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主名聚会的历史 (四): 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二)

编者注: 在上几期的《家信》中, 我们谈到神在19世纪的20至40年代兴起“复兴浪潮”. 许多基督徒在圣经真理的光照和圣灵大能的带领下, 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 秉持主在太18:20所赐的应许, 单单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 也因此故, 为了方便辨识, 我们称他们为“奉主名聚会”的召会或信徒(或简称“弟兄们”). 这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不愿接受任何宗派名称; 虽有人误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 但此称号被早期弟兄们所拒绝.^[1]

这些弟兄们努力放下各样“教条”或“信经”(creed), 只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与唯一权威. 虽然他们当中也因着人的软弱而闹分裂, 但他们特别注重宣道事工, 这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那被称为“开放弟兄会”的群体当中). 我们在上一期谈到弟兄们于1860年来到马来亚(Malaya),[2] 在槟城开始了奉主名的聚会, 并逐渐发展到中马和南马. 这群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主名聚集在一起, 成为地方性的召会. 他们聚会的地方多数称为“福音堂”(Gospel Hall), 也有称为“聚会处”(Assembly)、或一些其他名称如“福音中心”(Gospel Center)、“生命堂”(Life Chapel)等等. 本期, 我们将继续探讨奉主名聚会在1941年至1965年这段时期的发展.

(A) 序言: 背景和名称

(B) 奉主名聚会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论到“奉主名聚会”(常被人称“弟兄会”)[3]在马来西亚的起源和发展, 钟今旺弟兄在编写“西马福音堂之历史”一文中,[4] 将之分划成两大部分, 每一部分各有五个阶段如下, 我们将采纳他的分段法, 再补充2008年之后的发展:

(一) 划过逆流历史的足迹!

宣教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5]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1941-1945年)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1946-1954年)
宣教士撤离的阶段 (1955-1965年)

(二) 跨过洪流时代的困境?

本土新主仆的阶段 (1966-1973年)
掀开新一页的阶段 (1974-1990年)
福音涌四方的阶段 (1991-1999年)
内忧兼外患的阶段 (2000-2007年)
洪流中求存的阶段 (2008-未来)

(B.1) 1855-1965: 外国宣道士撒种耕耘的时期

(1) 宣道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

(2)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文接上期)

(3)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1941-1945年)

亚当斯夫妇(Pauline E. and Sidney S. Adams)

马来亚的宣道工作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侵东南亚之时, 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日军执政期间(1941-1945年), 全马国外到来的宣道事工突告中断和停止. 好多位在北部一带的西方宣道士, 包括亚当斯(Sidney S. Adams {1921- })及布利克夫妇(Mr. and Mrs. Walter S. Blick {1898-1942}[6])都被日军关在新加坡的监牢里.

(a) 在槟城的事工

在槟城, 召会一切的中、英文部事工, 只好由一些当地信徒来负责, 其中有王峙、陈华锦、王学全、撒母耳(J. Samuel)、英格拉姆(另译: 英格让, Ingram)、郑沛然及杨剑雄等弟兄在作带领和教导的工作. 按召会的记录, 我们得知在这段期间共有60位左右蒙召信主.[7]

(b) 在以琳的事工

1942年, 以琳福音堂创办人威尔逊(Mr. George Wilson {1899-1942})安息主怀后, 其妻子与女儿也返回英国. 这正是日本南侵之时, 召会也难免陷在战乱中, 但蒙主保守, 在国家一片混乱时, 召会仍然没有停止聚会、主日学也持续进行. 虽然聚会所曾一度被日军扣留作为军事用途, 但弟兄姐妹仍然分别在C. S. Yin弟兄家中(约10个月)及育才小学的课室进行聚会.

当时的华人常受到日军残暴逼害, 结果许多人逃往森林躲避, 但神却特别的怜悯, 在这烽火战乱期间, 竟然有40多位弟兄姐妹受洗, 进入召会的交通里. 在这期间, 神也特别感动召会四位长老, 前往与日军交涉谈判, 要求取回聚会所, 最后竟然成功, 感谢赞美主![8]

(c) 在吉隆坡的事工

在日治时期, 在吉隆坡的宣道士大卫·安古斯(David Angus {1931- })被囚禁于新加坡樟宜监狱. 但感谢主, 在这期间, 召会的事工由年长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弟兄们持守着.

(d) 在芙蓉的事工

在中南部的芙蓉, 有来自吉隆坡福音堂马潭顺传道、女传道李少玲姑娘, 时常来探访弟兄姐妹和传福音. 当时, 芙蓉福音堂华文部主要是由陈真福弟兄、古尚勤传道(当时怡保以琳福音堂传道)、儿子古世光弟兄、李玉山长老以及当时的华人接生院的古德清大姑(古尚勤的姐姐) 、陈六姑等带领. 每次聚会大约有六七人. 当时的聚会地点在华人接生院, 后因华人接生院不方便聚会, 转往陈美容的住所(南洋鸡饭楼上).[9]

(e) 在马六甲的事工

Mr. and Mrs. Tan Gim Ann

当日本于1941年占领马来亚半岛时, 聚会的地点便迁到第二条十字街(2nd Cross Street), 即现今的汉卡斯图理街(Jalan Hang Kasturi, 或称“豆腐街”)、约瑟·普罗托弟兄(Joseph Proctor)的印刷馆楼上. 当印刷馆被卖, 约瑟·普罗托弟兄搬到吉隆坡后, 聚会处便迁到在同一条街的另一位信徒, 即周师奶(Mrs. Chow See Nai)的家中. 在那里, 聚会进行约两年之久. 在这段时期, 聚会是以英语和华语进行. 曾福运(译名, Chan Fook Wing)夫妇俩也参与他们, 但较后被调到吉隆坡工作. 过后周师奶也搬到吉隆坡, 所以聚会地点再次迁回陈金安(译名, Tan Gim Ann)夫妇俩的住家.[10]

1941-1945年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小结

1941 年12月8日, 日本入侵马来亚, 导致马来亚各地海外宣道士的工作陷入停顿, 尽管他们尽一切努力与信徒保持联系, 但许多信徒为了安全离开城镇, 前往山区. 日本占领马来亚约有“三年零八个月”, 于 1945 年8月底结束.

论到这段时期的情况, 柯哲辉贴切指出, 在马来亚的宣道(宣教)工作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极大的影响. 当时只有少许的宣道士(宣教士, 下同)成功逃往澳州; 有者在逃难中被拘捕及杀害. 其他留在马来亚的宣道士皆被疏散到新加坡的樟宜监狱, 当时这些宣道士面对很大的患难. 例如怡保以琳福音堂的宣道士威尔逊有病在身, 当他抵达新加坡时, 病情更加严重, 结果在1942年病逝于新加坡. 不过, 在樟宜监狱里, 宣道士们也享受到主里的合一, 彼此不分宗派的同工皆在一起敬拜与团契.

许多奉主名的召会也被逼停止聚会, 例如太平福音堂在这段时期完全停止聚会,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 召会再次开始活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召会停止活动, 有些召会聚会和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 不过, 宣道士的离开使到召会的服事人员面对真空, 这也促使本地基督徒担负起传福音的工作. 就如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在那时刻就兴起了王峙、杨剑雄、陈华锦等一群本地信徒. 根据记录, 在这期期间, 有60人蒙召信主.

更奇妙的是, 怡保以琳福音堂信徒在日军执政时期没有停止过一次的敬拜聚会及儿童主日学. 当时聚会所被日军充当扣留营、慰安妇营及其他军事用途. 召会的四位长老很勇敢地与日军交涉, 提出取回福音堂作为聚会之要求. 结果, 他们的要求竟然得到日军的批准, 但之间却有两次被驱逐, 不批准聚会. 虽然如此, 信徒仍然分别在C. S. Yin的家和育才小学的课室作为聚会地点. 根据记录, 这段时期至少有40人蒙召信主.

另外, 吉隆坡福音堂也同样有(作传道的)马潭顺勇敢的向日军要求让召会在主日举行敬拜聚会, 并获得批准. 在那时期, 马潭順也没有忽略双溪毛糯(Sungai Buluh)麻风病院基督徒的敬拜聚会, 他带着他的儿子骑着脚踏车继续麻疯院的工作.

可见日本占领马来亚和执政时期, 虽然宣道士被逮捕至新加坡樟宜监狱, 使到召会缺乏了主要领导层. 但召会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下来, 反而本地信徒纷纷起来担起召会的事工, 并且在战乱时代依然勇敢传福音, 或向日军交涉. 许多人都难于相信当时的信徒竟然有这样的热诚与勇气, 实在令人佩服.[11]

Mr. and Mrs. Walter S. Blick

在日本占领的这段时期, 亚当斯(Sidney S. Adams)及布利克夫妇(Mr. and Mrs. Walter S. Blick)被日军关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牢里. 大多数主的工人也被拘留到1945年9月. 然而, 在这几年里, 这些主的工人(包括其他宗派的主仆)能够通过擘饼、读经和祷告会, 与其他人一起享受基督徒的团契. 亚当斯利用一些时间在营地里教福建话, 通过了两次马来语考试, 并开始阅读阿拉伯语. 在这些勇敢的基督战士所作的见证下, 相当多的人在监狱里信主得救, 也有在他们被拘留的最后几个月被转移到的营地里信主得救.[12]

(4)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1946-1954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投降之后, 召会重新开始聚会, 福音又再次广传. 但是, 当英军重新统治我国时, 大多数马来人最关切的不是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独立, 而是期望他们不要撤出马来亚, 以协助他们对抗主要由华人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这事件导致英国人开始卷入马来亚当时正处于内乱的边缘中, 本土的政治局势也跟着经历了巨大的变动.

英殖民当局为了对抗和打击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的势力, 于 1948年6月16日, 开始在马来亚实施所谓的“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6月18日, 英殖民又采取镇压行动, 封禁所有反殖社团和工会等组织, 扩大“紧急法令”实施的范围, 并于20日宣布全面实施“紧急法令”. [13]

(a) 在槟城的事工

费理璧夫妇 (Mr. and Mrs. Albert E. Phillips)

在北部的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中文部, 于1950年开始推动青年团契聚会和福音事工, 初期人数约20多人, 两年后增至百人! 同年, 宣道士费理璧夫妇(Mr. and Mrs. Albert E. Phillips {1950-1963})从中国大陆来到槟城. 他们即刻与加拿大以马忤斯圣经学校(Emmaus Bible School)取得联络, 在槟城开办了以马忤斯函授中心(Emmaus Correspondence Centre), 提供以马忤斯函授课程(Emmaus Correspondence Course).[14] 不久, 就有1206位学员学习16项不同的课程. 加拿大方面也发出文凭给予一些成功完成24项不同科目的学员. 后来, 宣道士费理壁也邀约了何强安弟兄协助把一些课程翻译成中文, 并在后期有余福祥弟兄协助办理中文函授课程.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也在槟城市不同的地方举办露天布道, 其中一项事工在 Cheeseman Road住宅区开办了主日学. 这项工作, 后来便发展成为日后爱莲玉福音中心. 当年除了露天布道和分派单张事工之外, 召会也曾经装置播音机于福音车, 到住宅区去播放简短的福音信息和福音诗歌.[15]

(b) 在麻风岛的事工

此外, 战前召会没有机会到监狱做布道事工, 战后蒙主安排, 狱长就是亚当斯弟兄当年在新加坡一同坐牢的朋友, 他因此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每星期一次到监狱传福音. 至于在痲瘋岛(Pulau Jerejak)的福音事工, 在杨剑雄弟兄、江宁峰弟兄和宣道士亚当斯等人的配搭下, 每星期二都有机会向这些痲瘋病人传福音; 当时信徒约有60位左右.

江宁峰夫妇

杨剑雄夫妇

(c) 在双溪大年的事工

与此同时, 在50年代初期开始, 蒙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 有一班的弟兄姐妹忠心耿耿的来到吉打州双溪大年福音堂协助圣工; 他们是江宁峰长老、杨剑雄长老、余福祥传道、纪松川、崔耀行、许迪俊、林世泽、郑秋雨各弟兄和温莲丝、廖群玉姐妹等. 此外, 浮罗山背(Balik Pulau)每主日下午的敬拜主聚会, 都是在吴俊掌弟兄府上举行; 由江宁峰长老、余福祥传道、纪松川、吴俊掌、严溢海各弟兄共同配搭事奉.

(d) 在以琳的事工

1946年, 日本占领时期结束后, 在霹雳州的怡保以琳福音堂, 被华文部弟兄姐妹称为卫姑娘(Phylis Wilson)的佐治·威尔逊夫妇(Mr. and Mrs. George Wilson {1899-1942})之女儿, 从纽西兰回到此地. 4个月后, 她的母亲也回到怡保, 与她同心修建那已破坏不堪的女孤儿院. 同期, 神也特别带领吴春善传道协助该堂会的中文部事工. 他是一位非常着重探访工作的传道人. 因着召会经济情况好转, 召会也开始个别资助一些贫穷家庭. 在这英国军政的时期, 怡保以琳福音堂在 A. E. Perera、William Rode、David Boler (怡保男英华学校的教员)、Low Ah Yu 和 Dr. James J. Samuel的带领下, 有30位信主受浸加入召会. 1948年, 另一对宣道士布鲁尔顿夫妇(Ernest V. Brewerton {1921-1956})从纽西兰回到怡保事奉. 他们专心的做辅导, 去医院与逐家探访.[16]

(e) 在太平的事工

主仆朱明顺一家

由于战争的缘故, 好些的信徒已经流失, 因此, 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头再来! 1946年, 主仆朱明顺弟兄应宣道士马克斯(Mr. Herry Freeman Marks {1900-1952})之邀请, 从马六甲野新前来太平福音堂, 担任驻堂传道, 同时也负责创办坐落于礼拜堂后面的晨光学校. 随着朱弟兄的到来, 召会开始渐渐有了转机! 朱弟兄和他的夫人从教书的工作开始, 并积极向学生传福音. 朱弟兄也与宣道士马克斯在每个主日的下午到太平郊区的复原中心举行布道聚会, 向一些华人共产党员传福音. 经过一段时日的耕耘, 召会人数很快就增长起来. 当时出席主日敬拜聚会的平均人数达到六、七十人, 主日学、祷告会和青年班也相继活跃起来.[17]

(f) 在班台的事工

离太平36英哩的一个小渔村庄 — 班台(Pantai Remis), 黄必彩弟兄在日战后, 从太平迁居到此地. 他于1948年期间, 在家里开始了查经班. 后来得到宣道士马克斯、朱明顺弟兄等的协助下, 于1950年建立了班台福音堂.[18]

为了切断共产党与华社群众的联系, 英殖民当局就在全马实行“毕礼斯计划”(另译: 毕利斯计划, Briggs Plan)的迁移政策, 迫迁乡村地区的民众, 特别是华人群体进入由军警严密控制的“新村”(New Villages)地带, 防止他们与当时躲藏在森林的马共有所接触. 因此, 在这实施“紧急法令”期间, 英殖民地当局在本国共设立了将近四、五百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新村”; 而被迫迁移到此地的人约有60万.[19]

(g) 在金宝和霹雳州其他地方的事工

在金宝(Kampar), 宣道士亚特岑信夫妇(Mr. and Mrs. Arthur Simpson {1927-1950})结合了中文部的全职主工吴世模等人, 在特定的时间内到华人新村地区进行探访和传福音的工作. 除了金宝这地区, 他们后期工作也延伸到霹雳州一带的地区如安顺(当时名Teluk Anson,现改为Teluk Intan)、打巴(Tapah)和巴眼拿督(Bagan Datuk).[20]

(h) 在吉隆坡的事工

当宣道士再度回来吉隆坡一带时, 他们发觉本地的弟兄们也能胜任传播福音及教导圣经的职责, 所以鼓励年轻人参与事奉. 曾被拘禁于樟宜监狱的金姑娘(Miss M. Gibson {1928- })也回来协助姐妹的宣道事工. 1947年初, 几乎在大战前所设立的事工, 特别是教育的工作, 已逐渐的恢复. 中文部的青年弟兄们在这期间热切的在许多的地区传讲和教导圣经的话语.

(i) 在巴生的事工

在马来亚中部巴生(另译: 吧生, Klang)的众信徒们,于“紧急状态”期间,常得着来自吉隆坡堂会的协助. 此外, 来自澳洲的斯托特夫妇(Mr. and Mrs. William G. Stott {1949-1964})也于1952年来到巴生港口, 在阿伯内西(A. Abernethy)夫妇府上开办主日学和聚会.

“大艰难了!”、“这是一片硬土!”、“非常没有成就!”、“浪费力气!” … 这些就是当时那些长期在英殖马来亚新村努力耕耘事奉的宣道士所透露的一些感言! 1953年, 有来自苏格兰的神忠心仆人苏荣羔(Mr. and Mrs. T. Geoffrey Scott {1951-1958})夫妇及巴生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来到了仁加隆(Jenjarom)新村, 传讲基督的福音给当地的居民听.[21] 这是一份艰难和艰钜的任务, 因要面对村民的反对, 甚至强烈的示威, 当中的初信者多面对来自家庭的逼迫! 当时所采用的福音策略多为露天布道, 也有透过福音车上装配威力強大的扩音器, 地点是在各街道上, 向居民宣讲福音. 在这重重的艰辛中, 宣道士们虽无法看见有什么大的突破和展, 然而, 他们却不以果效来定忠心, 反而是以忠心来见果效!

从1953至1956年期间, 通过仁加隆新村主席已故洪建民先生和校长洪西风先生鼎力支持下, 召会的主日学在该校上课. 之后, 从1956至1958年间, 主日学搬迁到新村的民众会堂举行! 仁加隆福音堂在早期建立的过程中, 除了宣道士苏荣羔夫妇之外, 也都曾得着许多来自国外的宣道士和本地的同工齐心分担这乡镇福音的工作; 这其中包括了宣道士费理壁夫妇、亚当斯等人.[22]

(j) 在金马伦的事工

Mr Sung Chiw Houy和妻子Mdm Kwai Fah, 于1947年间在金马伦(Cameron Highland)当医护人员时, 没有任何的堂会在此设立, 他们就在自己的家中或政府医务所的楼上开始了聚会. 当英殖民对抗马共的势力时, 金马仑区森林地带就成了马共活跃和藏身之处; 因此, 在“紧急法令”实施期间, 常有大批的英军和本地保安人员驻守在金马仑地区.

基于Chiw Hoay 和 Kwai Fah是医护人员,他们经常需要去治疗一些在冲突中流血的伤者; 有时还得在深夜到一些偏僻和偏远的农村去接生或提供治疗. 在夜间的路途中, 往往就常有气氛颇为紧张的经历; 然而, 在神圣手的保守之下, 他们总是化险为夷! 他们的殷勤服侍和付出, 积极见证了神的大爱在这金马仑山上. Kwai Fah还在1956年获得了英殖民地政府所颁发的勋章, 且是由当时马来亚最后一位英殖民地总督麦克吉利夫雷将军(General Donald MacGillivray)所颁发的博爱服务勋章! 日后, 从这一个小小的奉主名聚会的团契和散发的见证, 就设立了金马仑福音堂, 且加上一幢灵修所![23]

(k) 在芙蓉的事工

李玉山弟兄在带领唱诗

在中南部的芙蓉, 到了1948年, 有一位姐妹(莲花姐)献出了她在小甘密新村的一间锌板屋. 因为当时缺乏经费, 信徒便把这锌板屋拆下的材料在令治路(Range Road)建了一个聚会所. 当时这聚会所是处在监狱山下和一所老人院的附近. 当时主日也有一些老人来参与聚会. 当时负责主日讲道的有古世光弟兄、李玉山弟兄, 从吉隆坡来的宣道士安古斯(Mr. Angus)、李阿牛弟兄(来自甲洞)和丘子昂弟兄(来自吉隆坡福音堂)以及邹志文弟兄等. 宣教士安古斯夫人(Mrs. Angus)就负责当时的英文主日学, 学生包括了: James Tan、Peter Lee、Frederick Tan、James Lee 、李娟娟、李清华、两个印度人共七八人. 其中前三位弟兄在日后成为了芙蓉福音堂英文堂的长老, 李玉山弟兄则在日后成为了芙蓉福音堂中文堂的长老.[24]

(l) 在马六甲的事工

蒙主的恩典, 在英国政府的允许下, 马六甲福音堂第一个正式的聚会处便建在东街纳街(Tengkera)一片4,000方尺的地上. 他们于1947年开始了建堂的工程, 并于1948年举行感恩会. 在这段期间, 信实的主大大地賜福予他们在这地方的见证; 许多在这段时期信主得救的人, 現今已住在马六甲以外的地方, 甚至分布到世界许多角落. 当人数加增时, 信徒开始向主祈求一个更适合的聚会处. 为此, 早在1950年代, 信徒就开始了建堂基金, 并按主所赐的能力虔诚奉献.[25]

1948年, 宣道士雷格勒夫妇(Mr. and Mrs. Frank A. V. Regler {1947-1966})从怡保来到马六甲, 协助英文聚会和中文聚会的事工(注: 他们夫妇在马六甲事奉10年之久, 即1947-1957年, 过后又回到怡保服事). 雷格勒主要参与英文聚会的事工, 而他的妻子(Ellen)晓得中文, 便在中文聚会服事. 他们常作探访、分派福音单张, 与人分享福音.[26]

(m) 在野新的事工

在南部马六甲的另一个地区野新, 陈游记祖母在圣灵感动下, 奉献出一段胶园地, 之后改建成为正式的聚会所, 并名为 “野新基督教会福音堂”. 1946年, 朱明顺弟兄离开了野新, 迁居太平, 与宣道士马克斯一起同工. 在“紧急法令”的期间和之后, 野新信徒积极和热忱的传扬福音, 他们常举办露天布道, 也到过马六甲市区和马接新村(Machap Baru)协助举办露天布道, 并在信徒之家开始聚会. 除此之外, 他们也曾到过八丁马六甲(Batang Melaka)、东甲(Tangkat)、岭叻(Nyalas)和亚沙汉(Asahan)等地区分派福音单张和传福音; 同时也在甘门路举行了数次的布道会, 当时甘门路是共产党员的改造营.[27]

(n) 在士年纳的事工

在南马, 离新山约30公里之外的士年纳(Sedenak)新村, 村民以割胶和种植为业. 在1948至1954年, 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期间, 有一班热心爱主的弟兄们到这里来积极地事奉. 他们是叶法传长老、林金星弟兄、陈天賜弟兄、陈介恩弟兄和叶俊德弟兄. 1955年开始, 这班热心的弟兄们就在万金友弟兄的家中设立擘饼记念主的聚会, 由他们轮流负责主日聚会的讲道. 有时也到万昌和韩进兴弟兄家聚会. 他们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到士年纳新村撒下福音的种子, 使得救的人数增加. 后来, 新加坡福音堂派陈介恩弟兄来士年纳全职事奉, 并开始了儿童圣经班、青年团契、查经班及祷告会等.[28]

1946-1954年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小结

柯晢辉指出, 日军投降后, 宣道士重获自由. 有许多宣道士回到原本的岗位服事召会. 日军战乱时期, 不仅让本地基督徒在召会承担重要责任, 更让宣道士对栽培本地信徒有所觉醒. 1947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开始举办第一届圣经班, 主要目的是透过查考圣经栽培年青信徒. 从那时开始, 圣经班成了西马奉主名聚会接受训练的良好时机.

现今许多奉主名聚会的长老们和传道者, 鲜少没有参加圣经班而灵命得着帮助的. 可惜圣经班只在假期间短短的五、六天, 并以营会的方式进行. 试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信徒如何在圣经上得着显著的造就呢? 直到如今,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仍然忠心耿耿的每一年举办圣经班, 但是近来的反应不甚理想, 已经吸引不到年轻一代的信徒参与. 原因很可能是该圣经班并没有按着时代的需要而作出改变, 并且现今的营会可说是百花齐放, 这一代的年轻信徒对营会已经有更多的选择, 不会单单考虑参与本身“奉主名聚会”所举办的营会.

另一方面,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的宣道士费理璧夫妇(Mr. and Mrs. Albert E. Phillips)于1950年, 成功与加拿大以马忤斯圣经学院 (Canadian Emmaus Bible School)取得联络, 在槟城开办英文的以马忤斯圣经函授课程. 学员在完成24项不同的课程后, 加拿大“以马忤斯圣经学院”将颁发文凭给他们. 1955年, 该函授课程也逐渐翻译成华文. 英文聚会的信徒从该函授课程得到很大的帮助. 可惜由于华文召会缺乏推动及鼓励信徒参与, 反应相当冷淡. 华文召会在该时候实在错过了得到良好栽培与训练的机会, 从而也影响了华文召会领导层的素质. 现今, 华文的函授课程更难吸引年轻信徒的参与, 因为内容相当陈旧、一成不变, 没有人去修订.[29]

紧急法令下的华人新村

此外, 根据钟今旺所收集的资料和分析, 显示这段持续6年的“紧急法令”行动期间, 并没有对召会福音事工造成限制和拦阻, 因大部分召会的活动和路途的往来, 都获得英殖民当局警察所发出的宵禁准证和通行证. 然而, 英殖民当局的迫迁政策举止却令大部分的华社群体产生了对英殖民不满的情绪和反抗的心理! 村民因被分界隔离待遇而感到愤怒, 自然就产生对英国人的“白种人宗教” (指基督信仰)的福音反感和排斥, 加上当时从海外来的华族同胞都固执的紧紧抱着从中国带来的偶像崇拜不放, 在这种种的负面因素之下, 造成西方宣道士在本土的工作变得更艰钜!

这段持续了6年(1948-1952年)的“紧急法令”行动中, 导致极少的村民愿意来听宣道士所讲的福音信息, 这事件使宣道和福音工作在马来亚缺乏果效的原因之一! 至今在本土的华人新村里, 福音事工在年长一辈中仍然有面对许多的抗拒和排斥, 是我们当正视的一个课题!

除此之外, 在这段“紧急法令”的时期中, 全国将近有500个华人新村设立, 而被迫迁移到此地的人约有60万. 虽然是“硬土”, 但这个因政治局势的转变而带来的福音禾场仍是有它的良机! 宣道士和本地中英文部同工确实在这阶段期间、在西马各据点, 做了许多福音撒种的工作, 也带领不少的人信主. 然而, 在设立召会和建堂方面, 仍有许多不足之处.[30]

(5) 宣教士撤离的阶段 (1955-1965年)

在北海(Butterworth),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英文部主日学老师陈方良弟兄等人协助和召集当地的基督徒, 在洪添春夫妇的府上开办主日学. 他们是在每主日聚会和查经班后, 便乘陈旧的渡轮, 用上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横渡槟城海峽, 到了码头, 还得步行一英里的路程, 才到达目的地.

之后, 洪金清弟兄师训毕业, 从槟城被派到此地任教, 自然就承接了北海福音堂主日学校长之职, 这时期的主日学学生多达120人! 1959年8月15日, 北海福音堂的会所落成, 由宣道士威尔逊(William Wilson {1950-})讲道, 出席人数多达400人! 次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中文部也差派了郑秋雨弟兄、余福祥弟兄和谢锡龄弟兄驻此地, 协助了北海福音堂中文部的圣工. 宣道士费理壁偕同家眷于1963年间返回英国, 在那边继续事奉主.[31]

1952年, 宣道士马克斯因年纪老迈(80岁高龄), 终于带着家春离开太平回到加拿大, 结束了他一生在太平辉煌的成就. 他前后在太平事奉有52年之久! 从此, 召会的事工便全权交由朱弟兄负责, 他尽忠在召会中担任牧养众信徒的工作, 前后大约有10年之久. 朱弟兄之后在星洲继续事奉主.

在这期间, 宣道士费理壁于1953年被差派至太平, 协助中英文堂的事工. 他与朱弟兄配搭, 在召会中对信徒的灵命作出了许多的贡献. 他于1955年返回英国. 在费理壁离开太平后的同年, 另一位来自澳洲的宣道士斯托特(William G. Stott)刚好就承接费理璧所留下的工作. 斯托特比较多做向外布道的事工, 他喜欢背着扩音器, 乘着福音车到各处乡镇去布道, 当地人对于他用福建话所传讲的信息和所唱的诗歌甚感兴趣. 他于1961年离开太平.

1968年, 费理壁与他的夫人再次莅临太平, 这期间他也常来往于槟城与太平之间, 协助两地的圣工. 1970年, 他再次回英国, 前后在太平居住约6年之久, 他对信徒的灵性帮助实在功不可没.[32]

Angus, Tipson and Simpson

在金宝, 宣道士亚特岑信(Mr. Arthur Simpson {1927-1950})因大战期间被囚禁于新加坡樟宜监狱, 健康受损, 于1950年归回天家; 但他夫人承继主工至1957年才返回祖国.[33]

钟今旺弟兄指出, 在宣道士(宣教士)逐渐撤离的这阶段之时, 奉主名聚会(或被称为“弟兄会”)的宣道士进入本土的宣道史已有100年的历史了! 从现有所获得的资料统计和分析来看, 这些宣道士在本土所建立的“福音堂”或聚会之处, 到了这个阶段, 各地方的召会在福音和宣道事工上, 仍然是非常依赖外国的宣道士.

1860年至1900年间, 共有45位宣道士在当中服事召会; 而1900-1940年间, 共有85位宣道士在不同地区的召会服事. 这些数字反映了宣道士在这段期间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 当时的宣道士非常着重传福音的工作, 他们积极到各城各村传福音给当地人, 但对于栽培本地同工方面, 似乎较为忽略, 或说受到很多限制. 这些宣道士训练本地同工的方式多是采取一对一带门徒的方式, 几位同工跟随宣道士学习服事, 学习查考圣经. 这使到所能训练和栽培的本地同工人数不多. 此外, 在当时的本地同工团队中, 普遍受教育的程度相当的低, 加上西方宣道士在与本地人的言语沟通和表达能力上有所局限, 所以困难重重.

钟今旺弟兄继续指出, 虽然初期奉主名聚会非常看重传福音的工作, 但是该事工太过依賴宣道士, “导致在这85年里(1855-1940年)只建立区区的11间堂会.[34] 反观在1945至1973年期间的28年内, 共有11间堂会设立; 而1974至1990年期间的16年内, 有12间堂会设立!” 根据这方面的分析来看, 奉主名聚会(或被称为“弟兄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错觉, 就是认为“西方宣道士在本土的工作比本地同工做得更好或具有影响力. 但从堂会数量被建立来作比较, 事实却是相反.”

虽说以上这点可能反映了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在西马中文部宣道事工的开拓和进展, 并不十分顺利和有显著的果效. 然而, 这论点并不是因此就否定了西方宣道士在本土传福音的热诚, 更没有否定他们在“弟兄会”宣教史上的摆上和贡献; 反之, 他们花了许多生命代价在福音撒种的层面上![35]

1955-1965年

宣道士撤离的阶段: 小结

李继圣 (Charles Lee)

在1955至1965年这段期间, 一些奉主名聚会当中发生了分裂. 柯晢辉指出, 1955年, 李继圣弟兄(Charles Lee)从中国南部来到吉隆坡, 在吉隆坡福音堂参与服事. 李继圣是一个很有教导和讲道恩赐的弟兄, 许多信徒从其教导中得着帮助.[36] 可惜, 李继圣坚持圣餐(即“主的晚餐”或称为“擘饼聚会”)所使用的饼必须是无酵饼,[37] 导致吉隆坡福音堂闹分裂. 当时有20%的信徒, 尤其是青年信徒离开召会, 在吉隆坡福音堂附近开始了以“基督徒聚会处”为名的召会. 该事件也影响了怡保以琳福音堂, 同样也有一批信徒离开召会, 开始类似的聚会. 甚至在1974年, 第一届奉主名聚会长执主工研讨会中, 主的晚餐中所用的饼是否应该有“醉”的问题再度发生, 导致持守封闭思想的弟兄们不再与其他开放的弟兄们来往.[38]

此外, 灵恩运动也影响一些召会. 1963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长老郑沛然及一些信徒受到灵恩运动的思想所影响, 离开福音堂到灵恩教会聚会. 庆幸的是, 几年后, 多位信徒再次返回车水路福音堂参加主日敬拜的聚会.[39]

上述两件事让我们看到“正确解经”的重要性. 诚如柯晢辉所指出的, 异端和极端的召会往往也是很看重圣经的教导, 但他们所忽略的是“如何解释圣经”. 一些奉主名聚会的信徒在面对圣经教义的难题时, 总要依靠一些属灵长辈来阐明圣经的意义. 而信徒通常也很顺服属灵长辈对圣经的解释, 鲜少询问该解释是否正确. 因此, 信徒时常误把圣经的权威等同于属灵长辈解释的权威. 结果, 若诠释有任何偏差, 信徒也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40] 因此, 我们今日不仅要强调“圣经的权威”和“归回圣经”, 更重要的是“如何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是时候我们加倍重视和殷勤学习“正确解经”的原则和方式.[41]

话说回来, 1955至1965年这段期间也是许多海外宣道士撤离的阶段. 论到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 钟今旺形容他们“非常有魄力, 且有冒险的精神, 乘小船或舢板或坐牛车, 多数是步行, 把福音伸展在马来亚各偏僻乡镇地区.” 钟弟兄继续指出, 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健康、卫生和适应热带天气及环境; 然而, 他们却排除万难、坚持到底、默默耕耘! 这些宣道士跟本地殖民地官员关系良好, 这帶來特別的福音益处. 除了要求宣道士谨慎不得罪马来人, 这些殖民地行政人员都很欣赏“弟兄会”的社会服务, 可是“弟兄会”宣道士坚持不接受政府的金钱支持. 西方宣教士来到马来亚,他们为了要溶入本土的文化,也不惜放下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开始苦修本地的民间言语, 如:马来语、客语、广东语、福建语等等的语言,以求在当时知识

大卫·安古斯(David A. Angus)和马克斯(H. Freeman Marks)到彭亨州传福音

西方宣道士来到马来亚, 他们为了要溶入本土的文化, 也不惜放下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开始苦修本地的民间言语, 如马来语、广东语、福建语、客家话等等的语言, 以求在当时知识水平偏低的马来亚民众中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随着把福音宣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在本土的许多“弟兄会”宣道士也深受其害! 除了有些返回祖国之外, 在这烽火战乱期间, 也有不少的宣道士是被囚禁于新加坡樟宜监狱, 例如: 大卫·安古斯(David Angus)和亚当斯(Sidney S. Adams)等等的宣道士. 他们在我国的宣道史上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 他们对本土灵魂的热忱、生命的摆上和委身的程度, 是我们今日本土基督徒当效法的美好榜样! 他们在充满困境、逆境的时代中, 划过了这股的逆流, 同时也在本土的召会历史中划下一道永不磨灭的痕迹! 虽然这道痕迹的背后是充满了眼泪、汗水和血迹; 但在上帝光辉的照射下, 展现出一道灿烂的光芒, 给我们众召会的前景提供了一个出路….[4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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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弟兄会”或“奉主名聚会”?

有个故事说到有两位弟兄, 大卫和约翰, 聚会后从福音堂走出来, 遇见一位卫理公会的基督徒朋友卡特.

“你们是属于弟兄会(the Brethren), 对吗? 我听说福音堂是弟兄会.” 卡特问道

“你看我们礼拜堂的招牌上是写着‘弟兄会’(Brethren Church or Brethren Assembly)或‘基督徒弟兄会’(Christian Brethren)吗?” 大卫笑着问答.

“不是,’ 卡特摇摇头, ‘是福音堂…”

“对, 正确来说, 我们不是弟兄会,” 约翰解释道, “追溯历史, ‘弟兄会’(the Brethren / Brethren Church)这名称是别人给的称呼. 在19世纪时20至40年代, 神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兴起‘复兴浪潮’. 许多本是互不相识的基督徒, 在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光照下, 立志‘全面归回圣经’. 他们离开天主教或各自的宗派, 放下各种教条和人为的制度, 坚信只要遵守主在马太福音18:20的吩咐 — 奉主的名聚会 — 就会得着主所应许的同在. 有主同在他们当中, 他们就得着恩惠和恩赐, 去传福音、敬拜和事奉.”

“为何有人说你们是弟兄会?” 卡特问道.

“大约在1830年,” 大卫回应道, “一群持守上述立场的信徒开始在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聚会. 他们人数快速增长, 在短期内, 超过千人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 当他们开始到其他村庄或城镇传福音时, 他们拒绝挂上任何称呼, 仅以‘弟兄们’(brethren)相称, 所以外人便称他们为‘来自普里茅斯的弟兄们’(Brethren from Plymouth), 过后演变成‘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逐渐地, 其他类似的群体就被外人简称为‘弟兄会’(the Brethren). 从那时起, 这名称就随着他们, 但他们宁愿被简单地称为‘弟兄们’(brethren)或‘基督徒’(Christians).”

“你看,” 卡特难以接受地说, “我是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 还有其他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如浸信会教友(Baptist)、路德会教友(Lutheran)、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等等, 都有名称来识别,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你问得好,” 约翰微微一笑, 说道, “我们早期的前辈们就是看清圣经的教导, 不愿分宗结派(林前1:11-13), 所以才放下一切称号, 满足于按圣经称为‘基督徒’(徒11:28), 就是一群愿意遵照主在马太福音18:20所吩咐的, 单单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名)的基督徒.”

范氏 (William Edwy Vine)

基于篇幅有限, 故事暂且到止为止! 相信不少被称为‘弟兄会’的信徒(特别是笔者的前辈们)都知道上述历史和“弟兄会”一名的由来. 卡森(T. Carson)贴切评论道: “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 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派或宗派.[43] 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所言, ‘弟兄会’(Brethren)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44] 所以他们全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45]

由于明白和赏识早期弟兄们拒绝自称‘弟兄会’的原因, 所以在英国、欧洲、澳洲、亚洲, 以及其他地方(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群信徒的前辈们, 都不在自己的聚会处(聚会所)或礼拜堂的招牌上写着“弟兄会”这一名称. 我们为此感谢神.

尽管如此, 一些弟兄们为了方便别人识别这群基督徒群体, 便在著书写作时采用“弟兄会”(the Brethren)一名, 如莱克德(Roy Coad)、艾朗赛(H. A. Ironside)、麦克道尔(Ian McDowell)等等.[46] 笔者没有意图以此“断定他们有罪”, 笔者相信他们, 以及很多采用“弟兄会”(the Brethren)一名的信徒只是纯粹为了识别, 因为“弟兄会”(the Brethren)这个名称较广为人知. 然而, 与其采用具有教派色彩、且受早期信徒所拒绝的“弟兄会”一名, 为何不采纳“奉主名聚会”来识别这个基督徒群体呢? 其实, “奉主名聚会”(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是很有意义的, 请读者抽空阅读以下《家信》文章:

斯坦利(Charles Stanley)著, “为什么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聚集?” (上下两篇)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什么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聚集上/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什么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聚集下/ .

克劳福德(N. Crawford)著, “奉主名聚会(四): 独特的实物示范 — 聚集归入祂的名”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奉主名聚会四聚集归入祂的名/ .

托尔(J. G. Toll)著, “归向我的名”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归向我的名/ .

托尔(J. G. Toll)著, “我在他们中间”(新旧约经文)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我在他们中间-旧约经文查考/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我在他们中间-新约经文查考/ .

博饶本(W. G. Broadbent)著, “非拉铁非 — 弟兄相爱的教义(上)”【注: 请读文中的(C.3) “奉主名聚会的七大特征”之第七项“奉主的名”】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

简而言之, 采用“奉主名聚会”虽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比起“弟兄会”一名, “奉主名聚会”所含的意义更加丰富, 更具代表性, 因它能更贴切地体现早期弟兄们的信念、精神和立场.[47] 而马来西亚福音堂的长执主工研讨会一开始就用对名称 — “第一届奉主名聚会…”, 而非“第一届弟兄会…”, 这点足以显示我们的前辈们对此真理的认识和智慧! 愿我们这一代也能如此.【参下表】

西马奉主名聚会长执主工研讨会”

历届研讨会的年代、主催教会、名称和主题[48]

年代/主催	名称	研讨会主题
1974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一届奉主名聚会: 教会同工交流研讨会	奉主名聚会教会的联系及长执、主工人的责任
1982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二届北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座谈会	异象带来挑战, 挑战需要装备
1984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三届北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座谈会	羡慕善工, 固守真道
1986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四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坚固与扩展
1988年: 怡保以琳福音堂	第五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增长
1990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六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九十年代的挑战
1992年: 吉隆坡福音堂	第七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为真道争辩
1994年: 太平、爪夷、高渊福音堂	第八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从《使徒行传》看宣教
1996年: 怡保以琳福音堂	第九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认识异端, 守住真道
1998年: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第十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回顾与展望
2001年: 北海福音堂	第十一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弟兄会”运动的再思
2004年: 吉隆坡福音堂	第十二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领导层的提升
2007年: 金马仑福音堂	第十三届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	教会领袖的展望

编者注: 到了2019年, 这个“西马奉主名聚会: 长执主工研讨会”已改称为“第19届西马福音堂领袖研讨会”; 删除“奉主名聚会”而改用“福音堂”, 诚属可惜. 其实西马有不少奉主名聚会并非采用“福音堂”这一名称(有称作“福音中心”、“生命堂”等等), 所以用“福音堂”作为统称有欠妥善.

反思：

听说有些在福音堂的信徒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是弟兄会的信徒”. 然而, 我们早期的弟兄泛氏(W. E. Vine)清楚表明, 此称号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是我们应该弃绝的. 故此, 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的回答: “我是一名基督徒, 我所参加的聚会不属任何宗派, 只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主耶稣的名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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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奉主名聚会”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发展

在这一系列有关“奉主名聚会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发展”, 《家信》主要采用钟今旺弟兄的划分时期, 其大纲如下(注: 有稍加修饰):

(一) 1855-1965: 外国宣道士撒种耕耘的时期

(划过逆流历史的足迹!)

宣道士初期的阶段 (1855-1900年)
逆流中求成的阶段 (1901-1940年)
第二次大战的阶段 (1941-1945年)
紧急法令下的阶段 (1946-1954年)
宣道士撤离的阶段 (1955-1965年)

(二) 1966-未来: 本土长执和主工耕耘的时期

(跨过洪流时代的困境?)

本土新主仆的阶段 (1966-1973年)
掀开新一页的阶段 (1974-1990年)
福音涌四方的阶段 (1991-1999年)
内忧兼外患的阶段 (2000-2007年)
洪流中求存的阶段 (2008-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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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西马“福音堂”中文聚会开始之年

以下是1855年至1940年在西马被建立的 “福音堂”之开始之年:[49]

号次	名称 (州属地区)	成立年份
1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槟城)	1855 /*1860
2	太平福音堂 (霹雳州)	1880
3	吉隆坡福音堂 (雪隆)	1891
4	金宝福音堂 (霹雳州)	1904
5	爪夷福音堂 (威省)	1910
6	巴生福音堂 (雪隆)	1911
7	怡保以琳福音堂 (霹雳州)	1913
8	高渊福音堂 (威省)	1920
9	双溪毛糯福音堂 (雪隆)	1933
10	野新福音堂 (马六甲)	1936/**1939
11	马六甲福音堂 (马六甲)	1940/***1934
12	双溪大年福音堂 (吉打州)	19145
13	班台福音堂 (霹雳州)	1945
14	金马仑福音堂 (彭亨州)	1948
15	巴生港口福音堂 (雪隆)	1952
16	仁加隆福音堂 (雪隆)	1953
17	芙蓉福音堂 (森美兰州)	1957
18	八打灵三路福音堂 (雪隆)	1958
19	北海福音堂 (威省)	1959
20	士年纳福音堂 (柔佛州)	1959

[1] 卡森(T. Carson)解释道: “如果别人要称他们为‘弟兄会’(the Brethren)或‘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这是别人的事. 至于他们, 他们本身从未想过组织一个教派或宗派. 他们赞同范氏(W. E. Vine)所言, ‘弟兄会’(Brethren)这一称号是‘彻底的用词不当’(utter misnomer), 所以他们全心拒绝接受这一名称.”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80页. 参本文附录一.

[2] 今日的“马来西亚”(Malaysia)在1963年9月16日(即“马来西亚”成立)之前, 被称为“马来亚”(Malaya). 那时的马来亚是由马来半岛(或称“西马”)的各州组成, 不包括新加坡、沙巴和砂劳越. 不过在1963年9月16日以后, “马来西亚”成立了, 而这“马来西亚”是由马来亚(即马来半岛, 或作“西马”)、沙巴和砂劳越(这两州统称“东马”), 以及新加坡所组成. 后来, 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了“马来西亚”, 留下西马的马来半岛和东马的沙巴与砂劳越, 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简言之, 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被称为“马来亚”, 但在1963年9月16日以后被称为“马来西亚”.

[3] 我们早期的弟兄们明白“弟兄会”(Brethren)是不恰当的称号, 请参本文附录一. 尽管如此, 一些弟兄们为了方便别人识别这群信徒, 在所编写的文章中也采用“弟兄会”一名, 所以当《家信》文章引述这些文献记录时, 只好跟着他们所用的“弟兄会”一名. 但我们认为用“奉主名聚会”来称呼这群体, 是比“弟兄会”更好(虽说不是最好).

[4] 钟今旺,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92-138页.

[5] 英文“missionary”一词普遍上被译为“宣教士”(或传教士), 但我们在《家信》文章中将之译作“宣道士”, 把“教”换作“道”, 为要强调基督信仰和这些传道者所传讲的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道”(Word) — “生命的道”(Living Word, 即主耶稣)或“记载之道”(Written Word, 即圣经). 故此,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把标题改为“宣道士撤离的阶段”.

[6] 挂号{}内的年份是指那位宣道士在马来亚(马来西亚)事奉的时间. 其年份资料取自: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96-398页. 若文中提到的是一对宣道士夫妇, 挂号{}内的年份指的是丈夫; 若接着有第二个挂号{}, 其年份所指是妻子的.

[7]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我们丰富的历史》, 第18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1页.

[8] 李成就, 《怡保以琳福音堂中文部历史》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2页.

[9] 彭兴强整理, 《芙蓉福音堂历史》之简要, 2008年.

[10] 黄良进记录, 《马六甲福音堂的历史》. 请参《家信》网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关于我们/ .

[11]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吉隆坡: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2005年), 第53-55页

[12]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254页.

[13] 《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60周年》网上摘要.

[14] 1941年, 哈洛(Ed Harlow)与斯马特(John Smart)和泰特海姆(Ernest Tatham)在加拿大的多伦多(Toronto)联合创办了以马忤斯圣经学校(Emmaus Bible School). 由于要让更多人受惠, 他们较后开办了“以马忤斯函授课程”. 此事工不断扩展, 到了1965年, 此函授课程已有35个不同题目, 向全球分发了3百万个函授课程, 有80种语言至少印有一项课程; 其内容纯正, 是非常值得一读的课程. 可参其英文网站: https://ecccanada.org/ .

[15]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华文教会简史》之简要, 第24-26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3-105页.

[16] 李成就, 《怡保以琳福音堂中文部历史》之简要.

[17] 林圣听, 《太平福音堂教会历史轨迹》之简要, 1996年, 第6-9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6页.

[18] 黄光亮, 《班台福音堂历史简要》之口述.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6页.

[19] 《战争和紧急状态》和《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60周年》网上摘要.

[20] Survey by S. S. Adams, Echoes’ Quarterly Review — Malayan Magazine, 1960.

[21] 另有一位来自澳洲的女宣道士金姐妹(Miss Daphne King)也于1959年搬迁到仁加隆协助福音的工作; 她学了一口流利的福建话, 常做探访关怀的事工.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193页.

[22] 《仁加隆福音堂 — 五十周年纪念刊》之简要, 2003年.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08页.

[23] SIM SUNG, From Dust to Glory 之简要, 1999年.

[24] 彭兴强整理, 《芙蓉福音堂历史》之简要, 2008年.

[25] 黄良进记录, 《马六甲福音堂的历史》.

[26]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第192页.

[27] 罗亚绍整理, 《晨星 — 母会野新福音堂之历史》简要, 1994年, 第2-11页.

[28] 吴桂莲编写, 《士年纳福音堂 — 30周年特刊》之简要, 2000年.

[29]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55-56页.

[30] 钟今旺指出, 根据李明安的统计, “福音堂”只在西马建设了11间的布道所, 相比卫理公会中文堂从1936至1968年间, 在新村地带的布道所已从46间增加到71间. Lee Men Onn, The Role of Leadership Trai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Brethren Assembly in Malaysia, 1994, 第69-70页.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37页. 当然, 我们必须保持平衡, 绝不能在福音事工上自满而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也不能一味地追求“量”(增加布道所)而忽略“质”(信徒的灵命成长).

[31] 《槟城车水路福音堂 — 华文教会简史》之简要, 第24-26页. 以及陈植发提供, 《北海福音堂华文教会历史》之简要.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13页.

[32] 林圣听, 《太平福音堂教会历史轨迹》之简要, 1996年, 第10-11页. 同上引, 第113-114页.

[33]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第249-262页.

[34] “堂会”一词按《汉语词典》是指 “旧时家里有喜庆事而邀请艺人来举行的演出会, 是娱乐宾客的聚会.” 但钟今旺弟兄在上文所采用的“堂会”一词并非此意, 而是指: (a) 某福音堂或礼拜堂的建筑物(所以采纳“间”作量词, 如数间堂会); 或 (b) 聚集在某福音堂或礼拜堂的召会. 【编译者注: 若是指召会(即有生命的活物体), 其量词就该采用“个”, 例如启示录1:11就正确译为“那七个教会(召会)”】

[35] 钟今旺弟兄认定“弟兄会”(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在本土宣道史上的贡献是极大的, 特别是在英文部堂会的拓展. 钟今旺弟兄在此的分析只是局限于中文堂的评估, 而非整体中英文部堂会数量的建立.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38页.

[36] 有关主仆李继圣(Charles Lee)的生平和事奉,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9/李继圣/ .

[37] 有关擘饼聚会是否该用“有酵饼”还是“无酵饼”, 请参《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

[38] Lee Men Onn, The Role of Leadership Trai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Brethren Assembly in Malaysia, 第42-43页. 引自《福临禾场》, 第56-57页.

[39]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 第56-57页.

[40] 《福临禾场》, 第57-58页.

[41] 若读者想了解如何正确解经, 可参考赖若瀚所著的《十步释经法》(此书是1994年出版的《实用释经法》的增订版); 今已经过编辑而刊登在《家信》文库中, 可上网阅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5-08-读经解经/page/2 ; 另一本推荐的好书是卡森(D. A. Carson)所著的《再思解经错谬》, 也已编辑和刊登在《家信》文库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05-08-读经解经 (卡森列出四大类在解经上常犯的错谬, 有助于正确解经).

[42] 以上文章主要改编自钟今旺所著,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101-116页; 也参考: 柯哲辉整理, “论马来西亚弟兄会之历史发展”, 载于邓雅荣主编,《福临禾场》(吉隆坡: 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 2005年), 第53-58页;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192-202页;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255-262页.

[43] 原本在宗派事奉多年的牧师、过后选择加入奉主名聚会的弗雷斯(Mark Frees)在观察后, 客观地见证道: “这些召会(assemblies)有时被其他人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然而, 这并不是他们自己采用或认可的名称.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单单奉祂的名聚集在一起(太18:20), 不该有任何宗派的称号.” 请参其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3/09/我寻获什么-我寻获的新约原则/ .

[44] 请参此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广被误用的名称-弟兄会/ .

[45] Fredk. A. Tatford,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vol.5): The Mysterious Far East (Bath: Echoes Publications, 1984), 第380页.

[46] 例如莱克德(F. Roy Coad)写了《弟兄会运动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艾朗赛(H. A. Ironside)写了《弟兄运动的历史概述》(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麦克道尔(Ian McDowell)写了《弟兄会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Brethren”)等等.

[47] 博饶本(W. G. Broadbent)见证道: “这些召会在世界各地的福音堂(Gospel Halls)、宣道堂(Mission Halls)、福音中心(Centres)甚至住家中聚会. 这些基督徒群体与其他教会不同. 他们当中没有教条, 没有圣职人员(Minister), 没有中央集权的控制中心. 他们不是宗派, 与撒狄情况的宗派有别, 因为他们只单单奉主的名来聚会(太18:20), 寻求遵行神话语中的一切吩咐, 在每个主日擘饼记念主的死, 参与各样的传福音和宣道事工, 相信主会随时再来而劳苦事奉, 遵照圣经所教导的治理方式 — 由神所立的长老来治理等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

[48] 此图表资料主要摘自钟今旺编写的文章 “划过逆流! 跨过洪流? — 西马福音堂之历史”(图表C), 载于邓雅荣主编,《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吉隆坡: 文桥传播中心有限公司, 2009年), 第136页. 以下图表的主题是参考《第十七届西马奉主名聚会长执主工研讨会 — 会后记录》, 2015年, 第22页.

[49] 引自《最大的福音浪潮涌进来》, 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