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五): 圣经的发行与流传

(A) 导论

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流传性最广的书! 威明顿博士(Dr. H. L. Willmington)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常一本书出版7年后, 就只有2百分之一的机会能够继续再版. 而有8成的书只在1年间就会被人完全遗忘. 现在, 让我们想像一下, 在1981年里, 美国出版了200本新书. 从统计显示, … 到了第7年底(1987年底), 就只有一本存留. 古代其他宗教的书籍, 有哪一本书能与圣经遥遥相比呢? 今天人要跑到哪里才可买一本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经》(Zen Vedas), 或者是埃及古老的《埃及死亡之书》(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呢? 事实上, 有许多曾经一度兴旺的古代宗教, 在现今的世代里已经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但年幼的孩童却可以走到美国(和一切有真正宗教自由的地方)的任何一间书店里, 就可以买到一本圣经.”[1] 现在, 我们进一步探讨圣经的十大超自然元素之一 — 圣经的奇妙发行与流传.

(B) 圣经的发行与流传

(B.1) 圣经的惊人发行量

德国的谷登堡(或译“古腾堡”, 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2]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 而他所印刷的第一本书, 就是圣经! 这本称为“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的拉丁文圣经约在1456年出版, 自此以后, 圣经便大量出版, 成为翻译数次最多,[3] 读者最广的书. 论到圣经的“发行”(或译“流通量、销行量”, circulation), 麦道卫(Josh McDowell)写道: “在畅销榜中的书籍, 可以售出数以10万册的, 并不希奇; 售出数以百万册的就叫为罕见; 如果有一本书可售出逾千万册, 必然会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那么, 当人发现圣经已售出逾10亿的数量, 就一定会大吃一惊了. 真的, 圣经已售出达10亿册! 无论是新约全书, 抑或是圣经书卷选辑, 其出版的数量都已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本书. 一些人可能反驳说. 在某一个月份或某一年, 某本书的销售量超逾圣经. 然而, 以总流通量(发行量)来计算, 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可堪与圣经相比.”[4]

麦道卫拿出数据来证实他的论点. 他在其所著的《铁证待判》中说道: “我仅仅摘录圣经公会所发表的统计数字, 这些资料来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Americana)、《一千件有关圣经的奇事》(One Thousand Wonderful Things About the Bible, Hy Pickering著)、《圣经诠释》(All About the Bible, Sidney Collet著)、《基督徒信仰的确据》(Pro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s, B. Ramm著)及《圣经通介》(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esiler and Nix著).”[5] 以下是上述资料所提供的统计数字:

皮克林(另译“辟克林”, Hy Pickering)指出, 在30年前, 英国及外国圣经公会若要供应市场的需要, 它们必须日以继夜以每3秒的时间印一本圣经. 换句话说, 必须以每分钟印22本; 每小时印1,369本; 每天印32,876本圣经的速度进行才行. 这些圣经被分别包装为4,583包, 分送世界各地计重490吨.”[6]

贾斯乐(另译“盖司乐”, Norman Geisler)和尼克斯(另译“尼克”, William Nix)引用《剑桥圣经历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的一段话: “没有一本书有近乎圣经这样源源不绝的发行销路的.” 圣经的批评家们说得对: “这并不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但它却证实了圣经的独特性!”[7]

(B.2) 圣经的奇妙流传性

麦道卫在其所著的《新铁证待判》一书中写道: “根据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1998年圣经分发报告’(1998 Scripture Distribution Report), 单是在那一年, 其会员机构

已负责分发了2,080万册新旧约全书, 和2,010万册新约或旧约圣经. 若连书卷的单行本及选辑(选录了某个特定主题的经文)也包括在内, 总分发量更达到令人震惊的5亿8,800万册.”[8] 这些仅是联合圣经公会所分发的圣经数量, 还未包括其他众多的圣经公会所分发的数量呢! 麦道卫继续指出: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 若要1998年领取全部或部分圣经的人一起排队, 每5秒钟把一本圣经交到他们手上, 那么, 要用超过92年的时间, 才可以完成联合圣经公会那年所做的工作.” 后页的图表是联合圣经公会于1998年所分发的圣经数量:[9]

圣经公会(圣经协会)的成立

在出版和分发圣经方面, 圣经公会(或译“圣经协会”, Bible Society)的贡献良多. 第一间成立的圣经公会是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于1804年(3月7日)在伦敦组成. 大英圣书公会成立的背后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话说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在18世纪末点燃了宣道的火焰. 当福音传到英国的威尔士(另译“威尔斯”, Wales)时, 有个名叫玛丽·琼斯(Mary Jones)的女孩听闻福音之后, 便想拥有一本圣经. 当她知道有位在巴拉(Bala)的英格兰牧师查尔斯(Thomas Charles, 1755-1814)售卖威尔斯语的圣经时, 她赤脚行了28哩路前往那里. 当她抵达时, 所有圣经都已售完, 她不禁大哭起来. 查尔斯深受感动, 将自己的圣经送了给她(有者说她在那里等了两天, 拿到所定购的三本圣经). 然而, 这女孩对圣经的渴慕与真诚却感动了伦敦的一群基督徒, 最后促成了大英圣书公会的成立.[10]

在大英圣书公会成立5年之后的1809年12月4日, 国际圣经协会(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的前身 — 纽约圣经协会(或译“纽约圣经

会”, New York Bible Society) — 在范· 威奇(Theodorus Van Wyck)的家中诞生了. 刚成立的纽约圣经协会在纽约海港的到岸船员之间分派圣经, 传扬福音. 另一方面, 远赴印度宣道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开始计划将圣经翻译成36种语言. 1810年, 纽约圣经协会开始支持这项译经工作, 并于1812年将已译好的5种语言的新约圣经出版.[11]

1812年, 米尔斯(Samuel J. Mills)及谢默霍恩(J. M. Schermerhorn)两位牧师在纽约圣经协会和费城圣经协会的支持下, 在美国西部分发圣经. 他们的脚踪远达美国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印第安部落的纳齐兹族(Natchez), 因着他们的传道事工, 数个开拓美国本土传道事工的圣经公会相继成立. 在这段期间, 纽约圣经协会致力于圣经分发的工作, 包括在1811年差遣20艘运载圣经的船, 沿着哥伦比亚河分发圣经给那里的拓荒者.[12]

19世纪初的纽约, 面对着大规模的移民潮. 纽约圣经协会已经先后在医院、监狱与旅店中分发圣经. 1834年4月4日, 纽约圣经协会承诺计划赠送每一名新来的移民一本属于他们自己言语的新约圣经. 圣经协会也致力于军人的赠经(赠送圣经)事工. 当美国爆发南北战争之后, 大量的军人途径纽约, 成为圣经分发的对象. 有些圣经甚至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一位军中牧师见证道: “我在安蒂特姆(Antietam)看见大量受伤的叛军, 身旁带着印有纽约标志的新约圣经(即纽约圣经协会出版的圣经). 当我问他们是从何处得到这些圣经时, 他们提到有几处战场, 是我军曾经被迫撤退之地.”[13]

19世纪末叶的世局动荡, 为美国带来了另一次移民潮,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峰. 纽约圣经协会继续将圣经赠送给每一位新移民, 此外也透过教会(信徒)叩门探访的方式, 分发了大量圣经. 1967年12月4日, 纽约圣经协会承诺参与出版一本新的现代英文圣经译本, 并于1978年10月出版这本以《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简称“NIV”)为名的圣经. 这译本成为这20年来最畅销的英文译本之一.[14]

1983年, 纽约圣经协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为了反映事工的普世性, 它正式改名为“国际圣经协会”(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蔡锦图写道: “自从1970年以来, 国际圣经协会已经出版了超过375种语言的圣经译本. 该会(国际圣经协会)现在进行的81个圣经翻译计划, 包括了一个为回教徒而设计的英语译本, 企图避免用回教徒会误解的用语. 此外, 该会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差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及其他机构一同合作, 于全球72个国家共115种语言进行译经工作. 在赠经方面, 国际圣经协会在1990至1994年间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地区共分发了1千万本新约圣经.”[15]

在踏入21世纪之际, 为了加强全球译经事工共同合作的关系, 包括国际圣经协会在内的10多个圣经翻译机构, 已组成了“圣经机构联会”(Forun of Bible Agencies). 各机构至20世纪末, 总共要进行约2千个圣经翻译计划, 除了国际圣经协会的81个计划外,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差会占1053个, 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y)占681个, 其他机构共占 216个. 在以上的译经计划中, 有250个是重叠的工作(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进行翻译同样语言的圣经).[16] 在不久的将来, 倘若主还没有来, 我们将看到更多不同语言的圣经被译成与出版, 分派与流传到更多人手中, 使更多人得到救恩的福气.

(C) 中文圣经的发行与流传

(C.1) 中文圣经的惊人发行量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17]写道: “圣经在中国的销量初期较少, 然而在庚子拳乱之后却迅速增加. 从那时候开始, 每年均有上百万本的销量.” 海恩波接着列出自1904年至1928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间, 三大圣经公会的销数总额:

1. 美国圣经会(公会)	44,976,160 册	注: 在这数额中,全本的圣经(即新旧约圣经)超过861,000册,新约全书超过3,550,000册,其余的则是圣经分册版本.
2. 大英圣书公会	64,192,295 册
3. 苏格兰圣经会(公会)	40,463,983 册
共计	149,632,438 册

“由此可见,” 海恩波继续写道, “在1928年前的25年间, 每年圣经的销量平均达6百万本. 以后的增幅稳步上升, 在1929年至1933年的5年间, 每年平均销量超过1千1百万本. 1929年是销量最高的1年, 接近1千4百万册. 尤其当想及中国在这几年正经历内乱土匪之祸时, 所显示的数据更会使人难以忘怀.”[18]

(C.2) 中文圣经的奇妙流传性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写道: “自从第一本新约译本(马礼逊的中文新约译本)于1814年开始销售, 直至此刻执笔之际(1934年)的120年间, 已总共有约2亿2千5百万本圣经流传在中国及其藩属之中. … 其中超过5千5百万册是在最近5年售出的(即1929-1934年间). 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藏有约4百万册书籍, 存放在约60哩长的书架上, 每册书籍约占1英寸. 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明白, … 每年印行与销售数以千万册的圣经是怎么一回事了. 至于圣经的流传所带来的祝福, 更是难以估计的. 克劳福德(Dan Crawford)[19]曾说过一句很具启发性的非洲谚语: ‘你可以说出一棵树上有多少个苹果, 但不能说出一个苹果可以长出多少棵树来.’”[20]

在神大能与恩典的带领下, 圣经在中国的流传虽受尽百般阻挠, 却能冲破种种难关, 进到中国各个角落, 其中更充满着许多动人事迹. 兴化府的方德衡(Fong Teh-heng)[21]曾在信中提到圣经分发的工作: “圣经分发的工作既宝贵又亦值得尊崇, 是带领人踏上天路的方法. 我记得曾经从分发圣经的人那里, 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深厚恩典. 1886年, 有3个人来到我们的村子售卖圣经. 我被他们感动, 便购买了52本书去送赠他人. 整个微小的开端, 产生了巨大的果效. 超过1千人归向神, 然后建立了17间教会, 其中有11个人成为布道员. 假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更为重要, 那么借着分发圣经所得到的灵魂, 是何等的有价值呢? 我写这封信, 是要表明我是从死亡中得蒙拯救, 并要向那些分发圣经的人致敬.”[22]

然而, 圣经分发的工作绝不轻松! 他们的道路常是崎岖不平的. 圣经分发的工作, 需要身心灵的全然投入. 无论是外国传道人或中国人, 都必须甘愿承受艰辛万苦. 他们所经过的大路小径多是荒芜偏僻, 旅店简陋不堪, 食物难以下咽. 在少数民族的地区, 困难也许更大. 当一个人在中国西南地区攀山涉水行走时, 他要冒着风寒之苦, 穿越自寒至热, 复又自热至寒之地. 旅程艰辛危险, 山路险峻, 住宿环境恶劣. 他们所经历的, 不仅是肉身的劳苦, 也常要忍受小规模的逼迫. 很多的嘲笑辱骂, 必须以微笑面对, 不少论争刁难, 要以心中的盼望(盼望反对者较后蒙恩得救)去回应. 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家庭的生活, 也没有少许的夥伴情谊. 这些售书员就是这样的将沉重的背包扛在肩上, 踏遍山路川流, 经过敌意的村庄与冷漠的城镇. 有者如此评论这些圣经售书员“是中国福音大军中的重要分队, 是投身于激烈争战中的先锋, 而不是后卫.”[23] 此话并不为过. 以下我们摘录一些圣经分发所经历的感人事迹:

(1) 河南省开封府的朱先生

河南省的开封府, 是中国最后一个开放给常驻传教士(宣道士)工作的省府. 可是, 远在外国人可以安全地进入这个城市之前, 因着圣经分发的工作, 早已建立了一群当地的基督徒. 故事是这样的: 在1881年, 也许是在1882年, 一个姓朱(Chu)的人步进开封府时, 他发现路旁有个摆卖书籍的人. 此人是来自湖北省的售书员. 朱先生买了1册书, 突然一个姓王(Wang)的当地著名士绅出现, 说若他看那些书必导致眼瞎. 这个士绅愤怒地踢翻装载圣经的箱子, 把经书弄散到地上, 然后对售卖圣经的人拳打脚踢, 咒骂一番. 当他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指示围观的途人收拾散布地上的书籍, 以便将之烧毁. 朱先生并不赞成烧书的做法, 故此静静地把拾到的书藏在袖中, 带回家里. 他所藏起来的书册, 包括四福音和名为《天路指引》(A Guide to Heaven)的小册子.

当朱先生阅读这些书籍时, 他的心灵开窍了, 感到书中所述是美好和真实的. 他接受书中所言, 明白偶像是虚假的, 下决心抛弃一切偶像. 他不想自己独占这福音, 所以向左邻右舍分享最近发现的信仰. 但那时他还未真正得救, 仍然吸食鸦片. 朱先生不知道被驱逐离城的圣经售书员以后到底怎样, 因为那人再没回来. 过后, 那位姓王的士绅却精神失常了. 由于他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危险, 当地官府把他缚在一块大磨石上, 囚于一间小屋中. 可怜的疯子衣不蔽体, 直到10年后离世之时仍是裸露着身体. 这个人身上遭受天谴, 使朱先生心中生畏.

这时他听见有些传教士(宣道士)驻留在卫辉府, 这城在开封(府)以北约4天路程的地方. 他起身前往寻找他们, 以确知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 他从传教士那里获得教导和鼓励, 携带着一些书籍回家. 开封仍然抗拒传教士, 然而在1898年9月, 当两名圣经售书员往访朱先生时, 他们发现朱先生和一群信徒在一间茶馆中聚会敬拜神. 1899年, 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包崇德(R. Powell)两次往访开封, 遇见了这群热诚的基督徒. 那时, 朱先生可说是一个牧者了, “具有优雅、热诚以及坚强的气质”. 这群人中约有13个显然已在信仰上扎稳根基, 其他还需要栽培引导. 3年后的1902年, 包崇德在开封成功地找到一所房屋作久留之处. 这年也是那个被人打骂的圣经售书员从该城遭驱逐之后的20年. 他的名字没有人知晓, 虽然他定曾为此沮丧气馁, 他的劳苦在主里面却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24]

(2) 山西省大宁悬佛教僧侣主持

开封并非唯一一个在传教士到达之前早已有了小型教会的城市. 19世纪70年代末叶, 在山西省大宁悬附近, 有一本马可福音单行本传到了一个佛教僧侣主持的手上. 这个姓张(Chang)的僧人, 与另一个姓崔(Ch΄ű)的学者, 认为此乃一本圣书, 便一同参研书中要旨. 同时, 他们也聚集了一些信众, 在佛殿中研究起圣经来. 即使在遇见任何圣经教师之前, 他们所能掌握的仅是片面的真理, 但在数年之后, 这两个人均成了基督教会的传道人.[25]

(3) 泉州丹田村的雪弟兄

布朗(C. Campbell Brown, 牧师)也提到另一个类似的故事, 是发生在福建省的: 1891年, 一个来自泉州南门外丹田(Tante, 音译)村的男人, 购买了几本福音小册子, 其中一本是马太福音. 在他的村子中, 曾经有过万村民是信奉回教的. 他回家研读这些福音书刊, 对书中所言感到兴趣, 便转述给朋友听. 在众友人中, 有一位我们日后称为雪弟兄(Brother Snow)的人, 对书中记载之真理的美妙留下了深刻印象. 数年以后, 某天有一位圣经售书员往访这村落. 他途经一间店铺, 便取出所携的福音书刊. 那时正在店中的雪弟兄说: “噢, 我认得这些书, 它们真好; 请进来多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些书的道理.” 那位售书员与雪弟兄分享, 共进晚餐, 之后满怀喜乐地踏上归程. 因为不单雪弟兄渴慕地聆听圣言, 还有一大群人围聚着听福音, 还有些人购买了圣经.

一年之后, 这位圣经售书员在泉州的南门外布道. 雪弟兄走了5哩路到那里聆听圣经真理. 马太福音所撒下的种子已在他的生命中发芽长大. 自那一天开始, 雪弟兄从没有缺席聚会. 逐渐地, 他把朋友一个一个的带到教会来. 过后, 雪弟兄与他的朋友租下了一间店铺, 以作聚会之用. 根据布朗, 这位雪弟兄对罪非常敏感, 并渴慕聆听真理. 他勇敢地把偶像和祖先神位拆下焚烧, 不再沾染任何拜偶像的陋习.[26] 此事见证圣经分发的工作并非徒然, 它使人因着研读圣经拥有得救的智慧, 归信基督而成为新造的人.

(4) 山东省的算命先生

河南省的东面是山东省. 在那里有一个姓秦(Chin)的算命先生, 整天坐镇在一张小桌前, “36文钱为人占卦算命”. 某日, 他购买了一本福音书和一本新约圣经. 根据圣经书商科珀先生(Mr. Copp), 秦先生买下了这些基督徒书籍, 开始阅读, 并深深地被“耶稣”的名字和他拯救子民脱离罪恶的应许所震撼. 这个陌生的名字留在他心中, 久久挥之不去. 不久之后的一天, 他在胶州的街道上闲逛, 途经一处地方, 看见地上摊满了一个老学究所晒晾的藏书. 那个学究的屋子潮湿, 故此他把所典藏的古籍及一套完好无缺的旧版《康熙字典》取出来, 放在空地上晾干. 秦先生停下来看那些书, 并拿起那赫赫有名的字典中的一卷, 随手翻阅, 他竟然瞥见耶稣的名字! 那本字典上这样注解: “耶稣, 西方圣人, 世界救主.” 他深受感动地继续上路. 这两个见证, 一个来自洋人的书刊(指圣经), 另一个源于中国字典, 使他信服耶稣的宣称, 接受他为主. 他在随后的圣诞节中受洗, 手持圣经, 并取了一个领洗名字“秦光”, 意即“我进入了光明之中”. 他不再替人算命, 代之而宣讲福音. 在一年之内, 又有6个村民归信了基督.[27]

(5) 承认欺骗的广州人

一个姓梁(Liang)的圣经售书员, 在广州卖出一本马太福音单行本给一个男人时, 收到一个伪造的10分钱币. 他不知道这个钱币是伪造的, 收了钱后找给对方铜钱. 几天后, 他收到一封信, 内容如下: “您好. 您的仆人存心骗您, 从您这个值得尊敬的老师处, 购买了一本马太福音, 以便从您处找换到真的铜钱. 我得了那本书回到家中. 我打开了书本, 整夜阅读, 心中无法安宁. 我感到自己犯了大罪, 作了恶事. 不幸的是, 您的仆人是一个日工, 没有空闲参加教会, 学习教理. 我恳求您为我祷告, 求耶稣原谅我的罪. 我写下了这几句话, 附随一个10分(钱)币给您, 请接纳, 不要责备我. 将来我一定会来探访您, 致以问候.”[28] 可见圣经如光, 不仅照出罪人的恶, 也领人悔改归向光明.

(6) 承认欺骗的年青银器匠

最后, 我们再举出一个类似的例子. 1911年, 一个姓谷(Kuh)的年青银器匠购买了一本约翰福音单行本, 开始阅读. 书中的话进入他的心里, 使他为自己的不诚实而悔悟, 因为他曾秘密地盗藏原属于老板的银器. 他决定承认自己的罪行, 而他的做法使雇主感到惊讶. 他的雇主原本敌视福音, 但他觉得任何可以带来这种结果的教训, 都是值得留意的. 他说: “倘若我所有的工人都是这样, 我便不用常常掂估银器的分量, 或盯着他们工作了.” 结果他买了一本圣经与一本诗歌本, 最后也成为一个稳定参加崇拜的人.[29]

上述故事让我们看见中文圣经在中国的流传是何等奇妙! 诚如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所言: “今日再没有什么事情, 比圣经在中国流传的惊人数量更叫人兴奋. 不论是政治革命、内战、土匪、饥荒与水患, 都无法阻遏圣经的流传.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捆绑神的话语,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本书的销量可以与圣经相比. … 圣经现今在中国每年平均销售约1千万册, 为中国的明天带来盼望. 圣经就像是从神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水, 医治惠泽所流经的每一处地方.”[30]

(D) 结论

总括而言, 第一部在德国金匠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的活字版上印成的圣经是《拉丁通俗译本》(另译《武加大译本》, Latin Vulgate). 从那时起, 直到如今, 圣经的读者要比世上任何一本书的读者为多, 译成别种文字的次数也较其他任何一本书为众. 在人类历史上, 圣经全书或部分单行本的发行数量也比世上任何一本书为多, 其流传的范围也较其他任何一本书为广. 单凭这些不争的事实, 圣经已配冠上“书中之书”的美誉! 因此, 我们基督徒可以坦然昂首, 高举圣经, 高声说道: “世上再没有一本书有圣经这样奇妙稳定的发行与流传!” 正如圣经所说: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徒19:20)

[1]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73页.

[2] 德国金匠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 另译“古腾堡”或“哥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包括冲压字模、印刷机及印刷油墨), 基督徒善用印刷术来广传圣经真理. 印刷术的发明促成“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的面市. 虽然谷登堡并非第一位研发印刷术的西方人, 但他是第一位使书本得以大量生产的人. 据报导, 谷登堡曾经说过: “我知道我想要作什么: 我希望能复印圣经.”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他改装一个葡萄榨汁器, 使之成为印刷版.” Hyatt Moore (ed.), The Alphabet Makers: A Presentation from the Museum of the Alphabet, Waxhaw, North Carolina (Huntington Beach, CA: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90), 第27页.

[3] 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书. 根据《世界年度报告》(World Annual Report, 1995, 第280页), 自从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 单在过去500年里, 圣经总共被翻译成2,123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参World Annual Report 1995 (Reading, England), Bulletin Number 176/177, 271.

[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58页.

[5] 麦道卫著, 韩伟译, 《铁证待判》(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年, 第25页.

[6] 同上引, 第26页.

[7] 同上引.

[8]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58页.

[9] 同上引.

[10] 海恩波著, 蔡锦图译, 《道在神州 —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香港: 国际圣经协会, 2000年), 第280页. 大英圣书公会成立后的首个任务, 就是翻译威尔士语圣经(Welsh Bible). 1806年9月, 此圣经公会印行了1万本威尔士语新约圣经. 接着, 2万本威尔士语新旧约全书也于1807年出版. 到了1854年, 即成立50年以后, 此圣经公会已在全球分发了超过100种语言的圣经译本, 其数量超过85万本圣经. Elisabeth Williams, To Bala for a Bible (Bridgend: Evangelical Press of Wales, 1988), 第14页.

[11] 同上引.

[12] 同上引.

[13] 同上引, 第281页.

[14] 同上引, 第281-282页.

[15] 同上引, 第282页.

[16] 同上引.

[17]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是英国宣道士(传教士)作家,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外甥, 于1890年以内地会宣道士的身分前往中国, 直到1899年返回英国. 他自1900至1927年任内地会编辑, 期间多次往返中国. 他主编内地会刊物《中国亿兆》(China’s Millions), 并撰写大量著作, 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的福音需要.

[18] 海恩波著, 《道在神州》, 第10-11页.

[19] 丹·克劳福德(Dan Crawford)是在非洲事奉的其中一位奉主名聚会之宣道士. 有关他的生平事迹, 请参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220-223页.

[20] 海恩波著, 《道在神州》, 第10-11页.

[21] 根据厦门的山雅各(J. Sadler)所述, 方德衡弟兄是一个擅于排难解纷、慷慨济贫的人, 后人曾花了1万元去建造牌楼纪念他. 海恩波著, 蔡锦图译, 《道在神州》, 第166页.

[22] 同上引.

[23] 同上引, 167-168页.

[24] 同上引, 第177-179页.

[25] 同上引, 第179页.

[26] 同上引, 第179-180页.

[27] 同上引, 第182页.

[28] 同上引, 第201-202页.

[29] 同上引, 第202页.

[30] 同上引,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