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三): 圣经的历史真确性(上)

(A) 导论

常听人说: “圣经只不过是一本神话故事!” 或说: “圣经里的记载是虚构的, 没有历史的根据, 绝不可靠, 不值得信!” 不过, 说这话的人, 往往是没有真正客观与细心地研究历史、考古和圣经本身, 因为知名的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另译“格鲁克”, Nelson Glueck)说道: “事实上, 可以斩钉截铁地这么说: 至今没有任何考古发掘曾与任何一处圣经记载抵触. 许多考古发掘出来的, 不论在大纲领域或在细目上, 都证实了圣经中的历史记载.”[1] 是的, 圣经里的记载是绝对可靠可信的, 因它处处展现其超自然的元素 — 历史的真确性!

(B) 圣经的历史真确性

(B.1) 历史学家的证实

(a)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

威廉·蓝赛爵士(另译“拉姆齐”, Sir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1851-1939)是举世闻名的古典学者和考古学家. 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 并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及英格兰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深造. 他是第一位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和考古学教授(1885-1886), 并任阿伯丁大学人文系教授(Professor of Humanity, 即拉丁语教授)多年. 他于1880-1890及1900-1914年期间对土耳其西部的古物进行广泛地勘探考察, 并写了多本历史与考古学界知名的著作, 如《小亚细亚的历史地理学》(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 1890)、《希腊文明中的亚洲要素》(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 1927)、《小亚细亚的罗马权势之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is of Roman Power in Asia Minor, 1941)等, 至今仍是标准作品.[2] 那个年代, 对小亚细亚(Asia Minor, 即现今的土耳其)的地理与历史, 蓝赛爵士可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术人士.

蓝赛爵士在1881年时, 已是一个杰出的青年学者. 他心中盼望能认识真理, 却因一直在怀疑主义的环境中受教育, 因而认为圣经不过是骗人的玩意儿. 这位不信圣经的教授描述使徒行传为“…早期基督信仰(primitive Christianity)的高度想像, 也是仔细渲染过的记载.”[3] 后来, 他公开宣布将前往圣经发源地 — 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一带 — 作探险旅行. 为了这次的旅程, 他花费好几年时间, 详细作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并希望借着这次的探险, 他可证明圣经不过是早期一群雄心勃勃的基督徒笔下的产物, 而非如圣经本身所自称的: 是来自天上的圣书, 是真神的话语. 他认为圣经中最弱的一环, 是关于保罗旅行传道的记载, 这些事迹从未有人做过彻底的实地调查工作. 因此, 他计划用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为指南, 依照保罗旅行的路线实地去走一趟, 好证明保罗并没有像圣经所说的, 做过旅行传道.

准备妥当后, 蓝赛爵士便向圣经的发源地出发了. 他利用了15年的时间勘探和考古, 挖掘与查考各样证据后, 终于在1896年出版一大卷研究心得, 书名为《罗马公民与旅行家保罗》(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这本书令许多期待蓝赛爵士出书反对圣经的怀疑派学者大失所望, 大跌眼镜, 甚至激起他们极大的恐慌. 因该书所表现的态度, 与多年前该书作者(蓝赛爵士)出发前的原意正好完全相反. 本是反对圣经的蓝赛爵士, 经过多年客观研究和详细考察各种证据后, 竟成为圣经的忠实维护者. 更令怀疑派学者不解的是, 在此书出版后的20年间, 蓝赛爵士不断出版新书, 一本本地根据考古所挖掘出来的新证据, 证明整本新约圣经的无误性, 其中著名的有《歌罗西书的历史注释》(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1899)、《致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Letters to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1904)和《保罗的城市》(The Cities of St. Paul, 1907). 因着这些书中很多驳不倒的证据, 许多不信派的怀疑论者也转而接受基督信仰. “蓝赛的书颇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直到如今, 他的著作尚未遭致他人的反驳.”[4]

对于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 蓝赛爵士评述道: “我认为路加所写的历史, 在它的可靠性方面是无可比的. …你可以对路加的用字, 作出对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更为严紧近乎过态的认真研究, 但无论如何, 他仍经得起精细以及最认真的处理.”[5] 蓝赛爵士在另一本著作中(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 1915年, 第222页)也写道: “路加是第一流的史学家; 不但他对事实的陈述是可信的 … 这位作者应当被列入最伟大之史家的行列.”[6]

(b) 威尔逊博士(Dr. Robert Dick Wilson)

正如威明顿博士(Dr. H. L. Willmington)指出, 罗伯特·威尔逊博士(或译“卫伯特”, Dr. Robert Dick Wilson)是历来最有资格的旧约言语学家. 他生于1856年,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攻读, 并于1876年毕业. 接着他又取得哲学博士(Ph.D.)学位. 此后, 他到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去作进一步深造研究. 他在匹兹堡(Pittsburgh)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旧约, 然后回到普林斯顿, 获得举世无匹的希伯来文学者之国际盛誉. 他彻底精通超过40种的古代闪族言语, 好像他自己的言语一般, 可以随口讲论.

威尔逊博士论到他自己说: “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专家, 他所要做的首务, 就是先确立这个事实, 证明他不负虚名. 一个专家可能比1百万名其他在场的见证人更为宝贵, 因为他们并非专家. 在一个人有权利讲述史事和言文(语文)以前 …特别是旧约, 基督教会有权要求这个人能够表现出他从事那种工作的能力.” 为了证明本身是旧约历史的专家, 威尔逊博士表示: “自从离开大学以后, 45年以来, 我一直不断致力于对旧约圣经作最广大的研究; 就是关于它的一切言语、一切考古学、一切译本, 以及关于它的经文与历史性, 我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这些事, 就是要叫你知道, 这是我之所以能够以专家的资格来讲话的原因.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我用了45年研究圣经, 结果使我有一更坚定的信仰(指对圣经有更坚定的信念), 就是在旧约时代, 我们拥有一部真实的以色列民族之历史史书, 我有权利把这件事向聪明睿智的朋友讲述, 他们以为自己能耻笑古时的基督徒和信奉圣经的人…

“我既宣称(并证实)自己为专家, 我岂没有权那样做吗?(指为圣经辩护)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惯于参阅9种不同言语的新约译本, 我把希伯来文熟记在心里, 所以我能朗朗背诵, 连一个音节都不会遗漏中断. 从神学院毕业, 我当了一年的希伯来文教师后, 就到德国去. 在海得堡(Heidelburg)时, 我作了一个决定. 我以祷告的心 — 决定 — 要把我一生奉献作研究旧约之用, 我那时25岁, 根据我祖先的年龄推算, 我可活到70岁; 所以我还有45年的光阴可以工作. 我把这段时间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个15年, 我要专心一意地研究所有必须的言语; 第二个15年, 我会专心研究旧约的经文; 而最后的15年, 我则保留为著作之用, 就是把我过去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写下来, 好把它们贡献给世人. 主使我能够实行这计划, 几乎已有一年之久.”(R.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 第40-42页)[7]

这位旧约圣经和语言专家威尔逊博士在《科学性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一书论及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他回溯至旧约时代时写道: “希伯来文圣经包含了26个或更多的外邦君王名字, 而这些名字都可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件(文献)里找到. 大部分这些君王名字的拼写法, 在他们自己的碑铭上, 或在他们执政时期的文件上, 与在旧约圣经的文件上是一样的. 其他拼写上的改变则是按照语音变异规律的要求; 那些规律在希伯来文件写成的年代正在实行. 有两三个名字的字母或拼写法仍未能得出肯定的解释; 而即使在这几个事例里, 也没有人能指出希伯来经文的拼写是错误的. 反之亦然, 许多可见于同期亚述文件里的犹大和以色列君王名字, 跟现今希伯来文圣经里的拼写也是相同的.

“从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144个例子(名字), 和40个反向音译的例子(即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 即总数184个例子中, 证据显示, 2300至3900年以来, 希伯来圣经里的专有名词, 都极其精确地传递下来. 原来的文士必定是严谨地遵照准确的语文规则来抄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 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仔细态度和学术知识. 此外, 多个世纪以来, 希伯来圣经必定是由抄写员传送下来的(指一直被抄经家不断抄写), 这现象在文学历史里是无与伦比的.”(R. 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第64, 71页)[8]

威尔逊教授继续说: “攻击和拥护圣经文本(text)的人, 都不应假定这些专有名词的准确翻译或准确传达, 是一件容易或平常的事情. 由于部分读者可能从未考查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在此举出一些可见于曼内托(Manetho)的著作和埃及碑文的埃及君王名字为例. 曼内托是多利买非拉铁夫(Ptolemy Philadelphus)时期, 即约主前280年, 管辖埃及偶像神庙的一个大祭司. 他写了一本有关埃及王朝的著作, 其中一些片断存在于约瑟夫(Josephus, 第1世纪犹太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或译“优西比乌”, Eusebius, 第4世纪史学家)和其他人的著作里. 他从31个王朝的君王名单中, 提出了140位来自22个王朝的君王的名字. 这些名字当中, 有49个出现在碑文上的形式, 让我们认得出曼内托之拼写的每一个辅音, 有28个名字有部分能认得出. 至于其余63个, 则没有一个音节可以辨认出来. 倘若曼内托自己是从原来的记录抄写这些名单 — 有49个是相当正确的, 由此证实了这个推测 — 那50个或更多难以辨认的名字里的几百个异文和误抄, 必定由于他抄写的错误, 或传递他的文本时造成的错误.”(同上引, 第71-72页)

威尔逊又说, 这些君王(指旧约圣经记载的君王)约有40个活于主前2000至400年间. 每一个都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 “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君王 … 没有比这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 可以证明旧约记载在本质上的准确性.” 他在脚注计算了这准确的记载纯粹出于偶然的或然率: “从数学角度来说, 这样的准确性若纯粹出于偶然, 其机会率将会是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同上引, 第74-75页) 换言之, 圣经的记载之历史真确性绝非出于“碰巧”或“偶然”, 乃是真理的圣灵所默示的! 借着圣灵的带领和监督, 圣经作者们写下了真确无误的各种记述.

根据这个证据, 威尔逊博士下结论说: “证明原本抄本(指旧约的原版经文)经过2,000多年相当准确地传下来的证据是不能否定的. 2,000年前存在的抄本原原本本地从原著传递下来, 不仅仅是有可能的, 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 按照现存巴比伦文件类似的情况看来, 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拥有相隔数千年之原著和抄本的巴比伦文件, 和许多蒲草卷(纸草经卷), 当与古典文学之当代版本比较的时候, 虽然超过了2,000年, 其文本只有极小的更改. 尤其是其科学化而可证实的准确性, 在一些君王的名字, 和无数包含在已经传给我们的希伯来文本中之外国用词的正确拼写中, 可见一斑.”(同上引, 第85页)[9]

麦道卫(Josh McDowell)强调, 这位精通超过45种语言和方言的威尔逊博士, 对旧约作出毕生研究后, 得出如下的结论: “我可以补充说, 在过去的45年我一直研究圣经, 得到的收获是使我比以前更加坚信; 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记述, 是以色列民族的真确历史.”(R.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 第42页)[10]

(c) 奥伯莱博士(Dr. William F. Albright)

让我们再引述另一位伟大的东方学者, 即著名的考古学教授威廉·奥伯莱博士(或译“奥尔布赖特”, Dr. William F. Albright). 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院长(Director of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1921-1929), 也是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ryland)的闪族语文学/文献学教授(Professor of Semitic Philology).

奥伯莱年青时认为圣经只是一本文学书, 没有根据历史事实. 他本想利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不过是一本“文学作品”(literature), 只适合当代的文化架构(只是当代文化的产物, 而非历史的事实). 他在1930年代进行实地考察, 直到他于1971年离世为止. 可是, 奥伯莱找到确定性的证据, 证实他先前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导致他改变先前的立场(转而相信圣经乃神的话语). 他宣告说, 圣经事实上完全与考古学的发现一致, 没有冲突.[11] 对于圣经与他在历史上的发现, 他如此说: “读者尽可放心; 我们从来找不到一种东西能扰乱这合理的信仰(指“基督信仰”), … 我们不必再庸人自扰, 想去把宗教和科学‘调和’, 或者去‘证明’圣经的任何一方面. 因为圣经本身就能自行证明.”[12]

奥伯莱曾以下述的观察, 来开始他那篇著名的论文 — “圣经时代”(The Biblical Period): “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对其部落及家庭之起源均有详尽的描述, 其记录远胜于所有其他的民族. 在埃及与巴比伦, 在亚述及腓尼基, 在希腊及罗马, 我们都找不到类似的记录. 日耳曼的传统中亦没有类似的记载. 此外, 印度及中国亦无类同的史记, 因为他们早期的历史是以半神半人及君王的事迹作开始. 无论是从最古老的印度记叙(《往事书》, Puranas), 或是古希腊的史记当中, 我们都找不到有关印度伊朗语族及希腊民族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南迁而来的史实. 我们可以肯定, 亚述人对他们最早期的领袖记忆亦很模糊, 只记下他们的名字, 但无他们的事迹可寻. 我们仅知道他们原是居住在帐篷里, 而来自何处的资料早已失传.”

对于创世记10章所载“列国表”(Table of Nations)的可靠程度, 奥伯莱的结论是: “在古代的文献中, 它是绝对独一无二的, 即使在希腊人中间, 也找不到遥相呼应的对照 … ‘列国表’这个古代记录始终是非常准确, 实在令人啧啧称奇.”[13] 1938年4月, 奥伯莱在“考古学与圣经鉴别学”(Archaeology Confronts Biblical Criticism)一文中写道: “考古资料和铭文资料证明了旧约中无数的章节和论述的历史真实性.”[14]

此外, 还有无数的考古学证据都证实圣经的可靠性, 以致奥伯莱总结说: “第18和19世纪一些重要的历史学派针对圣经(指不信和反对圣经)的极端怀疑论 — 某些阶段仍然间歇性地出现 — 已经渐渐受到质疑. 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已经确立了无数(圣经记载之)细节的准确性, 并且圣经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正不断得到承认.”(W. F. Albright,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1960年, 第127-128页)[15]

(B.2) 路加作品的例证

知名的新约圣经学者布鲁斯(F. F. Bruce)是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这位曾是这所大学的圣经批判学和解经学教授(Rylands Professor o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表示: “路加福音的记载一直被怀疑是不准确的, 但其准确性已经有一些铭刻的证据加以证明了, 我们可以说, 考古学肯定了新约的记载.”[16] 下文列举一些证据:[17]

(1) 事件一: 人口普查

有些学者认为路加在他描述主耶稣出生的事上是完全错失了良机. 路2:1-3记载: “当那些日子, 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 报名上册.” 批评家坚持说, 当时并没有人口普查, 居里扭并不是叙利亚的巡抚, 各人也没有返回祖家(家乡).

可是考古学的发现证明路加的记载是可靠的. 首先, 考古发现显示罗马人有定期登记纳税人的做法, 并且每14年便做一次人口普查. 这程序确实是在亚古士督(Augustus)的统治下开始, 第一次在主前23至22年, 或主前9至8年进行. 路加所指的应该是后者.[18] 其次, 我们发现有证据证明居里扭(Quirinius)在主前7年左右是叙利亚的巡抚(governor). 这是根据在安提阿所发现的铭文, 其上列明居里扭担任巡抚这职位.

最后, 至于报名上册的做法, 就在埃及的一份蒲草卷上发现, 当中记载了人口普查的指引: “由于人口普查临近, 所有因任何理由在家乡以外定居的人, 应当马上准备返回自己所属的政府, 以完成户口登记, 保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耕地.”

(2) 事件二: 以弗所的暴乱

路加提到以弗所的暴乱, 和一次在剧院举行的群众集会(徒19:23-29; 这剧院在《和合本》译为“戏园”). 有一块铭文证实群众确实在那里聚集, 铭文上提到用银制成的亚底米(Artemis; AV: Diana)神像在集会时被放在剧院里. 剧院出土之后, 证实里面有足够地方容纳25,000人(这么大规模的剧院所聚集的人, 当然可引发可怕的暴乱).

(3) 事件三: 耶路撒冷的暴乱

路加也叙述了在耶路撒冷爆发的一场暴乱, 起因是犹太人以为保罗带了一名外邦人进入圣殿(徒21:28-30). 考古学家过后发现一些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铭刻说: “外地人不得进入环绕圣殿及其围墙的栅栏以内. 任何因此而被捕的人将被处死, 责任自负.” 这点说明为何“合城都震动, 百姓一齐跑来, 拿住保罗 … 他们正想要杀他”(徒21:30-31), 这又一次证明路加是正确的!

(4) 用词一: “区域”

路加所使用的某些字词也受到质疑. 路加指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一部分”或“一个区域”(徒16:12: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他使用的希腊文字是 meris {G:3310}(注:《和合本》译作“一方”; AV: part); 事实上, 这字确实可译作“部分”(portion)或“区域”(province). 但霍尔特(F. J. A. Hort)认为路加这用法是错误的. 他说 meris是指“一部分”, 而非“一个区域”. 然而, 考古发掘显示 meris 这个字被人用来描述地区的划分. 故此, 考古学再一次证实路加用词的准确性.

(5) 用词二: “总督”

路加用“总督”(praetor;[19] 注:《和合本》译作“官长”; AV: magistrates; 希腊文: stratêgos {G:4755})来指腓立比的官长(徒16:20). 有些“学者`”指出这用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管理该城的是两个共同管理人(duumvir). 但事实上路加是对的. 考古发现显示, 罗马殖民地的官长正是使用 stratêgos (praetor; 总督)这个职衔.

(6) 用词三: “方伯”

此外, 路加选择“方伯”(proconsul;[20] AV: the deputy; 希腊文: anthupateuô {G:445})一词作迦流的职衔(徒18:12)是正确的, 因考古发现的德尔斐(Delphi)铭文上写道: “迦流(Lucius Junius Gallio), 我的朋友, 亚该亚的方伯 ….”布鲁斯(F. F. Bruce)也指出, 德尔斐铭文(主后52年)让我们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传道工作是为期一年半(徒18:11 “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 从其他资料来源, 我们知道迦流在7月1日就任, 他作方伯的职任只是维持了一年, 而这一年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日子(主后51年).

(7) 用词四: “地方官”

还有一个事例, 就是路加使用“地方官”(politarchs; AV: the rulers of the city; 希腊文: politarchês {G:4173})来指帖撒罗尼迦的民政官员(徒17:6). 由于politarchês (politarch; 地方官)一词不见于古典文学,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路加的记载是错误的. 可是, 后来考古学家发现有大约19份铭文使用了这职衔. 有趣的是, 其中5份正是指帖撒罗尼迦的官员. 其中1份铭文发现于帖撒罗尼迦的罗马拱门, 上面有6个该城的 politarchês (politarch; 地方官)的名字.

(8) 用词五: “岛长”

再举一个例证. 路加在徒28:7称米利大岛(Melita)的土族领袖部百流(Publius)为“岛长”(AV: the chief man of the island; 希腊文: prôtos tês nêsou {G:4413; 3520}). 在考古下出土的铭文确实给他“岛长”的头衔.

(9) 人物: 以拉都

徒19:22记载哥林多人以拉都(Erastus)成为保罗的同工. 若路加想要编造任何姓名的话, 这里是最理想的地方, 有谁会知道呢? 可是, 当挖掘古哥林多城时, 在城中剧院(戏园)附近发现一块碑, 上面刻着: “以拉都自费铺路以回报他(获得)营造司(aedileship)的官职.” 倘若这里的以拉都是指使徒行传的以拉都, 这就意味着一位显赫富有的哥林多公民信主, 且献身于主的事工! 这就解释为何路加叙事时要特别提到他.[21]

(10) 城市: 以哥念的地点

路加的记载暗示路司得(Lystra)和特庇(Derbe)是在吕高尼(Lycaonia), 以哥念(Iconium)则不是(参徒13:52; 14:1,6,19,21).[22] 考古学家认为路加在这事上弄错了, 因为根据古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Cicero, 主前106-43年)的著作, 西塞罗指以哥念是在吕高尼省. 因此, 考古学家认为使徒行传是不可信的. 然而, 在1910年, 蓝赛爵士发现一件遗迹, 证明以哥念是弗吕家省(Phrygia)[23]的一个城市. 后期的发现确定了这一点.

(11) 其他城市和国家

贾斯乐(Norman Geisler)说: “路加共提到32个国家、54个城市和9个岛屿, 当中没有一个错误.” 故此, 布鲁斯(F. F. Bruce)指出, 有赖许多考古学的发现, 使徒行传中提到的大部分古城都被识别出来. 因着这些发现, 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追溯保罗的旅行(指旅行传道的)路线了.

诚如蓝赛爵士所言: “路加的历史在其可靠性方面是卓越非凡的.”[24] 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家希玛尔(Colin Hemer)把许多有关路加记载之准确性的考古和历史证据, 编入他的著作《以希腊历史为背景的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以下是他那份详尽报告的部分概要(第104-107页):

(1) 除了游历极广的当代研究人员如路加之外, 那些特殊的细节是一般人不会认识的. 这些细节包括官员的准确职衔、军事部队的识别, 和某些主要路线的资料.

(2) 有些细节考古学家知道是正确的, 但却不能证实其准确的时期. 另有些细节除了到过那个地方的作者之外, 似乎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3) 已知之君王和统治者的时期, 跟(使徒行传记载的)故事的年代是有关联的.

(4) 事实是与保罗或其教会同时代的人配合, 而不是与较早或较后日期(的人或教会)配合.

(5) 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之间“没有预谋的巧合”(注: 这表示这些书信在没有串通的情况下各别写成, 且不含有彼此冲突的记载. 这样的独立性大大提高了书信内容的可信度).

(6) 即时的地理参照, 表示作者路加对此熟悉.

(7) “即时”的材料, 暗示作者正叙述一个近期的经历, 而不是在文本(text, 指使徒行传)写成后很久才拿出来加以编辑.

(8) 使徒行传中各种不同的陈述, 显示路加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原始资料.[25]

牛津大学的希腊罗马古典史学家舍温-怀特(A. N. Sherwin-White)承认说: “使徒行传的历史性是无法否认的 … 任何拒绝其基本事实性的尝试, 如今看来都是荒谬的. 罗马历史家长久以来都认为它是符合史实的.” 难怪奥克兰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柏莱克(E. M. Blaiklock)下此结论: “路加是一位完美的史家, 他本来就应当与希腊伟大的作家并列.”[26]

(文接下期)

[1]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203页.

[2] J. D. Douglas (gen.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v. ed.) (Grand Rapids: Regency Reference Library of Zondervan, 1974, 1978), 第824页.

[3]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60-961页.

[4] Rowell E. Albert, Prophecy Speaks, 第195-197页, 引自麦道卫著, 韩伟译, 《铁证待判》(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年, 第489-490页.

[5]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61页.

[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123页.

[7] 威明顿,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61页.

[8]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32页.

[9] 同上引, 第132-133页.

[10] 同上引, 第62页.

[11] Ralph O. Muncaster, Can Archaeology Prove the Old Testament?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2000), 第19页.

[12]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61页.

[1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63-64页.

[14] 同上引, 第164页.

[15] 同上引, 第121页.

[16] 同上引, 第122页.

[17] 以下例证主要参考/摘自上引书, 第123-125页.

[18] 贾斯乐博士(Norman Geisler)写道: “现在我们知道埃及(Egypt)、高卢(Gaul)和古利奈(Cyrene)会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 路加的意思可能是, 人口普查于不同时候在全国进行, 而亚古士督是开始这程序的人. 路加所使用的‘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强烈地指出, 我们应理解此程序为一个反复进行的程序(即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复进行的工作, 即在不同时候于不同地方举行).”(Baker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第46-47页), 摘自上引书, 第123页.

[19] 司特隆(James Strong)在其所著的《司特隆圣经汇编》(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后部的“希腊文字典”中表示, stratêgos 可指一位军事总督(a military governor), 即praetor.

[20] 司特隆(James Strong)在《司特隆圣经汇编》后部的“希腊文字典”中指出, anthupateuô 意谓作(古罗马的)地方总督(to act as a proconsul).

[21]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 第228页. 此书提到的考古证据值得一读(第204-235页).

[22] 徒14:1说: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过后多人因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信主, 可是妒嫉的人要杀害保罗和巴拿巴, 所以徒14:6说: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 和周围地方去.” 过后“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徒14:19). 保罗过后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作门徒. 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徒14:21). 这些记载暗示以哥念与安提阿一样, 不与路司得和特庇同在吕高尼省内.

[23] 弗吕家(Phrygia)是罗马帝国亚西亚省东部的一区, 是现今土耳其的中部地区, 区内有安提阿、歌罗西、老底嘉等城市. 保罗曾两度经过弗吕家(徒16:6; 18:23)

[2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23页.

[25] 同上引, 第125-126页.

[26] 同上引, 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