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主名聚会的历史 (一): 在英国的起源

编者注: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创16:8). 这是天使对夏甲所说的话, 也是圣经记载有关天使所说的第一句话.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这两个问题不仅对世人的灵魂得救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它们对今日奉主名聚会的圣徒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 了解奉主名聚会的历史不仅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召会是从哪里来(明白为何早期的弟兄们要离开各自的宗派, 单单奉主名聚会), 也知道我们事奉的方向 — 应该往哪里去!【请参本文附录一: 个人的见证】

(A) 导论: 追溯历史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罗15:4; 《吕振中》译本译作: “凡从前所写的经, 都是要让我们受教训而写的”; 参林前10:11). 神借着使徒保罗在这句话中设立了一个原则: 旧约圣经所记载有关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历史事迹, 都是为要让今日神的所有百姓(特指召会信徒)受教训而写的.

对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的历史, 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评述道: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或许没有任何阶段的教训比这阶段更具有适合现今所需的教训, 这阶段的背景环境与我们今日的处境有非常鲜明的共同点, 而这阶段的情况记载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的故事, 以及这段时期的先知书如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1]

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 源于巴比伦的各种偶像和异教曾严重地影响神的百姓离开神的话, 使他们拜偶像得罪神, 结果遭神审判, 被掳到巴比伦70年. 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 全能的神按着祂的应许施恩动工, 感动波斯王古列(或称: 塞鲁士, Cyrus)的心, 使他下令允许神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 重新建造(拉1:1-4).

值得留意的是,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故土主要有三次: (1) 主前538年：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率领(拉1-6章; 哈该书; 撒迦利亚书); (2) 主前458年: 由以斯拉率领(拉7-10章); (3) 主前445年(有学者认为是主前444年): 由尼希米率领(尼2:1-6). 第一次归回重建了圣殿; 第二次归回重建了圣民; 第三次归回重建了城墙.

在召会历史上也有相似情况. 魔鬼撒但在第四世纪借着“政教合一”使召会开始变质, 逐渐发展成罗马天主教(犹如芥菜种变质成为天上飞鸟住宿的大树, 太13:31-32; 参启18:2).[2]魔鬼通过罗马天主教把(巴比伦的酵)带入神的百姓当中, 以种种属人的传统谬论(注: “酵”可象征错误教义, 加5:4,7,9), 取代了属神的圣经真理(就如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 使全团发胀起来, 太13:33). 导致神的百姓普遍上离开神的真道, “犹如被掳到巴比伦”, 惨遭巴比伦异教所辖制和败坏(注: Alexander Hislop在其所著的The Two Babylons一书中, 强有力地证明罗马天主教许多错误教义乃源自巴比伦).

然而, 神在16世纪兴起了“被掳归回潮”. 1517年, 神借着马丁路德兴起了历史学家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 重现“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 在“归回圣经”的口号下, 许多基督徒因看清某些圣经真理而离开罗马天主教, 仿佛神的百姓“离开巴比伦”. 可惜这些改革者寻获一些圣经真理的同时, 却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错误制度和传统, 结果产生各大宗派, 无法在真道上合一, 使“全面归回圣经”的努力受挫, 无法遵守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的一切真理, 不能完全实践我们的主所颁布的大使命, 即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这包括三大方面: 传福音 + 行浸礼 + 守真理”(太28:19-20; 可16:15).[3]

人虽然失信, 但神仍是可信的, 仍然赐下真理的光, 帮助那些愿意顺从祂的百姓去履行主的大使命. 祂在19世纪20至40年代左右, 再次兴起“被掳归回潮”. 许多基督徒在圣经真理的光照和圣灵大能的带领下, 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 秉持主在太18:20所赐的应许, 单单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编者注: 也因此故, 为了方便辨识, 我们称他们为“奉主名聚会”的召会或信徒, 或简称“弟兄们”】. 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 不愿接受任何宗派名称(有人误称他们为“弟兄会”, the Brethren, 但被早期弟兄们所拒绝).[4] 由于他们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与唯一权威, 没有被任何信经或教条所捆锁, 所以他们有自由思考与奉行圣经所教导的一切真理.

犹太人首次被掳归回时, 他们首要任务是重建圣殿, 恢复敬拜. 我们读到“…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祭司、利未人, 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都兴工建造…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皆穿礼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拉3:2-3, 10).

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以斯拉记3:2,8,10记载众祭司被掳归回之后, 就筑坛献祭, 履行敬拜和事奉的职分. 照样, 19世纪这群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弃绝圣品阶级之分, 不靠按立的牧师主领圣餐, 因为他们愿意完全按照“书上所写的”, 即遵照新约圣经的教导, 弃绝“圣品人”与“平信徒”之分, 全面实践“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 特别是借着“主的晚餐”(擘饼聚会)向神献上赞美敬拜的祭, 履行敬拜和事奉的祭司职分.

若我们客观地参照教会历史, 我们将发现这群被误称为“弟兄会”的基督徒, 立志按照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去遵守“主的晚餐”, 并全面恢复与实践“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 履行“祭司职分的敬拜和事奉”. 他们犹如旧约被掳归回的百姓: (1) 忠实地按“书上所写的” — 遵照新约圣经的教导; (2) 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 归回最初新约圣经的原则和样式; (3) “在坛上献燔祭” — 恢复了合乎圣经的敬拜和事奉.

他们力图履行主的大使命 — 广传恩惠的福音, 奉行合乎圣经的浸礼, 遵守主借使徒所吩咐的一切真理. 他们以履行上述三大吩咐来“作主的门徒”. 他们努力“归回原有的根基”(归回最初的新约圣经原则),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和样式来“建造神的家”(即神的召会).

简之, 犹太人“被掳归回”主要共有三次(三方面的恢复和重建), 而上述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也全面恢复或发扬光大三方面的宝贵真理: (1) 召会的真理(Ecclesiastical Truth);[5] (2) 末世的真理(Eschatological Truth),[6] 以及 (3) 福音的真理(Evangelical Truth, 注: 这“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其实早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已被恢复过来, 但19至20世纪的弟兄们把这福音传得更广).[7] 在本期和接下来几期的《家信》季刊中,我们要追溯历史, 重温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先贤们如何归回原有的根基, 并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造神的家.

(B) 奉主名聚会的起源

(B.1) 三个主要地点的起源

首先, 让我们清楚明白一事: 奉主名聚会严格来说并非在19世纪才出现, 而是在第一世纪. 自五旬节开始的初期众召会, 其实都是奉主名的聚会, 即没有宗派或教派之分, 没有“圣品人”与“平信徒”的阶级之分, 众信徒只按照和信靠主在太18:20的应许, 单单聚集归入主的名(此乃太 18:20中所谓“奉我的名聚会”之原义), 靠着主的同在与圣灵的带领, 来敬拜和事奉他们的主, 并以传福音拯救灵魂, 守真道建立召会.

然而, 由于第四世纪“政教合一”下的败坏, 罗马天主教开始掌权, 导致神的众召会进入黑暗时代. 所以神在16世纪兴起宗教改革 — 归回圣经因信称义的真理; 过后又在19世纪兴起另一波的“被掳归回潮” — 归回圣经最初的聚会原则.[8] 而本文所谓的“奉主名聚会”指的就是这群在19世纪开始“归回圣经最初聚会原则”的召会信徒.[9]

另一方面, 一直以来, 许多人都以为奉主名聚会(误称: 弟兄会, Brethren)源于英国的普里茅斯(Plymouth), 因而也被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其实, 奉主名聚会形式的聚会开始于英国爱尔兰(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 过后, 该类似聚会在短时间内相继在英国的布里斯托(或译: 比利斯都, Bristol)及普里茅斯(Plymouth)开始进行, 较后扩展到伦敦(London)和英国其他地方, 再扩展到全世界. 以下将概括性地陈述这三个地点的起源.

(一) 都柏林(Dublin)

在都柏林的奉主名聚会的主要人物有克伦宁(另译: 葛利灵, Edward Cronin, 1801-1882)、葛若弗斯(另译: 葛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达秘(另译: 达尔彼,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贝勒特(John Gifford Bellett, 1795-1864)和康格尔顿勋爵(另译: 刚克利顿, Lord Congleton, 1805-1883)等人.

H. A. Ironside

根据艾朗赛(H. A. Ironside), 第一次奉主名聚集的主日擘饼记念主是在1825年, 由克伦宁(Edward Cronin)和威尔逊(Edward Wilson)两人在都柏林的家中擘饼而开始的. 较后威尔逊离开英格兰, 但有其他数位信徒加入, 一同擘饼. 在1827年, 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发现了这个聚会, 并加入他们. 在同一年,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达秘(John N. Darby)俩人也先后加入他们中间.[10]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 影响贝勒特的葛若弗斯(Anthony N. Groves)也加入他们. 葛若弗斯本身借着查经发现不少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聚会、敬拜和事奉的原则【有关这方面, 请参本文附录二】, 但他于1829年离开英国, 前往巴格达(Baghdad)做海外宣道的工作. 此外, 大约在1825-1827年(最迟是1828年)这段时期, 康格尔顿勋爵(Lord Congleton)在都柏林另一处也和一些信徒在家中擘饼. 过后这两个聚会便合并起来, 聚集在一起同心事奉主.[11]

现在, 让我们更仔细地观看神如何在这些早期的弟兄们身上动工, 开始了“全面归回圣经”的复兴浪潮. 首先让我们看这位影响奉主名聚会最深远的人物之一的克伦宁, 他可说是19世纪奉主名聚会的“奠基先贤”.

(a) 克伦宁(Edward Cronin, 1801-1882)

克伦宁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母亲则是更正教徒(或译 “新派教徒”, Protestant). 过后, 借着圣灵的光照, 克伦宁接受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与神相和. 悔改信主一段时期后, 他来到都柏林大学(Dublin University)深造. 这时大概是20年代初期. 考获医学(牙医)学位后, 他继续留在都柏林. 这一居留, 不但改变了他的一生, 也为召会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在圣灵的奇妙带领下, 他成为一位在恢复“奉主名聚会”(太18:20)的努力上, 奠下美好根基的先锋之一.

Edward Cronin

(a.1) 他对教派林立的痛心

当时有许多基督教派(指公会或宗派); 例如路德会, 改革会, 长老会, 圣公会, 独立派, 公理会, 循道会和浸信会等等. 对于基督徒在这些更正教主义(Protestantism)之下的分裂, 克伦宁深感痛心, 大惑不解. 尤其当他看到属神的儿女们, 因教派主义(Sectarianism)而彼此敌对时, 更令他无比痛心.

(a.2) 他对会员资格的困惑

起初, 克伦宁以访客的身份来到独立派的教会时, 他受到他们的欢迎. 他们因克伦宁蒙恩、脱离了罗马天主教而欢喜. 他们允许他以访客的身份领受“圣餐”. 可是, 当他住在都柏林的日子一久, 他们便摧促他选择一个特定的教会, 成为那教会的会员(member), 因为他不能到主的桌前领受“圣餐”, 除非他成为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员. 对于“申请成为某教会的会员或会友(membership)”的作法, 克伦宁大感不悦和苦恼. 经过一番争扎, 他选择成为在约克街(York Street)由库柏牧师(Reverend W. Cooper)所带领的独立派教会的会员. 虽然如此, 他的心思仍旧不安, 他不明白为何复活的主所成立的“一个召会”在外表上那样的分门别类, 如此肢离和分裂. 最后, 他决定查考圣经, 来看新约圣经如何教导这个课题.

(a.3) 他对查考圣经的结论

当他研究使徒的书信和初期召会的历史, 他发现神所默示的话语(圣经)中没有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 他越来越清楚看到, 圣经中所教导的, 是一个建立在基督身上的召会.[12] 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每一位信徒都是一粒活石, 被圣灵建造成为灵宫(彼前2:5,7). 他也看清这召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 — 复活的基督是荣耀的头, 而每一位基督徒(从五旬节开始)“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原文: 归入)一个身体”(林前12:13), 因此成为基督的肢体, 也彼此互为肢体.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徒2:47).

此外, 克伦宁也发现当基督身体的肢体集聚在一起, 在某地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擘饼, 祈祷”(徒2:42)的时候, “地方性的召会”便出现了. 这地方召会虽多, 但都是建立在一个身体的根基上, 彼此接纳, 而不靠赞同某个特定的教条或信条, 更不在这个伟大的生物体(organism, 指基督的身体)内, 组织许多较小的团体(organizations). 所以他看出“宗派的会员身份或资格”(membership of denominations)是不符合圣经的作法, 因它违反召会合一的真理, 并把基督的身体四分五裂.

(a.4) 他对一人职事的反对

另外, 克伦宁也发现宗派中普遍实行的“一人职事”(one-man ministry)是不符合圣经的. 他看见新约召会的样式是: 那有恩赐的“众信徒”靠着圣灵的带领来事奉主; 所以一个召会如果只由一位牧师(one minister)来带领和事奉, 这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这并非表示克伦宁否认在很多地方, 传讲和教导圣经的责任可能会大部分落在一位满有恩赐的信徒身上, 但他认为按照圣经的教导, 在信徒的敬拜和事奉中, 圣灵可随己意使用任何顺从祂的带领之信徒, 来造就所有信徒.[13]

(a.5) 唯有两人的擘饼聚会

克伦宁开始与人分享他所发现有关这方面的召会真理. 由于不赞同“成员资格”的规条, 他离开独立派的教会数个月, 也因着反对“一人职事”的作法, 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参加他们的聚会. 有人因此指责他为不虔诚和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 这样的误解, 特别是出自他所爱的弟兄, 实在伤透他的心, 但也使他在几个主日早晨离开他们, 独自在树下或露天的大干草堆旁祷告默想.

由于他在召会的真理上拒绝妥协, 于是有人在这些教会中的一个讲台上, 公开指责他; 可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执事 —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 立刻抗议这项指责, 认为克伦宁所言是有圣经根据. 这位同时也是圣经公会副秘书的威尔逊, 不久也为真理而离开宗派. 结果靠着圣灵的带领, 他们俩于主日开始在威尔逊家中的房间内祷告, 擘饼记念主. 艾朗赛(H.A. Ironside)指出, 这事发生在1825年, 也可说是第一个恢复新约奉主名集聚的擘饼聚会; 较后弟兄们奉主的名来聚会, 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

(a.6) 人数加添的擘饼聚会

过后, 威尔逊离开都柏林, 去了英格兰, 但克伦宁的两位表姐妹, 德鲁里姐妹俩(the Misses Drury)也因上述召会真理的缘故, 离开约克街的教堂(chapel at York Street), 与另一位在葛雷富顿街(Grafton Street)的书商狄慕斯先生(Mr. Tims)一同参与克伦宁, 四人于1825年就在克伦宁的家中(下彭布鲁克街, Lower Pembroke Street)一同擘饼记念主.[14] 圣灵继续动工, 使其他人对这聚会所强调的“基督身体的合一”进行反省深思.

在1827年, 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发现了这个聚会, 也因合一的真理而加入他们. 在同一年,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达秘(J.N. Darby)俩人也先后加入这个聚会. 此外,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 影响贝勒特的葛若弗斯(A.N. Groves)也加入他们中间. 在1829年, 聚会的人数日增, 结果他们便迁到赫契生(Francis Hutchinson)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 地点是在(英国)爱尔兰都柏林的菲茨威廉广场9号(No.9 Fitzwilliam Square, Dublin).

(a.7) 另外类似的擘饼聚会

与此同时, 在都柏林又有另一个类似的聚会被圣灵兴起来, 就是康格尔顿勋爵(另译: 刚克利顿爵士, Lord Congleton, 注: 他的真名是约翰·柏纽尔, John Vessey Parnell)那里的聚会. 不久, 在康格尔顿勋爵那里聚会的信徒, 在圣灵的带领下, 于某个主日遇见在克伦宁和贝勒特那边聚会的弟兄, 交谈之下, 发现大家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却彼此分道扬镳; 因此不久, 两个聚会就合并起来.

Lord Congleton

圣灵把人数不断地加添给他们. 人数的增加使他们觉得在私人家中聚会, 有点不便, 于是在康格尔顿勋爵(当时是约翰.柏纽尔)的安排下, 迁到在都柏林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 Dublin)的一座拍卖场所内聚会. 信徒们都深感主的同在和赐福, 大大的喜乐. 克伦宁追述当时的情景, 说: “每当我们在星期六晚上移动家俱(指排桌椅等), 把饼和酒放在桌子上时, 我的灵里面充满了何等大的喜乐, 实在是毕生难忘的; 这一方面的感受, 柏纽尔(John V. Parnell, 较后称为: 康格尔顿勋爵, Lord Congleton)、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及其他弟兄们, 都与我一同分享, 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主喜悦这样开头的聚会.”

后来, 克伦宁和弟兄们在偶然的机会里, 又发现在英国岛屿和其他地方, 也有各别的聚会是与他们同有一样的心志, 即认为属主的子民应该归回圣经的教导, 按照新约召会的原则和样式来聚会. 值得留意的是, 这些个别的聚会, 有许多本是互不相识, 是直接被圣灵引导而看到这方面的亮光, 离开宗派的制度, 并奉主名来聚集擘饼. 也有不少个别的信徒, 在私下查经时看到以上的召会真理; 当他们一发现有其他信徒正按照新约召会的样式去行, 与自己所领受的亮光相符时, 就加入他们的聚会当中. 所以离开宗派或公会, 聚集在主名下的信徒就越发加增.[15]

(b)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

葛若弗斯是一名牙医. 由于他对宣道事工有极大负担, 就毅然放下令人羡慕的职业, 决定前往千里以外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今日伊拉克的首都)宣道, 成为第一位奉主名聚会的海外宣道士(missionary). 他过后又到印度(India)宣道, 建立了许多地方召会, 为海外宣道的事工奠定了美好基础, 被誉为“信心宣道之父”(Father of Faith Missions).[16]

Anthony N. Groves

葛若弗斯本是圣公会(Anglican Church, 也称英国国教会)的会友, 若要成为一名宣道士(另译: 宣教士, missionary), 他必须先修读神学, 被教会(指圣公会)按立(ordained), 然后才有足够的条件在教会宣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援下到海外宣道. 为此, 他先需要到都伯林(Dublin)的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神学.

然而, 葛若弗斯从圣经中发现, 每个信徒都应享有擘饼记念主的自由, 他也非常强调召会必须要真正地落实“人人皆祭司”的真理. 因此, 召会中的事奉应该不在乎人的按立, 而是在乎神的呼召和所赐予的恩赐. 葛若弗斯盼望能以所谓“平信徒”的身分进入宣道工场. 但是, 按照圣公会的规条, 若他没有“被按立”就不能“主持圣餐”. 葛若弗斯越来越感受到圣公会的程序所带来的拘束. 到底要如何才能自由的服侍主, 完全的委身于神呢? 为了要获得自由的敬拜和事奉, 葛若弗斯最终离开了圣公会, 加入了在都柏林的奉主名聚会.[17]

不过, 葛若弗斯在都柏林的时间很短, 1829年6月[18], 他与家人便离开英国, 前往巴格达宣道. 他的宣道事工较后也获得其他奉主名聚会的信徒所支持. 虽然葛若弗斯因着海外宣道而与英国都柏林的弟兄们同在一起聚会的时间不长, 但如威尔逊(T. Ernest Wilson) 所写的: “他(葛若弗斯)所提出的许多合乎圣经的提议, 较后发展成弟兄们聚集和执行召会事奉的原则.”[19]【参本文附录二】

(c) 达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

另一位对整体奉主名聚会运动(或称: 弟兄会运动, Brethren Movement)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是约翰·达秘. 他本身在都柏林受过良好教育, 并于1822年成为合格律师. 达秘于1826年被爱尔兰教会按立为牧师. 次年, 因为遇到严重意外而到都柏林疗养,[20] 结果便有机会接触到奉主名聚会的这群信徒, 后来还成了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John N. Darby

达秘回忆当时的心境, 并见证说: “在我孤独之时, 矛盾的思想加增;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圣经的话语完全得着了优势. 我一直承认这是神的话语. 仔细阅读使徒行传, 给了我一幅初期召会真实的图景; 使我深深觉得那里的情形和教会(指英国国教, 即圣公会, 编者按)今日的实际光景大不相同.”

过后, 有人问他为何离开英国国教会(即圣公会), 他友善并坚决地回答道: “在圣经里, 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叫作国教. … 我说英国国教的宪章是属世的, 因为国教的期望, 是寄托在宪章中; 她所夸耀的不是圣徒, 乃是人民. 凡说英国教会(指圣公会)乃是圣徒的聚合之人, 这人若不是怪人, 就是蛮横之士. 根据英国国教的规则, 凡是教区的居民都得参加国教.”

达秘接着道出他离开英国国教会的主要两大原因, 说: “虽然国教内的仪式和祭司制度是属于死亡的, 但是并非这些驱使我离开英国国教. 我离开的原因乃是我在寻找基督的身体; 国教里面没有基督的身体, 或者甚至在整个教区内并无一个得救的人.” 第二个原因乃是他反对按立或封立牧师的作法. 他说: “同时因为我相信圣灵指派的职事. 假若保罗今天来到这里, 他也不能传道, 因为保罗从未被封立; 反而一个恶人一旦受到封立, 因着有了这衔头, 就得以被证实为牧师; 真正基督的仆人反而不被承认. 这种制度和我在圣经里所找到的截然不同.”[21]

在都柏林这最初的聚会当中, 还有其他蒙神所带领和重用的弟兄们, 如贝勒特(John G. Bellett)和康格尔顿勋爵(Lord Congleton)等.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请读者参阅有关他们的文章.[22] 接着, 我们要概括性地陈述奉主名聚会的另一个重要地点的起源.

(二) 布里斯托(Bristol)

在布里斯托(另译: 布里斯多, Bristol)的奉主名聚会中, 主要领袖有克雷克(另译: 格理科, Henry Craik, 1805-1866)和慕勒(George Muller, 1806-1898).

(a) 克雷克(Henry Craik, 1805-1866)

克雷克(Henry Craik)与慕勒(George Muller)配搭事奉有长达40年左右, 两人是要好的朋友. 克雷克在年轻时是一名非常杰出的希腊文学生. 1826年, 在他21岁时, 他在灵性上经历了极大的改变, 立志把自己完全奉献于主使用. 同年, 他收到葛若弗斯的邀请, 成了葛若弗斯的家庭教师, 开始接触奉主名聚会的教导, 明白他们所持守的真理.

Henry Craik

克雷克非常欣赏葛若弗斯热诚爱主的心志, 他受后者深远的影响. 克雷克较后承认说: “有关完全依靠主的功课, 不是当我在安得烈大学, 或在普里茅斯学习的, 而是在埃克塞特(Exeter, 葛若弗斯当时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主给予的教导.”[23]

1829年, 葛若弗斯一家离开英国前往巴格达宣道. 克雷克便去到英格兰德文郡的提恩茅斯(Teignmouth, Devonshire). 在那里, 他首次遇见慕勒, 两人开始了长久的友谊, 成为一生之久的同工和知己.

慕勒已在提恩茅斯(Teignmouth)的以便以谢堂(Ebenezer Chapel)作浸信会的牧师. 1830年夏季, 慕勒遵照查经所得的亮光, 开始在那里擘饼记念主, 且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 让圣灵在召会中自由带领所有信徒来事奉. 克雷克则于1831年被请到德文郡的沙尔顿(Shaldon, Devonshire), 当那里浸信会的牧师. 不久, 克雷克看清“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过后, 也弃绝错误的牧师制度. 换言之, 借着圣灵的带领, 克雷克和慕勒俩人在德文郡, 开始在敬拜和事奉上回到圣经的原则和样式, 因而弃绝宗派中“一人事奉”(one-man ministry)和“固定薪金”的制度.

1832年3月, 克雷克收到邀请, 去布里斯托的基甸堂(Gideon Chapel, Bristol)传道. 一大群人拥入基甸堂听他传道, 甚至到了第二个主日, 基甸堂内挤得水泄不通. 一星期后, 慕勒前来帮助, 两人轮流在基甸堂, 并布里斯托的其他教堂(chapels)传道. 在圣灵的大能和感动下, 许多人悔改归主.

1832年5月1日, 克雷克和慕勒回到德文郡 (Devonshire)事奉神. 不久, 他们受邀再次回到布里斯托的基甸堂(Gideon Chapel, Bristol), 并留在那里带领信徒. 在基甸堂事奉了一段时日后, 克雷克和慕勒租用了毕士大堂(Bethesda Chapel), 与其他5位信徒一起聚会. 1832年8月13日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因为在那晚, 克雷克、慕勒、另一位弟兄, 和4位姐妹, 一共7人, 聚集在毕士大堂,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参徒2:42). 不久, 这个小小的聚会蒙主大大赐福, 人数不断增加, 多年以后, 在交通里的信徒人数竟然从开始的7人增至1千2百人.[24]

(b) 慕勒(George Muller, 1806-1898)

慕勒 — 就是人人熟悉、凭信心开办孤儿院的属灵伟人. 慕勒是葛若弗斯的妹夫, 因此经常得到葛若弗斯的指导. 同时, 慕勒不单是一位认真查考神话语的人, 他更是一位愿意完全顺服神话语的人. 当他从圣经看见使徒们每逢主日擘饼记念主, 以及信徒应该按着圣灵所赐予的恩赐自由地服事神的时候, 他就单纯的学习顺服神的话语. 同样的信念促使他不能接受传道人固定的薪金制, 因为他认为, 这些制度会束缚传道人的事奉, 为了讨人的欢心而不敢坦诚地传讲上帝的信息. 因此, 在1830年, 他宣布不再接受固定的薪金, 信徒们可以自由奉献, 他决不会要求人的帮助.[25]

George Muller

慕勒在孤儿院服事主60年以来, 孤儿院的总计费用高达150万英镑, 帮助了超过一万名孤儿. 这些果效实在是他一生以信心依靠神的“活生生见证”.[26] 1832年, 为了要自由的事奉, 自由的敬拜以及自由的传道, 慕勒和克雷克在布里斯托与五位弟兄姐妹开始了奉主名聚会形式的聚会. 过后, 这小小的聚会竟然蒙神大大賜福, 1844年人数已经从最初的7人增长至668人.[27]

(三) 普里茅斯(Plymouth)

曾在非洲服事主将近半个世纪的奉主名聚会宣道士威尔逊(T. Ernest Wilson)写道: “大约同一时候(指1830年), 另一组持守相同立场的信徒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聚会. 他们人数快速增长, 在短期内, 超过千人奉主名聚集. 外人称他们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从那时起, 这名称就随着他们, 但他们宁愿被简单地称为‘弟兄们’(brethren)或‘基督徒’(Christians)(徒11:26).”[28]

事实上,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常被人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为何如此呢? 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解释道:

Andrew Miller

他们(弟兄们)在普里茅斯(Plymouth)的第一个公开聚会场所被称为“普罗维登斯堂”(Providence Chapel), 由于他们拒绝挂上任何称呼, 所以他们只被称为“普罗维登斯人”(Providence people). 不过, 当弟兄们开始到城外的村庄传福音时 — 这在当时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 他们被称为“来自普里茅斯的弟兄们”(Brethren from Plymouth), 这自然导致了“普里茅斯弟兄会”(the Plymouth Brethren)的称号. 这个新称号迅速传遍了英格兰和其他地方.[29]

奉主名聚会常被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足见在普里茅斯的奉主名聚会确实曾有很大的影响力. 普里茅斯的聚会相当吸引人, 有者这样记载当时聚会的情况:

那里敬拜的聚会是非常的平静和神圣; 他们所唱的诗歌是那么的温和、富有意义; 他们的敬拜表明了与主合一…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 我在1843年加入他们的敬拜. 那时, 教会已经有许多信徒… [30]

关于此事, 米勒(Andrew Miller)记述道:

随着人数的增加, 小教堂被买下并大幅扩建. … 那里充满了新鲜感(freshness)、简纯性(simplicity)、奉献精神(devotedness)和与世俗的分离(separation). … 他们聚集在一起,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神话语的研究中, 并很快体验到基督徒相交的甜蜜, 并发现圣经 —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 — 是一本新书. 毫无疑问, 在初期那些纯洁新鲜的日子里, 这是神的灵最独特、最蒙福的工作, 其影响力不仅临到整个英国, 而且也临到整个欧洲大陆和遥远的土地上.[31]

普里茅斯的聚会增长迅速, 在1843年已有超过一千人参加聚会.[32] 达秘也曾到此聚会中讲道, 用主的道建立那里的信徒. 在普里茅斯的聚会中有个领袖名叫本杰明·牛顿(Benjamin W. Newton). 他在19岁进入牛津的埃克塞特(Exeter)学院当研究生, 于1830年听了达秘在牛津大学的讲道后, 就随从达秘到普里茅斯参加聚会. 牛顿是一名相当出色的属灵领袖, 被誉为“有非常突出的恩赐和学术上的成就”的教师.[33] 只可惜过后在教导上有所偏差, 使弟兄们当中产生纠纷, 过后导致普里茅斯的聚会在1945年发生分裂. 有关这方面,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家信》中进一步探讨.[34]

(B.2) 三个主要地点起源的简述

威廉·曼丁(W. Bunting)在其所著的《属灵的平衡》(Spiritual Balance)一书中, 给奉主名聚会的起源如下的简述:

我现在想带领你回到我们现今召会见证的开始. 许多人都知道, 在19世纪的首25年, 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很渴慕寻求神的道, 要更全面明白神的真理. 大约1825年,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有数位弟兄们的心中为此受感. 他们对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种种仪式礼节感到厌倦. 他们祷告, 求神从祂话语中赐下亮光. 他们因此发现了这些宝贵的真理(特指召会真理).[35]

他们在每个主日简单地聚在一起, 按照他们的主在太18:20的话: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我们虽不能肯定他们首次聚会的情形, 而现有的几个记载在细节上也有些不相符. 无论如何, 一件显然的事实是: 当时在爱尔兰的首都(即都柏林, Dublin), 已出现多过一个小群体. 其中一个是由克伦宁(Dr. Edward Cronin)所带领. 此人本是罗马天主教徒(过后信主, 参加圣公会), 也是一名医学生; 其他参加者是圣经公会的秘书威尔逊(Mr. Edward Wilson)和狄慕斯(Mr Tims), 以及两位姐妹(Misses Drury). 他们首次聚会的地点, 是在威尔逊位于Sackville Street的住家. 过后, 当威尔逊离开前往英格兰时, 他们就在克伦宁位于Lower Pembroke Street的住家聚会, 那时另有一些人加入他们当中.

John G. Bellett

在同一个时候, 另有一群信徒在赫契生(Mr. Francis Hutchinson)的家中聚会(地址是在 9 Fitzwilliam Square). 当中有达秘(J. N. Darby).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高教会派”(High Church)倾向的人,[36] 他当时没有立刻辞去他在圣公会的牧师职任. 与他们一同聚会的, 还有一个热心参与教会事务的出庭律师贝勒特(J. G. Bellett)、赫契生本人、斯托克斯(Mr. Wm. James Stokes).[37] 一个来自英格兰的埃克塞特(Exeter)的访客也常到他们当中聚会(编译者注: 此人是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他放弃牙医的高薪, 到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 希望得着圣公会的按立, 去参与宣道的事工.

这两群基督徒所持有的聚会原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相遇后, 便认为应该合起来聚会. 1827年, 他们终于在一起聚会了. 由于赫契生的住家(9 Fitzwilliam Square)比较大, 便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参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所著的《弟兄们》(The Brethren), 第20-21页】. 1828年, 达秘出版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基督的召会之性质与合一》(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它表明了这群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 尽管它不该被视为信条或正式的信仰宣言. 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 被神重用, 多人得着真理亮光而加入召会. 仅一年多的时间, 赫契生的住家就无法容纳聚会的人数.

1830年, 约翰·柏纽尔(Mr. John Vesey Parnell, 较后被称为康格尔顿勋爵 [或译: 刚克利顿爵士], Lord Congleton)在安基尔街(Aungier Street)租了一栋建筑物, 信徒便搬到那里聚会, 结果它成为那过后被称为“弟兄们”(the brethren)的信徒首个公共聚会处(first public meeting place). 事实上, 柏纽尔和其他弟兄自1825年左右, 已开始私下聚会擘饼了. 米勒看来相当肯定到了1829年, 这些圣徒才与那些在Fitzwilliam Square的圣徒合在一起聚会【也参博饶本(E. H. Broadbent)所著的《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 第348页】.[38]

大约在1830年的时候, 另一群持守上述相同立场的基督徒也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聚会. 他们人数快速增长, 在1843年, 已有超过一千人参加那里的聚会.

慕勒 (George Muller of Bristol)

至于布里斯托, 克雷克和慕勒于1832年到了布里斯托的基甸堂(Gideon Chapel, Bristol), 带领那里的公理会信徒. 过后, 为了有自由全面地实践新约圣经的聚会原则, 克雷克、慕勒和另外5人于1832年8月13日, 聚集在毕士大堂(Bethesda Chapel),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和擘饼记念主(参徒2:42). 这小小的聚会蒙主大大赐福, 人数不断增加, 多年以后, 信徒人数竟从最初的7人增至1千2百人.

简之, 在大约1825年至1830年这段期间, 神的圣灵在英国不同地方感动一些信徒的心, 使他们虔诚地查考圣经, 并忠诚地遵守圣经的教导, 勇敢地归回圣经最初的聚会原则.[39]

(B.3) 对奉主名聚会起源的一些评语

对于19世纪奉主名聚会的起源和初期发展, 我们引述弟兄们的一些评语:

(一) 诚恳地尝试实践初期召会的原则

论到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召会信徒, 威尔逊(T. Ernest Wilson)评述道: “弟兄们(the brethren)可指遍布全球各国的一群基督徒群体, 他们诚恳地尝试实践初期召会的原则, 就是新约所记载有关基督和祂众使徒所教训的原则.[40]

T. Ernest Wilson

“任何明智的观察者若仔细观察今日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中的主流教会, 不难发现它们今日所教导和实践的与初期召会有天渊之别. 在召会历史上, 圣灵多次兴起属祂的人, 以属灵眼光看出这方面的错误. 他们先是对召会的衰退深感痛心, 过后被神重用, 来恢复早已失去的圣经真理.”[41] 因此, 19世纪的奉主名聚会是神所兴起的“复兴浪潮”, 要归回新约圣经所教导、最初最纯的聚会原则(即早期弟兄们所谓的“合乎圣经的聚会原则” — scriptural principles of gathering).

(二) 回到使徒时代的敬拜和事奉

诚如柯哲辉所指出的, 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所要的是, 回到使徒时代自由的事奉和简朴的敬拜方式. 他们从圣经中看见信徒之间并没有所谓“圣品人”(clergy)和“平信徒”(laity)之区分. 信徒皆有君尊祭司的身分(彼前2:9-10), 因此圣礼(指圣餐、浸礼)并不需要由圣职人员主领, 弟兄们可以自由的带领任何聚会. 从“人人皆祭司”的观念引申, 奉主名聚会非常强调“人人事奉”, 共同建立神的家.

同时, 弟兄们很看重聚会的内在动力过于外在的形式, 例如在任何聚会中都非常强调圣灵的引导和感动, 因为初期召会生气勃勃, 主要的动力就是信徒顺服圣灵的引导, 让圣灵自由的在信徒身上作感动和带领的工作.[42]

威廉·曼丁(W. Bunting)在《属灵的平衡》一书中的记述就说明了早期弟兄们如何重视主的晚餐, 并在其中经历圣灵的带领和属天的喜乐:

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显示, 这些圣徒聚在一起守主的晚餐时, 他们得享真正非凡的时光, 仿佛天堂临到地上的美好时光! 他们当中一些人常在星期六晚上到聚会处预备隔天主日的聚会. 他们搬动家具, 把饼和酒放在桌上时是何等的喜乐啊! 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见证说: “喜乐的时刻永不忘怀!” 隔天早晨, 他们的喜乐更是满溢, 如诗歌所说: “聚集围绕主桌子, 他们中间有主在”. 难怪有人形容这些弟兄们享受“近乎使徒时代的福乐”.[43]

(三) 放下宗派主义并恢复四大自由

与此同时, 早期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对宗派的区分存有极度的反感, 他们宣称只要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不该有任何宗派的区分, 我们皆可以在一起聚会敬拜. 其实, 奉主名聚会的开始是对当时教会属灵上的沈闷、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反应.

罗伊·柯德(另译: 莱克德, Roy Coad)指出, 所谓的“弟兄会运动”(Brethren Movement)主要的精神是贯彻始终的发挥信徒所应有的自由, 而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要恢复以下四大自由:

恢复思考神的话语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ord of God in my thinking)
恢复让主耶穌掌权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Lord Christ in my living)
恢复让圣灵带领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Spirit in my worship and service)
恢复在基督里交通团契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hole church in my fellowship)[44]

早期的弟兄们常聚集在都柏林的宝沃斯阔夫人(Lady Powerscourt)家中查考圣经和预言(注: 她家宏伟似宫殿, 故有“宝沃斯阔城堡” [Powerscourt Castle] 之称), 也常在其他地方私下聚集研读圣经, 所以在1830至1850年期间, 弟兄们重新发掘了许多宝贵的召会真理和有关末世的重要教义.[45]

(四) 热心传扬福音和扩展宣道事工

奉主名聚会一开始就注重传福音和宣道事工, 例如他们当中的葛若弗斯早在1829年(或1830年)就离开英国, 前往遥远及危险的巴格达宣道. 布里斯托的慕勒也非常注重福音和宣道; 他不仅本身到过许多地方传福音, 也大力支持宣道事工.[46] 戴德生(Hudson Taylor)就是深受其影响而开创了“中国内地会”, 把福音传得更广. 有关奉主名聚会的福音与宣道事工, 请参“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所出版的《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 以及塔福特(Fredk. A. Tatford)所编著的10册著作《让世界知道》(That The World May Know).[47]

T. Ernest Wilson

在非洲宣道超过半个世纪的威尔逊(T. Ernest Wilson)写道: “从这不起眼的开始, 这些不同地方的基督徒群体不断增长, 散布整个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西部, 和许多海外的国家. 在欧洲大陆, 我们可在法国、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意大利、西班牙和前苏联找到他们的踪迹. 也有很多召会沿着埃及尼罗河(Nile)的谷中逐一被立. 一些最伟大的扩展是在南美洲, 尤其是在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Venezuela). 实际上, 所有拉丁共和国(Latin Republics)都有地方召会(指奉主名的聚会, 译者按). 非洲中部和南部领受非凡的福气. 阿诺特(Fred Stanley Arnot, 1858-1914)是非洲宣道的拓荒者. 他于1881-1886年间把福音带入非洲的中心(中部), 此事发生甚早, 在比利时人(Belgian)和英国人(British)占领它为殖民地之前.”[48]

为何他们的事工可以如此迅速发展? 柯哲辉指出, 由于不受任何差传机构或其他方面的约束(而是单靠圣灵的呼召和带领), 又加上当时召会主要领导层热心宣道, 奉主名聚会的地方召会发展得相当迅速. 尤其是在达秘的领导之下, 奉主名聚会遍及欧洲与北美洲. 达秘于1882年安息, 那时在英国有750个聚会处、瑞士有72个、法国有146个、德国有139个, 以及荷兰有39个. 而马来亚也在1859年于槟城开始了第一个奉主名的聚会. 短短几十年内, 奉主名聚会迅速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信徒对传扬福音及宣道的热诚.[49]

这样的发展肯定会威胁到魔鬼的势力, 触怒那恶者, 这也使奉主名聚会成为魔鬼极力攻击的目标, 导致他们当中后来发生纠纷, 产生分裂. 我们将在下期探讨这方面的情况.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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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个人的见证 (陈志达)

你知道天使(Angel, 神的使者)在圣经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答案在创世记16:8: “撒莱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诚然, 这是一句对每个人都极其重要的话 —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在传福音时, 我们常强调听众必须清楚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我们常听讲员耐心解释人“从哪里来?”(人是从神而来), “要往哪里去”(天堂或是地狱, 永生或是灭亡). 除非人能正确了解并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 否则将失去生命的意义.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这两个问题不仅对世人的灵魂得救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它们对今日奉主名聚会(或被误称“弟兄会”)的圣徒而言也是同样重要的. 我们常为未来计划要怎样做 — “要往哪里去?” 我们思考未来, 为将来计划是好的. 不过, 当我们为自己或召会计划将来事奉的方向时, 万万不可忘记我们“从哪里来?”

记得我在1983年12月10日信主得救后(当年才14岁), 我便喜欢与基督徒聚在一起. 过了一段日子, 我逐渐发现一些在宗派的基督徒朋友在聚会方面与我的聚会有明显不同; 例如, 他们是受滴礼, 而非浸礼; 一定要有牧师主持, 才能守圣餐, 不像我们没有牧师主持; 并且他们的圣餐是一个月一次, 而非每个主日一次等等.

当我离乡背井, 初到大学时, 我认识更多来自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朋友, 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 是我心所尊重的, 也有一些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他们的敬拜和讲道是由所谓的“圣职人员”所负责, 所谓的“平信徒”不被允许在崇拜时带领敬拜, 也无份于讲道.

“为何我所参加的聚会与这些宗派有上述的不同?” 我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 “是否一定要由圣职人员带领? 是否我在福音堂领受的教导是错的?”、“是否我应该离开福音堂, 参加宗派的教会?” 心中疑问不仅越来越多, 且是越来越重.

这是关乎我将来事奉的方向 — “要往哪里去”. 我深知自己必须认真看待此事. 我恳切祷告, 求主指引. 我积极查考圣经如何论及召会, 并开始研究我们福音堂的历史和起源. 在主的引领下, 我找到不少资料, 发现神在十九世纪兴起“复兴浪潮”! 我清楚看到在圣灵的带领和圣经的光照下, 早期的弟兄们离开宗派, 单单奉主名聚会, 归回圣经所教导关于地方召会的最初原则和样式. 他们按照圣经遵行大使命中的浸礼, 遵守地方召会的各样真理. 虽然他们当中过后也有软弱和分裂的情况, 但他们要“归回圣经”的心志和努力, 肯定不容置疑.

这些早期的弟兄们也有不少本是牧师或圣职人员(如达秘 [J. N. Darby]、卓曼 [R. C. Chapman]等), 但他们原本参加的宗派不让他们有自由完全遵照圣经而行. 因此, 为了全面遵守主的大使命(遵守一切主所吩咐使徒的教训, 太28:20; 徒2:41-42), 他们离开宗派, 放下了圣品人的权利和地位, 完全实践“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彼前2:5,9), 并按照圣经遵守“主的晚餐”【请参2017年第60期《复苏刊》有关这两大方面的文章, 第16-26页, 第45-52页】. 此外, 他们也积极传讲福音, 甚至到远方宣道; 他们殷勤查经, 按正意分解真道; 他们强调主再来的盼望, 并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 主借着他们为我们留下何等美好的属灵遗产.

当我查考福音堂的历史, 明白我们早期的弟兄们为何离开宗派, 了解什么是“奉主名聚会”的真正意义时, 我就明确知道“要往哪里去”了. 虽我仍有不少在宗派里的基督徒朋友, 并与他们互相来往, 也深信在宗派里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多对主忠心的仆人, 且诚心敬重他们, 但我坚决选择留在奉主名聚会的召会中, 因为这里没有宗派制度与信经教条的捆绑, 所以允许信徒有自由完全按照圣经去聚会、敬拜和事奉.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记得在2015年第17届西马福音堂长执主工研讨会上, 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在奉主名聚会的召会中, 有不少信徒(尤其是年轻一代)流失到其他宗派的教会里. 为什么会发生此事? 虽我承认有不少原因, 但我相信此事在某程度上与“不认识或不赏识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召会历史和属灵遗产”有关. 请别误会, 我并非表示奉主名聚会的召会都是最好的, 而一切宗派的教会都是不好的. 我承认也深信宗派里有很多爱主的主仆和信徒,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也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任何合乎圣经、讨主喜悦的事. 尽管如此, 我们不该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 放弃主赐给我们奉主名聚会那既丰富又宝贵的属灵遗产.

使女夏甲为了逃避困境(撒莱的苦待)而离开亚伯拉罕, 但天使在途中出现, 向她问道: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天使这句话是要提醒她,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莱是神所赐福的(创15:1; 17:15-16), 她擅自离开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往别处去, 便失去福气. 今天的我们若离弃奉主名聚会的属灵遗产, 也是何等大的损失啊!

深愿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深愿我们珍惜和保守我们奉主名聚会的属灵遗产, 把它完好无缺地保守和存留给下一代, 好叫我们都得着主给非拉铁非的称赞: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哪,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启3:8).

编后记: 本召会已故长老吴景孝弟兄谈及有关宗派和福音堂时, 曾说: “众多宗派的情况已把主的身体四分五裂, 我们实在不该再来一个‘福音堂’, 进一步分裂主的身体. 若是能够找到一个放下人的制度, 完全遵照圣经来聚会的宗派, 我们就该关掉‘福音堂’, 去到他们那里聚会, 与他们同工, 建立神的召会. 可惜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允许信徒有自由全面按照圣经来聚会、敬拜和事奉的宗派. 因此, 我们不得已离开他们.” 这一番话深深地铭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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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信心宣道之父” — 葛若弗斯

Anthony N. Groves

葛若弗斯(Anthony Groves)在10馀岁还没有悔改得救以前, 就觉得基督徒最大的理想, 应该是去当宣道士(missionary). 所以借着佩吉特小姐(Miss Paget)的帮助下而信主以后, 他就愿意奉献自己去海外宣道. 某次, 宣道士亨利.马丁(Henry Martyn)从印度到叙利亚(Syria), 经过波斯(Persia)回英国时, 便分享他的宣道经历. 葛若弗斯当时感到蒙神呼召, 去把福音带到异教徒的地方. 他最终决定去到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的巴格达(Baghdad).

由于他本是圣公会(Anglican; 或称英国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的教友, 所以他首先的意念是被圣公会所按立(ordained), 过后才在教会宣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持下到海外宣道. 为此, 他先需要常到都伯林(Dublin)的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神学.

在神的带领下, 他于1827年在都伯林认识了执业律师贝勒特(John Gifford Bellet). 有一次, 葛若弗斯指出, 按照圣经的记载, 基督徒照着主的吩咐, 可以自由聚会擘饼记念主; 如果他们乐意照使徒的榜样去行, 他们就该把主日分别出来, 记念主的死. 较后两人顺服了神的话语, 与一些信徒一起擘饼.

不久, 他们俩在都伯林找到另一群信徒(由康格尔顿勋爵[Lord Congleton]所带领), 他们早在1825年已经开始在家中擘饼记念主了. 较后, 他们也发现到许多其他个别的聚会, 与他们在这方面同有一样的心志. 这点印证了神的工作 — 祂在大约同一个时期, 在不同的地方, 光照了许多信徒有关擘饼记念主的真理和需要.

在神的安排下, 葛若弗斯并没按照原先的计划被按立. 因为有一次, 他所筹备要去都伯林读书的钱竟然被贼偷了. 由于之前借着查经和与都伯林的弟兄们来往分享之下, 葛若弗斯领会了圣经的原则, 看清自己无须经过按立, 也可出外宣道. 所以他向教会宣道会表示他愿意以“信徒”的工人身份去巴格达, 但教会宣道会却指示他, 若是这样他不能在没有牧师带领之下, 与其他信徒“守圣餐”.[50]

葛若弗斯坚决反对这种看法. 他看出在讲道和事奉上,“按立”并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和要求. 他也觉得倚赖任何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支持, 与神的旨意不一致; 因为宣道士既然是“主”的仆人, 就应当像保罗一般地依赖“主”来支取供应, 而非依靠人的组织定时的供应. 经过许多的属灵操练, 他和他的妻子决定脱离教会宣道会的协助和支配, 单单倚赖神前往巴格达事奉.

此外, 葛若弗斯也看清公会或宗派制度的错误, 因此他强调: “末世的日子里, 召会的使命有两个大目标: 一是在各地印发基督的见证, 一是将在巴比伦势力下被掳的属基督羊群呼召出来.” 前者指传扬基督的福音, 领人归主; 后者亦指教导召会真理, 使信徒脱离人为或宗派的制度(即巴比伦所象征的意义之一), 回到圣经的真理上. 他明白宣道士的责任不是单单传道, 领人信主, 然后任由他们自己选择所想去的教会; 而是带领初信徒回到圣经的召会真理上. 有关这点, 他说:

“我没有得着任何组织的资助, 但十分快乐, 能自由在称为基督徒的人和回教徒当中工作; 我可以对其中的任何一位说: 我并不打算把你带到任何教会, 只愿意把你领回神话语的真理那里; 也可以对其他的人说: 我们盼望你能好好地读圣经, 学习分辨神的真道, 不根据你在周围教会内所见的, 单凭神自己的话.”

葛若弗斯不但是奉主名聚会中, 第一位开始了海外宣道事工的弟兄, 他更是第一位立志并成功地把海外宣道事工, 领回并建立在圣经原则和样式上的宣道士, 为日后合乎圣经的海外宣道事工奠定了美好基础; 例如:

离弃公会或宗派所实行的“受按立后才可传道事奉”的错误;
脱离倚靠人所设立的“宣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的援助, 以不致受其控制左右(圣经的教导乃是倚靠圣灵的带领和差派);
宣道士不靠“固定的薪金”制度, 只倚靠神借着感动他人来供应生活所需;
宣道士应该努力拆毁本身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墙: 一同吃喝生活, 谈论神的话语;
鼓励(但不强制)宣道士也学习保罗亲手做工的榜样, 供应本身与他人的物质需要(但他认为全时间事奉的工人并无不合圣经之处);
宣道事工不该只注重传福音(领人信主), 更该努力建立地方召会的见证;
开拓新召会方面不该只注重“量”而忽略“质”(应花足够的时间栽培信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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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为何要归回最初的聚会原则?

有人质问: “为何要归回最初的原则? (Return to First Principles) 难道最初原则是最好的吗? 难道教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作出改革, 是错误的行动吗?” 首先, 让我们强调一点: 圣经所摆下的最初原则和样式, 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是最好的! 主耶稣(召会的头)在大使命中强调: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原文作“时代”)的末了”(太28:20).

请留意: “凡”和“都”二字表明我们必须遵守全部的圣经, 无权随意取舍, 或对圣经教义进行“改良”或“改革”; “(我所吩咐)你们”是指“使徒”, 不是后代的信徒; “直到时代的末了”表示直到“教会时代”(或称“恩典时代”)的结束.因此, “使徒的教训”(徒2:42), 或称“使徒的传统”(林前11:2; 提后2:2)是神所设立的, 也是必须被召会时代中所有基督徒(包括现今的我们)全面地教导、恒心地遵守、忠心地传递, 直到主来.

其次, 我们承认因着时代不同, 我们聚会、敬拜和事奉的情况也该有所改变, 例如现今我们使用初期召会所没有的冷气、麦克风、福音车, 进行主日学等的事工. 这类“改革”没有问题, 因它们不抵触“圣经原则和样式”. 然而, 如果所谓的“改革”违反了圣经原则, 例如本文的“现代牧师制度”, 那么这改革就当被弃绝. 不合乎圣经的改革或许能讨人喜悦, 增加人数, 但主所要的乃是忠心(太25:21,23; 启3:8). 谨记, 人数增加不一定是神喜悦的明证, 因异端教派里的人数更多. 在这末后的世代,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4:3-4). 但我们所该做的, 就是像保罗一样 — 守住所信的道! (提后4:7)

忠于主的话语 — 新约最初的原则和样式 — 是最安全的道路. 历代以来, 召会进行太多“改革”, 引进太多“人的制度”、“属世的方法”, 导致召会分裂又分裂. 故此, 我们现今所迫切需要的, 不是改革, 乃是归回最初原则, 取回我们所失去的召会真理, 如此, 信徒才能“在真理上合一”(弗4:13), 讨主喜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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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谁是那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

若想更了解有关这群在19世纪恢复的奉主名聚会, 可参以下《家信》的文章或资料: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所著的《我们的遗产》(Our Heritage, 1971): 全书文章已上载至: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1-召会遗产/page/3 ;
十篇名为“谁是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Who are the Brethren?). 塔福特(Fredk. A. Tatford)在所编著的10册著作《让世界知道》(That The World May Know)中, 请10位不同弟兄各写一篇有关这问题的文章, 收集在每一册的附录中, 已全上载至: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1-召会遗产/page/2 ;
博饶本(W. G. Broadbent)所著的《非拉铁非 — 弟兄相爱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我们将之编译成三篇文章,[53] 已全上载至: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1-召会遗产 .

若想认识奉主名聚会早期的弟兄们, 请参皮克林(Hy. Pickering)所编著的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也参《家信》文库中“奉主名聚会的属灵伟人”系列 (注: 此系列记述至少29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的生平与事奉), 已全上载至: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5-属灵伟人/page/3/ .[54]

[1] Wm Rodgers, Back from Babylon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2), 第9页.

[2] 天国奥秘的比喻(请参阅太13:1-51)是揭开天国之王(主耶稣)不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 “这七个天国奥秘的比喻揭示了国度的王(主耶稣)被拒绝后的情况, 并一直伸延到信徒被提, 直到大灾难(太13:39,49).” 参 Jim Flanigan的讲道笔记(The Mysteries of God).

[3] 例如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浸礼, 但许多宗派(如路德会、改革宗、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仍然保留天主教所奉行的滴礼或洒水礼, 无法履行主在大使命中所吩咐的“给他们施浸”(原文直译).

[4] 卡森(T. Carson)解释道: “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会’ (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 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 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派或宗派. 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所言, ‘弟兄会’(Brethren)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 所以他们全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80页.

[5] 有关召会真理, 早期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完全恢复和全面实践这方面的真理, 请参《家信》文章“我们的遗产(1): 召会真理”: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3/09/我们的遗产一-召会真理/ ; 也请参阅一些与召会真理相关的题目, 如浸礼(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四-水中浸礼/ )、主的晚餐(擘饼聚会)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五-主的晚餐/ )、信徒的祭司职分(即所谓的“所有信徒皆祭司”)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六-信徒的祭司职分/ ).

[6] 圣经预言和末世论是早期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最爱与最常研究的题目之一; 例如在1830年代, 达秘(J. N. Darby)、威革蓝(G. V. Wigram)、贝勒特(J. G. Bellett)等人就经常聚在爱尔兰威克洛(Co. Wicklow)的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 研究旧约预言、召会被提、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等预言题目, 也发现了许多有关末世论的真理. 参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32页). 他们不仅重新发掘这些真理, 更是积极地著书写作来教导这些末世论的宝贵教义, 这也影响了司可福(Cyrus Ingerson Scofield, 1843-1921)、薛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 1871-1952), 以及达拉斯神学院的其他著名教授如瓦沃德(John Flipse Walvoord, 1910-2002)、潘德科(John Dwight Pentecost, 1915-2014)等人去将这些教义更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也请参《家信》文章“我们的遗产(7): 圣经知识”: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七-圣经知识/ .

[7] 神在16世纪时借着马丁路德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 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 但广传这“因信称义的福音”方面,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功不可没. 有关他们积极传扬福音和海外的宣道事工, 请参《家信》文章“我们的遗产(2): 传扬福音”: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二-传扬福音/ ; 也参“我们的遗产(3): 宣道事工”: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三-宣道事工/ .

[8] 这里所谓的“圣经最初的聚会原则”是关于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的真理, 请参本文B.3 (一)的脚注资料.

[9] 我们必须承认, 历代以来, 即使在天主教掌权的整个黑暗时代, 也有一些基督徒群体在各自地方努力遵循圣经最初的聚会原则, 正如《走天路的教会》一书所显示的. 但这些基督徒群体属于少数, 也不显著, 不像19世纪恢复的奉主名聚会那样有着全球性的广大影响.

[10] H.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12页.

[11] 参博饶本著,梁素雅、王国显合译, 《走天路的教会》(香港尖沙咀: 晨星出版社, 1986), 第302, 304页

[12] 指宇宙性的召会, 即在每一个世代(从五旬节直到主再来的众多世代), 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 所有信主的人都归入的“宇宙性”召会, 或称“普世性”召会. 请参这方面的《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宇宙性与地方性的召会/ .

[13] 林前12:11指出, 圣灵会“随己意(把恩赐)分给各人”(不是牧师一人); 在聚会的时候(特指擘饼聚会的时候, 比较林前11:17,18,20,32; 14:23) “各人”(不是牧师一人)都可能受圣灵的带领, 以选诗, 讲道教导等等来造就人(林前14:26). 所以宗派中只由一位牧师主持“圣餐”的作法, 是否定“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彼前2:5,9).

[14] H. A. Ironside,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5), 第12页.

[15] 有关克伦宁的生平与事奉,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爱德华克伦宁/ .

[16] 葛若弗斯从事待遇丰富的牙医行业(一年1,000英磅的收入). 他和妻子玛丽亚生了三个儿女, 婚姻美满. 他的妻子与他同有一个心志事奉主, 并乐意将家庭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 分给穷人. 后来这奉献的数目增加到收入的四分之一. 最后他们看清了自己的一切, 都是属于主的, 于是决定不再为自己和儿女们积存财富, 把家庭支出尽量撙节下来, 将全部家财献上给主.

[17] 史密斯(N. D. Smith)认为“自由”乃是驱使葛若弗斯加入奉主名聚会的主要原因. 参 Nathan D. Smith, Roots, Renewal and the Brethren (Pasadena: Hope Publishing House, 1986), 第31页.

[18] Keith & Alan Linton, I Will Build My Church: 150 Years of Local Church Work in Bristol (Bristol: C. Hadler Ltd.), 第8页.

[19] 摘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谁是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八/ . 有关葛若弗斯的生平与事奉,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安东尼葛若弗斯/ .

[20] 1827年10月, 达秘在旅途中, 他的马儿受惊, 晕头转向, 把他剧烈地掷在一扇门板上, 使他严重受伤. 他因此必须往都柏林(Dublin)就医, 在他姐夫家里逗留3个多月. 在这段休养期间, 圣灵使那些有关英国国教和他自己牧师地位的问题, 又重新强而有力地回到他的脑海中. 当时, 达秘被迫闲居家内, 所以有充分时间, 可以彻底研读圣经来查考这些问题.

[21] 有关达秘的生平与事奉,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约翰达秘/ .

[22]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约翰贝勒特/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刚克利顿爵士/ 等等.

[23] F. Roy Coad, A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Exeter: The Paternoster Press, 1976), 第57页.

[24] 以上有关克雷克和慕勒的事迹是取自《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亨利克雷克/ .

[25]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慕勒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8年), 第36页.

[26] 同上引, 第79-80页.

[27]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 《福临禾场: 大马华人教会二世纪历史研讨会论文合集》(吉隆坡: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2005年), 第44页. 有关慕勒的生平和事奉,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

[28] 摘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谁是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八/ .

[29] Andrew Miller, Miller’s Church History (Addison, IL: Bible Truth Publishers, 1980), 第1182页.

[30] G. H. Lang, Anthony Norris Groves: Saint and Pioneer (Great Britain: M. F. Robinson & Co., 1949), 第325-326页.

[31] A. Miller, Miller’s Church History, 第1182-1183页.

[32]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第44页.

[33] G. H. Lang, Anthony Norris Groves: Saint and Pioneer, 第325-326页.

[34] 上文有关葛若弗斯、达秘、克雷克、慕勒和牛顿的简介主要参考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第42-44页, 以及脚注中所注明的资料.

[35] 有关召会的真理, 请参托尔(J. G. Toll)所著的《召会真理》(Church Truths)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2001). 此书共有43章, 几乎全都编译好, 并刊登在《家信》季刊中, 也已上载到《家信》网站的文库中, 请读者上网阅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4-02-召会真理/page/8/ (注: 从文章 “召会的画像(一)” 开始).

[36]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英国圣公会中的一派, 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 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37] 论到这四个人, 威尔逊(T. Ernest Wilson)写道: “至于那被称为‘弟兄会’(the Brethren)的信徒们, 他们的根源可追溯到一群年青人, 他们大部分来自贵族背景, 并在宝沃斯阔夫人(Lady Powerscourt)的家中聚会. 她的家宏伟似宫殿(故有“宝沃斯阔城堡”[Powerscourt Castle]之称), 座落在靠近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 1830年【编者注: 其他资料显示应该在更早的1827年左右】的一个星期日早晨, 他们当中有四人在都柏林的一间屋子里聚会, 守主的晚餐(擘饼聚会).”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 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84), 第485-486页.

[38]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32-34页.

[39] 为何要归回最初的聚会原则, 请参本文附录三.

[40] 初期召会的原则是与那合乎圣经的聚会原则有关, 参《家信》文章 “我为何在那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当中聚会”: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为何在那被称为弟兄们的信徒当中聚会一/ . 此篇文章作者吉布斯(Alfred P. Gibbs)解释那“合乎圣经的聚会原则”(scriptural principles of gathering)之定义时指出: “…‘原则’(principles)存在于任何事物的内部(inherent), 并决定它的性质(nature). 这是一个固定的行事法则或条规(law or rule of action), 尤指有意识和坚决地采纳正确的行动. 此乃一件事物的主要特质, 是事物发展的根源. 我们说到‘有原则的人’(a man of principle), 意思是这人的生活受到某些特定和正确的法则所支配, 因而激发和控制他所有的行动. 一个‘对的原则’(right principle)总是对的, 不论周围环境如何.”

[41]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 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 第485页.

[42]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第45页.

[43]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32-34页.

[44] Roy Coad, “An Assessment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The Abiding Insi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Christian Community” (Regent College, Vancouver, 1990), 第13-14页.

[45] 有关早期弟兄们对圣经知识的贡献,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七-圣经知识/ .

[46] 论到慕勒的事工, 在59期的常年报告内, 迄1898年5月26日止, 当年帮助宣道士150位, 支出2,082镑多, 创始以来, 全部津贴宣道事工款项计261,859镑多.

[47] 有关奉主名聚会的福音与宣道事工, 可参《家信》: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二-传扬福音/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们的遗产三-宣道事工/ .

[48]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6): Light over the Dark Continent, 第485页.

[49]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第46页.

[50] “守圣餐”(Holy Communion)或“崇拜聚会”(Worship Meeting)是公会或宗派常用的词语; 正确的圣经词语是“擘饼(记念主)”(Breaking of Bread)或“主的晚餐”(Lord’s Supper), 参徒2:42; 林前11:20,24,25.

[51] 摘自: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安东尼葛若弗斯/ .

[52] 参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归回最初原则之七大理由一/ .

[53] 有关奉主名聚会的最初发展, 请参其第一篇文章.

[54] 这29位弟兄主要是西方(特指英美两国)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除了一位是东方的主仆李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