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文体的释经研究 (一): 启示文学

(A) 引言

沈保罗 (Paul Shen)

曾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及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之客座教授的沈保罗(Dr. Paul Shen), 在论到圣经预言的解释时, 强调释经必须有修辞学与文学的分析(rhetorical and literary analysis), 因为“严格来说, 经文的形式与文体(genre)[1]原是信息的一部分.” 为此, 他进一步写道: “解释预言时也要留意预言文学的特点. 以预言文学来论, 有先知文学(或译: 先知书, prophetic literature)[2]、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与末世论文学(eschatological literature)[3]之分. 对这些分别的认识, 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解释圣经的预言.”[4] 什么是启示文学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

(B) 启示文学的定义

陈寿穗在其所著的《释经实用手册》一书中, 对“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 或简称: apocalyptic)这个圣经文体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并适切地指出启示文学的特色以及应有的解经原则. 下文主要改编自陈寿穗的这篇文章, 也在间中加添其他作者或书籍的资料.

首先, 我们需要厘清三个相关的语词, 即“启示文学”、“启示书”和“启示主义”.

(a) 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

根据陈寿穗, 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字词 apocalyptic 源于希腊文 apokalypsis (源自启1:1;[5] 编者注: 这节的“启示”在希腊文是apokalupsis {G:602} ). Apokalypsis 的意义是“揭露”(uncover)或“启示”(reveal). Apocalyptic 通常以形容词出现, 用以表达启示的文学类型, 或是该文学类型的世界观、末世观, 或是表达该文学类型呈现的宗教意识型态.

什么是“启示文学”呢? 以下是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在其所著的《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一书中引用保罗·汉森(Paul D. Hanson)给“启示文学”作出的简洁扼要之定义:[6]

启示文学是由一位不属这世界的生灵(通常是天使)向一位先见(seer, 喻指先知)讲述, 将天上的奥秘向他作启示性的沟通, 以故事为架构, 其中多有异象: 异象引导读者进入超越的实况, 胜过今日的情形, 使读者在试炼中大得鼓励. 异象将一般的经验颠倒过来, 天上的奥秘成为真实世界, 而现今的危机成了短暂、幻象式的情景; 因神将为忠心的信徒改变这个世界.[7]

陈寿穗指出, 圣经中的“启示文学”作品, 主要范围是但以理书第7至12章以及启示录. 其他经卷中的启示文学作品, 包括:

以赛亚书第24至27章(常被称为“以赛亚启示书”);
以西结书第38至39章;
约珥书第2章28节至3章21节;
撒迦利亚书第1至6章, 及12至14章.

至于约珥书第1至2章的蝗灾, 虽然使用象征笔法, 但没有太多意象, 因此, 应属于先知预言.[8] 新约马可福音第13章(参阅马太福音24-25章; 路加福音21章)的橄榄山讲论, 也具有启示文学的特色.[9]

“启示文学”不仅在以上的圣经正典中出现, 也可在非正典的作品中找到.[10] 格兰·奥斯邦指出, 启示文学和叙事文体一样, 跨越两约. 在旧约中有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和以西结书37至39章的异象, 或许也包括以赛亚书24至26章, 或约珥书的蝗灾(编者注: 有学者认为约珥书1-2章的蝗灾属于先知预言, 而非启示文学). 新约的启示文学可以包括橄榄山讲论(马可福音第13和平行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5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彼得后书2至3章、犹大书和启示录.[11]

至于非正典作品, 格兰·奥斯邦指出, 在“次经”与“伪经”中, 有以诺壹书、斯拉夫文以诺书(即: 以诺贰书)、希伯来文以诺书(即: 以诺参书)、禧年书、摩西升天记、以赛亚升天记、巴录贰书、巴录参书、以斯拉肆书、所罗门诗篇、亚伯拉罕遗训、亚伯拉罕启示录、十二族长遗训的一部分(利未、拿弗他利, 或许也含约瑟)、亚当夏娃传(即: 摩西启示录)、黑马牧人书、西卜神论篇(三至五书), 和几部昆兰书卷(如战卷、天使礼仪、暗兰遗训).[12]

论到上述属于启示文学的圣经正典书卷和非正典作品, 格兰·奥斯邦也表明这些材料跨越的范围为公元前第7世纪到公元第2世纪. 明白非正典的文学很重要, 可以为正典材料的研究带来正确的观点与掌控的原则. 学者大致同意启示文学在起源上, 受到先知书和智慧文学的影响. 先知书提供世界观, 启示文学则提供实事求是的方向, 以及诠释异梦/异象的“先知性智慧”.[13]

(b) 启示书(Apocalypse)

“启示书”(英文: apocalypse )一词, 是 apokalypsis 的音译. 古代犹太教传统, 将启示文学视为一种特殊文体, 具特定结构和形式, 以启示文学的末世观, 描述世界结局已经迫在眉睫, 全地即将发生超自然剧变.[14] 犹太教的“启示书”包括: 但以理书第7至12章、以诺一书、以诺二书、以斯拉四书、巴录二书、巴录三书、及亚伯拉罕遗训.[15]

(c) 启示主义(Apocalypticism)

至于“启示主义”(apocalypticism)一词, 它也是源于 apokalypsis . 这是被掳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用语, 指借着梦、异象或听觉来领受神向人启示的奥秘, 为的是宣告神即将介入人类的历史, 拯救祂的子民, 并且要消灭压迫神子民的仇敌, 将现有宇宙的次序重新创造, 恢复神原先创造宇宙时的完美.

“启示主义”一词曾用来描述社会运动或是宗教意识型态, 当以色列人受到外族统治和迫害时, 启示文学的作者使用启示文体, 借着异象和象征用语, 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盼望. 受到这些社会运动或是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 撰写启示文体的著作蔚为风气, 也呈现启示书末世性的多楼风貌.[16]

十九世纪初, 德国学者采用“启示主义”一词, 指受到启示文学观念与主旨所影响的思想模式与世界观. 启示主义强调超越凡间(天堂、地狱、死者所在)与超越凡间的存有(神、撒但、天使、鬼魔)、超自然介入历史事件、启示的末世观, 以及死后报应, 通常是描述二元的对抗.[17] 可知, 启示主义一词, 用来指称具有末世特色的著作, 特别是描述世界末日会发生的种种特别现象.

(C) 启示文学兴起的原因

George E. Ladd

乔治·拉德(George E. Ladd)认为以色列人受异族统治时启示文学盛行, 主要原因有三:

有一群对神忠贞、谨守律法的余民, 生活在不遵守律法的民间, 对历史与神学产生困惑.
这群公义的以色列民, 一心谨守律法, 却因政治迫害而受苦, 激发他们探究邪恶的因果问题.
这群受苦的子民, 期待神说话, 为他们解说当前处境的结局, 但是神却静默不言. 正当此时, 启示文学的作者以特殊文体解释“义人为何受苦?”、“神的国度为何迟延不来?”等问题.[18]

犹太启示文学兴起的时间, 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主前第8至第6世纪, 接续被掳前与被掳后的预言, 而发展出来的特殊文学.[19] 罗列(H. H. Rowley)说, “启示文学是预言的儿子, 然而却与预言有所差异.”[20] 启示文学的作者直接获得神的启示, 通常神直接借着梦、异象或其他方式, 将启示晓谕作者.[21]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他们历经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统治, 因长久受异族政权的治理, 犹太人觉得毫无盼望, 除非超自然的神力介入, 才可能得救. 这种期盼心态, 以生动的异象形式和主题描述出来, 形成启示文学的特色. 启示文学属于古代近东文学思想体系, 揉合希伯来的预言、以色列人的智慧, 以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等的题材.[22]

今日学者认为启示文学的起源, 是受到“预言智慧”(mantic wisdom)的影响. 预言智慧, 包括: 对梦、神谕、星象的解释, 以及对未来事件神圣奥秘(divine mysteries)的解释, 例如: 约瑟与但以理的解梦, 他们两位都借着神所赐的智慧, 解明一般人难以了解的异梦意义(创40:8; 41:25,39; 但2:19-23,30,45; 5:11-12).[23] 马库斯·博克穆尔(Markus Bockmuehl)认为预言智慧和典型预言的交互作用, 构成启示文学素材的来源, 因为启示文学着重神秘的象征异象, 以及借着神的使者来解释神启示的异象.[24]

(D) 启示文学的写作目的

根据圣经文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在一次启示文学研讨会中, 设定启示文学的定义为: “启示文学是一种天启文学的类型, 具有叙事的架构, 透过另一个世界的存有, 向一位人类的接收者, 传递启示, 揭示一个超越时空的实体. 就超越时间而言, 它预示末世的救恩: 就超越空间而言, 它引入了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又说明启示文学的目的: “从超自然的世界和未来的角度, 来解释现今世界的情况; 并借着从神来的权柄, 叫它的读者重新检视自己对事物的理解, 也反省自己的行为.”[25]

圣经的启示文学自主前第7世纪开始出现, 至主后第2世纪写作截止. 其中大量出现的时期是主前第2世纪至主后第1世纪之间.[26] 圣经启示文学的目的, 是神要安慰在异族统治的神子民. 他们在异族统治的危机中, 期待神的拯救, 却迟迟未见神的拯救临到. 神借着异象启示作者, 使他看见神为人类历史所设定的终局, 以及神在末世的拯救, 作者就把所看见的异象宣讲出来, 让听者能与作者一同从天上的角度, 察看地上神子民的处境, 使受苦的子民, 知道现今的困境是暂时的, 在末世必有美好的结局.

启示文学借由超自然世界的异象, 以及末世神国度的降临, 让听者从天上和末世的角度, 来观看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世界, 使神子民明白, 到末日, 神的权能必定介入历史, 要拯救他们, 以此信息坚固他们的信心, 进而改变他们的认知和行为, 相信神必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困境, 若坚持信仰, 必能看见神得胜的日子.[27]

(E) 启示文学的特色

依启示文学的文学类型, 以及宗教意识类型的特殊观点, 表现的共同特色有11项, 以下逐一简述之:[28]

采用大量“现今世代”和“未来世代”两者相互对比的描述法.
作者多半对现今世代心怀悲观看法, 却乐观期待一个未来崭新世代的来临.
期盼神的治理能速速来临, 神介入历史, 除去现今地上统治者的权势.
喜欢将过去的历史事件, 改写为预言的形式.
神的拯救将临到全宇宙, 而不是单属于个人、以色列国或神的子民.
具有宿命论(fatalism)[29]特征, 认为现今无法克服的邪恶, 到末日, 良善必会胜过邪恶.
到末日, 神的权能将介入历史, 拯救忠于神的义人, 消灭恶人, 重新恢复伊甸园的美景.
超自然的天使和鬼魔, 在启示文学的未来启示与事件中, 占有重要的篇幅.
神将拣选与设立一位弥赛亚, 代表神执行祂在地上的治理权.
启示文学有丰富的象征, 经常透过异象传递讯息, 多半是托名之作(例如: 假借以诺、摩西、但以理、以斯拉或巴录的名义写作).[30]
启示文学的作者很少涉及伦理方面的教训.[31]

(F) 启示文学和预言的差异

启示文学和圣经的预言虽然有少许的相似点, 但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明显的差异, 其差异如下:[32]

启示文学和圣经预言的比较

	启示文学	圣经预言
1	将来神要介入历史, 审判恶人, 建立公义国度	宣告神要审判罪恶, 拯救回转的子民
2	焦点集中于当时发生的事件, 却投射于改写的历史事件中, 使当时的人读起来像是听预言一般	针对当时的历史处境传讲预言, 有关将来的审判或盼望的信息, 如同已实现的历史事件
3	直接用文字叙述	以口传形式, 再写成文字
4	象征用法较奇特	象征用法很自然
5	极端的善恶对比(天使对比撒但, 弥赛亚对比敌基督)	无
6	对世人无力改变现世的黑暗, 怀着悲观的看法	强调世人的悔改转变是改变时局的关键
7	劝勉那些忠于神的子民要坚持信心到底	呼吁百姓要悔改归向神
8	多半为托名之作[33]	奉主的名写成或说出

从先知文学转变到启示文学, 其中有两个特点:

正典期先知的任务是宣讲神的话, 呼吁百姓悔改; 启示文学, 见异象者的任务是描述神对将来的计划, 叫百姓得着安慰和盼望. 例如: 先知阿摩司看见准绳的异象(摩7:7-9)和夏果的异象(摩8:1-3), 是向以色列人宣告神必审判, 不再宽恕他们; 而先知撒迦利亚看见八个异象(亚1-6章), 是为了安慰以色列人, 宣告神必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34]
先知的预言是针对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处境; 而启示文学的作者由现世进入超越历史的层面, 神的大能将粉碎邪恶的权势. 先知文学面对大自然和人类当前的情境; 启示文学论到历史和宇宙的终局. 例如: 先知阿摩司和耶利米关注当时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层面, 呼吁以色列国全民要回归西乃山之约, 否则神将们交在亚述和巴比伦人手中; 以赛亚也看重锡安山, 神在地上的居所, 这城必永不动摇. 至于启示文学则超越历史, 将亚述、巴比伦、歌革及玛歌革看成敌对神的权势, 终必被神打败(启20:7-10), 地上的耶路冷也不是焦点, 因为神要更新一切, 新耶路撒冷与新天新地, 将取代先前旧有的创造(启21:1-22:5; 参林前15:20-28).[35]

(G) 启示文学的解经原则

启示文学有其解经的特殊原则, 包括:

找出圣经的启示文体;
注意经文的发展模式;
寻求作者的原意;
留意字义法和象征法的平衡解释;
要寻找经文主要的重点;
着重神学意义与预告式预言的解释.[36]

(G.1) 找出圣经的启示文体

基本上, 启示文学具有叙事结构, 可分为两种形式: (1) 见异象者进入天界的领域, 或是到了凡人不能去的宇宙某处; (2) 没有超凡的经历, 而是回顾历史, 最后论及末世的危机, 以及从危机中得救的经验, 如: 善恶两势力的冲突, 最后恶势力被击败.[37]

圣经经卷并无纯粹的启示文学作品, 例如: 但以理书, 含有预言和启示文学两种文体, 先知预言与启示文学的性质并不相同【参上文(E)项】. 启示录也不全然是启示文学, 多数学者认为启示录是预言、启示文学与书信的(三种)混合文体.[38] 利兰·赖肯(Leland Ryken)则认为启示录的文学类型包含: 预言、启示文学、书信、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等多种文体.[39]

Leland Ryken

启示录的预言与启示文学常交互使用, 约翰指出神赐给他的启示是神对教会的预言, 约翰也以象征和异象, 宣告神将来的审判和赐福. 由于约翰用启示文学的文体形式来宣讲神的预言, 因此, 乔治·拉德(George E. Ladd)建议使用“先知的启示文学”(prophetic-apocalyptic, 或译: 先知预言的启示文学)来称呼启示录的文体.[40]

格雷戈里·比尔(Gregory K. Beale)[41]认为启示录的文体是“强化的预言”(an intensification of prophecy), 他将启示录视为“启示的先知文学”(apocalyptic-prophetic, 或译: 启示文学的先知预言), 因为启示录比先知文学更加注重启示的来源, 以启示性解释, 神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末世救赎, 并将这救赎历史与属天的本质及运作关联起来. 约翰使用启示文学形式传讲先知预言, 内中涵盖历史层面与末世层面.[42]

简而言之, 若要解释启示文学, 要先细读经卷, 辨识不同经文段落的文体, 找出启示文学的类型, 这是解释启示文学的初步要点.

(G.2) 注意经文的发展模式

释经者要研究启示文学中的经文所强调的观点, 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模式. 例如: 歌革和玛各的预言(结38-39章), 以西结先按年代叙述其暴行和恶谋, 然后提到大灾难(结38:19-20,22), 神要审判恶人(结38:23; 39:21-24), 荣耀神的圣名(结38:23; 39:7,22,24), 并且指出以色列的罪孽之后(结39:23-24), 余民要蒙恩归回(结39:25-29). 此处先知的异象, 强调宿命观点、善恶二元对立, 却缺少宣告悔改的信息, 只提到惩罚罪原与余民归回的信息.[43]

(G.3) 寻求作者的原意

约翰在神的启示中看见异象, 这些异象使他联想起旧约中相似的异象, 因此, 约翰在启示录中引用了其他的文本和材料, 来陈述在启示中所领悟的真理. 启示录的异象, 多数具有象征意义, 因此, 约翰写作的文学形式与象征笔法, 也常沿用犹太与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启示文学的象征笔法, 这些象征方式的表达是当时听众与读者所熟知、能理解的事物.[44] 有关当时象征的作品资料, 可查考旧约、间约文学[45]、希罗世界的背景,[46] 就更能确知约翰的写作特色.

除了寻求作者原意之外, 要肯定在作者及读者的认知之外, 有圣灵更完满意义(fuller meaning)的启示. 例如: 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及启示录都有预言文体, 有圣灵在启示中更完全的意义, 往往是当初作者及读者无法完全了解的. 这种更完满的意义是超乎人的理性所能认知, 也就是说, 启示中更完满的意义只有在预言成就之后, 人再受圣灵的启示, 才能了解原初著作所隐含的意义.[47] 释经者要先了解原初作者传递给当时读者的信息.

(G.4) 留意字义法和象征法的平衡解释

陈寿穗指出, 解释启示文学中的象征与数字时, 不能完全照字义解经【编者注: 但我们也要十分谨慎, 免得犯上“灵意解经”的错谬, 把实质的事物给“灵意化”, 失去了神原本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参以下脚注】.[48] 启示录的象征具有实质与属灵、时间及永恒的层面, 解释启示录的象征, 要兼顾字义的实质层面与隐喻的属灵层面. 例如: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启15:8). “殿中充满了烟”指实质层面; “神的荣耀和能力”指隐喻的属灵层面, 这节经文象征神圣洁的彰显与临在, 祂是审判及救赎的源头.[49]

早期以色列人很容易体会象征和意象的表达, 却不看重精确的统计数字. 例如: 但以理书第7章的四个大兽, 象征四个大帝国(但7:17), 不是照字面意思指四只兽(意即但以理所看到的“四个大兽”并非仅是指四个怪兽, 而是象征由人组成的四个帝国或强国).[50] 有些象征要透过别处的经文来解释它【即所谓的“以经解经”, 编者按】. 因此, 要注意以经解经使用的经文, 是否真正与启示录的经文或当时读者的历史背景相符合.

约翰使用的观念, 有些从旧约(例如: 以西结书16-23章, 或耶利米书51章)或启示文学而来.[51] 约翰不是直接引述, 而是经过修正, 再配合当时读者的处境作创新的陈述. 所以解释启示录的意象时, 必须针对经文的上下文, 以及根据读者当时的处境加以诠释, 不能直接引述旧约作同等的解说.[52] 在解释约翰引用但以理书或以西结书的意象时, 因为约翰极少直接引用旧约的意象, 他乃是将意象加以修正、更动或重新组合, 创造新的意象【编者注: 约翰并非凭己意自创新的意象, 因为约翰写启示录时是“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启1:19; 也参启1:1-2),[53] 并且“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 意指在圣灵的带领下写成的】. 例如: 启示录4:8的活物, 与以赛亚、以西结书所描述的活物不同, 所以不能作相同的解释.[54]

启示录引述或暗引(allusion)旧约的经文, 要从这些经文的旧约背景, 去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 以及读者当时面对的处境. 例如: “看哪, 祂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祂, 连刺祂的人也要看见祂;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祂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启1:7). 这节经文暗引但以理书7:13,[55] 及撒迦利亚书12:10的两段经文. 但以理书第7章的背景, 指出神的国度永不毁灭, 神必为受迫害的子民伸冤. 撒迦利亚书第12章的背景, 指出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有悔罪之心, 神要施行救赎, 审判列国, 拯救耶路撒冷. 约翰以“地上的万族”代表启示录中迫害信从与抵挡神的非基督徒, 甚至包括从创世至末世, 所有未信主的人. 虽然教会面对迫害, 但是神必定能胜过邪恶权势. 当基督再来时, 每个人都会看见祂裂天而降, 那些拒绝祂的人, 将为自己的罪哀哭、痛悔, 那些不信以及抵挡神的人, 为自己即将受的审判而哀恸捶胸.

约翰用象征笔法传达特殊的信息, 鼓励听者在面对当时的困境时, 看见神仍然掌权. 例如: 启示录第5章的狮子和羔羊、第8章的金香炉、第10章的书卷、第12章与第17章的妇人, 以及第13章的兽, 都要用理解象征的方式来诠释.

Gregory K. Beale

格雷戈里·比尔(Gregory K. Beale)认为启示录的信息, 各传达四层次的意义:

语言层次: 指聆听或阅读经文的解释;
异象层次: 指约翰亲身经历的异象, 以及异象造成的影响;
指示层次: 指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的特殊历史物证, 以及在当代历史处境相对应的人事物;
象征层次: 指每个历史处境所相则应的人事物, 以及这些人事物在异象中的象征含义. 例如: 启示录第13章中的“兽”, 从语言层次来说, 是听见与阅读到经文记载的凶残野兽. 从异象层次而言, 指约翰看见超越自然世界的兽. 从指示层次来说, 兽的意象可以在历史处境中找到相对应的人物或群体. 从象征层次而言, 兽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殊意义, 它可指所有敌对神的人类权势, 或指鬼魔的作为, 它亵渎神、逼迫神的子民. 那些将象征以字义解释者, 常忽略异象与象征层次, 直接在指示层次找到历史中相对应的人物或事件.[56]

因此, 要确定经文要按字义或象征作解释, 首先是查考圣经辞典, 找出经文词汇具有字义或象征的意义; 其次是根据经文上下文、文法、历史、文化、以及作者的原意, 从其中求取平衡的解释.[57]

(G.5) 要寻找经文的主要重点

主耶稣常用比喻教导人, 比喻只有一个主要重点. 同样, 启示文学作者用异象表达信息, 内中通常也只有一个主要重点. 因此, 释经者必须将异象视为一个整体来解释, 要留意异象的主要信息, 不要用寓意法(Allegorical Method)[58]强解内中的细节, 特别有关末世事件的细节. 因为异象是传达信息的媒介, 内中细节不具启示信息的意义.[59] 例如: 解释但以理书的四个大兽和七十个七, 主要重点是鼓励面对苦难的选民, 迫害必快过去, 拯救将临, 并且人类历史的终局在神的计划之中; 神必在所定的时期, 灭绝那行毁坏可憎的人, 使信靠祂的子民完全得胜. 释经者就不必强解四个大兽和七十个七的意义.

另外, 启示录13:1-10, 约翰描述海中上来的兽, 有些学者认为海中的兽是但以理异象的末日国度(但7:2-7), 有的学者却认为这兽是撒但仿冒基督, 或是认为这兽是历史中的特别人物或制度,[60] 这些说法都有强解细节之弊. 其实, 这异象的主要重点是鼓励信徒要坚持信仰到底. 乔治·格林(Joel Green)说的好: “约翰使用象征来传递他的信息; 然而, 这些象征并非‘其’信息.”[61]

(G.6) 着重神学意义与预告式预言的解释

陈寿穗指出, 启示文学的“预告式预言”, 目的是要安慰与激励当时遭受苦难的信徒, 明白上帝(神)在历史中掌权.[62] 即使信徒经历苦难与死亡, 基督最终必得胜, 祂要审判仇敌, 拯救神的百姓. 启示文学使用隐藏的象征(cryptic symbols), 也是为叫读者不要过分偏重将来是否应验, 而要留意该卷书的重要信息[63]【编者注: 有关这方面的看法, 我们也该谨慎明辨, 请参以下脚注的讨论】.[64]

总之, 启示录是鼓励当时受苦的基督徒, 明白神在历史掌权, 也在教会掌权. 即使信徒经历苦难与死亡, 但是基督终必得胜敌对的权势, 祂要审判仇敌, 拯救神的百姓.[65] 因此, 在无法判断预言已经应验或是尚未应验, 要强调启示文学的神学意义, 并且要谨慎解说预言应验的日期.[66]

(H) 结语

论到启示文学, 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指出这类文学采用“启示”( apocalypse )一词来称呼, 是在启示录1:1用到这个字(希腊文: apokalupsis )时才开始的, 直到第2世纪之后, 这个词才逐渐成为这种文体的代称. 这词的意思是将从前隐藏的知识揭露出来, 因此十分适切. 启示文学可从两个角度看, 既是一种文学的文体或形式, 也是圣经中这类文体特有的一系列概念.[67]

“启示文学”传达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 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将来祂必为忠心跟随祂的人伸冤, 刑罚作恶多端的人, 并将永远的安息和福乐赐给一切忠心信靠祂的人. 自古以来, 忠心跟随神的人常处于艰难的环境中, 需要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安慰, 以及神的应许所赐下的盼望, 这正是启示文学所提供的宝贵信息. 对于今日的圣徒, 当我们面对未来的经济缺乏稳定, 生态环境不保, 生活担子加重, 信心备受考验, 到处出现迫害时, 让我们谨记“启示文学”的核心概念或中心信息 — 我们的神仍然在宝座上掌权, 也必顾念一切属祂的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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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象征 (symbol) 的解释

(格兰·奥斯邦, Grant R. Osborne)

Grant R. Osborne

圣经的象征(symbol), 其实是一种特别的隐喻, 因此是语意范围多重含义的一部分. 诠释者的责任, 是判断象征在上下文中具备怎样的比喻含义. 这便意味, 真正的意思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中找不到, 而要从该象征古代背景的用法中来找. 今天在许多圈子当中, 圣经的象征常被误用, 因此这一点值得再三强调.

象微共有六类: (1) 外在神迹式的象征(焚烧的荆棘、云柱火柱、升天); (2)异象(撒迦利亚书第4章的橄榄树; 使徒行传10章那装满动物的大布; 启示录的异象); (3) 物质的象征(血 = 生命; 施恩座上的基路伯 = 神的圣洁; 葡萄树与枝子 = 神不断供应的能力); (4) 象征性的数目(启示录中的七和十二)、名字(以赛亚的孩子, 赛7:3; 8:3)、颜色(撒迦利亚书第6章和启示录第6章的四匹马)、金属(但以理书第2章从金到泥的尊卑顺序)、宝石(启示录第21章, 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根基石); (5) 象征的行动(以西结和约翰吃下书卷, 以西结书第2章与启示录第10章; 使徒行传第21章, 亚迦布用一条腰带捆绑自己); (6) 象征的礼仪(犹太人的节期, 庆贺收成或出埃及等; 割礼是立约的记号; 圣餐是记念耶稣牺牲的死).

从象征到象征所代表的实体, 读者首先需要寻找这类象征背后圣经的背景, 然后再用背景来解释后来引述的话. 资料的主要来源有三 — 旧约、两约之间文献(特别是次经)和希腊-罗马世界(约翰和原初读者的社会和世界). 例如, 但以理书的四头兽代表世上的帝国和其首领. 启示录第13章用到兽, 是根据但以理书第7章而来, 应当按照同样的方式解释. 至于启示录第13章从海里上来的兽是代表人物(敌基督), 还是帝国, 争论不少. 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及但以理书都提到这两方面, 这样看来, 是否应当这样区分, 还成问题; 两者都应该是正确的.[69] 重要的是, 要用象征的背景当作解开意义的钥匙.[70]

[1] “文体”(Genre / Literary Genre)指文学作品的分类范畴, 也称“文类、体裁”. 这文学体裁或类型是根据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形式和技巧对文学进行的分类, 例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 它由法语 genre (意即“种类”[kind] )引申而来, 反映作品的内在题材与外在形式特征, 并广泛应用于影视、艺术及文学批评, 用以界定作品的艺术规范和读者预期. 在解经方面, 圣经的“文体”可指圣经的预表、圣经的预言、圣经的比喻、圣经的叙事、圣经诗歌文体、律法书、旧约智慧书、新约书信、启示文学等.

[2] 先知文学(或译: 先知书, prophetic literature)是古代宗教著作的一种体裁, 主要见于希伯来圣经, 包含由被拣选的人(先知)代表神传达的信息、异象和神谕. 它侧重于呼召人们回归盟约的忠诚、道德劝诫和神的审判, 而不仅仅是预测未来. 先知书包括“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小先知书”(另十二本先知书).

[3] 末世论文学(eschatological literature)关注“末世”, 探讨死亡、审判、来世以及世界/时代的终结等主题. 其涵盖范围广泛, 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等神圣经文, 到末世论、宗教和现代世俗作品(如Left Behind series, 1995); 这些作品探讨、警告或提供关于人类和创造物最终命运的希望.

[4] 沈保罗著, 《释经讲道回忆录》(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2009年三版), 第32-33页.

[5] 启1:1: “耶稣基督的启示(KJV: Revelation; 希腊文: apokalupsis {G:602}), 就是神赐给祂, 叫祂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众仆人. 祂就差遣使者晓谕祂的仆人约翰.”

[6] 奥斯邦著, 刘良淑、李永明合译, 《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2年增订版), 第377页.

[7] Paul D. Hanson, Visionaries and Their Apocalyps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 第25-26页. 编者注: 他将C. Rowland, John J. Collins和David Aune的定义略作修改, 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 并对启示的文体作一全面简介.

[8] D. Brent Sandy and Martin G. Abegg, Jr., “Apocalyptic,” in Cracking Old Testament Codes: A Guide to Interpreting the Literary Genres of the Old Testament, ed. D. Brent Sandy and Ronald L. Giese, Jr.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1995), 第184-186页.

[9] 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新北市: 圣经资源中心, 2011年), 第195页.

[10] 有关“次经”(apocrypha), 请参以下《家信》的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什么是次经-为何不把次经列入圣经中/ . 至于“伪经”( Pseudepigrapha, 原意为“托名著作”), 它则是假托圣经人物名义撰写的犹太/基督教宗教作品, 属于“旁经”的一部分, 不被《希伯来圣经》、《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旧约圣经)和更正教的圣经所收录.

[11] 奥斯邦著, 《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76页.

[12] 同上引. 有关犹太教启示文学的极佳讨论, 可参看 John 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Jewish Matrix of Christianity. 2nd ed. (New York: Crossroad, 1992).

[13] 奥斯邦著, 《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第376页.

[14] David Aune, “Understanding Jew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tic,” Word and World 25 (Summer 2005), 第233-234页.

[15] 陈寿穗在文中指出, “基督教的启示书包括: 启示录与黑马牧人书.” 《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是2世纪初最著名的使徒教父著作之一, 也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卷.

[16] L. J. Kreitzer, “Apocalyptic, Apocalypticism,” in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ed. Ralph P. Martin and Peter H. David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第55-59页; Christopher Roland, “Apocalyptic,” in Dictionary for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ed. Kevin J. Vanhoozer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Co., 2005), 第53-54页.

[17] David E. Aune, “Apocalypticism,”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s, ed. Craig A. Evans and Stanley E. Port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第46页; Mitchell G. Reddish, ed., Apocalyptic Literature: A Reader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5), 第19-24页.

[18] George E. Ladd, “Apocalyptic, Apocalypse,” in Baker’s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Everett F. Harris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60), 50-51Ft 5

[19] Paul D. Hanson, The Dawn of Apocalyptic: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Roots of Jewish and Apocalyptie Eschat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9), 第1-31页.

[20] H. H. Rowley, 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 A Study of Jew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ses from Daniel to the Revelation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63), 第15页.

[21] Russell. From Early Judaism to Early Church, 第106-107页.

[22] Sandy and Abegg, “Apocalyptic,” 第182页.

[23] Christopher Rowland, “Apocalyptic,” in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 R. J. Coggins and J. L. Houlden (London: SCM Press, 1990), 第34-36页.

[24] Markus Bockmuehl, Revelation and Mystery in Ancient Judaism and Pauline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House, 1990), 第25-26页.

[25] J. J. Collins, “Introduction: Towards the Morphology of a Gene,” Semeia 14 (1979), 第9页; Adela Yarbro Collins, “Introduction: Early Christian Apocalypticism,” Semeia 36 (1986), 第7页.

[26] Leon Morris, Apocalyptic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2), 第19页.

[27] J. Ramsey Michaels,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uides to New Testament Exegesis, ed. Scot McKnigh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第25-26页.

[28] 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列出启示文学的7项特征: (1) 对现在的时代[指作者所处的时代]持悲观态度; (2) 有拯救或恢复的应许; (3) 超越物质界的观点; (4) “决定论”清晰可见; (5) 缓和的二元论; (6) 万有的再造; (7) 主要的末世观点在其中运行. 奥斯邦著,《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83-386页.

[29] 宿命论(fatalism)认为所有事件都是预先注定的, 因此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神完全掌管历史! 祂已经定下这世界未来的走向, 并且正如祂所宣告的: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赛46:10).”

[30] 关于“托名之作”, 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正确评述道: “许多人提出的第一个特征(指“启示文学”的特征), 就是启示文学是托名写作的, 这一点其实被过分强调, 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假定但以理书为第二世纪托名作品. 但这种看法至少仍有辩论的余地, 而我认为十分可疑. 而即使不算但以理书, 想证明以西结书、约珥书和撒迦利亚书是托名的作品, 就很不容易; 更很少有人想这样来证明启示录. 在古代世界, 如果一部作品与过去的某位英雄相连, 就显得更有权威. 例如, 《亚伯拉罕启示录》就详述这位先祖的生平, 作为异象经历的背景. 类似的作品分别假托以诺(例如《以诺壹书》)、摩西(例如《摩西升天记》)、以斯拉(例如《以斯拉肆书》)和巴录(例如《巴录贰书》、《巴录参书》)的名字.” 奥斯邦著,《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82页.

[31] Aune, “Apocalypticism,” 第48页; Morris, Apocalyptic, 第34-61页; Ladd, “Apocalyptic, Apocalypse,” 第51-53页; Hanson, Old Testament Apocalyptic, 第31-34页; Sandy and Abegg, “Apocalyptic,” 第180页.

[32] J. Barton Payne,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The Complete Guide to Scriptural Predictions and Their Fulfillmen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0), 第86-87页; Ladd, “Apocalyptic, Apocalypse,” 第51-53页; Sandy and Abegg, “Apocalyptic,” 第178-179页.

[33] 关于“托名之作”, 请参以上脚注的评论【参阅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对此的评语】

[34] Bernhard W. Anderson, Contours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9), 第302-303页.

[35] 同上引, 第298-301页.

[36] 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列出启示文学的5个释经原则: (1) 注意文学的类型(启示文学和预言是有分别的); (2) 注意经文的观点; (3) 注意经文或全书的结构; (4) 注意象征的功用与意义; (5) 强调神学(指启示文学的神学, 即安慰圣徒, 并向他们挑战). 奥斯邦著,《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89-393页.

[37] Frederick J. Murphy, “Introduction to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The New Interpreter Bible, ed. Leander E. Keck et al., vol. 7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第2页; Hanson, Old Testament Apocalyptic, 第25-31页.

[38] Gordon D. Fee and Douglas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3d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2003), 第232-235页; J. Ramsey Michaels, Revelation,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ed. Grant R. Osborne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第29-33页.

[39] Leland Ryken, “Revelation,” in A Complet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ed. Leland Ryken and Tremper Longman III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3), 第462-464页;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2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第477-483页.

[40] G. E. Ladd, “Why Not Prophetic-Apocalyptic?”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76, part 3 (September 1957): 第192-200页.

[41] 格雷戈里·比尔(Gregory Kimball Beale)是一位圣经学者, 目前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Dallas, Texas)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约和圣经神学教授. 他也是正统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

[42] G. 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ed. I. Howard Marshall and Donald A. Hagner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9), 第37-38页.

[43] Grant R.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rev, and expanded ed.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06), 第285页.

[44] Sandy and Abegg, “Apocalyptic,” 第188-189页; 孙宝玲著, 《启示录 — 万王之王》, 明道研经丛书66 (香港: 明道社有限公司, 2007), 第10-11页.

[45] “间约文学”(Intertestamental Literature)是指旧约(玛拉基书)与新约(马太福音)中间的四百年“沉默时代”所写的书. 这段时期有不少犹太著作, 特别是在主前250年以后, 直到初期教会时代之间写成的. 犹太教按照传统把其中一些作品列为“旁经”(Apocrypha).

[46] “希罗世界的背景”指的是“希腊”(Greek)世界和“罗马”(Roman)世界的背景.

[47] Robert H. Stein, A Basic Guide to Interpreting the Bible: Playing by the Rul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1), 第96-98页.

[48] 解释圣经预言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解释预言必须根据实义法”,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三/ 【参此文章中的 (J.1)项】

[49] Stephen S. Smalley,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of the Apocalypse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第14, 392页.

[50] 有关此四兽的解释, 请参以下两篇《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3/12/但以理书的四兽异象上/【此篇文章呈现保守派解经家的传统观点】;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4/04/但以理书的四兽异象下/【此篇文章呈现保守派解经家的替代观点】 .

[51] Walter C. Kaiser, Jr., Back Toward the Future: Hints for Interpreting Biblical Prophec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9), 第46页; 张永信著, 《从预言看末世》(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2), 第35页.

[52] Fee and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第255-256页; Joel Green, How to Read Prophec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84), 第76-77页.

[53] 启1:1-2: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祂, 叫祂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众仆人. 祂就差遣使者晓谕祂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54] Dennis E. Johnson, Triumph of the Lamb: A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 (Phillipsburg: P&R Publishing, 2001), 第7页.

[55] 但7:13: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亚12:10: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 本节同),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56]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第52-55页; Craig R. Koester, Revel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Thing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1), 第14-26页.

[57] A. Berkeley Mickelse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3), 第304-305页.

[58] 寓意法(Allegorical Method / Allegory)是一种透过表面字义(Literal Meaning)来表达深层、隐喻或象征意义(Hidden / Symbolic Meaning)的表达与阐释方式. 在文学中, 它将抽象概念具象化; 在圣经诠释中(即灵意解经), 它跳脱字面, 寻找背后的属灵、教义或神秘含义.

[59] Sandy and Abegg, “Apocalyptic,” 第189页; Fee and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第256-257页.

[60] G. R. 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ew Century Bible, ed. Roland E. Clements and Matthew Black (Green Wood: the Attic Press, Inc., 1978), 第208-214页; Green, How to Read Prophecy, 第78页;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第52-53页.

[61] “John has used symbols to convey his message; the symbols, however, are not ‘the’ message.” (Green, How to Read Prophecy, 第78页)

[62] David S. Russell, From Early Judaism to Early Church, 第133-140页.

[63] 格兰·奥斯邦(Grant R. Osborne)解释这方面的意思: “我个人相信, 使用神秘象征的理由之一, 就是要避免让读者过分看重未来的应验, 超过全书其他的信息. 作者(指启示文学的作者)希望帮助读者转向神, 而不只是转向未来的事件. 所以, 预言的真实事件被象征的云雾包围起来, 使读者不得不转向神, 惟有祂能成就这一切”. 奥斯邦著,《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92页.

[64] 陈寿穗写道: “有些时代主义者(dispensationalists)为讲求字义法解经, 以现今世界发生的时事, 用以解释启示录的预言或象征, 把启示录当成是未来事件的年代志, 这是用自己的私意解释圣经.” 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 第205页. 对于这点, 我们承认启示录中有些预言或象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是知识有限的我们目前无法武断地肯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所以务须谨慎, 免得我们武断的看法成为“用私意解释圣经”; 但这绝不表示所预言它不能按字义来应验. 主耶稣说祂给约翰的启示(即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启1:19) — 是必定成就或应验的事! 所以断不可“只需着重神学意义”(即最终神会得胜, 以此安慰信徒)而忽略所预言的事必然应验. 简言之, 对于不明确的预言或象征, 我们应该采用解释预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即“承认自己智慧有限而不知”; 有关这方面的原则,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四/ 【参此文章中的 (J.8)项】.

[65] Fee and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第253-257页; Klein, Blomberg and Hubbard,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第386-387, 440-448页.

[66] 上文主要改编自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新北市: 圣经资源中心, 2011年), 第195-205页.

[67] 奥斯邦著, 刘良淑、李永明合译, 《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77页.

[68] 就如一首英文主日学诗歌所唱的: “God is still on the throne, and He will remember His own…”

[69] 有关启示录13章的“兽”和敌基督, 请参《家信》文章: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4/将来的事十四-敌基督上/ 【特参此篇文章的附录一和附录二】; 以及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特参此篇文章的附录二和附录三】.

[70] 奥斯邦著,《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 第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