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主名聚会的历史 (三): 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一)

编者注: 在上两期的《家信》中, 我们谈到神在19世纪的20至40年代兴起“复兴浪潮”. 许多基督徒在圣经真理的光照和圣灵大能的带领下, 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 秉持主在太18:20所赐的应许, 单单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 也因此故, 为了方便辨识, 我们称他们为“奉主名聚会”的召会或信徒(或简称“弟兄们”). 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不愿接受任何宗派名称; 虽有人误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 但此称号被早期弟兄们所拒绝.^[1] 【参本文附录一: “弟兄会”或“奉主名聚会”?】.

由于他们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与唯一权威, 没有被任何信经或教条所捆绑, 所以他们有自由去思考与奉行圣经所教导的一切真理. 这样的“全面归回圣经”肯定讨主喜悦, 也必遭到魔鬼撒但的嫉恨与攻击. 我们在上一期谈到弟兄们在英国的发展, 特别记述他们当中所发生的数次分裂. 愿这痛心的历史也成为我们的鉴戒, 免得重蹈覆辙. 本期, 我们将探讨奉主名聚会在我国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初期的发展.

(A) 序言: 背景和名称

马来西亚(Malaysia)在1963年以前被称为“马来亚”(Malaya).[2] 奉主名聚会(或被误称“弟兄会”)在这片土地上, 已有超过160年的历史. 在马来西亚, 这些“奉主名的聚会”不属任何教派, 也不受任何的宗派制度所约束管理. 这群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主名聚集在一起, 成为地方性的召会, 他们聚会的地方多数称为“福音堂”(Gospel Hall), 也有称为“聚会处”(Assembly)、或一些其他名称如“福音中心”(Gospel Center)、“生命堂”(Life Chapel)等等. 这些信徒之间按照圣经的教导, 没有圣品和平信徒的等级之分, 彼此称兄道弟为“弟兄”!

(B) 奉主名聚会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论到“奉主名聚会”(常被人称“弟兄会”)[3]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钟今旺弟兄在编写“西马福音堂之历史”一文中,[4] 将之分划成两大部分, 每一部分各有五个阶段如下:

(一) 划过逆流历史的足迹!

宣教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1941-1945年)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1946-1954年)
宣教士撤离的阶段 (1955-1965年)

(二) 跨过洪流时代的困境?

本土新主仆的阶段 (1966-1973年)
掀开新一页的阶段 (1974-1990年)
福音涌四方的阶段 (1991-1999年)
内忧兼外患的阶段 (2000-2007年)
洪流中求存的阶段 (2008-未来)

本文将采纳钟今旺弟兄的分划法, 但他的文章载于2009年出版的《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换言之, 只写到2008或2009年前的历史, 所以我们将补充一些2009年之后的历史.

(B.1) 1855-1956: 外国宣道士撒种耕耘的时期

这段时期是神借着外国的宣道士们在马来西亚(早期称为“马来亚”)这片土地上殷勤撒种和辛劳耕耘的时期. 按现有的文献记载, 1855年就已有西方宣道士在此事奉, 直到最后一个阶段 — 1955年至1965年 — 西方宣道士逐渐撤离马来西亚, 让本土主仆或工人接续神在马来西亚的福音事工和召会见证.

(1) 宣道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

钟今旺指出, 按“福音堂”堂会的发展史而言, 在马来亚的宣道与福音工作的层面可分为三大地区或领域: (1) 马来亚北部以槟城(Penang, 马来文: Pulau Pinang)为主; (2) 中部以吉隆坡(Kuala Lumpur)为据点; (3) 南部则以新加坡(Singapore)为基地.

槟城华盖街(Farquhar Sreet)的聚会所和宣道所(宣教楼, Mission House)

华盖街聚会所的入口处

远在1855年间, 伦敦宣道会(另译: 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槟城的华盖街(Farquhar Sreet)已有一间宣道所(或称: 宣教楼, Mission House), 在旁有两座学校建筑物则属于中国福音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伦敦宣道会(LMS)有意在离开马来亚进入中国之后, 将他们的事工交给别人. 这段时期, 在槟城伦敦宣道会有一位瑞士地方召会(Swiss Assemblies)的宣道士鲍森(另译: 鲍瑟, Mr. Bausum).[5] 钟今旺指出, 据说鲍森跟英国(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ller, 1806-1898)[6]有亲戚关系, 很可能英国的伦敦宣道会(LMS)曾与“弟兄会”(奉主名聚会)沟通关于承继这里的工作.[7] 因此, 按此根据而言, 鲍森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马来亚槟城的“弟兄会”宣道士(另译: 宣教士).[8] 奉主名聚会的槟城福音堂就此在华盖街设立, 闽南语和华语聚会也在此开始![9]

槟城华盖街的聚会所(车水路福音堂最初的聚会处)

英国布里斯托的慕勒 (George Muller of Bristol)

此外, 在1857年, 从英国布里斯托(另译: 比利斯多、比利斯都, Bristol)来的罗宾逊(Philip Robinson)在新加坡从商(即出名的Robinson & Company, Ltd.). 他在布里斯托已认识约翰·查普曼夫妇(另译: 哲曼、卓曼夫妇, Mr. and Mrs. John Chapman),[10] 并与他们分享有关马来亚的宣道需要, 因而激发了查普曼的兴趣和宣道热忱.[11] 结果, 查普曼夫妇于1859年来到槟城, 继续宣道和福音的工作.[12] 从这记载中的分析来看, 约翰·查普曼应是第二位来到马来亚的“弟兄会”宣道士!

但值得留意的是, 根据柯哲辉所写的“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查普曼夫妇(另译: 哲曼夫妇, Mr. and Mrs. John Chapman)于1860年, 从英国布里斯托而来, “初次踏足马来亚, 成为弟兄会第一对到马来亚来的宣教士.”[13] 柯哲辉写到: “其实, 早在1855年, 已有一位从瑞士地方教会来的鲍孙(另译: 鲍森, G. Bausum)在槟城开拓教会. 不过, 鲍孙是伦敦传道会(伦敦宣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出来的宣教士, 并不是从弟兄会差派出来的宣教士, 而且至今没有确实的资料显示鲍孙是弟兄会信徒, 故此, 他并不能被看为第一位到马来亚的弟兄会宣教士.”[14]

根据陈科林(Colin Tan)的文章“1859+1”所显示的种种证据,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查普曼(John Chapman)是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他于1859年8月离开英国的布里斯托, 并于1860年1月31日抵达槟城【详情请参本文附录二】. 至于来自瑞士的鲍森(G. Bausum)是否是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此事还有争议,[15] 有待进一步考证. 换言之, 除非有明确证据支持鲍森是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且是由奉主名聚会差派出来的宣道士, 否则我们目前以查普曼作为“第一位由奉主名聚会所差派, 前来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为准, 是比较安全和稳妥的定论, 正如《翻转世界》(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书所记述的: “在马来亚的召会宣道工作(assembly missionary work in Malaya)之历史始于1859年, 就是当查普曼夫妇(Mr. and Mrs. John Chapman)从布里斯托来到槟城.”[16]

(a) 在槟城的事工

查普曼开始学马来语. 第一次受浸的十人中竟有马来人. 马来文的聚会是为讲马来语的华人预备的. 查普曼也帮助学校及监狱的事工, 福音工作有进展而需要同工.

Mr. and Mrs. William Macdonald

1866年, 英国的威廉·麦克唐纳夫妇(Mr. and Mrs. William Macdonald {1866-1911}[17])远渡重洋来到槟城, 参与查普曼的宣道工作. 在槟城的宣道士, 多数由奉主名聚会的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所办的“真理研究机构”所支持.[18] 麦克唐纳夫妇在槟城宣道长达44年之久. 除了槟城, 麦克唐纳夫妇也到太平(Taiping)、大山脚(Bukit Mertajam)、吉打(Kedah)宣传福音, 他们很有负担向拜偶像的华人传福音.[19]

(b) 在太平的事工

1880年的正月, 麦克唐纳夫妇来到了太平(Taiping)这个偏僻的小镇, 展开了其宣道的生涯. 他们经常来往于槟城和太平之间, 所到之处都撒下福音的种子和足迹! 这期间, 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宣道士也到过太平做过开荒与宣道的工作, 例如: 贺跨夫妇(Mr. and Mrs. Philip J. Hocquard {1878-1898})和禧尔先生(Mr. H. C. Hill {1889-1901})便是其中的宣道士. 当时太平的居民除了锡矿工人之外, 还有一些是炭窑工人, 他们几乎都是居住在十分偏僻和简陋的乡区. 宣道士必须克服地理环境的障碍和持守永不轻易放弃的精神下, 把福音传扬到这些地带.

由于宣道士殷勤地传福音, 太平一带开始有人信主. 到了1880年, 太平已经有40多位信徒参加聚会.[20] 1889年, 由于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 在贺跨的带领下, 向霹雳州苏丹申请一块地, 作为兴建礼拜堂之用途, 并在一年后就完成. 此礼拜堂即是目前坐落于太平古打律(Kota Road, 或Jalan Kota)闹市中心的太平福音堂! 随着礼拜堂被奠定, 渐渐就有一些锡矿工人前来参加聚会. 太平的居民以福建人居多, 所以当时的聚会只采用福建话作为媒介语.[21]

(c) 在北马的其他事工

除了在槟城和太平, 麦克唐纳夫妇也陆续到过拉律(Larut)、大山脚(Bukit Mertajam)、吉打(Kedah)、爪夷(Sungai Bakap)、高渊(Nibong Tebal)等地区去传福音. 1898年, 为了招募更多宣道士前来马来亚传道, 麦克唐纳到纽西兰向当地召会传递宣道的需要, 结果在当年, 有五位宣道士回应了呼召, 奋然前来马来亚宣道.[22] 他们是: 布利克先生(另译: 柏利斯, Mr. Walter S. Blick {1898-1942})、莎拉雪莉姐妹(Miss Sarah Shirtlift {1898-1947})、德隆姐妹(Miss Elizabeth Dron {1898-1902})、里维斯姐妹(Miss Martha Reeves {1898-1903})和戴维斯姐妹(Miss Marion E. Davies {1898-1903}).[23] 他们五人随同麦克唐纳回到槟城来宣道.

此外, 英国的安斯得奥先生(Mr. William D. Ashdown {1888-1934})也于1888年来到槟城宣道, 他时常到当时收容痲瘋病人的麻疯岛(Pulau Jerejak, 注: 此小岛距离槟岛东面海岸约3.62公里)去传福音. 不久也在这岛上设立了痲瘋病人的事工.[24] 1896年, 安斯得奥先生去了新加坡宣道, 直到麦克唐纳于1911年离世后, 安斯得奥又回到槟城事奉.

麻风岛(Pulau Jerejak)的聚会所

1900年正月, 另一对宣道士马克斯夫妇(Mr. and Mrs. Herry Freeman Marks {1900-1952})也抵达太平. 他们努力的学习福建话, 并在该地积极的探访、传福音和作栽培的工作.

马克斯(Henry Freeman Marks)带着一位有恩赐的华人弟兄去作探访和传福音

马克斯(Henry Freeman Marks)栽培华人弟兄传福音

(d) 在吉隆坡的事工

十九世纪末叶, 锡矿的大量开采促进吉隆坡(Kuala Lumpur)的繁华, 许多从中国广东而来的华人被吸引而至. 1889年10月, 当此蓬勃之际, 宣道士伊格尔夫妇(另译：埃格尔夫妇, Mr. and Mrs. E. Eagger {1888-1897})从槟城来到吉隆坡开始进行福音的工作, 发现这乃是一大片缺乏主工的庄稼禾场. 由于能讲客家话, 伊格尔弟兄便开始向人口占多数的客籍华人传讲福音. 基于伊格尔弟兄的申请, 雪兰莪州政府于1893年6月拨下一段位于大卫逊路(Davidson Road)的土地, 就是现今的吉隆坡福音堂.[25] 从吉隆坡为据点, 宣道士也到巴生(Klang)、港口(Port Klang)、新古毛(Kuala Kubu Bharu)、芙蓉(Seremban)传福音.

1855-1900

初期阶段事工: 小结

因着中国人来到南洋从商、开采锡矿, 开荒种植的人口越来越多, 福音工作也因此跟着进展. 此时, 槟城、新加坡、太平、吉隆坡已成为了“奉主名聚会(弟兄会)”宣道工作的主要据点, 由此转而到邻近的市镇或小乡村去宣道, 传扬福音. 简之, 最活跃的是槟城, 宣道士也从槟城到吉打、泰南去, 有时也去缅甸和印尼的苏门答腊.[26]

在马来亚南部的新加坡(Singapore), 奉主名聚会的活动始于1864年, 当年有四位基督徒开始在家中擘饼记念主(其中两人是上文提到的罗宾逊夫妇[Mr. and Mrs. Philip Robinson] ). 信徒增多后, 他们于1866年建立了毕士大福音堂(Bethesda Gospel Hall). 在十九世纪末叶, 毕士大福音堂的信徒曾到新山(Johor Bahru)种植园地一带传福音. 根据一些资料的报导, 有人在这些地区信主, 但不曾设立教会.

另有记载指出, 摩尔(James W. Moore {1889-1904})从新加坡往大山脚学马来文, 本想去到马来亚东海岸的登嘉楼(Trengganu), 但神没有开路. 1895年, 他与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结婚,[27] 并在当年去到马六甲. 新加坡的魏弟兄(Samuel Wee Tien Wang)描述道:

1895年, 摩尔先生来到这里(指马六甲)向当地人作见证, 他住在马来乡村, 穿着马来服装. 他遭到马来人的强烈反对, 以至于英国当局要求他离开, 他于1897年离开了. 他代表了这些宣道士中普遍存在的真正勇气和无畏, 并决心走出去, 到当地人中传福音.

… 仅仅两年后, 摩尔就离开了马六甲, 那里的召会工作(特指奉主名聚会的宣道事工)直到很久以后, 即到了20 世纪 30 年代, 来自纽西兰的威利先生(O. B. Wyllie {1926-1939})[28]到马六甲后才恢复.[29]

摩尔在马六甲时, 也曾在华人当中传福音.[30] 摩尔夫妇于1897年离开马六甲, 并于1900年前往婆罗洲(Borneo)的砂劳越(Sarawak)去, 向当地土著达雅人(Dayak)传福音.[31] 必须留意的是, 有资料根据摩尔于1895年曾到马六甲宣道, 就认为马六甲福音堂的召会始于1895年, 甚至更早,[32] 但那只是宣道士来到马六甲, 无明确文献证明已有召会成立. 根据更明确的资料显示, 那里的召会始于战前, 约1934年.[33]

(2)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在这一个阶段中, 开始有更多的宣道士陆续来到马来亚这片土地上, 进行福音撒种和耕耘的工作.

(a) 在槟城的事工

在槟城, 于1910-1940期间, 有坎普·希斯(或称: 简协, Mr. Kamp Heath {1904-1909})、迪逊夫妇(Mr. and Mrs. E. Tipson {1908-1926})、哈德威奇夫妇(Mr. and Mrs. A. Hardwidge {1915-1935})、林曦姐妹(Miss M. Lindsey {1907-1942})以及亚当斯弟兄(Mr. S. S. Adams {1921-1983}). 在1925年间, 亚当斯弟兄和马克斯夫妇也先后到吉打北部的浮罗交怡岛(Pulau Langkawi)及彭亨州各地去传扬福音.

迪逊夫妇 (Fleming and Ernest Tipson)

亚当斯夫妇(Pauline E. and Sidney S. Adams)

亚当斯夫妇(Pauline E. and Sidney S. Adams)从吉打州南部回到霹雳州

1908年, 布利克先生(Mr. Walter S. Blick)娶了1905年就来马来亚事奉的芬妮姐妹(Miss Fanny R. Lloyd, 过后称为Mrs. F. Blick).[34] 他们在槟城和北海(Butterworth)事奉主, 积极售卖和分发圣经. 由于健康问题, 芬妮与孩子们回到纽西兰8年. 布利克先生去到太平事奉一段日子, 他到住家和商店甚至监狱作探访工作, 分发圣经和见证基督. 一些在监狱的人信主得救. 1923年, 布利克和妻子芬妮去到新加坡, 但在1932年回到槟城, 并常探访北海、太平、实兆远.

值得一提的是, 参与马来亚宣道事工的姐妹们也功不可没, 我们以布利克的妻子芬妮姐妹为例. 1942年, 布利克夫妇撤离马来亚, 回到纽西兰, 并于1943年归回天家. 然而, 他在纽西兰的妻子布利克夫人(即芬妮姐妹, Mrs. Fanny Blick)记念马来亚的宣道需要, 便在1946年回到槟城, 重新开始探访和主日学的事工, 也继续不断到槟岛对岸的北海去鼓励当地的信徒, 特别是“鼓励年轻一代参与事奉”.[35] 在她一直的鼓励和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信徒的劳苦事奉下, 结果在1955年, 召会的见证(擘饼记念主)开始在北海设立. 布利克夫人于1957年隐退, 并于1960年归回天家.[36] 诚然, 她息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成果也随著她(参启14:13).

(b) 在高渊的事工

在19世纪末期, 在槟城事奉的麦克唐纳夫妇开始到霹雳州的高渊(Nibong Tebal)和爪夷(Sungai Bakap)等地区去撒福音的道种. 1920年, 高渊福音堂被设立. 初期乃是一间潮州的堂会. 教会的创办人是当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马来亚的林锦如先生. 他和几位基督徒开始了家庭教会; 早年还聘请中国来的传道人协助牧会、传福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教会就只有林锦如先生自己负责牧会、讲道和探访.[37]

(c) 在双溪大年的事工

在这期间, 因着有外地的信徒迁移到吉打州的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聚集一处, 并获得来自槟州的宣道士及当地同工的前来协助, 所以在1945年, 双溪大年福音堂得以设立.

(d) 在金宝的事工

在霹雳州一带, 神在1904年引领了两位外国宣道士大卫·古柏夫妇(Mr. and Mrs. David W. Cooper {1894-1908})将福音传入了金宝(Kampar). 他们俩不分昼夜, 到处在金宝周围分发福音单张, 进行个人街头布道、逐家探访、医院探访, 并设医务所, 作福音医疗之用. 当年金宝由于锡矿场林立, 市景繁荣, 许多人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金宝矿场工作, 当中的广东人和客家人都是这对宣道士夫妇传福音的对象. 经过4年劳苦忠心的事奉工作, 大卫古柏夫妇因健康不良, 身体衰弱而告老退休, 归回英国.

继后, 尚有佐治·威尔逊夫妇(Mr. and Mrs. George Wilson {1899-1941})、罗氏麦肯(Miss Ross McCann {1898-1930})和莎拉雪莉姐妹(Miss Sarah Shirtliff {1898-1947})参与事奉, 传扬福音. 直至1915年间(注: 有记录是1914年), 他们离开金宝前往怡保(Ipoh)之后, 本地第一位全时间事奉的主仆(全职主工人) — 李明弟兄蒙召, 继承西方宣道士所遺留下来的福音工作. 蒙神賜福, 在1924年间, 建立了第一间位于金宝地区的“福音堂”.

在这建立的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诸多困难和拦阻, 教会仍然屹立为主作见证. 直至1931年, 亚特岑信夫妇(Mr. and Mrs. Arthur Simpson {1927-1950})到来, 他们忠心事奉主, 竭力在金宝这地区传福音, 结果多人蒙恩得救, 教会人数日增, 在这期间, 中文聚会改为中英文联合聚会.[38]

(e) 在怡保的事工

在霹雳州另一个以华人密集的地点 — 怡保, 英国宣道士佐治·威尔逊夫妇于1913年从金宝移居怡保. 一次路经怡保郑太平路及休罗街(现今已改名为 Jalan Sultan Iskandar Shah)的交汇处, 看到一块有待出售的树胶园(即今日中文部至英文部传道人宿舍之地段), 于是夫妇俩就跪在该胶园中祷告, 盼望天父将这块地賜下作为福音的基地, 结果在圣灵的感动下, 威氏夫妇作出了这明确投资, 就此掀开了以琳福音堂在历史的首要步伐. 论到此事, 柯晢辉写道:

威尔逊(或作: 威尔孙)先生经常由金宝骑着脚车到怡保传道… 有先见之明, 看见怡保在传福音策略上的重要性, 开始物色一个适合的地点作为永久的基地. 1913年, 郑太平路两旁的荒地出售, 那时该地野草丛生、是一块树胶园地. 威尔逊先生骑着脚车经过该地时, 兴奋得停下脚车, 跪在该树林中祷告, 求上帝赐下该地作为圣工之用.

1914年, 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 建筑材料非常短缺. 但是很奇妙的, 威尔逊夫妇不单可以凑足金钱买下该地段, 并于1915年建立了一座双层的“宣教之家”; 楼下供信徒聚会. … 同时, 在侧旁建设了另一座单层的孤儿院, 收养了14位孤儿.[39]

早期以琳的事工主要是透过社区关怀作为传递福音的策略, 而开始孤儿院就是其中一项福音預工. 这工作始于1915年, 首批孤儿是由麦克莱女士(Miss Bessie Maclay {1894-1915})从新加坡回爱尔兰的途中, 把六位女孤儿带来怡保交由威尔逊夫妇照顾. 过后, 吉隆坡一带的宣道士得知以琳有此事工, 也把一些孤儿带来这里. 威氏夫妇为了应付这群孤儿的住宿需要, 结果在教会的侧旁再兴建一所单层的孤儿院, 大约可收纳14名孤儿.

Miss Rose McCann

因着人数的增加, 照顾孤儿教育与医药的需要也随即增加, 为这缘故, 威尔逊夫妇唯有将宣道之家的楼下充作一间供孤儿与附近孩童就读的学校. 除此以外, 召会也使用女孤儿院后方的房间作为医疗服务之用, 当时主要是由麦肯姐妹(Miss R. McCann {1898-1930})担任护士. 但后来政府规定至少要有一位医生, 教会才可以继续医疗服务的工作, 结果教会唯有放弃该项工作.

1927年, 以琳终于获得第一位华人传道人(同时兼任长老), 名为古尚勤. 古尚勤来自中国嘉庆, 投入以琳服事后, 非常着重探访工作, 在他服事短短的6年间, 以琳人数已达到100人(1933年). 虽然他只会用客语交谈与讲道, 但神大大使用他, 直到在1957年安息主怀, 其间带领了许多人归信基督. 同年, 另一位主所重用的使女陈端心姐妹(后辈者一般称她为“陈姑母”; 当年只有19岁, 是实兆远[Sitiawan]人), 也加入事奉的行列. 虽然当时在以琳中文部服事, 但同时乐意兼任英文部事工, 常常四处探访、布道、传福音. 居住在怡保不同地方的人, 如巴占(Bercham)、文冬(Buntong)[40]、华林市(Falim)及华都牙也(Batu Gajah)等地方的人, 许多都被她带往教会, 归信基督.[41]

(f) 在吉隆坡的事工

Miss Betty Langlands

奉主名聚会在吉隆坡最早期的福音工作始于1891年. 在这时期参与宣道事工的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42]发现多数的女孩子在吉隆坡没有上学的机会, 大为震惊. 她接着计划为这些目不识丁的女生建设学校, 作为她宣道事工的一部分. 贝蒂郎兰女士与华人基督徒商议后, 最终于1893年, 成功开办了雪州第一间女校, 名为“华人女子学校”(Chinese Girls’ School).[43]

武吉免登女校 (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的前名“华人女子学校” (Chinese Girls’ School)

这间女子英语学校最初建于吉隆坡市中心西南部的十五碑(Brickfields), 但在1895年迁到八打灵山(Petaling Hill), 过后又移到大卫逊路(Davidson Road). 由于校誉极佳, 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这间女校于1930年迁校到武吉免登路(Bukit Bintang Road), 并改名为著名的“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简称BBGS).[44] 这间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女校可说是奉主名聚会在马来西亚最显著和成功的教育工作, 多年来培育出许多在各种领域的成功女士. 多年后, 在武吉免登女校校长(即Mary Glasgow)和弟兄们的推动下, 武吉免登男校(Bukit Bintang Boys’ School, 简称BBBS)于1958年设立在八打灵.

在中部地区的吉隆坡(Kuala Lumpur)一带, 安古斯夫妇(Mr. and Mrs. Thomas R. Angus {1897-1942})于1903年10月来到吉隆坡. 这位从苏格兰来到吉隆坡传道的第一位男宣道士, 说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话, 在客籍矿工当中事奉主. 他发现他们对福音的渴求, 但只有少部分人能获得滋润. 由于矿工的流动性大, 无法正常地参加召会的聚会, 要训练本地人成为主的工人确是一件难事. 这一困境直到1914年, 当马谭顺弟兄把自己献上为主使用时, 才得以改变. 年迈的安古斯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回返苏格兰, 留下的职务由其儿子大卫·安古斯(David Angus {1931-1980})及媳妇代替.[45]

大卫·安古斯(David A. Angus)和马克斯(H. Freeman Marks)到彭亨州传福音

(g) 在巴生的事工

在中部的巴生(Klang), 虽然宣道士曾在1880年期间到过巴生, 但巴生的信徒是于1914年, 在周文贤(Chew Boon Hean)夫妇的带领下, 才建立了巴生福音堂. 周文贤是一位在监狱里悔改信主的因犯, 出狱后在巴生做生意. 1912年, 他奉献一块地建堂.[46] 他对当地教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他也陪同宣道士在本国四处宣道, 为主作见证. 周弟兄也是当时众福音堂堂会所举办的营会的讲员.

(h) 在芙蓉的事工

康威尔(Leonard Cornwell)

致于中南部的芙蓉(Seremban)一带, 1927年期间, 已经有些信徒开始每主日在拉杭路(Rahang Road)的宣道士別格士(Mr. S. S. Backus)住家里进行英语聚会, 并擘饼记念主. 在1931年, 他们借用距离不远的乔治五世学校(King George V School)的课室来聚会. 在1927到1934年期间, 芙蓉的信徒多靠一些经常去探访的宣道士们, 如安古斯夫妇, 在信仰和真理上得着坚固. 在1935年, 宣道士康威尔(Mr. L. Cornwell {1929-1941})在佳流街(Carew Street)租下一间店屋, 进行客家和英语聚会一直到1937年.[47]

(i) 在马六甲的事工

Mr. and Mrs. Tan Gim Ann

有关马六甲福音堂的召会见证之历史, 可追溯到战前时代. 早在1934年, 召会的见证已被建立. 1933年, 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的马六甲人陈金安弟兄(译名, Tan Gim Ann)在怡保与以琳福音堂的温玉云姐妹(译名, Voon Nyook Yoon)结婚. 夫妇俩婚后搬到马六甲(Malacca, 马来文称: Melaka), 而陈弟兄在马六甲高等中学(Malacca High School)执教. 1934年, 陈金安夫妇决定与其他几位信徒开始在自己家中擘饼记念主. 参与他们的有约瑟(K. T. Joseph)夫妇, 较后还有另一对夫妇, 默文·科赫夫妇(Mervyn Koch)和一位印度教师拉惹腊南(W. Rajaratnam). 不久, 他们也在家中开始主日学的事工. 纽西兰的宣道士威利夫妇(Mr. and Mrs. O. B. Wyllie)也来马六甲事奉. 后来信徒逐渐增多, 便搬迁到1948年建好的福音堂聚会.[48]

(j) 在野新的事工

在马六甲的另一端 — 野新(Jasin), 王淑娥夫妇、罗础石夫妇和朱顺明夫妇因着信仰意见上的差异, 于1939年选择离开了原有的美以美教会(Methodist Church). 他们轮流在各家中举行查经班和擘饼记念主聚会. 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加, 住家已容不下这么多人, 他们又再迁移到一间亚答屋中作聚会所.[49]

1855-1940

这段时期的一些评估和反思

对于这段时期的事工, 根据柯哲辉的评述, 早期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工作(注: 柯晢辉称之为“弟兄会宣教工作”)非常依赖外国宣道士(missionary, 另译: 宣教士). 1860年至1900年, 共有45位宣道士在当中服侍教会; 1900-1940共有85位宣道士在不同地区的召会服事. 这些数字反映了宣道士在这段期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 当时的宣道士非常看重传福音的工作, 对于栽培本地同工似乎较忽略. 加上当地同工的教育程度相当低, 许多信徒皆是基层人士, 因此训练同工的方式就是一对一带门徒的方式, 跟随宣教士学习服事, 学习查考圣经. 例如吉隆坡早期的全职同工马潭顺(柯晢辉称之为“弟兄会第一位本地传道人”)于1914年开始全时间传道, 经常到处做街头布道, 跟随宣道士安古斯(T. R. Angus)学习服事.

此外, 在巴生开始了巴生福音堂的周文贤, 是在20世纪初一位相当杰出的领袖, 常被邀请在召会聚会讲道. 他经常与宣道士亚当斯(S. S. Adams)到不同的村落传福音. 还有一位于1927年从中国来到怡保全职传道的古尚勤, 他被人称为“最落力做探访事工的传道”. 他也是以琳福音堂的长老, 但据说在训练和栽培的事工上, 没有多大贡献.[50]

钟今旺弟兄在编写西马(中文部)福音堂的历史时如此评述:

虽然初期“弟兄会”(指奉主名聚会)非常看重传福音工作, 但是该事工太过依赖宣教士, 导致在这85年里(1855-1940年)只建立区区的11间堂会. 反观在1945至1973年期间的28年内, 共有11间堂会设立; 而1974至1990年期间的16年内, 有12间堂会设立!

从笔者的这方面分析来看, “弟兄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错觉, 就是认为西方宣教士在本土(马来西亚)的工作比本地同工做得更好或具有影响力. 但从堂会数量被建立来作比较, 事实却是相反; 这反映了“弟兄会”宣教士在西马中文部宣教事工的开拓和进展, 并不十分顺利和有果效.

这论点并不是因此就否定了西方宣教士在本土传福音的热诚, 更没有否定他们在“弟兄会”宣教史上的摆上和贡献; 反之, 他们花了许多生命代价在福音撒种的层面上![51] (编者注: 例如到砂劳越宣道的摩尔夫妇付上许多代价, 摩尔夫人[即开办著名“武吉免登女校”的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编者按)[52]

钟今旺承认他在以上的分析“只是局限于中文堂的评估, 而非整体中英文部堂会数量的建立.” 他认定这些西方宣道士(宣教士)“在本土宣教史上的贡献是极大的, 特别是在英文部堂会的扩展.”[53] 他作结论时如此写道:

“弟兄会”的宣教士非常有魄力, 且有冒险的精神,[54] 乘小船或舢板或坐牛车, 多数是步行, 把福音伸展在马来亚各偏僻乡镇地区. 宣教士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健康、卫生和适应热带天气及环境; 然而, 他们却排除万难、坚持到底、默默耕耘! … 他们在充满困境、逆境的时代中, 划过了这股的逆流, 同时也在本土的教会历史中划下一道永不磨灭的痕迹![55]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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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弟兄会”或“奉主名聚会”?

有个故事说到有两位弟兄, 大卫和约翰, 聚会后从福音堂走出来, 遇见一位卫理公会的基督徒朋友卡特.

“你们是属于弟兄会(the Brethren), 对吗? 我听说福音堂是弟兄会.” 卡特问道

“你看我们礼拜堂的招牌上是写着‘弟兄会’(Brethren Church or Brethren Assembly)或‘基督徒弟兄会’(Christian Brethren)吗?” 大卫笑着问答.

“不是,’ 卡特摇摇头, ‘是福音堂…”

“对, 正确来说, 我们不是弟兄会,” 约翰解释道, “追溯历史, ‘弟兄会’(the Brethren / Brethren Church)这名称是别人给的称呼. 在19世纪时20至40年代, 神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兴起‘复兴浪潮’. 许多本是互不相识的基督徒, 在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光照下, 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 放下各种教条和人为的制度, 坚信只要遵守主在马太福音18:20的吩咐 — 奉主的名聚会 — 就会得着主所应许的同在. 有主同在他们当中, 他们就得着恩惠和恩赐, 去传福音、敬拜和事奉.”

“为何有人说你们是弟兄会?” 卡特问道.

“大约在1830年,” 大卫回应道, “一群持守上述立场的信徒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聚会. 他们人数快速增长, 在短期内, 超过千人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 当他们开始到其他村庄或城镇传福音时, 他们拒绝挂上任何称呼, 仅以‘弟兄们’(brethren)相称, 所以外人便称他们为‘来自普里茅斯的弟兄们’(Brethren from Plymouth), 过后演变成‘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逐渐地, 其他类似的群体就被外人简称为‘弟兄会’(the Brethren). 从那时起, 这名称就随着他们, 但他们宁愿被简单地称为‘弟兄们’(brethren)或‘基督徒’(Christians).”

“你看,” 卡特难以接受地说, “我是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 还有其他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如浸信会教友(Baptist)、路德会教友(Lutheran)、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等等, 都有名称来识别,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你问得好,” 约翰微微一笑, 说道, “我们早期的前辈们就是看清圣经的教导, 不愿分宗结派(林前1:11-13), 所以才放下一切称号, 满足于按圣经称为‘基督徒’(徒11:28), 就是一群愿意遵照主在马太福音18:20所吩咐的, 单单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名)的基督徒.”

范氏 (William E. Vine)

基于篇幅有限, 故事暂且到止为止! 相信不少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特别是笔者的前辈们)都知道上述历史和“弟兄会”一名的由来. 卡森(T. Carson)贴切评论道: “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 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派或宗派.[56] 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所言, ‘弟兄会’(Brethren)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57] 所以他们全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58]

由于明白和赏识早期弟兄们拒绝自称‘弟兄会’的原因, 所以在英国、欧洲、澳洲、亚洲, 以及其他地方(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群信徒的前辈们, 都不在自己的聚会处(聚会所)或礼拜堂的招牌上写着“弟兄会”这一名称. 我们为此感谢神.

尽管如此, 一些弟兄们为了方便别人识别这群基督徒群体, 便在著书写作时采用“弟兄会”(the Brethren)一名, 如莱克德(Roy Coad)、艾朗赛(H. A. Ironside)、麦克道尔(Ian McDowell)等等.[59] 笔者没有意图以此“断定他们有罪”, 笔者相信他们, 以及很多采用“弟兄会”(the Brethren)一名的信徒只是纯粹为了识别, 因为“弟兄会”(the Brethren)这个名称较广为人知. 然而, 与其采用具有教派色彩、且受早期信徒所拒绝的“弟兄会”一名, 为何不采纳“奉主名聚会”来识别这个基督徒群体呢? 其实, “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是很有意义的, 请读者抽空阅读以下《家信》文章:

(1) 斯坦利(Charles Stanley)著, “为什么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聚集?” (上下两篇)

(2) 克劳福德(N. Crawford)著, “奉主名聚会(四): 独特的实物示范 — 聚集归入祂的名”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奉主名聚会四聚集归入祂的名/ .

(3) 托尔(J. G. Toll)著, “归向我的名”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归向我的名/ .

(4) 托尔(J. G. Toll)著, “我在他们中间”(新旧约经文)

(5) 博饶本(W. G. Broadbent)著, “非拉铁非 — 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注: 请读文中的(C.3) “奉主名聚会的七大特征”之第七项“奉主的名”】

简而言之, 采用“奉主名聚会”虽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比起“弟兄会”一名, “奉主名聚会”所含的意义更加丰富, 更具代表性, 因它能更贴切地体现早期弟兄们的信念、精神和立场.[60] 而马来西亚福音堂的长执主工研讨会一开始就用对名称 — “第一届奉主名聚会…”, 而非“第一届弟兄会…”, 这点足以显示我们的前辈们对此真理的认识和智慧! 愿我们这一代也能如此.【参下表】

西马奉主名聚会长执主工研讨会”

历届研讨会的年代、主催教会、名称和主题[61]

年代/主催	名称	研讨会主题
1974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一届奉主名聚会: 教会同工交流研讨会	奉主名聚会教会的联系及长执、主工人的责任
1982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二届北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座谈会	异象带来挑战, 挑战需要装备
1984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三届北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座谈会	羡慕善工, 固守真道
1986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四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坚固与扩展
1988年: 怡保以琳福音堂	第五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增长
1990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六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九十年代的挑战
1992年: 吉隆坡福音堂	第七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为真道争辩
1994年: 太平、爪夷、高渊福音堂	第八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从《使徒行传》看宣教
1996年: 怡保以琳福音堂	第九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认识异端, 守住真道
1998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十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回顾与展望
2001年: 北海福音堂	第十一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弟兄会”运动的再思
2004年: 吉隆坡福音堂	第十二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领导层的提升
2007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十三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领袖的展望

反思：

听说有些在福音堂的信徒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是弟兄会的信徒”. 然而, 我们早期的弟兄泛氏(W. E. Vine)清楚表明, 此称号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是我们应该弃绝的. 故此, 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的回答: “我是一名基督徒, 我所参加的聚会不属任何宗派, 只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主耶稣的名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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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查普曼(John Chapman)是否来自“奉主名聚会”(弟兄会)? 他何时抵达槟城?

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陈科林(Colin Tan)曾写了一篇文章, 名为“1859+1”, 来提供明确的证据. 我们以下转载此文.

(a) 查普曼弟兄是来自“弟兄会”吗?

第一条线索来自慕勒弟兄(George Muller)的自传. 自传第四章里记载着以下的文字:

1859的八月, 一位主内的弟兄与两位姐妹从我们中间出去宣教, 目的地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城. 我们特别请求神, 倘若神喜悦并赐福于这一班宣教队的工作, 那还在船上的时候, 赐给他们印证. 我也提供了他们圣经与单张, 可以分给船上的水手们. 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 宣教士的太太于1860年1月19日从新加坡致函写道: “船上的旅程中, 每晚都有阅读圣经的聚会, 没在值班的船长和水手们都会出席. 我满怀喜悦的告诉你, 主透过祂的道使船上的长官和木匠归信了祂, 一个是威尔士人, 另一个苏格兰人, 也在这几个月里看到他们的生命改变, 使我们满怀喜悦.”

请读者关注文字里的几个小段:

留意第一句里的“一位主内的弟兄与两位姐妹”. 根据考究, 作者相信这三位是指查普曼夫妇和一位奥卡拉汉(O’ Callaghan)夫人.
再留意第一句里的“从我们中间出去”, 这表示这三位是与慕勒弟兄同一群体的(意即都是奉主名聚会的信徒, 编者按).
最后, 请留意他们彼此之间密切的团契. 文字里第二句的开头“我们特别请求神”显示慕勒弟兄和一群信徒(我们)为“这一班宣教队”祷告. 再加上慕勒弟兄“提供了他们圣经与单张”, 很明显的, 他们彼此之间的团契是又温馨又实在的.

其他来自慕勒弟兄文字里的线索也都支持查普曼弟兄来自“弟兄会”的传统说法.

慕勒弟兄在记录SKI事工的第二十一份年度报(概括了1859年5月26日至1860年5月26日的事件)中表明他在经费上支持一位“在槟城耕耘”的“欧洲人”宣教士. 数目为285英镑, 其中“包括了从英国到槟城的路程中所需要的费用”.

在他第二十二份年度报告(概括1860年5月26日至1861年5月26日)中, 慕勒先生再次记录了他在经费上支持一位“在槟城耕耘”的“欧洲人”宣教士. 这次的数目是150英镑, 同时记载了关于槟城的事工, 以及工人的一些情况:

以下的片段出自一位宣教士弟兄的来函, 他从比利斯都(另译: 布里斯托, Bristol)出去, 带着他的太太以及另一位有宣教负担的主内姐妹, 到槟城的华人中间宣教. 1860年7月16日, 他记载说: “1860年5月20日有两位华人接受水礼(指浸礼, water baptism). 他们已经在这之前做了可靠的见证表示他已经信主. 过后, 又再有另外三位接受水礼. 礼拜堂里的会众人数增加, 愿主继续用祂圣灵的能力在这些人中工作. 当中的几位华人已经开始自己研读圣经.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有至少20个人放弃拜偶像.”

请读者关注第一句的几个小段:

“一位宣教士弟兄…带着他的太太以及另一位… 主内姐妹”: 这里又是一处指向查普曼夫妇和奥卡拉汉(O’ Callaghan)夫人的地方.
这三个人“从比利斯都(布里斯托, Bristol)出去”: 慕勒弟兄再次将他们与比利斯都的弟兄会联接起来.

根据以上的证据,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查普曼弟兄的确是一位“弟兄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b) 查普曼弟兄是何年何月抵达槟城?

第一道问题已找到答案, 作者这时就转向第二道问题: “查普曼弟兄是何年何月抵达槟城?”

庆幸的是, 他自己本人提供了答案. 在他给“伦敦宣教士协会”(或译: 伦敦宣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的第二份新教(更正教, Protestant)宣教学校收入和支出的年度报告中写着:

带着对天父感恩的心, 我在这里呈上第二份新教宣教学校收入和支出的年度报告, 并给予解说关于主如何地供应我们事工的需要. 我与我亲爱的太太以及奥卡拉汉夫人, 于两年前上个月的31日抵达槟城. 当时, 我没有任何预先计划要如何前进, 我在神面前天天以祷告等待神在一切事上的指示和引导.

这段文字如何协助我们回答第二道问题呢? 这第二份年度报告的日期是1862年2月11日. 所以, 当查普曼弟兄说他于“两年前… 抵达槟城”时, 他是指1860年; 而“上个月的31日”是指1月31日. 这也就是说, 查普曼夫妇和奥卡拉汉夫人于1860年1月31日抵达槟城.

这本来就可以直截了当, 事实却不是如此. 作者所提供的证据引来了质疑的声音. 一般的回应是: “查普曼这班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抵达槟城?” (注: 1859年8月离开布里斯托[Bristol], 却在1860年1月31日抵达槟城, 即大约5个月之久)

是的, 看样子的确用了很长的时间. 不过, 确实有多长的时间, 本文作者不知道, 因为慕勒弟兄并没有向我们透露查普曼团队出发的准确日期. 倘若查普曼团队出发日期为8月31日, 那他们就用了5个月的时间才抵达槟城 — 按19世纪的标准, 这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怎样才能解开这个谜呢?

面对这些善意的质疑, 作者对资料的来源做了考察. 以下是所得到的:

慕勒弟兄并没有表明查普曼的团队乘船出发直接到槟城. 这表示他们大有可能先抵达另一个地方. 很肯定的是, 查普曼的团队确在新加坡呆了一段时间. 这个可以从查普曼夫人向慕勒弟兄所写的信看出来.
查普曼团队还未抵达槟城之前, 身为槟城港主的戈特利布(George Felix Gottlieb),[62] 暂时被委派接管华盖街伦敦传道会(另译: 伦敦宣道会, LMS)旗下的产业. 根据李锦兴医生, 戈特利布于1860年1月写信给伦敦传道会. 以下是信中的一段:

关于礼拜堂(原来的华盖街礼拜堂)的事, 我并没有时间拟定一项为了整顿这里的费用而做出的预算. 况且, 这里的宣教士们查普曼夫妇以及奥卡拉汉夫人已经抵达新加坡, 再过几天就要到达这里. 我觉得我应该让查普曼弟兄向你呈上关于礼拜堂的报告.

倘若查普曼的团队以航行的方式于1859年已经抵达槟城, 身为港主的戈特利布局长应该不会不知道, 更何况根据以上信的内容似乎显示他即将第一次迎见查普曼的团队. 因此, 现有的证据强烈的意味着查普曼的团队于1860年1月 31日抵达槟城.[63]

1860至1870年代的槟城海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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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奉主名聚会”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发展

在这一系列有关“奉主名聚会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发展”, 《家信》主要采用钟今旺弟兄的划分时期, 其大纲如下(注: 有稍加修饰):

(一) 1855-1956: 外国宣道士撒种耕耘的时期

(划过逆流历史的足迹!)

宣教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1941-1945年)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1946-1954年)
宣教士撤离的阶段 (1955-1965年)

(二) 1966-未来: 本土长执和主工耕耘的时期

(跨过洪流时代的困境?)

本土新主仆的阶段 (1966-1973年)
掀开新一页的阶段 (1974-1990年)
福音涌四方的阶段 (1991-1999年)
内忧兼外患的阶段 (2000-2007年)
洪流中求存的阶段 (2008-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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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西马“福音堂”中文聚会开始之年

以下是1855年至1940年在西马被建立的 “福音堂”之开始之年:[64]

号次	名称 (州属地区)	成立年份
1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槟城)	1855 /*1860
2	太平福音堂 (霹雳州)	1880
3	吉隆坡福音堂 (雪隆)	1891
4	金宝福音堂 (霹雳州)	1904
5	爪夷福音堂 (威省)	1910
6	巴生福音堂 (雪隆)	1911
7	怡保以琳福音堂 (霹雳州)	1913
8	高渊福音堂 (威省)	1920
9	双溪毛糯福音堂 (雪隆)	1933
10	野新福音堂 (马六甲)	1936/**1939
11	马六甲福音堂 (马六甲)	1940/***1934

马来西亚第一间福音堂: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现今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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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武吉免登女校”

(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简称BBGS)

武吉免登女校 (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奉主名聚会(俗称“弟兄会”, the Brethren)在马来西亚教育宣道方面, 最显著的工作就是设立了闻名的“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简称BBGS). 《让世界知道》(第五册)如此记述:

在吉隆坡的事工方面, 一个杰出的成果就是为女孩设立女子学校. 它是由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于 1893 年发起的. 最初目的是为信徒的孩子提供一所学校, 但后来扩大到包括其他中国(指华人)女孩. 该校于1895年关闭, 因为朗兰女士与詹姆斯·摩尔(James W. Moore)结婚, 随丈夫去到马六甲事奉. 1904 年, 来自英国的贝茜·麦克莱女士(Miss Bessie C. Maclay)重新开启这间女校.

吉隆坡是麦克莱女士在她整个宣道生涯中辛勤奉献的事奉范围, 她还照顾了一些孤儿. 但在1915年, 她在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沉没中溺水身亡. 当这艘不幸的船从纽约驶出时, 贝尔德夫妇(the Bairds)最后一次见到麦克莱女士, 他们见她挥手告别时, 手指是指向天上(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在天上再相见? 编译者按).

过后, 女校和孤儿们转由露丝·刘易斯女士(Miss Ruth Lewis)和玛丽·哈姆女士(Miss Mary Ham)照顾. 1930年, 玛格丽特·格拉斯哥女士(Miss Margaret Glasgow)参与伊娃·普鲁斯女士(Miss Eva Prouse), 一同在女校工作,[65] 奉献了30 年满有喜乐和卓有成效的事奉. 原有的宿舍难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女生, 所以1931年启用新的大楼, 校名由“华人女子学校”(Chinese Girls’ School)改为“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埃琳娜·库克女士(Miss Elena Cooke)[66]后来成为高中校长.[67]

Bukit Bintang Girls’ Primary School

“武吉免登女校”不仅是雪州和吉隆坡最早的女校, 更培育出许多成功女士, 在各自领域里如“星”发光(注: 其校名的“Bintang”一词在马来语是“星”[star]的意思), 扬名国内外.[68] 更美的是, 神的道也在一些校友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基于有限篇幅, 我们仅节录其中一位校友(Miss Ma Tak Yan)的一段话:

BBGS 是由“弟兄会”(Brethren Assembly)建立的一所教会学校. 其目的不仅是提供急需的教育, 特别是为年轻女孩提供教育, 更是让她们有机会了解神的爱, 并获得良好的价值观.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教导圣经, 从早上8时到8时30分. 我很喜欢我们的一些宣道士(missionaries, 另译: 传教士), 例如雪莉女士(Miss Shirtliff)、法尔科纳女士(Miss Falconer)和道斯女士(Miss Daws)教授的圣经课程. 她们鼓励学生背诵诗篇 23 章、以赛亚书 53 章和约翰福音14章等圣经章节. 神的道(圣经)的教导当然没有白费, 许多学生继续为社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

1958年, 我被任命为武吉免登小学二校的校长, 我照顾的学生约有1,000名. 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 我回忆起那些年在普鲁斯女士(Miss Prouse)和格拉斯哥女士(Miss Glasgow)手下担任班主任的经历. 格拉斯哥女士尤其教会了我在履行职责时, 应用基督信仰的原则和价值观之重要性. 我很荣幸能效仿她们的光辉榜样 — 如何关怀他人, 满怀奉献精神, 同时又严格律己律人.[69]

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历届校长

感谢神, 赐给我们奉主名聚会一群如此爱主爱人的姐妹! 她们虽没走到召会聚会的讲台上讲道, 却以她们无私奉献的一生来见证我们的主, 有效地协助了宣道和福音的事工. 诚然, 她们的生命就是一篇美好的讲章! 主必记念, 主必奖赏.[70]

编后语:

“华人女子学校”(Chinese Girls’ School)于1930年迁校到武吉免登路(Bukit Bintang Road), 并改名为著名的“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简称BBGS). 这间闻名女校的地址(Bukit Bintang Road)座落在吉隆坡的黄金地带, 过后因着那地方要建著名的“柏威年广场”(Pavilion Kuala Lumpur), 武吉免登女校便于2001年迁校至蕉赖区(Cheras), 并改名为“斯里免登北区国中”(SMK Seri Bintang Utara).

武吉免登女校 (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吉隆坡著名的“柏威年广场”(Pavilion Kuala Lumpur)

[1] 卡森(T. Carson)解释道: “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 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派或宗派. 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所言, ‘弟兄会’(Brethren)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 所以他们全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80页. 【参本文附录一: “弟兄会”或“奉主名聚会”?】.

[2] 今日的“马来西亚”(Malaysia)在1963年9月16日(即“马来西亚”成立)之前, 被称为“马来亚”(Malaya). 那时的马来亚是由马来半岛(或称“西马”)的各州组成, 不包括新加坡、沙巴和砂劳越. 不过在1963年9月16日以后, “马来西亚”成立了, 而这“马来西亚”是由马来亚(即马来半岛, 或作“西马”)、沙巴和砂劳越(这两州统称“东马”), 以及新加坡所组成. 后来, 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了“马来西亚”, 留下西马的马来半岛和东马的沙巴与砂劳越, 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简言之, 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被称为“马来亚”, 但在1963年9月16日以后被称为“马来西亚”.

[3] 我们早期的弟兄们明白“弟兄会”(Brethren)是不恰当的称号, 请参本文附录一. 尽管如此, 一些弟兄们为了方便别人识别这群信徒, 在所编写的文章中也采用“弟兄会”一名, 所以当《家信》文章引述这些文献记录时, 只好跟着他们所用的“弟兄会”一名. 但我们认为用“奉主名聚会”来称呼这群体, 是比“弟兄会”更好(虽说不是最好).

[4] 钟今旺,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92-138页.

[5] 钟今旺将Bausum译作“鲍瑟”, 柯哲辉译作“鲍孙”.

[6] 有关慕勒(George Muller)的生平与事奉, 请参: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

[7] 罗亚绍, 《弟兄会在马来西亚》课堂讲义, 引自钟今旺编写的文章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93页. 下文脚注多有采用钟今旺在此书的资料, 本文引述时简称《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8] 一般人把英文字 missionary 译作“宣教士”, 可是《家信》文章中将之译为“宣道士”, 为要强调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一个“宗教”而的“道”(Word) — “生命的道”(Living Word, 即主耶稣)或“记载之道”(Written Word, 即圣经).

[9]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华文教会简史》之简要, 第24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3页.

[10] 钟今旺和柯哲辉在编写马来西亚奉主名聚会(为了方便识别, 他们称之为“弟兄会”)的历史时, 将John Chapman译为“哲曼”, 但本文采纳《槟城车水路福音堂80周年纪念感恩会特刊》的译法, 将Chapman译为“查普曼”. 此外, 本文也不将之译作“卓曼”, 因在《家信》文章中被译作“卓曼”的是另一位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兼领袖 — Robert C. Chapman (1803-1902).

[11] 罗亚绍, 《弟兄会在马来西亚》课堂讲义.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3页.

[12]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我们丰富的历史》之简要, 第17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3页.

[13]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吉隆坡: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2005年), 第48页.

[14] 根据槟城车水路福音堂教会历史的记载, 鲍森是第一位到槟城来的宣道士. 鲍森的确在槟城已经开始宣道事工, 并且其事工就是槟城车水路福音堂的前身, 但毕竟他不是弟兄会的宣道士. 参 Lee Kam Hing, “The Christian Brethren”, 载于 Robert Hunt, Lee Kam Hing, John Roxborogh , Christia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2), 第110-111页【注: 此书111页记述鲍森(Bausum)是一位“自由的德国宣道士”(an independent German missionary)】. 同上引, 第49页.

[15] 虽说根据一些资料, 如《槟城车水路福音堂80周年纪念感恩会特刊》(第21页, “历史的回顾”), 鲍森(G. Bausum)来自“瑞士弟兄会(Swiss Assemblies)”, 但这篇文章声明鲍森“所做的不被列为弟兄会在本地宣教工作的一部分”(第21页). 另一方面, 根据朱志伟编集的“最早期弟兄会在马来西亚的宣教事工史记”, 鲍森(全名为Johann Georg Bausum, 另译: 鲍荪)是“一位自由传教士”, 并在1855年去世. 1860年初, 查普曼(John Chapman, 另译: 哲曼)来槟城宣教, 而“自从哲曼(查普曼)夫妇接受这个委任之后, 弟兄会在马来西亚的宣教工作正式成立”. 引自《2019年第十九届西马福音堂研讨会 — 基督教发展年表》, 第23-24页. 换言之, 按朱志伟的资料, 查普曼才是奉主名聚会(弟兄会)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宣道士. 有关鲍森(Johann Georg Bausum)作“自由传教士”的立场(编者注: 在宣道初期, 他原本因需要生活经费而先后与长老会和圣公会合作, 但他发现自己不能同意这些宗派的某些教义, 无法在自己的信仰上妥协而离开它们, 所以选择作“自由传教士”), 请参网上资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ann_Georg_Bausum .

[16]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250页.

[17] 挂号{}内的年份是指那位宣道士在马来亚(马来西亚)事奉的时间. 其年份资料取自: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96-398页. 若文中提到的是一对宣道士夫妇, 挂号{}内的年份指的是丈夫.

[18] 罗亚绍, 《弟兄会在马来西亚》课堂讲义.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4页.

[19] 引自《福临禾场》, 第50页.

[20] 《太平福音堂历史探索》. 引自《福临禾场》, 第50页.

[21] 林圣听, 《太平福音堂教会历史轨迹》之简要, 1996年, 第2-3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4页.

[22] 引自《福临禾场》, 第50页.

[23]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167-170页.

[24]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我们丰富的历史》, 第17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4-95页.

[25] 《吉隆坡福音堂一百周年历史简介》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5页.

[26] 罗亚绍, 《弟兄会在马来西亚》课堂讲义.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5页.

[27] 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是雪州第一间女校“武吉免登女校”(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的创办人, 也是这间名校的第一任校长, 参本文附录五.

[28] 威利先生(O. B. Wyllie)是召会杂志《有益健康之言》 (Wholesome Words)的编辑.

[29] Samuel T. W. Wee, Simply Gathered in the Malayan Peninsula (2014), 第19页.

[30] 当摩尔在一个新地点向华人传道时, “现场挤满了人, 人们都站在前方的传道人面前… 据我所知, 天下没有哪个民族比华人对福音更加开放.”【引自 Tom Baird, EOS (Feb, 1896)】, 载于上引书, 第19页. 这些华人虽然开放, 或许出于好奇而想听听传道人说什么, 可惜没有记录显示他们当中有真正悔改、信主得救的人.

[31] 摘自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31, 33页; 也参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第253页.

[32] 按柯哲辉所整理的“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马六甲福音堂的召会成立于1866年(但这点并不正确, 应是1934年), 引自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67页.

[33] 参黄良进(马六甲福音堂召会的长老)所编写的“马六甲福音堂的历史”, 载于: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关于我们/ .

[34] 必须留意的是, 一些资料所写的F. Blick指的就是这位Fanny R. Lloyd姐妹. 她于1908年嫁给从纽西兰来的布利克先生(另译: 柏利斯, Mr. Walter S. Blick {1898-1942}), 所以结婚后跟丈夫姓氏改称Fanny Blick.

[35] 参何慰恩编辑的“历史的回顾”, 载于《槟城车水路福音堂80周年纪念感恩会特刊》, 第28-29页.

[36]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168-169页.

[37] 《高渊福音堂中文部》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6页.

[38] 《金宝福音堂史略 — 一百周年纪念特刊》之简要, 2004年, 第1-10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7页.

[39] 引自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51页.

[40] 此文冬(Buntong)是指霹雳州怡保的文冬, 而非彭亨州的文冬(Bentong).

[41] 李成就, 《怡保以琳福音堂中文部历史》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8-99页.

[42] 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 {1893-1902})过后在1895年与摩尔(James W. Moore {1889-1904})结婚, 并跟丈夫的姓氏被称为“摩尔夫人”(Mrs. J. W. Moore), 参 http://bbgs.com.my/our-legacy/those-school-girl-days/ . 务必留意的是, 她在一些文献资料里被称为“玛丽摩尔”(Mary B. Moore), 参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32-33页.

[43] 引自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51页.

[44] “武吉免登女校”的地址座落在吉隆坡的黄金地带, 过后因着那地方要建著名的“柏威年广场”(Pavilion Kuala Lumpur), 武吉免登女校便于2001年迁校至蕉赖区(Cheras), 并改名为“斯里免登北区国中”(SMK Seri Bintang Utara).

[45] 《吉隆坡福音堂一百周年历史简介》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9页.

[46] 《巴生福音堂 — 八十周年纪念》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99-100页.

[47] 彭兴强整理, 《芙蓉福音堂历史》之简要, 2008年.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0页.

[48] 黄良进记录, 《马六甲福音堂的历史》, 2000年.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1页. 在神奇妙的开路和英国政府的允准下, 得以在东街纳街(Tengkera)一片4,000方尺的地上建“福音堂”. 1947年开始建堂, 并在1948年举行献堂感恩会.

[49] 罗亚绍整理, 《晨星 — 母会野新福音堂之历史》简要, 1994年, 第2-11页. 同上引.

[50] 引自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52页.

[51]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15页.

[52] 1895年, 贝蒂郎兰女士(Miss Betty Langlands)嫁给摩尔(James W. Moore), 并卸下校长一职随丈夫到马六甲. 1900 / 1901年, 摩尔夫妇两人到砂劳越宣道, 要传福音给达雅族人. 但在1902年结束前, 摩尔夫人病得很重, 最近的医生住在河下游, 要航行几天时间才能抵达. 他们乘坐一条长形的马来独木舟启程, 但摩尔夫人发烧加剧, 就在当天午夜时分, 摩尔夫人就离世了. 失去爱妻的丈夫必须含泪制造棺材, 为她安葬.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31-33, 188页.

[53]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38页.

[54] 例如摩尔夫妇(Mr. and Mrs. James W. Moore)于1900年去到砂劳越宣道, 进入深山野林, 为要传福音给达雅族人(Dayak). 而当时达雅族仍有可怕的“猎人头”习俗(把人头砍下来, 挂在屋内作为战利品或装饰). 参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第33页. 难怪有弟兄(Samuel Wee)评论道: “他代表了这些宣道士中普遍存在的真正勇气和无畏, 并决心走出去到当地人中.” Samuel T. W. Wee, Simply Gathered in the Malayan Peninsula (2014), 第19页.

[55] 同上引, 第116页.

[56] 原本在宗派事奉多年的牧师、过后选择加入奉主名聚会的弗雷斯(Mark Frees)在观察后, 客观地见证道: “这些召会(assemblies)有时被其他人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然而, 这并不是他们自己采用或认可的名称.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单单奉祂的名聚集在一起(太18:20), 不该有任何宗派的称号.” 请参其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3/09/我寻获什么-我寻获的新约原则/ .

[57] 请参此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广被误用的名称-弟兄会/ .

[58]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80页.

[59] 例如莱克德(F. Roy Coad)写了《弟兄会运动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艾朗赛(H. A. Ironside)写了《弟兄运动的历史概述》(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麦克道尔(Ian McDowell)写了《弟兄会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Brethren”)等等.

[60] 博饶本(W. G. Broadbent)见证道: “这些召会在世界各地的福音堂(Gospel Halls)、宣道堂(Mission Halls)、福音中心(Centres)甚至住家中聚会. 这些基督徒群体与其他教会不同. 他们当中没有教条, 没有圣职人员(Minister), 没有中央集权的控制中心. 他们不是宗派, 与撒狄情况的宗派有别, 因为他们只单单奉主的名来聚会(太18:20), 寻求遵行神话语中的一切吩咐, 在每个主日擘饼记念主的死, 参与各样的传福音和宣道事工, 相信主会随时再来而劳苦事奉, 遵照圣经所教导的治理方式 — 由神所立的长老来治理等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

[61] 以下图表资料主要摘自钟今旺编写的文章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图表C),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136页. 以下图表的主题是参考《第十七届西马奉主名聚会长执主工研讨会 — 会后记录》, 2015年, 第22页.

[62] 陈柯林(Colin Tan)的文章提到George Felix Gottlieb时, 被译作是一位“船长”, 但他其实是“槟城港务局局长”(harbourmaster of Penang). 参朱志伟, 《2019年第十九届西马福音堂研讨会 — 基督教发展年表》, 第24页.

[63] 摘自 Colin Tan著, 许诒杰译, “1859+1”, 载于《槟城车水路福音堂80周年纪念感恩会特刊》, 第76-80页.

[64]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35页.

[65] 玛格丽特·格拉斯哥女士(Miss Margaret Glasgow)是来自英国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 她出任“武吉免登女校”的校长长达11年(1946-1957, 注: 但她在1930年已开始在此校服务). 在她之前的校长是来自澳洲的伊娃·普鲁斯女士(Miss Eva Prouse), 她出任校长一职长达16年(1925-1941). 关于此校历届校长(特指奉主名聚会的女宣道士/姐妹们)的故事, 请读者参网站: http://bbgs.com.my/our-legacy/school-heads/ .

[66] 埃琳娜·库克女士(Miss Elena Cooke)是“武吉免登女校”历届以来服务最久的校长, 长达19年(1958-1977). 为了纪念她的贡献, 后人还特别设立了“埃琳娜·库克教育基金”(The Elena Cooke Education Fund, ECEF), 来协助孤儿或贫寒学生接受本地大学或学院的高等教育.

[67]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188页.

[68] 这点可参此女校的“校友会”(BBGS Alumni)便知.

[69] 摘自: http://bbgs.com.my/our-legacy/those-school-girl-days/ . 【注: 写上述一段话的校友(Miss Ma Tak Yan)也是武吉免登女校小学二校(BBGS Primary 2)的第一任校长】

[70] 有关姐妹的事奉, 请参《家信》文章“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