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寻根 (二) : 科学与信仰 (上)

编者注: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的作者史特博(Lee Strobel)的经历. 套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通往无神论的路是由科学铺筑的; 叫我啼笑皆非的是, 我后来通往神的路, 也是由科学铺筑的.”

Lee Strobel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把基督信仰彻底击溃, 神或上帝只是过时的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的无神论信念进入《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和主编, 把童年信仰抛诸脑后. 过后其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1981年11月8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发现写成护道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博以往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似乎是世人的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的科学发现, 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 愈来愈指向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宇宙万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同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的科学事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科学是否“发现”了上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现了宇宙万有的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的可能, 进而思想“宇宙由神创造”的事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博踏上“科学探索”之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从细胞生化学、DNA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的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并在此书最后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万有由上帝创造,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巅峰. 此书的八篇访谈经过改编后, 刊登在《家信》的“受造之颂”专栏, 信徒与非信徒都不容错过.

Stephen C. Meyer

哈佛大学动物学与古生物学教授斯蒂温·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其所著的《万古盘石》一书中表示, 科学与宗教信仰是两个“互不重叠的领域”. 这位知名的进化论学者认为科学涉及经验主义的领域: 研究宇宙的组成及运作; 宗教信仰则涉及终极的意义与道德的价值观. 换言之, 宗教信仰与科学互不相干. 这也意味着基督信仰里没有客观的事实, 不符合科学事实. 到底科学与基督信仰是否互不相干, 甚至水火不容? 为了查询真相, 《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访问了荣获剑桥大学科学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的斯蒂温·迈尔(Stephen C. Meyer, 下文简称“迈”).[1]

(A)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史特博乘飞机抵达华盛顿州的威沃斯大学(Whitworth College), 访问正在辞别大学同事, 即将出任西雅图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 in Seattle)科学文化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主任的斯蒂温·迈尔博士. 身材修长的迈尔博士浑身是劲, 快人快语, 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善道、热诚. 史特博单刀直入, 详细谈论科学与信仰的问题.

史: “在这个崇尚科技的社会里, 许多人相信科学已将其他知识践踏在脚下; 例如, 哲学家莫尔兰德(J. P. Moreland)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他与一位物理学博士生谈话, 那人说: ‘只有科学是理性的, 只有科学可以找到真理, 除此以外, 全都是信仰与看法. 任何不能用科学方法量化与测试的东西, 都不可能是真实与理性的.’ 哈佛遗传学者陆宏田(Richard Lewontin)声称科学是‘唯一获取真理的源头’. 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些话?”

迈: “恕不苟同. 讽刺的是, 这一句‘科学是真理源头’的话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你不能用科学方法去验证它. 在哲学的前设上, 这是自打嘴巴的. 此外, 我虽然尊重科学, 但我不相信它必然凌驾于别的知识之上. 比方说, 莫尔兰德(J. P. Moreland)[2]就曾说明, 有些事情是凭着深刻自省(introspection)而非凭着科学而确知的. 我有自由意志, 这是我凭着自省而知的,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改变我的看法.

“我知道我能够自己决定开灯与否, 我驳斥任何决定论的讲法. 还有, 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 纵然这一切都不能够用可以重复的实验去核证. 话说回来, 科学固然教导我们许多关乎自然界的重要事情, 但真正的问题是. ‘自然界的事物是否另有所指呢?’ 我相信是. 科学能教我们许多真实的事物, 而其中一些事物是指向神的.”

史: “啊! 我念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时候, 深信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 — 而科学比信仰站得住脚. 你对深信‘基督信仰与科学是宿敌’的人有何忠告呢?

迈: “诚然, 这是一些人的观念. 有人坚称两者水火不容, 也有人认为河水不犯井水. 但我采取的是第三种立场: 认为科学的举证支持有神的信仰立场. 事实上, 过去50年, 各门科学都不约而同地为‘有神论’(theism)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也只有‘有神论’足以为这一切证据提供在理性上令人满意的解释, 说明一切的根由.”

史: “请举例说明.”

迈: “譬如说宇宙有一个起点 — 这是近代宇宙学家所公认的, 那么, 宇宙之上必只有一个超自然的因(cause)在那里, 假如生命的存在需要缜密调校的物理规律的话, 背后必有一位设计者作出调校. 又假设细胞懂得传递资讯, 正如分子生物学所显示, 这也表明它是出于智慧设计, 因为要有生命首先要有生物资讯. 凡此种种例子都叫人不再囿于(局限于)唯物(material)的层面, 而注意那先存的智慧因由(a prior intelligent cause). 我只是举了3个例子而已, 但这不过是起步而已.”

史: “这样搞混了科学与信仰不是危险的事吗? 许多科学家都把斯蒂温·古尔德(另译“顾尔德”, Stephen Jay Gould)的‘各不相干论’(NOMA: 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奉为圭臬(标准), 声称科学与信仰各有自己的范畴. 他认为‘科学的范畴是宇宙大地, 宗教信仰的范畴是意义与价值’. 将科学与信仰的界线划得一清二楚有何不可呢?”

迈: “我认为‘各不相干论’某程度上是正确的. 科学的范畴有一些在‘形而上学’(另译‘玄学’, metaphysics)方面是中性的, 例如‘元素周期表(periodic table)有多少元素?’或‘计算引力的数学程式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不会大大改变你的世界观, 有人喜爱引用伽利略(或译“迦利略”, Galileo)的名言: ‘科学告诉你天体的运转, 圣经告诉你往天堂的道路.’[3] ”

史: “听来老套, 却又不无道理.”

迈: “当然有道理. 某程度上, 信仰与科学旨趣各异, 一方(指信仰)留意三一神的本质, 另一方(即科学)关注‘大爆炸’(Big Bang)时有些什么基本粒子(particles). 可是, 另一些科学课题却直接左右(控制)人的世界观, 例如‘起源’的问题(指生命起源的问题). 如果纯自然(生命是自然产生)的看法是对的, 有神论就是多余的假设了. 科学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交接点就在这里. 这是世界观之争, 而‘各不相干论’在这里就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科学发现无可避免会影响这些大是大非的世界观问题. 要两者互不干涉, 真正的方法乃是两者只择其一.

“你明白吗? ‘各不相干论’认为科学指涉的是事实, 信仰指涉的是道德与信念. 问题的根源在于圣经信仰对事实有一清二楚的讲法: 宇宙有起点、神是创造者、人具有某些特质(如有罪性和罪行, 需要救赎, 编者按); 圣经也论到时空里的历史事实.[4] 就拿历史悠久的基督徒信经(即主后三、四世纪的《使徒信经》, Apostles’ Creed, 编者按)来说吧: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架、受死、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就历史而论, 彼拉多是第1世纪身在巴勒斯坦的人, 信经声称耶稣与他同期, 又说耶稣从死里复活, 称上帝为创造天地的主, 基督信仰一贯都是涉及真实世界的. 按圣经所言, 上帝向人发出启示, 乃是在时空之内, 这样一来, 是好是歹,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5]总免不了切入历史与科学的事实之内, 冲突矛盾或者互相吻合, 是必然的. 要落实‘各不相干论’, 妥协是唯一的方法, 这就是古尔德的做法 — 信仰对于他只不过是伦理教训、心灵慰借、形而上的意义信念 — 但基督信仰却不甘以此为限.”

史: “请举个实例, 说明古尔德怎样为了迁就‘各不相干论’而淡化了基督信仰?”

迈: “好, 古尔德在那本《万古盘石》(Rocks of Ages)内将耶稣复活后向多马显现贬为‘一个德育故事’(a moral tale). 他必须这样理解, 因为耶稣复活显现出自宗教信仰的文献 — 圣经 — 而‘各不相干论’认定信仰只可涉及道德与价值, 否则有违各不相干的原则. 但圣经明明以耶稣复活显现为真实的历史事件, 甚至基督教的兴废, 全在乎(主耶稣)复活显现是否属实. 各不相干论者也许可以将信仰困在道德教训的范围内, 但圣经作者却不予苟同, 无法将上帝的论述安置在与事实无干的所谓‘信仰范畴’之内. 当然, 有些宗教对于‘各不相干论’感到非常自在, 但按照圣经的基督信仰断不会如此, 因为它不仅建基于信心, 也建基于事实, 决不可退让.”

史特博想起约翰逊(另译“强生’, Philip Johnson)对于“各不相干论”颇不以为然. 约翰逊评述道: “古尔德皇恩浩荡地给宗教信仰的人士一条出路, 任凭他们随意就道德上的事发放主观意见, 唯独不许他们挑战科学家断定‘事实’的权威, 包括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心灵慰借的‘神话’这个‘事实’.”

史: “那么, 科学与圣经旨趣虽异, 彼此重叠之处可也不少, 对吗?”

迈: “事实如此. 每有重叠时, 必有相符与相异之处. 19世纪的历史家凭着启蒙运动思想架构作判别的准则, 每每以为凡是重叠的地方都是相撞冲突的地方 — 而占上风的非科学莫属! 他们相信科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冲突只会愈来愈厉害.”

史: “那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迈: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相信科学(指科学事实, scientific facts)的见证支持有神论. 诚然, 张力与悬而未决的冲突在所难免, 但过去50年来的科学发展明显是朝着有神论的方向走. 科学, 搞对了, 一定指向上帝.”

(B) 科学指向有神论

迈尔的看法与史特博求学时期的进化论思想简直是相差甚远. 史特博本以为达尔文的自然论(naturalistic theories)已经把上帝挤掉了, 但迈尔却深信科学与信仰是携手指向同一真理的, 所以史特博定意要他讲得仔细一些.

史: “你既然相信科学指向有神的信仰, 可否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迈: “首先, 我要谈谈新的宇宙学(cosmology)理论, 就是‘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及其连带的‘广义相对论’(general relativity), 两者目前均指向宇宙是有确切的起点的. 今天绝大部分科学家都相信能量、物质、空间、时间是有起点的, 而这是极为‘反唯物’(antimaterialistic)的观点. 你不能单单以时间、空间、物质、自然律来解释宇宙的起源, 因为广义相对论指出这一切范畴都需要一个因(cause), 一个超越的因. 有神论坚持此因就是上帝. 简言之, 自然论(naturalism)在宇宙学上举步难行, 进得愈深, 愈免不了面对上帝存在的假设. 两个理论合起来, 正好替基督信仰从无到有(creatio ex nihilo)的创造论作出科学的描述. 诚如诺贝尔奖得主彭西亚(或译“潘赛”, Arno Penzias)评论大爆炸所说的: ‘我们所掌握的最佳数据, 正好与我单凭摩西五经、诗篇或全本圣经所作的推测一无二致、完全一样.’

“第二类可称为‘宜人调控’(anthropic fine-tuning)的证据, 意思是物理的一切定律与范围都有精确数值(numerical values), 但这一切并没有‘必须如现况’的原因. 然而, 这些定律与常数(constants)竟然不可思议地配合起来, 让宇宙成为可存有生命的所在.”

史： “请举例说明.”

迈: “就以宇宙扩张的速度为例吧, 它的精确度是1与1060之比. 换句话说, 只要快一点、慢一点, 宇宙都不会有生命存在. 正如霍伊尔爵士(另译“贺尔”, Sir Fred Hoyle)说: ‘依常理来看, 事实叫人看到一位超然的智者(superintellect)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玩弄于股掌之上! 大自然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盲目力量.’ 看来这样的调控的确出于设计者的妙手. 照物理学者戴维斯(另译“戴维思”, Paul Davies)所说: ‘设计的事实, 呼之欲出.’ 我绝对同意这讲法. 这是智慧设计的明证.

“第三个例子是生命的起源(origin of life)以及产生生命的讯息之来源. 生命的根源和开始需要生命的讯息, 这些讯息是由DNA和蛋白质分子盛载的.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道金斯(或译“多京斯”, Richard Dawkins)说‘基因的密码跟电脑编码太相似了’.[6] 细想之下, 电脑的运作是依靠软件才行的, 而软件乃是有智慧的工程师设计的. 每逢看到资讯 — 电脑编码、象形文字、书籍、洞穴图画 — 我们都会想到智慧(智能, intelligence). 照样, 所有生物细胞里的资讯, 也叫我们想到智慧.”

史: “这样的推论只是因着人的无知而作出的吧? 目前科学家还不能找到生命起源的解释, 但不等于要为着超自然的起源下结论啊.”

迈: “这绝不是因无知而立论. 我们不是因为自然论的进化观解释不了资讯来源而妄下结论的; 我们是因为所有理论都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 并且也知道只有一个能够产生资讯的因由 — 智慧, 而认为生命起源是有设计的. 就我来说, 这立论的基础很强.

“第四个例子, 设计论另一项证据是分子结构(molecular machines), 这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所解释不来的. 生物有机体内既整合又复杂的这些系统 — 亦即微生物学家贝赫(或译“贝河”, Michael Behe)所说‘无可简化的复杂性’(irreducibly complex) — 内有讯号传递线路和精致的驱动器, 以及各色各样的生物线路.”

史: “这又可以证明什么?”

迈: “生物体必须各部俱全才能运作, 试问达尔文式的随机自然选择又怎可能建构这样的系统呢? 自然选择是汰弱留强(淘汰弱点, 保留强点), 适者生存. 问题在于这些无可简化的复杂系统需要各部俱全并紧密配合后, 才能有所作为. 自然选择不能帮助你造出这么复杂的系统, 它只能把已经造好的保存下来. 倘若进化论要凭一次偶然的‘大跃进’一下子造出整个系统来, 根本就是空谈. 那问题就来了: 生物系统如何产生? 贝赫说, 这些系统看似设计的, 因为它们的确是从设计而来的! 说到底, 凡有无可简化的复杂系统出现时, 我们都知道出自设计者的手.”

史: “这论据有多强?”

迈: “十分强. 从达尔文主义者微弱的反驳可以看得到. 另一个例子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 这是生命史上另一个有力的证据.”

史: “威尔斯(Jonathan Wells)认为这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项基本反驳.”

迈: “事实如此, 在寒武纪霎时间出现了20至35样全新的生物体系, 复杂程度也是骤然而来(突然而生), 没有过渡体的存在. 这又是设计论的证据. 根据经验, 讯息一定是从有意识的活动来的. 在这里, 我们看见地质上有突如其来的大量生物讯息汇聚一起, 从而需要创出这些生物体来, 这一切乃是远远超乎达尔文机制(指自然选择的机制)所能产生的. 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此事. 设计论的解释比较可取. 试想像一下, 这些新的生物体如何突然冒出? 有古生物学家说: ‘我希望我的生物学者朋友可以告诉我, 这个进化速度要快到哪个地步才不再被他们称为进化呢?’ 达尔文曾说, 大自然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跳跃(leaps), 但事实上, 这里(指寒武纪大爆炸)却有! 唯独智慧的中介者(intelligent agents)可以造出这个大跃进(huge leap), 一方面也为设计论提出叫人折服的证据来.”

史: “好, 还有什么例子证明智慧设计论吗?”

迈: “人的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是‘有神论’的证据. 犹太教、基督信仰清楚地说, 人并非只有物质的成分, 用闵思基(Marvin Minsky)的话说, 人不是一具‘人肉电脑’, 而是按着上帝的形像造的. 我们有自省反思、雕塑绘像、语言创意等能力, 全不是单从科学角度可以解释的, 或以为这一切纯粹是大脑物质互动的结果. 这些能力到底从哪里来? 我认为有神论是最好的解释. 我们这里所搜集的, 乃是六个令人大开眼界的例子, 指出万物背后有一个超越万物的智慧因由(transcendent intelligent cause). 19世纪的科学家以为自然可以解释一切, 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这些知识. 过去50年来的发现, 实在叫我们今天的人知得更多.”

史: “根据你所提出的证据, 你怎样证明有上帝?”

迈: “第一, 有神论(theism)[7] — 即是承认超越的创造主的思想 — 为‘大爆炸’提出了一个比自然论更圆满的解释. 宇宙的起源必须是超越物质、空间、时间的, 否则不会有大爆炸. 犹太教、基督信仰的上帝完全具有超越的属性. 自然论, 按其既定意义, 却否认自然界这封闭系统以外的任何实体. 自宇宙一开始即有的物理定律、宇宙常数的调控、基本状态的精确设定, 一再指向智慧的第一因. 有神论确认了一个既超越又智慧的实体 — 即是上帝. 因此, 大爆炸和宜人调控的解释, 非有神论莫属. 泛神论(pantheism)[8]不能解释宇宙的来源, 因为泛神论者所信的, 是与物质宇宙融合为一的、没有位格的神(impersonal god). 这样的神无法从无变有, 因为它并非独存于物质宇宙之外. 既然物质宇宙先前是不存在的, 泛神论的神(即所谓融合于宇宙物质的神)也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的神又怎能叫宇宙存在呢?”

史: “自然神论(deism)[9]又如何? 自然神论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吧?”

迈: “可以, 在起源的解释上, 自然神论是可以的. 但我相信大爆炸之后的精巧设计, 削弱了自然神论的解释. 你知道吗? 它无法解释宇宙被造以后的种种精妙设计. 自然神论的神从不介入自然界, 但我们却到处看见生命历史中智慧设计的证据. 比方说, 在宇宙一开始之后许久许久, 第一个生物的细胞内带着极高的资讯内容, 叫人无法不接受智慧设计的有力证据. 综观来看, 我们今天 — 按照科学事实 — 所知道的, 可以巩固我们对神存在的信心. 所有的证据都非常强 — 事实上, 我认为是完全充分 — 说明有神论能为我们荟集的科学证据提供最好的解释. 科学与信仰不是水火不容. 正确解读科学见证和圣经教训可叫两者相得益彰. 对于质疑这种讲法的朋友, 我鼓励他亲自检视证据.”

(C) 论证神存在的历史

在法庭上, 审理不同案件的法庭对举证要求各有不同; 在刑事案件上, 控方需要确证被告有罪; 在民事案件上, 对原告举证所要求的标准相对较低. 此外, 有些民事案要求的是合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水平, 要清楚而具说服力的证据. 史特博问迈尔有关神学上的举证要求如何, 迈尔便给史特博上了一课“论证神的存在之历史.” 史特博安静虚心的听.

迈: “有一种极端的立场认为基督信仰根本不讲证据, 只讲信心, 这是‘唯信’(fideism)立场, 是从启蒙运动出来的, 认为过去一些论证神存在的讲法是无济于事的. 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另译“笛卡儿”, Rene Descartes)[10]所提的论证. 他所提的相当薄弱, 却试图绝对地证明神的存在. 他所用的是‘演绎法’(推论法, deductive proofs), 从主命题到次命题推断下去, 如果所有命题都是真的, 推论又合逻辑, 结论就是确定的. 例如, ‘人是必朽的, 苏格拉底(Socrates)是人,[11] 所以苏格拉底是必朽的.’ 笛卡尔眼高手低, 企图用他的论证法确证神的存在, 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确证或反证神存在与否, 是不可能的事. 结果, 有人就说既然无法论证神的存在, 干脆说信仰根本没有理性基础好了.

“后来, 达尔文出来说, 井然有序的一切其实是自然机制使然(即自然而成的), 与设计者无关, 这更巩固了信仰没有理性基础、信神存在是没有证据支持的看法. 面对这种情况, 信徒面对抉择: 要么唾弃信仰(因认为它没有理性基础), 要么抛弃认为信仰需要理性支持的立场. 保持信仰的人选择了后者, 他们说: ‘我信, 但我不需要、也没有理性基础!’ 他们从此将理性和信仰分了家, 断定科学与信仰分属两个范畴的事.

“但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 不必借助演绎法也可以为信仰作有力辩护. 在1998年, 数学家登伯斯基(或译“达姆斯基”, William Dembski)和我合写了一篇文章, 介绍另一个支持有神信仰的思维模式, 名叫‘最好解释引伸法’(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时常都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 假如我们要解释一件事, 我们会审视所有假设, 然后选取其中一个, 假如所选的是真确的, 它会为我们提高最佳解释. 换句话说, 我们会分析所有可能性, 不断加上新的资讯, 直到找着那个能够解释全部数据的方案为止. 至于选取哪一个假设, 方法就是衡量它的解释能力. 许多时候, 同一项证据可以用多个不同的假设来解释; 例如, 刚才说过, 自然神论和有神论都可以解释宇宙的来源. 但只有‘有神论’可以解释宇宙起源之后的生物设计数据. 因此, 它的解释力比自然神论更强.

“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凭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得到的结论, 是相当有把握的, 这也是侦探的工作方式. 法院里的律师所作的也是一样, 科学家也一样. 凭着这个思维模式, 我们所得到的实际把握是相当大的. 我们检视刚才提到的各种证据, 不论是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意识, 都发现有神论的解释力涵盖面广, 力度强劲. 神的存在叫这一切广博的证据得着更全面、更简洁、更恰当的解释, 别的世界观瞠乎其后, 其中包括有神论的两个主要对手: 自然论和泛神论. 对于有神论的新证据, 无论是相配或支持, 都与日俱增. 1992年, 科学历史家伯纳姆(另译“布南”, Frederic Burnham)说神存在的假设‘过去百年间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受尊重的一项假设’. 我认为不仅是‘受尊重’, 更是证据确凿, 叫人无法不承认上帝仍然健在.”[1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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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科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基督信仰与科学虽有各自的领域或范畴, 但绝不是互不相干, 水火不容, 乃是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以下知名科学家的观点说明此事.[13]

(1) 伽利略(另译“迦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被誉为“现代实验科学之父”, 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方面贡献良多. 他提出著名的“两本书的隐喻”(The Metaphor of Two Books). 他说: “上帝给我们两本书, 一是圣经, 神的话; 二是自然, 神的工作. 上帝是这两本书的作者. 因此, 这两本书不应该有所冲突. 圣经告诉人类去天堂的路, 但没有告诉我们天体 (太阳与众星系)是如何运作的.”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31-32页)

(2)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是德国天文学家, 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探讨大气折射问题, 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近代光学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现代天文学之父”. 他认为: “科学已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 但它的应用有危险性, 它必须要有伦理为导轨, 才能有建设性的用处. 因此, 你我必须知晓与领会到科学有它的功用与限制, 借此促进科学与基督信仰成为伴侣, 给人类带来福利和福气.”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43页)

(3) 威廉·布拉格爵士(另译“布喇格”, Sir William Henry Bragg, 1862-1942)是英国物理学家、现代固体物理学创始者之一, 由于与儿子(Sir William Lawrence Bragg, 1890-1971)一起用X线衍射计确定晶体结构, 共获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位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认为“科学与神学采用彼此不可简化的观念而运作. 它们二者是不同于运作而已, 不是彼此对立. 事实上, 我认为科学与神学间的关系, 有如人的大拇指与其他手指之间的合作, 以便能掌握不同的物件.[14] 它们的合作是处于不同的部位, 是相互合作. 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范畴, 使人们能处理不同的理念”.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34页)

(4) 凯斯特勒(Kenneth A. Koestler)是英国生物学者与哲学家. 他说: “科学, 尤其是自然科学, 是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宇宙中的被造物. 按其基本性质, 科学家不试图去研究造物主, 因造物主在科学的范畴之外. 宗教, 特别是基督信仰(Christianity)尽可能用‘哲神学’(即“哲学、神学”, philosophic-theological)的思考去理解和认识这位造物主. 根据需要以及从本质上讲, 基督徒感激神的设计、创造的目的和他所造之人的存在价值. 科学和宗教在范畴和方式上不同, 但它们最终的目的是相称一致和相辅相成的.”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15, 36-37页)

(5) 约翰·波尔金霍恩(另译“皮尔金豪恩”, John Polkinghorne, 1930-)是前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数学物理学家和神学家. 他说: “基督信仰的信心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它理性的基础. 首先, 它开始时相信有一位全能、全智的神. 某些关于神的部分可借着所造之物看见为证, 另一些看不见的部分则需要我们靠信心接受. 对于相信的人, 真正的信心对他日常的实际生活产生莫大的影响力.” 他又说: “科学与基督徒神学是‘智力的堂兄弟”(intellectual cousins), 它们均研讨现有事实的存在如何给予合理的解释, 追求最后的真理. 因此, 科学的研究和神学的研讨是相互平行的.”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37页)

(6) 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是前加州大学副校长和物理学教授. 他说: “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并不惧怕以宗教性(指基督信仰)的宏观来思索他们的工作. 他们认为这是理智的参与. 例如牛顿对圣经预言深感兴趣. 行星不是偶然存在的, 而是展现造物主的美感艺术.”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39页)

(7) 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D. Phillips)是马里兰州(Maryland)大学量子物理学教授, 以及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 他说: “我的宗教信仰(指基督信仰)既不是无事实根据的、非理性的, 也不是非科学的. 我相信科学是不能证明神的本性. 我深信任何问题, 没有比神期待我们在这世上互相合作, 以及我们对他的回应来得重要.”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39-40页)

(8) 罗伯特·罗素(Robert John Russell)是加州大学神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说: “基督徒神学与科学正进入一个新关系中. 科学的发现不是削弱信仰, 而是为基督徒的信仰和神学提供支持. 基督信仰给予科学属灵的洞见和意义.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在宇宙背后有一个充满设计的智慧者和目的. 在英美的大学校园内, 科学家们举办许多学术会议, 努力结合这两门学科.”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第40-41页)

[1] 斯蒂温·迈尔(Stephen C. Meyer)念完了物理学和地质学学位, 便赴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念科学历史与哲学硕士, 专攻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进化论历史; 过后还荣获剑桥大学的科学历史与哲学博士学位, 其论文是分析生物学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科学性以及方法论. 过去15年来, 迈尔已成为“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运动中最有见识和说服力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他的文章与著作可见于下列书籍: 《达尔文主义、设计论与公共教育》(Darwinism, Design and Public Education)、《纯粹创造: 科学、信心与智慧设计》(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 Intelligent Design)、《智慧的印记: 了解智慧设计论》(Signs of Intelligenc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t Design)、《创造论的假设: 智慧创造主的科学证据》(The Creation Hypothesi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n Intelligent Creator)、《科学与宇宙中的设计证据》(Science and Evidence for Design in the Universe)等等. 他也为杂志报刊撰写不少稿件, 包括《起源与设计》(Origins and Design)(他是编辑之一)、《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 以及《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等等. 他也在电台和电视上与达尔文主义者正面交锋. 他曾在威沃斯大学(Whitworth College)任哲学副教授, 目前出任西雅图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 in Seattle)科学文化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主任及资深院士. 他对智慧设计论最显著的贡献, 可见于他2009年6月出版的著作《细胞里的签名: DNA和智慧设计的证据》(Signature in the Cell: DNA and the Evidence for Intelligent Design).

[2] 莫尔兰德(J. P. Moreland)有广阔的学术背景. 他攻习过科学(他是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化学学士), 有渊博的神学知识(他在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硕士学位), 亦是个极受尊敬的哲学家(他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获取博士学位). 他出版过10几本书, 包括《攀登世俗城》、《基督信仰与科学的本质》、《上帝存在吗?》(注: 此书是他与凯·尼尔森[Kai Nielsen]的辩论记录)、《创世记》、《身体与灵魂》、《全心全意爱上帝》, 以及得奖作品《受到围攻中的耶稣》等.

[3] “Science tells you how the heavens go, and the Bible tells you how to go to heavens.”

[4] 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不断被现代考古学证实为“历史事实”. 有关这方面的例证, 请参 2006年1/2月份和3/4月份(第62和63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三): 圣经的历史真确性”.

[5] 《为人类寻根》一书的译者(陈恩明)像其他许多译者一般, 将英文“Christianity”一词译作“基督教”, 但这词原无“教”(宗教)的意思. 事实上, 圣经所传的并不是宗教(没有所谓的“教主”, 只有“救主”). 它所强调的是信心或信仰, 故将之译为“基督信仰”更为贴切.

[6] “the machine code of the genes is uncannily computer-like”, The Case for a Creator, 第95页.

[7] “有神论”(theism)所提倡的世界观, 是坚信有一位有位格的、无限的创造主存在. 该创造主虽超越本身所造的宇宙, 却可存于这世界中, 有无限的权柄、能力和慈爱. 贾斯乐和布鲁克合著, 杨长慧译,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年), 第27, 345页.

[8] “泛神论”(pantheism)的世界观是否认神的超越性, 认为神与宇宙原为一, 神就是宇宙(有者形容“宇宙是神的身体”). 一般而言, 泛神论者认为神是没有位格的(impersonal), 是“它”而非“他”. 对一些泛神论者, 神“用许多形式彰显它自己”, 另一些则说神是“弥漫渗透于万物中的能力”. 印度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 编者注: 此乃异端的基督教派)、科学论派(Scientology)和神智学(另译“通神论”, Theosophy)都持泛神论的思想. 同上引, 第47, 342页.

[9] “自然神论”(deism)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 并且超越这个世界之上. 但自然神论者否认神内住在世界中, 特别是否认神在世界中有任何超自然的作为, 所以他们不信神迹. 简之, 他们相信神创造世界, 但过后任由它按自然定律运行. 他们认为神俯视人类历史, 但不干预, 就像钟表匠制造手表后, 将表上紧发条, 接着便任由它自行运转. 但这观点违反圣经的教导(参但4:17; 约3:16). 著名的自然神论者有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政论家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等等. 同上引, 第42-43, 334页.

[10]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解释几何学的奠基人, 提出“我思故我在”, 其哲学基础是“灵魂与肉体”、“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的二元论, 主要著作有《几何学》、《方法谈》、《哲学原理》等.

[11] 古希腊有三大著名哲学家,即: (1)苏格拉底(Socrates, 主前469-399年); (2)柏拉图(Plato, 主前427-347年); (3)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主前384-322年).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 而柏拉图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12] 上文改编自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根》(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7年), 第67-80页. 编者也按此书原文The Case for a Creator作出少许修正补充.

[13] 摘自/译自刘杰垣著, 《科学与基督徒信仰 — 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9年), 第14-15, 31-41页. 编者按其英文语录对此书中文译文作出少许修饰.

[14] 布拉格爵士在另一处说道: “事实上, 我认为科学与神学的合作, 有如大拇指与其他手指合作, 拿东西更为稳重一样.” 同上引, 第14页.