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者的八大质疑(七上) “教会历史充满压迫与暴力”


编者注:  这一系列文章是改编自 李·史特博(Lee Strobel)所著的《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力反对基督信仰. 但他因着妻子1979年信主后人品和性格的改变而对基督信仰开始改观. 他要找出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四福音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问题. 结果是: 在证据确凿, 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把访查实录写于《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信主后的史特博读了不少质疑基督信仰的书籍和文章, 包括一本题为《告别上帝: 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的书. 此书作者坦布尔顿(Charles Templeton)本是葛培理布道团的原始同工, 后来因看见《生活画报》里一张母亲手抱死去婴儿望天求雨的照片, 开始怀疑世上是否真有一位关心人类的造物主. 他终于放弃多年所信, 转而攻击基督信仰. 史特博在未信主前也曾是一位彻底的怀疑论者, 坦布尔顿所质疑的事也曾是他所面对的质疑. 此外,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他还遇到其他问题, 归纳起来共有八个, 他称之为“八大质疑”.

因此, 史特博决定为自己也为他人寻觅这八大问题的答案. 他用了至少一年时间, 先从坦布尔顿开始, 过后又访查9位圣经学者. 他所获的结论是: “信心途中的八个障碍都引起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访问过的专家多数希奇地提供了满意的答复.” 以致于他在总结时说: “今天回想起来, 我对1981年那次相信(信主)的决定, 现在更加巩固了. 提出一些听了不舒服的问题, 非但没有冲淡我的信心, 反而把它加强了. 本拟探索基督信仰的‘薄弱之处’, 反而进一步证明了基督信仰基本上的正确性和逻辑上的完整性. 我的信心经过严格的理智审查的锤炼,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加深刻, 更加富有活力, 更加确实了.”

史特博把访查实录写于《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他在此书中, 对基督信仰说“不”的八大怀疑理由逐一检验, 为那些说“不”的人解惑. 这些实录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质疑:    “假如上帝是教会的最高监察者, 为何他还让历代教会有那许多虚伪和残暴?”

受访者:  约翰·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1]

无神论者沙伊(Ken Schei)说: “有史以来, (某些人)常常利用基督信仰来进行人类所知道的最残暴、无情与愚蠢的暴行. 历史例证不难记取: 十字军(the Crusades)[2]、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s)[3]、焚烧女巫(the witch-burnings)、大屠杀(the Holocaust) … 我在基督信仰中看不到什么我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4] 但甘雅各博士(Dr. D. James Kennedy, 长老会牧师)却说: “基督信仰对人是一件恩物 … 对人类也有积极的影响 …. 今天生活在盛行基督徒伦理思想环境里的人, 大多数不知道我们欠拿撒勒人耶稣的有多少 …, 世界上的美善与慈爱大都来自他那里.”[5] 到底基督信仰对人类而言是祸是福? 与基督信仰有关的上述暴行又该怎么解释? 针对这些暴行, 资深记者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请历史学家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 下文简称“伍”)逐一分析和解释.

 

(A)     教皇承认历史上的暴行

史: “早在1994年, 教皇(教宗)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呼召教会承认‘历史的阴暗面’. 他说: ‘对以信仰名义所犯的许多形式的暴力事件  —  诸如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的审讯, 与其他对人权的侵犯, 我们怎能缄默不言呢?’[6] 教会怎能在这些世纪中, 故意对这些滥用权力的事熟视无睹呢?”

伍: “我认为教皇的声明很勇敢, 因为他承认罗马天主教会掩饰了一些以基督之名所做的事, 而这些事显然给一般批评基督信仰(Christianity)[7]的人提供了弹药. 不过, 我要赶快补充, 使用‘教会’这个表达方式时, 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基督信仰只有一个代表机构. 我要在组成‘教会’的人, 即听大牧人(主耶稣)声音的羊群而成为真正基督徒的人, 与作为机构的教会之间, 划一条清楚的分界线(伍德布里奇强调‘教会’这个词是复数, 不是单数). 显然, 在有形的教会里, 有许许多多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只因为一个人是教会的一员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或她是耶稣的信徒. 有些人是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s), 而非真正的基督徒(authentic Christians).”

史: “这不有点像21世纪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了吗? 我们回顾过去, 可以轻描淡写地说, 所有以基督教名义犯的暴行, 实际上都是那些嘴里说是基督徒其实不是的人所犯的. 这看来很方便脱出困局.”

伍: “噢, 不是的. 这个区别并非始于今日. 事实上, 可以推溯到耶稣本人.”(伍德布里奇拿出圣经, 念出主耶稣所说的话:)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太7:21-23)

伍: “耶稣在两千年前, 就谈到这个区别了. 多少世纪以来, 一定有许多事奉他的名而做, 却没有遵依他的教导. 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8]就曾把他的运动说成是基督的, 但显然他所做的与耶稣所教导的风马牛不相及. 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9]在德国演讲, 有人叫他先呼喊‘嗨尔希特勒!’(Heil Hitler).[10] 他回答: ‘很难在讲解登山宝训前高呼“嗨尔希特勒!”’, 二者根本格格不入. 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区别, 我们就可以更确切地分析一些归咎于基督徒信仰(Christian Faith)的事.”

史: “你是说有人在历史上做了坏事, 这坏事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做的?”

伍: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讲得很清楚, 由于人的罪性, 我们还会做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在世上并非十全十美. 不幸的是, 历史上有些坏事真可能是基督徒做的. 这样的事发生时, 他们做的完全与耶稣的教导相反.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 总有少数人看见教会滥用职
权时会大声疾呼反对. 例如今天早晨我刚在报上看到, 西班牙殖民统治拉丁美洲期间, 有些罗马天主教徒发现有人以基督之名, 对土著民族在经济上加以剥削, 感到惊骇. 他们说, ‘不行, 你们不能这样做!’ 这些基督徒放胆发言反对国家或教会滥用职权.”

史: “让我们回到教皇的声明, 在历史上这个时刻忏悔教会过去的罪行合适吗?”

伍: “是的, 承认基督徒过去做的一些事是罪恶的, 这是完全合适的(编者注: 基督徒应当承认本身所犯的错误, 但历史上的暴行如十字军、宗教裁判所实际上都不是基督徒所为, 而是天主教徒所发动和执行的, 故不可归在基督徒的帐上, 请参下期有关“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的附录). 圣经叫我们为罪忏悔. 忏悔应该是基督徒的标志  —  愿意承认过失, 寻求饶恕, 不断革新. 其实做这件事的不只是教皇. 在南方浸信会大会上, 有人提议承认早期南方浸信会在奴隶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几年前, 加拿大的一个路德会团体为马丁· 路德著作中的‘反犹太人主义’(anti-Semitism)向犹太人道歉.”

史: “你是史学家, 你能明白为什么怀疑派要抓住教会过去的行为来反对基督信仰, 或攻击基督徒的信仰吗?

伍: “噢, 这个我明白. 不幸的是, 历史上有些事使某些人对基督信仰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 同时有些人, 对教会做过的事或是没有去做的事怀有成见. 有些批评家攻击‘文化的基督徒’, 没有认识到他们并非真正的基督徒. 几世纪以来, 这都是我们的问题. 伏尔泰(Voltaire, 法国哲学家)[11]是基督信仰的主要批评者, 但他在英国遇到贵格会(Quakers)和长老会(Presbyterian)的基督徒以后, 对他们的信仰深为叹服. 所以说, 有些基督信仰的组织形式令人远避; 而基督徒信心的真正表现, 在非基督徒心目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B)     初期基督信仰传布神速

历代以来, 史学家对基督信仰在罗马帝国境内, 在百般残暴的迫害下却能迅速发展而感到惊异, 并在理论上加以研究. 本是无神论者的格利姆(Patrick Glynn)最后转信基督信仰, 并写了《真凭实据的上帝》一书.

史: “格利姆在其著作《真凭实据的上帝》中评论道: ‘史学家说, 基督信仰发展迅速的部分原因, 是早期的基督徒为人十分可爱. 基督徒所表现的慈爱, 以及他们对穷人与被践踏之人的服务, 吸引了新的归正者. 有位史学家说, 基督徒的爱心令人们吃惊.’[12] 请你对格利姆的这段评论加以品评.”

伍: “是的, 我认为格利姆对基督信仰迅速传布的分析是正确的. 教父特土良(另译“特图良”, Tertullian)在2世纪结束时写道: ‘我们昨天才存在, 可是我们已经布满你们的城市、岛屿、宫殿、元老院和广场, 我们只把庙寺留给你们.’ 所以在150年内, 基督信仰传布得非常、非常迅速. 正如格利姆所说, 基督信仰能迅速发展的一个解释, 是许多基督徒不仅照顾他们自己, 也照顾邻人、穷人、寡妇、内心受到伤害的人, 他们基本上很有爱心. 他们同情儿童, 儿童常常受到罗马人和希腊人非常冷淡的对待, 尤其是女婴.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遵循基督的教导, 所以早期基督徒不怕说: ‘学我们, 我们学基督.’ 不幸的是, 在今天教会中, 有时人们会说: ‘不要看我们, 要看基督’, 因为我们担心自己的行为受不住严格审查. 但许多早期基督徒就不是这样, 他们的言行是一致的. 我们也可以从几个非基督徒作家中, 取得一些基督信仰何以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卓见.”(伍德布里奇高声读出第2世纪希腊讽刺家与基督信仰批评者卢奇安 (或译“路迦诺”, Lucian)[13]的观察:

这些误入歧途的生物, 一开始就相信他们有永生, 这就说明了他们何以轻视死亡, 视死如归; 在他们的原始规章下, 他们从归主时开始, 大家都是兄弟, 否定希腊的众神, 崇拜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圣者, 并遵照他的律例生活. 所有这些他们都凭信心接受, 他们因此轻视世上财物, 视之为公有财产.”[14]

伍: “这番话证实基督徒彼此友爱如兄弟和凡物公用的事实. 加在这上面的, 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他提到: 基督徒认为死就是与基督同在. 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15]在《第一护教书》中说: ‘你可以杀我们的身体, 但是伤害不到我们.’[16]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 被杀死是最大的伤害, 不过按照他们的观点, 身体被杀算不了什么大事. 正如保罗所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 所以当你想到早期基督徒对信仰无畏的献身, 愿意以身殉道来见证基督的真理, 想到他们卑微而富同情心的生活方式, 互相照顾, 并照顾社会上无助、受伤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 想到他们恒切祈祷, 并因圣灵的充满而满有能力, 你就能了解何以基督信仰能传布得那样快.”

史: “最后, 基督信仰被罗马人采用为国教, 是好还是不好?”

伍: “从一方面说, 迫害得以告终, 当然是件好事. 但在教会与国家关系密切之后, 教会开始利用国家作为迫害他人的工具, 那就成为极坏之事. 而且世俗化进入了教会.”

史: “这是怎么回事?”

伍: “传闻, 君士坦丁(另译“康士坦丁”, Constantine)答应, 假如你愿意作基督徒, 就能得到一件漂亮的长袍和几枚金币. 这可不是作基督徒的好理由. 所以教会大门就给那些只在嘴里赞成基督信仰而实际上不信耶稣的人敞开了.”

史: “换言之, 多了‘文化基督徒’, 少了真正信从耶稣的信徒.”

伍: “正是这样.”

有关早期基督信仰的基本状况既已说明, 史特博翻开他的问题名单, 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教会历史上的四大污点  —  十字军、宗教裁判所、女巫审判、传教士的滥权. 这些问题也都是史特博还在作怀疑主义者时(未信主之前), 最感困扰的问题. 我们在下期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请勿错过.[17]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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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初期基督徒的见证                 

我们可从反对基督信仰的重要人物瑟尔索(Celsus, 另译“克理索”)所说的话里, 看出初期基督徒见证的效力. 这位罗马哲学家提到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纵然只受过很少教育, 甚至没有受过教育, 一有机会就向人作见证; 即使对方是受过教育的, 他们一点也不气沮, 总是殷勤劝勉, 要他们接受福音.

个人私下布道(传扬福音)的同时, 基督徒常用好行为来见证他们的信仰, 用善行来配合他们的教训. 另一位敌对基督信仰的人卢奇安(或译“路其安”, Lucian)讲过一个故事. 这位第2世纪的讽刺诗人说到一个名叫伯利格林诺(Proteus Peregrinus)的骗徒怎样受到基督徒的友善对待. 他说基督徒是好人, 但容易受人愚弄. 此外, 黑死病(plague)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肆虐期间, 几乎所有人都已逃光, 只有基督徒留下来, 医治病人, 掩埋死者. 事实上,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在传布福音时, 是一种强大的影响力量. 在慈爱、关怀、诚实与清廉难得一见的社会里, 注重德行的基督徒必然可以得到敬重. 大家会认真地问: 为什么基督徒办得到? 他们若在追查下去, 必找到那唯一的答案  —  “因为基督”.

另一方面, 有许多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道, 这种个人见证也有一定的影响. 就像对基督徒怀有敌意的罗马皇帝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 主后161-180年)也承认基督徒慷慨赴义为主殉道的精神值得称赞. 据说由于泊伯多雅(Perpetua, 一位因信基督而殉道的女人)和斐理吉达(Felicitas, 与泊伯多雅一起在主后202年被害的人)在迦太基的殉道, 典狱长也归信了基督. 主后177年, 殉道者在法国城市里昂(Lyons)所受的苦刑, 激起了好些观刑者的良知, 使他们悔改归主, 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虽知这样做也会同样面对死亡.[18]

博饶本(E. H. Broadbent)在《走天路的教会》一书中描述初期基督徒的情况时写道: “全盛的罗马帝国倾其全力企以征服教会. 教会并没有反抗或反击, 一心跟随主的脚踪, 为了爱主的原故而甘心忍受一切. … 基督徒虽然是公认的良民, 但为了信仰, 他们不能向罗马君王或圣像烧香跪拜, 因此他们都被控以不忠于罗马帝国的罪名. … 到了第1世纪末期, 基督徒就全被列为非法份子, 整个罗马帝国各地的人民, 群起有计划和有组织地迫害基督徒, 其间虽经过有几段间歇的平静时期, 但当每一次攻击和逼迫再爆发时, 都变本加厉.

“凡承认主名的人, 都给抄家, 被捕下狱, 而被处死的亦不计其数, 其中还有不少要忍受各种难以言喻的酷刑. 凡向政府告密的人都得重赏, 而庇护信徒的却和信徒一样给定罪, 一同被处死; 给检查发现的圣经, 全部烧毁. 后来, 到来第4世纪初期, 这一场在强盛的罗马大帝国与教会之间可歌可泣的争战中, 看来似乎要使教会倾于崩溃, 但基督徒仍然表现那种‘虽至于死, 也不顾惜自己性命’的精神; 他们虽未有反抗, 但却不屈不挠, 始终没有被征服.”[19] 至终, 他们以爱得胜了.

 

甘乃迪(John W. Kennedy)恰当地表示: “大约在第2世纪中叶, 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狄奥格讷丢(Diognetius, 另译“底尼提”), 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 他的话可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 他说: ‘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 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 却仿佛是异乡客旅, 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 任何一个外地, 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 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 他们在地度日, 却是属天的公民. 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 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 虽然曾受众人责骂, 他们仍爱众人.’ 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 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20]

 


[1]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的学历和专长:  精通两国语言(法语和英语)的伍德布里奇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取史学硕士学位, 过后到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若干非基督教大学任教, 包括巴黎法国大学研究院宗教部, 现任伊利诺斯州(Illinois)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研究教授. 他是美国与法国几个主要历史学会的会员, 包括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美国教会史学社、美国18世纪研究会、法国17世纪研究学会、法国近代与当代史研究会等. 伍德布里奇写过不少历史著作, 包括专题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期叛乱》和比较通俗的书如《基督徒教会伟大领袖传》、《何只征服者》、《基督的大使》等. 他还出版过一些神学与圣经研究著作. 此外, 他出任过《今日基督教》月刊高级编辑两年. 敬请读者格外注意的是: 伍德布里奇是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 所以极可能信奉天主教. 因此, 读他这编访谈和其他作品务须谨慎辨明, 提防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或倾向天主教色彩的错误思想(有关天主教的错谬, 请参2001年2至4月份, 第15至17期《家信》的“揭开真相: 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 无论如何, 《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刊登了伍德布里奇的这篇访谈, 因为他精通“教会历史”, 且在“教会暴行”的课题上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解析.

[2]               编者注: “the Crusades”指西方天主教徒组织的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几次军事东征行动.

[3]               编者注: “the Inquisition”是指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

[4]               Ken Schei, “What is an Atheist for Jesus?”, 见网址: www.atheists-for-Jesus.com/about.htm [2000年1月10日].

[5]               D. James Kennedy, Why I Believe? (Dallas: Word, 1980), 第118, 121页.

[6]               Peggy Polk, “Papal Stale: Despite His Recent Ills, Pope John Paul II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见《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1995年6月5日.

[7]               编者注: 在《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一书中, 李伯明按一般词典将英文“Christianity”一词译作“基督教”, 但“Christianity”不应被译为基督, 因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宗教. 圣经从没教导我们, 主耶稣基督来世界的目的, 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宗教”, 来作它的“教主”, 并设立许多“教条”和“教”信徒严守它们来换取救恩; 这是世界的宗教所教导和实行的. “宗教”教导我们行善来得救,但那本为善的主耶稣, 替我们行善, 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主耶稣不是“教主”, 乃是“救主”; 这是基督信仰与世上宗教的最大分别. 我们所传的, 不是一个“宗教”(religion), 乃是一位“人物”(person); 我们不是传教, 而是传道(神的道 — 主耶稣基督, 约1:1,14); 信主耶稣的人, 也不是“进教或入教”, 而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林前12:13), 归入的名来聚集(太18:20).[7] 所以把“Christianity”译为“基督教”会使人误解它不过是一般“宗教组织”, 但若译为“基督信仰”便可免除这不必要的误解. 有鉴于此, 《家信》把原文中所有“Christianity”一字译作“基督信仰”.

[8]               编者注: 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是纳粹德国元首, 早年在狱中写《我的奋斗》, 仇恨共产主义和犹太人, 任德国总理(1933)后称元首(1934), 实行法西斯专政, 重整军备,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杀死6百万的犹太人, 至终因战败而自杀身亡.

[9]               编者注: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瑞士神学家, 反对自由主义神学, 为新正统神学(即“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反对纳粹(Nazis), 但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主义, 故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 其著作《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 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信仰的中心点.

[10]             编者注: “嗨尔”(Heil)是表示欢呼、致意等, 原为纳粹致敬的语词.

[11]             编者注: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 哲学家, 主张开明君主制, 信奉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经验论, 两次被捕入狱, 后被逐出国, 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及历史著作等. 敌对圣经的伏尔泰曾说: “到了下一个世纪, 世上将不会有一本圣经存留.” 他表示“百年以后, 圣经就要被放进博物馆里去了.” 但是一个世纪过去以后, 他的印刷所和他自己居住的地方, 都被日内瓦圣经公会(Geneva Bible Society)买下, 作为圣经仓库. 英国政府于1933年12月24日, 以50万美元的价格, 从苏联人手中买得极有价值的“西乃抄本圣经”(Codex Sinaiticus). 就在那同一日, 伏尔泰作品之首版, 在巴黎书店只卖1角1分而已. 此外, 伏尔泰的许多作品现今在市场上已经难寻(就快放进博物馆了!), 但圣经迄今历久弥新, 始终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 每年销量不下300万册, 被翻译成1,500多种语言, 真是名符其实的“书中之书”. 如果伏尔泰今日目睹这一切, 他必定后悔当初不该说出藐视圣经的言词. 见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60页; 张之宜著, 《中国五经与旧约探微》(台北: 中国主日学协会, 1990年), 第2页.

[12]             Patrick Glynn, God: The Evidence (Rocklin, Calif.: Forum, 1997), 第157页.

[13]             卢奇安 (或译“路迦诺”, Lucian, 主后120-180年)是古希腊作家和无神论者, 作品多采用喜剧性对话体裁, 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的欺骗性及宗教迷信、道德堕落等, 著有《神的对话》、《冥间的对话》等.

[14]             见 Lucian, The Death of Peregrine, 第11-13页, in 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translated by H. W.  Fowler and F. G.  Fowler, 4 vol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第4卷.

[15]             编者注: 游斯丁(Justin Martyr, 另译“查斯丁”, 主后100[?]-165[?]年)是基督徒教会的早期“教父”, 结合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而奠定历史神学基础, 曾上书护道, 后被罗马皇帝判处死刑, 所以被俗称为“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16]             见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Ante-Nicene Fathers,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73).

[17]             编者注: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李伯明译, 《为何说‘不’? —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2年), 第183-191页. 上文中一切没有注名“编者注”的脚注(footnote)皆引自此书.

[18]             陶理主编, 李伯明, 林牧野合译, 《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新界: 海天书楼, 2001年三版), 第79-80页.

[19]             博饶本著, 梁素雅, 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第15页.

[20]             约翰.甘乃迪著, 刘志雄编译, 《见证的火炬》(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年二版), 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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