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罪人蒙恩记 — 刘翼凌悔改归主

曾是中国国民党驻印度总支部书记长的刘翼凌, 本是一位敌对基督信仰的人, 但他在1948年蒙主大恩, 归信主耶稣基督, 并决志以写作传福音为报恩之道. 他先后编辑基督信仰杂志《灯塔》, 办《宇宙光》, 创办“福音文宣社”, 并编著一本较全备的福音书《福音集成》. 此书荣获1981年度“基督教汤清文艺奖”, 广被各地教会使用, 1996年再印第四版.

刘翼凌在《福音集成》一书中, 写下自己蒙恩归主的经历 — “大罪人蒙恩记” . 他写道: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是一个反耶稣基督的人. 我曾写过反耶稣基督的诗文, 编过反耶稣基督的剧本, 后来还把剧本演出, 而且亲自担任导演. 其实我并未研究过基督教(基督信仰), 也没有见过圣经, 不过自己信了唯物无神主义, 遂人云亦云, 盲从附合罢了. 这里自称‘大罪人’, 因为普通罪犯, 尽管严重, 只是得罪人, 我却得罪神.”

自小受共产主义所影响, 加上大学里无神主义的熏陶, 刘翼凌成为无神论者, 不信有神和灵魂. 他写道“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 相信的是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行为主义是心理学里面的一派, 不但不相信有灵魂, 甚至不信有思想, 认为所谓‘思想’即是‘默语’. 这种学说把人看得非常机械. 有过如上的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我, 也能蒙主的爱, 可见主爱之伟大.”

刘翼凌较后到印度工作, 此事改变了他的无神论观念. 他写道: “我之有如上所述的反神思想, 为时很短, 继此而来的是升官发财思想. 于是, 我便走入仕途(意谓出任官职). 在官场混了好几年, 与1942年被海外部派到印度做和英国政府合办的战时服务工作. 1947年正是国民政府行宪的时候, 立法委员由人民选举, 印度和缅甸合选立法委员一人. 我那时为国民党驻印度总支部书记长. 在这以前, 又作过缅甸总支部书记长, 所以两地的侨胞均为我所熟悉, 又有党部作后台, 出而竞选立委, 真是垂手可得. 竞选正在兴高采烈之际, 不料国籍情势转变, 印度政府一改从前对中国政府亲善的态度, 于1948年突然下令叫我出境.”

对于当时的刘翼凌, 出境是痛苦的一回事, 因为他一家大小都在印度, 而且那时国民政府流离播徙, 动摇不定, 不但不能给他一个新任务, 甚至他写信也不知该寄到哪里 — 南京? 重庆? 还是广州? 中国外交部和驻加尔各答(Calcutta, 印度东北部港市, 西孟加拉邦首府)总领事馆, 替他向印度政府交涉, 但未能收效, 这令他彷徨失措.

神往往让人走入困境后便开始动工, 施行拯救. 刘翼凌回忆当时的困境, 写道: “那时候苦闷万分, 日夜焦急, 深感前途茫茫, 因而想到命运和精神灵魂等等问题. 感谢神, 他使我知道人有灵魂, 使我眼睛明亮, 可见此世以外的另一个灵性世界. 本来在神秘的印度无奇不有, 许多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 也是我以前绝不相信的. 比方‘天眼通’、‘他心通’, 诸如此类的种种法术. 看得多了, 使我开始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遂开始研究宗教. 那时各种宗教我都感兴趣, 在印度有印度教、回教、拜火教、佛教等, 我都跑去访问过, 觉得各有其吸引力. 那时我想, 各宗教大同小异, 何必分门别户? 我于是想自办一个包括所有宗教的‘宗教’.”

然而, 刘翼凌发现有一个超越一切宗教的信仰 — 基督信仰, 这信仰建基于一个超越一切经书的书 — 圣经. 他写道: “可是那时以色列开始建国, 报上天天有这类新闻, 有时还有大标题新闻, 令我相信圣经预言(圣经清楚预言以色列的复国与建国, 参以西结书第37章, 编者按),[1] 因此特别倾向基督教(基督信仰).” 圣经多处预言关于以色列, 这点开始吸引刘翼凌.

那时在加尔各答有位天主教的慕神父, 他是比利时人, 也是刘翼凌所素识的. 刘翼凌的儿子在他学校读书, 在他相信有神之后, 便常去找慕神父, 与他谈论有关神和灵性的问题. 刘翼凌写道: “他(慕神父)介绍一本书给我; 那是根据四福音书合编的耶稣传, 书名叫《耶稣的喜报》. 我看了非常高兴, 由借书的当天下午, 看到深夜, 废寝忘食, 津津有味, 叹为一本伟大奇书. 往昔在上海读书时, 也偶曾听人讲过圣经, 但觉没有兴趣. 这次却完全不同.”

刘翼凌在文中指出, 那时以色列复国运动, 天天吸引他的注意, 但是以色列的邻国, 都是回教国, 是以色列的敌国, 紧紧的包围着她, 千方百计要消灭她. 万一以色列给消灭了, 圣经的预言岂不是落了空? 反之, 如果以色列成功复国与建国, 这就证明圣经的预言诚然可信, 其中所论到有关主耶稣基督是世人救主一事, 也必诚然可信. 于是, 他打了个主意: 如果以色列国被联合国接纳, 成为会员国, 那就是她立国基础已定, 那么圣经必是一本可信可靠的圣书 — 是神的话语, 而他要把信心建立在圣经上, 接纳主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

“那时,” 刘翼凌写道,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神迹. 联合国虽然成立了, 却分为两大派: 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 这集团赞成的, 那集团必加反对, 而且两国都有否决权. 因此, 联合国什么事都议不决, 行不通. 可是, 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两集团竟都同意了, 在大会里顺利通过了! 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奇事? 以色列临时政府宣布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4时正式成立(即成立以色列国), 我也在那一天正式宣布接受圣经启示的基督耶稣为我的救主. 我决定信基督教(基督信仰), 把原来想办的‘宗教’也打消了.”

刘翼凌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后, 他所信靠的好牧者主耶稣便为他的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他见证道: “出境的命令, 经外交部的认真交涉(那时是王世杰先生作外交部长), 没有即刻执行, 却不能挽回. 印度政府又下一命令, 限我一个礼拜离印, 那是1948年6月的事. 旅印侨胞, 很关心我出境后的生活问题, 后来大家商量结果, 由皮革联营公司派我赴巴基斯坦卖皮革. 其实这完全不要我去‘卖’, 只是在佣金里面分一部分给我做生活费, 事实上是一种救济. 这样, 总算把生活问题暂时解决了.”

1948年6月12日, 刘翼凌到了巴基斯坦南部港市卡拉奇(Karachi), 生活颇为清闲, 便每日以阅读圣经及基督徒书籍为乐. 每逢星期天必到当地礼拜堂去做礼拜. 他写道: “那里有很多礼拜堂, 只要时间不冲突, 我都进去参加, 每个礼拜天(星期天), 平均参加4次礼拜. 我在读圣经时发生(遇到)有什么疑难问题, 总在礼拜后, 提出来请牧师解释. 他们也许觉得我麻烦罗嗦, 只是介绍书籍给我看. 有一个比较小的福音堂, 没有名字, 里面的几个传道人却是很诚恳亲热的. 他们的会友约三四十人, 是聚集各教会的会友组织而成的.[2] 我觉得这个教会, 对人比较有热情, 所讲的道也比较
不公式化. 除了参加他们的聚会以外, 我一有空, 就分别探访他们的教友,[3] 和他们谈圣经里面的道理. 他们很耐心开导我, 把我的问题分别解答.”

信主后的刘翼凌面对两个难题: 我该参加哪个教会呢? 谁来给我施洗呢? 为了此事, 他尝试到不同教堂参加聚会, 把各教会详细比较, 甚至为此事禁食祷告. 某日, 有人介绍他读一本有关戴德生的英文传记 — 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 (可译作《信靠神的戴德生》, 由Marshall Broomhall所著). 戴德生是英国著名的传道人, 为主到中国宣道, 并创立了内地会. 阅读此书时, 刘翼凌发现戴德生由伦敦出发到中国宣道的日子, 正是1853年9月19日. 此事令他感触良多, 他写道: “我就隐约听见神对我说, 要我在9月19日这天受洗. 那时虽然不知道由谁来洗, 洗了又入哪一个教会, 可是, 我相信神已定下一个日子, 自然会在那一天差人替我施洗, 我也自然可以加入为我施洗者的教会. 我感觉神已答应了我的祷告, 便停止了禁食, 计算起来, 已禁食8天了.”

刘翼凌继续经历主奇妙的安排和引领. 某次主日, 他到了他在上文所说那没有名字的福音堂. 那天讲道的是一个美国人, 名叫西尔威亚(Irving Sylvia), 这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形容这位传道人“穿着极朴实的衣服,[4] 讲的道却极有感动力”. 聚会完毕, 刘翼凌找他谈话, 问了许多圣经上的问题. 谈了许久, 西尔威亚欢喜地指出已蒙恩得救的刘翼凌该受洗了, 并表示愿意亲自替他施洗. 刘翼凌喜出望外, 提议把受洗的日期放在下两个星期的主日, 因为当天正是9月19日. 西尔威亚很喜欢这建议, 说道: “正好, 因为我还答应其他3个人在那天替他们施洗, 连你就是4个人了.” 决定以后, 刘翼凌问他是属什么教会的. 他说他只属基督, 不属什么教会的; 当初是美国几个友人支持他, 他就顺从主的呼召, 出来传道了. 刘翼凌写道: “我觉得他这个不属教会(宗派), 直属基督的办法, 正中下怀. 种种机缘, 都是神的安排, 不能让它轻轻错过.”

“到了9月19日, 我们同赴克利夫顿海滨行洗礼. 我邀了几位朋友观礼. 行的是全身浸水式(或称“浸礼”), 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圣经的教训. 从水里起来以后, 在全身海水淋漓中, 朋友还替我照了一张相. 那时在禁食后不久, 瘦得很难看, 看见相片的亲友都以为我失业饿坏了呢?” 受浸以后, 刘翼凌写了一首诗, 以记念这人生大事: “茫茫水, 浩浩风, 负罪之我立海中; … 从前种种随波逝, 我今亦与基督死; 我今亦与基督生, 生命书中始有名; 一人悔罪事虽小, 天上人间共欢笑.”

受浸后, 刘翼凌再次经历主的恩惠, 他写道: “在卡拉奇时, 我在半失业的状态中, 唯有多读几本书, 借以修养灵性. 恰好巴基斯坦教育部, 在报上登广告征聘国立达卡大学中文教授. 我本是一个学文学的人, 觉得是一个机会, 便欣然应征. 我缮好了申请书, 请一位姐妹代我打字, 打好了的时候, 她问我有没有为此事祈祷. 我说没有, 但曾求主给予工作. 她说那一定是主的应许, 但是, 还要祈祷. 我拿着这张申请书虔诚地向神祈求. 这征聘广告, 也在伦敦登出, 应征者据说有11人, 论资格经历, 他们都比我好, 而我却被选受聘, 这显然是神的恩惠.”

刘翼凌于1949年8月底, 乘机到达卡城就职, 后来家人也从加尔各答到达卡团聚. 达卡大学上课时间每周只有6小时, 等于每日1小时; 薪水也不很低, 住宅宽敞, 环境宁静. 他晓得神并非叫他在那里游手好闲, 便在授课之余, 尽量多读基督徒的属灵书籍. 写作便是他的兴趣和本行, 读书稍多, 便摇笔欲试, 开始从事写作的事奉. 他过后与内地会的信徒通信联络, 更广泛地参与翻译、编辑和写作的事工. 在达卡大学任教5年中, 他总共翻译6本基督徒的书籍: 《交托的祈祷》、《钱财代管》、《无神论者的歧路》、《信仰问题》(由中译英)等, 前3本均已由证道出版社出版, 《信仰问题》则由晨星书社出版. 他所编著的《福音集成》则在1981年荣获汤清文艺奖.[5]

刘翼凌数算主恩, 充满感恩与赞美. 他在结束“大罪人蒙恩记”时, 满心感谢地写道: “像我这样在罪恶过犯中死了已久的人, 尚能蒙主赋予生命, 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 主的爱何等伟大. 主的恩典, 在软弱的人身上特别显得丰盛, 在我是亲身体验到了. 保罗说: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15:10). 这句话, 在我身上一样确实.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救我爱我的基督.”[6]

[1] 有关以色列复国的事迹, 请参黄丹尼所著的《20世纪世界大奇迹》(台北: 导向杂志社, 1991年).

[2] 刘翼凌在这里所指的教会极可能就是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俗称“弟兄会”). 早期, 他们多数以“福音堂”作为聚会地点的名称, 却不属任何宗派, 故不为自己取任何名字, 只称自己是属基督的基督徒. 他们当中有许多原属不同宗派的会友, 但因看清奉主名聚会的真理后便离开宗派, 聚集在主的名下, 所以外人看来他们是来自“各教会的会友”. 有关奉主名的教会, 请参2005年11/12月份, 第61期《家信》的“召会遗产: 谁是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 及 2003年1月份, 第38期《家信》的“召会真理: 地方召会的标记(一)”.

[3] 笔者认为这话该说成: “分别探访在他们那里聚会的信徒”. “教友”或“会友”含有教派的色彩, 不合圣经的教导, 应避免使用.

[4] 在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召会中, 传道者不穿一般宗派的“牧师袍”或圣职人员的特别制服, 因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反对圣品阶级, 而传道者不是宗派里所谓的“牧师”或“圣职人员”, 故无特别袍服.

[5] 汤清博士本是湖南益阳人, 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获神学博士学位. 返国后, 曾在中国数间神学院任教,后来去美国任教于金谷信义大学.汤清博士对于教会历史研究精详,并在文字事工上贡献良多,编著甚丰.他在退休之后,设立了“汤清博士基督教文艺奖金”,以继续支持和扩展文字事工.

[6] 上文参考“大罪人蒙恩记”, 载于刘翼凌编著, 《福音集成》(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年四版), 第338-348页. 刘翼凌于1977年8月17日修正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