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

(A) 黑暗笼罩的世代

在18世纪末期, 英国的社会和信仰光景非常黑暗. 虽有一丝复兴布道的光线, 但普遍上黑暗仍然笼罩整个世代. 题起当时的牧师, 有者这样说: “他们并不小心地按时供应生命的粮食给他们的羊群吃, 他们所传的道, 至多不过是一种属肉体、麻醉灵魂的伦理.” 又有人论到一个典型的牧师: “… 牧师并不关心教区居民的灵魂, 他反而觉得和居民谈论是浪费时间. … 牧师并非当时所称谓的热心人. 他既不辛苦, 又不舍己, 也不多多行善.” 又有一位著名的作者总结地说: “无可疑问的, 礼拜堂和礼拜, 都带着一种冰冷的漠然空气.”

就算是不跟从英国国教(即圣公会[Anglican], 或称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个别教会团体中, 当时的光景也充满了冷酷的排外态度, 几乎等于法利赛派, 高挂礼仪或形式主义. 他们的盼望只寄托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 而非人心灵上的更新. 但在每一个世代, 无论人心或环境如何黑暗, 神都有他自己的发言人. 就在整个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普遍处在黑暗之际, 神兴起了一群人, 借着查考圣经, 重新发现了那既高贵又荣耀的召会 — 基督的身体 — 的许多宝贵真理. 其中蒙神所重要、最杰出的一位, 便是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

(B) 才智超凡的律师

约翰·达秘于1800年11月18日, 生于英格兰伦敦的威斯敏斯德(9, Great George Street, Westminster). 达秘是在威斯敏斯德学校(Westminster Public School)接受早年的教育. 那些年日, 达秘的表现平淡无奇. 1815年7月13日, 他进入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攻读. 他进步神速, 19岁就获得文学士的荣誉学位, 而且名列前茅. 他以3年时间攻读法律, 并在22岁时, 于1822年1月便荣获资格作爱尔兰律师公会的会员.

当时英国的法律界相当混乱. 因此达秘的姐夫彭法特(Edward Pennefather)[即后来任爱尔兰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不只希望达秘以他超凡的才智, 升到法律界最高的地位, 更期望达秘以他敏锐而善于归纳的天才, 来整顿当时法律界的混乱情况. 然而, 前途光明的达秘, 并未实在执行律师业务. 因为自18岁起, 他就特别关心属灵的事. 心中的天良开始对律师业务产生异议, 深怕自己陷落在这行业的各种试探中, 失去对神的忠诚. 过了7年的内心挣扎(1818年-1825年), 他终于完全放弃从事律师业务的意愿. 这件事使他父亲非常恼怒, 也使许多朋友十分失望. 其中失望最深的, 恐怕是他的姐夫彭法特法官. 可是达秘心意已定, 他用轻快的心情舍弃一切, 专志跟从主.

(C) 勤恳事奉的牧师

达秘欢然地舍弃律师的业务后, 便盼望和努力成为一位牧师, 来事奉神. 1825年8月7日, 达秘在拉福教堂(Raphoe Cathedral)被彼撤主教(Bishop William Bissett)按立为爱尔兰教会的执事(Deacon Order). 不久, 他被派到爱尔兰东部的威克罗州(County Wicklow)的山区, 即喀拉里(Calary)教区作副牧师.

在这大而分散的教区内, 达秘安心地住在一所建在沼地上的农民屋内, 全心履行牧师应尽的各种职务. 由于他忠诚恳切地执行职务, 严格不偏地实行教规, 他很快便获得了贫寒百姓的欢心和信任. 他十分同情百姓的遭遇, 体贴他们的软弱. 他把礼拜堂的财产捐作开办学校和慈善事业之用. 几乎每晚他都到农民的家里, 用圣经来教导和造就他们. 他的足迹遍及整个分散的教区. 他劳苦事奉, 难得有一夜在12时以前回到自己的茅庐. 在他一年副牧师的任期内, 整个教区都受到他良好的照顾和影响.

在充满各种活动和忙碌下, 达秘1年的任期过去了. 他便离开进城, 于1926年2月19日, 从米其大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Magee)接受牧师的职份, 使达秘有资格可以执行牧师的全部任务. 他忠诚殷勤的事奉, 并卓越出众的才华, 很快便获得英国国教(即圣公会)的赞赏. 甚至有人认为, 这位年轻的牧师, 就是英国国教的未来大主教, 前途实为无量. 然而, 他所爱的主, 在他身上有更美好的旨意和计划.

(D) 召会真理的寻见

(D.1) 教会体制的重思

自从被按立受职任牧师之日开始, 达秘就关心并怀疑英国国教的地位问题. “英国教会(圣公会)是否就是神在英国的教会? 国教的存在和它的制度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 圣灵时不时使这些疑问浮现在他脑海中. 可是因着忙于事奉, 特别是努力于当时所谓“国内布道”的工作, 这些酝酿的思想便局部地被窒息了.

撒但常用“忙碌”来阻挡并消灭神在人心中的声音. 但神自有方法唤醒人心. 如同卫斯理(John Wesley)一般, 达秘时常骑马巡视他的教区. 1827年10月, 达秘在旅途中, 他的马儿受惊, 晕头转向, 把他剧烈地掷在一扇门板上, 使他严重受伤. 他因此必须往都柏林(Dublin)就医, 在他姐夫家里逗留3个多月. 在这段休养期间, 圣灵使那些有关英国国教和他自己牧师地位的问题, 又重新强而有力地回到他的脑海中. 当时, 达秘被迫闲居家内, 所以有充分时间, 可以彻底研读圣经来查考这些问题.

他在较后如此见证说: “在我孤独之时, 矛盾的思想加增;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圣经的话语完全得着了优势. 我一直承认这是神的话语. 仔细阅读使徒行传, 给了我一幅初期召会真实的图景; 使我深深觉得那里的情形和教会(指英国国教, 编者按)今日的实际光景大不相同.”

过后, 有人问他为何离开英国教会, 他友善并坚决地回答道: “在圣经里, 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叫作国教. … 我说英国国教的宪章是属世的, 因为国教的期望, 是寄托在宪章中; 她所夸耀的不是圣徒, 乃是人民. 凡说英国教会乃是圣徒的聚合之人, 这人若不是怪人, 就是蛮横之士. 根据英国国教的规则, 凡是教区的居民都得参加国教.”

他接着道出他离开国教的主要两大原因, 说: “虽然国教内的仪式和祭司制度是属于死亡的, 但是并非这些驱使我离开英国国教. 我离开的原因乃是我在寻找基督的身体; 国教里面没有基督的身体, 或者甚至在整个教区内并无一个得救的人.” 第二个原因乃是他反对按立或封立牧师的作法. 他说: “同时因为我相信圣灵指派的职事. 假若保罗今天来到这里, 他也不能传道, 因为保罗从未被封立; 反而一个恶人一旦受到封立, 因着有了这衔头, 就得以被证实为牧师; 真正基督的仆人反而不被承认. 这种制度和我在圣经里所找到的截然不同.”

(D.2) 召会真理的实践

虽然达秘看清英国国教(即圣公会)并非真正属神的召会, 心里面已经与国教断绝关系, 但在外面尚无行动. 神的灵又开始作工. 在神的奇妙安排下, 达秘就在1827年在都柏林(Dublin)城里遇见数位青年, 他们和他一样严肃地思考召会应有的性质和地位. 他们发现和不满当时国教和非国教的教会团体所强调的生硬宗派思想. 经过慎重的考虑、默想和讨论新约圣经, 他们发觉在国教和任何非国教的教会团体, 都找不到真正属神召会的具体表现. 任何人若要参加那些非国教的教会团体, 也必须遵守他们各自设立的“信条”(articles of faith)、“信经”(creeds)或 “信仰声明”(confessions).

这些信经教条的制定或许出自良好动机，一些甚至是为要对抗异端，阐明圣经真理；可惜不同宗派受到各自的神学架构所局限，往往以各自的神学观点来解经，导致所制定的信经教条有失衡或不足之处，甚至有违反圣经的错误教义，并且产生了教派主义，拦阻了召会圣徒之间的合一.

为了顺服圣经的教导, 在1827年, 达秘终于采取了勇敢的步骤, 与那些信徒在主日早晨一同聚集在家中, 擘饼记念主, 正如初期基督徒所作的,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擘饼,”(徒20:7) 在当时, 这种行动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一切所谓主流的正宗教会团体内是从未见过的.

由于人数的增加, 他们便于1829年在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那较大的家中擘饼.[1]他们脱去了“人为的宗教制度之墓衣”, 走上敬拜和事奉的自由大道, 靠主的灵来带领, 主持一切. 他们之所以采取了坚决的行动, 乃是因为考虑并顺服在太18:20; 罗12:1-8 和弗4:3-4的真理. 他们发现并且承认, 信徒在世的抱负, 乃在于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父, 直接向主负责, 靠主事奉, 并等候主的再来(参约4:23-24; 西3:23-24).

(D.3) 真理福音的传扬

虽然达秘辞去牧师的职务, 但他并未辞去传神话语的职事, 更未推辞拯救灵魂的责任. 正如前一个世纪闻名的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一样, 他现在以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教区”. 1837年, 达秘到了瑞士, 将召会真理传给卫理公会的教徒, 以至在1840年, 在当地开始了几个地方召会. 1853年, 他又将召会真理传给在德国的浸信会教徒, 并在当地建立了好几个地方召会的见证.

自1859年, 在圣灵的带领下, 达秘孜孜不倦地旅行各地, 用神的真理(特别是宝贵的召会真理), 来造就圣徒; 同时也放胆传扬神的福音, 拯救失丧的灵魂. 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美国、印度西部、纽西兰、荷兰和意大利等国, 都有他所留下的足迹, 使不少信徒看清圣经的真理, 离开公会或宗派, 遵照新约圣经的召会原则与样式来聚会、敬拜和事奉. 达秘本身说道: “我到剑桥和牛津去 ….去瑞士不止一次 … 留在洛桑(Lausanne)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神做工使人得救, 并且呼召他一班的儿女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 .”只要我们阅读他的三部书信集, 便可看出他当时旅行传道之范围的广泛.

(E) 博学多才的学者

达秘是位绝顶聪明, 教育高深, 博览群书, 几乎精通各门学问的人. 他的逻辑性、推理能力, 以及罕有的分析能力, 确是令人叹服. 此外, 他也是位语文天才. 除了精通古典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现代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之外, 他还略通荷兰文. 当达秘到了纽西兰后, 很快就学会当地土人用的毛利语(Maori), 甚至可用毛利语讲道.

(E.1) 解经证道

从28岁直到82岁离世为止, 达秘不断地写作. 其著作涉及圣经各种问题, 拆穿各样异端邪说. 其中最特出的, 乃是《圣经各卷概要》(另译《圣经各卷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此书被杰出的英国神学家埃利科特主教(Bishop Ellicott)大力推荐给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神学生. 斯托克斯教授(Professor Stokes)亦称此著作为“诉诸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appeal). 此外, 他还著有许多关于布道性、实际性、预言性、杂录性和其他性质的作品, 其中大部份被凯利(William Kelly)收集在《达秘文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N. Darby), 全套共34册. 客观地细读达秘著作的人, 无不惊叹他那罕有的分析和解经能力、属灵上的成熟, 并对神话语的信心和忠诚.

(E.2) 翻译圣经

达秘最著名的文字工作, 乃是将全部圣经译成德文和法文, 并将希腊文新约译成英文(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在这方面, 达秘参考各种古本原稿, 重新翻译. 后来那些要修订英文圣经《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的人, 采用他的新约译本时, 十分惊叹他研究圣经的透彻和翻译工作的浩大. 当翻译的时候, 他经常牺牲词句的通顺来保存字义的正确, 所以他的译笔有些奇特, 但是那些难能可贵的注解当可补偿有余. 在翻译德文圣经方面, 达秘与精通希腊文的波设(Julius Anton von Poseck)翻译成德文新约圣经, 并与精通希伯来文的荷兰籍弟兄伏候维(Hermann Cornelius Voorhoeve)完成了德文旧约圣经.

(E.3) 编写诗歌

达秘不单是位闻名于辩论的解经家, 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诗人. 有一本小册名为《属灵诗歌》(Spiritual Songs), 收集了达秘亲笔的26首出名诗歌. 其中一首“无终之歌”(The Endless Song), 是最感人心灵的. 它是在1835年, 当达秘经过长期严重的疾病, 眼患痛风疹, 睡在暗房床上时, 他用口传述了这首诗而写成的. 诗意充满欢呼颂赞, 完全察不出他正在病痛之中.

(F) 敬虔高贵的人格

(F.1) 谦虚礼让

虽然达秘是位博学之士, 但他为人极其谦虚. 凯利(William Kelly)见证说: “我记得某人在一次聚会中当着达秘面前传讲信息. 这人局促不安, 所讲的绝不会超越达秘. 然而数月以后, 还听见这位亲爱、谦虚的神仆达秘私下告诉弟兄们说: “唉, 巴不得我也能像某某弟兄那样地传达信息.” 此外, 达秘毫无自负自信. 某次请他带领露天布道, 他转请一位比较年轻的弟兄担任, 因为他说: “我怕作这项工作, 深恐到了中途,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F.2) 充满爱心

有一次, 达秘在特别聚会后, 弟兄们安排他在一间豪华巨宅的宽敞睡房休息, 但是整夜找不到他的踪迹, 后来发现他睡在阁楼的窄床上. 原来达秘想让那位被安置在阁楼的弟兄有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尼特培(William B. Neatby)见证道: “假如他(达秘)在信仰上的争辩笔下无情, 他在其他时候却是非常温柔有情. 当他正在聚会讲道之时, 他会卷起他的大衣, 给一个睡着的小孩作枕头, 因为他发觉小孩的情形很不舒服. 我听说, 在他无数航行中, 某次有人看见他整夜抱着一个躁恼的孩子, 在甲板上徘徊, 好叫孩子的母亲得到机会休息.”

又有一次, 一位贫苦的弟兄, 十分盼望能够邀请他这位大人物来家里吃饭. 有一天, 机会来了. 达秘拒绝了一位有权势的弟兄之邀请,并答应到这位穷苦的弟兄家里. 全家都高兴得无法形容, 只有最小的孩子十分沮丧. 用饭的时候, 达秘发现这孩子心情沉重, 就问起其中的原因. 小孩子违反了所教导的, 把全部事实都说了出来. 原来他所心爱的兔子被宰了, 作为宴客的主菜. 达秘非常同情. 他不但不吃孩子心爱的家兔, 饭后还把孩子领到一个大的水缸边, … 和他一同玩了一个多钟头.

(F.3) 节俭刻苦

关于这点, 达秘的好友凯利说道: “他(达秘)虽然十分照顾别人, 对于自己的舒服却很漠然. … 他的衣著非常朴素, 要穿到陈旧破烂为止, 可是十分清洁. 某次在林茉列(Limerick), 关怀他的朋友趁他睡觉之时, 替他换了一件新衣.” 著名的纽门教授(Professor Francis W. Newman)也如此形容达秘说: “他衣衫褴褛, 容貌不扬, ….据说有人在林茉列给他半分钱, 误认他是乞丐. 这件事即便不真, 亦很相近 … (在他以往作副牧师的日子, 编者按)常年长途跋涉于山野间, 服事那些贫困的百姓, 实在给他太多的压力. 加上不管人给他摆上什么, 他都不拒绝; 有些食物既不可口, 又不易消化; 他的残躯简直可与拉曲波(La Trappe)的修道士相比.”

(F.4) 爱慕圣经

凯利继续见证说: “(达秘)一大清早就专心于读经祷告 … 他时常整天阅读圣经, 无论在家或是出门, 都是如此.” 达秘不单爱读圣经, 更是活出圣经. 纽门教授(Professor Francis W. Newman)说道: “凡他(达秘)所说的, 始终是根据圣经, 他熟练地引用圣经, 而且是很合逻辑的应用. 他使我觉得我不敢再夸耀政治经济学、伦理哲学和各种科学, 因为我应当将万事当作粪土, 惟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在我生平中, 我首次见到一个人, 这样热切地把别人只在嘴上所承认的原则, 变作生活上的实际.”

纽门教授接下去说: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 坚持新约圣经里的每一个字. 圣经里没有一个字, 对他而言是死的. 某次我说: 你真认为新约圣经没有一处只有当时的价值吗? (意即对今日的基督徒毫无意义可言，编者按) 例如, 假若保罗从来未曾写过‘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4:13), 这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 他很快地回答说: 我就要受到损失, 因为就是这节圣经拦阻了我卖掉我的藏书. 请记得, 每个字是出于圣灵, 而且是有永远的功效!”

(G) 属灵伟人的影响

到了1871年, 即达秘有70岁的高龄时, 在英国受达秘带领的聚会已有30处. 单在伦敦一地, 人数已达3千人. 在他的教导下, 在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中, 兴起了许多被神重用的仆人, 例如凯利(William Kelly)、威革兰(George V. Wigram)、米勒(Andrew Miller)等等. 此外, 他也影响了奉主名聚会以外的伟人；例如著作了60多本书的著名解经家 — 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 — 也非常敬爱达秘. 摩根承认他在童年会见达秘的情景, 乃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由于达秘是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圣经教师, 所以当他主张与慕勒(George Muller)所带领的毕士大(Bethesda)聚会断绝交通时, 在奉主名的众聚会当中便产生分歧, 有者支持达秘, 有者支持慕勒. 这导致奉主名的众聚会(指众召会)在交通上的分裂. 随从达秘的聚会, 被人称为“封闭弟兄会”(或称“闭关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 而其余的则被人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2]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无法在此分析造成分裂的来龙去脉. 只想强调对于此事, 达秘到了临终之前, 仍然深感遗憾.

(H) 凯旋归家的战士

darby 1882年3月间, 82岁高龄的达秘, 由于身体非常衰弱, 便留在汉门(H.A.Hammend)的家中养病. 据说他每日都在主里喜乐, 为着召会与合一的见证不断祷告. 1882年3月9日, 当吴司敦(Dr. Christopher Wolston)问达秘, 他面迎死亡, 有何特别感触, 他回答说: “有三件事我时常思想: 一, 神是我的父, 我是祂送给祂儿子的礼物; 二, 基督是我的义; 三, 基督是我生活的目的, 又是我永世的喜乐.”另有一次, 他说: “纵使在极其衰弱之中, 我能够说, 我已为着基督而活. 在我和父之间, 全无黑云.”

达秘的身体越来越弱, 旁边守着的人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的精兵, 身经百战的勇士, 就快打完美好的争战. 1882年4月29日, 达秘终于凯旋地归回天家, 永远与主同在. 在他5月2日的葬礼上, 送殡者约近千人. 那时, 寂静无声, 只听见脚步的踏步声, 步伐整齐, 几如军葬一般. 他的墓碑上刻着: 约翰·奈尔逊·达秘,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林后5:21).[3]

[1] 按照19世纪初奉主名聚会的历史, 第一次的主日擘饼记念主是在1825年, 由克伦宁(Edward Cronin)和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家中擘饼而开始的. 较后, 威尔逊离开英格兰, 但却有其他数位信徒加入, 一同擘饼. 在1827年, 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发现了这个由克伦宁开始的聚会, 并加入他们. 在同一年,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达秘俩人也先后加入他们中间.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 影响贝勒特的葛若弗斯(A.N. Groves)也加入他们, 并于1829年离开英国前往巴格达(Baghdad, 今日伊拉克的首都)做海外宣道的工作. 除此之外, 大约在1825-1827年这段时期, 刚克利顿(Lord Congleton)在别处也带领了另一些信徒在家中擘饼. 过后, 这两个聚会便合并起来, 一同敬拜与事奉.

[2] “弟兄会”(Brethren)这一名称带有教派主义的色彩, 是不合乎圣经, 也受到当时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极力地反对. 明白这真理的弟兄们采用的是小写的“brethren”, 而非大写的“Brethren”, 这点意义深长. 大写的“Brethren”是专有名词, 可指“弟兄会”, 容易让人误以为它是基督教中的“教派”或“宗派”之一; 而小写的“brethren”则是普通名词, 指圣经中用以称呼所有信徒的“弟兄们”(罗12:1); 例如吉布斯(Alfred P. Gibbs)在著书写作时, 特意采用小写的“brethren”, 为要避免人误以为他们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也是属于某种教派之一. 正因此故, 这群基督徒不自称为“弟兄会”的信徒, 也不在聚会的地方挂上“弟兄会”(Brethren Church)之类的招牌.

[3] 上文参考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达秘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8年); 博饶本著, 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年);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Hy. Pickering (comp.),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