望屋(Herrnhut). 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 深深地被那里信徒敬虔和弟兄相爱的生活所感动, 以至于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

(G) 露天布道破坏圣公会传统

约翰·卫斯理回国后, 信心更坚固. 他在传福音时强调, 人只要信靠基督, 认同不是倚靠自己的善行和功德, 方能蒙恩得救, 罪得赦免. 但他这“因信称义”的信息却令那些严守教会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们大表不满, 结果英国各大教堂都关起大门, 拒绝让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

此时, 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或译“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在英国海港布里斯多(Bristol)展开户外的露天布道工作. 由于他有负担到美洲布道, 所以便邀请约翰·卫斯理接替他露天布道的工作. 约翰·卫斯理最后应邀前往. 1739年4月2日, 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多的一座小山丘上, 向着3千人讲道. 陈福中指出: “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 在露天布道, 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与规条, 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 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 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5]

在布里斯多的8个月, 约翰·卫斯理传讲了5百篇信息, 只有8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 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 认为他破坏了圣公会的传统, 不再准许他在教堂中讲道. 在布里斯多期间, 他用所收到的奉献款项, 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 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 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者. 新房子(New Room)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循道会,[6] 而事实上, 这确实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会的教堂.

(H) 与摩拉维亚派的信徒分手

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多期间, 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参加了摩拉维亚派在(伦敦)费达巷(Fetter Lane)的聚会. 那里的聚会或称“会社”也是约翰·卫斯理之前所参加的, 它的主要负责人是雅各·哈顿(另译“肯顿”, James Hutton). 1939年10月18日, 摩拉维亚派的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经过伦敦. 此人提倡“静止学说”(doctrine of stillness), 认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 他们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 他们应安静地等候基督. 费达巷的雅各·哈顿和另一位负责弟兄接受了摩尔德的教训.

由于静止学说与约翰·卫斯理所强调的恩典之法互不相容, 约翰·卫斯理于1939年10月31日晚上, 与摩尔德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谈话. 双方看法不同, 意见分歧, 关系出现裂痕. 1940年7月20日, 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上, 很坦白地表明了他与伦敦的摩拉维亚弟兄们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处, 谈到结尾, 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致的人, 可以起来跟随他. 当场就有20人站到他那一边, 一同脱离了摩拉维亚教会, 转而参加了由马斯费(Thomas Maxfield)所带领的聚会. 聚会地点是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ry). 马斯费从未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但约翰·卫斯理打破圣公会的规条和传统,特别允许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7]

(I) 旅行布道宣扬基督的福音

自1739年, 约翰·卫斯理开始露天布道. 他为了要到各处旅行布道, 就开始骑马. 陈福中表示: “约翰·卫斯理从1739年起, 开始露天布道. 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52年之间, 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在各城镇、矿区, 和新兴工业区. 他总共旅行了2万5千哩.[8]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 他讲道超过4万次; 在有些场合, 会众曾超过2万人. 他带领的复兴运动, 震撼了英伦三岛, 使他成为英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9]

约翰·卫斯理把他的布道旅行记录在他的日记里, 后来将之出版在一本名为《日记》(Journal)的书中, 阐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细节和详情. 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道4 、5次, 间中还要处理很多事务. 他平日清晨4时起身, 起床后的1小时是他灵修的时间. 他出门骑马时, 经常携带书籍诵读. 他目光近视, 双手捧书, 几乎贴近眼睛. 他那种刻苦勤学的精神, 令人敬佩.

(J) 事奉旅途上苦难荆棘满布

当循道主义盛行时, 约翰·卫斯理的助手 — 平信徒传道人(layman preacher) — 既未正式被按立为牧师, 又到处传道, 就引起很多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们的愤怒. 此外, 各地的恶霸豪强, 也不喜欢循道会所宣传的道理, 反对循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 不赞同循道会所主张人民一律平等的理念. 加上又有人散布谣言, 诬说卫斯理兄弟两人支持流亡的(法国)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d Stuart), 企图推翻英国乔治王朝. 结果, 圣公会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 皆因不同动机而到处煽风点火, 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 使他遇到许多危险. 以下列举两个例子.

1741年7月12日, 当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查理(Charles Square)讲道时, 有人雇佣一些流氓来捣乱, 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 使尽力气要把野牛赶入群众当中. 但神使这些暴徒的计谋归于徒然; 不论他们怎样卖力,这头野牛总在外面打圈子, 一圈一圈地跑, 最后突破暴徒的包围逃跑了. 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 但神有时也允许苦难临到, 考验信徒的信心. 1742年1月25日, 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Long Lane)传道时, 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 顿时间, 石头、碎瓦纷纷坠落到会众当中, 聚会于是受到阻挠.

虽然受到百般攻击和各种危害, 约翰·卫斯理仍骑着马, 风尘仆仆地前往许多偏远的角落传道. 有时他讲完道, 极其疲乏, 却找不到栖身之所; 他唯有睡在地板上, 连保暖的被盖都没有. 他所经历的苦难, 绝非笔墨所能罄述. 很多地方的居民并不慷慨奉献, 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 只能摘下路旁生长的黑莓来吃. 虽然如此, 靠着神的恩典, 他却因着得以四处传扬福音而满心喜乐. 在他日后制定的循道会12条基本条例, 他以拯救灵魂为最高目标. 他如此写着: “你们除救灵魂之外, 不必做别的事. 你们要用或被用在这工作上. 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 但你们要救越多灵魂越好, 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 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 因为若不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K) 博学非凡的文字事工作家

约翰·卫斯理常常从一些平信徒当中, 提拔他们为同工. 有者甚至没有受过教育, 单凭他们有颗事奉主的心, 并有圣灵所赐的恩赐, 这点合乎新约圣经的教导. 但这事引起很多当代的宗教人士对他不满. 圣诗“万古磐石”(Rock of Ages)的作者托坡雷迪(Augustus Toplady)曾批判约翰·卫斯理贬低了牧师的神职地位, 把神圣的工作托付给一群粗俗无学的人. 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也发表文章攻击他. 约翰·卫斯理因而撰写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来为真道辩护.

他一有空就落笔疾书. 他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累积起来有233本之多. 我们很难想象, 这一个马不停蹄、深入穷乡僻壤传道的人, 竟有空闲和精力来撰写这么多种的书. 他的著作范围甚至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课题, 例如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 还有一册伦理学, 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 of Curing Most Diseases). 此书介绍725种药方, 可治243种疾病. 此外, 他精通多种语文, 编纂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 并于1777年, 主编一份属灵刊物, 即《亚美尼亚杂志》(The Arminian Magazine).

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活出完美和圣洁的生活, 例如他在1742年所出版的《循道会信徒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 以及1765年所写的《基督徒的完美主简易说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他借此书提醒信徒要如何在恩典中成长, 达到完美的地步. 还有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就是他每日都抽出时间写日记, 记录了一天的活动、以及他与一些当代人交接的情况, 或对周围人、事、物的感想. 这使后人对他的心灵世界、生平经历和当代背景有更深入的认识.

(L) 脱离圣公会的美以美会

早在1758年, 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岛(Antigua)有个名叫吉尔伯特(Nathanael Gilbert)的下议院议员到了英国, 听到约翰·卫斯理的讲道后信主得救. 回到安提瓜岛后, 他就继续传扬福音, 在那里建立了循道会, 并有教友2百多人. 1769年, 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循道会应当支援在美洲的工作, 就派宣道士到美洲, 使循道会的工作在美洲很快扩展.

不久, 美国爆发革命, 争取脱离英国的管辖. 1776年, 眼看美国的独立运动就快升级为武装斗争, 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循道会的传道士返回英国, 那时唯有在1771年前来美洲宣道的循道会宣道士阿斯伯里(或译“亚斯贝立”, Francis Asbury, 1745-1816)一人不肯离开美洲, 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7千名循道会教友, 与他们同甘共苦, 这使他赢得美国循道会上下的敬佩. 1780年, 美国正式脱离英国的管辖, 许多教友主张由阿斯伯里来主持美国的循道会. 但阿斯伯里劝他们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 要他们写信请示约翰·卫斯理, 请他来美国视察情况. 但年迈的约翰·卫斯理不良于行, 力不从心.

陈福中指出: “自从英藉收师临阵退缩, 美国的循道会也就没有正式封立(按立)的牧师, 教会的圣礼也就没有人可以主持. … 1784年9月1日, 约翰·卫斯理…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 他们是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瓦西(Thomas Vasey). 次日又提升他们, 按立他们两人为长老, 以便差派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教会服事及主持圣礼. 另一方面, 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柯克(另译“科克”, 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 ”[10]

值得一提的是, 初期约翰·卫斯理不顾圣公会的反对, 鼓励有恩赐的人在未受圣公会按立的情况下作传道人(人称为“平信徒传道人”), 此举是合乎圣经所教导的“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 可惜过后, 约翰·卫斯理又回到按立授职(Ordination)制度下的“圣职主义”(Sacerdotium), 认为只有按立的神职人员才能主持圣礼. 这点违反圣经的教导, 诚然可悲.

1784年11月3日, 这3位新的英国教牧人员抵达美国纽约. 到了圣诞节, 美国循道会在美国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举办了一次年会, 将美国循道会改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大会正式选出柯克(Thomas Coke)和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同为美以美会的会督(bishop). 在这大会上, 柯克展示约翰·卫斯理所写的有关建立美洲循道会的手谕. 内中提到约翰·卫斯理把圣公会沿袭的第39条规例剔除, 因为这条规例要求教会必须宣誓效忠英国皇室. 在《宗教的条款》上, 约翰·卫斯理剔除圣公会原有的条款中的15项. 至此, 美国的美以美会得以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M)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翰·卫斯理在1783年时已达80岁的高龄, 但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至今已经活了80岁了, 感谢神, 我的一生并不辛苦. 我不觉得现在比起25岁时, 有更多的病痛. 这应该归功于: (1)神的能力使我能做他呼召我做的工作; (2)我每年(布道)旅行了4、5千英里的路程; (3)在白天或黑夜, 我都能随心所愿地安眠休息; (4)每日定时起床; (5)我恒久地讲道, 特别是在清晨的时光; (6)我爽朗坦诚的性情. 我天性多愁善感, 但因着神的恩典, 我再也不须忧愁了.

1784年2月28日, 约翰·卫斯理发表了《宣告书》(Deed of Declaration), 把他的领袖权力移交给100个宣道士组成的大会. 此时, 英国已有359间循道会的教堂. 1790年元旦, 87岁的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写道: “我现在真是一个老翁了, 眼目昏花, 手臂颤抖, 嘴唇焦干. 我每天几乎都有缠身不去的发烧. 但是, 感谢神, 我并没有松懈我的工作. 我仍然继续讲道和著作.” 1790年8月, 他参加了在布里斯多(Bristol)举行的循道会年会. 这时, 循道会教徒在英国有7万多人, 美洲有4万3千人, 散布世界各地也有5千多人. 在这个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年会上, 有几位宣道士询问他有何办法可使循道会长久延续下去. 约翰·卫斯理答说: “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

1791年2月25日早晨,约翰·卫斯理探访了几位弟兄姐妹后,便病卧床上,身体发烧.接连数日,他在死亡边沿.他一直喁喁细语地向神发出感谢赞美.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The best of all is , God is with us). 1791年3月2日, 88岁高龄的约翰·卫斯理终于卸下世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永享安息, “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腓1:23).

[1] 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Kempis, 1379/1380-1471)是德意志(即德国, German)天主教修士(monk). 他在尼德兰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受神职(1413), 终身从事抄写书稿和辅导新修士的工作, 被公认为最可能是灵修著作《效法基督》的作者. 人常将他的名错误地译为“多马·肯培”, 其实“肯培”不是他的姓. 他真正的姓是哈默肯(Hammerken), 但因为他在坎普彭(Kempen)出生, 所以被称为“Thomas àKempis”.

[2] 约翰·卫斯理在坐船到美洲的前4天所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最大的目的, 是希望拯救我的灵魂.” 可见他希望以传道的善行来赚取救恩. Samuel Fisk (comp.), More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4), 第174页.

[3] 有关一般宗派所实行的“神职按立制度”和 “牧师制度”的错误, 请参 2002年8至10月份, 第33至35期《家信》的“真理站场: 归回最初原则之七大理由”.

[4] 亲岑道夫伯爵(另译“辛生道夫”, 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是德意志(German)宗教改革家, 敬虔派代表人物, 主张信徒集体虔修生活, 创立摩拉维亚教会(1727).

[5] 陈福中编译, 《约翰·卫斯理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8年), 第30-31页.

[6] 有关循道会, 请参2001年8月份, 第21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教派主义的罪恶 — 循道会(卫理公会)主义”.

[7] 实际上, 按圣经的教导, 擘饼聚会(即所谓的圣礼)并不该只由特定的神职人员所主持, 讲道也不该只由他们负责, 因为每位信徒皆祭司, 任何弟兄都可按圣灵的带领来参与. 参 2003年12月份, 第49期《家信》的“召会真理: 地方召会的标记(七) — 所有信徒皆祭司”.

[8] 有其他记载是25万哩(即250,000 miles, 而非25,000 miles). 见 Samuel Fisk (comp.), More Fascinating Conversion Stories, 第173页.

[9] 陈福中编译, 《约翰·卫斯理小传》, 第3页.

[10] 陈福中编译, 《约翰·卫斯理小传》, 第6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