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祖先所谓的“上帝”(上): 上帝的自然属性

(A) 上帝在中国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杨鹏于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 题为《“上帝在中国” 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 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 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 杨鹏在此书中如此介绍.[1]

杨鹏表示, 讲到“上帝”这一概念, 大家就会想到基督信仰(基督教), 但事实上, “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的概念,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 “上帝”已经存在了. 杨鹏解释道: “一直到清朝结束, ‘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 在商朝甲骨文中, 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 到周朝的时候, 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等. ‘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 异名同谓. 至高神‘天’的概念, 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 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 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2]

敬“上帝”或敬“天”既然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 为什么“上帝”却成了基督信仰的概念呢? 杨鹏解释,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和学者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 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 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信仰概念, 就逐渐成了基督信仰中至上神(至高神)的概念. 杨鹏写道: “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 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 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 可以用‘上帝’来翻译. 由于基督教的发展, 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 ‘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3]

有者认为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与基督信仰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 — “此上帝非彼上帝” — 因而反对杨鹏把东方中国古人的上帝视为西方基督信仰的上帝来讨论. 然而,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 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 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 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是一样的, 而这方面是“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 我们将在这两期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证据, 但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思考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帝”或“天”究竟是谁?

(B) 上帝是谁?

(B.1) 词义的研究

论到“上帝”、“帝”或“天”, 唐振基指出, 单字的“帝”(Di)字或“天”(Tian)字, 可以从全球的语言和语系中分离出来. 这种语素或词素, 可表明: (1) 上帝的名字; (2) 众神灵的名字; (3) 神圣的概念; (4) 对祖先或帝王的尊称.

以“帝”为语素的这一词, 普遍地出现在中东地区出土的早期楔形文字陶片上(公元前3000年). 这个语素作为完整的词, 不仅存在于汉语这种孤立语为代表的语系中, 也存在于英语为代表的语系中, 以及芬兰语至印第安那伐鹤语(Indian Navaho / Navajo; 此乃北美洲某个印第安族人的语言)这些差异很大的语系中, 它有时作为前缀、后缀或中缀词出现. 所有这些组合, 证实了这个语素有一个单独的、共同的根源.

在印欧语系中, “帝”是一个极普遍的语素. 英语中使用“Diety”(神明)一词作为总称, 既表示上帝, 又表示诸神; “Diety”来自拉丁语的“Deus”. 具有相同语素的还有: 意大利语的“Dio”, 法语中的“Dieu”, 西班牙语中的“Dios”, 古爱尔兰语中的“Dia”, 威尔士语中的“Duw”, 布列塔尼语中的“Doue”, 立陶宛语中的“Dievas”, 拉脱维亚语中的“Dieus”, 梵语中的“Dyu”, 希腊语中的“Theos”等等.

在中国或中华文化里, 用来描述至高神上帝的三个名字是: 上帝、帝和天. 根据备受尊崇的中国古籍专家理雅各(James Legge), 这每一个名字都含有上述各国、各族语言中普遍使用的神性语素. 这三个词经常交替使用, 很难分开来讨论. 在商朝, “上帝”常用来形容至高无上的主宰. “上帝”中的“上”, 意思是“上面的”或“至高的”, 而“帝”的意思是“主”、“君王”或“神”, 因此“上帝”是指“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由此可见中国人为什么选用“上帝”这个词, 来称呼至高的真神.[4]

在《康熙字典》中, “上帝”的意思如下:

以上的, 在上面的, 极高的尊崇;
可用来形容“有主权的”或一位“至高者”, 或“最荣耀的”;
也表示“首位的”.

因此, 当用来形容掌权者时, 它的意思是至高的、至尊的, 这样当形容天上的君王时, 把它翻译成“至圣的”是准确的. 同样在这本字典中, “帝”被指作“谛”, 也念作“di”. 这“谛”字有言字旁与它的字根区别分开来, 所以“谛”字意思是“判断, 仔细检查, 具体地查看, 以便区分是非”. 因此, 这个字基本上是用来形容“审判者”. 这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相符, 因圣经所记载的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创18:25).[5]

此外, 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 从“帝”在汉字里的写法, 我们可领会那字原本要表达的意思. 换言之, 我们还有一个线索可以明白中国古人对上帝的观念.

“帝”这个象形文字 ( )可能有两种字源. 第一, 它看上去像一个花蒂, 而事实上, 这个字源是源于花蒂的“蒂”字. 现在这个字的意思是“神性”, 而花蒂的“蒂”是在“帝”上添加了一个“ 艹 ”头. 假如这种解释准确, 造字者用这个字来表示上帝的创造能力, 因为花蒂正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 而事实上, “帝”正是宇宙的创造主, 也是生命的赐予者.

第二种字源, 象形字“帝”像一堆木头烧烤祭品或者像一个献祭. 若是这样, 那就再一次证明, 中国在文明的起源, 是敬拜“帝”的.

至于“天”的使用, 毫无疑问是用来指上帝的. 不仅在圣经中多次用“天”来代表上帝, 在日常口语中, 用“天”来指上帝也很普遍, 像常用的口头禅“天哪!” “老天啊!”. 在汉语中, 上帝已成为这位至高无上者的专有名字. 而“天”从另外一方面讲, 似乎更抽象一些.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提到远在夏朝(约主前2070-主前1600), “天”就用来指神圣的统治者. 《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指出这个词也用来形容天空, 但在大多数的古代用法中, 或在中国古籍(指古典书籍)中, 这个字都只用来指上帝.

“天”在古籍中经常有广泛无限的含义. 据《词源》, 中国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把“天”列为“头”. 按同一个思路, 原始的象形字“天”是表示把“一”放在“大”的上面. 换言之, “天”是在最伟大者上面的那一位(或作: 独一无二的伟大者). 《尚书》里讲, 夏朝是“天”灭了它, 因为夏朝罪大恶极, 也即是说, “天”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可对各国施行审判.

虽然“天”和“上帝”是两个不同的词, 来表示至高无上的上帝, 但它们皆指同一位, 正如汉朝学者郑玄在《史记》的注解中, 用一句简洁的话指出: “上帝者, 天之别名也. 神无二主.” (见《史记》卷二十八·书六·封禅书) [6]

(B.2) 上帝不同于其他的神灵

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被誉为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 在他1912年出版的《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里, 给“帝”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 a) “God”, 上帝, 宇宙最高的统治者; b) “god”, 神, 人们敬拜的精灵, 如死去的帝王等. 因此, “帝”这个字可以指神灵(spirits)、皇帝, 或者上帝(Shang Di), 但是“上帝”永远是指那位创造世界的造物主. 中国古人认为有些多神灵存在, 但至高无上者只有一位, 就是“上帝”, 也称为“天”.[7]

重要的是, 英语中的“God”与“god”或“gods”意思有明显的不同; God和god在英语中属于不同的阶层. 同样, 在圣经中也有全能的上帝和其他神灵之分.

总而言之, 所有的字典对上帝和神灵的定义是一致的. 既然字典反映了公众普遍的意见, 就可以说中国古人有着普遍的认知, 即上帝是至高的创造主, 而神灵则是指比上帝等级低的精灵.[8]

唐振基总结道: “在大量查考古籍后, 我们确知中国古人认知的‘上帝’或‘天’, 与圣经中唯一的真神上帝是一致的, 和基督徒崇拜的上帝是同一位.” 中国古籍专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说: “我们通过了解他们所敬拜上帝的属性得出, 他们敬拜的上帝和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9] 现在, 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中国古人对上帝属性的观念.

(C) 上帝的属性

(C.1) 上帝的属性之意义

什么是上帝的属性? 唐振基将上帝的“属性”(Attributes)定义为上帝所具有的神性之显著特点, 这些特点是祂与人交往的基础. 只有把祂的所有属性放在一起来看, 才能对祂有更好的认识. 唐振基把中国古籍对上帝的描述与圣经中对上帝的描绘作一比较, 其结论是: 中国古籍记载的上帝之属性与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之属性是相同的. 换言之, 我们有很好理由相信两者所说的“上帝”其实是同样的一位上帝.

无论如何, 唐振基并不否认有者可能不赞同他的论点. 他评述道: “或许读者持不同的意见, 认为作者的论述只是选择了支持本书观点的内容; 还有的读者可能认为, 中国古籍表明的观点, 并不代表现代中国人对上帝的认识. (尽管如此)这两种看法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中国先祖对上帝的认识, 在许多方面与圣经中启示的神性相一致; 但由于一千多年来印度佛教的广泛影响, 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初对上帝属性的认识, 因此现代人(现代中国人)对神性的理解, 显然与古代中国人在未接受外来佛教前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 但这不能使中国先祖对上帝有认识的这一事实有所改变.”

根据汉学家麦都思(W. H. Medhurst), 上帝在中国古籍中被提到过175次. 只有一次用这个词说上帝不好, 其余的都是指创造主上帝. 将这些古籍对上帝的描述, 与圣经所记载的上帝之属性作一比较, 麦都思得出中国人对上帝的概念是: 上帝从来不会以任何有形的形象显现在我们面前. 确实, 我们被警告不要把他与庙里供奉的偶像相混淆; 这位至高的掌权者, 一次又一次对我们宣称, 他同看得见的天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上帝的核心认识是: 他有宇宙性的超越, 有无限量的能力, 是公义的、荣耀的、尊严的、有统治权的.

另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 最先翻译《四书五经》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与麦都思得出相同从结论.[10] 理雅各在1852年说道: 中国人与其他落后民族有两点显著的不同: 他们所描述的上帝始终是一致的; 他们从来没有举出另一位与上帝相似的神. 中国人认为上帝一直是这样一位造物主和全能的主宰, 是圣洁的、公义的和完美的. 没有任何一位“与他相当或者是仅次于他的”, 他是独一无二的.[11]

我们可用几种方法把上帝的属性分类, 我们选择用上帝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来划分. “自然属性”(Natural Attributes)指祂自身独有的特性, 是人类无法拥有的. 至于祂的“道德属性”(Moral Attributes), 是指祂已传达给祂最珍视的创造物 — 人类. 信徒应该仿效祂的道德属性, 但离祂的标准还相差太远, 唯有借着与祂亲近更新自己, 才能越来越像祂.[12]

(C.2) 上帝的自然属性

上帝是永恒的(从亘古到永远)

“永恒”(Eternal / Everlasting)这一词有两个含意: 第一个是喻意, 表示有始无终的存在, 例如天使和人类的灵魂, 他们有个开始(被上帝创造的时刻), 但没有终点(不会消失). 第二个是直译, 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存在.

上帝的存在是属于第二种, 因为祂是自有永有, 无始无终的神. 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或束缚. 时间的开始是创世记1:1: “起初, 神创造天地.” 时间的结束是在启示录21:1, 那时神创造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 但诗篇90:2说: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祢是上帝(神).” “亘古”是创世记1:1(时间的起点)之前, “永远”是启示录21:1(时间的终点)之后. 但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前, 也存在于时间之后, 祂超越时间, 是永恒的上帝.

中国人有永生的概念. 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荡之什·江汉》记载: “天子万年”(译文: 愿天子万岁 )[13] [或译: 愿天子活到永远, 编译者按]. 唐振基贴切指出, “万岁”代表永无止尽. 中国古人相信代表上帝掌管人类的君王, 在贤德的统治下, 活在上帝的面前, 和永生的上帝的特点是一致的; 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所记: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译文: 文王受命上帝, 赞美上帝如日中天… 周朝的光明, 是因为上帝的天命. 文王上下升降, 在上帝的左右侍奉) [或译: 都在上帝的掌控中, 编译者按][14]

上帝是自主的(有绝对主权的)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不仅是永恒的, 也是自主的(Sovereign), 意即上帝有其旨意, 并有绝对的权能去执行和成就祂的旨意. 虽然上帝看似默默地、间接地做工, 但祂最终是掌管一切的. 人类在道德基础上虽可自由行动, 但却不能超越神权能的旨意. 简言之, 上帝有绝对的权能, 是完全自主的, 如先知但以理所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4:25),[15] 也如巴比伦帝国之王尼布甲尼撒所承认的: “祂(上帝)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 无人能拦住祂手”(但以理书4:35).

根据唐振基, 中国人明白“上帝”或“天”具有权能的旨意这一事实, 并表现在中国人特有“天命”概念上. 天命是上帝在选择国家统治者时不可抗拒的旨意. 中国古籍显示, 古代的中国人很清楚在设立国家统治者的大事上, 上帝或天有绝对的主权, 因此有“真命天子”的说法(注: “真命天子”是中国古时所谓秉承天命降世的皇帝); 例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记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译文: 旨意来自上天, 将王位赐给文王, 建立周朝都城为京). 《诗经·大雅·皇矣》也记载: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译文: 上帝立国又立君王, 从太伯[或称泰伯]到王季).[16]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凡事都知)

中国古籍记述了上帝的全知性, 强调上帝是无所不知, 无人能逃脱祂的审判; 例如《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译文: 上天看得到所有人民的情形, 上天听见人民的言谈). 简之, 就如《诗经·大雅·荡之什·抑》所记: “昊天孔昭”(译文: 伟大的上天一切都明白).

这样的描述与圣经所启示关于上帝的无所不知, 是相符一致的, 如诗篇139:1-6所言: “耶和华啊, 祢已经鉴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祢都晓得; 祢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啊, 我舌头上的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祢在我前後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及的.”[17]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四处都在)

上帝是无处不在的, 但祂与泛神论中所谓“神存在于万物之中”是大不相同的. 泛神论指神即是万物, 万物即是神. 不过圣经所启示的上帝虽是无所不在, 却有别于万物, 是一位超越万物、具有位格的神.

圣经在耶利米书23:23-24记述上帝所说的话: “耶和华说: ‘我岂为近处的神呢? 不也为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 使我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 中国古人也信一位充满天地, 无处不在的上帝, 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记载: “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 求民之莫”(译文: 伟大的上帝啊, 用威严君临天下, 洞察四方的形势, 谋求人民生活安定). “君临天下”表明上帝的无所不在, “洞察四方”表明祂的无所不知.[18]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凡事都能)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全能的, 而祂的权能没有限制. 换言之, 祂要做什么都会成就. 这亦表示祂有能力掌控所有的民族与所有的领域. 圣经在约伯记42:2中说: “祢(上帝)万事都能做; 祢的旨意不能拦阻.”

当夏朝的统治者腐败时, 上帝就用商朝取而代之. 当商朝衰败时, 祂把国家交给周朝, 使人数众多的商朝人服从了周朝的统治, 再次彰显了祂的权能.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记载: “商之孙子. 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译文: 商的子孙成千上万, 上帝既然命令, 他们就臣服周朝了). 此外,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周书·梓材》(编者注:《尚书》亦称《书经》)也如此记载: “皇天既付中国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译文: 上天既然把中央之国的臣民与疆土托付给了先王…).

此外,《诗经·大雅·荡之什·烝民》记载: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译文: 上帝生养了天下无数的人民, 让一切事物有法度、有原则). 这句话显示上帝是全能的, 祂能从无变有 — 创造和生养无数的生命, 并且设定了各种法则(包括各种科学的物理定律), 使一切事物有法度、有原则.[19]

简之, 中国古典书籍中清楚证明中国古人相信上帝是大能的创造主,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的作者杨鹏也赞同这点. 趙望曦在2015 年2月 2日的《基督日报》中报导说: “杨鹏并非基督徒, 他仅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上帝’这观念在中国的历史. 近日, 他接受国内教媒访问时, 分享了研究中得到的启发. 书中考证了‘上帝’在中国古典书籍的源流, 指出‘上帝’在商朝的甲骨文已经存在,[20] 并非外来基督教的概念.”

“ ‘上帝’是中国自古已有的观念,” 趙望曦继续报导说, “对于基督教的上帝及中国自古以来所说的‘上帝’, 杨鹏认为两者属于同一概代. 他指出不同宗教与地域对创造主有不同的称呼, 如中国传统称之为‘天’或‘上帝’等, 但实际上指的都是创造万物的主.”[21]

我们将在下期的《家信》中继续探讨中华祖先所谓的上帝, 特别是祂的道德属性 (上帝是爱、是神圣的、公义的、智慧的、信实的、良善的、慈悲怜悯的、满有恩典等), 并证实祂与圣经中的上帝是一致的.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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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的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 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 四书又称为四子书, 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五经则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四书》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编辑《四书》, 作为研究《五经》的入门书籍.
《论语》: 是孔子文集, 被认为是孔子教诲的最可靠记录, 讲述孔子的仁道理念.
《孟子》: 是孟子文集, 讲论治国之道, 主张优先考虑大众福祉, 并称孝道是良好社会的根基.
《大学》: 即博大的学问, 截取自《五经》中《礼记》的一章, 强调国家的良好治理及天下的太平是建基于帝王及其臣民的个人道德修养(即所谓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 即中庸之道, 取自《礼记》中的另一章, 表达孔子提倡的“中和”及不偏激的理想.

《五经》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约公元前479年)表明他并非《五经》的作者, 只是个编者. 换言之, 《五经》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历史记录.
《诗经》: 诗歌之书, 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 包含305首宗教、宫廷及民间诗歌. 写作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6世纪.
《尚书》: 也称“经书”, 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献汇编, 全书58章中的一些部分内容被认为不太可靠, 但普遍被认可的部分包括了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著作.[22]
《礼记》: 礼仪之书, 强调依据道德原则而制定的皇室礼仪、礼仪制度、礼器、祭祀、教育、音乐, 以及学者风范等.
《周易》: 又称《易经》或“变幻之书”, 其作者传统上被认为是周文王(约公元前12世纪). 它以一套符号系统來描述状态的简易、变易、不易, 其中心思想是以阴阳的交替变化描述世间万物.[23]
《春秋》: 春秋记事, 是第一本中国编年史, 记录了公元前722 – 前481年之间鲁国(孔子的故国), 12位帝王的统治. 《春秋》一名是“春-夏-秋-冬”的缩写, 即用季节和年份来记事, 故这段历史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春秋”时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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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商朝人与周朝人对上帝的概念

唐振基在他所著的《先贤之信》一书中指出, 过去人们认为是虚构传说的中国朝代, 在考古发现的证据下已经被证实是真实存在于中国远古时代. 甲骨文卜辞和其他的考古发现, 可以追溯到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的武丁王统治时期(大约公元前1352年, 即以色列历史中的约书亚时代).

这些发现表明, 商朝人在他们历史的开始时, 就对“至高无上者”(上帝)有了十分精确的理解. 唐振基写道: “在最初, 上帝就已经被商朝人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上天来敬畏. 然后才是对自然神的崇拜, 再到对祖先的崇拜.”[25]

甲骨文卜辞不仅证实了商朝的存在, 也让我们看见商朝人相信, 为了惩罚商朝统治者的败坏, 上帝发出命令, 让商朝的敌人来摧毁腐朽的商朝. 这表明, 商朝人认为上帝不仅是他们的统治者, 也是周围国家的至高统治者. 此外, 商朝人知道上帝掌管风、雨、雷电和干旱, 因此祂也掌管丰年和灾年. 《尚书·周书·洪范》里记录了商朝人对上述这方面的见证, 说到周朝灭了商朝后, 周朝的武王寻找商朝的贤臣箕子来做他的谋士, 箕子提出“人类应当敬畏上帝”的治国之道. 他认为上帝统治自然界的万勿,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引起上帝的不满, 遭致上帝的审判.

接下来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也如商朝一样, 敬拜同一位至高的上帝, 但他们亦称祂为“天”.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 他们把“帝”与“天”交互使用, 到了周朝末期, 几乎只用“天”来称呼上帝了. 像商朝人一样, 周朝人也确信创造主上帝离他们很近, 并积极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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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杨鹏在其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编者注: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一书出版后, 获得各界关注. 有基督徒学者提醒说, 此书作者杨鹏并非基督徒, 并且声明他所希望建构的中国文化精神, 是以“上帝文化”为基础, 加上包含了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统的新整合, 所以阅读此书时必须谨慎. 诚然, 此书作者是以非基督徒的文化观点, 从“上帝”这个角度去考究和分析中国的思想史, 书中所言并非全都合乎圣经教导, 阅读此书的基督徒确实需要谨慎明辨. 无论如何, 此书显示作者的研究证实了人类文明的源头, 可能具有一致性与共同性; 中华文明之初有“上帝”信仰, 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主宰世界. 这样的观念正是圣经所教导的. 为了使读者对杨鹏的思想和此书的由来有进一步的了解, 本文附录让杨鹏自己发言, 也请读者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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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 由北京汉唐阳光和腾讯文化频道联合主办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在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召开. 此书作者杨鹏回顾了新书的研究历程和由来, 以下是学者杨鹏发言的简要摘录:

非常高兴, 今天是一个朋友小范围的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三) 继承中国“天”、“上帝”传统,

发展中国“天学”、“上帝学”

第一点, 从终极问题开始. 任何一个文明, 都有终极性的概念, 这些终极性的概念是文明的核. 中华文明中, 终极性的概念, 除了“道”外, 就是“天”和“帝”. 我与一些朋友, 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精神或文化的基础的问题, 终极性的问题. 我先研究“道”, 2003年出版了《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 这是一本非常详细的注解, 通过对比儒家来理解道家. 老子思想非常深刻的, 极度冷静, 极度功利, 非常理性, 甚至理性得让人脊梁发冷. 老子的心态, 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心态, 冷静地观察研究这个世界的规律.

研究了“道”后, 我转来研究“天”和“上帝”. 研究中国的“上帝”信仰, 与赵晓、唐际根、刘军宁等几位朋友的交流很有些关系. 赵晓一直动员我加入基督教, 虽然我至今还不是基督徒, 但他强化了我对上帝议题的关注. 唐际根是安阳殷墟博物馆馆长, 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优秀的考古学家, 我随他去看过曹操墓, 从际根这里我获得不少宝贵的甲骨文研究的资料, 而且是电子版的, 助我从中了解中国殷商甲骨文中的上帝信仰信息. 军宁则与我一直在交流道家思想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军宁倡导天道自由主义, 不断强化“天道”这超验力量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作用. 朋友间的这些交流, 激励了我的研究.

当然, 更重要的, 是上帝的启发. 几年前, 偶然翻《尚书》, 看到“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 忽然想, 商汤口中这个“上帝”, 是谁? 一种力量牵引, 我开始收集整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息, 一道光明就这样从隐晦的历史中显现了出来. 追踪上帝在中国典籍中的线索, 从上帝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 这是上帝的启示(编者注: 按基督徒的观点, 杨鹏在此所谓的“启示”其实是“启发”或“启迪”, 而非圣经中所谓“上帝赐下的超自然启示”), 是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 来交流对生与死, 对人生意义十分重要的话题.

(二) 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

就没有超越世俗势力的精神依托

第二点, 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 就没有超越世俗势力的精神依托. 古代的祭司, 是知识分子的原型, 是站在天人之际讲话的. 中国思想史, 是一部逐渐远离上帝, 远离上天的思想史, 是一部丢掉上帝和上天信仰的历史. 没有了上帝信仰, 没有了敬天之心, 表面上愈来愈只信自己, 自强不息, 事实上是对世俗的权力屈服了. 没有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力量依托, 知识人的脊梁骨就断了. 中国君王插在上天和知识人之间, 知识人围着君王旋转, 整个知识界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 这是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差异的核心所在.

有人说知识界要有独立精神人格, 但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信仰, 何来独立精神人格? — 你崇拜的对象是上帝, 你就可独立于君王. 你崇拜的对象是天道, 你就可独立于君王. 你崇拜的对象是天子(皇帝), 你怎么可能在天子面前独立? 有超越世俗权力的依托, 才会有对世俗权力的超越. 所以, 知识阶层独立性问题只是一种表相, 深层是知识阶层超验信仰丢失的问题. 中国精神的发展, 要回到超验信仰中来.

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时代已结束, 以政治转型为中心的时代不得不到来, 政治转型启动之际, 信仰问题会成为重要社会问题. 老信仰的复兴, 新信仰的兴起, 将是中国未来精彩的社会运动. 在中国自身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互动冲击中, 会有新综合信仰的产生. 我希望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化, 以传统的上帝文化为基础, 构建中国的文化精神, 上天之光照耀下的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统的新整合,[27] 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各文化开放, 吸引优秀的元素, 与世界各文化平等对话和融合.

(三) “上帝”成为至上神,

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征

第三点, 全球化背景中的文明冲突问题. 亨廷顿1993年在FOREGNAFFAIRS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 视角非常宏阔, 但他认为, 不同文明的核心内容, 是不可交流、不可融合的, 文明的冲突是必然. 但事实上, 从历史的流变过程中, 并不是不可交流. 交流过程, 是优势元素取代劣势元素的过程. 以基督教中国传播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本土宗教结构, 是上帝-自然神-祖先灵的宗教结构, 但与基督教互动中, 自然神崇拜基本消失, 具有宗教意义的祖先神崇拜也逐渐消失, 但“上帝”没有消失. 基督徒用中国本土的“上帝”概念翻译了基督教至上神, 因此“上帝”这个至上神意识大为普及, “上帝”成为至上神的最流行概念,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征.[28]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在价值取向上, 都认为个人的独立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前提. 但独立的个体, 如果没有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就可能将自己视为上帝, 秦始皇就把原来上帝的称呼 — 皇帝 — 用到了自己身上. 没有信仰的个人主义, 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 是有些可怕的. 多年前, 赵晓倡导“教堂+市场经济”, 认为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没有信仰激励和约束下的市场功利追求, 很有问题. 从中国传统来看, 墨子是“教堂+市场经济”的最早的倡导者.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要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 二要有历史和传统意识, 应是两者的结合.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对中国传统的上帝信仰, 传统的天信仰的追溯. 追溯历史, 是为了开启未来.[29]

[1]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后院读书会于2014年7月中, 在深圳的西西弗书店, 主办“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 — 学者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 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皇家宗教 — 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当天出席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2] 论到这位至高神, 杨鹏在某次访谈中表示, 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 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 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 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 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 偶尔也称“天帝”. 周朝称“天”、“上帝”以来, 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请参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

[3] 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cul/2014/07-22/6412706.shtml . 魏甫华进一步表示, 杨鹏上述的发现(即透过中国典籍发现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 其内涵与《圣经》里的上帝一样), 实际上对现代中国人如何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说: “因为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 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 所以, 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4]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中国上海: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5年), 第69-70页.

[5] 亚伯拉罕对神说: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断不是祢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18:25)

[6]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70-71页.

[7] 同上引, 第71页.

[8] 同上引, 第72页.

[9] 同上引, 第73, 96页.

[10]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 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 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 他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 共计28卷. 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 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11] 理雅各强调“一神信仰”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只是它沉沦暗淡, 被诸多纷杂迷信所遮掩, 虽然两千年来它肯定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 但它确实存在. 理雅各坚持认为一神的观念至今都存在于部分中国人心中, 并没有因为理学的昌盛和佛、道的盛行而全然消失. 他还借《大明会典》所载冬至祭天之祝词和明朝皇帝祭太庙之祝词来了解中国人对“上帝”的想法, 认为其中显示“上帝”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自在的”(或译“自有的”, self-existent), 行礼者对“上帝”表现出绝对恭谨, 而“神”处于次级位置, “上帝” 高于诸神, 与“神”绝不可等同. 参“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古代真神 — 理雅各与利玛窦的异同”;

www.cssn.cn/15/1513/201304/t20130408_340692.shtml .

[12]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72-73页.

[13] 本章的译文是摘自唐振基所著的《先贤之信》, 论到这些译文, 唐振基写道: “将这些古籍译成现代汉语时, 都参考了目前国内专家的作品, 例如诗经的专家周振甫, 四书五经的专家陈襄民、刘大祥等人的译文, 以保证译文内容的权威性.” 见《先贤之信》, 第66页. 有关四书五经, 请参本文附录一.

[14]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77页.

[15] 但以理书4:17: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也参但以理书4:32)

[16]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76页. 这里的“大伯”是指太伯(或称“泰伯”, 约公元前1165-前1074年)是第一位吴国君主, 东吴文化的宗祖. 王季本名姬历, 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

[17] 同上引, 第79-80页.

[18] 同上引, 第80页.

[19] 同上引, 第79, 81页.

[20] 参本文附录二: 商朝人与周朝人对上帝的观念.

[21] 参 “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 是普世的創造主”;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4820/20150202/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是普世的創造主.htm . 有关杨鹏对“上帝信仰”这方面的研究和观点, 以及其所著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一书的研究历程和由来, 请参本文附录三: 杨鹏在其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22] 《尚书》的前5章讲述帝王尧和舜的言行事迹, 6至9章记载夏朝历史(约公元前2070-前1600); 接下来的17章记载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及其败亡; 最后的32章记载西周的统治(公元前1046-前771).

[23] 《易经》常用于占卜(算命), 但孔子在《易经》的引言中评论说, 《易经》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译文: 尽最大的力量追求真理, 为的是遵循上天的旨意).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15页.

[24]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书五经 , 以及唐振基所著的《先贤之信》, 第15-17页.

[25] 商朝人相信灵界有三层神灵: 最高的是帝(主)或上帝(至高的主), 中间的是神(自然、神灵), 最底下的是各家族的祖先之灵. 中国先祖这方面的观念(即这三层神灵同时存在), 推翻了一般宗教学者所持有的宗教进化观点, 即人类是从低级的祖先及鬼神开始崇拜, 再提高到对自然神的崇拜, 最终达到对至高上帝的崇拜.

[26]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66-69页.

[27] 由于杨鹏是非基督徒, 并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 所以他希望以中国传统的“上帝文化”为基础, 来建构中国的文化精神, 但其中包含了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统的元素. 但对于基督徒的我们, 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古籍中, 探索中国古人对上帝的观念, 进而察验与证实我们的中华祖先是认识和敬拜圣经中所谓的上帝的.

[28] 值得一提的是, “上帝”成为至上神不是因为受了基督信仰(基督教)的影响, 因为早在基督信仰传入中国以前, 中国古人已经有“上帝是至高无上者”观念, 其证据就在中国古籍里所描绘有关上帝的各种超然属性.

[29] 此附录摘自“ ‘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一文,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