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 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A) 导论
“我相信圣经本是神默示无误的话语, 但人在抄写时总有错误, 你怎么知道你手中这本两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圣经, 与圣经作者的亲笔原稿相同呢?” 此乃圣经批评者喜欢挑战基督徒的问题之一. 无可否认, 圣经66本书卷的“原稿”(original manuscripts)或称“亲笔手稿”(autograph)至今已无法找到,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至少2千年以上), 写在兽皮(羊皮或牛皮)或蒲草纸(另称“纸草”, papyrus)[1]的原稿必然已高度腐蚀或破损不堪. 我们可以找到的, 只是按照原稿抄写和流传下来的“手抄卷”(或称“手稿、抄本”, manuscripts).[2] 今日的圣经就是根据这些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编辑及印刷而成的. 那么,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 换言之,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 为了回答此问题, 本文将讨论圣经的十大超自然元素之一 — 圣经的奇妙保存与抄写.
(B) 新约手抄卷的保存与抄写
(B.1) 新约手抄卷的数量
马有藻说道: “我们接受一件事是否真实, 在乎对该件事的记载, 而最有力的记者(记载者)乃是当事人或在场目击者. 而圣经每一本书都是由当事人或目击者写成的, 所以其记录必成为最有力的文件.”[3] 可是问题就是, 这批“有力记者”及“目击证人”早已离世, 余留的只有其文字记载, 究竟当日的记载是否忠实地保存与流传至今?
对此问题, 马有藻指出, 世界学者早有应付的准则. 蒙哥马利(John Warwich Montgomery)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 拥有6个博士学位, 是神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法律家, 也是华府大学国际法律学教授. 他说, 假如历史记录的原稿不存在了, 事实的真相便要视乎后来的抄本有多少, 也就是说, 历史的真相与有多少可靠的文件可作为该历史的见证人或物证有关; 抄本越多, 真相便越容易鉴定. 他称此法为“史学鉴别法”(Law of Historiological Criticism).[4]
今天, 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流行于世界的文学著作, 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文学著作的原稿在哪里呢? 其手抄本的数量又有多少呢? 比如西方著作如柏拉图(Plato)、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原稿今日在哪里呢? 中国著作如四书五经的原稿如今何在? 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手抄本又有多少? 基督徒接受新约圣经, 因为它有丰富的文本证据(textual evidence, 注: “文本”[text]是指文字或写作的作品, 本文中所谓的“文本”特指“抄本”或“手抄卷”). 让我们先看看新约抄本的数量.
新约圣经原是用希腊文写成, 也有大量的希腊文手抄卷(抄本), 其数目之多是世上任何一种古代宗教或哲学文献都无法相比的. 史特博(Lee Strobel)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报道了希腊文抄本的计算总数如下: 99份蒲草纸抄本(papyrus manuscripts), 306份大楷体抄本(uncial manuscripts), 2,856份小楷体抄本(minuscule manuscripts), 2403份经课集(lectionaries),[5] 总数是5,664份.[6]
德国明斯特城(Münster)新约研究学会的韦尔德(Michael Welte)宣布最近期(指1998年8月)的希腊文抄本数目如下: 109份蒲草纸抄本(papyrus manuscripts), 307份大楷体抄本(uncial manuscripts), 2,860份小楷体抄本(minuscule manuscripts), 2410份经课集(lectionaries), 总数是5,686份.[7] 若加上其他文字的新约抄本(即译本)如拉丁文(Latin)、埃塞俄比亚(Ethiopia)、亚美尼亚(Armenia)、阿拉伯文(Arabic)等, 至少也有19,284份[8]. 因此, 所有新约抄本总计为24,970份.[9]
根据以上统计, 已知的希腊文抄本有5千份以上, 加上超过1千9百份其他语文的译本手抄卷, 现存的新约抄本接近2万5千份, 而且这数目会随着新的抄本陆续被人发现而继续增多. 没有别的古代文献和文学著作拥有接近这样庞大的数目. 相比之下, 古希腊荷马(Homer)[10]的著名史诗《伊里亚德》(Iliad)在抄本数量上排名第二, 但现存的只有643份抄本.[11]
(B.2) 新约手抄卷的可靠
论到古代文献的可靠性或可信度, 我们必须考虑两个重要因素: (1)抄本的数量: 抄本越多就越可靠, 因有更多抄本可供参照, 以决定原稿(作者亲笔手稿)的原貌; (2)抄本的年代: “手抄本年代”越接近“成书年代”(原稿写成的年代)就越可靠, 因两者的时差(时间差距)越短, 即两者相隔的时间越近, 抄写的错误一般上就越少.[12] 简而言之, 比较当今世界存有的一切古书抄本, 新约抄本的数量是最多的, 而以“手抄本年代”和“成书年代”的时差而言, 新约抄本的时差是最少的, 所以合理的结论是: 新约抄本是最可信赖的.
布鲁斯教授(Prof. F. F. Bruce)在《新约文件》(New Testament Document)一书中指出, 我们若把新约与其他古代历史文献的抄本作一比较, 就能看出新约在抄本证据上是多么的丰富. 他说: “凯撒(另译“该撒”, Julius Caesar)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s, 主前58-50年间写成)现存有好几个抄本, 但只有9至10个是完好的, 而最古老的抄本比凯撒的年代迟了900多年. 至于李维(另译“黎维”, Livy; 主前59-主后17年)那142卷罗马历史, 得以保存的只有35份; 这些资料是从20多个比较重要的抄本里得知的, 其中只有一个抄本, 就是包含卷3至卷6之残篇的抄本, 是早至第4世纪.
“塔西佗(另译“塔西图”, Tacitus, 约主后100年)的14本历史书当中, 只有4本半得以存留; 其16本《编年史》当中, 只有10本得以完整保存… 他这两部历史巨著的现代文本, 完全依赖两个抄本来还原, 一个是第9世纪的, 另一个是第11世纪的. … 我们是根据8个抄本而认识修西狄第(Thucydides, 约主前460-400年)所著的《历史》, 而这些抄本中, 最早期的约为主后900年. 希罗多德(Herodotus, 主前488-428年)所著的《历史》也是这样. 然而, 没有人会因为希罗多德或修西狄第
的著作之最早期抄本, 全都是在原著写成之后超过1,300年才出现而质疑它们的真实性, 即使有这样的争论, 也没有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会在意.”[13]
| 作者 | 书名 | 写作
时期 |
最早期抄本
(最古老抄本的年代) |
相隔
时间 |
抄本
数目 |
| 荷马
(Homer) |
《伊利亚特》
(Iliad) |
主前800年 | 约主前400年 | 约400年 | 643 |
| 希罗多德
(Herodotus) |
《历史》
(History) |
主前480
-425年 |
约主后900年 | 约1,350年 | 8 |
| 修西狄第
(Thucydides) |
《历史》
(History) |
主前460
-400年 |
约主后900年 | 约1,300年 | 8 |
| 柏拉图
(Plato) |
《四联剧》
(Tetralogies) |
主前400年 | 约主后900年 | 约1,300年 | 7 |
| 凯撒
(Caesar) |
《高卢战记》
(Gallic Wars) |
主前100
-主后44年 |
约主后900年 | 约1,000年 | 10 |
| 李维
(Livy) |
《罗马历史》
(History of Rome) |
主后59
-主后17年 |
a. 部分: 第4世纪
b. 大部分: 第10世纪 |
约400年
约1,000年 |
a. 1
b. 19 |
| 塔西佗
(Tacitus) |
《编年史》
(Annals) |
主后100年
|
约主后1,100年 | 约1,000年 | 20 |
| 新约 | 主后50
-100年 |
|
a. 50多年
b. 100年 c. 150年 d. 225年 |
5366
(或根据Michael Welte是5686)
|
葛林理(J. Harold Greenlee)论到通俗的古代文献时说: “纵然最早期的抄本与原著日期相差甚远, 而现存的抄本数目通常也不多, 但学者们仍然接受古代典籍是大致可信的, 那么, 新约文本显然也肯定是同样可信的.” 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长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G. Kenyon)是研究抄本的公认权威. 他说: “除了数目之外, 新约抄本也跟古典作品的抄本有所不同 … 没有别的著作, 其写成的时间与现存最早抄本相隔的时间, 能像新约那么短. 新约各卷在第一世纪后期写成; 最早现存的抄本(不包括残篇和蒲草纸抄本)日期为第4世纪 — 在原稿写成后的250至300年左右. 这段时间听起来似乎很长, 但相比于大部分伟大的古典文献, 那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相信索福克勒斯(另译“沙孚克理”, Sophocles, 主前496-406年; 此人乃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7个现存剧本的文本(text)在各方面都是准确的; 然而, 这些文本所根据的最早期重要抄本, 是在诗人死后1,400多年才写成的.”[14]
此外, 虽说荷马的《伊利亚特》的原著(约主前900-800年)与最早期抄本(约主前400年)只是相隔400年左右, 但这些抄本乃是不完整的残卷. 根据李赤(Leach), 第一份完整保存的荷马著作也只能追溯至13世纪, 是在原著写成2,000年左右之后才抄写的.[15] 相反地, 新约成书于第1世纪, 最迟不会迟过主后100年, 而包含大部分新约的最古老抄本出现在公元200年, 有些片段抄本甚至成书于主后125年左右; 其间的相隔只有短短的25年![16] 凯尼恩爵士(Sir F. G. Kenyon)在他的《圣经和考古学》(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一书中, 把这个时差的重要性作了如下的结语: “原书(指新约原稿)成书年代和手抄本年代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如此的微小, 几乎可以略去. ‘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是否就是原始风貌(指新约原稿的原貌)’的质疑可以完全除去. 因此, 新约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已经得到确立.”[17]
(B.3) 新约手抄卷的差异
一本古代作品的内容是否真确可靠,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可靠的文本证据(textual evidence). 布鲁斯(F. F. Bruce)写道: “世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 像新约一样拥有如此丰富而优良的文本证据.”[18] 可是抄本之间的差异又如何呢? 按照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克斯(Ron Brooks), 新约圣经既有如此多的抄本, 必有许多差异. 有人说新约圣经的抄本中有20万处文稿的差异, 甚至说成20万个“错误”(errors), 实际上那些只是“差异”(或作“异文、异体、出入”, variants). 某个字, 甲抄本与乙抄本不同, 算1次差异, 到甲抄本与丙抄本比对时, 刚才那同样的不同又出现, 再算1次. 换言之, 在3千份抄本中, 只要有1份有一个异文, 则共计3千个差异. 实际上, 有差异的只有1万处, 大多都是拼音或是排字顺序的问题. 新约中, 我们无法确定文句原貌的不过40处, 但没有一处对基督信仰的中心教义有任何影响. 我们有100%的新约经文, 我们所能确定为新约原稿的经文高达99.5%.[19]
叶俊德博士在2005年11月的“真理讲座营”中指出, 新约圣经大概有20,000行, 其中只有40行有问题. 这等于0.5%. 相比之下, 《伊利亚特》大概有15,600行, 其中764行有问题. 这等于5%. 至于那0.5%有差异的新约经文, 只有八份之一(0.0625%)的差异是超过文体差别(stylistic difference)或拼写错误(misspelling)之类的差异. 换言之, 八份之七的差异是属于文体差别或拼写错误. 以英文为例的文体差别或拼写错误如下:
a) 抄本1: Jesus Christ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
b) 抄本2: Christ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d.
c) 抄本3: Jesus Christ s the Savior of the whold world.
d) 抄本4: Jesus Christ is th Savior of the whle world.
e) 抄本5: Jesus Christ is the Savor of the whole wrld.
字的异体(variants)主要有: 少了一个字母(如抄本1和3)、错误的拼字(如抄本3)、词字次序的颠倒(如抄本2)等等. 由于有多个抄本, 我们能肯定正确的经文是: Jesus Christ (或Christ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d. 照样, 由于我们具有数量众多的新约抄本, 我们不难重建新约经文的原貌. 此外, 在新约所有的差异(字的异体, variants)中, 只有50个关于字的异体是重要的, 并且没有一个基督信仰的教义是建立在任何备受争议的异体上.[20]
基于丰富的抄本证据, 许多学者如威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艾博特(Ezra Abbott)、罗伯逊(A. T. Robertson)、贾斯乐和布鲁克斯(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m Nix)都表示能将99%以上的新约经文恢复至原稿的原貌.[21] 那少过1%的经文又如何呢? 会影响基本教义吗? 让我们听一听当今伟大的文本评鉴学家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的评述: “我最后还要再次提醒大家, 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信仰并不建立在一句会引起争论的经文上. 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提及这些经文的错误(异体)和文句上的差异, 必然使人对圣经的内容及文字产生怀疑, 以为圣经是经不起审定的. 我们强调圣经内容绝对可信, 实非言过其实, 特别是新约圣经的经文内容尤其可靠. 它除了有多种抄本之外, 又有早期的新约译本及教会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约文字(包括引文), 可以用作勘校的参考资料. 任何一处有问题的经文, 都可以从这些参考资料中找出其正确的原意来, 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却没有这样的优点.”[22]
杜克利(David S. Dockery)、马丢斯(Kenneth A. Mathews)和斯隆(Robert B. Sloan)写道: “我们必须指出, 至于原著(原稿)与现存最早的抄本之间相隔的时间, 新约必任何其他希腊文文献都短得多 … 虽然新约众多抄本之间肯定有差异, 但没有一个关乎基督信仰的重要教义, 是根据一份可争议的文本(text)来建立的.”[23] 扎卡赖亚斯博士(Ravi Zacharias)下结论说: “确实地说, 纯粹根据文件(指新约抄本)的数目、事件与文件写成之间的时距, 以及可供证明或反驳之文件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 新约是有最佳证明的古代著作. 实在没有别的古代抄本证据可与这样的文本(指新约抄本)数目和完整性相比.”[24]
(C) 旧约手抄卷的保存与抄写
(C.1) 旧约手抄卷的数量
虽然旧约手抄卷(抄本)的数量不及新约, 但现存的抄本数目仍是值得注意的. 早期希伯来文抄本的数目稀少, 主要是因为古代文件会因着时间过去而破损(要把古代文件存放2千至3千年的时间而完好无缺, 实在绝非易事). 今日有好几个希伯来文抄本的重要珍藏(collection). 第一个由肯尼科特(Benjamin Kennicott, 1776-1780)编集, 牛津出版的希伯来文抄本珍藏有615份旧约抄本. 后来, 特罗西(Giovanni de Rossi, 1784-1788)出版了一个731份抄本的系列. 当今最重要的抄本是在开罗藏经库(1890年代)里的古卷和死海古卷(1947年及其后日子). 在开罗会堂阁楼一个藏经库(希伯来文: geniza)或储蓄物室里, 一些古老的抄本被发现. 其中有几万份是圣经抄本和残卷. 开罗藏经库的权威人士卡勒(或译“卡尔”, Paul Kahle)断定超过120份是“巴比伦”组别的马所拉文士(Masoretes)所抄的罕见抄本. 在开罗藏经库发现的抄本, 现今约有一半存放在英国剑桥大学, 余下则分散在世界各地.[25]
世界最大量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收藏, 是在列宁格勒(Leningrad, 前苏联西北部港市)的第二斐寇维什珍藏(Second Firkowitch Collection). 它包含1,582份圣经和马所拉抄本的羊皮卷, 另有725份在纸张上; 还有另外1,200份希伯来文抄本残卷包含在安东尼珍藏(Antonin Collection)中. 在英国,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161份希伯来文旧约抄本; 牛津大学的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也收藏了146份旧约抄本. 根据哥特斯坦(Goshen-Gottstein), 在美国也有超过500份抄本.[26] 简而言之, 以上述的珍藏记录, 旧约抄本至少也有3千份以上. 在开罗会堂阁楼所发现的藏经库里, 也找出几万份的圣经抄本和残卷.谢继昌写道: “就数量上说, 增加了死海(指《死海古卷》)的约100份的旧约手抄本, 和其他相关的近300份的书卷以及成万的碎片, 也多少可以和新约的研究资料相颉颃了.”[27] 到1988年为止, 在昆兰干河地区的11个洞内所发现的死海古卷中, 也有约200份是旧约圣经抄本.[28] 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抄本会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被人发现.
(C.2) 旧约手抄卷的可靠
在抄写和保存旧约圣经方面, 我们可分成三个主要的文士传统: (1)苏弗林时期的文士传统(约主前400-主后200年); (2) 他勒目时期的文士传统(约主后100-500年); (3)马所拉时期的文士传统(约主后500-950年). “苏弗林”(Sopherim, 希伯来文意即“文士”)是主前5至3世纪期间一些犹太学者和经文的保管人. 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指出, 他们与以斯拉一起工作, 他们被视为保管圣经的人, 直至基督时期之后. 至于他勒目(Talmud, 希伯来文意谓“指引、教导”), 它基本上代表了约主前300年至主后500年之犹太导师的意见和决定, 当中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米示拿(Mishnah, “重复”)和革马拉(Gemara, “需要学习的事情”).[29]
(a) 他勒目学者(Talmudist)
为了确保经文抄写准确, 他勒目学者(Talmudists)遵循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去抄写经文.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指出, 《他勒目》(Talmud, 即犹太人所接受的古代律法及遗传之法典)之中, 列出抄写旧约的规则如下:
(1) 必须以洁净的牲畜皮作皮卷抄写, 并且必须由犹太人预备, 和使用洁净的牲畜皮带将皮卷扣紧(好张开来写书).
(2) 每一段不许少于48行, 或多于60行(即48至60行之间).[30]
(3) 墨水只限黑色, 不许用其他颜色, 并且墨水要按照一种特别的制法预备.
(4) 不可凭自己的记忆写任何字, 或任何字母; 文士(抄经员)必须有一份纯正的抄本(范本)放在面前, 着手抄写以前, 必须先将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大声读出.
(5) 每次抄写以前, 都必须恭敬地洗笔, 要写“耶和华”这个圣名以前, 更必须全身沐浴.
(6) 一张皮卷若有一个错字, 这张皮卷便要加以废弃; 如果任何一张发现三处错误的话, 则整个抄本都要废弃.
(7) 所抄的每一行字与字母都很重要, 必须数算清楚, 如果略去一个字母, 或加进一个多余的字母, 又或是两个字母连在一起的时候, 这抄本就要作废, 并且立刻毁灭.[31]
戴维森(Samuel Davidson)补充说: “没有按这些条例来抄写的卷轴必须埋藏在地里或被烧毁; 否则就要弃置到学堂里, 用作读本.”[32] 古代的拉比(rabbi, 夫子或老师之意)给每个青年文士严肃的警告: “你们必须小心翼翼工作(抄写), 因为你所做的乃是属天的工作; 恐怕你在抄本中加多或减少一个字母, 便会变成一个毁灭世界的人!” 他也告诉文士, 抄写的时候, 即使有一位君王走进屋里, 和他谈话, 他仍必须继续不断地抄写, 直到完成那页为止, 而不需理会这君王, 以免抄写错误.[33]
(b) 马所拉学者(Masoretes)
他勒目时期之后, 便是来到马所拉时期. “马所拉学者”(Masoretes, 源自希伯来文masora一字, 意谓“传统”)是主后500至950年间为旧约经文定下最后形式的犹太学者. 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 犹太人从本土被分散到各地. 这情况使确保旧约圣经被正确地抄写和流传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 马所拉学者: (1)把只有子音(或译“辅音”, consonants)的经文标准化;[34] (2)把标点符号和母音(或译“元音”, vowel)的使用标准化, 以期保存正确的发音和读法. 他们被称为“马所拉学者”, 因为他们以文字保存了有关正确母音和重音的口述传统“马所拉”(masorah), 以及不寻常拼写之罕见字的出现数次. 他们接过苏弗林”(Sopherim)那没有加上点的子音经文(就像没有母音的英文字), 然后加上母音点(vowel points), 使每个字显出准确的读音和语法形式. 他们甚至从事适度的经文鉴别. 每当他们怀疑(发现)子音经文上有某个字出现了错误, 便用巧妙的方法把它更正, 在页边用很小的字母写上新字本身的子音, 保留了经文上的子音原貌.(Gleason L. Archer,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第63页)[35]
马所拉有两个主要的学派或活动中心 — 巴比伦派和巴勒斯坦派, 两者几乎是完全独立的. 最著名的马所拉学者是第9世纪末和第10世纪、住在加利利提庇哩亚(Tiberias)的犹太学者, 摩西本亚设(或译“摩西便亚设”, Moses ben Asher)和他的儿子亚伦(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 以及摩西本拿弗他利(另译“摩西便拿弗他利”, Moses ben Naphtali). 本亚设(Ben Asher)的经文是现今的标准希伯来经文,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格勒登斯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 主后1008年)和《阿勒坡抄本》(Aleppo Codex, 主后900年后, 或第10世纪前50年).[36]
马所拉学者所抄写和保存的抄本称为“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这些抄本加上了母音点, 以确保它们保持原来正确的读音. 布鲁斯教授(F. F. Bruce)评述道: “马所拉学者纪律十分严谨, 他们抱着极其尊敬的态度来处理经文, 并设立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来避免文士抄写上的错误. 例如, 他们会数算每个字母在每卷书里出现的次数;[37] 他们要能指出位于(摩西)五经中央的字母和整本希伯来文圣经中央的字母, 而他们的计算比这样更为详细和复杂. … 他们发明了一些记忆术, 以便立时记得各个不同的总数.”[38] 换言之, 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有没有遗漏一个子音, 马所拉学者都会知道. 他们加入了这么多而严谨的防护措施, 为要确保在抄写完成之后, 他们便拥有一个准确无误的抄本, 并赋予新的抄本同等的权威.
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G. Kenyon)也补充道: “除了记录各种异文、传统, 或推测性的修正外, 马所拉学者还进行许多的计算… 他们给每一卷书的章节、字和字母定编号. 他们计算位于每一卷书中央的字和字母. 他们数算包含所有字母或某个数量的字母的经节. 这些我们也许会认为繁琐的工作, 发挥了确保他们在最细微之处也注意精确地传达经文的作用;而这样做只是格外地表明他们敬重这本神圣的圣经 … 马所拉学者确实渴望律法没有一点一划, 没有最细小的字母或某个字母最细微的部分, 会被遗漏.”[39]
值得留意的是, 按中国人的传统, 原著往往被视为最宝贵, 哪怕残缺不全也不要紧. 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 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 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 因为它们是完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取代,而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 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 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 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 就会被埋到地下. 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 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 流离失所, 许多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40] 再加上有错误的抄本都要被弃置或毁灭, 这就解释了我们现存的旧约抄本为何不比新约抄本多. 虽然抄本数量不多, 但其可靠性却是无可置疑的, 我们接下来将证实这一论点.
(C.3) 旧约手抄卷的差异
现存最古老的旧约抄本是主后900年左右的“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它与旧约圣经写作时间至少相隔大约1千多年. 马所拉经卷是否与旧约圣经的原稿一样呢? 多年来, 人们无法回答此问题, 直到《死海古卷》的出现, 证实了马所拉抄本的真确和可靠性.
1947年春天(2至3月间), 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 一名贝都因族(Bedouin, 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牧童穆罕默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 为了寻找一只迷失的羊, 将一块石头掷进死海西边一个悬崖的洞穴里, 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 他好奇地进到洞内四处搜查, 发现洞穴的地面上放着好几个大瓦罐(陶制大瓶), 里面装着一些羊皮卷, 用麻布包裹着. 由于这些瓶子严严地封住, 所以羊皮卷经过接近1,900年的时间, 仍然保存良好. 那里发现的其中5个羊皮卷, 由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主教撒母耳(A. Y. Samuel)所收购. 1947年11月, 洞穴内的另外3卷由当地希伯来大学的苏肯尼克教授(Prof. E. L. Sukenik)买下来.
1948年2月, 由于看不懂皮卷上的文字, 这位主教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 当时学院的代理院长(代理主任, acting Director)是特里弗(John C. Trever). 这位年轻学者也是一名优秀的业余摄影师. 他专注地拍摄了以赛亚书羊皮卷的每一栏, 制作了图板, 把几份图片用空邮寄给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考古学教授威廉·奥伯莱博士(或译“奥尔布赖特”, Dr. William F. Albright). 这位考古学权威空邮回覆他说: “我衷心祝贺当代最伟大的抄本发现! … 这是何等难以相信的发现! 世人不用再怀疑圣经抄本的真确性了.” 这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 被奥伯莱博士鉴定为在主前100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41]
接下来的几年, 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 一共发现了4万多经卷碎片, 有500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 根据碳十四(C14, Carbon-14)放射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 证实这批抄本(《死海古卷》)是主前3世纪至主后1世纪中叶的作品. 其中有以赛亚书10几个抄本. 这些抄本中, 以1QIsa和1QIsb为最完整和重要,[42] 被专家们鉴定为主前1至2世纪的作品. 1QIsa大致完整, 在字句方面与马所拉抄本的以赛亚书有些差异, “但对经文的解释没有重大影响”;[43] 1QIsb含以赛亚书10至66章, 和马所拉抄本的以赛亚书完全一样. 从“死海古卷”到“马所拉抄本”, 圣经被抄传1千年之久, 仍然准确无误![44]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指出昆兰社区的《死海古卷》之以赛亚书抄本“被证实有95%跟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即马所拉抄本)是完全相同的. 其余5%的差异主要是明显的漏字和拼写上的变化.”[45]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认为马所拉学者配得我们的赞美, “因为他们这样勤劳工作, 一丝不苟, 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苏弗林交托给他们的子音版经文. … 他们那么有责任地保管着神圣的经文, 以致在经文的子音上, 不曾胆敢作出明显的改正, 而是让他们的原稿(抄本)一如交托给他们的时候那样.由于他们的忠心, 我们今天能拥有一本希伯来文圣经. … 这些版本(马所拉抄本)让我们在本质上几乎看见原著的手稿, 为我们提供神的启示的可靠记录. 正如奥伯莱(William F. Albright)所说: ‘我们大可放心, 这本希伯来文圣经的子音版本, 虽然并非没有错误(差异), 但已经准确地保存下来了, 其准确性也许是任何其他近东作品不能相比的.’”(Gleason L. Archer,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第65页)[46] 但除了马所拉学者之外, 我们切莫忘记将至高的赞美和无上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因为他预备了这群忠心的文士, 使旧约圣经得以正确地抄写, 并完整地保存至今.
(D) 结论
有些人宣告“无误论”是无法证实的教义, 因为我们已失去所有的原始手稿, 现有的全都是抄本, 而“无误论” 是指受默示的原始手稿(亲笔手稿)无误, 而非抄本无误. 对此看法, 我们承认“无误论”是指圣经作者的亲笔手稿, 而非抄本. 可是因着大量且早期的新约抄本, 以及抄写严谨的旧约抄本, 圣经学者们不难鉴定整本圣经各卷的经文, 重整所有原始手稿的原貌. 正如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克斯(Ron Brooks)所言: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新约的经文, 旧约经文2千年以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则我们不需要原始手稿也能知道它们的内容. 现有的圣经与原稿既如此接近, 所以我们可以有十足把握: 它们的教导是真理.”[47]
可惜世人对圣经持有偏见, 为了拒绝圣经的真理, 人常以双重标准来判断圣经和其他古书. 诚如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一书中所写的: “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 结果(在认真研究和殷勤考查后)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 必须将之抛弃的话, 那么除了圣经外, 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 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 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 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 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 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 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 还是宗教性的.”[48]
总括而言, 若我们说现有的西方古典著作和中国四书五经的内容跟其作者亲笔的原稿相似, 相信一般人都不会怀疑; 可是若说现有的圣经与原稿相似, 人却往往吹毛求疵, 百般刁难和处处怀疑. 事实上, 人若接受这些通俗的古代文献及著作为可靠的, 就理当更加接受圣经为可信的, 因为圣经内容的真确和可靠性, 已被抄本的数量与年代的丰富证据所证实, 此乃一切古书远远不及的. 马有藻贴切说道: “人若弃绝圣经, 那么任何的历史文件, 包括中国的四书五经都要弃绝. 因为在同等的批判原则下, 若圣经被否定, 那么世上所有的历史文献也同样要被否定. 这样, 历史研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49] 是的, 圣经堪称为“书中之书”, 因它具备无与伦比的超自然元素 — 有神奇妙的保守, 和极其严谨的抄写 — 使到我们能合理地相信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绝对可信、完全可靠的!
[1] “蒲草纸”(papyrus, 复数是“papyri”)是以河边的一种芦苇所制成的纸. 埃及的尼罗河边就常布满这类的芦苇, 古埃及人用这种称为“纸草”或“纸莎草”(papyrus)的植物制造纸张. 新约就有许多书信被抄写在“蒲草纸”(papyrus, 或译“纸莎草纸”)上, 被称为“蒲草纸抄本”. 里程指出, 这种盛产于埃及或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可制成纸, 所以又叫纸草, 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 希腊文 biblos )出口. 希腊文 biblos {G:976}意为“书”, 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 英文的“纸”字(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papyrus).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33页.
[2] 英文“manuscript”一字源自拉丁文 manus (手, hand)和 scriptus (抄写, written), 意即用手抄写(written by hand). 在未发明印刷机以前, 无论是文学作品或私人书信, 一切文件都是用手抄写的, 所以是“manuscript”(手抄卷、手抄本). 早期犹太人通常使用皮卷(leather)来抄圣经. 蒲草纸抄卷(papyrus scrolls)也被用作手抄卷长达 4千年之久. 在接近基督徒时代的开始之时, 卷轴(scroll)形式已开始被“抄本”(codex)形式(即现代书本形式)取代. 主后第4世纪, 蒲草纸大部分被羊皮纸(parchment)取代. 到了12世纪, 中国发明的纸张被阿拉伯人引入西方世界, 成为抄写的主要材料.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 4)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第69-70页.
[3] 马有藻著,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台北:天恩出版社, 2004年), 第125页.
[4] 同上引.
[5] (1) 蒲草纸抄本(或译“纸草抄本”, Papyrus Manuscripts)是写在纸草或蒲草纸(papyrus)的手抄卷; (1) 大楷体抄本(或称“安色尔抄本”, Uncial manuscripts)是以一种大圆字体(capital letters)写成的手抄卷; (2)小楷体抄本(或称“小楷抄本”, Minuscule manuscripts)则是以小楷字母(small letters)写成的手抄卷; (4) 经课集(另称“圣句集”, lectionaries)是基督徒为全年礼拜日(星期天)编辑的新约经句集, 以供教会在崇拜时诵读.
[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92页.
[7] 同上引. 有关新约希腊文抄本的数目, 另一些学者可能提供不同的数目, 因为: (1)随着时间的过去, 新的抄本陆续地被人发现, 使这数目不断增加; (2)数目上的轻微差异也视乎一些细小的新约残篇是否被算为一份抄本.
[8] 严格来说, 除了希腊文抄本以外, 其他文字的抄本是译本. 但这些译本是用手抄写的, 也可称为“手抄卷”或“抄本”(Manuscripts), 所以一些学者在计算新约抄本的数目时, 也将这些“新约译本”纳入其中.
[9]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89页.
[10]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9-8世纪的古希腊吟游盲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11]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89页.
[12] 当某人抄写错误后, 下一个用此抄本为范本来抄写的人会重复此同样错误, 再加上他可能犯上新的抄写错误, 所以一般而言, 时差越长(时间越久), 流传下去的抄本越多, 抄写上的错误也相应越多; 反之, 时差越短, 抄写上的错误也就越少.
[1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2页.
[14] 同上引, 第90-91, 93页.
[15] 同上引, 第89页.
[16] 按照马有藻, 现存的约翰福音抄本与原始著作只相差50年(传说约翰福音的原著写于主后80年, 而现存最早的约翰福音抄本则在主后130年左右抄写, 今收藏在英国John Rylands图书馆内). 马有藻,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 第125页.
[17]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251页.
[18]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3页.
[19]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180页.
[20] 叶俊德的讲座笔记, “圣经的可靠性”, 第6页.
[21]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Ready with an Answer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7), 第356页.
[22] 麦道卫著, 韩伟译, 《铁证待判》(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年, 第61页. 此书不同于2004年出版的《新铁证待判》.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1页.
[24] 同上引, 第93页.
[25] 同上引, 第134页.
[26] 同上引.
[27] 谢继昌著, 《现代最伟大的发现》(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85年), 第12页.
[28]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I)》(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年), 第1207页. 有关“死海古卷”, 请参本期(2006年5/6月份, 第64期)《家信》的“基要教义: 圣经论(五): 圣经的抄本”.
[29]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36页.
[30] 根据《他勒目》, 每一行长度不得超过30字.
[31]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72页.
[32]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37页.
[33]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72页.
[34] 早期的旧约抄本都只有子音(辅音)字母, 而没有母音(元音)字母[注: 母音字母(vowel)即英文中所谓的a,e,i,o,u字母; 子音字母(consonant)则是母音字母(a,e,i,o,u)以外的字母]. 例如“律法”一字在希伯来文是torah. 在抄写圣经时, 文士只是写trh, 但是在发音时, 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o和a. 马所拉学者在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中, 在每个希伯来字的子音之下或左侧, 加上一些注音符号(pointings), 以方便学习正确地发音, 所以trh变成torah, 读成Torah. 参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 2005年), 第239页.
[35]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37-138页.
[36] 同上引, 第148页.
[37]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指出, 每个字母皆被个别的计算过. 因此, 在抄写旧约之时, 他们会注意到希伯来文中的字母א (aleph, 即希伯来文的首个字母, 等于英文的A字), 共出现了42,377次, 而其他字母的出现次数他们也知道.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72页.
[38]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38页.
[39] 同上引.
[40]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46页.
[41]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40-141页.
[42] 研究者把昆兰的洞穴按先后发掘次序编号为“昆兰第一洞”(1Q), “昆兰第二洞”(2Q), 以此类推. 1QIsa是昆兰第一洞找到的第一本以赛亚书(Isa), 1QIsb是此洞第二本以赛亚书(Isb).
[43] 黄锡木指出1QIsa“全卷长约24尺半, 阔约10寸半 … 抄写年期约为公元前125年. 这份以赛亚书的内容与今天的希伯来文圣经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 2005年), 第248页.
[44]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47页.
[45]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41页.
[46] 同上引, 第144-145页.
[47]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 第180-181页.
[48]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48页.
[49] 马有藻著, 《分解真理的道 — 新约困语诠释》, 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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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杯子
刊登于2006年5/6月份第64期《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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