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寻根 (一) : 达尔文主义的疑团 (中)
编者注: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的作者史特博(Lee Strobel)的经历. 套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通往无神论的路是由科学铺筑的; 叫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后来通往神的路, 也是由科学铺筑的.”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把基督信仰彻底击溃, 神或上帝只是过时的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进入《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和主编, 把童年信仰抛诸脑后. 过后其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发现写成护道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以往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似乎是世人的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的科学发现, 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 愈来愈指向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宇宙万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同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的科学事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科学是否“发现”了上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现了宇宙万有的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的可能, 进而思想“宇宙由神创造”的事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博踏上“科学探索”之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从细胞生化学、DNA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的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在此书最后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万有由上帝创造,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巅峰. 此书的八篇访谈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受造之颂”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2001年, 美国公众电视网(PBS)播出了七集《进化论》(Evolution)特辑, 发言人声称: 已知的科学证据完全支持达尔文进化论. 世上几乎每一位有份量的科学家也予支持.” 谁知, 此言一出, 有100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实验室研究员和科学家在一份发行全国的杂志刊登了两页广告, 标题是“从科学立场提出对达尔文主义的异议”. 他们说: “我们质疑复杂的生命可由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而产生的说法.” 讲话的人不是偏激的宗教狂热分子, 而是受人敬重的世界级科学家. 当中包括诺贝尔奖提名人亨利·薛夫尔(Henry F. Schaeffer), 他是世界第三位最多人引述的化学家, 还有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科技中心的詹姆斯·图尔(James Tour), 还有耶鲁研究院(Yale Graduate School)细胞分子生理学教授费沃斯(Fred Figworth)等等.
这100人公开反对进化论, 他们比喻说: “进化论国王是没有穿衣服的(像童话《国王的新衣》里的国王那样自欺欺人). 现代科学是叫人更趋向神抑或更偏离神? 到底达尔文主义有没有为无神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 《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访问了宗教学以及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双料博士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 下文简称“威”).[1] 上期, 威尔斯讨论了首个“进化论的圣像” — 米勒的实验, 揭开了此实验的种种错谬. 本期, 威尔斯要进一步探讨进化论的其他圣像…
(文接上期)
(B.2) 达尔文生命树[2]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放了一幅插图(今称为“达尔文生命树”), 显示万物同祖(common ancestor)和自然选择(或译: 物竞天择, natural selection)怎样造就了现代世界无数种的生物. 对史特博来说, 这一幅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命树极具威力: 自然历史的一切尽在图中. 问题是: 图中所显示的是真是假?
史: “达尔文这幅插图已有百多年历史, 我们至今也有一个世纪(100年)的化石发现. 这棵进化论的大树仍然屹立不倒吗?”
威: “倒下了, 作为化石记录图, 它是糟透了的图解, 但它却是达尔文理论的清楚图示. 明白吗?达尔文相信假如部分人处于某一情况之下, 另一部分人处于另一种情况下, 自然选择就会把他们分别出来. 假以时日, 一个物种会有好几个变种, 而这些变种又再有变化的话, 最终会出现新的物种. 因此, 那棵树是有分枝的. 他的理论其中一个重点是: 自然选择会‘缓慢地累积轻微的、连续的、理想的变化’, 他认为不会‘有重大和突然的变化’.”
史: “你的意思是达尔文的树充分代表了他的学说, 但他的理论完全没有科学家在化石发现上的任何具体支持?”
威: “说的对! 事实上, 达尔文也知道化石并不支持他那棵树的说法. 他承认主要的动物种类 — 他称之为‘部’(divisions), 现统称‘门’(phyla) — 在化石时代突然出现, 而非他理论所预测的. 他的理论预测由同一祖先经年累月慢慢演变, 每次改变一点点, 愈变愈不同. 但直到今天所有的重大区分与化石证据 — 即使在他的年代(之化石证据), 也是刚刚相反: 所见的是骤然而来的种系变化(phylum-level differences), 即是所谓‘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 达尔文相信将来的化石发现会证实他的理论, 可惜事与愿违. 事实上, 过去150年来的化石发现把他的树(指达尔文生命树)恰恰倒栽了! 事实显示寒武纪大爆炸来得比科学家以前的看法更突然, 范围也更广泛.”
史: “请解释一下寒武纪大爆炸.”
威: “寒武纪是个地质期, 大概是5亿4千万年前开始(编者注: 这年限是根据进化论的地质学所假设的, 没有具体的科学证据).[3] ‘寒武纪大爆炸’又称‘生物大爆炸’(Biological Big Bang), 因它产生了许多主要的动物种系(animal phyla), 有的至今仍在, 有的已经绝种. 据化石记录显示, 寒武纪前有水母(jellyfish)、海绵(sponges)、蠕虫(worms), 但没有证据支持达尔文理论所说的物种逐渐趋异(逐渐不同)的漫长历史. 寒武纪的初期 — 隆的一声巨响 — 突然之间, 我们看见了节肢动物的出现. 在今天, 这些动物的代表有昆虫、螃蟹等. 此外, 有棘皮动物(echinoderms), 现代代表有海星、海胆(sea urchins); 又有脊索类(chordates), 现代脊椎动物(vertebrates)属于这一类, 哺乳类(mammals)是后来才出现的, 但脊索类在寒武纪初期已有了. 这情况与达尔文的生命树相反. 这些身体基本结构不同的动物出现之时, 已经发育成熟了. 这一切都是忽然之间在古生物学家所说最壮观的化石记录里出现的.”
史: “到底这些动物的出现有多突然? 请帮助我正确地理解一下.”
威: “没问题. 你是足球迷吗?”(指美式足球, 即橄榄球, 编者按)
史: “嗯, 一般球迷而已.”
威: “好, 想象一下: 你在球场的得分线上. 这条线代表第一块化石, 极为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化石. 你往前走经过20码线、40码线、中场, 去到对面的得分线, 一路上都只有微小的单细胞生物. 去到球场边16码线, 你看见海绵、水母、蠕虫等等. 突然间 — 隆! — 再跨一步, 突然出现了所有的动物! 正如一位进化论科学家所说, 主要动物群仿如雅典娜(Athena)从宙斯(Zeus)头上爆出来一样,[4] 突然在化石记录中冒出来! 成熟完整、蓄势待发. 这个不可以说是树木分枝吧![5] 有些古生物学家大体上同意达尔文的理论, 却采用草地, 而不用一棵树来代表演进过程. 草地上所有的草苗都在长大. 一位中国古生物学者说, 达尔文的树应该倒过来看才对, 因为主要的动物群不是位于树顶, 最后才出现, 而是一下子就出现, 是最早出现的. 无论如何, 结果还是一样: 达尔文那棵树已经被寒武纪大爆炸(炸得)连根拔起了.”
史: “也许, 达尔文终究没错, 是化石记录还没有到完整的地步罢了. 谁知道下个星期某处化石的发现不会为自然历史造成翻天覆地的改变? 又或者生物大爆炸之前的生物体积太小、太软, 无从留下痕迹? 坦白说, 这一点你也反驳不了!”
威: “作为科学家, 我当然要接受明年或许有人在刚果(Congo)或其他地方发现能够填补失落环节(gaps)的化石之可能性. 只不过, 这可能性不高. 这些年来, 发掘出来的化石何止千万, 但从来没有发现能够填补失落环节的化石. 要是真有达尔文所谓的‘始祖’(ancestor)的话, 寒武纪前有足够沉积岩(sedimentary rocks)可以将它们保存下来. 我得同意这方面的两位专家所说的: 寒武纪大爆炸规模‘太大, 不可能因为化石记录上出错而被掩盖’. 至于寒武纪前的生物会否太小太软而不能保存? 我们有些细菌微生物化石是在(进化论所谓的)30亿年石层中发现的. 还有, 澳洲有寒武纪前软体生物的发现. 事实上, 科学家在寒武纪大爆炸内也找到了软体动物遗迹. 因此, 太小太软的看法也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今天, 进化论学者已循着分子证据(molecular evidence)去追寻寒武纪前的共同祖先(common ancestor).”
史: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威: “没什么事. 但过程是这样: 化石本身并不提供分子证据; 要用活的生物才行. 你先得到生命基础的分子 — 例如核糖体RNA (ribosomal RNA) — 你拿着这个去研究海星, 再看蜗牛、蠕虫、青蛙. 你要找的是共同点. 单凭这一个分子, 你在不同类的动物体内找到了相同之处, 而你又假定了它们有一位共同的祖先, 你当然可以绘画出理论上的进化树. 但这样的做法问题甚多. 你拿这棵分子树与一棵根据解剖学而绘制的树作比较, 所得的是不同的树. 你可以拿另一个分子去研究, 结果会得到另一棵树. 事实上, 拿同一个分子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 所得的树也不一样, 完全没有一致性, 包括年代的计算也一样, 众说纷纭. 根据这些观察, 我认为, 作为科学家, 我的反对是理由充分的: 我们对于‘万物同祖说’(common ancestor)的假设应当质疑.
当然, 在某些水平(levels)上, 同一水平的动物是同祖的, 无人否认这一点. 例如, 不同代的果蝇可以追溯到同一祖先身上. 至于同一物种, 同一祖先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猫科动物 — 狮子老虎等等 — 可能是同祖的, 纵使这并非事实, 但因着相互交配而产生变化也是合理的推断. 因此, 我们在分科的阶梯上拾级而上, 种(species)、属(genus)、科(family)、目(order)、纲(class) — 在种(species)的层面上, 同祖是不容置疑的, 但在种以上的层面, 又是否如此呢? 分科的等级愈高, 同祖的推断也愈不肯定. 例如到了门(phyla)的分类, 主要动物群同源之说就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假设 — 事实上, 这样的假设已近乎否定了, 因为所得的证据并不支持它.”
史: “今天的教科书还有这幅图画吗?”
威: “有, 而且还被当作事实来教导. 印它出来没有问题, 至少它是一个有趣理论的插图; 但将万物同源当作事实是另一回事,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只要你看过所有证据, 就会看见达尔文的树并没有反映生命的历史事实, 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 他的理论根本算不上是好的假设.”
(B.3) 海克尔胚胎图
威尔斯与一般念进化论的青年学生一样, 看过所谓的达尔文主义最佳证据之一: 海克尔比较性的胚胎图(Haeckel’s comparative drawings of embryos). 可是威尔斯要等到念脊椎动物胚胎学博士的时候, 才看清这些绘图的真相. 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6]最著名的是将不同动物三个阶段的胚胎图并列的绘图: 鱼、蝾螈(salamander)、龟、鸡、猪、牛、兔子、人. 达尔文声称早期胚胎极为相似的情形, 乃是“目前最有力的一组事实”, 支持所谓的“万物同源说”(universal / common ancestor), 而这些绘图就是最好的佐证. 史特博念书时初见这些绘图后, 便下了定论: 万物同祖的学说是最好的解释, 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实可靠的科学事实!
史: “初见这些图画时, 你有没有我那种反应: 达尔文主义是有真凭实据的?”
威: “这个当然! 我要等到念研究院才开始拿着照片(真实情况的胚胎图片)和海克尔的绘图作比较.”
史: “有什么不同?”
威: “吓我一跳! 照片跟绘图绝不相符, 太大差异了, 简直难以置信. 我起初也想替这事找个理由: 教科书一般是简化了的描述嘛… 但我愈想愈觉得不对劲.”
史: “有什么不对劲?”
威: “这些绘图有三个问题: 第一, 早期的相似之处是假的.”
史: “假的? 你肯定?”
威: “你可以说他胡来、歪曲、误导, 但说到底全是假的. 明显地, 有些胚胎所用的木刻印版是一样的, 因为海克尔非常相信他的理论, 连个别动物的绘图也省了! 在另一些绘图上, 他为了叫它们看来更相像, 就做了手脚. 总而言之, 他们绘的不是胚胎真貌.”
史: “太出人意表了(出人意料之外)! 人们知道了这事多久?”
威: “首次揭发是在1860年代, 他(海克尔)的同事指斥他作假.”
史: “且慢 — 我在1960年代念书看见这些绘图已是百年后的事, 这怎么可能?”
威: “更糟的还不止于此! 今天仍然在用呀! 高年级的演化生物教科书也用呀! 事实上, 我为10本最近出版的教科书作了分析、打了分数, 看它们处理这个题目有多准确, 结果8本不及格, 其他两本勉强得到丁级(D级).”
史: “真的难以置信. 你不生气吗?”
威: “当然生气! 我也是吃这个大的 — 我也是被误导的. 进化论者古尔德(或译“顾尔德”, Stephen Jay Gould)说他知情20年了! 专家早知道这件事. 但为什么教科书还用它们?! 古尔德也说教科书作者该感到羞耻, 竟让它们无缘无故流传通行了百多年. 最低限度他还肯直斥其非: ‘在学术上, 这些人所犯的罪同等于谋杀.’ ”
史: “刚才你说问题共有三个. 另外两个问题是什么?”
威: “最小的问题是: 海克尔(胚胎图)的例子是他精心挑选的. 他的画图只包括了七种脊椎动物的几个. 例如, 他最有名的绘图有8栏, 4栏是哺乳类, 但全部是胎生哺乳类, 另外两类的哺乳类他没有画出来, 而这两类是不同的. 另外4类动物 — 爬虫类、鸟类、两栖类、鱼类 — 彼此之间相同处要比他漏掉的(指他刻意不选用的那些例子)更多. 他用了蝾螈(salamander)来代表两栖动物而弃青蛙不用, 因为青蛙胚胎与别的很不一样. 因此, 他刻意筛选那些支持他理论的例子, 再做手脚增加这些例子的相似程度.”
史: “听来真是伪君子的行为, 有违科学精神. 这个算是所谓的‘小问题’, 那大问题是什么?”
威: “我作为胚胎学家(embryologist), 觉得海克尔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的所谓‘胚胎早期发展’根本不是那回事, 他的早期其实是中期. 要是你真的回到早期去, 胚胎之间的差异更大, 但他竟然干脆将最早的阶段抹煞掉.”
史: “那又怎样?”
威: “记得达尔文说胚胎在早期最相似吗? 他说这是万物同祖的证据. 他说只要看胚胎初期的形状即可知共同祖先面貌的梗概(样子)了, 乃是类似一条鱼. 但胚胎学者却用‘发展葫芦’(hourglass)来形容胚胎的差异: 脊椎动物胚胎在早期细胞分裂期差异最大. 哺乳类的细胞分裂更与别的动物截然不同, 不可能相混. 甚至是同类之间的分别也是极其明显的, 这样的模式比比皆是. 到了中段(中期) — 即是海克尔绘图的所谓早期 — 胚胎之间的差异缩小, 虽然仍没有海克尔所说的那么相似. 之后, 它们的差异又再增加.”
史: “既然这些绘图误导程度那么严重, 为什么科学家还是一代又一代的让它流传开去?”
威: “常见的解释就是: 虽然图画是假的, 但所表达的观念在基本上却是正确的 — 事实上, 连观念也不正确. 生物学家都知道最早期的胚胎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绝对不是最大的(即彼此之间不是最相似的, 编者按).”
跟着, 威尔斯拿其桌上的课本, 翻到有关海克尔的一章, 然后读给史特博听.
威: “好好的听着: 有一本教科书说: ‘成年后截然不同的动物在最早的胚胎期竟然出奇地相似’, 旁边印着海克尔的绘图. 另一本1999年版的教科书将海克尔的绘图略作修改, 说: ‘留意这些脊椎动物早期胚胎形状惊人地相似.’ 另一本则说: ‘脊椎动物胚胎雏形非常相似’, 也是辅以绘图. 有一本干脆说: ‘胚胎学的事实叫达尔文踏上了进化论的路, 因为绝大部分脊椎动物胚胎雏形极为相似’. 记得, 雏形胚胎相似的讲法是错的, 有些达尔文主义者为了回避海克尔的错谬而略变了口风, 他们倒过来用进化理论去解释胚胎之间为何有差异, 而且言之凿凿. 他们的伎俩与那些竭力维护自己理论的人无异, 硬将寒武纪大爆炸歪曲了. 原本被视为达尔文理论基本证据的胚胎化石竟是伪造的, 于是马上改口说: 我们知道理论没有错, 就让我们用这理论倒过来解释为何会有证据上的分歧吧. 但到底支持的证据何在? 我们要知道的正是这个.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先接受这理论的真实性呢?”
听了威尔斯的解释, 史特博觉得自己读书时竟然对海克尔的绘图深信不疑, 为此感到愚蠢无知. “我觉得自己上了当,” 史特博写道, “只怪自己少不更事, 随便轻信进化论教科书和生物科老师所说的.” 可是, 史特博也听过有教师说, 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从海里出来的, 证据是: 人的胚胎经过一个脖子长鳃(gills)的时期. 史特博年青时翻查的百科全书断言: “哺乳类的幼胎有一个时期会有像鱼鳃的切口(gill slits).” 对史特博而言, 这证实人类的祖先的确是从海里来的. 1996年的《生活》(Life)杂志也说人类的胚胎会生出鳃状的器官, 这正是最有力的进化证据之一”. 新近出版的生物教科书也声言人类胚胎是有“腮袋”(gill pouches)或“鳃口”(gill slits)的. 因此, 史特博要听听威尔斯怎么解释这进化论的证据之一.
史: “难道鳃状器官不是证明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出于海里的吗?”
威: “不错, 这是常听到的讲法, 但是… 嗯, 你试试这样做…. 低头看你的肚脐, 摸一下脖子, 摸到了皱起来的皮吗? (史特博点点头) 试想一下胚胎: 它是弯着的, 脖子也有皱褶(ridges). 我不是说那些皱褶只是皮层而已, 事实比较复杂, 但这个位置之所以如此, 不过是脊椎动物胚胎结构上的发展过程而已. 我要清楚的说, 这断不是鳃! 在那阶段, 连鱼也没有鳃. 皱褶的位置在人身上后来变成别的东西; 而在鱼身上后来成为鳃. 在早期的阶段那根本连鳃缝也称不上, 更遑论什么似鳃的结构了, 这样的讲法是本末倒置, 硬将进化理论塞进去, 倒果为因了. 脖子上没有什么似鳃的地方. 英国胚胎学家沃伯特(Lewis Wolpert)说的好, 所谓形似只是错觉. 奇怪的是人们继续以讹传讹(以错误传扬错误, 编者按), 进化论者总爱说‘个体发生’不断重演着‘种系发生’(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夸大其词地说胚胎成长等于进化历史重演. 但这种理论在几10年前已被摒弃了, 因为已证实为错误, 但它还是阴魂不散, 所谓‘鳃缝’即是其中最典型例子.”
威尔斯受访时曾提及另一种万物同源的证据: 脊椎动物异体同形说(homology in vertebrate limbs). 史特博记得念书时也曾见过这样的图画: 有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状肢、马腿、人手, 显示都有相同的骨骼结构. 老师曾说这些肢体因为用途不同而有不同的适应, 但深层结构完全一样, 乃是异体同形的, 这就证明万物同源. 史特博要威尔斯评论此说法.
史: “异体同形说(homology)岂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有力证据吗?”
威: “事实上, 在达尔文以前已经有人提出异体同形说了, 但没有一个是进化论者. 达尔文时代最著名的解剖学家欧文(另译“奥云”, Richard Owen)倡议说, 异体同形指向的是万物源于共同的设计或原型(common archetype), 而不是同祖后裔的演变.”
史: “可是, 你总不能对这些相同之处视若无睹呀!”
威: “当然不可以. 但解释却是两者皆可的: 源于同一种设计, 或是逐代演变而来. 我们如何断定是非? 留意啊, 单凭同形说并不足以为我们带来答案. 你且看贝拉的笑话(Berra’s Blunder)吧.”
史: “贝拉的笑话? 什么笑话?”
威: “这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首先提出的. 1990年生物学家贝拉(Tim Berra)写了一本书, 讲到化石记录的比较时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 你把一辆1953年的可威特(Corvette)和一辆1954年的可威特放在一起作比较, 再拿一辆1954和1955的作比较, 你可以清楚看见每一代都有修改的地方. 他说, 古生物学家看化石也是这样(他们的推断犹如说1955年的可威特是从1953年的可威特进化而来, 编者按). 他说: ‘这样的证据又有力又充分, 讲道理的人都不会拒绝接受.’ 他却是弄巧反拙. 他的例子反而显示这一切的背后乃有一位设计师. 每一代的可威特都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造出来的, 整个过程都需要智慧与引导方能成事. 假如你要证明同形发展真的如达尔文所说的, 那么, 你必须先证明, 一旦有了第一辆车子, 以后的所有大自然力量, 例如锈蚀、风、水、地心吸力都会一起合作, 为你造出新一代的车子来. 我要指出的是: 贝拉无意之间说出了一个事实: 单凭一代接一代相似的形状不能说明些什么, 你还需要找出背后的动力来. 拿可威特跑车为例, 那动力就是制造汽车的人.”
史: “达尔文主义又拿什么作动力?”
威: “这理论认为, 只要你追溯两种异体同形(homologous)的动物到胚胎期去, 就会发现两者的细胞和发展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同路发展说’(common developmental pathways), 可是这样的推断大都是错误的. 早一阵子我提过青蛙的例子. 有一些青蛙的发育过程是蛙类的过程, 但有一些却跟鸟类一样, 但成蛙时却又完全相同. 青蛙就是青蛙. ‘同路发展说’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研究生物发展的人仍有谁把这番理论当作一回事(即无人重视这理论, 编者按). 今天对异体同形的解释是: 由于基因相同所以同形. 换句话说, 两种不同类的动物之所以有相同的特征, 因为胚胎里藏着相同的基因, 但这说法也不是真的完全妥当. 我们知道有些相同的特征乃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基因. 反过来说, 基因一样所产生的特征却又不一样的, 这类的例子多不胜数. 举个例子: 眼睛. 老鼠、八爪鱼、果蝇有一个相同的基因, 老鼠和八爪鱼的眼睛表面看来是一样的 — 这是奇怪的, 因为无人以为两者共同的祖先的眼睛是这个样子的. 果蝇的眼睛就更不可思议了, 是多面的复眼, 跟另外两者的眼睛截然不同, 可是, 三者的眼睛都是源于相同或极为相似的基因. 事实上, 三者的基因相似到一个地步, 老鼠的基因可以作果蝇基因的替补, 让它生出正常的眼睛来. 因此看来, 异体同形的现象并没有因着同路发展说或者基因相同而得到解释.”
史: “那什么解释才对?”
威: “坦白说, 没有解释. 你读一读有关这方面的专文, 专家也知道没有解释. 他们虽然不至于放弃达尔文思想, 但他们知道自己仍未找到答案. 对我来说, 假如你仍未解开背后动力之谜, 你根本无从区别何者是共同祖先所致、何者是共同设计所致. 两者都有可能, 证据毫无偏向. 我认为学生有权知道科学家根本未曾解开这个谜. 可惜有些教科书已经将‘异体同形’(homology)界定为‘同祖同形’(common ancestry)的意思. 凭着一个定义, 这个理论就被确认了. 教科书说的是: 同祖同形原因就是同祖. 但这是自圆其说.”
提到基因, 史特博想起另一项“同祖说”(theory of common descent)的问题, 即有学者指出人与猿(或译“类人猿”, apes)的基因相比之下, 有接近百分之九十八是相同的, 以此断言这是同祖的证据.
史: “近来的基因研究显示, 人与猿的基因有接近百分之九十八相同, 这怎解释呢? 这不就是同祖的证据吗?”
威: “假如你跟‘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7]的想法一样, 认为我们的一切全在于我们有什么基因, 那你就是说我们与猩猩(chimpanzees)之间那么大分别, 全是凭那百分之二的基因来决定了. 问题是, 所谓构造身体的基因, 却全部属于那百分之九十八之内; 其余百分之二的相异基因, 乃是相当次要的, 对于身体结构影响很少. 因此, 所谓人类与猩猩DNA相似的情形, 已经叫新达尔文主义者不知所措. 其次, 分析两种在结构上(anatomical)相似的生物时, 不难发现往往在基因上(genetical), 两者是相同的, 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然而, 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况, 因为有些生物虽在结构上相似, 但在基因上却差别极大, 换言之, 相似即证实同源吗? 其实不然! 事实上, 你要用共同设计来解释也没有不妥. 同一位设计者可以用同一样的材料造出不同的生物, 正如建筑师可以用相同的材料 — 钢柱、铆钉等 — 搭建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桥梁.”
史: “不知道我是否听明白了. 比方说. 我要用化学的角度分析马路和人行道. 我会发现两者是一模一样, 或非常相似: 两者都是水泥造的. 这可不是说两路同祖 — 就像在说一条小径经过百万年演变, 愈来愈宽, 愈来愈有规模! 比较好的解释是, 两者都是同一设计者的作品. 他所用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材料, 但他造出了结构相似、功用相异的东西来.”
威: “你的比方基本上是对的. 胡诌小径能变成人行道再变成马路, 这是荒唐的看法, 但仍不比生物进化论那样无稽. 重点是: 单凭同形无法断定是设计所致, 抑或如达尔文主义所说的同祖所致.”
史特博总结道: “我们的话题已经离开海克尔的‘胚胎说’很远了, 可是主题仍是一样: 到底胚胎学和异体同形说能否提出具说服力的证据支持万物同源, 就是说一切生物都是从同一远祖经过长时间进化而来的呢? 我的结论是: 达尔文错了. 审察不同生物的胚胎雏形, 没有任何支持达尔文的佐证. 脊椎动物肢体同形虽是无可否认, 却没法区别其成因是共同设计或是共同远祖. 进化论有力的图像似乎被撕破了.”
然而, 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一个圣像 — 始祖鸟(archaeopteryx). 达尔文支持者称之为“失落的环节”(missing link)的最有力证据. 然而, 在科学事实的分析下, 始祖鸟这幅圣像能否站立得住? 下期自有分晓.[8]
(文接下期)
[1] 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先从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取得地质学和物理学学位, 其后获取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宗教研究博士学位. 1994年, 他在伯克利大学(Berkeley University)荣获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伯克利继续研究生物学. 双料博士的威尔斯撰写了许多有关进化论和创造论的文章, 刊登在多份学术报告或刊物中, 其中有: 《起源与设计》(Origins and Design)、《科学人》(The Scientist)和《美国生物学老师》(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他的诸多专科文章也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学院记录汇编》(Pre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生物系统》(BioSystems)等等. 他于2000年出版《进化论的圣像》(Icons of Evolution), 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把达尔文主义的种种谬误彻底揭露.
[2] 上期已讨论了 (B.1) 米勒的实验.
[3] 读者必须注意的是, 进化论地质学所提出的亿万年只是个“假设”, 没有具体的科学证据, 参 葛兰·麦可琳、罗杰·奥克兰和莱利·麦可琳著, 《创造论的明证》(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9年), 第118-127页.
[4] 雅典娜(Athena)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 宙斯(Ze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相等于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Jupiter).
[5] 指达尔文生命树的分枝.
[6] 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是德国动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提出生物发生的理论, 主要著作有《人类发展史》、《生命的奇迹》等.
[7] 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是自1930年起所提倡的现代进化论. 它把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靠自然选择的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与孟德尔(G. J. Mendel, 1822-1884)所提出的基因遗传论(theory of genetic inheritance)融合起来, 认为基因的变化导致生物的进化.
[8]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根》(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7年), 第33-43页. 编者也参考此书原文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作出少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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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百合
刊登于2009年10-12月份,第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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