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寻根 (一) : 达尔文主义的疑团(下)


编者注: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的作者史特博(Lee Strobel)的经历. 套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通往无神论的路是由科学铺筑的; 叫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后来通往神的路, 也是由科学铺筑的.”

Lee Strobel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把基督信仰彻底击溃, 神或上帝只是过时的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进入《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和主编, 把童年信仰抛诸脑后. 过后其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发现写成护道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以往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似乎是世人的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的科学发现, 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 愈来愈指向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宇宙万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同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的科学事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科学是否“发现”了上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现了宇宙万有的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的可能, 进而思想“宇宙由神创造”的事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博踏上“科学探索”之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从细胞生化学、DNA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的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在此书最后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万有由上帝创造,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巅峰. 此书的八篇访谈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受造之颂”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2001年, 美国公众电视网(PBS)播出了七集《进化论》(Evolution)特辑, 发言人声称: 已知的科学证据完全支持达尔文进化论. 世上几乎每一位有份量的科学家也予支持.” 谁知, 此言一出, 有100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实验室研究员和科学家在一份发行全国的杂志刊登了两页广告, 标题是“从科学立场提出对达尔文主义的异议”. 他们说: “我们质疑复杂的生命可由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而产生的说法.” 讲话的人不是偏激的宗教狂热分子, 而是受人敬重的世界级科学家. 当中包括诺贝尔奖提名人亨利·薛夫尔(Henry F. Schaeffer), 他是世界第三位最多人引述的化学家, 还有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科技中心的詹姆斯·图尔(James Tour), 还有耶鲁研究院(Yale Graduate School)细胞分子生理学教授费沃斯(Fred Figworth)等等.

Jonathan Wells

这100人公开反对进化论, 他们比喻说: “进化论国王是没有穿衣服的(像童话《国王的新衣》里的国王那样自欺欺人). 现代科学是叫人更趋向神抑或更偏离神? 到底达尔文主义有没有为无神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 《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访问了宗教学以及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双料博士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 下文简称“威”).[1] 上期, 威尔斯讨论了第二和第三个“进化论的圣像(icons)”  —  达尔文的生命树和海克尔的胚胎图, 揭开这两者误导性的错谬. 本期, 威尔斯要进一步探讨进化论的其他圣像…

(文接上期)

(B)       进化论圣像的真相

(B.4)   失落的环节  —  始祖鸟[2]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1859年问世, 他承认“我的理论要面对最明显也最沉重的打击”就是没有化石记录的支持. 他问: “倘若所有物种都是从别的物种不着痕迹、精确地逐步演化而来, 为何我们不能处处看见无数过渡的形体(transitional forms)?” 他把疑难归咎于不完整的化石记录, 相信将来的发现一定会证实他的理论.

2年后, 科学家在德国一个矿场发掘出一具看似鸟类又有少许爬虫特征的化石  —  始祖鸟(archaeopteryx). 达尔文支持者雀跃不已, 有者甚至称之为“失落环节(missing link)的最有力证据”. 始祖鸟的化石摆放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 让许多进化论支持者着迷, 也出现在不少科学课本的插图中, 使人误以为进化论已找到“失落环节”的证据. 事实果真如此吗? 史特博针对此事向威尔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史:    “始祖鸟不是填补了爬虫类和现代鸟类之间的空隙吗?”

威:    “这讲法有几个困难. 达尔文进化论因此被证实了吗? 倒没有, 正如可威特(Corvette)跑车的例子并不能证明达尔文进化论一样.[3] 我们需要的证据不止于一个中介体(intermediate form), 还需要知道每一个相连的步骤是怎样来的. 问题是, 爬虫如何变成鸟? 这是非常大的跃进啊! 到底是自然的进程, 抑或是需要有设计者的介入? 始祖鸟虽然精彩, 却没有证明些什么. 还有, 我们身边也有珍禽异兽, 例如鸭嘴兽(duck-billed platypus)就是了, 却没有人把它当作中介体, 它具有的乃是另类特征.

史:    “始祖鸟是半鸟半爬虫吗?”

威:    “还差得远! 它是鸟, 羽毛是现代鸟的. 鸟跟爬虫的分别非常大  —  繁殖系统、骨骼、肺部结构、重量和肌肉分布都不一样. 始祖鸟是十足的鸟, 没有半鸟半爬虫的特质. 始祖鸟的故事还有更精彩的地方. 源于进化理论的所谓一点点, 愈变愈不同. 但直到今天所有的重系谱分类学(cladistics), 这是最极端的达尔文主义. 根据这门分类法, 异体同形(homology)一定是万物同祖(common ancestry)所致. 于是他们说进化树(evolutionary tree)图中动物分类的主要办法, 就是凭着异体同形去区分了. 这样的讲法已经带着自圆其说的色彩. 他们看化石记录的时候, 也就假设了爬虫是鸟的祖先, 刻意寻找骨骼像鸟类的爬虫类.”

史:    “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威:    “最精彩就是这一点了! 他们竟然是在比始祖鸟晚(迟)百多万年以后, 才找到这些东西![4] 看, 始祖鸟真的是鸟, 而看起来最像它的那爬虫祖先的化石, 却要比它晚(迟)千万年才在化石记录中出现! 换言之, 失落的环节依然音讯全无(the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进化论者只好再等另一个理论上的祖先出现, 可是至今仍然未有出土.”

史:    “始祖鸟究竟是不是现代鸟类的祖先?”

威:    “古生物学家(paleontologists)几乎都同意它不是. 结构上差别太大了. 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古生物学家拉里·马丁(另译“赖瑞马田”, Larry Martin)在1985年清楚指出, 始祖鸟并非现代鸟的祖先, 它自己的同类已经绝了种.”

原来始祖鸟为达尔文主张所作的“力证”不过如此. 难怪史特博较后写道: “就连死硬派的进化论者杜耐(Pierre Lecomte du Nouy)也承认: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将始祖鸟的特例当作一个真正的连接环(true link, 指“失落环节”)来看. 作为连接环, 所指的乃是爬虫类与鸟类之间的转折体(stage of transition), 或者是较小的组群内的中介体. 一只兼具两类动物特征的动物, 称不上为中介体, 未曾看见转折机制, 谈不上找着真正的转折环节(true link).’ 即使始祖鸟真的是转折体, 在反对古典达尔文主义(classical Darwinism)化石记录的隆隆雷声中, 它也只是悄悄的一句耳语而已. 约翰逊(Phillip Johnson)说: ‘我们所求的, 是严格考核达尔文主义, 而不是只求一、两个支持例子. 因此, 单单一个配称祖先的样本完全不足以力挽狂澜, 更遑说支持一个声称世上万物均在历史中持续进化的理论.’ ”

虽然如此, 古生物学家依然锲而不舍地为鸟类寻觅“爬虫祖先”. 他们为进化论大发热心, 造成近代科学史上发生一些尴尬事件. 威尔斯道出一些实例.

威:    “几年前, 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宣布, 有人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矿石展览会上购得一块化石, 说‘这是陆地恐龙与空中飞鸟之间的连接环. 骤眼看来的确是这样. 人称它为始祖龙(archaeoraptor): 尾巴是恐龙, 前肢是鸟. 《国家地理》杂志于1999年刊载了这篇报导, 声言有羽毛的恐龙正是鸟类的祖先.”

史:    “听来蛮可信的.”

威:    “问题是: 那是假的! 中国古生物学家证明有人做了手脚, 将恐龙尾巴黏在原始鸟身上. 那人依照科学家的期望, 造了这块化石出来. 这篇报导激起公愤, 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鸟类馆馆长猛烈评击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认为它已经与‘热心传道的科学家’站在一起, 意图宣扬鸟从恐龙进化而来的理论. 化石界不断冒出假货! 因为卖化石的人知道什么货色可以卖钱(赚钱).”

史特博听到威尔斯如此说, 心里为之一怔, 觉得他这样说是否太武断了? 但史特博较后写道: “我保持这态度好一段时间, 直到我读到鸟类学家(ornithologist)费度齐(Alan Feduccia)的一篇访问, 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进化论生物学者, 《发现》(Discover)杂志的记者向他提出始祖龙的骗局时, 他说: ‘始祖龙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假化石俯拾皆是, 令整个古生物学界蒙上阴影. 化石展上所见的, 真伪难辨. 听说中国东北一家假化石工厂, 位于辽宁省(Liaoning Province)内, 而最近所谓带羽恐龙化石堆就在它附近被人发现.’ 记者问他伪造化石的动机是什么? 费度齐回答说: ‘钱作怪, 在中国, 化石贸易是一门大生意, 黑市假化石买卖已进行多年, 利润甚大. 伪造本领高的人可捞一大笔.’ ”

与始祖龙同期的丑事也相继曝光. 威尔斯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Florida)出席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出尽风头的是一块斑比盗龙(bambiraptor)化石. 这恐龙具有鸟儿特征, 只有小鸡那么大.

威:    “一如既往, 古生物学者又称之为失落环节. 这只经过重组展示人前的斑比盗龙(bambiraptor)当然少不了羽毛或类似羽毛的东西, 问题是化石本身连一根羽毛都没有! 但(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说应该有羽毛, 所以展品就有了! 这头复制恐龙看来像鸟多过像恐龙, 因为负责复制的人替它加上人造鹰眼, 跟标本技师(taxidermists)所用的一模一样!

“会议上又有一群分子生物学家(molecular biologists)说, 在6千5百万年前的恐龙骨里, 找到鸟类DNA, 这是相当够瞧的! 他们认为这足以说明鸟类是恐龙的近亲.[5] 问题是用来取得DNA的恐龙骨根本与鸟类没有渊源. 还有, 所得的DNA也不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九十九与鸟的DNA相同, 而是百分之百的火鸡DNA! 你要知道连鸡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火鸡DNA, 只有火鸡才会有百分之百的火鸡DNA! 这些人就言之凿凿说, 在恐龙骨头里找到火鸡DNA, 《科学》(Science)杂志也报导这新闻! 令人难以置信! 杂志的大字标题隆而重之地说: ‘恐龙与火鸡: 基因类同?’”

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威:    “也许有人在挖掘现场丢下了火鸡三明治(turkey sandwich), 又或者实验室受污染吧? 我要是在研究生面前作出如此报导, 不给人笑得无地自容才怪! 他们一定高呼: ‘回去重做吧, 样本受污染了!’ 但荒谬的是, 《科学》杂志竟然刊载这样的报导! 就连那位报告这个惊人发现的科学家自己也说本身对所得结果‘相当怀疑’, 但人们为求支持所信的达尔文理论, 就不分皂白(不理对错), 抢着报导!”

(B.5)   爪哇人传奇

史特博再提出另一个化石证据的代表作: 那幅从人猿逐渐演进为人的连环图. 事实上, 1998年版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就是采用这幅图画来制作精装封面. 在好多人的心目中, 这幅图画所代表的, 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铁一般的事实, 是所谓的“最高圣像”(ultimate icon).

著名新闻主播克伦凯特(Walter Cronkite)在进化记录片中说道: “只要你追溯得够远, 就可知我们与猿猴同祖, 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 一直追溯到几十万代  —  且说5百万年前吧  —  是从猿猴来的.”

论到此事, 史特博写道: “自我年幼, 这一种对人类进化过程的断言, 在我翻阅《世界百科》(World Book Encyclopedia)时, 早已深入心中. 我最爱看的栏目是“史前人”(Prehistoric Man), 其中那半猿半人的“爪哇人”(Java man)最叫我着迷. 看来喜欢‘失落环节’者不独我一人, 一位古人类学作者写道: ‘爪哇人好像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念小学时已经认识他… 事实上, 绝大部分进化论的信徒都是被这一位出色的推销员所说服的. 人类化石之中以他最广为人知, 而他也是唯一的人类化石.’ ”

“《世界百科》用了两大版来展示不同的史前人类,” 史特博继续写道, “排在第二位的图片正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爪哇人半身像, 旁边有他的头部侧写. 斜斜的前额、浓密的眉毛、突出的上颚、往后缩的下颚、呆滞的表情, 绝对是半人半猿的组合. 我曾端详他的相貌, 直视他的双眼, 坚定地相信人类演化是真的. 《世界百科》以坚定的语调描述荷兰科学家杜布瓦(或译“杜布互”, Eugene Dubois, 1858-1940)[6]如何在1891和1892年在印尼一个岛上进行发掘, 结果‘在河边掘出一些骨头’. 爪哇人, 依他推断, 已有50万年之久, ‘代表着现代人与其小脑袋祖先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依杜布瓦所言, 这就是猿猴与人类的接合点.”

史特博承认道: “当年的我照单全收, 可怜无知的我却对爪哇人背后的故事一无所知. ‘爪哇人较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 他只是一块头盖骨、一条大腿骨、三颗牙齿, 以及一大堆的想象力,’ 有一位作者这样形容. 换言之, 紧扣我幼小心灵、栩栩如生的爪哇人只是夸大出来的, 皆因深信达尔文主义的人认为按理他应该是那个模样的.” 史特博继续写道: “在我刚开始接受人类进化思想的少年阶段, 我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的事实: 杜布瓦马虎的发掘工作根本就不能通过今天对化石检核的要求; 那条大腿骨与那块头盖骨根本没有关系! 我更不知道按著名剑桥大学解剖学者克毅斯爵士(另译“祁思爵士”, Sir Arthur Keith)所说, 那块头盖骨明显地是人的骨头, 其主人的大脑容量比今天人类毫不逊色. 我也不知道有一份厚达342页的报告, 全盘否定了杜布瓦的谬论, 更认为爪哇人根本与人类进化沾不上边  —  这份实地考察的报告是由19位进化论学者合撰的.”

最后, 史特博总结道: “简言之,  爪哇人完全不是我所以为的半猿半人, ‘乃是十足的人.’ 这项事实似乎连1994年的《时代周刊》(Times)也罔顾了  —  它仍然说爪哇人是合资格的进化远祖.” 史特博如此细说自己年少时如何被爪哇人的资料所误导, 以致对达尔文主义深信不疑. 威尔斯仔细聆听, 过后进一步指出几个有关进化论的谬误.

威:    “古人类学其中一大难题是, 在众多的化石群中, 足以被相信为人类祖先的化石, 简直是凤毛麟角. 许多时候, 有的只是头骨碎片, 或一、两颗牙齿. 这么一来, 重组标本使之配合进化论就极容易了. 例如, 《国家地理》请了四位画家根据7块肯雅(Kenya)化石造出一个女人塑像来, 译释结果都不一样; 一个像美国黑人, 一个像人狼, 一个眉额像猩猩, 另一个则缺了前额, 颚骨像尖嘴恐龙. 当然, 在缺乏化石证据的情况下, 根本谈不上重组祖先与后裔(后代)的关系. 一位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打趣说, 这就好像撕下《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书中的10几页, 就试图重组全书情节一样.

“我倒认为《自然》(Nature)杂志主要科学作者(chief science writer)纪亨利(Henry Gee)在1999年谈到这问题时, 态度很坦率. 他说‘化石与化石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不可能说两者之间有什么祖先与后代的关系’. 他又称每一块化石为一个独立的点, 根本与别的化石沾不上关系, 而是各自在茫茫如大海的空隙之间飘流. 事实上, 他说一切证明人类进化的化石, 就是那些1千万到5百万年前的化石(几千代的生物遗迹), 单单一个小盒子就可以全放进去. 故此, 他的结论是: 人类进化的传统图画‘完全是穿凿附会, 为了迎合进化论的偏见而炮制的’. 他老实不客气地说: ‘拿着一串化石就说是一个族系(lineage), 根本不能成为可以实验的科学假设, 充其量只是饶有趣味、也许颇为益智、但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床边故事(bedtime story).’

“换句话说, 不能单凭几块化石就把人类整个进化史重构出来. 人之所以支持这种做法, 乃因他们认为达尔文理论在其他方面已被证实了. 所以, 将这些理据套在人类历史上, 是再恰当不过了. 达尔文所著的《人类的起源》就是依此写成的. 可是, 事实表明达尔文的其他证据有瑕疵, 你我根本不需为了至今仍被用作教材的进化论图像的重大破绽大费功夫, 因揭穿这些假象的书籍毫不缺乏.[7] 在那些范围里, 达尔文根本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支持, 谈到人类进化更是天马行空了.

“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是进化而来视为前提, 每次掘得化石便往先入为主的故事位置塞进去. 这故事的形式又随各人的喜好而变化. 诚如一位古人类学家所说‘这过程既有动机又带偏见’, 以至他感叹说‘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徒具科学之名而无科学之实’. 事实上, 一位叫米茜雅·朗道(另译“米西亚·兰度”, Misia Landau)的古人类学家著书立说, 认为人类进化的故事与古老民间的传说无异. 她研究有关文献之后断言: ‘与其说这些进化论的立论与解说是从真凭实据而来, 不如说是根据传统故事格式而写’, 她又说其中的主题‘远远超出化石研究所能推断的范围’.”

史特博沉吟一会儿, 仔细思想威尔斯的话. 他过后写道: “他说的不错. 爪哇人失宠一事确实引人深省, 它标志着不少人陶醉与苏醒的经历, 我也是其中之一. 首先, 他们因深信化石或其他证据而接受达尔文思想, 但这信心却被后来的发现所破坏和否定. 然而, 所造成的破坏太深了  —  莘莘学子未明真相前已经毕业离校, 投向自然主义(naturalism)[8]的怀抱.”

史特博指出, 今日的化石记录仍令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大失所望. 迈克尔·丹顿(Michael Denton)在《进化论: 面临危机的理论》一书中, 清楚说明进化论的困境: “古生物学的发现… 化石虽然不断提供新鲜刺激、甚至怪异的生物形体… 却从来没有找到达尔文所说的无数过渡期生物. 今日各地发掘工作频仍, 范围广阔, 所发现的化石奇形怪状, 前所未见, 但那无穷无尽的连接之环却毫无踪影, 化石记录至今仍如达尔文写成《物种起源》之日一样: 残缺断裂, 中介之环节仍然扑朔迷离(也无人找到). 过了100年, 化石记录面貌依然相同, 这是最惊人的特点.” 怪不得伯克利(Berkeley)进化论生物学者侯威尔(F. Clark Howell)承认说: “关于人类进化根本没有一套整全的理论. 唉, 真的从来也没有.”

(C)      新达尔文主义的真相

谈完了化石记录后, 史特博想起这些“进化论的圣像”, 不禁摇头叹息. 他评述道: “我所得的只是毫无意义的生命之源的实验结果, 当中包括: 一棵被寒武纪生物大爆炸(Biological Big Bang of the Cambrian explosion)炸掉了的生命树(即达尔文凭空构想出来的生命树, 编者按); 几幅做了手脚的胚胎图(指海克尔的胚胎图); 一块对进化论极为重要却不符事实的中介体之化石等等, 疑团重重. 莫非达尔文主义只有这些证据? 当然不是. 但上列证据的下场充分显示宏观进化(广进化, 参下文)在严格审视之下的结果(经不起验证). 当我继续研究进化论的哲学和科学基础, 我所得的结果总是一样. 难怪有100位科学家公开署名要与达尔文主义决绝, 脱离关系.”

然而, 诚如史特博所指出, 每一次一个“进化论圣像”被非议, 其支持者誓必群起捍卫. 他们会说反对进化论的人以偏概全, 又坚持说新发现确实支持广进化. 他们又撰写新文章, 讲述新故事, 叫那得不到原有“圣像”支持的进化论, 非但没有受到质疑, 反而再被人套到重新设计的模型上去. “例如,” 史特博写道, “古尔德(Gould)和他的同事几年前, 就曾经提出新假设, 称之为‘疾变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急忙替化石空隙(即在化石中找不到“失落环节”一事)作出补救. 他们认为, 在受隔离的群体里, 全新物种不明所在地迅速发展, 因而没有留下化石来记录这个过程. 当这些新物种再融汇在更庞大的主要群体内, 又再被化石保留下来, 以致新物种好像是突然地出现一样. 这种讲法受到狠批是应当的, 因为它引发更多的问题. 结果, 达尔文主义依旧是一套仍待证实数据支持的哲学理论(而非科学理论).”

但“新达尔文主义者”(neo-Darwinists)[9]冥顽不灵, 拿着四翼果蝇(four-winged fruit flies)炫耀, 声称它足以证明基因(gen)微微一变, 就可以造成生理学上的大变. 可是正如威尔斯书中所说的, 要培养出这样的果蝇, 至少要借助三股人工维护的突变基因(three artificially maintained mutant strains)才成  —  而这种条件在自然界是极为罕见的. 还有雄性果蝇大都难以交配, 增生的翼(extra wings)毫无用处, 这些变种果蝇事实上是残障品种(handicapped).

史特博总结道: “至此, 我再一次看见, 进化论的可信性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 就连最新炮制的图像也无法起死回生, 因为它们经不起严格的(科学性)考验. 就我而言, 我终于来到再没有办法维持对达尔文主义有信心的地步. 我经过细心衡量, 所有的证据都不足以支撑进化论最堂皇、最豪迈的断言.”

(D)      科学证据指向设计

访谈结束了. 史特博收拾行装做计程车到机场之前, 他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威尔斯.

史:    “你研究多年了, 当你看完最新证据, 对达尔文理论有什么结论?”

威:    “结论是: 达尔文进化论完全破产. 不仅因为它的证据一塌糊涂, 且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有系统地被歪曲.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是二、三十年后吧, 人们会睁大眼睛问‘怎么搞的? 这东西也有人相信?’ 达尔文主义根本是打着科学幌子(招牌)的唯物哲学, 今天, 它已被人看穿了. 话虽如此, 我也承认在有限度的情况下, 进化的过程是事实;[10] 但承认进化并不等于须以进化论看万事.”

史:    “假如宏观进化(或称“广进化”, macro-evolution)之说无法立足, 那你认为科学证据指向什么?”

威:    “我相信科学证据指向设计(design), 作为科学家, 胚胎的成长喊着说‘设计’!(意即精妙的胚胎成长证明其背后有智慧的设计, 编者按). 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  —  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 没有远祖痕迹  —  与设计的吻合程度超乎与进化的吻合程度. 我认为同源说(homology)与设计论相符, 而非与进化论相称. 生命的起源要求有设计者. 这一切, 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 要比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更有意义.”

史:    “让我弄清楚, 你不是说因为进化论证据不足, 所以你就认为要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 你是不是说设计者的立论证据确凿?”

威:    “一点也不错, 可是两者是互相牵连的, 因为达尔文理论其中一个主要作用, 就是叫人认为不需要有设计者; 这正是你成了无神论者的经历, 这也是我以前的经历(威尔斯从前也是无神论者, 编者按). 反之, 揭穿进化论的底牌, 也为设计论打开了门路. 然后, 到你分析最新的证据, 从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各方面去看, 你准会看见关于智慧设计者的证据, 是叫人五体投地的.”

史:    “这个正是我所要寻找的.”

当天晚上, 史特博乘飞机横越太平洋. 他闭上双眼, 脑子里思想着威尔斯所说的话. 诚然, 威尔斯成功揭穿了达尔文主义的种种谬误, 让人看出所谓“达尔文主义的种种证据”  —  如米勒(Miller)实验、达尔文生命树、海克尔(Haeckel)胚胎图、始祖鸟、爪哇人等等  —  这些所谓的“圣像”(icons)都在严谨的科学考证下一一瓦解, 无法成立. 然而, 最新的科学证据是否如威尔斯所言, 支持一位智慧设计者的存在? 这点依然困扰着史特博.

他写道: “我对于科学与信仰错综的关系仍然未搞清楚. 我需要搞通到底两者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水火不容. 一个有科学知识的人, 可以合理地接受超自然的事吗? 实证数据能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什么事情吗? … 科学与信仰能否携手合作, 一同寻觅生命的终极答案?” 为此, 追根究底的史特博将展开另一程的探索之旅, 访问著名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斯蒂温·迈尔(Stephen C. Meyer), 请勿错过下期的精采访谈.[11]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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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始祖鸟和始祖龙的真相

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两年后, 1861年汪迈尔(Hermann von Meyer)在德国的索伦霍芬(Solnhofen)石灰石矿场发现一块似乎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化石. 它有翅膀和羽毛, 也有牙齿; 有一条蜥蜴般的长尾巴, 它的翅膀(指尖)还有爪子. 汪迈尔给它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 由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 叫作“伦敦标本”.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 被认为是找到了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缺失环节(失落环节), 是对达尔文理论的强有力支持. 哈佛大学的新达尔文主义者麦尔(另译“迈尔”, Ernst Mayr)称始祖鸟为“爬行类与鸟类之间最理想的环节. 但是, 经过100多年, 当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料后, 始祖鸟当初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 里程写道: “始祖鸟的某些爬行动物的特征类(如前肢有爪), 已在现今的活鸟中发现. 其次, 原以为始祖鸟是半爬半飞的, 现今根据其爪的形状, 已被确认为是一种已能栖息在树上的鸟. 第三, 中国科学家近年在中国辽宁省发现了与始祖鸟同期的现代鸟类之化石, 说明始祖鸟并非鸟类的祖先.”

1999年, 一位业余恐龙爱好者塞克斯(Stephen Czerkas)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宣布, 他们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一个矿石展览会上, 花8万美元买到一块“在陆地恐龙和真正能飞行的鸟类之间的遗失环节”的化石: 它有低等鸟类的前肢和恐龙的尾巴. 塞克斯给它取名为“始祖龙”(或译“原始鸟龙”, archaeoraptor). 这化石很可能是从中国走私出来的. 同年11月,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图并茂地报导了这一发现, 并声称始祖龙具有的“高等和低等的特征正是科学家预期的恐龙试飞时应有的情况.” 不料, 这块化石被中国古生物学家徐星(Xing Xu)验证是假冒: 伪造者将一条恐龙的尾巴嫁接在一只早期的鸟身上! 这使《国家地理》杂志非常丢脸, 也让进化论者再次大失所望.

简言之, 100多年来, 成千上万的化石不断被人发现, 化石的研究工作也已取得长足的进展, 然而, 进化论所谓的“中间类型化石”仍然音讯全无, “缺失环节”至今仍然严重缺失, 因为事实上, 按圣经的亮光, 根本没有所谓的缺失环节. 进化论至今已是一个只凭空想像、站立不住的理论了.[12]
附录(2):   微进化和广进化

1905年,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植物学教授弗里斯(或译“德弗里斯”, Hugo de Vries, 1848-1935)出版一本著作, 名为《由突变观点论物种变异的起源》(Species and Varieties, Their Origin by Mutation). 现代许多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修正, 是源自此书. 弗里斯提出物种显著的变异(varieties)是突然产生, 而非(进化论所谓的)逐渐产生; 物种突变(mutation)的机率很小, 因此物种在“种”(species)的差异来自突变.

弗里斯的发现给进化论带来巨大的震撼, 使进化论分裂为两大块: 微进化(或译“微观演化”, micro-evolution)与广进化(另译“广义演化”, macro-evolution). 这两大名词是由俄国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教授菲利普钦科(Yuri Filipchenko)于1927年所提出来的. “微进化”是基因的突变, 只产生新的物种, 突变不会越过“种”(species)的屏障,[13] 产生“属”(genus)或“属”以上的突变; “广进化”则是认为突变可以进到“属”与“属”的层级以上, 例如鸟类是从某种恐龙进化而来.[14]

曾在西方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的里程博士写道: “达尔文进化观点的主要依据, 是他所观察到的一些同一物种内的变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是人们所熟悉的, 有人称为‘微进化’(microevolution). 但达尔文根据‘种内变化’的现象却推演出从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一个物种、从一类生物可以变为另一类生物(即所谓‘大进化’, macroevolution)的结论. 用‘小事实’推导‘大结论’, 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 这就注定了进化论的假说从一开始就面临证据不足的巨大困难.”[15]

事实上, “微进化”有许多试验支持, 如弗里斯的试验, 被较多的科学家所接受. “广进化”主要维系在对化石的解释, 由于化石不是直接的证据, 广进化的理论较不严谨, 所以不可靠. 密歇根(Michigan)州立大学的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刘杰垣博士(Stephen C. Y. Yiu)指出, 从微进化跳到广进化是很大的“跳”过去, 不是小的“跳”, 有一部分进化论学者不接受这种大跳跃的进化; 例如英国进化论学者戈尔什米特(Prof. Richard Goldschmidt)与阿特金斯(另译“阿特金森”, Prof. Peter Atkins)教授接受有跳跃性的大改变(saltation), 但哈佛大学的新达尔文主义者麦尔博士(或译“迈尔”, Prof. Ernest Mayr)却不承认有这种“大超越”的横面改变.[16]

遗憾的是, 许多学校或学院课本常是广进化论的天下, 要求学生盲目“相信”广进化论. 乌克兰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的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在其所著的《基因学与动物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写道: “以化石作为广进化(广义演化)的支持, 是不可理喻的. 广进化不用遗传学所提供的亮光, 也不进行试验, 这种理论, 像是要在一座已有1亿年之久的露天剧场里, 找出影响观众来来去去的主因.”[17]

微生物学教授刘杰垣博士(Stephen C. Y. Yiu)总括说, “微进化”与“广进化”是进化论内的两个不同学理原则, 采用不同的机制, 所以两者应该分开来讨论, 不能混为一谈. “微进化”尚可被人接受, 因它有一些试验证明; 但“广进化”不可以采用微进化的机制, 以支持广进化的学理, 因这二类的改变(进化)有很大的差别. 值得留意的是, 否定“广进化”不是否定“微进化”, 它们彼此不同. 另一方面, 接受“微进化”而拒绝“广进化”, 不应视之为全盘接受了进化论. 简之, 微进化与广进化是两个不同的理论, 微广有别, 不可混为一谈.[18]


[1]              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先从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取得地质学和物理学学位, 其后获取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宗教研究博士学位. 1994年, 他在伯克利大学(Berkeley University)荣获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伯克利继续研究生物学. 双料博士的威尔斯撰写了许多有关进化论和创造论的文章, 刊登在多份学术报告或刊物中, 其中有: 《起源与设计》(Origins and Design)、《科学人》(The Scientist)和《美国生物学老师》(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他的诸多专科文章也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学院记录汇编》(Pre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生物系统》(BioSystems)等等. 他于2000年出版《进化论的圣像》(Icons of Evolution), 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把达尔文主义的种种谬误彻底揭露.

[2]              上两期已讨论了进化论的三个圣像: (B.1)米勒的实验; (B.2)达尔文的生命树; (B.3)海克尔的胚胎图.

[3]              不同年代和款式的“可威特跑车”不足以证明后期(1955年)的可威特跑车是从早期(1953年)的可威特跑车“进化”而来, 除非能证明背后的进化动力和过程.

[4]              进化论认为(假设)鸟类是由爬虫进化而来的, 即先有爬虫, 后有鸟类. 但上述所找到的爬虫, 比始祖鸟迟千万年后才出现, 怎会是始祖鸟的祖先呢? 这一点证实进化论生命树图中的假设是错误的.

[5]              进化论学者“假设”鸟类是由爬虫进化而来的.

[6]              杜布瓦(Eugene Dubois, 1858-1940)是荷兰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 在爪哇发现所谓的“爪哇直立猿人”的化石(1891-1892), 著有《直立猿人, 爪哇似人过渡类型》. 但现今许多科学家已否定其“爪哇人”的理论, 并强调“爪哇人”与人类进化完全无关.

[7]              例如潘柏滔(Pattle P. T. Pun)所著的《进化论: 科学与圣经冲突吗?》(Evolution: Nature and Scripture in Conflict?)、威尔斯(Jonathan Wells)所著的《进化论的圣像》(Icons of Evolution)、贝赫(Michael J. Behe)所著的《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约翰逊(Phillip E. Johnson)所著的《审判达尔文》等等.

[8]              自然主义(naturalism)强调宇宙万物由自然而生, 否定神的存在和创造.

[9]              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是自1930年起所提倡的现代进化论. 它把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靠自然选择的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与孟德尔(G. J. Mendel, 1822-1884)所提出的基因遗传论(theory of genetic inheritance)融合起来, 认为基因的变化导致生物的进化. 根据新达尔文主义者(neo-Darwinists)的看法, 基因发生突变(mutation)与重组, 再经过天演(自然选择)作用的过程, 就能导致进化, 这种进化演变是依据生物对环境变迁所生的反应而定. 参 潘柏滔所著的《进化论: 科学与圣经冲突吗?》, 第47页.

[10]             威尔斯在此所谓的“进化”是“微进化”. 微进化确实发生, 但达尔文与一般进化论学者所指的进化其实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广进化”. “微进化”仍旧发生, “广进化”从未发生. 参本文附录(2): 微进化和广进化.

[11]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根》(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7年), 第56-66页. 编者也参考此书原文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作出少许修正.

[12]             改编自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5年), 第561-563页.

[13]             分类学大师林奈(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是瑞典博物学家. 他对“种”的定义是以“一个品种与另一个品种彼此之间不能有性交配(sexual incompatibility)”来分别. 换言之, 在一个品种内的生物, 它们之间可以有性的交配(sexual intercourse), 产生后代; 例如人类(Homo sapiens)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 但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通婚, 有性的交配而产生后代. 但若生物之间不能以性交配而产生后代, 它们就是不同的“种”品系; 例如人与猿, 纵然进化论学者认为人与猿的差异不大, 但人与猿不能有性交配而产生后代, 所以人与猿属于两个不同的“种”之品种. 即使到了现今21世纪, 这个定义仍然成立. 林奈是一位基督徒, 他深信神创造万物. 在他的纪念馆内有一个牌子写道: “神创造, 林奈编写(指分类)”(Deus Creavit, Linneaeus disposuit). 刘杰垣著,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  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9年), 第183, 189页.

[14]             张文亮著, 《遗传学之父: 孟德尔的故事》(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8年), 第158-159页.

[15]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5年), 第541页.

[16]             刘杰垣著,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  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187页.

[17]             张文亮著, 《遗传学之父: 孟德尔的故事》, 第159页.

[18]             刘杰垣著,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  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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