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八) : 自由神学的圣经观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不少人认为“神学”(theology)一定是好的, 所有神学家一定是重视及高举圣经的无误和权威, 进入神学院一定会巩固人对圣经的信心和尊重. 但其实不然, 因为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神学, 严重地破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1] 其中一个就是“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2]

殷保罗(Paul P. Enns)指出, 自由神学是建基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神学. 自由主义是哲学与科学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结合.[3] 自由主义的大前提是: 以人的理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依归(依据), 所以任何与理性和科学不吻合的, 都要受到反对. 结果, 基督信仰的历史教义, 如基督道成肉身、基督的肉身复活等等, 都受到自由主义大力反对, 因为这些教义都是超自然的神迹(是科学无法查验和证实的, 因为科学只涉及物质的领域, 无法试验灵界的事物).[4]

(B)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B.1) 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要了解自由主义, 我们首先要明白“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一般而言, 它是指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有者则特指1720-1780)在欧洲和美国的思想界发生的革命性运动, 主张破除迷信、自由发挥理性等.

启蒙运动对所有的宗教信仰持批判态度, 而基督信仰则是首当其冲. 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作出以下分析:

启蒙运动主要发生于欧美, 其文化背景中最突显的宗教, 就是基督教(Chritianity, 正确应称为“基督信仰”, 编译者按). 这个观察很重要, 因为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一般性批判, 往往称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批判. 基督教(基督信仰)教义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 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圣书 — 而非回教或印度教的书 — 受到前所未有、吹毛求疵的查验, 不仅针对其文字, 也针对其历史性; 《圣经》被视为“与一般书没有区别”. 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受到批判, 并被重新架构; 穆罕默德(Mohammed)或释迦牟尼(Buddha)却未受到考验.

麦葛福指出, 启蒙运动对基督信仰的批判, 主要集中在以下六方面:

怀疑神迹的可能性. 机械式的宇宙规律和秩序, 使人怀疑圣经中记载的神迹; 倘若当今缺乏同类的事(如复活), 圣经中人的见证也不足以证实神迹曾经发生过.
对超然启示的概念愈来愈采取批判的态度. 因为超然启示和神迹属于同一个范畴; 再者, 也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历史的轻视. 他们认为历史真理是偶发性的, 远不如必要性的理性真理有分量(认为理性的批判比历史的事实更为重要); 认为历史与理性之间有“丑陋的鸿沟”, 不能跨越. 既然启示发生在历史之中, 就没有什么价值.[5]
猛烈评击原罪的教义,[6] 认为原罪的教义会使人消极, 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是人类的桎梏(意即捆锁人类的枷锁或约束); 认为原罪的教义是教父奥古斯丁的观点, 早已过时.[7]
用邪恶的存在来挑战基督信仰. 在中世纪, 全能的神与邪恶并存, 在信仰上并不是拦阻; 但到启蒙运动时期, 情况却完全改观: 邪恶的存在成为基督信仰的一致性、可靠性的一大挑战.
批判圣经. 既然神迹和超然的启示被否定, 圣经就只是人写的书, 其中有矛盾, 需要像对其他文学作品那样, 用经文分析和解释法来处理.
重估耶稣基督. 这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 不接受耶稣是超然的救赎主, 而只是有亮光的道德教师, 从而开始了“历史耶稣的追寻”, 要绕到新约福音书的背后, 去发掘一位更单纯、更人性化的耶稣; 其次, 否定耶稣基督的代赎和复活, 鼓吹“救赎的道德沦”, 认为耶稣基督的死, 只是成为舍己和献身的榜样, 以激励人们效法祂.

总之, 在启蒙运动时代, 自然宗教(理性宗教)取代了启示的宗教信仰, 基督信仰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圣经论、人论和救赎论等基本信仰备受攻击, 被人扬弃, 剩下的只有因果律能证明的神的存在、灵魂不朽、人死后的赏罚等一般宗教信念. 但这些信念与基督信仰相去甚远了. 而且, 在启蒙时代, 随着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已增多, 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也产生怀疑; 认为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一样, 只是在某种文化处境下的产物(而非超然启示的信仰).[8]

(B.2) 启蒙运动对法、英、德的影响

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法国、英国和德国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以上三国的信仰背景之差异, 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后果也有不同. 敬虔主义(Pietism)于17世纪已在德国打下基础; 18世纪才在英国发展; 法国则完全没有接触. 因此, 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家视基督教为压迫者, 极力主张推翻基督教. 在英国, 启蒙运动出现在敬虔主义之前; 过后的敬虔运动大大阻止了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影响.

在德国, 情况则刚好相反, 启蒙运动出现在敬虔主义之后. 这样, 理性主义对信仰(特指基督信仰)发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由于有敬虔主义的根基, 德国的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力量不是完全扬弃基督信仰, 而是试图运用理性主义的原则“重塑基督信仰”.[9]

以下介绍三位试图重塑基督信仰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和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 明白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和圣经观, 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 (编者注: 我们花较多的篇幅讨论他们的思想和神学观念, 为要向读者证明一个事实: 人若放弃“圣经无误论”的教义, 不信神在圣经中那超然无误的启示和默示, 就只能靠人那暗昧有限的理性或主观无定的经历去寻找神, 结果就是迷失方向, 进入更深的黑暗中)

(C) 影响自由神学的三位德国学者

(C.1) 康德 (Immanuel Kant)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德国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classical idealism)哲学创始人.[10] 他著力论述理性的局限(主张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 主张宗教的核心是道德. 他被公认为启蒙运动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实践理性批判》等, 在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方面皆有深远影响.

论到康德, 郑国治写道: “他不是神学家, 虽然攻读过神学, 但可能未重生. 他注重理性, 认为理性是由神给人的天赋, 否则便无思考力, 由此可知他承认神的存在. 他反对纯理性与经验主义, 认为此二者的结论是无神论、宿命论与唯物论, 故理性要受批判. 他认为纯理性不能证明有神与否. 他强调人都有道德是非之心, 而有此良心也足证有神的存在; 基督徒的属灵经历证明有神的存在. 他以‘目的论’辩证神的存在. 但他否认人有原罪及神的启示, 强调良知是人自己的救星.”[11]

康德的“道德”观

康德认为, 道德是宗教唯一稳妥的基础. 为了说明自然现象, 他并不需要神; 但当话题转到人的行为时, 他认为, 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德律, 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他强调人的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的自律.

论到道德, 康德推论道: (1) 幸福是每个人的欲望(所需要的); (2) 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义务); (3) 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就是最高的善; (4) 这个“最高的善”是应该追求的. 因此, 要将追求幸福与执行义务结合起来, 必须假设神的存在, 以便继续追求. 在此, 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是分别作为结合的“能力”和今生以外的“时间”而假定的. 康德曾说: “…由于我们的愿望在今世还不能如愿以偿, 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 当我们谈到来世的时候, 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 但是知性在权衡各种情况之后, 强令我们要相信来世…”

康德的圣经观

阿尔森·古留加在《康德传》中, 记录了康德对圣经的一些看法:

康德始终是以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宗教的. 康德论述道, 恐惧产生了诸神, 而诸神又设立了禁令; 害怕触犯禁令、对已经犯下罪过的恐惧, 就产生了杀生以赎罪的思想. 下决心自我牺牲的人, 把自己比作神, 这样就产生出受难的“圣子”的形像, 他既是神, 又是人. 康德认为, 人们的原始状态实际是无宗教状态, 后来才有早期的尚未完善的宗教形式, 即“神灵供奉”, 可以用敬虔祭物、遵守教规的方式求取上天的赐福… . 第三阶段是理性信仰. 理性的宗教是对善、对自己的道德潜能的纯正信仰, 不带任何利益得失的杂质, 不把责任转嫁给最高的力量, 目的在于达到内心的完善. … 康德认为, 基督教是人类道德 — 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 … “神, 并不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东西, 而只是我的思想.” 康德对神始终是抱怀疑态度的, 但他却不是一个反对神的人.

这样, 在康德的眼里, 圣经只是一个历史文献, 没有什么权威可言. 他认为, 十条诫命是“强制性的诫律”, 只专注事情的表面; 摩西想要建立的只是一个政治团体, 犹太教不是宗教; 基督信仰的产生意味着对旧约信仰的全部否定. 在新约中, 耶稣基督的意义只在于“祂以自己神圣的生和死提供了一个真正合乎神意的人道典范”. 他否定神迹, 断言那些把祈祷作为与神相交的手段之人“神经有点错乱”. 他认为, “和约伯一起”是“犯了阿谀神的罪过”;[12] 为了表明自己对上天力量的敬虔而屈膝和跪拜, 就如向神祈求一样, 是违反人的尊严的. 他反对去教会崇拜, 反对宗教仪式. 在“万物的结局”一文中, 他嘲讽了圣经关于末日审判的思想. 显而易见, 在圣经中, 除了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训外, 康德能赞同的地方已所剩无几了.

更糟的是, 在“万物的结局”这篇文章中, 康德与法国自由思想大声呼应. 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讽刺说, 在摩西十诫中没有忘记有关修建厕所的指示. 康德照伏尔泰的精神摹拟摹出一个关于人类出现在大地的圣经故事. 在这故事中, 康德一反自己认真、严谨的作风, 情节荒诞、用词粗俗污秽, 其亵渎圣经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有鉴于此, 康德遭到普鲁士国王的严厉申斥(以私人信件的方式). 康德在回信中, 除了保证今后不再公开发表有关宗教信仰的意见之外, 他还为自己辩解说, 他是非常尊重基督信仰的. 但是, 白纸黑字, 怎能涂抹得掉? 这是康德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的不光彩之一笔. 因此, 我们并不反对把康德视为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但若把康德冠以“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实际卫护了基督教的忠义之士”之名, 就是不符事实了![13]

(C.2) 黑格尔 (G. W. F. Hegel)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被许多学者认为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14] 深深地影响了基督信仰之神学的每个层面.

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

马有藻指出,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前人略有不同,[15] 他提议日后极其著名的“正反合的辩证法”(Dialectic). 此法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辩证法.[16] 里程解释道: “他的辩证法在逻辑上通常被形容为‘正-反-合的三段论法’, 或许他实际上并没有运用过这三段论法, 但这种说法确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主张: 首先有一正论 (thesis)出现, 它会立刻激起它的反论 (antithesis), 然后互相融合成为二者的合论 (synthesis); 这个合论又成为一个新的正论, 使过程继续进行.”[17]

黑格尔将此法用在各事的批判上, 包括宗教信仰方面. 黑格尔说, 神(正论, thesis)是“绝对的存在”(Absolute Being)或“终极的存在”(Ultimate Being), 在历史上借着很多使人费解而与理性对立(反论, antithesis)的表现向人显示其存在, 所以耶稣(合论, synthesis)便是人构想出来的和合了. 黑格尔认为人是生命的主宰, 而非神. 宗教(合论)的产生乃是由于人(正论)与世界(反论)站在对敌地位, 而基督教(合论)乃是很多宗教对敌它而产生的.[18]

里程评述说: “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中推演出的神并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的神. 因为, 按他的观点, 神只有与受造的人合一, 才能实现他的自觉, 也就是说, 神不能离开受造的世界独立存在. 所以黑格尔说, 没有世界, 神就不是神了. 这显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自有永有的神. 黑格尔这种神观为后来的一种神学思想‘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建立了范本. ‘万有在神论’和‘泛神论’(Pantheism)都主张神与世界不可分离; 二者的区别是: ‘泛神论’认为神和宇宙是完全同等的, ‘万有在神论’认为神比宇宙大, 有独立的位格, 宇宙只是神的一部分, 但宇宙也是神.”[19]

黑格尔对圣经观的影响

黑格尔离世后, 他的跟随者分裂为左、右两翼. 右翼被称为“年老黑格尔派”, 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基督教的神完全等同起来, 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形式的基督教神学. 左翼又称为“青年黑格尔派”, 他们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 并企图用它来批判基督信仰和基督徒的圣经; 例如, 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用黑格尔哲学来解释圣经. 他推论说, 在基督信仰创立之初, 原本是信仰弥赛亚的犹太教, 这是正论; 随之激起保罗一派的基督教, 形成反论; 彼得与保罗的相争于第二世纪演成初期的大公教会, 这便是合论[20] (有者解作: “彼得版本的基督教是正命题, 保罗版本的基督教是反命题, 约翰版本的基督教是综合命题, 成为‘后使徒教会’的主流”).[21] 因此, 在新约圣经中, 他只承认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是真本, 凡没有反映彼得与保罗之争的书卷全在摒弃之列.

此外, 包珥的学生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 1808-1874)则在他于1835年出版的《耶稣的生平》一书中, 大力反对神迹, 痛斥教会对耶稣基督生平的了解(因施特劳斯以黑格尔的哲学观否认耶稣的历史性、神性、神迹、降生、十架、复活等). 他否定圣经记载的历史准确性, 指出那些记载都是由耶稣的跟随者加以粉饰的.[22] 他视圣经充满了“神话”(myths), 而这概念是从黑格尔的哲学而来. 诠释新约时, 施特劳斯说耶稣是人类的“绝对概念”(absolute idea)的象征, 所以真实的神人不是耶稣个人, 而是整全的人类.[23] 因此, 黑格尔左翼对圣经持批判态度, 甚至不承认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黑格尔用哲学重塑基督教带来负面的影响,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4]

(C.3) 士来马赫 (F.D.E. Schleiermacher)

士来马赫(另译“施莱艾尔马赫”,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是德国更正教(另译“复原教”, Protestantism)的哲学家、神学家兼牧师. 他常被称为“现代自由神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Liberal Theology).[25] 他于1799年发表了《论宗教: 致那些有教养又蔑视宗教的人》(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一书, 将启蒙的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揉合一起, 说明真正的宗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觉”, 是一种与神的亲密关系, 而不是教义或信条.[26]

士来马赫的“直觉”观

在士来马赫的时代, 社会上, 尤其是知识界, 很看不起当时的教会: 天主教流于仪式, 且注重组织等级; 更正教自命传福音与从事社会服务, 但已机械化了.因此, 士来马赫想要唤醒社会, 说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宗教; 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敬虔的自觉. 德文的“直觉”或“感觉”( Gefühl )没有“知觉”的含意, 而是先于明确的思想、更深刻的感受或醒觉. 在早年的著作中, 士来马赫称这种感觉为“对无限者的感力”, 在后来的《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中则使用了“绝对依靠感”(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里程指出, 士来马赫认为宗教既不是“知”, 也不是“行”, 而是“情”; 凡从敬虔的自我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一切, 都是正宗教. 似乎在他心目中的“一神”、“多神”和“泛神”只是敬虔意识的程度不同, 而非本质有差异. 因此, 士来马赫指出, 各种宗教, 从最低级的偶像崇拜到最高级的一神教, 只有敬虔程度的差异, 而无本质的差别, 都是真宗教; 他认为宗教并无真伪之分, 凡是宗教, 都是好的.[27] (编者注: 但事实上, 宗教确实有真伪之分, 而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例如前者强调人得救是单靠信主耶稣, 后者则强调人得救是要靠自己努力行善)

士来马赫的圣经观

关于士来马赫的圣经观, 葛伦斯和奥尔森(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在《二十世纪神学评论》中是这样评论的:

圣经在士来马赫的神学中, 即使不算最重要, 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 然而, 圣经的权威不是绝对的; … 显然, 士来马赫并不认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 或是绝对无误的. … 他并不相信圣经应该或有资格被视为是绝对独特的; 圣灵在圣经写作中的影响, 与其他时候所发挥的影响,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而非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对他而言, 圣经只有在展示基督自己是‘对神的知觉之完美典范’这一点上, 可以说在基督教神学中拥有相当的权威性; 但重要的是, 使基督徒的自觉不断更新的, 不是圣经, 而是基督徒对神的知觉, 后者也正是神学真理的最高标准.[28]

用士来马赫自己的话来说: “圣经的权威不能作信仰基督的基础; 倒不如说, 必须以信仰基督为前提, 才能给予圣经特有的权威.” 他认为, 旧约圣经有些书卷, 如诗篇和先知书, 所包含的有些内容与基督信仰的敬虔是不一致的. 他说: “旧约圣经并不分享新约圣经的规范性和圣灵的默示.” 显然, 在士来马赫看来, 66卷圣经并不都是神所默示的和无误的.”

此外, 士来马赫否定神迹的真实性, 因他认为有神迹就意味着神的创造不完美, 就会削弱人们对神的绝对依靠感. 他也对天使和魔鬼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他表示: “关于天使的教义所能建立的唯一说法是: 天使存在与否应该对我们没有影响; 同时, 关于他们存在的启示, 今天已不再被期待了.” 他又说: “在我们中间曾发展过的魔鬼观念, 是如此的不稳定, 以至于我们不能期盼任何人信其为真; 而且, 我们教会从未把这个观念用于教义.”

虽然士来马赫的神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但他不接受“道成肉身”的传统教义, 认为基督既是神又是人的两性说不合逻辑: 两种属性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个体上. 他虽承认基督是无罪和绝对完全的, 但他一直不接纳圣经所教导有关基督替罪人死的代赎教义, 而将基督的救赎解释为基督的一种复制能力: “救赎主将祂对神的知觉的能力注入到信徒里面, 这就是祂的救赎行动了.”

葛伦斯和奥尔森的结论是: “士来马赫的独特之处倒不在于他对基督教某些特定教义有所见地, 而在于他处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矛盾冲突时, 所采用的方式; 而他也因着这套探究神学知识的新方式, 被支持者和反对者一致推崇为自由派神学之源.”[29]

(C.4) 简评以上三位神哲学家

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 面对着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30]对宗教信仰的严厉批判和挑战, 上文的三位德国神哲学家(神学家兼哲学家)努力想为人类的宗教刻画一个免受攻击的特定领域, 分别从道德(康德)、知性(黑格尔)和直觉(士来马赫)重塑基督信仰, 对基督信仰的神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者说: “这三位大师的思想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思想界, 先是彼此抗衡, 继则融合成为史称19世纪复原教(更正教)自由派的神学, 最终由第四位德国思想大师立敕尔(Albrecht Ritchl, 1822-1889)集其大成.” 了解这三位学者的思想, 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

里程指出, 这三位神哲学家构建的神学领域虽各有不同, 但在治学方法和神学前设上, 却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 他们企图在基督信仰和现代人之间铺设桥梁, 使他们能接受基督信仰. 可惜他们不能对“科学至上”和“唯理主义”对基督信仰的批判作出正面的回应, 而是以放弃传统(包括正统)信仰为代价, 博取现代人的欢心, 在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地方(如人的道德感和宗教自觉方面)为基督信仰争一席之地. 但是, 如果基督信仰这一端的地基已被松动或毁坏, 桥梁怎么能建成呢? 如果另立地基, 桥梁虽然被搭起来了, 但恐怕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与现代人之间的桥梁了.

第二, 他们的神学, 高举人的理性, 轻忽神的启示, 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 是以人为本的. 这种人本的神学有着启蒙主义的深深印记, 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后果. 首先, 他们的神学已与传统(包括正统)的基督信仰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举个例子, 救赎观就完全不一样:

在启蒙运动之前, 神学家所强调的是, 在绝对圣洁、超越的神和罪恶、有限的人之间的决裂, 只有神自己用道成肉身这件戏剧化的事件, 来填补这条鸿沟. 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自由主义的高峰期, 神学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用人类所表现出的推理、直觉或道德的能力, 来连结神与人; 因此, 很自然地, 他们看耶稣只是人类的典范, 而不是外来的救主.

其次, 他们的神学虽有严谨深邃之处, 但毕竟只是人的智慧, 缺乏属天的亮光. 里程评述道: “这样, 他们的神学就像在黑暗中摸索, 产生许多暧昧、矛盾和困惑. 基督教是启示性的宗教(更正确是“基督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 神若不向渺小、有限的人启示祂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呢? 神的自我启示已经完备地记录在圣经中. 人内在的道德律或绝对依靠感是神的普遍启示的内容之一, 可以作为神存在的一种依据, 但绝不能由此认识神的属性. 所以这三位神学家对神的属性基本上是避而不谈的; 甚至, 对三一神、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等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超越人理性的教义, 持怀疑态度. 何况, 黑格尔需要在人里面完成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士来马赫与人的‘绝对依靠感’密不可分的神已有‘泛神论’或‘万有在神论’之嫌了. 离弃神启示的真理, 纯粹用人的方法重塑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 必然走向‘人造神’的歧途.”[31]

(D) 自由派神学的一些著名人物

(D.1) 立敕尔 (Albrecht Ritchl)

上述三位神哲学家的思想融合成自由派的神学, 再由德国知名神学家立敕尔(Albrecht Ritchl, 1822-1889)发扬光大, 以至于19世纪的最后20年及20世纪的头20年, 自由派神学常被称作“立敕尔神学”.

立敕尔的“道德”与“实用”观

邵叶尔(M. James Sawyer)写道: “士来马赫倾向神秘主义, 以感觉作为宗教的核心, 立敕尔则与康德更加接近, 视宗教为道德, 用个人的力量去建立神的国度(一个道德伦理的国度).”[32] 此外, 他强调宗教本质该是以“实用”为中心, 因他认为新约圣经记录均以教会(或“共同生活团体”, community)为中心. 由于他所强调的道德价值(以实用为重, 以爱来建立人类的道德组织和社会), 他为日后自由主义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奠下基础.[33]

可是立敕尔反对传统的圣经教义如原罪、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代赎、基督的肉身复活、神迹及其他圣经教义. 他说这些教义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都与实践(实用)无关 — 与道德无关. 立敕尔认为每一件事都能用事实(历史事件)及价值(个人的应用)去评估或判断. 在他看来, 有一位事实的耶稣基督, 及一位价值的耶稣. 他强调基督是需要信徒透过信心去了解的 — 基督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 教义陈述也不重要, 因为这些都不能帮助提升个人的道德操守; 他认为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赎罪和除罪)的死, 最重要的是祂所留下的道德典范, 感召别人过祂那种舍己的生活.[34]

立敕尔的圣经观

立敕尔认为圣经是教会的“良心记录”, 所以该受历史批判才鉴评它的真实. 马有藻写道: “他如当时的哲学一样, 把圣经片断的切碎. 为要达到此点, 他热心研究历史的耶稣, 却否认一切的神迹, 只把其中的伦理教训抽出来应用.[35] 于是宗教(指基督信仰)顿变成主观思想的产品, 而历史批判学为达到此主观的途径, 这样圣经便不需要有神的默示, 圣经与其他的历史书别无异样, 因为圣经与宗教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共同生活团体’而已, 此外便毫无存在的价值了.”[36]

(D.2) 哈纳克 (Adolph Von Harnack)

德国的神学家哈纳克(Adolph Von Harnack, 1851-1930)是立敕尔的跟随者, 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 邵叶尔评论道: “哈纳克代表自由派神学的巅峰. … 他的著作成为往后一个世纪学术界的经典. 他的《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自出版开始, 就成了经典代表作.”[37]

哈纳克的“剥除外壳”论

邵叶尔指出, “哈纳克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神学者, 认为原始纯粹的福音, 甚至早在新约时代就已经遭到扭曲, 把基督教从耶稣所宣扬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Jesus),[38] 变成宣扬耶稣的宗教(the religion about Jesus). (哈纳克认为)在往后的几个世纪中, 基督教离开其原有的犹太教背景, 融入希腊化世界, 进一步受到破坏. 在学者为三位一体及基督道成肉身的神人二性争论之时, 希腊哲学使福音资讯(信息)受到扭曲. 哈纳克认为, 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回到福音的核心, 剥除希腊化的外壳, 寻找那真实而永恒的福音.” 布尔特曼(或译“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所提倡的“去除神话法”(demythologization), 可在哈纳克的思想和方式中找到其根源.[39]

在努力剥除他所谓的“希腊化外壳”之过程中, 哈纳克常断章取义, 主观地曲解圣经, 例如哈纳克错误地认为福音与圣子无关, 只与圣父有关. 他认为神是万有的父, “是慈爱的天父… 是进化的神”, 这位“临在的神”最终的目的, “是要把受造之物引向祂所预定的完美状态”. 对于圣子耶稣基督, 哈纳克认为圣子“不再是道成肉身的神人, 而是一个完全人.” 按哈纳克的观点, 耶稣基督“达致神的地位, 完全是因为祂的敬虔(有完美的上帝意识). 耶稣是神内住于人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榜样. 耶稣的人性与世人没有质的区别, 但有量的区别, 神充满祂, 比别人更完全.”[40] 简之, 哈纳克强调基督的人性, 却否定了祂的神性.

哈纳克的圣经观

哈纳克透过1901年出版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或译《何谓基督教?》, What is Christianity)一书, 把立敕尔的观点普及化. 他在此书中表示, 先前的世代视圣经为基督徒生活行事的终极权威, 自由派神学却采纳全然主观的权威, 以个人属灵的经验(个人的理性、良知、自觉)为终极权威的根据, 不再采纳任何外在的来源(圣经、教会、传统)为终极权威. 圣经成为人类不断发展的宗教概念之记录. 新约中, 只有耶稣的教导被视为规范, 其余新约的焦点被视为已经遭到扭曲, 从耶稣所宣扬的宗教变成宣扬耶稣的宗教.”

哈纳克不信圣经的许多记载. 他否定耶稣基督曾经自称为神, 也否定圣经中的神迹. 他说保罗把耶稣的单纯宗教破坏了. 邵叶尔解释道: “哈纳克认为, 保罗首倡(首先提倡)耶稣基督具有比凡人更高的属性. 保罗更动基督教义, 使得耶稣单纯的福音失传, 取而代之的, 是有关基督位格的教义. 此外, 他认为保罗首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具有救赎意义.” 哈纳克强调“自由派神学不再视人为有罪, 需要救赎的罪人”; 在救恩方面, “人只要顺服耶稣的教导和一生所立的榜样, 便可以与祂相交, 得到救恩.” 这一切都与圣经明确的教导相违.[41]

(D.3) 布什内尔 (Horace Bushnell)

德国的士来马赫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 而美国的公理会牧师兼神学家布什内尔(或译“布士内纳”, Horace Bushnell, 1802-1876)则被称为“美洲自由神学之父”. 他本是律师, 据说他在1831年刚开业时便“得救”, 立即前往耶鲁神学院, 2年后毕业作公理会牧师至1859年. 其著作极多, 其中以《基督教神学》为最显要. 他在书中指出“神是慈爱的而非公义的”, 他也反对人可以随时信主, 而非经环境栽培.[42]

根据殷保罗, 布什内尔不同意当时传道人所强调“戏剧性、顷刻间(即刻性)悔改的经历”; 他提倡让孩童在一段时间内, 在基督教里“成长”, 而非要求“骤然(突然)的悔改”. 布什内尔阐解这种神学时, 反对原罪教义, 他提出小孩出生时是良善的, 如果培育得法, 他就是一个好孩子. 此外, 布什内尔也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教义, 并且提倡基督之死的典范理论(example theory,[43] 亦称“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44]

(D.4) 饶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h)

另一个著名的美国自由派神学家是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h, 1861-1918). 他是一位浸信会牧师. 他发现教会忽略了社会福利, 于是主张“教会主要的目的不是拯救灵魂而是拯救社会”的理论. 他在1918年所著的《社会福音的神学》一书中说, “圣经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社会福音必须辅助宗教改革”. 他认为自私就是罪, 罪的本性是反改革社会的, 天国的实现是当人用爱心把社会改造. 由于他大力传扬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故被称为“社会福音之父”.[45]

殷保罗指出, 饶申布什的神学思想是在他任纽约市的浸信会牧师时形成的. 那时, 他亲眼看到当时的移民生活条件恶劣、劳工制度的剥削、政府漠视穷人, 导致他重新思索福音的含意, 最后写成《社会福音的神学》. 当他回到纽约罗切斯特的浸信会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及著作时, 都大力提倡社会关怀的神学.[46]

当饶申布什在罗切斯特神学院修读时, 由于受到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的影响, 他放弃了本来持有的“圣经无误论”. 此外, 他也开始质疑耶稣基督的代死救赎. 他过后认为耶稣基督的死并非代死的救赎, 而是“以爱来取代自私,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47] 对饶申布什来说, 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解决社会邪恶, 改变社会(这是对的), 但他错误地强调福音不是个人得救的信息, 而是耶稣爱的伦理.[48]

(E) 总结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的自由派神学开始微弱下来. 自由派神学的具体观点可能随处境而有所变化, 但都植根于康德、黑格尔、士来马赫等人的治学方法和神学取向. 盖司勒(另译“贾诗勒”, Norman L. Geisler)如此综述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

自由派对圣经的观点是: 圣经并非神的道, 它只不过包含了神的道. 在圣经中, 除了有神的真理外, 还参杂许多科学与神学的错误, 必须借着理性加以铲除, 且设法与“基督的灵”相吻合. 因此, 对圣经予以高等批判不但受欢迎, 而且对于发现圣经中什么是属实的也愈显重要. 自由派除了拒绝许多圣经的教训外, 它还是一种反超然主义(即反对超自然如神迹等), 驳斥圣经中的神迹. 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易于犯错误之人的作品, 虽然在道德与宗教的真理上也包含了由启示而来的洞察力.[49]

由此可见, 自由神学的圣经观其实是破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 正如殷保罗所说的: “圣经的权威及神圣启示都被否定.” 按标准的自由神学之教义观点, “人类理性的分析, 高于圣经与传统教义. 圣经是需要用一个理性的立场去了解的, 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 就应该被否定, 因此, 圣经的神迹可被摒弃. 神学所需要的是实际, 所以人的理性可与宗教经验结合, 以代替神圣的启示和圣经的权威.” 此外, “自由派认为世事并没有绝对, 也不应该有教义的断言. 任何事物都可以受质疑 — 包括圣经及传统的教义. 传统神学应被否定, 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系统(fixed system), 而自由主义认为,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50] (但圣经真理其实是永不改变的, 太5:18)

(F) 自由派神学的矛盾和困境

显然, 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是承接康德等人的遗风, 错误地把科学和理性置于神的启示 — 圣经之上, 其观点常是相互矛盾的. 譬如说, 他们否定圣经所记载的神迹是真实发生的. 但事实上, 有神就会有神迹! 相信神却否定神迹, 这在逻辑上反而是矛盾的. 况且, 他们企图化解神迹的说法也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 注: 此人不是Jonathan Edwards)[51]与福音派神学家斯托特(或译“斯托得”, John Stott)的对话中, 是这样化解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所彰显的神迹:

这一连串不合科学的故事是由摩西的仗变蛇开始的, 接着是摩西的手一伸入袍内, 再出来就长了大麻风, 如雪一样白. 还好, 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 其他神迹说到尼罗河水变成血、蛙灾、蝇灾, 其实还颇符合科学事实的, 因为尼罗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浑浊如泥, 看来有点像血, 漫溢两岸, 青蛙、苍蝇滋生繁多, 那时牛的确会有瘟疫, 埃及人也会长疮, 蝗虫到处横行, 冰雹密云使中午也为之(成为)黑暗. 这些事是人所知道的. … 就算这些神迹是摩西所行, 我们还是不能当真, 也不用相信“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 海中的深水凝结”(出15:8), 这其实是摩西所写的诗歌.

但又有一种说法是“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乾地”(出14:21), 另一个地方(经文)说他们通过红海(出13:18). 若这个红海其实是埃及边界的一个纸草沼泽, 就不难理解埃及派去追希伯来人的马车会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了. 这种合乎自然的解释也能用来解释圣经的其他神迹: 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可能是西奈半岛(西乃半岛)的火山景象; 有报导说, 有些水加一小片木头就可以喝;[52] 吗哪几乎可以确定是圣柳植物被一种虫子蜇了后所分泌的东西; 至于鹌鹑, 那是一种候鸟, 飞到没有力气的时候, 要抓它们并不难; 沙漠中有些泉水为薄薄的石头所掩盖, 只要打破这个石头, 也就有水了. 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 就表示我们“不信”. 因为出埃及记最大的神迹是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他们, 大自然又提供必要的帮助 , 以致他们能渐渐形成神慈爱计划中独特的器皿.[53]

里程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 爱德华兹对圣经记载的神迹的‘化解’是如此地牵强, 以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严肃的神学家之手.” 对他上述所谓的“化解”, 我相信明智的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 以下故事能启迪我们.

有个导游把一群到圣地访问的人带到一片水域, 水只掩盖脚面.

导游: “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经过的红海. 水就这么浅, 风一吹, 地就露出来了. 所以, 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不是神迹!”

访问者(沉思片刻, 顿有所悟): “啊!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是一个神迹!”

导游: “什么?! 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们, 当年的水面就这么浅, 你听明白了吗?”

访问者: “我听明白了. 但我不明白的是: 这么浅的水, 居然‘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出14:27-28)”

导游: “……”

诚然, 爱德华兹这段话的结尾前后矛盾. 他告诉读者, 他之所以不信这些神迹, 是因为它们是“不合科学的故事”; 但他仍然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迹, 因为“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他们”! 此话令人费解. 里程解释道: “如果埃及人奈何不得以色列人是由于大自然提供的一系列纯属偶然的帮助, 就只能说以色列人碰巧赶上了好运, 那就无神迹可言; 如果这一连串的非常事件(异于平常的事件)确实是神刻意的作为, 就是神迹. 那么, 为什么爱德华兹又要煞费苦心地抹煞它们呢?”

为何爱德华兹会说“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 就表示我们‘不信’ ”呢? 里程贴切指出, 这可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既想持守基督信仰, 唯恐基督徒批评他“不信(神)”, 又想讨好世俗的“科学至上”的思想, 生怕别人指责他“不合科学”; 他本想在二者之间搭一座桥, 不料被夹在其间动弹不得, 进退维谷, 捉襟见肘.

里程的话: “如果自由派继续轻忽圣经, 坚持置人的理性于神的启示之上, 不惜扬弃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 去迎合世俗的思潮, 那么, 他们要不最终变成不信派, 要不就将永远在矛盾、痛苦中挣扎.”[54]

(G) 结语

Roger E. Olson

为了使我们对自由神学有个正确与平衡的观点, 我们在总结时需要引述奥尔森(Roger E. Olson)的话: “大家通常认为自由派神学只是否定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种积极研讨神学的方法. 换句话说, 大家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否认耶稣为童贞女所生, 或是身体复活. 这批人也不相信圣经是默示的, 并弃绝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神性这些教义. 当然, 有些 — 或许也有不少 — 19世纪与20世纪的自由派思想家的确不承认这些更正教的正统教义, 或是质疑某些教义. 然而, 若要深究自由派思想的核心, 我们要问这些神学家为什么会质疑这些信仰. 说句公道话, 我们要承认他们的用意不在扬弃传统, 而是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传统. 而且, 自由派神学家对于一些特定的教义, 彼此看法也分歧. 总而言之, 自由派神学不是要扬弃某些信仰, 而是企图从新的现代文化脉络更新基督教信仰.”[55]

诚然, 自由派神学者所面对的挑战, 源于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不信风潮; 他们无法解释那些超乎理性、科学无法验证的圣经教义, 如童贞女怀孕生子、基督的肉身复活, 以及圣经记载的种种神迹. 他们担心基督信仰若不顺应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 就会逐渐被淘汰而没落. 为了面对启蒙运动下的不信者(或怀疑者)对这些基督信仰之教义的猛烈攻击, 这些自由派神学家在“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传统”的努力下, 选择放弃圣经无误的真理, 错误地高举人的理性和科学方法过于圣经的教导. 结果是我们所看到的悲剧 — 自由派神学家否定圣经所教导的许多基要教义和重要真理, 例如否定人是全然败坏和具有原罪的, 认为人基本上是良善的, 可以透过教育的指引去行善(以改善社会和世界). 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 只把耶稣基督视为一个好教师、一个可作人类典范的理想之人. 当然, 他们更否定圣经的神迹, 因为这些事被认为是与人类的理性及现代的科学不协调.[56]

放弃圣经无误的真理, 令自由派神学迷失方向, 把需要基督救赎的人领进更深的黑暗中. 邵叶尔贴切指出, 自由派神学提升了人的地位, 不再视人为败坏, 与神隔绝, 反而使神与人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 所强调的, 不是人的罪性, 而是人可能达到完美. 自由派神学的口号是“每一天、每一方面, 我们会更好”, 所以罪是不足挂齿的小过失, 不需要耶稣道成肉身、施行代赎.[57] 由此可见, 人若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 就会迷失方向, 离圣经的真理和“真理的神”越来越远. 坚信和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是何等的重要啊!

自由派神学认为人类能够变得更好, 也会使世界变得更好. 这种乐观的思想因为迎合现代人的心意而广受欢迎. 然而, 1914年至1918年, 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充分显露人性的败坏, 同时也大力遏止了这股对人性和世界充满乐观的自由神学之强风. 无论如何, 自由神学在神学院、在欧洲与北美的主流宗派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而近代的“进程神学”和“解放神学”等, 都是自由神学的遗风, 可谓不可不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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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 “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可靠”(或译“无谬”, 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完全可靠的引导.[58] 简之, “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可靠, 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 ‘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 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59]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识, 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即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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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什么是自由神学?

论到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 我们必须承认自由神学家的思想不一定完全一致, 但如郑国治所指出, 他们的思想“基本的观念是大同小异的”; 例如:

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或亮光而已.
他们以宗教为中心, 却以人的理性研究神学.
他们认为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 若理性不能通过的圣经真理, 都不能接受, 如道成肉身(借童贞女由圣灵感孕)、基督肉身复活(而非精神复活)、超然的神迹、人的原罪、基督宝血的救赎、基督的再来等, 都是超乎人理性所能了解的. 他们将这些事灵意化解释, 或根本放弃.
他们不信耶稣(如圣经所教导的)是神的儿子, 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 其主要的教训以耶稣为榜样, 是以祂的精神为标准.
有关圣经超然的事, 只是民间的传说, 或民俗故事而已.
圣经要照各时代和各国的文化背景解释, 未必要回到原作者的原意.
圣经的预言, 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 不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预言充其量是属历史的, 目的是给人鼓励而已.
基督教(基督信仰)不是救赎性的, 只是一种伦理的宗教, 与普世各大宗教无异.[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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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什么是现代主义?

奥尔森(Roger E. Olson)指出, 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种弥漫在1650年至1960年的文化氛围(气氛), 亦即一套观点或看法, 可算是启蒙主义及它的遗绪之同义词(注: 自1960年起, 现代主义已被所谓的“后现代”超越了).[62] 根据邵叶尔, “现代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罗马天主教内部的一场运动, 其心态类似更正教的自由派. 此词大约于1910年开始, 指美国激进的自由派神学. 早期的自由派神学是一场抢救运动, 在启蒙运动的炮火猛攻之后, 试图抢救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余烬. 但现代主义却是对于更正教福音派的直接挑战, 并导致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全面回应.[63]

现代主义强调人类理性的自主性、人类的自由和自主. 现代人致力于种种的自我改进, 现代主义对这些努力赋予一种宗教性的认可. 对于罪与恶的极端破坏力, 却轻描淡写、缩减至最小程度. 现代主义认为, 真理是科学的最新发现, 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启示或任何历史人物, 就此而言, 现代主义比自由主义又多走了一步.[64]

美国的现代主义运动, 源于马修斯(Shailer Matthews)和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 马修斯使用一种社会历史的模式, 指出宗教的功能, 是要帮助人们找出他们身处环境的意义, 并认为神学是“超自然化的政治学”, 源于教会与其特定文化的互动. 1930年代开始, 由于受到“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注: 神学方面属于“新正统神学”)的冲击, 现代主义运动日渐衰落, 但有一些关键的概念, 却在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再次复苏.[65]

[1]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 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 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务须留意的是,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 — 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 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些文章中, 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 正因此故,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有关这方面的定义, 请参本文附录(1):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2] 请参本文附录(2): 什么是自由神学?

[3] 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理性”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来源, 并将“人本”提高到最高权威. 神学理性主义(Theological Rationalism)以理性为标准, 去判断信仰与启示, 并否认一切超理性的事, 不信超然的神迹(注: 他们只承认纯理性的宗教, 因而否认启示宗教). 经验主义(Empiricism)则认为一切真知识要由经验而产生, 要以经验来解释或判断普遍的概念, 并摒弃超经验的事.

[4]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3年五版), 第530页. 殷保罗也指出, 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观念是“现代主义”(Modernism). 一般而言, 现代主义是等同于自由主义, 但现代主义更强调科学的发现, 同上引, 第530页. 有关现代主义, 请参本文附录(3): 什么是现代主义?

[5] 其实理性原是神所赐的, 本是好的, 但理性主义(Rationalism)强调“以人为本”. 可惜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以神为本”的圣经所启示的亮光, 来明白真理.

[6] 有关原罪方面, 请参下一期 (第112期)《家信》的“福音亮光”, 内中将根据圣经探讨原罪课题.

[7] 我们相信人有原罪, 因为“原罪的教义”主要是圣经的教导, 而非只是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观点.

[8]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年), 第131, 133-135页.

[9] 同上引, 第136页.

[10] 唯心主义(或译“唯心论”, idealism)主张世界或现实如同精神或意识, 都是根本(基本)的存在. 与唯心论直接对立的是唯物论(或作: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它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是物质).

[11]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年), 第89页.

[12] “阿谀”是“用言语恭维别人”之意, 故有成语作“阿谀奉承”(即说恭维别人的话, 讨好别人的词语). “阿谀神”是个贬义词, 表示神要听别人对祂说恭维话. 但这样的说法绝不正确, 对神很不公平, 因为祂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这点就足以叫我们敬畏赞美祂), 更用大爱救赎我们(父神差爱子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受尽痛苦, 流血赎罪, 而主耶稣也实在爱我们, 为我们甘心舍己), 这样的神岂不配得我们永远的敬拜和赞美吗?

[1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44, 146-147页.

[14] 事实上, 黑格尔主要是哲学家, 但其哲学触及神学, 且影响深远, 故有者也称他为神学家.

[15] 黑格尔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是, 他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 不仅视之为发现终极真理的工具, 而且是进入终极真理的途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将哲学与历史密切结合在一起. 如Henry D. Aiken所说, 他的学说是首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观念的一次彻底的努力”. 为了解开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之谜, 他试着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之意义去寻找神(他认为历史是“绝对真理”[即神]的逐步显现), 而不从自然界那位遥远的设计者(指造物主)的角色去找.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57页.

[16]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年), 第130页.

[1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55页.

[18]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30页.

[19]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58页.

[20] 关于这点, 马有藻写道: “他(包珥)采纳黑格尔的进化论, 相信历史的进程须经过‘正反合’三个步骤. … 他又用此途径, 视摩西为正, 基督为反, 福音为合; 或律法为正, 恩典为反, 天国乃合等等.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 他认为从第二世纪起在教会内才有律法主义的存在, 而新约亦有提及, 故他必须把新约传统作成日期(指传统上认为的新约书卷写成之日期, 即第一世纪内)推翻, 全放在第二世纪内.”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42页. [注: 包珥认为许多保罗书信其实并非保罗亲自书写, 而是保罗的跟从者所写, 所以他认为这些书信源于第二世纪晚期; 但包珥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没有历史实据]

[21]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9年), 第476页.

[22] 施特劳斯提倡“形式批判学”(Formgeschichte), 即认为新约的福音故事(及其他事件)已配上历史或宗教传说的形式, 若将这些形式除去, 剩余的便是纯正的真理, 这才是新约作者的原意. 他这番偏激的解释使他受到杜平根学院(Tübingen)开除, 他只好转到其他大学任教.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42页.

[23]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2页.

[2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58-159页.

[2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Schleiermacher .

[2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59-160页.

[27] 同上引, 第162-163页.

[28]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著, 刘良淑、任孝琦合译,《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年), 第59-61页. 摘自上引书, 第164-165页.

[29] 同上引, 第165-167页.

[30]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 他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不是感觉经验, 而是理性. 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 反对宗教权威.

[31] 同上引, 第167-169页.

[32]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457页.

[33]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1页.

[34] 同上引, 第531页.

[35] 立敕尔的神学思想也立下根基给后来的“历史事件与神话二分法”(dichotomy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historie and geschichte), 即必须加以区分某件事到底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 [注: 德文historie = 历史事件; geschichte = 故事或神话].

[36]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30-131页.

[37]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460页.

[38] 哈纳克将耶稣所引介的基督教之“纯正精髓”归纳为三大观念: (1) 神的国: 神在个人心中的治权, 与未来超自然事件无关; (2) 父神与人的灵魂: 神是整个人类(信徒与非信徒)的父; (3) 更高的公义与爱: 注重爱, 而非只注重遵守律法的公义. 根据哈纳克, 这三项主要观念是正宗基督教的“谷粒”(精髓), 其余都是该被丢弃的“枯草”. 奥尔森著, 吴瑞诚、徐成德合译, 《神学的故事》(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2年), 第655-656页.

[39]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460页;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2页.

[40]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461-462页.

[41]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461-463页.

[42] 针对这点, 马有藻解释道, 布什内尔“攻击当时盛行的属灵复兴运动, 认为他们只着重(个人)私自的敬虔, 而忽略了社会(整体的)福利. 他主张社会工作先从家庭教养方面入手, 因为他相信儿童的本性是好的, 如果及早善加教养, 日后社会问题必会消除, 因此他反对正统信仰的赎罪论; 他认为儿童期所接受的正统家庭宗教教育足以使他‘进入天国’, 而不需要经过正统信仰所谓重生的经历.”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45-146页.

[43] 此理论也称为“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Moral influence theory of the atonement), 意指基督的死不是为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刑罚), 而是要吸引人关注神的爱, 以此软化人心, 带领人悔改行善.

[44]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3页.

[45]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146页.

[46] 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至少不是所有自由主义开始的阶段)都教导社会福音的信息. 早期的自由主义是理论性的. 到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 社会福音主要流行于美洲.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4页.

[4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Rauschenbusch.

[48]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3页.

[49]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70页.

[50]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534页.

[51] 这位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不是圣公会加尔文派的牧师爱德华兹(John Edwards, 1637-1716), 也不是著名的北美传道人兼公理会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52] 爱德华兹可能试图以此解释在玛拉“苦水便甜”的神迹(出15:22-26). 他接下去的话试图解释出埃及记16-17章的种种神迹, 如天降吗哪、鹌鹑、磐石流水等.

[5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70-171页.

[54] 同上引, 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