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

(A) 勇敢冒险的青年

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于1795年, 生于英国英格兰的汉普夏郡(Hampshire)内的村庄牛顿瓦朗斯(Newton Valence). 父亲是位富有和慷慨的人, 并且拥有敢于冒险和突破传统的精神.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葛若弗斯继承了父亲那种奋斗和冒险的性格. 这使他不过于“重视自己的生命”, 但不是为了积财宝在地上而奋斗, 乃是为了别人而勇敢地放下自己的生命和金钱, 成为第一位奉主名聚会的海外宣道士(missionary)[1], 到巴格达(Baghdad)和印度(India)宣道, 建立了许多地方召会, 为海外宣道的事工奠定了美好基础, 被誉为“信心宣道之父”(Father of Faith Missions).

(B) 宣道烈火的燃烧

葛若弗斯从事待遇丰富的牙医行业(一年1,000英磅的收入). 他和妻子玛丽亚生了三个儿女, 婚姻美满. 他的妻子与他同有一个心志事奉主, 并乐意将家庭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 分给穷人. 后来这奉献的数目增加到收入的四分之一. 最后他们看清了自己的一切, 都是属于主的, 于是决定不再为自己和儿女们积存财富, 把家庭支出尽量撙节下来, 将全部家财献上给主.

葛若弗斯在10馀岁还没有悔改得救以前, 就觉得基督徒最大的理想, 应该是去当宣道士(missionary). 所以借着佩吉特小姐(Miss Paget)的帮助下而信主以后, 他就愿意奉献自己去海外宣道. 有一次, 宣道士亨利.马丁(Henry Martyn)从印度到叙利亚(Syria), 经过波斯(Persia)回英国时, 便分享他的宣道经历. 当时全英国的人都有兴趣去聆听关于那些国家的消息, 以及传福音的需要. 不过众多的听者当中, 只有葛若弗斯一人受到激励, 愿意摆上自己, 预备把福音传给他人.

虽然当时到海外宣道的烈火, 已在葛若弗斯的心中燃烧, 但他的妻子却大力反对. 每次他一提起这事, 她就大哭. 葛若弗斯见妻子不赞成, 便不再提及此事; 只借着祷告来仰赖, 交托和等候神. 神便按照祂的时间和方法, 在他妻子心中做感动的工作. 据说, 自从葛若弗斯有了这样的宣道心志开始, 他整整等了他的妻子十年之久. 有一天, 妻子突然对他说: “葛若弗斯, 你好写信给教会宣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准备到任何地方去.” 我们感谢神, 因为祂的暂缓或延迟并不是拒绝. 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新得力(赛40:31).

(C) 召会真理的寻见

葛若弗斯感到蒙神呼召, 去把福音带到异教徒的地方. 他最终决定去到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的巴格达(Baghdad，今日伊拉克的首都). 由于他本是圣公会(Anglican; 或称英国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的教友, 所以他首先的意念是被圣公会所按立(ordained), 过后才在教会宣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持下到海外宣道. 为此, 他先需要常到都伯林(Dublin)的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神学.

在神的带领下, 他于1827年在都伯林认识了执业律师贝勒特(John Gifford Bellet). 有一次, 葛若弗斯指出, 按照圣经的记载, 基督徒照着主的吩咐, 可以自由聚会擘饼记念主; 如果他们乐意照使徒的榜样去行, 他们就该把主日分别出来, 记念主的死. 较后两人顺服了神的话语, 与一些信徒一起擘饼. 不久, 他们俩在都伯林找到另一群信徒(由康格尔顿勋爵[另译: 刚克利顿爵士, Lord Congleton]所带领), 他们早在1825年已经开始在家中擘饼记念主了. 较后, 他们也发现到许多其他个别的聚会, 与他们在这方面同有一样的心志. 这点印证了神的工作 — 祂在大约同一个时期, 在不同的地方, 光照了许多信徒有关擘饼记念主的真理和需要.

(D) 宣道事工的原则

在神的安排下, 葛若弗斯并没按照原先的计划被按立. 因为有一次, 他所筹备要去都伯林读书的钱竟然被贼偷了. 由于之前借着查经和与都伯林的弟兄们来往分享之下, 葛若弗斯领会了圣经的原则, 看清自己无须经过按立, 也可出外宣道. 所以他向教会宣道会表示他愿意以“信徒”的工人身份去巴格达, 但教会宣道会却指示他, 若是这样他不能在没有牧师带领之下, 与其他信徒“守圣餐”[编者注: “守圣餐”(Holy Communion)或 “崇拜聚会”(Worship Meeting)是公会或宗派常用的词语; 正确的圣经词语是“擘饼(记念主)”(Breaking of Bread)或“主的晚餐”(Lord’s Supper)(徒2:42; 林前11:20,24,25)].

葛若弗斯坚决反对这种看法. 他看出在讲道和事奉上,“按立”并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和要求. 他也觉得倚赖任何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持, 与神的旨意不一致; 因为宣道士既然是“主”的仆人, 就应当像保罗一般地依赖“主”来支取供应, 而非依靠人的组织定时的供应. 经过许多的属灵操练, 他和他的妻子决定脱离教会宣道会的协助和支配, 单单倚赖神前往巴格达事奉.

此外, 葛若弗斯也看清公会或宗派制度的错误, 因此他强调: “末世的日子里, 召会的使命有两个大目标: 一是在各地印发基督的见证, 一是将在巴比伦势力下被掳的属基督羊群呼召出来.” 前者指传扬基督的福音, 领人归主; 后者亦指教导召会真理, 使信徒脱离人为或宗派的制度(即巴比伦所象征的意义之一), 回到圣经的真理上. 他明白宣道士的责任不是单单传道, 领人信主, 然后任由他们自己选择所想去的教会; 而是带领初信徒回到圣经的召会真理上. 有关这点, 他说: “我没有得着任何组织的资助, 但十分快乐, 能自由在称为基督徒的人和回教徒当中工作; 我可以对其中的任何一位说: 我并不打算把你带到任何教会, 只愿意把你领回神话语的真理那里; 也可以对其他的人说: 我们盼望你能好好地读圣经, 学习分辨神的真道, 不根据你在周围教会内所见的, 单凭神自己的话.”

(E) 宣道事工的艰苦

1829年, 葛若弗斯夫妇两人, 带着两个男孩(9岁和10岁), 以及儿子们的私人教师契度(Kitto)[2]、泰勒小姐(Miss Taylor)(葛若弗斯的亲姐姐)、巴迪(Bathie)、一位从爱尔兰来的青年和其他一些信徒, 一同乘船出发, 向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St. Peterburg)前进. 这小宣道队在途中遇到许多考验和艰难. 在俄罗斯南部乘坐马车经过荒山野岭, 颠簸劳顿, 困难重重. 每一天都要面对缺水的危险, 强盗的威胁, 异教徒的攻击及荒野的恐惧等等. 可是当他们想到摆在前面使命(向异教徒传福音时), 这些苦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最终, 他们到了巴格达 — 今日伊拉克的首都, 位于幼发拉底河, 距离伊甸园旧址可能不远的地方.

当时的巴格达是个很可怕的地方. 气候非常炎热, 白天他们必须躲在地下室内, 晚上睡在屋顶上. 那儿有许多极端的回教组织, 他们嗜好战争, 杀戮和抢劫. 当时河水泛滥, 冲走了数千间房屋. 城四周30哩内的庄稼, 在正要收割的时候, 就被洪水摧毁无馀. 饥荒和瘟疫遍满全地(1831年发生的瘟疫, 至少夺走了3万人的生命). 那些传福音的弟兄们, 目睹四周那种难以言喻的悲惨情况, 内心痛苦万分.

然而, 葛若弗斯却能见证说: “主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 也使我们在祂慈爱的看顾下平静安稳; 凭祂应许的确据, 我们必能继续有饼, 也有需用的水. 只有为了服事这样的一位主, 我才能留在这种光景下工作; 我深信主会继续作工, 直到主在这些蔑视神的儿子之人的身上, 完成祂的审判为止. 我盼望在这些人当中, 主要为祂自己留下剩馀的人; 这些灾祸都是为了他们的回转而预备道路的. …… 主叫那涨溢的河水, 停于我们街头的那小块低地, 因此我们的房子未被淹没, 各人的性命也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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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那些正在展开的事工, 他说: “在这种多灾多难的日子中, 心灵能在神面前保持安息, 实在须要对祂的大爱有极大的信心和经历才行. 目前我们的处境可说是四面受困: 远离祖国, 走投无路, 哀鸿遍野, 而自己却束手无策. 可是, 尽管在这样的光景下, 主仍因祂那无穷的怜悯, 保存了我们, 使我们平静安稳, 倚靠祂那大能膀臂的阴蔽; 虽然有千万人在我们四围扑倒, 但我们每天仍能照常聚会, 人数也没有减少. 还不止如此, 祂也使我们知道为何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叫我们认清为何不能在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不久, 葛若弗斯的妻子也因瘟疫而病倒了. 临终前, 她说: “我希奇主的作为, 更希奇自己能在这种处境中有安息.”她病逝了, 但她的信心也胜利了; 葛若弗斯一面在哀伤中, 一面却赞美道: “眼看着自己心里爱得最深最长久的人, 受疾病的折磨, 而自己却爱莫能助, 那实在是叫人感到万分难受的事, 明明知道那位让疾病临到的天父, 大可叫她脱离疾病, 可是祂似乎是掩耳不听我的呼求. 但与此同时, 在我心灵深处, 我感到无论如何, 祂是一位有无限慈爱的神. 撒但严厉地试探我, 但是主借着诗篇22篇叫我看见, 那儿有一个更迫切的呼求, 主也明显地没有垂听. 虽然我至今仍不能真正认识祂那圣洁蒙福的道路, 至终将把我引到什么目标, 但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 我已战胜了疑惑, 顺服了我父的旨意.” 感谢神, 百般的苦难都无法使葛若弗斯丧志或退却. 相反的, 靠着神的恩惠, 他继续以坚强的信念, 殷勤与忠心地传道事奉主.

1832年夏天, 那期待已久、由英国来的增援人员终于抵达. 人员中包括鳏居的克伦宁(Edward Cronin)、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女婴和他自己的母亲、柏纽尔和纽曼(Francis W. Newman)[他的兄弟就是日后著名的红衣主教]. 葛若弗斯和弟兄们为此大得鼓舞. 大家立刻开始加紧做工, 一起专心查考圣经, 彼此交通, 互相扶持. 他们凡物公用, 每星期五禁食祷告, 殷勤学习圣经. 许多人听道后, 悔改信主. 那段日子也使一些不同国籍的弟兄, 在神里面开始了新的生命.

(F) 宣道事工的方式

不久, 当那曾在印度工作多年的科屯上校(Colonel Cotton)前来巴格达探望弟兄时, 葛若弗斯深感神的呼召, 所以便跟随科屯上校前往印度. 在这亚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他发现主为他广开大门, 使他带领了许多人悔改信主. 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他指出许多宣道团体或宣道士的错误, 说: “我所涉猎的愈多, 愈看清楚欧洲人在印度所作的福音工作, 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作的; 也看清楚如果他们不与本地人融合在一起的话, 工作的果效一定不能长久. 当我一想到这些阶级性的问题, 就联想到神的儿子如何降卑自己, 也更看出他们那样的作法, 是如何不像基督. 基督既是在荣耀中与父原为一, 祂却倒空了自己, … 与税吏和罪人为友, 好使他们得到拯救. 那么, 有些如虫的人(指如虫一般的卑微之人), 竟然怕受玷污, 不肯与其他也是如虫的人一同吃喝, 一样的生活, 这种态度实在是可憎可恨. 主所给彼得的启示, 明显地指斥这种态度: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

在宣道事工上, 除了强调谦卑, 葛若弗斯也尽量回到其他圣经的原则. 他说道: “我们立志要在家务的安排上, 尽量简单, 尽量节省, 而一切的计划只为了传扬福音. 我们的主要目的, 是要打破在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 因骄傲而筑起的隔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传道士出外工作的时候, 应该与二至六位本地的同工一起前往; 大家一同吃喝, 一同起居, 一起谈论关乎神国的事, 就如主自己预备祂的门徒时所作的, 照着他们所能领会的程度, 一句一句地教导,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并且由始至终, 认定自己的本份, 不勉强人去作自己不愿意作的, 正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反要凡事以身作则, 作弟兄们的好榜样. 我并没有感到绝望, 相信总有一天, 在印度兴起一个召会.”

此外, 葛若弗斯也学习保罗“亲手做工”的榜样(帖后3:8-9). 他说道: “我相信我们对现在实行的传福音方式, 都感到很有意义: 我们若不是亲自作工, 就是与那些‘从事正当行业’的信徒, 一同工作, …… 因而为其他的人, 作出好榜样, 叫他们学习做工, 扶持软弱的人. 我们最近听说, 有好些其他的传道人, 对我们这些办得颇为成功的活动, 深感性趣.” 在写给英国信徒的一封信上, 他提到说: “那位称为阿若立本(Aroolappen)的本地青年, 数月前离开了我们这里, 在不断的打击和不停的试诱下, 直到如今仍能矢志不渝(坚固不移, 对主忠心). 他离开这里的时候, 是决心往邻近不远, 人口稠密的地区, 开始做工(指宣道事工), 并有一位该地的弟兄协助他; 这位弟兄立志专心建造 …… . 亲爱的阿若立本拒绝接受薪酬; 他说: 如果他是受薪的话, 那些人一定会说他是为了薪金而传道. 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 因他为我们作过一些翻译的工作, 我就打算按月给他一点生活津贴; 但他坚决拒绝任何津贴, 不像那些本地人那样. 以前我曾提过的那两位弟兄, 也决心学习这样凭信心来生活; 他们两人, 一位是英国人, 一位是本地装钉书籍的工人.”

提到这位英国弟兄, 他说: “他一天行40哩路, 全不感到疲乏. 他能写和读淡米尔语(Tamil)和提理古语(Telegoo). 他放弃了一份月薪35卢比(rupee)的职业、一匹马, 和一座房子, 为的是为神做工. 他的小马车内塞满了书籍和单张, 及其他出售的物品, 遍游操淡米尔语和提理古语的地区, 一面用当地的土语向那些土人传福音, 一面也用英语向驻防军事基地的英军传道. 他带领了两个土人信主 …… 那位书籍装钉工人,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仆人. 我可以保证说: 假设除了这两三位弟兄以外, 我们没有结出其他的果子, 但这两三位弟兄能如此有原则地事奉, 我们的劳苦, 在基督里实在没有归于徒然.”

他在信上也说道: “所以我想: 在神的引导下, 我们在印度居留的这段日子, 在当地的信徒和异教徒中, 建立了这种事奉的方式; 而我也相信, 靠着神的恩惠, 我们若能坚持下去, 就可以叫这样的事奉得以坚立并扩大. 那些认识这地方的本地人之性格的, 我敢说也必与我有同感, 同意这种让本地人学习专一倚靠神, 为的是使他们培养出独立的性格(编者注: 指不倚靠外国信徒的帮助, 而本身能靠主来独立地为主传道作见证).”

在召会的事奉和敬拜上, 葛若弗斯坚守圣经的原则和样式. 这点影响了其他宗派和团体的信徒. 正如他在信上所言: “我们没有来印度以前, 除了受按立的牧师以外, 本地信徒一律不得主持擘饼聚会或施浸; 所以当我们的弟兄阿若立本和安得烈(Andrew)与本地信徒一起擘饼记念主的时候, 引起了一阵你所想像不到的骚动和惊讶. 有好些人, 因为不停在圣经中查证, 已经能在这些属事奉和与召会有关的问题上, 看清楚了那该有的新地位.”

(G) 一生事奉的果效

葛若弗斯可说是奉主名聚会的第一位海外宣道士. 他的生命和事奉影响了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同工前往海外宣道, 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宗派的伟大宣道士, 例如到中国大陆的马礼孙（Robert Morrison，第一位到中国宣道的更正教宣道士），到印度的达弗（Alexander Duff，第一位到印度宣道的苏格兰长老会之宣道士）等等. 他也影响了北非宣道和初期“内地会”(中国当时最大的差会, 由戴德生所创办)的工作. 海外宣道事工就是这样逐渐扩展至远东, 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葛若弗斯不但是奉主名聚会中, 第一位开始了海外宣道事工的弟兄, 他更是第一位立志并成功地把海外宣道事工, 领回并建立在圣经原则和样式上的宣道士, 为日后合乎圣经的海外宣道事工奠定了美好基础; 例如:

离弃公会或宗派所实行的“受按立后才可传道事奉”的错误;
脱离倚靠人所设立的“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援助, 以不致受其控制左右(圣经的教导乃是倚靠圣灵的带领和差派);
宣道士不靠“固定的薪金”制度, 只倚靠神借着感动他人来供应生活所需;
宣道士应该努力拆毁本身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墙: 一同吃喝生活, 谈论神的话语;
鼓励(但不强制)宣道士也学习保罗亲手做工的榜样, 供应本身与他人的物质需要(但他认为全时间事奉的工人并无不合圣经之处);
宣道事工不该只注重传福音(领人信主), 更该努力建立地方召会的见证;
开拓新召会方面不该只注重“量”而忽略“质”(应花足够的时间栽培信徒).

(H) 在主怀中的安息

1853年, 葛若弗斯返英探亲时病倒了. 虽然身受疾病的痛苦, 但内心深处却有无比的平安. 就在同一年, 他在布里斯多(Bristol)妹夫慕勒(George Muller)的家中, 放下事奉的劳苦重担, 离开世界, 与他一生所爱所事奉的主永远同在, 享年58岁. 他一生有如此伟大的事奉, 乃是坚守他那跟从基督的座右铭: “竭力工作, 少自消耗, 多多给予, 完全献于基督”.[3]

[1] 许多人把“missionary”一词译成 “宣教士” 或“传教士”; 但神真正的仆人并不是宣传某种“宗教”或“教义”, 而是宣传那太初就有了的“生命之道” — 主耶稣基督(参约1:1; 约一1:1); 因此译成“宣道士”是更准确, 更合乎圣经的教导. 此外, 他们的工作不是“宣教”或“传教”, 而是“宣道”或“传道”. 值得注意的是, “道”一词可指“生命之道”(Living Word, 即主耶稣)或“记载之道”(Written Word, 即圣经).

[2] 契度(Kitto)小时从梯子上跌下来而失去听觉. 但因着葛若弗斯耐心的照料和鼓励, 并带他到巴勒斯坦和东方一带过后, 他回英国时便写成著作《契度图片圣经》(Kitto’s Pictorial Bible). 最终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 受到英女皇的器重. 契度能有这等成就, 葛若弗斯功不可没. 单在这方面, 葛若弗斯的努力和投资已是非常值得了.

[3] 上文参考博饶本著, 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罗亚绍著, “克洛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载《复苏刊》, 第22期, 1998年6月: 第1-2页;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