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论 (五): 圣经的抄本

(文接上期)

(H) 圣经的抄本

(H.1) 旧约的抄本

殷保罗(Paul P. Enns)指出, 虽然旧约和新约的原稿(autograph, 指原著者亲笔的手稿)已经失传, 但我们今天仍拥有可靠的圣经抄本. 旧约抄本的发展史可证实这点. 抄写古老经卷, 是一项沉长和繁重的工作, 但犹太人很早以前, 已为此任务建立起严格的规律. 这些规律限定了所使用的羊皮纸、所抄写的行数、墨水的颜色和校订的态度. 当羊皮纸的经卷开始磨损, 犹太人会以尊敬的态度, 将这抄卷埋葬. 在昆兰(另译“库穆兰”, Qumran)的“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前, 最古老的残存古卷的日期是主后900年.[1] 这些最早的旧约古卷是“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1) 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根据哈里森(R. K. Harrison), 在主后500年左右, 校考与传抄旧约圣经的工作全由一班称为“马所拉学者”(Masoretes)的文士负责, 他们传抄的经文便称为“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2] 马所拉学者时代(主后6-10世纪期间)的抄写工作是非常严格的. 马所拉学者有自己一套精确的抄写方法; 例如马所拉的抄经员, 准确地数算所抄的每卷书中希伯来字母的数目, 以及找出哪一个字母是所抄的整卷书中处于中间的字母(例如所抄的书卷共有199个希伯来字母, 他们会找出中间的字母 — 即第100个字母是什么字母. 当他们抄写完后, 便数算到第100个字母, 看这中间字母是否与原先抄本的中间字母相同, 若是不同, 他们便知道抄多或抄少了字母).

此外, 他们还进行不少其他相似的繁复步骤. 举例说, 他们找出了希伯来字母א (aleph, 此乃希伯来的首个字母), 曾在整本旧约中使用过42,377次. 如果在新的抄本中, 字母的数字不符, 经卷就要重抄. 如果一个字眼或一个句子写错了(如句子中的词字次序颠倒了), 他们会将它保留在抄本中(希伯来文称为 kethib), 但会在旁边加上更正说明(希伯来文称为qere). 马所拉学者也为希伯来圣经加上注音符号(pointings), 在这之前, 希伯来文的经文圣经只有子音(或译“辅音”, consonants).[3]

《本亚设抄本》(Ben Asher Codex / Manuscripts)是主要的马所拉抄本; 按照“本亚设传统”(Ben Asher Tradition)的抄本有:

1) 《开罗抄本》(Cairo Codex, 亦称Codex Cairensis, 主后895年): 它是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最早期的马所拉抄本, 现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由马所拉的摩西本亚设(Moses ben Asher)家族抄写. 此抄本包含了早期和后期先知书(旧约其他书卷并不包括在内).

2) 《阿勒坡抄本》(Aleppo Codex, 主后900年后): 它包含整本旧约, 是最古老而完整的马所拉抄本, 现存于耶路撒冷. 在1947年的反犹太人暴动中, 它部分受到损坏(例如创1:1-申28:26的前部分受损).

3) 《巴比伦彼得帕力坦抄本》(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 主后1008年): 它是最早期而完整的旧约抄本之一, 存放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Leningrad). 此抄本根据一份经过修正的拉比亚伦本摩西本亚设(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的文本抄写而成.[4]

(2)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1947年, 在靠近死海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昆兰(Qumran), 有个牧养人发现了不少古卷, 即举世闻名的“死海古卷”. 过后, 考古学家发现有11个洞穴藏有书卷. 最引人入胜的是, 有个山洞藏着400种古卷中4万份的断简残篇,[5] 其中有100种古卷是有关圣经的.[6] 旧约除了以斯帖书之外, 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 学者相信这些古卷的年代介于主前200年到主后200年之间.[7] 这点使此批古卷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 当专家把他们手上现有最古老的旧约抄本(大约是主后第9-10世纪的手抄卷)和“死海古卷”做一番对照的时候, 他们几乎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神的话语被人们忠实地保留着, 并且代代相传至今.[8]

“死海古卷”的确显示出旧约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正确性. 普赖斯博士(另译“普莱斯”, Dr. Randall Price)指出: “‘死海古卷’出土之前, 最早的旧约经文只能推到中古世纪. 旧约最早完整的希伯来文版本叫《本亚设抄本》(另译《班亚舍抄本》, Ben Asher Codex), 年代大约是公元1008年.[9] 这个年代距离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年代(即玛拉基书, 约主前325年)也有一千年之久… 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有关旧约版本(马拉所版本, Masoretic)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幽灵问题(即很难证明这些旧约抄本与原始手稿是一致的, 或在抄写上是准确可靠的). 但等到第一份包含整卷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后来的碎片当中, 又发现了21本之多)发现之后, 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比较和对照了‘以赛亚古卷’(Isaiah Scroll)和‘马拉所版本’(Masoretic)的以赛亚书之后, 除了少数文字拼法差别, 不伤文意的差别之外, 这两者简直没有两样.”[10] 这件事确定了今天的希伯来文抄本是绝对可靠的.[11]

(3) 《撒玛利亚五经》(Samaritan Pentateuch)

事实上, 《撒玛利亚五经》(Samaritan Pentateuch)是摩西五经(即创世记至申命记)的译本, 是专供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敬拜之用(与耶路撒冷的敬拜对立). 这个译本的完成日期可追溯到主前第4世纪, 所以是独立于马所拉抄本的(即翻译时不依赖马所拉抄本). 埃伟特(David Ewert)表示: “这个译本对旧约抄本的研究很有价值, 虽然这个译本约有6千处地方与马所拉抄本不同, 但这些都只是细微的差异, 关乎文法和拼字上的问题.”(From Ancient Tablets to Modern Translations, 第100页)[12]

(H.2) 新约的抄本

新约的原稿(亲笔手稿)虽已失传, 但我们仍有超过5千个残存抄本, 可恢复新约圣经的原貌. 这5千个抄本中, 有些是完整的新约, 有些只存留一部分. 这些抄本可用至少两种字体写成: (1)安色尔抄本(或称“大楷体抄本”, Uncial manuscripts), 以一种大圆字体(capital letters)写成; (2)小楷抄本(或称“小楷体抄本”, Minuscule manuscripts), 以小楷字母(small letters)写成. 约有超过240个抄本称为“安色尔抄本”; 这些抄本中, 许多是著名的早期抄本如《西乃抄本》、《梵蒂冈抄本》、《亚历山太抄本》、《以法莲抄本》、《伯撒抄本》、《华盛顿抄本》等等.[13]

(1) 蒲草纸抄本(Papyrus Manuscrip
ts)

蒲草纸抄本(或译“纸草抄本”, Papyrus Manuscripts)是写在纸草或蒲草纸(papyrus)[14]的手抄卷. 这些纸草抄本是古老而重要的抄本. 根据威明顿, 它们首先是于1895年在埃及中部所发现的, 由好几百张的蒲草纸所组成. 一些被装在特制干燥防腐的箱子里(木乃伊箱), 和用药料制过的鳄鱼身体(不会腐烂的)里面. 在这些纸本里面, 有包括约翰福音18:31-38的经文之断简残篇(fragment). 用考古学“碳14”递减的方法(即碳14 [Carbon-14] 放射性测年法)来试验, 便测出它大约在主后125年写成. 因此, 这一片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经文抄本.[15] 在20世纪, 还有不少早期的蒲草纸抄本陆续被发现, 其中著名的有:

1) 《比提蒲草纸抄本集》(另译“贝蒂新约蒲草纸抄本”, Chester Beatty Papyrus, 主后200年)是于1930年间, 从一名埃及商人处购得, 现收藏于(英国)爱尔兰都柏林(Dublin)的比提博物馆. 这抄本集包含蒲草纸的抄本, 其中3份是新约经文的主要部分

2) 《伯默蒲草纸抄本II》(Bodmer Papyrus II, 主后150-200年)是于1950及1960年代间, 在埃及一个商人处购得, 现收藏在伯默(Bodmer)世界文学图书馆. 这蒲草纸抄本包含大部分的约翰福音. 其中蒲草纸抄本P66的日期约为主后200年或更早, 包含104页的约翰福音(约1:1-6:11; 6:35-14:26); 还有其他40页的残篇(约14-21章). 也属于此收藏之一部分的P72, 是犹大书和彼得前后书最早的抄本. 另一份早期抄本P75, 是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抄本, 日期约为主后175-225年之间, 是路加福音可知的最早抄本.[16]

(2) 《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

举世闻名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 主后330-350年写成)是由一位德国神学家兼经文评鉴学家替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 1815-1874)在西乃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或译“圣迦他林修道院”, the monastery of St. Catherine)发现的. 1844年, 这位莱比锡(Leipzig)大学的神学教授到访该修道院, 偶然在一个装满纸张的废纸箱里看见几页羊皮纸; 那些纸张是修道院烤箱的燃料. 经过仔细查看后, 他肯定是旧约《七十士译本》的部分抄本, 用近乎希腊文大楷的字体写成. 他从废纸箱里找到不下43张这样的纸张, 并获准保存它们. 返回欧洲之后, 他把这些抄本收藏在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里. 1846年, 他将这些经文内容出版. 1853年, 他第二次探访该修道院, 但没有新发现. 1859年, 他在俄国沙皇的指示下第三次探访该修道院, 终于发现了内容几乎包括全部新约和大部分旧约的《西乃抄本》. 这抄本由修道院呈献给俄国的沙皇, 收藏在皇家图书馆(Imperial Library at Petersburg). 在1933年12月24日, 前苏联政府以10万英镑(约51万美元)将它卖给英国政府, 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书.[17]

(3) 《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威明顿找出, 《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主后325-350年)大约于主后330年写成. 自从1481年以后, 它一直被收藏在罗马梵蒂冈(Vatican)的图书馆里. 在19世纪之前, 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们都不肯让圣经学者对它加以研究. 《梵蒂冈抄本》几乎包含整本圣经, 但少了教牧书信.[18]

(4) 《亚历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

另一本早期的抄本是《亚历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 主后400-450年). 根据威明顿, 此抄本大约在主后450年, 与埃及地写成的, 并于1708年送给亚历山太的教长(Patriarch of Alexandria). 直到1757年, 这抄本被送往英国博物馆. 这部今日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亚历山太抄本》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其中所包含的几乎是整本圣经.[19] “除了部分的马太福音, 它包括了所有的新约书卷”.

除以上抄本外, 其他主要早期的抄本如下:

(5) 《以法莲抄本》(Codex Ephraemi, 主后400年代)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家. 除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约翰二书之外, 新约的每一卷书都出现在这个抄本里.

(6) 《伯撒抄本》(Codex Bezae, 主后450年以后)收藏在英国剑桥图书馆. 其中包含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不仅有希腊文版本, 也有拉丁文版本.

(7) 《华盛顿抄本》(Codex Washington, 约主后450年)收藏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此抄本包含四福音书.[20]

(H.3) 抄本的数量和可靠性

(H.3.1) 新约抄本的数量和可靠性

至于新约希腊文手抄卷(抄本), 其数目之多是世上任何一种古代宗教或哲学文献都无法相比的. 德国明斯特城(Münster)新约研究学会的韦尔德(Michael Welte)宣布最近期(1998年8月)的希腊文抄本数目如下: 109份蒲草纸抄本(papyrus manuscripts), 307份大楷体抄本(uncial manuscripts), 2,860份小楷体抄本(minuscule manuscripts), 2410份经课集(lectionaries), 总数是5,686份.[21] 若加上其他文字的新约抄本(即译本)如拉丁文(Latin)、埃塞俄比亚(Ethiopia)、亚美尼亚(Armenia)、阿拉伯文(Arabic)等, 至少也有19,284份[22]. 因此, 所有新约抄本总计为24,970份.[23]

因着这些大量和早期的抄本, 我们今日手中的新约圣经有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比世上任何一本古书更可信赖. 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克斯(Ron Brooks)在1990年出版的书中写道: “新约共有5366份抄本可供比对和推论, 其中年代最早的古卷是第2到第3世纪的.[24] 为探讨这事实的重要性, 可与荷马(Homer)的史诗荷马《伊利亚特》(Iliad)相比, 这是古希腊最出名的著作, 竟然只有643份抄本存留下来! 没有人怀疑凯撒大帝(Caesar)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s)的真实性, 但我们只有10份古卷存留, 而最早的一份已距离成书当时(成书年代)1千年了. 相形之下, 新约有如此丰富(大量)的古卷存留, 最早的古卷与成书时期(成书年代)相隔不到70年, 实在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既有如此多的抄本, 必有许多出入. 有人误以为: 随着岁月, 圣经中窜入200,000个‘错误’(errors), 实际上那些是‘出入’(或作“差异、异文”, variants). 某个字, 甲本(甲抄本)与乙本(乙抄本)不同, 算1次出入, 到甲本与丙本(丙抄本)比对时, 刚才那同样的不同又出现, 再算1次. 因此, 在3,000份抄本中, 只要有1份有一个异文, 则出入共计3,000个. 事实上, 有出入的只有10,000处, 大多都是拼音或是排字顺序的问题. 新约中, 我们无法确定文句原貌的不过40处, 但没有一处对基督信仰的中心教义有任何影响. 请注意: 问题并非我们不知道经文是什么, 而是我们不确定哪一个抄本才是正确的原貌.[25] 我们有100%的新约(指新约经文), 其中99.5%我们能确定(即能确定新约原稿的经文是什么字句).”[26]

葛林理(J. Harold Greenlee)指出: “新约可取得的抄本数目, 远远超过任何古代文献的抄本 … 新约现存最早期抄本的日期与原著日期接近, 这是几乎任何一份古代文献都难以相比的.”[27] 现今很多古典书籍不仅抄本少, 而抄写日期距离原著日期都超过400年以上, 但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一般上都不质疑它们内容的真确性. 因此, 葛林理(J. H. Greenlee)写道: “纵然(所有古典文献)最早期的抄本与原著日期相差甚远, 而现存的抄本数目通常也不多, 但学者们仍然接受古代典籍是大致可信的, 那么, 新约文本(text)显然也肯定是同样可信的.”(Introduction to N. T. Textual Criticism, 第16页)[28]

(H.3.2) 旧约抄本的数量和可靠性

现存的旧约抄本最少也有3千份以上.[29] 显然, 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旧约抄本并没像新约抄本那样多. 这是什么缘故? 贾斯乐(或译“盖司勒”, 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克斯(或译“布鲁克”, Ron Brooks)道出其中原因. 他们指出, 要保存写在动物皮上的手稿3千到4千年, 而完整无缺, 不是一件易事. 出于对神圣经的敬畏,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 便是将所有有瑕疵的、用旧了的抄本都举行仪式加以掩埋. 同时, 第5世纪的文士将希伯来文圣经标准化(统一所有口述传统, 为没有母音的希伯来文圣经加上母音)时, 可能已经将所有与他们不同的抄本都加以销毁. 因此, 我们只有一些第10世纪的手稿.

然而, 我们大可放心地相信今日拥有的抄本是正确的, 因为其真确性已获得其他可靠的证据所支持. 贾斯乐和布鲁克斯写道: “首先, 不论是谁准备的, 或是在何处发现的, 所有的手稿都极为吻合. 由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的手稿文句都相吻合这一事实, 足见它们都可回溯至历史上强固的原始传承. 其次, 它们与另一旧约古卷来源 —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主前2-3世纪的希腊文旧约译本) — 也相吻合. 最后, 《死海古卷》比我们手头上所有的手稿早1千年, 提供比对(比较对照)的基础, 比对结果显示经文的传递是可靠得惊人. 一位学者发现, 昆兰洞中出土的两卷以赛亚书‘已经证实与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百分之九十五(95%)以上的经文字字雷同. 其他百分之五(5%)的差异主要都是明显的笔误和字母拼音上的出入(variations).’

“这样高正确性的主要原因, 出于抄写的文士对经文极其地敬畏. 犹太传统将抄写经文的每一细节都列出, 好像它们是律法一样, 由抄写所用的材料种类到一页应当有多少栏(columns)、多少行(lines)都一应俱全. 没有任何部分是凭记忆写下的. 每一次写到神的名字时, 他们甚至要举行一个宗教仪式(即全身沐浴的洁净仪式, 笔者按). … 这保证了过去2千年以来, 旧约的经文没有大的变动(指所抄的没有大的差异, 笔者按), 也证明在这之前可能也少有变动.”[30]

我们感谢神, 今日, 经文评鉴学(另译“经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的学者透过对原文抄本和早期译本的研究, 可以确定不少有关原著抄本上的问题. 殷保罗写道: “我们相信, 这些抄本是经过多个世纪, 在神的手中被保存下来, 让今天的学者能够鉴定和研究, 去重新整理和建立最接近原著手稿的抄本.”[31]

(文接下期)

[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3年五版), 第164页.

[2]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II)》(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年), 第1824页.

[3]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164-165页. 在马所拉学者以前的的旧约抄本都只有子音(辅音)字母, 而没有母音(元音)字母[注: 母音字母(vowel)即英文中所谓的a,e,i,o,u字母; 子音字母(consonant)则是母音字母(a,e,i,o,u)以外的字母]. 例如“律法”一字在希伯来文是torah. 抄写圣经时, 文士只是写trh, 但在发音时, 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o和a. 为了确保正确的读音, 马所拉学者就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加上注音符号(pointings), 即在每个希伯来字的子音之下或左侧加上一些注音符号, 以确保准确地发音, 所以trh变成t_or_ah, 读成Torah. 参罗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 2005年), 第239页.

[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135页.

[5] 这4万份的经卷残篇碎片, 已合拼成500份经卷.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47页.

[6] 从这11个昆兰洞穴中共找出大约223至233卷旧约书卷. 参“旧约各卷的昆兰抄本”,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143页.

[7]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165页. “死海古卷都是在300年间写成的. 有几卷年代可以推到主前第3世纪末叶, 而大多数都是属于主前1世纪和主后1世纪间的, 并且在主后86年爱色尼人消失以后, 抄写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 谢继昌著, 《现代最伟大的发现》(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85年), 第11页.

[8]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251-252页.

[9] 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巴比伦彼得帕力坦抄本》(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写于主后1008年; 但另一本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开罗抄本》(Cairo Codex)比这更早, 写于主后895年左右.

[10] Randall Price, 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1996), 第126-127页. 引自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 第252页.

[11] “死海古卷”使我们更认识主前2世纪至主后1世纪住在死海沿岸的昆兰犹太教群体.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群体就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著作中提及的 “爱色尼人”(Essenes). 除了旧约圣经书卷以外, 考古学家在这些昆兰洞穴中也找出“一些(旧约)圣经的注释书, 一些关于爱色尼教派的作品, … 以及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的(旧约)次经和伪经.谢继昌著, 《现代最伟大的发现》, 第7页. 但值得留意的是, 这些死海古卷的文献是属犹太教派, 而非基督徒的; 其中所发现的次经和伪经主要是属旧约, 而非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次经和伪经. 正如哈里森教授 (R. K. Harrison)指出, 昆兰社群的一些神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生活和教导有明显不同.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 2)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第67-68页. 故此, 昆兰社群与基督信仰不能混为一谈, 也不能以他们的作品来否定新约圣经的教义.

[12]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165页.

[13] 同上引, 第166页;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70页.

[14] “蒲草纸”(papyrus, 复数是“papyri”)是以河边的一种芦苇所制成的纸. 埃及的尼罗河边就常布满这类的芦苇, 古埃及人用这种称为“纸草”或“纸莎草”(papyrus)的植物制造纸张.新约就有许多书信被抄写在“蒲草纸”(papyrus, 或译“纸莎草纸”)上, 被称为“蒲草纸抄本”. 里程指出, 这种盛产于埃及或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可制成纸, 所以又叫纸草, 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 希腊文 biblos )出口. 希腊文 biblos {G:976}意为“书”, 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 英文的“纸”字(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papyrus).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33页.

[15]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51页.

[1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5页.

[17] 同上引, 第96-97页;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52页.

[18]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52页.

[19]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7页.

[20] 同上引.

[21]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2页. 有关新约希腊文抄本的数目, 另一些学者可能提供不同的数目, 因为: (1)随着时间的过去, 新的抄本陆续地被人发现, 使这数目不断增加; (2)数目上的轻微差异也视乎一些细小的新约残篇是否被算为一份抄本.

[22] 严格来说, 除了希腊文抄本以外, 其他文字的抄本是译本. 但这些译本也是用手抄写的, 也可称为“手抄卷”或“抄本”(Manuscripts), 所以一些学者在计算新约抄本的数目时, 也将这些“新约译本”纳入其中.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89页.

[24] 例如《伯默蒲草纸抄本II》(Bodmer Papyrus II)写于主后150-200年左右; 而《比提蒲草纸抄本集》(Chester Beatty Papyrus)也属于主后200年左右的作品.

[25] 例如某段经文在抄本A是“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抄本B是“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抄本C是“主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里有3个出入(出现3处差异),我们虽不确定哪一个抄本才是正确的原貌, 但我们知道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因这差异并不拦阻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原意, 更不影响基督信仰的中心教义. 新约圣经的绝大部分差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排字顺序以及拼音问题.

[26]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180页.

[27]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1页.

[28]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93页.

[29] 有关“旧约抄本的数量”, 请参本期(2006年5/6月份, 第64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 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C.1: 旧约手抄卷的数量]”.

[30]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178-179页.

[3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