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的平衡 (四)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有关召会交通和接纳的立场, 今天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有者认为召会应该尽量开放, 接纳任何称为基督徒的人和新思想; 有者则强调召会应该保守, 可惜却走到另一极端, 过分封闭以致超越了圣经的教导. 当今迫切需要的, 就是保持曼丁弟兄所谓的 “属灵的平衡”…

(文接上期)

(F) 现今召会见证的开始

(F.1) 走回使徒时代的“古径”

我现在要谈到神如何开始今日的召会交通(fellowship, 另译“相交、交接、团契”)和见证, 以及我们离开此道路后所将遭遇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偏左或偏右. 这条道路的标志是: 对主忠诚, 与世有别, 以单纯的心意, 去爱所有神的百姓. 我只是提出这些特征, 而不加以解释.

我们都承认, 信主得救后, 其中一个最早该做的事, 就是受浸,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徒2:41). 另一个是掰饼聚会, 与接下来所说的有密切关系, 即召会彼此的交通和祈祷,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交通), 掰饼, 祈祷”(徒2:42). 这些都是使徒时代的 “古径”(old paths), 是主所命定, 也是我们无法改良的. 求主赐恩给我们去“恒心遵守”, 并且“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来10:25). 我们当中很多人回想起主如何带领我们走在这条单纯的道路上时, 心中就充满感激. 我们早年的召会交通是何其珍贵,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主日早晨掰饼记念主的聚会, 这方面的回忆是何等甘美, 难以忘怀.

我现在想带领你回到我们现今召会见证的开始. 许多人都知道, 在19世纪的首25年, 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很渴慕寻求神的道, 要更全面明白神的真理. 大约1825年,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有数位弟兄们的心中为此受感. 他们对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种种仪式礼节感到厌倦. 他们祷告, 求神从祂话语中赐下亮光. 他们因此发现了这些宝贵的真理(召会真理).

他们在每个主日简单地聚在一起, 按照他们的主在太18:20的话: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我们虽不能肯定他们首次聚会的情形, 而现有的几个记载在细节上也有些不相符. 无论如何, 一件显然的事实是: 当时在爱尔兰的首都, 已出现多过一个小群体. 其中一个是由克伦宁(Dr. Edward Cronin)所带领. 此人本是罗马天主教徒(过后信主, 参加独立派教会), 也是一名医学生; 其他参加者是圣经公会的秘书威尔逊(Mr. Edward Wilson)和狄慕斯(Mr Tims), 以及两位姐妹(Misses Drury). 他们首次聚会的地点, 是在威尔逊位于Sackville Street的住家. 过后, 当威尔逊离开前往英格兰时, 他们就在克伦宁位于Lower Pembroke Street的住家聚会, 那时另有一些人加入他们当中.

在同一个时候, 另有一群信徒在赫契生(Mr. Francis Hutchinson)的家中聚会(地址是在 9 Fitzwilliam Square). 当中有达秘(J. N. Darby).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高教会派”(High Church)倾向的人,[1] 他当时没有立刻辞去他在圣公会的牧师职任. 与他们一同聚会的, 还有一个热心参与教会事务的出庭律师贝勒特(J. G. Bellett)、赫契生本人、斯托克斯(Mr. Wm. James Stokes). 一个来自英格兰的埃克塞特(Exeter)的访客也常到他们当中聚会(编译者注: 此人是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他放弃牙医的高薪, 到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 希望得着圣公会的按立, 去参与宣道的事工.

这两群基督徒所持有的聚会原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相遇后, 便认为应该合起来聚会. 1827年, 他们终于在一起聚会了. 由于赫契生的住家(Fitzwilliam Square)比较大, 便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参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所著的《弟兄们》(The Brethren), 第20-21页】. 1828年, 达秘出版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基督的召会之性质与合一》(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它表明了这群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 尽管它不该被视为信条或正式的信仰宣言. 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 被神重用, 多人得着真理亮光而加入召会. 仅一年多的时间, 赫契生的住家就无法容纳聚会的人数.

1830年, 约翰·柏纽尔(Mr. John Vesey Parnell, 较后被称为康格尔顿勋爵 [或译: 刚克利顿爵士], Lord Congleton)在安基尔街(Aungier Street)租了一栋建筑物, 信徒便搬到那里聚会, 结果它成为那过后被称为“弟兄们”(the brethren)的信徒首个公共聚会处(first public meeting place). 事实上, 柏纽尔和其他弟兄自1825年左右, 已开始私下聚会擘饼了. 米勒看来相当肯定到了1829年, 这些圣徒才与那些在Fitzwilliam Square的圣徒合在一起聚会【也参博饶本(E. H. Broadbent)所著的《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 第348页】.

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显示, 这些圣徒聚在一起守主的晚餐时, 他们得享真正非凡的时光, 仿佛天堂临到地上的美好时光! 他们当中一些人常在星期六晚上到聚会处预备隔天主日的聚会. 他们搬动家具, 把饼和酒放在桌上时是何等的喜乐啊! 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见证说: “喜乐的时刻永不忘怀!” 隔天早晨, 他们的喜乐更是满溢, 如诗歌所说: “聚集围绕主桌子, 他们中间有主在”. 难怪有人形容这些弟兄们享受“近乎使徒时代的福乐”.

(F.2) 归回“古径”的弟兄们

弟兄们当中许多领袖是社会上层人士. 其中一人, 如克纳普(Christopher Knapp)所指出, 是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的亲戚. 有些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贵族和勋爵. 也有好多是神职人员、医生、律师、军队将军和高级海军官员 — 是“道德崇高, 博学智高之士”. 举个例子, 身为领袖之一的达秘来自“备受尊重的家族”, 祖传的家位于爱尔兰的利普城堡(Leap Castle). 他毕业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 且在19岁生日前获得学院所颁发的“古典文学金牌得主”之荣誉. 他修读法律, 也在爱尔兰法庭服务. 他较后辞职, 被爱尔兰教会(Church of Ireland)按立为执事, 后为牧师.

兰氏(G. H. Lang)描述道: “这运动结合了一大群杰出的古典文学与神学界的天才和成就.” 更重要的是, 这运动的领袖们是杰出的属神之人. 司布真形容他们为“最深情忠诚的人士”(the most loving souls found anywhere). 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主放弃属世的薪资、尊荣和前途, 甚至为主放弃一切. 达秘放弃财富, 过简朴节俭的生活, 甚至某次在林茉列(Limerick), 有人把他误当乞丐而给他一文钱.

葛若弗斯夫妇把1万2千英镑的遗产(这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数目)献给主的工作, 只留下很少数的钱作生活之用. 他最后还把剩余1千5百英镑的整年收入奉献出来. 他们夫妇两人过后放下一切, 去到巴格达(Baghdad)作拓荒的宣道士.同行的助手还有基托(John Kitto), 他们夫妇两人待基托像朋友一般. 此人较后成为著名的解经家. 论到葛若弗斯, 基托指出, 全世界“无人的品德像葛若弗斯那样得到他至高的崇敬”.

康格尔顿勋爵选择住在一间年租仅12英镑的房子, 里面没有铺上地毯, 只有一些木椅和简单的家具. 那些日子, 在奉献箱里找到昂贵的珠宝和贵重的装饰品是平常的事. 有一份属于1838年的旧目录, 记录了圣徒所奉献出来的物品, 要拿去普里茅斯(Plymouth)的拍卖场公开拍卖. 目录上包括银餐具、油画、桌巾、书籍等等, 需要费时三天才拍卖完所有物品. 所得的款项捐给穷人和奉献于主的工作. 无人特别要求奉献, 但众圣徒都按照圣灵感动甘心奉献.

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述说其他的人, 如班斯泰甫的卓曼(另译“戚伯门”, Chapman of Barnstaple)、苏格兰的克雷克(Craik of Scotland)、都柏林的贝勒特(Bellett of Dublin)、知名的圣经学者和文本评鉴学家特里格勒斯(Tregelles), 还有被司布真誉为“有宇宙般大的智力”的凯利(Kelly of Co. Down), 以及布里斯托的慕勒(Muller of Bristol). 慕勒一生借着祷告从神领受了上百万英镑的捐献款项, 照顾了上万名孤儿, 自己也奉献了8万1千英镑, 他离世时只留下60英镑和“一个馨香的美好回忆”. 这些人与其他许多的弟兄们都展现了真正“天路客”的品德, 他们借着祷告和深入研究圣经而认识与经历神. 他们的文字事工令各处的基督徒受益良多, 所写的圣诗灵歌被喻为“真哪哒香膏之瓶破碎后所发出的上等香气”.

(F.3) 见证与事工的扩展

这些早期的弟兄们也热心传扬福音, 从一个微小的开始, 主的事工快速增长与扩展. 因着他们劳苦传道, 英国三岛许多地方都陆陆续续地出现奉主名聚集的召会. 1845年, 单单在普里茅斯的聚会就有超过1千2百人在交通里. 这情况足以说明神的召会在增长. 达秘是个非凡的工人, 用尽他一切的力量, 广泛地到处旅行传道, 50年之久没有松懈停顿. 他目睹神在欧洲大陆大能的工作, 也写了为数众多的解经书籍. 他领受神所赐的语言天赋, 把整本圣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 经验丰富的精确作家兰氏(G. H. Lang)表示, 达秘“可说是圣灵在19世纪所使用最伟大的单一器皿.”

在这种情况下, 众召会的影响力广达全球. “这股力量受到每一个角落的基督教界(Christendom, 特指宗派世界)所对付”(Dr. W. B. Neatby). 正如《布莱基百科全书》(Blackie’s Encyclopaedia)所说: “这运动起初看来很强大, 大到可以威胁基督教界大宗派的整个组织.” 因此, 我们不稀奇有许多厌倦了宗派沉闷的礼仪形式之人, 被此运动的荣美和能力所吸引. 它强调分别为圣, 被形容为“污染状况所不适合的神圣”. 简之, 这一切必然给神的心带来何等清爽和喜悦.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 这奇妙的增长和事工的能力绝不是靠属人的组织. 事实上, 这些弟兄们的众领袖明确地反对组织. 每个召会要为自己一切的行动而直接向主负责, 众召会没有联合或受控于任何团体或正规的联系. 众召会若实践一样的事物, 乃是因她们都以同一本书(圣经)为唯一指南; 众召会若享受彼此之间的甜美交通, 乃是因为她们在基督里的属灵合一.

(G) 现今召会见证的退化

(G.1) 见证退化的主要因素

上文所描述的一切足证现今的召会见证是由神的灵动工而开始的. 但令人痛心的是, 这显然出于神的工作却退化了! 这是我们必须以羞愧和伤痛的心来承认的事实. 以往(指19世纪时召会见证的复兴)的清新和能力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现今跟从早期弟兄们脚踪的圣徒不再展现合一的见证. 在一些地方, 他们甚至分裂与分散, 好像无牧人的羊群. 有许多因素导致这可悲的光景. 其中一个明显的因素, 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 — 失去属灵的平衡! 召会见证退化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领袖们的无知或不负责任, 也不是他们狂热的个性. 简单来说, 主因是撒但在作破坏的工作; 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应该叫我们都醒悟过来, 晓得他那可怕的能力、恶毒的行为和狡猾的诡计.

在众多因素之中, 我们认为仇敌撒但所用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使弟兄们过度强调某一件事, 容让盲目的热诚把他们带到远远超越圣经所吩咐的地步. 这与“不遵守圣经所吩咐的”同样是错! 让我们再次强调, 这两种不合圣经的极端, 都是我们要留心警惕和完全弃绝的. 人的本性像钟摆(pendulum)一样, 先是摆到一端, 然后再摆到相反的另一端, 但如箴4:27所吩咐的, 我们绝对“不可偏向左右”(箴4:27). 正如我在前几章所努力说明的, 属灵的平衡是绝对必要的!

诚如我们所看见的, 达秘是个既良善又满有恩赐的伟人. 我们不愿毁谤或严酷对待这位备受敬重的基督之仆人. 然而, 我们不可忽视或不理召会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 就是达秘如何在过去影响了召会见证的历史发展, 神在其中有许多宝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

当达秘开始按照圣经样式掰饼时, 他和那些与他交通的圣徒们不是一开始就分裂召会之间的联系. 就如以斯拉时代被掳归回的余民, 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前, 他们先重建神的祭坛和神的家(神的殿); 照样的, 这些弟兄起初多关注如何让神在他们当中, 过于关注如何与错误断绝关系. 我们不怪他们, 他们不过按照所得的亮光, 逐步寻求更正确地坚守真理.

(G.2) 放弃独立自治的圣经原则

但那日子终于来到! 他们当中有人不满足于只与世界分别出来, 开始筑墙隔开圣徒. 有者这样说, 达秘以“普世性的交通分享”(universal communion)来开始, 却以“普世性的断绝交通”(universal excommunication)来结束. 这是另一个“不合圣经的极端”之例子. 他从教派主义出来, 但他和他的跟随者变成教派心更强的人, 有者形容“他们的交通性质变成刚硬如铁、冷漠如冰一般的奴役.” 众所周知, 他们成立召会交通的圈子(circle of assemblies fellowship), 由中央集权(central authority)所管治, 这是他们当中以前所没有的东西, 也是全无圣经支持的先例, 是毫无圣经授权的方式.

当葛若弗斯从东方回来, 他察觉到某些领袖和一些成立不久的聚会(指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已有强烈倾向, 朝着这方向前进, 尽管外表上, 在召会的内部治理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正式改变. 葛若弗斯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影响, 心中很是担忧, 便于1836年3月10日,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达秘, 提醒达秘这方面的威胁. 信中写道: “你所提倡的‘联合’会逐日成为一个教义和看法, 它们会被看得比生命和爱更重要; 你的治理将会势不可挡地成为属人的权柄; 日后的人更多透过你所反对的事来认识你, 过于你所见证的事, 而实际上, 这证明你在反对你自己… (到那时)最有偏见和心胸狭窄的人将掌权治理, 因为他的良心不能也不愿让步, 这使心胸更为宽阔的人被迫让路.” 这个预测在接下来的年日完全成真, 以致这封信被喻为葛若弗斯的“预言之信” (Prophetic Letter).

无论如何, 这封信没给达秘带来益处. 在他和其他与达秘持相同看法之人强有力的影响下, 要紧密联系众召会的倾向继续日益增强. 这倾向因着威革蓝(G. V. Wigram)于1838年写给达秘的一封信而得到更强大的推动力. 威革蓝在信上问道: “(在这些地区, 圣徒相交的聚会[指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 应该如何加以指引?) 为了让主得着荣耀, 见证得以加强, 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聚会或组织(one central meeting), 负责管理范围内一切的聚会, 并照着能力所及, 去引导这些服从它的聚会? 还是任由这些聚会成长, 彼此无须互有联系, 各自照着自己的能力, 来独立自由地发展呢?”

从这几句话中, 我们清楚知道1838年以前, 每一个召会都单独向神负责, 不向任何中央集权负责(不受它的控制). 1838年, 有人首次提议是否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聚会(one central meeting), 而其他召会要“服从它”(subordinate to it). 达秘多年来拒绝把普里茅斯、伦敦或任何其他召会当作中央集权的中心. 但较后, 如米勒(A. B. Miller)所说, 他竟然“主张把某个召会当作模范与中央的权威管理机构(Model and Central Authority)”(参 What is God’s Path for His People? 第22页); 当普里茅斯的聚会发生争执, 这“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几乎立刻转移到伦敦罗斯敦街(Rawstorne Street)的召会. 这召会过后成为总部(Headquarters)或中央管理机构(Central Authority), 一些作者形容它为达秘的“大主教辖区制度的行政总部”(Metropolitan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G.3) 中央集权引致“封闭主义”

在这召会中, 有一个只由弟兄们参加的聚会在每周六晚上举行, 这聚会被称为“普遍关怀聚会”(The General Care Meeting)和“弟兄聚会”(The Brothers’ Meeting). 随着时间的过去, 它成为伦敦一切与它有交通的地方召会之代表. 这个每周聚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查经, 多年来思考和探讨很多伟大的圣经教义. 这方面令人获益良多. 但另一方面, 有关召会的种种事务, 如交通接纳、纪律管教和召会秩序等等, 也被带到此聚会中讨论, 并作出判断和决定. 每个召会的长老们都被要求遵守这周六晚上的聚会所作的决定. 再过一些时候, 它的决定几乎具有普世性的权柄了.

在理论上, 周六晚上的聚会并没宣称具有管辖性的司法权(至少起初是这样), 但由于它有高度的名望和影响力, 任何不顺从它的召会, 便受到严重质疑, 甚至极有可能被断绝交通. 一切与它有交通的召会, 形成它所谓的“神在地上的召会”(the Church of God on Earth). 此乃达秘令人吃惊的宣称. 因此, 论到一个被他小圈子中的某召会断绝交通的弟兄, 他说: “我告诉他要被逐出神在地上的召会之外, 就是处在伦敦里所代表的众召会之外.” 这是何等傲慢的声称! 何等蛮横的专制! 除了教皇制度之外, 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上述所彰显的, 完全不合圣经观念! 因为圣经从不教导众召会要组成联盟, “神的召会”一词也从不用来指这类的联合. 就是因为达秘和他的追随者按这原则(指中央集权的联盟原则)行事, 才导致1848年在普里茅斯的分裂具有如此严重、影响深远的后果. 若弟兄们承认和坚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 每个地方召会独立自治(启2:1),[2] 那时所发生的纷争就容易被局限在窄小的范围里, 不至扩散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所谓“封闭主义”(或称“闭关主义”, Exclusivism)的开始.

我们现在的目的, 不是为要追溯上述的“封闭主义”那盛衰无常的历史接下去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我们只是要读者留意一些失衡的极端, 以及它们所引致的恶果. 它被用来当作召会纪律管教的制度, 结果压制了个人的判断, 破坏了最亲密的友情, 分裂了许多家庭, 瓦解了召会的交通. 访客纵然带了敬虔召会所给的举荐信, 要求被接纳一同掰饼, 但若不顺从中央聚会的决定, 那人只能坐在“后座”(back seat), 不准掰饼饮杯. 接着下来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更加不公平, 比很多世俗的社团协会更加残酷, 甚至在一些事件中, 敬虔的圣徒要带着破碎伤痛的心离开世界. 每一次新的分裂都宣称自己才是“神的召会”, 在很多情况下, 相对的另一群信徒也如此宣称, 彼此为此称号而相争. 这是何等的愚昧, 何等的幼稚啊!

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和罪恶, 如“属灵的骄傲”、教牧的夸耀与虚荣、属肉体的律法条文主义、在琐碎或不重要的事上吹毛求疵、过度注重无关紧要的术语等等. 对某些领袖的惧怕也导致人在真理上妥协, 这些领袖常利用“软弱信徒的胆小”和“刚强信徒的仁慈”来达到目的. 一些原本美好和蒙福的事工, 因着召会持续不断的分裂而惨遭破坏. 这就是不以敬畏神的心去持守属灵平衡所产生的恶果; 因为一旦失去属灵的平衡, 仇敌就得逞, 并在一些情况下, 把我们推向最违反圣经、极其荒唐的极端.[3]

(文接下期)

[1]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英国圣公会中的一派, 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 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2] 启2:1记载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而金灯台代表召会(启1:20). 主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 证明它们是七支个别独立的灯台; 这幅图像清楚表明每个召会都是独立自治的, 各别单独地向主负责, 不受其他召会或组织所管辖.

[3]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3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