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坐下!” — “现代宣道之父”威廉· 克理(William Carey)
“年轻人, 坐下! 神什么时候要天下归向他, 是随他的高兴; 他不需要你或我的帮忙.”[1] 1786年, 年迈的赖里德(Dr. John C. Ryland)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一位年轻人威廉· 克理(或译“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 说出了以上这一句话. 克理这位读书不多的信徒, 为什么会气得赖里德暴跳如雷? 原来他对赖里德说, 主耶稣基督托付给门徒的大使命 — “要门徒到地极去, 让万民都有机会听闻福音” — 不仅适用于使徒行传的时代, 也适用于历世历代, 包括他们的世代.
不过, 这种看法却为当代很多牧师、传道人和圣经学者所不屑, 赖里德便是其中一人. 这些人坚决持守当时一般更正教的信念, 认为大使命只是委托给初期教会的信徒, 与18世纪的教会无关. 赖里德称克理为一个“狂热主义的可怜虫”. 他的评语伤透了克理的心, 因为赖里德正是于1783年为他施浸的牧师. 可是赖里德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狂热主义的可怜虫”, 过后竟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宣道之父”(或译“近代宣教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
从人的眼光来看, 赖里德是十分有理由对这位年轻人泼冷水的. 正如一些作者指出, 当时克理并没有潜质成为“现代宣道之父”. 美国的罗伯特·摩根(Robert J. Morgan)如此评述道:
“1761年8月 … 威廉· 克理就在这时, 于一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村落普勒斯普利(Paulerspury)中出生. 他家境清贫, 读书不多. 他更患有皮肤病, 以至不能适应户外工作, 因此, 他只得成为附近一名鞋匠的学徒. 由于他的补鞋工作并不惬意, 所以他便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帮补家计, 可是, 学校的发展也不如理想. 后来, 他结了婚, 可惜婚姻并不愉快. 在初生女儿因病夭折后, 他便开始过着潦倒的生活, 后来应聘牧养一个小教会, 但却因讲道沉闷, 以至未能被按立为牧师.”[2]
依人看来, 持有这份履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海外宣道士. 据说克理在12岁时就离开学校, 愿意作一位园丁. 经过两年奋斗, 终因皮肤对花草敏感, 更受不了日晒, 使他不得不放弃. 但这位经不起英国阳光的人, 后来竟能忍受40年印度炎日的酷热, 可见“神的踪迹何其难寻”, 神的恩典何等够用![3] 就在1783年, 神借着一本书光照他, 使他的一生彻底改变过来.


因着他的启发和激励, “浸信宣道会”(另译“浸信传道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于1792年创立. 这是“福音复兴运动”所创设的第一个海外宣道组织, 而克理也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位宣道士. 他于1793年到印度孟加拉(Bengal).[7] 这条宣道之路是艰苦难挨的, 人们对他的反应是拒绝有加. 他的父亲说他疯了, 他的妻子也不赞同他的决定, 但无论是泪水苦劝, 或是威吓警告, 都无法动摇他前往宣道的心志. 虽然克理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苦苦哀求妻子一同前往, 但她拒绝了! 最后, 克理只得带着长子费利克斯(Felix)前往印度, 忍痛地把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留在英国.
克理筹足了经费以后, 便乘坐“牛津伯爵号”(Earl of Oxford)从伦敦起程, 抵达朴次茅斯(Portsmouth). 这艘船却一泊就泊了6个星期, 而且到头来克理并没有获准进入印度. 那时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基于商业利益而不准许人向印度人传福音. 他们担心一旦印度人归信基督以后, 英国要继续控制印度就会备感吃力. 因此, 克理得不到进入印度的签证. 于是他回到伦敦, 最后搭上丹麦的船只航行.
在启程之前, 克理先返回家园一趟, 再度恳求妻子与之同行. 这次终于得蒙她的首肯; 多一天的请求改变了她的心意, 使她愿意带着孩子跟着他奔走天涯. 当他们航向印度孟加拉(Bengal)这个以老虎和鳄鱼著称的地区时, 克理时年32岁. 克理在此工作的第一年里, 总计有25个男人被老虎叼走.[8] 但这一切并没吓退克理. 他开设染布厂, 以“织帐棚”的方式自力更生. 由于对主的真爱与忠诚, 并满溢着拯救人灵魂的热情, 克理殷勤地在印度作差传工作长达40年之久, 没有一次休假回到家乡英国, 直到1834年6月9日离世归回天家, 享年73岁.[9]

虽然克理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 但神赋予他超凡的语文能力. 他14岁时, 就爱上了拉丁文. 他被拉丁文的优美深深地吸引, 便自修起来. 等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时, 便开始阅读希腊文的解经书. 像拉丁文一般, 他也深深地喜欢上希腊文, 不久之后便对此圣经原文驾轻就熟. 当然, 在这之后他熟悉法文、荷兰文就自不在话下了! 在他年纪轻轻未满20岁时, 便对这些语言了如指掌.[11] 神赋予他语文的恩赐, 使他在日后能从事不凡的翻译工作.
克理认为传福音给印度人民的关键在于圣经的翻译, 所以他立志学习各种印度方言, 并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到他离世之前, 他与同工已完成总计约30几种语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圣经译本. 根据甘雅各博士(Dr. 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 克理一共翻译了34种不同的印度语圣经, 如: Hindi, Bengalis, Sanskrit, Oriya, Marathi, Punjabi, Bolochi, Mewari, Telugu, Konkani, Pahto, Assamese, Lahnda, Gujerati, Bikaneri, Awadhi, Kashmirir, Nepali, Bagheli, Marawari, Bhatneri, Magahi, Malvi, Braj Brasha, Garwahli, Manipuri, Palpa, Khasi等等. 难怪他被人赞誉为“几乎把圣经翻成印度所有的文字.” 甚至第一本中文圣经, 也是在他的鼓励下, 由他的助手约书亚·马殊曼(另译“马士曼、马什文”, Joshua Marshman)在最艰巨的环境下完成的.[12] 虽然克理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 但神所给他的语言恩赐和翻译才华, 可说是空前绝后的.[13]
此外, 他还对印度的文艺界作出贡献. 他出版了几种字典、文法及印度书籍英译本. 巴柝声(Ross Paterson)写道: “他不单与马殊曼(另译“马什文”, Joshua Marshman)合编了不丹语的语法书, 也为其他六种不同语言的语法书作好了编写的准备. 除了编写孟加拉文、梵文和马拉他文的字典外, 克理和马殊曼还翻译了三卷古代印度梵语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14]
克理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建树和成就. 他在塞兰坡(或译“塞兰港”, Serampore)开设了一间出版社, 并把园艺家罗克斯巴勒(或译“罗克斯保”, William Roxburgh)的两本著作(Hortus Bengalenis [1814] 和 Flora Indica, [1832])编印完竣, 并亲自协助分发散文集, 以供学校使用.[15] 有关克理在社会民生方面的贡献, 庄祖鲲写道: “他开办了基督教学校, 创建一所大学; 1820年创立印度农学会(或称“印度农业社”,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 改良农业; 研究植物学, 后来甚至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的荣誉. 他也领导废止杀婴、童妓、寡妇殉葬(寡妇被强逼在亡夫火葬堆上自焚, 以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等陋习的运动, 在1829年获得成功.[16] 他成为激励他人投身宣教(宣道)的‘触媒’, 也成为近代宣教士的典范, 因此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17]
为了遵从大使命和主的呼召, 克理不顾赖里德的反对, 投身海外宣道的工作, 因此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对克理献身所产生的影响, 与他同期的霍尔(Robert Hall)有以下的评述:
“这位非凡的人物虽来自最贫困的低下阶层, 但他却能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 凭着赤手空拳和日以继夜的拼搏精神, 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荣誉, 并成为首批东方学者和宣教士团体的成员. 此外, … 他在同时代的人中, 成了神的器皿, 专门负责把救恩的信息传播出去. 这是一位集布道家的热情、圣徒的敬虔与小孩的单纯于一身的人.”[18]
最后, 让我们引述巴柝声(Ross Paterson)的话作为总结: “克理除了完成了他的著作外, 更不问成果地做了很多事. 跟所有渴望为普世宣教(宣道)作出贡献的人一样, 克理也为了宣教的信念摆上了自己. 他成立了一个宣教机构, 并决意成为这机构的第一位宣教士. 不久之后, 他便踏上了宣教之路, 只身走到印度去事奉主. 他的行动不单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宣教事工揭开了序幕, 也打开了近代宣教之门. 他不仅写了一本宣教的书, 也成为了书中的主角.”[19]
[1]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年), 第182页.
[2] 巴柝声(Ross Paterson)著, 《安提阿元素 — 使徒行传的隐密信息》(香港九龙: 浸信会出版社, 2003年), 第18-19页.
[3]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克里威廉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9年), 第4-5页.
[4] 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是英国海军上校及航海家, 亦是太平洋和南极海洋的探险家, 在测绘海图、改进航海卫生和防止坏血症等方面成就卓著.
[5]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19-20页.
[6]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4年), 第140页.
[7] 同上引.
[8]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 第182-183页.
[9]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克里威廉小传》, 第92-94页.
[10]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 第183-184页.
[11] 同上引, 第183页.
[12] 一般教会历史学家都同意, 第一本中文圣经的译本是在1822年完成的《马殊曼译本》, 由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 无论如何, 从一些古代文献,
我们得知在1822年以前(如早在唐朝时代的景教时期), 已有中文的圣经译本出现, 只是这些译本抄卷已经遗失或破损, 至今无法寻获.
[13]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 第140-141页.
[14]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26页.
[15] 同上引.
[16] 为了废除寡妇殉葬的恶习, 克理奋斗了25年之久, 终于让英国政府以法律废除了这一陋习.
[17] 庄祖鲲著, 《宣教历史》, 第141页.
[18] 巴柝声著, 《安提阿元素》, 第27页.
[19] 同上引, 第20页.
Related
作者: 瓦器
刊登于2006年3&4月份第63期《家信》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