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三) :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的观点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image108(A)       序言

在上期的文章中, 我们看见“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是极其重要的, 因它会直接影响信徒整体的信仰、事奉的态度和灵命的成长. 虽然如此, 很多不信派的学者强调, “圣经无误”只是一些无学之士, 或不熟悉圣经之人所固守的迷信. 真正研究圣经的专家和博学之士, 早就放弃“圣经无误”的迷思. 果真如此吗? 本期, 让我们客观地探讨这方面的论证.

 

(B)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

            (B.1)   一些学者的攻击

有些学者认为, 相信“圣经无谬误”是出于人的无知: 既不熟悉圣经, 又未受过神学训练, 被蒙在鼓里了. 换言之, 只有熟悉圣经, 有丰富圣经知识的学者, 才洞悉“圣经错误百出的真相”! 贝尔彻(另译“贝查”, Richard P. Belcher)就有这样的看法. 他说:

今天很多学者和福音派人士, 都以为“逐字默示论”(verbal inspiration)已经死了, 不过这具“尸体”尚未埋葬, 原因是很多平信徒和未受过训练的传道人, 仍对这条教义深信不疑, 不肯接受学者们的新见解. … 信徒必须接受再教育, 使他们能明白和接受学者们早已肯定的看法. 但他们认为, 进行这种教育必须十分小心, 务要缓慢而不动声色, 否则那些未受过教育和对事情不了解的信徒, 突然发现他们所热爱的理论已经死了, 便会感到极度震惊.[2]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 有一位神学院的教师, 当学生们不接受他关于“圣经有误”的观点时, 他深为惋惜地对他们说: “我讲的这些, 你们在外面是听不到的…” 另有人对“圣经无误”大加鞭笞, 说道: “我不能相信, 任何读过圣经的人会笨到把圣经里的每句话皆信以为真, 会把圣经当作神圣的启示, 是神没有错误的话语. 然而, 人们却一再作如是的宣告, 并且准备如此持续下去. 难道这些人没有翻开圣经读一读吗? 他们果真无可救药了吗?”

image110          “面对这些言论,” 里程回应道, “人们不禁要反问, 难道相信‘圣经无误’的人真的连圣经都没有翻开读过? 无须论证, 断然不是! 难道愈有学问的人就愈认为圣经有错误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3] 为了证明此事, 里程引述《圣经难题汇编》(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Difficulties)一书的作者阿切尔博士(另译“艾基新”, Gleason L. Acher, Jr.)对“圣经无误”所作的见证和结论.

 

(B.2)   一些学者的辩护

image112(a)   阿切尔博士(Dr. Gleason L. Archer)

美国的阿切尔博士(Dr. Gleason Leonard Archer, Jr., 1916-2004)于1838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古典文学学士的学位后, 就到萨福克法律学院(Suffolk Law School)攻读法律, 并于1939年考获法律学士学位(LL.B.). 1944年, 他从哈佛大学荣获古典文学博士学位, 然后再到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希伯来文、亚兰文和阿拉伯文, 并于1945年毕业. 基于丰富学识和语言专长, 他先后受邀担任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圣经语言教授(1948-1965)和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旧约及闪米特语文学教授(1965-1986). 他于1982年出版他的经典著作《圣经难题汇编》, 并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 是我在过去30年搜集的. 这些年间, 我在研究院教书时, 走圣经批评(或译“圣经批判、圣经评鉴”, biblical criticism)的路线. 在哈佛大学修读学士课程期间, 我热衷于护道学(或译“护教学”, apologetics)及圣经论证(biblical evidences); 因此, 我致力研究与圣经有关的语文及文化方面的知识. 在学院里, 我主修古典语文; 接受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及德文的训练. 在神学院里, 我主修希伯来文、亚兰文及阿拉伯文. 到了研究院阶段, 我进而读叙利亚文(Syriac)及阿卡得文(或译“亚喀得文”, Akkadian). 我很熟悉这些语文, 以致我可以教授这些语文的选修课程.

较早时期, 在我念高中的最后两年, 我已对埃及中期的帝国产生了特别兴趣, 便修读了这类课程; 后来在我教授这门学科的相关课程时, 有作了进深研究. 在芝加哥的东方学院(Oriental Institute)时期, 我专门研究第18王朝的历史记录, 还有科普特语(Coptic)和苏美尔文(或译“苏默文”, Sumerian).[4] 将上述古代语文结合在一起的, 是在法律学院接受全科课程训练的时候; 我在1939年加入麻省法院. 在那里, 我获得找寻法律证据的全盘训练. 另外, 我还在黎巴嫩的贝鲁特(Beirut), 花了三个月时间特别研究现代阿拉伯文; 随后一个月, 我到了圣地, 在那里勘察了大部分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5]

无疑的, 阿切尔博士是个学习外语的奇才, 据说他熟悉多达27种语言.[6] 他在圣经原文、多种古代语文、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精深知识, 恐怕很多饱学之士也望尘莫及. 那么, 这位博学的圣经学者对圣经又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看到圣经错误百出, 不可信靠呢? 请看他在上引书中的自述:

image114我处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研究那些被认为与语言学、考古学或科学有冲突的经文; 我愈研究, 就愈发现圣经所载一切都是真确的. 因为由古至今被人指为谬误的经文, 都凭着圣经内证被适当地解开了; 客观地研究考古学的发现, 也能帮助解答这些难题. 求证于古代埃及文、苏美尔文或阿卡得文的文件时, 发现它们都与圣经的记载和谐一致. 接受过适当训练的福音派学者, 面对持人文主义立场的理论主义者(humanistic rationalists), 或贬低圣经地位之人的挑战, 及出于恶意的争论时, 根本就无需畏缩害怕. 圣经内证已可毫无破绽地反驳批评家对它的攻击. 圣经本身之所以具有这个功效, 完全因为圣经是由永活神的无误话语写成的.[7]

 

(b)   威尔逊博士(Dr. Robert Dick Wilson)

让我们再举一个专家为例证. 罗伯特·威尔逊博士(另译“卫伯特”, Robert Dick Wilson, 1856-1930)是历来最有资格的旧约语言学家. 185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出生的威尔逊, 在他年仅20岁时(1876年), 就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 接着继续深造, 再从这大学荣获哲学博士的学位. 此后, 他到德国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去作进一步的深造研究. 他在匹兹堡(Pittsburgh)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旧约, 然后回到普林斯顿, 获得举世无匹的希伯来文学者之国际盛誉. 他彻底精通超过40种的古代闪族语言, 好像他自己的语言一般, 可以随口讲论.[8]

image116威尔逊博士论到他自己说: “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专家, 他所要做的首务, 就是先确立这个事实, 证明他不负虚名. 一个专家可能比1百万名其他在场的见证人更为宝贵, 因为他们并非专家. 在一个人有权利讲述史事和语文以前 …特别是旧约, 基督教会有权要求这个人能够表现出他从事那种工作的能力.” 为了证明本身是旧约历史的专家, 威尔逊博士表示: “自从离开大学以后, 45年以来, 我一直不断致力于对旧约圣经作最广大的研究; 就是关于它的一切语言、一切考古学、一切译本, 以及关于它的经文与历史性, 我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这些事, 就是要叫你知道, 这是我之所以能够以专家的资格来讲话的原因.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我用了45年研究圣经, 结果使我有一更坚定的信仰(指对圣经有更坚定的信念), 就是在旧约时代, 我们拥有一部真实的以色列民族之历史史书, 我有权利把这件事向聪明的人讲述, 有人以为自己能耻笑古时的基督徒和信奉圣经的人…

“我既宣称(并证实)自己为专家, 我岂没有权那样做吗?(指为圣经辩护而言)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惯于参阅9种不同言语的新约译本, 我把希伯来文熟记在心里, 所以我能朗朗背诵, 连一个音节都不会遗漏中断. 从神学院毕业, 我当了一年的希伯来文教师后, 就到德国去. 在海得堡(Heidelburg)时, 我作了一个决定. 我以祷告的心决定  —  要把我一生奉献作研究旧约之用. 我那时25岁, 根据我祖先的年龄推算, 我可活到70岁的话, 我还有45年的光阴可以工作. 我把这段时间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个15年, 我要专心一意地研究所有必须的语言; 第二个15年, 我会专心研究旧约的经文; 而最后的15年, 我则保留为著作之用, 就是把我过去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写下来, 好把它们贡献给世人. 主使我能够实行这计划, 几乎已有一年之久.”[9]

这位旧约圣经和语言专家威尔逊博士, 在其所著的《科学性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一书中, 以各种历史和考古证据, 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他回溯至旧约时代时如此写道:

image118希伯来文圣经包含了26个或更多的外邦君王名字, 而这些名字都可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件(古代文献) 里找到. 大部分这些君王名字的拼写法, 在他们自己的碑铭上, 或在他们执政时期的文件上, 与在旧约圣经的文件上是一样的. 其他拼写上的改变则是按照语音变异规律的要求; 那些规律在希伯来文件写成的年代正在实行. 有两三个名字的字母或拼写法仍未能得出肯定的解释; 而即使在这几个事例里, 也没有人能指出希伯来经文的拼写是错误的. 反之亦然, 许多可见于同期亚述文件里的犹大和以色列君王名字, 跟现今希伯来文圣经里的拼写也是相同的.

从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144个例子(名字)和40个反向音译的例子(即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 即总数184个例子中, 证据显示, 2300至3900年以来, 希伯来圣经里的专有名词, 都极其精确地传递下来. 原来的文士必定是严谨地遵照准确的语文规则来抄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 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仔细态度和学术知识. 此外, 多个世纪以来, 希伯来圣经必定是由抄写员传送下来的(特指被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抄经家不断细心地抄写传递), 这现象在文学历史里是无与伦比的.”[10]

威尔逊教授继续说: “无论是攻击或是拥护圣经文本(text)的人, 都不应假定这些专有名词的准确翻译或准确传达, 是一件容易或平常的事情. 由于部分读者可能从未考查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在此举出一些可见于曼内托(Manetho)的著作和埃及碑文的埃及君王名字为例证. 曼内托是多利买非拉铁夫(Ptolemy Philadelphus)时期, 即约主前280年, 管辖埃及偶像神庙的一个大祭司. 他写了一本有关埃及王朝的著作, 其中一些片断存在于约瑟夫(Josephus, 第1世纪犹太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或译“优西比乌”, Eusebius, 第4世纪史学家)和其他人的著作里. 他从31个王朝的君王名单中, 提出了140位来自22个王朝的君王的名字. 这些名字当中, 有49个出现在碑文上的形式, 让我们认得出曼内托之拼写的每一个辅音; 有28个名字有部分能认得出. 至于其余63个, 则没有一个音节可以辨认出来. 倘若曼内托自己是从原来的记录抄写这些名单  —  有49个是相当正确的, 由此证实了这个推测  —  那50个或更多难以辨认的名字里的几百个异文和误抄, 必定由于他抄写的错误, 或传递他的文本时造成的错误.”

威尔逊又说, 这些君王(旧约记载的君王)约有40个活于主前2000至400年间. 每一个都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 “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君王 … 没有比这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 可以证明旧约记载在本质上的准确性.” 他在脚注计算了这准确的记载纯粹出于偶然的或然率: “从数学角度来说, 这样的准确性若纯粹出于偶然, 其机会率将会是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 换言之, 圣经的记载之历史真确性绝非出于“碰巧”或“偶然”, 乃是真理的圣灵所默示的! 借着圣灵的带领和监督, 圣经作者们写下了真确无误的各种记述.

按此凭据, 威尔逊博士客观地定下结论, 说道: “证明原文抄本经过2,000多年相当准确地传下来的证据, 是不能否定的. 2,000年前存在的抄本原原本本地从原著传递下来, 不仅仅是有可能的, 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 按照现存巴比伦文件类似的情况看来, 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拥有相隔数千年之原著和抄本的巴比伦文件, 和许多蒲草卷(蒲草纸文献), 当与古典文学之当代版本比较时, 虽然超过了2,000年, 其文本只有极小的更改. 尤其是其科学化而可证实的准确性, 在一些君王的名字, 和无数包含在已经传给我们的希伯来文本中之外国用词的正确拼写中, 可见一斑.”[11]

image120麦道卫(Josh McDowell)强调, 这位精通超过45种语言和方言的威尔逊博士, 对旧约作出毕生研究后, 得出以下结论: “我可以补充说, 在过去的45年, 我一直研究圣经, 得到的收获是使我比以前更加坚信; 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记述, 是以色列民族的真确历史.”[12] 换言之, 反对“圣经无误论”的人所谓的“愈有学问者就愈认为圣经有错”, 这看法和论点肯定无法成立!

 

(B.3)   化解矛盾的例证

无可否认, 圣经中的确“有些难明白的”经文(彼后3:16); 加上圣经与现今的读者之间, 有几千年的时空阻隔和文化障碍, 当时显而易见的事, 可能令今天的读者如坠五里云烟, 难以理解. 另一方面, 当比较熟悉圣经、对前后的经文能融会贯通时, 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有时似乎不一致, 甚至彼此冲突. 这就是有些对圣经下过比常人更多工夫的学者, 声称圣经有错误的一个原因. 然而, 正如里程所写的: “这些经文的‘矛盾’、‘冲突’多属表面现象, 可以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予以化解.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现仅以列王的年代为例.” 请留意里程举出的下列例证.

image122旧约圣经书卷“列王纪”(列王纪上下)记录了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诸王的历史. 因此, 该书卷的一个特色, 是两国统治者的年代资料. 但是, 仔细研究这些年代, 不难发现“矛盾”百出. 不仅南北二国的年代不能一致, 而且它们与周围的外邦国家的年代也无法吻合. 很多学者耗费了极大心血尝试精细地协调它们, 均无功而退. 以致一些著名的旧约学者不得不下结论说, “列王纪”的年代资料简直错得无可救药, 绝不可能根据它们编出一份系统的年代表. 但感谢神, 圣经学者蒂勒博士(另译“费毅荣”, Dr. Edwin R. Thiele)经潜心研究后, 发表其名著《希伯来列王的神秘数字》(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 基本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难题.

image124蒂勒指出, “列王纪”的年代资料之所以使人困惑不解, 主要是因为现代学者不懂得希伯来王朝的编年方法. 首先,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一年的起始月份是不同的. 以色列国的一年是从尼散月(原名亚笔月, 为阳历三、四月)开始的, 即今年的尼散月到下一年的尼散月为一年; 而犹大国的一年是从以他念月(后名提利月, 为阳历九、十月)开始的, 也就是说, 今年的以他念月到来年的以他念月为一年. 这样, 一个王登基的月份都可能影响年代记录. 比方说, 如果犹大王在阳历一月(早于尼散月)登基, 他的登基年可能与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五年同期; 但是, 如果他在那一年的阳历七月(已过尼散月)登基, 其登基年份就变成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六年了.

其次,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王年的方法有两种, 即“登基年历演算法”和“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按“登基年历演算法”, 一位君王登基后的下一年, 为王朝的正式元年; 而登基的那一年称为“登基年”. 不过, “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是将登基的那一年称为王朝元年. “登基年历演算法”类似中国人的周岁: 孩子出生满一年后才算一岁; “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像中国人的虚岁: 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 所以, 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每个君王在位的年期都比实际多一年. 根据蒂勒的研究, 犹大国从罗波安至约沙法, 都是使用“登基年历演算法”; 然后从约兰至约阿施则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接着作王的亚玛谢重新启用“登基年历演算法”, 直到犹大国灭亡. 在北国以色列, 从耶罗波安起, 到约哈斯为止, 都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明白了两种年历演算法的区别和使用情况后, 两国君王在位的年代之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第三, 要确立原有的希伯来帝历(帝王历法)及日期, 还得注意交叠统治和共同摄政的时期. 所谓“交叠统治”是指, 有时一个王国会一分为二, 各有其主; “共同摄政”则是协助肩负帝王的职责. 编定年表时, 若忽略了这些时期, 就会多出好些年来. 比如, 以色列国曾有过两王共同摄政12年, 如果把总年数算为24年, 就比实际的年数多了12年. 交叠统治时期也是如此. 蒂勒认为, 希伯来王朝历史中, 有9次交叠期或摄政期. 了解上述几个关键, “列王纪”中年代资料的许多矛盾就烟消云散, 呈现出一片和谐协调.[13]

 

(B.4)   要有正确的态度

与阿切尔博士、威尔逊博士、蒂勒博士等学者相反的, 是一些自认很有学问的学者, 一些看到圣经中的这些表面矛盾或冲突, 立即下结论说圣经有错误; 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以发现圣经的错误为乐为荣! 福音派领袖斯托特(John Stott)与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对话时, 曾这样说:

你的这些反驳, 让我回想起史密斯(B. T. Smith)博士. 1940年代, 他在剑桥大学教授“对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 而我那时是神学院的学生…. 他就如同库尔曼所说的那样, “以找圣经的矛盾为乐”. 我记得他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 念到路加福音3章1节以下, 就兴奋地拍手, 用他浓重的乡音说: “这段话满纸荒唐!”[14]

里程评述道: “同样是学者, 为什么对圣经的‘矛盾’、‘冲突’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主要原因是圣经观不同. 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的学者, 坚信圣经是神的话, 绝不会有错误; 当他们发现经文有矛盾、冲突时, 相信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因而努力钻研, 去化解他们.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如果我们被圣经中很明显的矛盾所困惑, 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书卷的作者有错误; 而是: 若不是手抄本抄错了, 就是翻译翻错了, 或者是你误解了.’ 而那些认为圣经只是人写的、充满错误的书的人, 一旦发现其中的矛盾、冲突, 不但不继续深入研究就立即说圣经错了, 而且会因这些‘错误’证实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而沾沾自喜、拍手称快.”

里程一针见血地说: “后者的态度对明白圣经是非常有害的. 一个学生遇到难懂的定理、公式时, 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 弄懂了, 他的学业也随之进步. 但是, 如果这个学生在学习中一碰到难题就怨天尤人, 不是指责老师讲错了, 就是怀疑教科书写错了; 自己不努力, 也不向他人请教, 这样的学生怎能学到真知识呢? 对可能出错的教师和教科书尚需要有起码的信心, 何况对神所默示、无误的圣经呢![15]

 

image126(C)       结语

在总结时, 我们要再次引述里程的话, 他贴切写道: “一个人能否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 与他的学识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从一般信徒到学富五车的学者, 都可以相信‘圣经无误’. 一个普通信徒, 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所以圣经是无误的. 一个渊博的圣经学者, 怀着敬畏圣经的心, 随着在刻苦的研究中将圣经的矛盾一个个地化解, 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心会愈来愈坚定.

“然而, 一个对圣经抱有错误成见的学者, 愈研究愈觉得圣经有错误. 因为, 当他发现圣经中的矛盾、冲突时, 不再深入研究就下结论说圣经有错误; 然后他戴着‘圣经有误’的有色眼镜去解读他所获得的资料; 这些被误解的资料又反过来误导他, 使之陷入负面循环, 不能自拔. 自以为了解圣经的‘内幕’、‘真相’, 却不知是被烟幕、假象所迷惑, 他的学识反而成为他明白圣经的绊脚石.”[16]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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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 “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可靠”(或译“无谬”, 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完全可靠的引导.[17] 简之, “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可靠, 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 ‘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 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18]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识, 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19]

 


 

 

[1]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 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 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务须留意的是,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  —  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 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些文章中, 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 正因此故,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               R. P. Belcher著, 《圣经无误辩》, 第20页, 引自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年), 第100-101页.

[3]               同上引, 第101页.

[4]               科普特语(Coptic)是由古埃及语演变而来的语言, 而苏美尔文(Sumerian)则是古巴比伦早期的非闪米特族语文(Non-Semitic). 注: 闪米特族(简称“闪族”)的语文(Semitic)包括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亚兰语)、腓尼基语、亚述语、埃塞俄比亚语等等.

[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02页.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eason_Archer .

[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02-103页.

[8]               https://www.tms.edu/m/tmsj19e.pdf .

[9]               Robert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第40-42页, 引自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年), 第961页.

[10]             R. 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第64,71页, 引自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132页.

[11]             R. 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第71-75,85页, 摘自上引书, 第132-133页.

[12]             R.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第42页, 同上引, 第62页.

[1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03-105页.

[14]             同上引, 第105页.

[15]             同上引, 第105-106页.

[1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106页.

[17]             同上引, 第75页.

[18]             同上引, 第84-85页.

[19]             同上引, 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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