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一): 圣经的奇妙一贯性

(A) 导论

Charles Dickens

“圣经是全世界空前绝后, 最好的一本书.”[1] 这是读遍世上历代伟大著作的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肺腑之言. 圣经不单是最好的书, 也是最独特的书, 其中一样就是它展示了最独特的奇妙一贯性. 此书可说是66本亦是1本. 作家海勒(James C. Hefley)贴切形容说: “这66本书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一桩预设的启示, 以及一项渐进的证明, 证明圣经实乃超乎任何人类朽者之作.”[2]

(B) 圣经的形成和正典

(B.1) 圣经正典的形成

圣经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 共66卷, 由大约40位作者写成. 这些作者来自不同时代, 处于不同环境, 拥有不同身分, 从事不同职业, 但他们各别在圣灵的感动和默示下, 写出圣经的各卷书. 换言之, 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 而这些作者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 形成新旧约全书的圣经. 这些书卷在不同时间写成之后, 便被奉为“正典”(conon), 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徒群体中传读.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些书卷的原稿也会腐旧, 所以他们也不断严谨地抄写这些书卷, 以保存神的道, 使之广泛流传.

威明顿指出, 在主前300年(最迟是那个时候)以先, 旧约的各卷都已经写好和收集好, 且被人恭敬地承认为正典. 许多人相信, 是文士以斯拉领导了第一次对各卷书的审定会议. 至于新约, 主后397年在迦太基(Carthage)举行了教会第三次会议, 将现有的27卷(新约全书), 宣布为正典. 威明顿强调: “不过我们必须彻底明白, 圣经各卷并不是因为最高当局授权而收集起来, 乃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权威性而被编成. 换句话说, 这新约的27卷并不是因为被迦太基会议宣布它们为正典, 才称为被圣灵默示的, 相反地, 这乃是因为它们已被圣灵所默示, 所以迦太基会议才宣布这27卷书为正典.”[3]

简而言之, 由于圣经66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 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决定的. 但事实不是如此. 这66卷书所以是正典, 是因为它们是神默示的. 它们被写成时就是正典了. 人的公认只是“正式追认”, 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为正典的书卷而已. 新、旧约订定的实质是: 神默示这些书卷, 使之成为正典; 它们在神的护卫下, 得以流传、保存; 神的子民在圣灵的带领下, 承认、接纳它们为神默示的圣经正典. 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 只不过借着人达成的罢了. 正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却是人手写成的一样.[4]

(B.2) 圣经编辑的独特

让我们作个比较,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另译《可兰经》, Koran / Quran)是由赛德(Zaid bin Thabit)在穆罕默德(Muhammad, 570-632)[5]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u-Bekr, 或作“Abu-Bakr”, 主后573-634年)指导下编辑的. 到了主后650年, 有一群阿拉伯学者编订了一本联合版本, 最后便毁灭了所有不同的抄本, 以保存古兰经的统一. 此举令人不禁怀疑书中内容经过修改以使之和谐.[6] 相比之下, 圣经的66卷书虽被编合成一本书, 但值得留意的是, 这“汇编”(compilation)的工作只涉及“收集”那些已被公认为神所默示的书卷, 收集之后没有丝毫“修改”任何书卷的内容以使之和谐, 或除去矛盾之处, 这是因为圣经明言不准人修改 — 加添或删减 — 其中的内容(参申4:2; 12:32; 箴30:6; 启22:18-19). 此乃圣经在编辑上的独特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圣经可说是没有人为的“编者”. 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圣经批判学和解经学教授布鲁斯(F. F. Bruce)说道: “圣经绝不只是一本文集(或作“选集”, anthology), 其中有统一性贯彻全书. 文集须由一个编者(anthologist)编集, 但圣经却没有编者(指选集的编纂者, anthologist, ).”[7] 因为诚如甘雅各博士(D.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论到圣经时所言: “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过谁写这本书; 没有哪一位编辑在为此书作企画; 没有哪一群编辑委员预先看出圣经各式各样的发展, 也没有谁为这些不同的作者编列大纲. … 我写过一些书, 知道出版商、编辑和编辑群的职责, 而圣经之成书并没有经过这些规矩和阶段. 但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高度一致性的书, 这无不在证明此书乃出自一只神圣的手.”[8]

(C) 奇妙无比的一贯性

(C.1) 圣经的写作时间

威明顿指出, 圣经的写作虽然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它仍能达到一致性. 从创世记开始至到启示录的完成, 经过1,500年以上的时间. 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记约在主前1402年写成, 最后一本玛拉基书则在主前432年左右完成, 历时约1000年之久. 由旧约玛拉基书至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执笔期间, 将近有400年. 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约在主后95年左右写成. 创世记(约主前1402年)至启示录(约主后95年)大约有1,500年.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旧约最早写成的书并非创世记, 而是约伯记(约主前2150年), 换言之, 整本圣经(新旧约)的完成历时2000年左右, 或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1,500年以上.[9] 虽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 但整本圣经却展现无比的一贯性, 所述说的故事始终如一, 仿佛有一条黄金丝线缕缕贯穿在书中.

“我们试想象一下,” 威明顿举例说道, “一部合共66章的宗教小说, 最初由一位作者执笔. 那时大约是主后第6世纪. 但这位作家仅仅完成了5章就突然死去. 可是从第6世纪起, 在以后的1千年里(即从第6至第16世纪), 大约有30位业余作家, 即以‘自由投稿而非特约撰稿’身分从事写作的人, 他们自己深受激励, 很想把未完成的宗教小说写好, 于是大家都投稿写续集. 这些作家少有相同之处. 他们讲不同的言语, 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背景与职业完全不同, 而写作的文体也不相同. 让我们进一步想想, 在他们写成39章以后, 不只何故, 写作又突告停顿下来. 此后从16世纪直到20世纪之间, 再没有一句话加进去. 经过这一段长久的拖延后, 另外8位新作家起来, 把最后的27章写进去. 这本书就此完成.” 威明顿接着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这一部宗教小说在道德性、科学性、预言性、历史性上都能保持一贯性的机会有多少? 很显然, 答案是连一百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 这却是整本圣经写成的过程.”[10]

(C.2) 圣经的人性作者

圣经虽由多位作者(大约40位)写成, 他们又有不同的职业(大约19种), 但全本圣经却达至前后一致的一贯性, 例如:

1	摩西是政治领袖,曾是埃及的王子	10	但以理是一位宰相(总长)和先知
2	约书亚是军事领袖	11	阿摩司是一位农夫和牧人
3	撒母耳是一位祭司、先知和士师	12	马太是一位税吏
4	大卫是一位君王、诗人、音乐家	13	马可是彼得的书记
5	所罗门是君王和哲学家	14	路加是一位医生
6	以斯拉是一位文士	15	约翰是一位富有的渔夫
7	尼希米是一位酒政	16	彼得是一位贫穷的渔夫
8	约伯是一位大富翁	17	保罗是犹太人的教师
9	以赛亚是一位先知	18	犹大和雅各可能是木匠

(C.3) 圣经的写作地点

我们都知道写作的地点和环境背景都会影响作者的写作观点和心情. 圣经书卷的写作地点虽有不同, 分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 但整本圣经仍年保持奇妙的合一性. 它的写作地点分别是:

在旷野(例如摩西在旷野写出17章)
在巴勒斯坦(大多数经卷在那里写成)
在埃及 — 耶利米书
在波斯(今日的伊朗) — 以斯帖记
在巴比伦(今日的伊拉克) — 但以理书
在拔摩海岛 — 启示录
在罗马(如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监狱书信”和提摩太后书)
在哥林多(今日的希腊城市) —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在以弗所(今日的土耳其城市) — 加拉太书

除了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还有写作时在心理情绪上的不同. 有的是在喜乐的高潮时写的(诗146-150), 有的则在悲伤与失望的低谷中写的(耶利米哀歌; 诗42); 有的写在信心坚固之时(诗34), 有的写在困恼疑惑之刻(诗73:1-16); 有的是在战争时写的, 有的亦在太平盛世时写的; 有的写于皇宫之中(箴言), 有的则著书在牢狱(保罗的“监狱书信”)或流放岛上(启示录). 虽然写作的地点、环境、心境如此差异, 但所写出的信息却无冲突, 反倒相补相成, 这是何等的独特和奇妙!

(C.4) 圣经的写作文体

圣经的书卷采用不同文体写成, 但仍年保持超奇的一贯性. 这些文体包括: (1)历史记述(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使徒行传); (2)律法(利未记); (3)诗体(诗篇、耶利米哀歌); (4)歌类(雅歌); (5)箴言(箴言); (6)教诲式的论说(传道书); (7)预言(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启示录); (8)书信(保罗书信, 包括个人和教会的书信); (9)传记(路得记、约伯记)等. 此外, 有些经卷中还穿插不同文体如比喻(马太福音13章) 、预表(利1-5章的五种祭物)、寓言(士9:7-15)等. 这么多种不同文体的文集, 跨越了这么长的时间, 竟能展现独特的一贯性, 真叫人难以置信.

里程在《游子吟》一书中说道: “奇妙的是, 当人们把这66卷书编在一起时, 这些跨越60代人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 前后呼应, 浑然一体! 不用说1千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 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 也很难彼此和谐. 即便是同一人的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呢! 试想, 我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在10年前写成的作品呢? 事实上, 1996年刚刚出版的《游子吟》, 现在我就不得不出修订版了! 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 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 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11]

(C.5) 圣经的写作语言

圣经的原文不是由一种语言写成的, 而是采用了三种语言 — 希伯来文(Hebrew)、亚兰文(Aramaic)和希腊文(Greek). 绝大部分的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但以下几处经文却用亚兰文写成: 拉4:8 – 6:18; 7:12–26; 耶10:11; 但2:4 – 7:28. 新约圣经则皆用希腊文写的. 这三种语文都有独特的地方.

希伯来文是一种图象的语文; 它不单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勾勒出来, 更描摹出一幅活灵活现的图画; 它不单只勾画出轮廓, 且是一幅充满动感的全图. 人可以在脑海中重演事件的经过. (留意经文经常用到“看哪”这个字词, 这个希伯来的表达手法一直延续至新约.) 希伯来文的一般表达方式, 例如“他起来走出去”、“他开口教训他们说”、“他举目望天”和“他放声大哭”等, 都充分展示了它那种很强的图象化表达力.[12] 此外, 希伯来文是一种亲切、富感情的言语. 它不单单诉诸人的头脑或理性之中, 更进入人的内心和感情里面. 用希伯来文表达信息时, 人用感觉去领受, 强如用思想去捉摸. 这种言语非常适于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敬拜.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亚兰文与希伯来文非常近似, 而两者的结构亦相近. 相比之下, 亚兰文运用的词汇较广, 其中有不少借用的名语, 以及很多不同的连结词. 亚兰文虽不如希伯来文那样和谐悦耳和富有诗意, 可是, 作为一种精确的表达工具, 它却可能略胜一筹. 亚兰文和由它所衍生的古叙利亚文, 后来在多个地方和多个时期演化为众多不同的方言. 它那种简单、清晰和准确的特性, 使它能切合日常生活的不同需要; 无论是学者、学生、律师或商人, 都觉得它合用. 在人形容在闪系语中, 它的地位相等于今天的英语.[13] 因此, 用它来写但2:4 – 7:28这段有关列国的预言, 是贴切不过的了, 使列国的外邦人也能明白神对列国的计划.

新约圣经的原文是所谓的“通用希腊语”(Koine Greek). 希腊帝国的亚力山大大帝的征伐大大推动了希腊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这种通用希腊语把大量的本地话加进雅典式的希腊语(Attic Greek)中, 使它变得更国际化, 很快变成了商业和外交的共通语言.[14] 希腊文成为第一世纪国际流行的标准语言, 犹如今日的英文一般. 在旧约时代, 神的真理本是启示给一个民族(以色列), 所以用他们本族的言语(希伯来文)来记载, 是十分合理的. 但在新约时代, 神更全备的启示 — 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 — 要“传到万邦”(路24:47), 故此采用这当代广为人知的语言来记载和传扬福音, 是最适合不过了. 再者, 新约的希腊文词汇非常丰富, 足以按照作者的意思传达精确的含义, 这种精确性是希伯来文所缺乏的. 新约许多真理是需要精确的表达, 例如“三一神”的真理、不同层次的“爱”和“知识”等等, 所以采用希腊文便能精确而简洁地阐明许多新约的神学真理.

简而言之, 这三种不同语言的采用令神的话语能在不同的时代, 按着圣经书卷的对象(读者)所熟悉的语言, 得以传得更加彻底和全备. 更奇妙的是, 这三种语言虽各有不同特色, 却能相补相成、和谐一致地表达了圣经各种不同的主题. 这一切岂是偶然的杰作?

(C.6) 圣经的各种主题

麦道卫(Josh McDowell)指出: “圣经中的主题包括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 一旦提出讨论时, 势必引起许多争论与反对的意见. 圣经作者处理了数以百计的论题(例如: 婚姻、离婚与再婚、同性恋、奸淫、顺服掌权者、说诚实话与说谎话、模塑性情、父母之道、神的特性和启示), 然而, 自创世记直到启示录, 圣经作者对这些论题的意见却是一贯地和谐, 令人惊叹不已.”[15]

“为了避免叫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希奇,” 麦道卫写道, “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挑战. 从你四周找出10个人, 有相同教育背景, 都说一样的语言, 都来自相同的文化, 然后将他们分开, 要他们仅针对一个易引起争论的题目, 如人生的意义, 写出自己的看法. 当他们写完后, 比较一下10个作者的结论. 他们彼此是否都一致? 当然不是. 但圣经不只包括10个作者, 而是(大约)40个. 它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 而是经过1,500年(左右). 作者没有相同的教育、文化和语言; 教育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有许多的不同, 来自三大洲和三种语言; 并且不只写一个题目, 而是数以百计. 然而, 圣经却有一致性, 完全的和谐, 这不是巧合或串通所能解释的. 圣经的一致性强而有力地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16]

(C.7) 圣经的救赎计划

圣经讨论种种论题, 其中最显著的, 就是神为人类预备了救恩. 这主题的一致性令人惊讶. 斯克洛基(William Graham Scroggie)写了一本经典著作《救赎戏剧的呈献》(The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an), 他以戏剧演出的组织性结构(有序幕, 第一幕, 第二幕 … 直到闭幕), 追溯和找出圣经中每一本书卷的救赎主题. 此书呈现了最伟大的普世性戏剧 — 神的救赎, 证实神赐给人类那一致且无阻的救赎计划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书卷, 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 这主题的一致性是无以伦比的.

在创世记中记述 “失去的乐园”(创3:23), 在启示录中成为“复得的乐园”(启22:1-5); 在创世记中“生命树”的大门关上了(创3:24), 但在启示录中此门却为信徒永远敞开(启22:2). 在创世记中大地“受咒诅”(创3:17), 在启示录中“以后再没有咒诅”(启22:3). 把这一切贯穿起来就是救恩, 这救恩使信徒脱离罪和审判, 得着完全改变的生命, 永活在恩慈和圣洁的神面前. 威明顿贴切说道: “看见这创世记第一卷与启示录最末一卷, 从始至终天衣无缝的合成完整的一个单元, 这只有神才能够做到.”[17]

最后, 却最重要的, 是圣经中救赎计划的主角 — 耶稣基督. 他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整本圣经都是为他作见证(参约5:39; 路24:27,44). 想想旧约, 律法为基督提供了基础, 历史书显示了为基督而作的准备, 诗歌书表达了对基督的渴慕, 而先知书则展示了等候基督的盼望. 来到新约, 福音书记述了基督彰显自己的历史, 使徒行传论到基督的广传, 众书信是要向人阐明基督, 最后来到启示录, 我们看见万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18] 圣经由始至终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其中展现独一无二的一贯性.

(D) 圣经与世著的比较

为了更清楚上述的论点, 我们拿圣经与世俗经典著作或文集比较一下. 麦道卫(Josh McDowell)说道: “试将圣经的书卷与西方所汇编的经典《西方巨著丛书》(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作一比较. 后者所选的作品凡450余许, 有接近100位作者在横跨大约2,500年的时间写成[他们计有: 荷马(Homer)[19]、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奥古斯丁(Augustine)、加尔文(Calvin)、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20]、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休谟(Hume)[21]、康德(Immanuel Kant)[22]等等]. 这些作家的作品虽然全都反映传统的西方观念, 可是他们对任何一个主题的看法, 却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歧. 他们确有某些共通的观念, 然而, 互相矛盾和对立的立场却俯拾皆是. 事实上, 他们经常更大胆地批评和驳斥前人所提出的重要观念.”

“某次, 有位营业代表来到我家推销《西方巨著丛书》,” 麦道卫继续表示, “游说我参加他们推销员的行列. 他把该丛书的资料样品展开来, 花了5分钟向我和妻子讲解这套丛书的好处. 后来, 我们却花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 向他讲解这本‘巨著中的巨著’ — 圣经. 我向他挑战, 请他从丛书中挑出10位作者, 都是出于同一职业、同一时代、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心情、同一大洲、同一语文, 并处理同一个具争议的题目. 然后我向他说: ‘这些作者能彼此同意对方的说法吗?’ 他迟疑了一会, 说: ‘不!’ 我又追问说: ‘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他立刻回答说: ‘一盆炒杂烩.’(意指杂乱无绪的“混合体”, conglomeration) 两天之后,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23]

对于一个诚心追求真理的人, 圣经发出挑战, 要他慎重考虑圣经所独有的奇妙一贯性, 因这显示了神的手在其中, 强有力地说明圣经乃神的话语. 《西方巨著丛书》的营业代表正是踏出了这一步, 在认真思索与查考的过程中, 他找到了圣经所见证的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读者, 你又如何呢?

(E) 结语

总括而言, 虽然圣经是由很多作者写成的行动卷书所组成, 从它的连贯性显示, 它也是一本书. 布鲁斯教授(F. F. Bruce)观察道: “若要解释人体任何的一部分, 则最好要根据全身的功能来述说. 同样地, 要解释圣经的一部分(指某一段经文), 则最好以整部圣经为依据.” 每一卷书都好像是一本书中的一章, 这本书中之书我们称之为圣经. 布鲁斯又结论道:

圣经在乍看之下, 好像是一本文集 — 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的作品. 但如果我们肯进一步研究下去, 就可以发现这些作者写作的年代历近1,400年的时光. 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写, 西达意大利, 东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即古时的巴比伦, 现代的伊拉克), 更可能远及波斯. 作者也都是一群出身迥异的人, 不但出生前后相隔千年, 生长的地点也各相隔千百哩.

尤有甚者, 他们的职业也各不相同, 有君王(如所罗门)、牧人(如阿摩司)、军人(如约书亚)、立法者(如摩西)、渔夫(如彼得和约翰)、政治家(如但以理)、官宦(如酒政尼希米)、祭司(如以西结)与先知(如以利亚), 一个以织帐篷为生的犹太教法师(保罗)、一位是外邦的医生(路加), 另外还有许多我们不知其行业, 只知其作品的人. 他们中间每个人写作的风格与形式都不同, 包括史记、法律(民法、刑法、道德法、祭礼及卫生法)、宗教诗、教诲式的论说、抒情诗、比喻、寓言、传记、个人的书信、个人回忆录、日记, 再加上圣经特有的先知性及启示性文学等. 由此看来, 圣经绝不只是一本文集, 其中有统一性贯彻全书.”[24]

殷保罗(Paul P. Enns)写道: “大多数的作者, 对其他作者都一无所知, 他们也不熟悉其他作者的著作. 作者之间的相距远达1,500年. 圣经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是一本完整而统一的书. 他里面没有矛盾, 也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圣灵使66卷书统一, 也使内容和谐一致. 这些书卷都一致地教导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神性、圣灵的格性、人类的堕落和败坏, 以及神拯救的恩典. 圣经教训的协调如何解释? 我们的答案只得一个 — 圣经的作者是神!”[25]

[1]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41页.

[2] James C Hefley, What’s So Great About the Bible? (Elgin, IL: David C. Cook, 1969), 第17-20页.

[3]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51页.

[4]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37页.

[5] 穆罕默德(Muhammad, 公元570-632)是回教(伊斯兰教)的教主或创始人. 相传他于公元610年某月, 在洞中静修时, 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 要他去传扬真主之名. 他随即将天使的话向信徒覆诵. 阿拉伯文 Al Qar-an, 英文作“Koran”, 意即覆诵、诵读、传扬之意, 中文译为“可兰”或“古兰”. 所以回教圣书《古兰经》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启示之记录. 穆氏于公元630年领军占领麦加城. 此后两年中, 穆罕默德强化了自己作为主要先知和阿拉伯统治者的地位, 透过政治扩张回教的势力;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80-81页.

[6]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3年五版), 第147页.

[7]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How We Got Our English Bible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 1950), 第88页. 引自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57页.

[8]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16页.

[9]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47-949页.

[10] 同上引, 第958页.

[11]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34页.

[12]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54页.

[13] 同上引, 第55页.

[14] 同上引.

[15] 同上引, 第56页.

[16] 麦道卫、史都华合著, 成辉营译, 《拨云见日》(新加坡: 学园传道会, 1996年), 第4页.

[17]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957页.

[18]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56页.

[19]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9-8世纪的古希腊吟游盲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20]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 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在社会观方面, 他主张人们经协议订立契约, 建成公民的社会. 在教育观方面, 他提出“回到自然”, 让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 著作有《民约论》和自传《忏悔录》等

[21]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 认为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 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 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苏格兰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主张检验和整理的事实与历史的证据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在他的哲学系统中, 自然律便是秩序的骨干, 所以他对任何容许有神或神迹的思想都抱着敌对的态度. 因此, 他对所有信仰都持怀疑态度, 即怀疑是否可能对任何事加以确定. 他虽然不否定因果关系, 但宣称人永远无法确定导致它产生的是什么原因, 最多只能说某种形式的结果常是由某种形式的原因所造成. 参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布鲁克 (Ronald M. Brooks)合著, 杨长慧译,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88页.

[22]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德国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classical idealism)哲学创始人, 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 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 提出星云假说, 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57-58页.

[24]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How We Got Our English Bible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 1950), 第88-89页. ??M:57

[25]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