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六)审查记录 – 书面证据


编者注: 许多曾深切怀疑或极力反对基督信仰的人, 在竭力查考、客观分析与诚实面对圣经和历史证据后, 竟然360度地改变原先的立场, 从反对者转为护道者  —  为圣经和基督信仰极力辩护; 李·史特博(Lee Strobel)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 可是, 他的妻子1979年信主后人品和性格大大改变, 令他开始对基督信仰改观. 他要找出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结果是: 在证据确凿, 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他把访查这13位圣经学者的实录写于《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史特博在此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这大半生是个怀疑派, 事实上我认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在我看来, 太多的证据证明上帝只是人类异想天开的产物, 属于古代神话和原始迷信. … 至于耶稣, … 他是个革命家, 是个圣人, 一个打倒偶像的犹太人, 但他是神吗? 不是, … 我可以给你列举许许多多的大学教授, 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然而, 史特博的妻子在1979年秋天成为基督徒. 此事改变了一切. 史特博写道: “我反而对她在性格、人品和自信上的大改变感到一种愉快的惊讶, 甚至着迷. 最后, 我要刨根问底去研究, 是什么事使我的爱妻在生活态度上有了这种细微但极重要的变化, 于是我对环绕基督教(基督信仰)这个案子的所有事实展开了全面调查. 我尽可能抛开自身利益和偏见, 开始读书, 访问专家学者, 提出问题, 分析历史, 钻研考古学, 研究古代文学, 并且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句一句地精读圣经.”

结果, 史特博用了两年时间, 走遍全国访问13位著名学者, 向这些公认权威提出反对圣经和耶稣基督之人所常提出的棘手问题, 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些访谈实录都写在《重审耶稣》一书, 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问题:  “耶稣的传记(四福音书)真的可靠地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吗?”

受访者:  布鲁斯·M·梅茨格(Bruce M. Metzger)[1]

我们手中的圣经实际上是古代历史记录的一个副本. 主耶稣的传记(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本福音书), 与新旧约其他各书的原稿早已散佚. 我们何以能肯定今天手中的圣经, 经过历代无数抄写后, 仍与圣经作者原来写的一样? 会不会有别的耶稣传记, 因所写的耶稣形象不符合早期教会的意愿而被排斥, 不被列入新约的正典中? 为了寻找客观的答案, 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兼《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到普林斯顿大学, 访问新约原文与文本权威布鲁斯·M·梅茨格博士(Dr. Bruce M. Metzger, 下文简称“梅”).

 

(A)       抄本的抄本的抄本

史特博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梅茨格博士. 梅茨格教授生于1914年, 史特博于1998年访问他时已是84岁的高龄学者. 然而, 史特博写道: “但在新约研究上依然锋芒毕露. 我问他一些统计数字时, 他并不依靠1992年书中的数字, 用的是他最近进行调查取得的最新资料. 他心思敏捷, 在回忆人物与地方细节上毫无问题, 而且对目前学者之间关于新约的辩论也了如指掌. 事实上这些学者仍在向他请教.”

史: “我要跟你说句老实话, 当我发现新约没有原稿流传下来, 我的确非常怀疑. 我认为假如我们拥有的只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 我怎能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跟起初的原本(指“原稿”[original manuscript]或称“亲笔手稿”[autograph])[2]没有出入(差异)? 你怎样回应这个问题?”

梅: “这不是圣经独有的问题, 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其他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件. 但是新约(指新约圣经)占优势的地方, 特别是当你拿它与其他古代文件比较的时候, 是新约拥有流传下来史无前例之多的抄本.”

史: “这有什么重要?”

梅: “抄本之间相同的越多, 尤其是它们出自不同的地区, 你越能从多方面反复核实, 推断出原来的文本(original document)是什么样子. 我们好像在追溯这些抄本的家谱, 找出原稿是怎样承传下来的.”(参本文附录)

史: “好, 我明白有许多不同抄本的好处. 还有文件的年代呢? 这也同样重要, 是不是?”

梅: “正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件对新约有利的事. 有的抄本始于原书出现后一、两个世代以内, 可是其他古书可能在5个、8个或10个世纪以后才有抄本.[3] 除了希腊文原稿外, 新约在相当早的年代还被译成别的文字, 如拉丁文、叙利亚文、科普特文. 除了这些, 过后不久我们还有所谓的二手翻译, 如亚美尼亚文(Armenian)、哥德文(Gothic). 此外, 还有大批别的译本, 如乔治亚文(Georgian)、埃塞俄比亚文(Ethiopic), 不一而足.”

史: “这有什么好处?”

梅: “因为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 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 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内容. 进一步说, 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 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

 

(B)       高如山积的原稿

史特博认为梅茨格所提出的论点虽然令人动容, 但是很难单独判断这些证据. 他需要一些前前后后的背景资料, 以便更进一步地了解与欣赏新约圣经的独特性. 他很想知道, 如果拿圣经和其他著名古代著作比较, 会有什么发现.

史: “当你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 这比起那些被学者所接受、认为可靠的其他古书, 会有什么不同? 譬如说一些与耶稣同时代的作品?”

梅: “先说塔西佗(另译“塔西图”, Tacitus, 约主后100年), 那位大约在公元116年撰写《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s of Imperial Rome)的罗马史家. 他写的前6卷现在存有一个抄本, 公元850年出现了另一个抄本, 11卷到16卷存在于11世纪的一个抄本, 从7卷到10卷散佚. 塔西佗搜集材料到写书和仅存的抄本间有很长的一段间隔. 又以第1世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为例, 他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The Jewish War)现存9个希腊文抄本, 这些抄本是第10、11和12世纪的产物. 现在还存有1本第4世纪的拉丁文翻译, 和第11或12世纪的
中世纪俄文材料.”

史: “抄本的数目这么少, 令人惊讶. 这些古代作品能够流传到现今的, 真是少得可怜. 比较之下, 今天还存有多少新约希腊文抄本?”

梅: “登记在案的有5千多种! (在数量上高居第一)”

史: “这些古代社会不是太不寻常了吗? 高居第二的是什么古书?”

梅: “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起来, 新约抄本数目之多, 真多得叫人(尤其是反对圣经的人)脸红. 在新约之下(高居第二的), 是荷马(Homer)的《伊里亚德》(或译“伊利亚特”, Iliad)[4]  —  古希腊人的圣经. 现存的《伊里亚德》希腊文抄本不到650部,[5] 有些残缺不全. 它们从公元第2、第3世纪传到我们手里. 荷马史诗的创作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 间隔非常之长.”(注: “非常之长”是个极其保守的说法, 那是1千年的间隔)

史: “请介绍几种新约的抄本.”

梅: “最早的是埃及草纸的残片(fragments of papyrus),[6] 草纸由生长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沼泽里的纸草制成. 现在有99块草纸残片, 上面记有新约几段文字和一些书卷. 最重要的发现是1930年左右找到的贝蒂圣经草纸(另译“切斯特比提草纸、贝蒂新约蒲草纸抄本”, 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 它也被称为Chester Beatty Papyrus). 这里面的‘贝蒂圣经草纸一号’(Beatty Biblical Papyrus number one), 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一些部分, 始自3世纪. ‘草纸二号’(Papyrus number two)包括保罗8封信的大部分, 加上希伯来书的一些部分, 始自大约公元200年. ‘草纸三号’(Papyrus number three)含有启示录的大部分, 始自3世纪.”

史特博写道: “另外一组重要的草纸原稿是瑞士一位圣经爱好者马丁·伯默(另译“马丁·博德谟”, M. Martin Bodmer)购得. 其中最早的始于约公元200年, 写有约翰福音约三分之二. 另一张草纸写有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某些部分, 源于3世纪.[7] 到了这里, 耶稣传记的写作(指福音书原稿)与最早的抄本之间的间隔已经非常小. 但是我们现有的最老的手抄本(oldest manuscript)是什么呢? 我想知道在时间上跟专家们叫做‘亲笔稿’(autographs)的原稿有多接近?” 为此, 史特博继续追问.

 

(C)       改变世界的纸片

史: “ 就整部新约而言, 我们拥有最早的部分是什么?”

梅: “那是约翰福音的残片, 写的材料从第18章开始, 一共有5节  —  一面有3节, 另一面有2节, 长约2公寸半, 宽约3公寸半.”

史: “怎样发现的?”

梅: “早在1920年在埃及购得, 因和其他草纸放在一起, 无人过问. 后来在1934年, 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aint John’s College, Oxford)的罗伯茨(C. H. Roberts)在英格兰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约翰赖兰德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整理那些草纸时, 一眼看出那是约翰福音的部分. 他是从字体辨认出来的.”

史: “他的结论是什么? 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梅: “他得到的结论是: 它写于主后(公元)100到150年之间. 许多著名古文学家如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贝尔爵士(Sir Harold Bell)、迪斯曼(Adolf Deissmann)、哈奇(W.H.P. Hatch)、威尔肯(Ulrich Wilcken)等都同意他的判断. 迪斯曼坚信起码可以推溯至罗马皇帝哈德良王(Emperor Hadrian, 主后76-138年)当政期间, 那是公元117到138年, 甚或到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 主后53-117年)当政期间, 那是公元98到117年.”

史: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 原因在于19世纪德国的怀疑派神学家竭力主张约翰福音至少在公元160年还未写成, 离开耶稣在世时的事迹太远, 因而没有什么历史价值. 好几代学者受他们主张所影响, 都置疑约翰福音的可靠性. 然而, 约翰福音残片这一发现一定把这一主张吹得烟消云散.”

梅: “是的, 确是如此. 我们在较早时期还找到一本约翰福音的片断, 它是在埃及尼罗河的地方, 离开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以弗所很远, 就是约翰福音成书的可能地点(注: 所找到的约翰福音断片离开成书地点越远, 表示它成书的日期极可能越早, 因为它需要更长时间才流传到更远之处).”

 

(D)       丰富的证据

按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 草纸抄本是约翰福音最早的抄本. 除了草纸抄本之外, 还有写在羊皮纸上的古老抄本. 羊皮纸是用牛皮、羊皮、山羊皮和羚羊皮制成的.

梅: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uncial manuscripts),[8] 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 今天我们有306本这样的抄本, 有几本可以推溯到3世纪. 最重要的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 这是唯一一部用安色尔字体(大写字体)写的完整新约; 以及‘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这个抄本并不十分完全(指少了一些新约书卷如教牧书信, 即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这两个抄本都推溯到大约公元350年. 还有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cursive)的新字体在大约公元800年出现. 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minuscule),[9] 我们有2,856本这样的抄本. 此外, 还有圣言集(或称“圣句集、经课集”, lectionaries),[10] 其中包含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次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 我们共有2,403本这样的抄本(圣言集)编入书目. 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推高到5,664本. 除了希腊文抄本, 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 我们有8,000到10,000本拉丁文普通文本(Latin Vulgate), 再加上8,000本埃塞俄比亚文(Ethiopic)、斯拉夫文(Slavic)和亚美尼亚文(Armenian)抄本, 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24,000本.”

史: “那么, 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 和原作与第一个抄本之间的时间间隔, 新约与其他著名古代作品比较起来, 有什么结果?”

梅: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 流传下来的这些新约圣经资料是相当可靠的, 尤其是拿它和其他古代著作比较的时候.”

史特博评述道: “全世界著名的学者也都同意梅茨格这个结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已故杰出教授、《新约文本之可靠性》的作者布鲁斯(F. F. Bruce)说: ‘世界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能像新约圣经那样, 在文本上享有如此众多的好证明(good textual attestation).’ 梅茨格已经提过大英博物院前院长、《希腊草纸的古文书学》作者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 凯尼恩说过, ‘新约成书之后到最早的抄本出现, 其间隔之短, 没有别的古代文献比得上.’ 他的结论是: ‘对流传至今的圣经, 基本上和原稿相同, 已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了.’”

 

(E)       检查所谓的“错误”

无论如何, 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discrepancies)又该如何看待呢? 在快速的影印机发明之前, 抄本是由抄写员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辛苦抄写出来的, 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错. 现在, 史特博要集中火力追究

这些抄写上的错误, 是否会造成现代圣经满篇都是无可救药的错误.

史: “ 由于希腊文字母写起来极其相似, 更由于抄写人原始、简陋的工作环境, 经文抄写中出现错误似乎难以避免., 不是吗?”

梅: “确是如此.”

史: “事实上, 我们拥有的古抄本之间, 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之处?”

梅: “确是如此.”

史: “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相信它们?”

梅: :不, 不是这样. 首先, 让我这样说: 眼镜到了1373年才在威尼斯发明, 而且我肯定古代抄写人(抄经员)也会患上散光: 再加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阅读字体褪了色的抄本总是一件难事, 情况就更加复杂. 此外, 还有别的因素, 例如抄写人不能聚精会神. 因此, 纵然大多数抄写人都慎重其事(谨慎抄写), 错误仍难以避免. 然而, 也有对抗这些情况的因素. 例如, 有时抄写人的记忆故意跟他捣乱.他先看经文中的字, 然后把字写下来, 字与字的次序可能改变了. 他没有把字写错, 可是次序错了.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希腊文与英文不同, 希腊文是一种有曲折变化的文字.”

史: “意思是 …”

梅: “意思是两种文字有天渊之别. 在英文里, 你说‘狗咬人’或‘人咬狗’, 次序非常重要(次序颠倒, 意思就不同了), 但在希腊文里就无关紧要. 一个字在句子里若作为主词(subject)使用, 不管它在句子里的什么地方, 都是主词;[11] 因之即使一个字并不按我们认为正确的次序排列, 句子的意义丝毫没有歪曲. 是的, 抄本之间确实有差异(variations)存在, 但是一般来说, 这种词字排列次序的差异并不重要. 此外, 拼音上的差别是另外一个例子.”[12]

史: “话虽如此, 抄本之间的差异(variants)或差别(differences)的数量之大仍然引发困扰. 有人估计差别的数量高达20万,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梅: “数目看似很大, 只是因为计算的方法容易令人误解. 如果一个字在两千本抄本中拼错了, 那就算两千个差异(或作“异文”, variants).”[13]

史: “教会(基督信仰)的教义有多少个因为这种差异而受影响?”

梅: “据我所知, 没有任何教义受到影响, 一个也没有! 有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说道: ‘你们的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中的约翰一书5章7到8节错了, 那两节提到 … 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他们会说, 最早的抄本没有这个记载. 这个再真不过. 我想这几句话只在七、八个抄本里出现过, 都是15或16世纪的产物. 我承认那不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写成的(只是极少数的抄经员抄写时附加上去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圣经对三一神(另译“三位一体”, Trinity)教义所作的坚定不移的见证. 天父在耶稣受洗时说, 这是他的爱子, 随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参 太3:16-17). 在哥林多后书结语中保罗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后13:14). 新约在许多地方都见证三一神(三位一体)的教义.”

史: “故此, 即使差异出现了, 也是次要而非实质的?”

梅: “是的, 正是这样. 学者们小心翼翼地照原来的意义消除了这些差异. 比较重要的差异并没有推翻教会(基督信仰)的任何教义.[14] 一本好的圣经会用注释来提醒读者注意那些重要的差异(异文).但是这种情况(重要差异)非常罕见, 罕见到导致学者贾斯乐和尼克斯(另译“基斯勒和尼克斯”, 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m Nix)作出这样的结论: ‘这样说来, 新约不仅比任何别的古书有更多的抄本流传下来, 而且流传下来的形式比任何名著更纯净(正确可靠)  —  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99.5%)的纯净.”[15]

 

(F)       高度的一致性

还有一个困扰史特博的问题, 即新约正典书卷(canonical books)的问题. “正典”(另译“正经”, canon)一词源于希腊字, 意思是“原则、准则或标准”, 也指被教会接受且纳入新约圣经的书卷. 即使说新约从古至今在承传过程中其可靠性是空前的, 我们怎能知道现在所拥有的新约书卷是完整无缺的? 有人指责大公会议(特指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 Council of Nicea)曾把同样有条件成为“正典”的书卷或文献排除, 只因为他们书中所描绘的耶稣形象不符合当权派人士的胃口, 这该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我们的新约圣经只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而许多其他古代所谓的“福音书”如《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真理福音》、《马利亚颂主福音》等都未被纳入新约正典中?[16]

史: “ 早期教会领袖怎样决定哪些书卷具有权威性, 哪些书卷应该抛弃? 他们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文献应该收入新约正典里?”

梅: “基本上, 早期教会有三个标准. 第一, 必须有使徒权威, 那就是说那些书若不是由使徒本人执笔(他们曾亲眼目睹所写的事), 就得由使徒的弟子(跟随者, followers)执笔. 例如马可和路加, 他们虽未列入十二使徒, 但照传统说法, 马可是使徒彼得的助手, 路加是保罗的同事(即两者皆跟随使徒身旁, 编者按). 第二个标准是, 文献(书卷)必须符合信仰原则, 那就是说, 文献能和教会公认为规范(normative)的基本基督徒传统(basic Christian tradition)达到一致. 第三个标准是, 文献是否被一般教会继续不断接受和使用.”

史: “他们只是使用这些标准, 无视后果如何?”

梅: “那也不能说他们只是机械性地使用这些标准. 关于‘最应该重视哪个标准’的问题, 的确有过不同的意见. 不过, 令人注目的是, 纵使‘正典’的次要部分(指少数书卷)有一阵子未能解决, 以新约圣经的较大部分书卷而论, 在头两个世纪内(第1和第2世纪), 事实上已有高度的一致性(即绝大部分现有的新约书卷已被一致地公认为正典). 分散在广大地区, 非常不同的教会都一致公认这些书卷为正典.”

史: “那就是说, 新约内现有的四福音书适合这些标准, 别的福音书则未能符合.”

梅: “是的,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 这是‘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 谈到‘正典’的时候, 诺克(Arthur Darby Nock)常对他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学生说, ‘欧洲人用得最多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 因为好,才多用.’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 英国圣经注释学者巴克莱(William Barclay)这样说, ‘道理很简单, (现有的)新约诸书能成为正典, 因为没人能阻止它们成为正典.’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 谈到对基督徒历史和教义的重要性, 没有别的古代书籍可以比得上新约圣经. 研究了‘正典’的早期历史, 我们可以完全相信, 新约包含了有关耶稣生平的最好来源. 当日那些辨别某书是否属于‘正典’的人, 对基督福音的认识, 的确具有明晰而不偏不倚的眼光.

“你只要自己看看那些不被纳入正典的献就行了. 它们的写作年代晚于四福音书, 在第2、第3、第4、第5, 甚至第6世纪, 远在耶稣的时代之后. 一般而言, 它们都很平庸; 它们的具名(书名)完全和它们真正的作者无关, 如《彼得福音》和《马利亚福音》(这两本书与彼得和马利亚完全无关). 另一方面, 新约中的四本福音书都被大家以欣然一致的态度接受、承认, 是所叙述事件的权威著作.”

 

(G)       耶稣的“秘密言语”

史特博知道有些自由主义学者(liberal scholars), 其中最著名的是广被报导的‘耶稣研究会’(Jesus Seminar)会员, 认为《多马福音》应该被提高到与传统四福音同等地位. 是不是这部神秘的福音书是当日初期教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最后由于它不受欢迎的教义而被当权派排除在正典之外? 史特博决定针对此事向梅茨格请教.

史: “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文件中的《多马福音》, 声称含有‘耶稣在世时说的密语, 由多马(Didymus Judas Thomas)写了下来.’ 它为什么被教会排斥?”

梅: “《多马福音》的一个科普特文(Coptic)抄本在第5世纪被人发现, 我把它译成英文. 它包含了114条语录, 据说是耶稣说的话, 但是没有任何耶稣的行传, 似乎于公元140年在叙利亚以希腊文写成.在某些例子里, 我认为这部福音书正确地记录了耶稣所说的话, 只有一些轻微的修改.”

史: “请进一步解释.”

梅: “例如在《多马福音》里, 耶稣说, ‘城造在高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这里加了一个形容词‘高’字, 但其余与《马太福音》(太5:14)相似. 还有, 在《多马福音》里, 耶稣说,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我的物当归给我.’(比较 太22:21) 在这里最后一句是加上去的. 可是, 《多马福音》里有些东西和正典的福音书是完全相反的. 例如《多马福音》记载, 耶稣说, ‘劈开木柴, 我在那里, 抬起石头, 你将发现我在那里.’ 这是泛神论(pantheism), 是说耶稣与物质的世界为同一; 也就是说, 耶稣即万物, 万物即耶稣. 这和列入正典的四福音书的任何观念都相反. 《多马福音》以这样的格调结束: ‘让马利亚离开我们, 因为女人不配得到生命,’ 《多马福音》又引证耶稣的话, ‘看, 我要带领她, 使她成为男性, 好使她也成为活的灵魂, 像你们男人一样. 凡将自己变成男性的女人可以进天国.’ 你看, 这可不是我们从列入正典的四福音书中见到的耶稣!”

史: “有人说《多马福音》在一种查禁它的阴谋下, 给大公会议故意排斥. 关于这种控诉, 你有什么意见?”

梅: “那在历史上绝对不正确. 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在第5世纪和以后的岁月所能做的, 只是批准已经为高派、低派教会(即众教会)的基督徒所接受的东西. 说《多马福音》被教会用某项法令排斥, 是不对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多马福音》排斥了它自己! 它未能和早期基督徒认为翔实可靠、关于耶稣的见证谐和一致.”

史: “因而你会不赞成任何人把《多马福音》提高到与四福音书同等的地位?”

梅: “我会极不赞成. 我认为早期教会排斥它, 是一种明智之举. 现在把它提出来, 我认为那无异接受一种不及其他福音书那样有根有据的东西. 你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认为《多马福音》是一部有趣的文献, 但它和泛神论、反对女权言论混杂在一起, 那就真值得让它处于低位、不被完全接纳. 你要明白, 正典的规定并不牵涉教会政治的斗争. 正典毋庸置疑是借着基督信徒的直觉洞见而被分别出来的经卷. 他们(真基督徒)能在约翰福音里听到好牧人清楚的声音(参约10:4-5,27); 在《多马福音》里只能听到耶稣含糊不清、歪曲了的声音, 还加杂了许多别的东西.

“正典宣告时, 只是批准了教会早已普遍决定了的事情. 你要知道, ‘正典是一份权威著作的单子, 而不是一份著作的权威单子’(the canon is a list of authoritative books more than it is an authoritative list of books). 这些正典书卷成为权威, 并非因被教会选中, 每卷书被集拢成新约正典以前已经是广被公认的权威著作. 初期教会只是听取并感觉到这些都是权威著作. 如果现在有人说, 正典是在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作了这样的宣告以后才出现, 那就等于说, ‘让我们请音乐界几个学术权威宣布(著名的音乐家)巴赫(或译“巴哈”, Bach)和贝多芬(Beethoven)的音乐奇妙得很.’ 我会说‘算了吧, 不麻烦你了! 我们在宣布以前就已知道了.’ 我们知道是因我们感觉得出什么是好音乐, 什么不是. 正典也是这样.”

史: . “纵然如此, 有些新约书卷, 例如显著的有《雅各书》、《希伯来书》和《启示录》, 比起别的书卷来, 纳入正典的程序较慢. 我们能因此而对它们产生怀疑吗?”

梅: “在我看来, 这只能证明初期教会有多么谨慎. 他们并非轻率行事, 一看见有谈论耶稣的文献就把它纳入正典. 这一切足以显示教会在仔细斟酌 和详细分析每一卷被认为应纳入正典的文献. 当然,就是在今天, 还有一些叙利亚教会拒绝接受《启示录》, 而这些教会里的人都是基督徒. 从我的观点来看, 我接受《启示录》, 承认它为整本圣经的奇妙部分之一. 我认为他们不接受, 反而使自己沦入贫乏中.”

 

(H)       无与伦比的新约

史特博总结时承认道: “梅茨格的话很有说服力. 关于新约的本文经过这么多世纪是否可靠地保存下来的问题, 至此已没有什么流连不去的疑虑了. 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有位很出色的学者华菲德博士(另译“华菲尔德博士”, Benjamin Warfield), 此人拥有四个博士学位, 教系统神学, 于1921年逝世. 他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把新约本文的目前情况和任何别的古代著作文本相比, 我们必得 … 宣告它出奇地正确. 新约(圣经)给抄写得那样细心, 那种细心必然源于对那圣洁言语的敬仰 … 新约就其实际上流传至今还在使用中的正文而论, 在古代著作之中是无与伦比的.’”

关于纳入新约正典的书卷, 史特博写道: “一般而言, 对新约27卷书中的20卷, 从《马太福音》一直到《腓利门书》, 再加上《彼得前书》、《约翰一书》, 从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争论; 其中自然包括耶稣传记的四福音书. 其余7卷书虽然有一段时间被一些初期教会领袖所质疑, 据贾斯乐和尼克斯(另译“基斯勒和尼克斯”, 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m Nix)说‘最后都给所有教会普遍全部承认了.’ 至于‘伪经’(pseudepigraphia), 耶稣升天后最初几个世纪内不断出现的各种福音书、书信与启示  —  包括尼哥底母、巴拿巴、巴多罗买、安得烈等福音, 保罗致老底嘉人书、司提反启示录等, 它们‘耽于空想, 属于异端邪说 … 整体而言, 既不真实, 也没有价值 … ’; 而且‘没有正统的教父、正典, 或教会会议’认为它们具有权威性, 或者值得纳入新约.”

“事实上我接受梅茨格的挑战,” 史特博继续写道, “读了不少这类书籍. 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审慎、严肃、精确、目击等性质比较起来, 这些书正如早期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斯(或译“优西比乌”, Eusebius)所描写的, ‘完全荒谬亵渎.’ 它们距离耶稣的时代太远了, 迟至第5和第6世纪才写成, 以致不能对我的研究有所贡献. 它们的神秘性使它们没有资格成为可信的历史文献.”

史特博所有的问题获得满意解答之后, 他的重审工作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他很想知道在四福音书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证据(旁证)可证实有关主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 在下一期, 我们将看到他为此飞往俄亥俄, 拜访全国在这方面最知名的一个学者. 史特博结束了这次的访谈. 未离开前, 好奇心驱使他问剩下的一个问题.

史: “几十年的学术研究, 著书立说, 穷追新约经文的细枝末节, 这一切对你的自己的信仰起了什么作用?”

梅: “啊, 看见这些材料能够百折不挠地完整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 各种各样的抄本, 有些非常非常之古老, 它扩大了我个人信仰的基础,”

史: “因此, 学术研究并没有冲淡了你的信仰  —  ”

梅: “刚好相反, 它加强了我的信仰. 我一辈子都在提问题, 钻研经文, 彻底地研究. 我今天满怀信心地知道, 我对主耶稣的信仰是坚定牢靠的. … 非常之牢靠!”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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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约手抄卷的差异和可靠性

叶俊德博士在2005年11月的“真理讲座营”中指出, 新约圣经大概有20,000行, 其中只有40行有问题. 这等于0.5%. 相比之下, 现存抄本最多的古代文献《伊利亚特》(Iliad, 有643本)大概有15,600行, 其中764行有问题. 这等于5%. 至于那0.5%有差异的新约经文, 只有八份之一(0.0625%)的差异是超过文体差别(stylistic difference)或拼写错误(misspelling)之类的差异. 换言之, 八份之七的差异是属于文体差别或拼写错误. 以英文为例的文体差别或拼写错误如下:

a) 抄本1:  Jesus Christ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

b) 抄本2:  Christ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d.

c) 抄本3:  Jesus Christ s the Savior of the whold world.

d) 抄本4:  Jesus Christ is th Savior of the whle world.

e) 抄本5:  Jesus Christ is the Savor of the whole wrld.

字的异体(variants)主要有: 少了一个字母(如抄本1和3)、错误的拼字(如抄本3)、词字次序的颠倒(如抄本2)等等. 由于有多个抄本, 我们能肯定正确的经文是: Jesus Christ (或Christ Jesus) is the Savior of the whole world. 照样, 由于我们具有数量众多的新约抄本, 我们不难重建新约经文的原貌. 此外, 在新约所有的差异(字的异体, variants)中, 只有50个关于字的异体是重要的, 并且没有一个基督信仰的教义是建立在任何备受争议的异体上.[17]

基于丰富的抄本证据, 许多学者如威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艾博特(Ezra Abbott)、罗伯逊(A. T. Robertson)、贾斯乐和尼克斯(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m Nix)都表示能将99%以上的新约经文恢复至原稿的原貌.[18] 那少过1%的经文又如何呢? 会影响基本教义吗? 让我们听一听当今伟大的文本评鉴学家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的评述: “我最后还要再次提醒大家, 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信仰并不建立在一句会引起争论的经文上. 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提及这些经文的错误(异体)和文句上的差异, 必然使人对圣经的内容及文字产生怀疑, 以为圣经是经不起审定的.我们强调圣经内容绝对可信, 实非言过其实, 特别是新约圣经的经文内容尤其可靠. 它除了有多种抄本之外, 又有早期的新约译本及教会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约文字(包括引文), 可以用作勘校的参考资料. 任何一处有问题的经文, 都可以从这些参考资料中找出其正确的原意来, 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却没有这样的优点.”[19]

扎卡赖亚斯博士(Ravi Zacharias)下结论说: “确实地说, 纯粹根据文件(指新约抄本)的数目、事件与文件写成之间的时距, 以及可供证明或反驳之文件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 新约是有最佳证明的古代著作. 实在没有别的古代抄本证据可与这样的文本(指新约抄本)数目和完整性相比.”[20]

 


[1]               编者本人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由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博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识,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布鲁斯·M·梅茨格(Bruce M. Metzger)是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硕士、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硕士与博士. 他也是五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包括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德国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unster)和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Potchefstroom University)等. 他于1974年在剑桥大学克莱霍尔学院(Clare Hal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及1979年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任客座教授(visiting fellow). 目前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他写过不少著作, 特别是讨论新约文本(text)的作品. 他总共写过或编过50种书, 包括《新约的背景、发展与内容》、《新约文本》、《新约的正典》、《希腊文圣经原稿》、《希腊文新约原文注释》、《伪经引介》和《牛津圣经另编》等. 他还与人合编了《新牛津圣经注释 – 附伪经》, 并为新约研究丛书中25卷以上的总编辑. 他也是“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Bible Committee)的主席、圣经文学学社(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国际新约研究学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T. Studies)和北美早期教父学社(North American Patristic Society)的前任会长.

[2]               英文“manuscript”一字源自拉丁文 manus (手, hand)和 scriptus (抄写, written), 意即用手抄写(written by hand). 在未发明印刷机以前, 无论是文学作品或私人书信, 一切文件都是用手抄写的,所以是“manuscript”(手抄卷、手抄本).  早期犹太人通常使用皮卷(leather)来抄圣经. 蒲草纸抄卷(papyrus scrolls)也被用作手抄卷长达 4千年之久. 在接近基督徒时代的开始之时, 卷轴(scroll)形式已开始被“抄本”(codex)形式(即现代书本形式)取代. 主后第4世纪, 蒲草纸大部分被羊皮纸(parchment)取代. 到了12世纪, 中国发明的纸张被阿拉伯人引入西方世界, 成为抄写的主要材料.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 4)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第69-70页.

[3]               当某人抄写错误后, 下一个用此抄本为范本来抄写的人会重复此同样错误, 再加上他可能犯上新的抄写错误, 所以一般而言, 时差越长(时间越久), 流传下去的抄本越多, 抄写上的错误也相应越多; 反之, 时差越短, 抄写上的错误也就越少. 现存的一些新约抄本与原著(圣经原稿)的时间差距只有100至200年以内, 足见其可靠性极高.

[4]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9-8世纪的古希腊吟游盲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5]               现存的荷马所著的《伊里亚德》(Iliad)共有643本, 是除了新约抄本以外最多的古代文献.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94页.

[6]               “蒲草纸”(papyrus, 复数是“papyri”)是以河边的一种芦苇所制成的纸. 埃及的尼罗河边就常布满这类的芦苇, 古埃及人用这种称为“纸草”或“纸莎草”(papyrus)的植物制造纸张. 新约就有许多书信被抄写在“蒲草纸”(papyrus, 或译“纸莎草纸”)上, 被称为“蒲草纸抄本”. 里程指出, 这种盛产于埃及或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可制成纸, 所以又叫纸草, 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 希腊文 biblos)出口.  希腊文 biblos {G:976}意为“书”, 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 英文的“纸”字(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papyrus).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协会(AFC), 2002年增订版), 第33页.

[7]               “贝蒂(比提)圣经草纸”现收藏在英国爱尔兰都柏林(Dublin)的贝蒂博物馆(比提博物馆); 而“伯默蒲草纸抄本II”现收藏于伯默(Bodmer)世界文学图书馆. 有关这两组蒲草纸的抄本, 请参2006年5/6月份, 第64期《家信》的“基要教义: 圣经论(五): 圣经的抄本”.

[8]               “安色尔抄本” (Uncial manuscripts)也称“大楷体抄本”, 是以一种大圆字体(capital letters)写成的手抄卷.

[9]               “小书写体抄本”(Minuscule manuscripts)也称“小楷体抄本”或“小楷抄本”, 是以小楷字母(small letters)写成的手抄卷, 现有超过2,800本以上.

[10]             圣言集(或译“圣句集、经课集”, lectionaries)是基督徒为全年礼拜日(星期天)编辑的新约经句集, 以供教会在崇拜时诵读.

[11]             主词(subject)可指句子中执行或控制某个动词的字; 例如“狗咬人”中的“狗”一词便是主词.

[12]             在希腊文中, 每个词字都有固定的词形变化(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能让人辨认得出它是属于什么词; 例如某字若用作主词(subject), 它就有主词的词形变化, 无论这主词处在句子中的哪一个位置(就算是处在动词之后), 我们都能以它的词形变化认出它是主词, 因而能明白句子的真意. 故此, 梅茨格强调抄本之间的主要差异, 即词字排列次序的差异并不重要, 因它不拦阻读者明白整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13]             贾斯乐(Norman L. Geisler)和布鲁克斯(Ron Brooks)写道: “既有如此多的抄本, 必有许多出入. 有人误以为: 随着岁月, 圣经中窜入200,000个‘错误’(errors), 实际上那些是‘出入’(或作“差异、异文”, variants). 某个字, 甲本(甲抄本)与乙本(乙抄本)不同, 算1次出入, 到甲本与丙本(丙抄本)比对时, 刚才那同样的不同又出现, 再算1次. 因此, 在3,000份抄本中, 只要有1份有一个异文, 则出入共计3,000个. 事实上, 有出入的只有10,000处, 大多都是拼音或是排字顺序的问题. 新约中, 我们无法确定文句原貌的不过40处, 但没有一处对基督信仰的中心教义有任何影响. 请注意: 问题并非我们不知道经文是什么, 而是我们不确定哪一个抄本才是正确的原貌.  我们有100%的新约(新约经文), 其中99.5%我们能确定(即能确定新约原稿的经文是什么字句).”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180页.

[14]             杜克利(David S. Dockery)、马丢斯(Kenneth A. Mathews)和斯隆(Robert B. Sloan)评述道: “虽然新约众多抄本之间肯定有差异, 但没有一个关乎基督信仰的重要教义, 是根据一份可争议的文本(text)来建立的.”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1页.

[15]             Norman L. Geisler and William E.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Chicago: Moody Press, 1980), 第361页.

[16]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请参2006年5/6月份, 第64期《家信》的“辨别是非: 《达文西密码》的骗局!(一)”.

[17]             叶俊德的讲座笔记, “圣经的可靠性”, 第6页.

[18]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Ready with an Answer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7), 第356页.

[19]             麦道卫著, 韩伟译, 《铁证待判》(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年, 第61页.

[20]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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