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在那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当中聚会? (七)

译者注: 作者在上期指出他选择在那被称为“弟兄们”(brethren)[1]的信徒当中聚会, 理由是因为他们遵行圣经中的重要真理 — 所有信徒皆祭司. 本期, 作者将讨论最后一个理由, 即他们按圣经所设立的原则进行福音和宣道的活动.

(文接上期)

(B) 我为何在那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当中聚会之八大理由

(B.8) 理由(八): 因为他们的福音活动是由神话语中设立的原则所支配

(B.8.1) 本地与海外宣道的工人

从那被称为“弟兄们”(brethren)的召会中, 超过千名信徒已到海外的宣道禾场传扬福音, 单单仰望主供应他们的需用. 尚有更多信徒在自己的国家为主劳碌, 在福音鲜少或没有被清楚传开的地方, 以及合乎圣经的聚会原则没被教导或实践之处, 开始新的聚会. 除了那些全时间事奉主的工人之外, 有一大群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余暇时传扬福音、分发福音单张、探访病人和教导神的话语.[有关这方面的福音和宣道事工, 请参附录(一): 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之福音与宣道事工]

这一大群人与其他主的工人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是部分时间的(part-time)事奉主, 而后者则是全时间在相同的禾场(harvest field)事奉主. 当他们任何人被安排传扬福音, 你肯定能清楚听到有关人的需要和神的救法, 以及那完备与白白可得的救恩 — 借着信靠基督在十架完成的工作, 接受他为救主, 承认他为生命的主, 便可得救(罗10:9-10).

(B.8.2) 传福音者的自由

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你能够肯定一点: 在这些被称为“弟兄们”的基督徒群体中, 你会听到他们宣扬合乎圣经 — 尊荣神和荣耀基督 — 的福音. 他们预备去到任何地方, 只要他们能带着整本圣经, 有自由地宣讲神的旨意. 无论去到何处, 他们放胆传扬福音, 不看人的情面, 只为讨神的喜悦. 唯有永恒会显明无数人因着他们所传的福音而看清自己的需要, 承认本身是罪人而信靠救主, 得着永生.

当然, 有关事奉的领域和方法, 每一个主的仆人只对自己的主人负责(罗14:4). 虽然他应该欢迎敬虔弟兄们的忠告, 他却不该受人的支配, 因他是“基督的仆人”, 而非人的仆人(加1:10). 有迹象显示, 越来越多的召会有主的仆人单单靠主出去传道与事奉, 并强有力地证实神在多年前所设立的聚会与事奉原则在今日仍是管用的,[2] 只要神的子民愿意降服在圣经的权威下, 让主在召会中得着那本属于他的地位 — 召会的头; 这召会是他的身体.

(B.8.3) 遵照圣经秩序的召会能让神所赐的恩赐得以发展

在这合乎圣经的根基上建造, 依循合乎圣经的聚会原则, 那些加入召会的信徒便有自由发展他们的恩赐, 并在他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3:18). “一人事奉”(one-man ministry)倾向抑制甚至消灭恩赐的发展, 而狭隘的教派主义(sectarianism)和不合圣经的原则亦是如此.

我的朋友曾与一位在宗派当中非常著名的圣经教师谈话. 在交谈中我的朋友问他为何在那被称为“弟兄们”的召会当中, 一般的年青基督徒能对圣经的伟大教义有清楚的认识, 能给它们合乎圣经的定义和清楚的解释, 而一般在宗派里的年青基督徒却不能. 那位可敬的神学博士赞同我的朋友所言, 却无法解释这个事实的因由. 我的朋友指出, 原因是那些依循圣经方法聚集的人, 就能照圣经的原则运作, 并塑造合乎圣经的气氛, 让神所赐的才能(ability, 指恩赐)得以受到承认、操练和发展.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另一场合中, 一位年长的神职人员(或称“圣职人员”, clergyman), 一个真实与虔诚的基督徒, 前来参加擘饼聚会. 当饼被擘开、杯被传递后, 他站起来, 其中一样他所说的是: “弟兄们, 要珍惜你们能如此聚会的自由, 别让任何人把你们挟制在宗派的轭下(ecclesiastical bondage).” 当我愈研读和查考圣经, 我愈想望留在那些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当中; 当我愈明白宗派, 愈与它们当中的人交往, 我愈看清那些被称为“弟兄们”的地位是合乎圣经的, 并且感谢神, 在他的恩典中, 把我领到他们的聚会当中.

作为基督徒群体, 我们坦白承认在许多方面有失败之处, 并为我们当中所显露的肉体行为而深感悲叹哀泣, 因这些事已令圣灵担忧, 羞辱了我们主的见证.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常对那些不与我们持相同看法的弟兄们缺乏爱心; 可是, 在这一切的失败中, 那些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依然谦卑与始终如一地寻求实践新约圣经所教导的聚会原则. 他们寻求单单聚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并以神话语为信仰与实践的唯一权威. 正因此故, 我不愿到别的地方, 只愿留在他们中间.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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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之福音与宣道事工

(A) 引言

教会历史学家奥尔博士(Dr. J. Edwin Orr)在所著的《万国之光》(The Light of the Nations, 1965)第94页中, 以一个“外人”的观点论到弟兄会(Brethren, 即奉主名聚会的信徒)的历史时说: “他们不只忠于那启发首个聚会的观念, 还完全忠于他们那意义深远的福音与宣道活动. 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他们的人数力量, 甚至大大影响了圣公会里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arty), 以及很多宗派里的教派. … 在实际的事物上, 基督徒弟兄会(the Christian Brethren)无疑地在福音事业、传道、复兴、宣道和慈善方面积极合作. 他们在教义上一致地保有福音派的立场.”[3]

(B) 传扬福音的事工

福音月刊《报信者》(Messenger)的主编, 也是奉主名聚会的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其所著的《我们的遗产》(Our Heritage)一书中, 叙述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所做的一些福音事工. 以下引述几个例证:

(1) 亨利·慕尔豪(Henry Moorhouse, 1840-1880): 慕尔豪于1861年在理查·韦弗(Richard Weaver)的传道下信主得救后, 便热心宣传福音. 他曾横渡大西洋(Atlantic), 并在芝加哥(Chicago)慕迪(D.L. Moody, 1837-1899)[4]所牧养的教会中, 一星期连续七晚都以约翰福音3章16节来传福音. 慕尔豪那次的传道深深感动慕迪, 使他日后成为最伟大的传福音者之一![5]

(2) 亚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 马歇尔是“早期弟兄们”的第二代, 是那些活着进入20世纪的弟兄们之一. 他于1876年被推荐为全时间事奉主的传福音者(evangelist). 在接下去的年日, 他走遍英国各岛传扬福音, 并横渡大西洋超过30次来宣扬救恩的好消息. 他的传道在那里满有功效, 甚至在加拿大至少有一地区的召会信徒被人称为“马歇尔派的信徒”(Marshallites).[6]

上述这些人不仅以口舌传扬福音, 也以文笔写下福音. 库珀(R. W. Cooper)称亚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为“福音单张大王”(the prince of tract writers, 直译为“单张作家之王”). 特别是他所著的《神拯救之道》(God’s Way of Salvation)已被译成几种语文出版, 销路已破百万大关. 就算是他的墓碑也继续传扬福音, 因这立于普雷斯威克坟场(Prestwick Cemetery)的墓碑上铭刻着完整的约翰福音3章16节. 不但如此, 他在普雷斯威克(Prestwick)的住家也按其遗嘱改为宣道士之家(missionary home).[7]

(3) 威廉·肖(William Shaw): 威廉·肖(肖氏)是另一个相同的例子, 虽说他事奉的地区不像马歇尔那么广泛. 在(苏格兰)埃尔郡福音营(Ayrshire Gospel Tent)的事工上, 他们两人都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此外, 只有那些不断阅读每周或每月杂志事工报告的人, 方能晓得这种文字事工的任务是何其辛劳繁重. 但自1886年起, 梅波尔(Maybole)的肖氏(Willie Shaw, 即William Shaw)[8]几乎单靠自己一人的手, 连续不断地为信徒出版一本杂志和一篇福音文章, 他还一手包办分发的工作.

(4) 约翰·理祈(John Ritchie): 在同一个地区, 还有另一位为神劳苦的同期弟兄, 即理祈弟兄. 除了执行全国性的事奉, 他还编辑了一本名为《信徒杂志》(The Believer’s Magazine)的期刊. 此外, 他还编辑了数本刊物, 一本特为主的工人、两份每月福音文章、两份每月孩童读物等. 他也创办了约翰·理祈有限公司(John Ritchie Ltd), 出版基督徒的书籍. 近期一位管理这间出版社的总经理描述一驾载书的两轮手推车(book barrow), 据说当年的约翰·理祈和斯坦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常用它来装运书籍, 从柯尔库布里(Kirkcudbright)推到威克(Wick)[9]去进行书刊贩卖.[10]

(5) 彼得·海德(Peter Hynd): 另一位英国的刚强忠心之士, 是特隆(Troon)的海德. 他的女婿如此形容他年轻时传福音的热诚: “身体健壮的他把自己的少壮之年用在辛苦劳累的福音工作上. 有时甚至一星期三个晚上, 他与另一位帮助唱诗的唯一同伴, 在做完一天的劳苦工作后, 还前往4至5英里的村庄去传福音. 他站在村庄街道的中间, 以清楚、响亮和动听的声音, 高声宣扬福音, 恳求人悔改归向基督.” 这点是否解释了为什么单在英国, 奉主名的召会就有超过40个.

(6) 杰斯·李司(Jas. Lees): 我们也能在(苏格兰)拉纳克郡(Lanarkshire)看见同样的精神. 一段有关已故的李司未去欧洲以前的工作记述, 透露了他的故事. 身为伯恩班克召会(Burnbank Assembly)的20位创始人之一, “他对福音工作立刻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兴趣, 并与别的信徒到四围的村庄传福音.”他捉紧每个机会, 一有时间就传福音. 某次, 他看还有1小时的时间, 就对唐纳德森先生(Mr. Donaldson, Senior)说: “我们到斯普林威尔斯(Springwells)传讲几句有关福音的话如何?” 结果便在那里举行一个福音聚会. 他惯于到伯恩班克十字路口(Burnbank Cross), 手中拿着一包包的福音单张, 向他的邻居和工人说道: “来啊! 来啊! … 请来参加福音聚会.”夏天时, 他在露天进行聚会, 冬天时, 聚会则在厨房进行. 他自年少时就非常喜欢, 且常用于祷告中的经节是“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创30:1, 编者注: 这里所说的孩子是指“属灵的孩子”, 即借着福音所生的孩子, 参提前1:2; 多1:4).

我们从上文发现一事, 这些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积极地在自己国家四处传扬福音. 他们到各处选择有利的地方, 作为露天聚会(open-air meetings)的固定聚会地点. 各地召会在各自的地方联手, 同心举办夏令福音营(summer Gospel Tent). 福音运动(gospel campaigns)如火如荼地进行, 有的甚至每晚都进行长达数星期之久, 正如他们在1859-1861年的黄金年代所做的一般. 借着这些方式, 福音兴旺起来, 攻破了仇敌坚固的营垒(参林后10:4), 叫多人悔改归主.

(C) 海外宣道的事工

(C.1) 海外宣道的先锋

奉主名聚会的运动普遍上被认为是在1820年代开始. 当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11]首次与一小群在都柏林(Dublin)聚集的单纯基督徒有交通时, 他便望见宣道的禾场(mission field). 他和这群早期的弟兄们(early brethren)迫切渴望遵行圣经的教导, 遵照保罗的教义, 效法保罗传福音的热诚和方式. 事实上, 保罗并没把在家乡宣道和国外(海外)宣道加以区分, 因他传给人的信息, 无论在何处, 都是一样的. 因此, 对早期弟兄们而言, 世界各地都是他们宣道的禾场.

葛若弗斯可说是弟兄们当中第一位海外宣道士. 他本是圣公会的会友, 在英格兰的埃克塞特(Exeter)执行收入可观的牙医行业, 但他感到神的呼召, 要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宣道. 1827年, 当他去到都柏林, 要在那里的三一神学院进修神学以装备自己时, 他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弟兄, 并借着查经发现了许多有关召会的真理, 他们便归回合乎圣经的聚会和事奉原则. 宣道之火在葛若弗斯的心中不断燃烧, 结果在1829年, 由葛若弗斯一家和几位信徒组成的第一个宣道队伍, 便朝着巴格达出发了. 以世人的观点, 这个宣道旅程是个疯狂的冒险. 葛若弗斯没有从英国那里获得任何支持的保证. 他的私人财产只够支付工作的基本费用, 从那时起, 他只把他所需用的告诉主. 然而, 信实的主透过各种方式, 使他们的需用都获得充足的供应.

从日记中, 我们得知一些从列宁格勒(Leningrad, 苏联西北部港市)到巴格达的艰苦旅程. 这险峻路程达6个月之久. 抵达目的地不久后, 巴格达几乎被瘟疫、洪水和战争消灭 — 全国人口8万5千人中死了6万人, 包括葛若弗斯夫人(Mrs. Groves). 他们当年在这穆斯林国家所遭遇的, 与今日的情况同样是千辛万苦, 阻挠重重. 有些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信主得救, 可是总括而言, 虽在诸多灾祸的提醒下, 穆罕默德教徒(Mohammedans, 即“伊斯兰教徒”)普遍上对福音无动于衷. 结果, 这个宣道队伍的幸存者在神的带领下转向印度. 他们抵达印度后, 福音的种子在那地生根成长, 并延续至今.

在宣道的事上, 无人可低估葛若弗斯的重要性. 一般从事这类宣道事工的方法, 是组织一个委员会(committee), 来照顾和供应那些投入宣道事工的信徒的日常需用. 但葛若弗斯并非如此. 他单单仰望主一者的支持与供应. 因此, 经过这许多黑暗的世纪之后, 初期召会时代使徒们的做法重新恢复过来(指主的仆人单单仰望主的供应, 靠信心度日, 而非倚靠固定的薪水, 译者按). “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叁7).

这一小群由葛若弗斯带领到巴格达, 然后到印度的宣道队伍, 只是过后将临的大军之先锋部队. 从那时起, 至到如今(即这100多年来), 奉主名聚集的新约召会已有大约5千位弟兄姐妹, 到海外各地宣传福音事奉主. 一位脱离主义者(secessionist, 通常指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为这缘故赞扬道: “毋庸置疑, 他们在宣道禾场上尽最大力量. 他们以坚定不移、无畏无惧、全然奉献的态度, 踏入世界各地, 且往往在无前人进入之地作拓荒(pioneering)[12]的工作. 他们当中的勇士在此找到他们为主进取和冒险的出路, 执行宣扬福音的重任, 正如他们的主所吩咐的. 他们当中到海外宣道的人数众多, 以宣道士与会友之间的比例而言, 他们的数目多过几乎任何一个别的基督徒组织或宗派.”

(C.2) 海外宣道的壮士

基于有限的篇幅, 我们只能简短地列举一些海外的宣道壮士名单. 他们的事迹记载于“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所出版的《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13] 有兴趣者可阅读此书(请参阅下文列出的相关书页; 此书简称“Turning”).

(1) 印度的比尔夫妇(the Beers)和鲍登夫妇(the Bowdens): 葛若弗斯(A. N. Groves)第二次到印度的宣道旅程是由另一小队的宣道士组成, 包括比尔夫妇(the Beers)和鲍登夫妇(the Bowdens), 他们在印度给予急难时的援助. 鲍登(Bowden)的五代儿孙都在印度事奉神. 比尔(George Beer)和鲍登(William Bowden)皆是在英格兰的班斯泰甫(Barnstaple)聚会的信徒. 他们两人连同妻子于1836年前往印度宣道. 他们到了没有任何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ies)愿意拓荒的哥达瓦里三角洲(Godavari Delta), 因为此地非常偏远, 同时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坚固堡垒. 他们在这三角洲最大的城市 — 帕拉可尔(Palakol)刻苦宣道6年之后, 终于看见了第一个人(印度妇女)悔改信主, 接着又有多人信主、受浸, 开始了当地的第一个召会. 鲍登(William Bowden)于1876离世, 他的儿子埃德温·鲍登(Edwin S. Bowden)接续他的事工(1876-1924).[参 Turning, 第91-98页]

(2) 非洲的阿诺特(S. Arnot)和克劳福德(D. Crawford): 拓荒者斯坦利·阿诺特(F. Stanley Arnot, 1858-1914)于1881年前往非洲宣道33年, 横越3万哩路程. 阿诺特在孩童时期就受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4]所影响. 他于1881年出发, 到非洲开拓新路, 使非洲成为弟兄们现今特别喜爱的宣道禾场. 多年以来, 已有超过700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姐妹到非洲的宣道禾场. 至于另一位到非洲拓荒的宣道士克劳福德(Dan Crawford, 1869-1926), 他成功将整本圣经翻译成非洲的土语. 阿诺特和克劳福德有资格被称为“探险者”(explorers), 完成了李文斯顿未完的工作. 他们两人也获得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给予的荣誉. 从托尼·劳门(Tony Lawman)所著的书《从恶者手中》(From the Hands of the Wicked), 我们得知阿诺特对暴君米斯迪(Msidi)深具支配性的影响力.[参 Turning, 第363-374, 379-380, 388-390页]

(3) 非洲的科博(J. Cobbe)、威尔逊(J. Wilson)和安德森(J. Anderson): 我们可看出在奉主名聚集的众召会中, 许多青年信徒的爱主心志被这些人如火般地挑旺起来, 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和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中非洲(Central Africa)宣道. 年轻的约翰·科博(John Cobbe)于1896年抵达非洲, 并告诉克劳福德(Dan Crawford)他是来还债的(指“福音的债”, 罗1:14). 他在那里只活了两年, 他不过是好多位死于中非洲炎热气候的宣道士之一. 此外, 据说有1千1百人出席在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的送别会, 以祝前往宣道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15]和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16]一路平安. 但由于在非洲的气候不适于居住, 前者在那里只活了1年多. 无论如何, 这些宣道士们的工作仍旧继续, 阿诺特(Arnot)宣称这些受藐视的弟兄们在非洲那里建立了坚固的召会.[参 Turning, 第391, 624页]

(4) 厄瓜多尔的利奥特(J. Elliot)、麦卡利(Ed McCully)和弗莱明(P. Fleming): 伊利奥特(Jim Elliot), 麦卡利(Ed McCully)和弗莱明(Peter Fleming)于1956年, 抵达厄瓜多尔(Ecuador/Equador),[17] 进到那称为“奥苛撕”(Aucas, 或称“华欧拉尼”, Huaorani / Waorani)的印第安族那里, 要传福音给这群残暴的土人. 但在那年1月8日, 他们受到大约10个奥苛撕族的土人所攻击, 死在他们的长矛之下. 然而, 他们的殉道却激励更多的宣道士前往厄瓜多尔, 建立了更多的教会, 兴旺了福音的工作.[18][参 Turning, 第213-214页]

(5) 中国的金汉夫妇(the Kinghams): 金汉夫妇(the Kinghams)是前往中国传福音的宣道士(1894-1906). 1906年, 金汉(H. C. Kingham)与他的妻子和他们6岁的女儿(Gracie)在南昌(Nanchang)被暴民活活打死. 他们的殉道激励了英国许多的召会, 使之更大力支持中国的宣道事工. 在1913年成立的“格雷西·金汉纪念学校”(Gracie Kingham Memorial School)就是为纪念他们的牺牲而设立的.[参 Turning, 第42, 508-509页]

(6) 苏联的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和贝德克尔医生(Dr. Baedeker): 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于1874年成为第一位把福音传给苏联贵族的英国传道人. 他对苏联宣道工作极具影响. 索妃雅·李文公主(Princess Sofia Lieven)指出, 透过拉斯多勋爵的讲道事奉, 信徒们恒切祷告, 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参 Turning, 第353-354页]. 至于贝德克尔医生(Dr. Baedeker), 他在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的带领下于1866年悔改信主, 并从1877年开始广泛的事奉, 在东欧和中欧, 特别是苏联, 结出许多果子. 他在苏联各地(包括西伯利亚, Siberia)从事监狱传福音的事工长达18年之久.[参 Turning, 第354页]

(7) 意大利的圭加迪尼伯爵(Count P. Guicciardini)和罗塞蒂(T. P. Rossetti): 意大利(Italy)的圭加迪尼伯爵(Count Piero Guicciardini)本是天主教徒, 但借着阅读圣经而信主得救. 1851年, 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福音派的聚会(evangelical meetings). 圭加迪尼伯爵和其他5位信徒因被警察发现他们在家中聚集阅读约翰福音15章而被逮捕, 关入监狱. 他较后被逼离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 他在那里与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享有美好交通. 当局势缓和之后, 他于1854年回到意大利, 并积极传扬福音, 多人因此悔改得救.[参 Turning, 第341-343页]. 至于罗塞蒂(T. P. Rossetti), 他是闻名诗人加布里埃尔·罗塞蒂(Gabriel Rossetti)的侄儿, 他在信主前因着政治斗争而被逼离开意大利前往英格兰. 他在那里教意大利文, 也遇到了圭加迪尼伯爵(Count Guicciardini), 并通过与他的一位学生一起读经而信主得救, 然后参与奉主名的聚会. 他于1857年回到意大利, 与圭加迪尼伯爵和其他弟兄四处宣传福音, 建立地方的召会. 他于1870年出版月刊来教导神的道, 也写了数本圣经注释书.[参 Turning, 第342-344页]

(8) 法罗群岛的斯隆(W. Sloan): 苏格兰的斯隆(W. Sloan)于1876年蒙召, 前往北大西洋的法罗群岛(Faroe or Faeroe Islands)执行拓荒的宣道事工. 当他于1914年离世时, 这本无召会的群岛上已有6个召会.[参 Turning, 第532, 562页]

(9) 冰岛的古克(A. Gook): 古克(Arthur Gook)前往近北极圈的冰岛(Iceland)作拓荒的宣道事工(1905-1957). 他尝试在冰岛上用广播传福音长达3个月, 是第一个尝试在冰岛上设立广播系统的人.[参 Turning, 第537-538, 587, 632页]

(10) 圭亚那的司特隆(L. Strong): 司特隆(Leonard Strong)于1826年到属于英国的圭亚那(British Guiana, 位于南美洲北部), 成为圣公会的教区长(Rector). 因着研读圣经和发现召会的真理, 他于1837年弃绝神职人员的身分, 按圣经奉主名聚会, 神也赐福予他那里的聚会, 根据记载, 他的聚会常有多达2000人参加.[参 Turning, 第25, 242页]

(11) 亚买加的威尔狄史(Harold Wildish): 威尔狄史(Harold Wildish)是其中一位到亚买加(Jamaica, 拉丁美洲岛国)传道的宣道士(在1929年左右). 他与其他宣道士积极进行“帐篷福音聚会”(tent meeting), 许多人信主得救, 以致在亚买加的马腊拿塔堂(Maranatha Hall)有多达700位在交通里的信徒.[参 Turning, 第159页]

(12) 阿根廷的尤文(J. H. L. Ewen): 尤文(J. H. L. Ewen)是第一个到阿根廷(Argentina, 南美洲中南部国家)宣道的奉主名聚会弟兄. 他于1882年抵达阿根廷首都 — 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他的榜样和报告鼓励了其他信徒加入南美洲的宣道事工.[参 Turning, 第199, 224, 235页]

(13) 玻利维亚的克利福德(J. Clifford):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是在南美洲事奉的宣道士. 他于1895年在玻利维亚(Bolivia, 南美洲西部国家)开始拓荒的工作. 他也于1898年到阿根廷西北部城市图库曼(Tucuman)作宣道的工作长达数年, 带领不少人归主. [参 Turning, 第203, 224, 224页]

(14) 巴西的布尔(A. C. Bull): 布尔(A. C. Bull)于1937年从纽西兰(或译“新西兰”, New Zealand)前往南美洲巴西(Brazil)的琼科(Junco), 并在那里宣道13年, 建立了6个召会. [参 Turning, 第238页]

(15) 特拉尼达岛的帕特森(Wm. J. Paterson): 帕特森(Wm. J. Paterson)是在拉丁美洲岛国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事奉的宣道士(1937-1950).[参 Turning, 第183页]

(16) 马来亚的卓曼(John Chapman): 布里斯多(Bristol)的约翰·卓曼(John Chapman)[19]于1859年底到达新加坡(Singapore), 并于1860年抵达马来亚(Malaya)的槟城(Penang), 开始了福音与宣道的工作. 他于1868年离开前往澳洲的墨尔本(Melbourne), 由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acDonald)接续宣道的事工.[20]

(D) 结语

奉主名聚会的安德森(James Anderson)贴切总结道: “我们所能述说的, 还不到实际情况的一半, 也无法在有限的今生述尽. 这一切唯有等到永恒时, 方能尽晓. 由此可见, 我们所拥有的遗产, 是何等的高尚尊贵, 值得我们去保留与维持. 现今任何时刻, 我们有大约1,100至1,200位宣道士在世界各地的禾场上事奉主, 这还不包括许多在本国家乡事奉神的宣道士(单在英国就有130位左右). 恳求神帮助我们支持他们, 珍惜这高尚的遗产, 维持这宣道的传统, 直到主来.”[21]

[1] 译者注: 吉布斯(Alfred P. Gibbs)在此书中采用小写的“brethren”而非大写的“Brethren”, 这点意义深长. 大写的“Brethren”是专有名词, 专指“弟兄会”, 即一般人所认为基督教中的“教派”或“宗派”之一, 而小写的“brethren”则是普通名词, 指圣经中用以称呼所有信徒的“弟兄们”(罗12:1). 吉布斯特意采用小写的“brethren”, 为要避免人误以为本书所论的奉主名聚会也是属于教派之一, 正如他所说: “此书所采用的‘brethren’(弟兄们)不该被误以为是一个教派的名称, 因而把某些信徒与其他基督徒分别出来. ‘brethren’(弟兄们)这称呼是指所有真实的信徒(all genuine believers), 不管他们身在何处, 或不论他们以任何其他的名自称.”[见Alfred P. Gibbs, Why I Meet among Those Known as Brethren (or Scriptural Principles of Gathering)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35), 第10页]. 有鉴于此, 译者将书中的“brethren”一词按圣经译法译作“弟兄们”, 而不译作有教派色彩的“弟兄会”.

[2] 译者注: 但译者也必须承认, 经过数十年以后的今天, 在马来西亚已有不少奉主名的聚会开始放弃最初的原则, 效法一般宗派的做法, 以“固定薪水的制度”取代“单靠信心仰望神供应”的生活方式. 译者深愿那些支持固定薪金制的弟兄姐妹重新思考这个最初的原则, 并效法早期的弟兄们, 归回圣经最初的事奉原则与样式; 作为主的仆人, 当勇敢踏出信心的一步; 作为信徒的, 也不可忘记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感动, 在祷告和经济上大力支持主的仆人. 此外, 译者也知道今日在英国、美国、澳洲、香港、中国和许多别的国家, 还有很多主的仆人是“靠信心过活”的,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 译者为着他们的信心和见证诚心感谢神.

[3] Ian McDowell, A Brief History of the“Brethren” (Sydney: Victory Books, 1968), 第56页.

[4] 有关慕迪(D.L. Moody, 1837-1899), 请参 2003年3月份, 第40期《家信》的“浪子回头: 基督的爱需要回应 — 德怀特·慕迪”.

[5] 有关亨利·慕尔豪(Henry Moorhouse, 1840-1880), 请参 2001年6月份, 第19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亨利·慕尔豪”.

[6] “马歇尔派信徒”(Marshallites)这称号并非是马歇尔或这召会的信徒自取的, 而是外人给他们挂上的称呼.

[7] 有关亚历山大·马歇尔(Alexander Marshall, 1846-1928)这位加拿大拓荒者的生平, 请参2004年3/4月份, 第51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亚历山大·马歇尔”.

[8] “Willie”(威利)是“William”(威廉)的昵称, 亦作“Willy”.

[9] 柯尔库布里(Kirkcudbright)是在英国苏格兰的南部城市, 威克(Wick)则在苏格兰的北部, 路程甚远.

[10] 约翰·理祈(John Ritchie, 1853-1930)是奉主名聚会中一位令人敬佩的圣经教师.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2001年2月份, 第15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约翰·理祈”.

[11]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是第一个恢复初期召会所实践的“信心宣道”(faith mission)的宣道士. 有关他的生平, 请参 2000年10月份, 第11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安东尼·葛若弗斯”.

[12] 有者把“pioneer”一词译作“开荒者”, 但标准的词典将之译作“开拓者、拓荒者”(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词典组”所编的《汉英词典》, 第544和1030页), 所以《家信》采用“开拓者”或“拓荒者”.

[13]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此书还简述了数千位奉主名聚会的海外宣道士. 他们在超过百多个不同的国家中事奉神. “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也出版另一著作 — 《叫世人知道》(That the World May Know, 注: 此书名取自约17:23: “叫世人知道你[父神]差了我[基督]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基督徒]如同爱我一样”). 这套10册的著作详细地记述更多有关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在海外的宣道事工, 有兴趣者请参阅此书,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10 vol.)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86): 第1册: 中东(Middle East); 第2册: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第3册: 印度(India); 第4册: 穆斯林世界(Muslim World); 第5册: 远东(Far East); 第6册: 非洲(Africa); 第7册: 亚洲(Asia); 第8册: 西欧(West Europe); 第9册: 东欧(Eastern Europe); 第10册: 海岛(Islands of the Sea).

[14] 李文斯顿(另译“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是苏格兰宣道士, 深入非洲腹地从事宣道和地理考察活动长达30年, 发现恩加米湖(1849年), 勘察赞比西河地区(1855年), 发现维多利亚瀑布, 著有《南非考察和传道旅行》等. 有关李文斯顿的事迹, 请参2004年5/6月份至2005年5/6月份, 第52至58期《家信》的“云彩见证: 开拓非洲三万哩 — 李文斯顿”.

[15] 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 Scotland)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于1898年4月18日离开伦敦前往非洲宣道, 但他于1899年5月4日死于非洲的罗安扎(Luanza).

[16] 这里所说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并非指《我们的遗产》(our Heritage)一书的作者、埃尔技术学院(Ayr Technical College)的局长及福音月刊《报信者》(Messenger)的主编 —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 而是指19世纪到非洲宣道(1898-1901)的詹姆斯·A·安德森(James A. Anderson). 后者先到中非, 过后再到南非传道.

[17] 厄瓜多尔于1830年独立, 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实行民主制度的政体.

[18] 有关厄瓜多尔殉道者(the Equador/Ecuador martyrs), 请参2004年5/6月份, 第52期《家信》的“殉道火窑: 这人不是傻瓜!”.

[19] 读者切莫混淆, 此人并非那位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罗伯特·卓曼(Robert Cleaver Chapman, 1803-1902).

[20] Koh Gim-Lam, Michael Fun Mun-Sek & Ng Tieh-Chuan, My Church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Sdn. Bhd., 2001), 第20-24页.

[21] 此附录主要参考/改编自 James Anderson, Our Heritage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71), 第13-16, 32-34页. 但“海外宣道的壮士”(C.2)的资料主要摘自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